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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血腥清場內幕——吴仁华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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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血腥清場內幕——吴仁华的历史见证
星期天, 九月 30th, 2007
六四血腥清場內幕——吴仁华的历史见证
作者：曾慧燕
1989年「六四事件」已經過去18年，許多事實真相至今仍有爭議。在六四18周年紀念前夕，當年親歷「中國歷史上最血腥一夜」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前研究室主任吳仁華，出版《1989年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內幕》（簡稱「清場內幕」），這是迄今為止最完整記錄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過程的見證。
捷克流亡詩人米蘭‧昆德拉說：「人與強權的鬥爭，即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清場內幕」作者吳仁華引用米蘭‧昆德拉的名言，希望世人不要忘記六四悲劇。
他指出，六四事件後，北京當局一再開動各種宣傳機器，極力掩蓋與迴避六四鎮壓的事實真相。而海內外的許多有志之士，一直致力「毋忘六四」的工作，但「也有些人在配合殺人者，呼籲人們忘記這件事，忘記這一天……。對於一宗曾經震驚世界和改變了世界格局的重大歷史事件而言，這是很不應該，也是令人頗為痛心的事情。」
自古忠孝難兩全
吳仁華原籍浙江溫州，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先後獲學士及碩士學位。作為一位曾經接受七年專業訓練的歷史文獻學者，尤其親身經歷了六四事件，吳仁華認為有義務和責任為六四留下一份可靠的歷史紀錄。
六四事件後，為了死難者，為了營救獄中的難友，為了向國際社會說明真相，吳仁華放棄安逸的大學教職生活，捨棄個人大好前程，在1990年3月初一個寒冷的風雨之夜，把生命交給大海，遍體鱗傷冒死游到彼岸。……
吳仁華1990年7月獲美國政治庇護，長居洛杉磯。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17年來，他「得到天空，失去大地」，也失去講台和學生，經濟拮据，生活清苦，但他充分發揮溫州人「既能當老板，也能睡地板」的精神，「念茲在茲，始終沒有放棄努力」。直至今日，終於完成30萬字的「清場內幕」，了卻多年心願。
艱辛的流亡生活沒有磨滅吳仁華的意志，「對此，我永不言悔。」但是，他始終捨棄不了親情，最痛心的是17年來未能對寡母侍奉盡孝，甚至連見一面都做不到。
隨著歲月的流逝，吳仁華「對守寡多年辛苦撫養五個子女成人的母親的愧疚之情日益深重。我知道，當年自己不告而別、遠走異國他鄉之舉，對母親的打擊和傷害有多麼大。」
為此，「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吳仁華，在內心對母親吶喊：「我苦難的母親啊，您能原諒我這個不孝的兒子嗎？」
捨身取義 視死如歸
儘管六四已經過去18年，重溫當年「中國歷史最血腥的一夜」，仍然令人熱血沸騰，悲憤填膺。
「清場內幕」主要記錄1989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整個過程，時間從1989年6月3日中午開始，到6月4日上午10時結束。全書30萬字，內容豐富翔實。吳仁華期望透過此書，令世人對整個六四事件有一個較為完整的瞭解。
此書對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作了具體突出的描述，例如：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完整過程；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絕食四君子」與戒嚴部隊的接觸談判情況；柴玲、李錄、封從德等學生領袖從拒絕撤離到決定撤離的過程；哪些解放軍部隊參加了六四鎮壓行動；哪支解放軍部隊最先抵達天安門廣場；哪支解放軍部隊殺人最多最兇狠、哪些解放軍部隊和高級將領抗命；那些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立功受獎、升官晉級；北京民眾阻擋解放軍部隊的英勇事蹟；醫務人員如何在槍林彈雨中救死扶傷；新聞工作者如何不惜流血犧牲記錄歷史；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輾死11名學生的現場目擊；「焚燒天安門城樓事件」真相等。
此書也著重闡明了一些長期存在爭議的問題，例如：天安門廣場有沒有死人？吳仁華指出，本來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以外殺人和在天安門廣場殺人，並沒有本質區別，不必特別說明，但由於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議，「六四事件」後不久，前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時甚至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因此，吳仁華列舉北京農業大學學生戴金平和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程仁興在天安門廣場被槍殺的事實，使此一彌天大謊不攻自破。
此外，在清場過程中，坦克是否曾經輾壓帳篷？以及帳篷中是否有學生？傳聞戒嚴部隊和公安部門銷屍滅跡，導致許多遇難者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是否真有其事？陸軍第38集團軍在鎮壓過程中並非「正義之師」，反而是殺人最多的「虎狼之師」，其次是空軍第15空降軍；還有，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的進軍命令和開槍命令何時下達等。
此書用相當多的篇幅，敘述北京各界民眾為了保衛天安門廣場及和平請願的學生，奮不顧身用血肉之軀阻擋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進城，死傷慘重。
吳仁華在書中指出，「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們，他們雖然文化素質不是很高，也不善於辭令，但是，他們卻在關鍵時刻表現出驚人的英勇無私精神。實際上，在八九民主運動中，最具有道德勇氣、犧牲最慘重的不是學生，更不是知識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為了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他們一直在用血肉之軀阻擋著武裝到牙齒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浴血奮戰，奮不顧身。他們絕大多數人手無寸鐵，少數人手中僅有的『武器』，也無非只是些磚頭石塊和棍棒而已，與戒嚴部隊軍人的衝鋒槍、機槍以至於裝甲車、坦克相比，顯得多麼地微不足道！」
直至今天，吳仁華仍然認為，「北京各界民眾視死如歸、捨身取義的精神，是八九民主運動留給歷史和後人最寶貴的遺產之一。」
吳仁華任職中國政法大學多年，深受中國考據學傳統的影響，崇尚實證，也深知法律的尊嚴。他強調，「我謹以人格和良知起誓，此書所記敘的一切，都是歷史的真實，絕無絲毫的虛妄，無論何時何地，我都願意並完全能夠承擔一切責任。」
撼動人心的悲壯
吳仁華指出，戒嚴部隊開槍殺人事件，在6月3日晚上10時至6月4日凌晨1時30分，主要發生在西長安街的木樨地、復興門立交橋、西單路口，以及天安門城樓附近和天安門廣場北端，開槍的部隊主要是陸軍第38集團軍。其次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南面的虎坊橋、天橋、珠市口、前門一帶的開槍事件，主要是空軍第15空降軍所為。
6月4日凌晨零時15分許，一輛戒嚴部隊的裝甲車開足馬力，由西往東沿著長安街從天安門城樓前急駛而過。「駕駛員真的很瘋狂」。
許多憤怒的民眾紛紛撿起石塊投向裝甲車，並有不少人揮舞著棍棒輪番衝向裝甲車，「對於裝甲車這類鋼鐵龐然大物來說，這些民眾的舉動近乎唐吉訶德鬥風車，然而，這是一場靈肉與鋼鐵的撞擊，這裡並沒有絲毫的喜劇色彩，只有撼動人心的悲壯。」
這兩輛裝甲車的編號分別為「337」和「339」，以天安門城樓為中心，在人潮洶湧的長安街上旁若無人不停地來回高速奔馳，連拐彎時都似乎不減速。
當時在現場的吳仁華，目睹了「一場驚心動魄的人與裝甲車的大戰」。
6 月 4 日凌晨零時 30 分許，又有兩輛裝甲車一先一後、時間相隔不到 5 分鐘，從天安門廣場南面的前門方向分別進入天安門廣場東西兩側的大道，風馳電掣般地前進，一路上橫衝直撞，撞開或輾過任何障礙物。這兩輛裝甲車也是屬於陸軍第 38 集團軍第 112 師的裝甲車隊。
「清場內幕」描述，「其中一輛裝甲車高速駛達東長安街建國門立交橋附近，竟然將正在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陸軍第39集團軍第115師的一輛軍用卡車迎面撞翻在地，不少官兵被拋出車外，將一名士兵的頭部輾爆，當場死亡，腦漿、鮮血濺了一地，另外有十多名士兵不同程度地受傷。這輛裝甲車肇事後繼續前進，並沒有停下來。從軍用卡車車廂被拋到地上的士兵們跳起身來紛紛破口大罵，大聲叫嚷：『老子不幹了！他媽的，老子不幹了！』一位基層軍官怒不可遏，從腰間拔出手槍，帶領著一群士兵奮力追趕肇事的裝甲車，喝令裝甲車停下來，但沒有見效。」
面對軍中同袍的傷亡，這一群官兵群情激憤，有的人把槍都摔了，有的人說要為戰友復仇。……
6月4日凌晨1時許，在長安街上來回竄動多時的003號裝甲車，在天安門城樓東側靠近觀禮台的地方，不知是被交通隔離墩上的鋼筋卡住了履帶，還是被民眾用鐵棍插進了履帶，在原地不斷地前後轉動，依然無法脫困。大批憤怒的民眾乘機蜂擁而上，在幾名復員軍人的指導下，先是用棍棒撬砸，繼而又用棉被鋪蓋上去燒烤，大火騰空而起。
約10分鐘左右，首先是兩名頭戴鋼盔的中年軍人忍耐不住高溫而鑽出裝甲車逃生，隨後駕駛員也出來了。這三名軍人立即遭到一群民眾圍毆，有人更吆喝著要把其中一名軍人拋到天安門城樓前的護城河裡。一位中年人擠不進去，在人群背後用已經沙啞了的聲音著急地呼喊勸止：「不要動武！不要給人製造鎮壓藉口！」
學生捨身保護軍人
多數民眾早已經被西長安街上的屠殺激怒了，根本不聽勸告。有民眾說，這輛裝甲車在東長安街建國門外撞死撞傷了不少人，不能輕易饒恕這些殺人犯，應該血債血還。十多個學生挺身而出，迅速擠上前去，形成一個保護圈，將三名軍人團團圍在當中，並緊緊抱住已經頭破血流的軍人，以自己的身體護住他們，同時苦苦勸說在場的民眾冷靜，不要傷害軍人，因為他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一時間，許多拳頭和雜物誤落到了這些學生的身上。如果不是這十幾位學生的竭力保護，並將這三名軍人一路護送到北京市紅十字會設在天安門廣場的臨時急救站，這三名軍人必定喪生於憤怒的民眾之手。為了保護這三名軍人，一位學生還被民眾誤傷，頭破血流。
「清場內幕」寫道，「戒嚴部隊的軍人都已經大開殺戒了，這些學生還對三名軍人竭力予以保護，實在是夠理性、夠善良的！」
1989年6月28日的《人民日報》，刊登某師副師長佟喜剛大校一篇題為《「共和國衛士」精神永放光彩》的文章，文中對當時003號裝甲車的情況有所著墨，但只談到佟喜剛等三位軍人的所謂英勇舉動和「暴徒」們的行為，刻意迴避了十幾名學生對佟喜剛等人奮不顧身的救護。
正義之師竟是虎狼之師
佟喜剛事後寫了一篇題為《浴血金水橋》的文章記錄此事（見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的《戒嚴一日》），文中引用裝甲車專業軍士駕駛員趙斌的一段回憶：
「突然正前方二百米處從路旁竄出兩個人，拖起一個隔離墩直朝我車跑來，我先是一怔，怎麼辦？躲，對方也會左右移動，隨車而變化。倒不如……我加大油門，方向絲毫不改，逕向前衝。每隔十餘米路上就有一處路障。我開動腦筋，正確分析，果斷處置，能撞則撞，能軋則軋。說心裡話還是躲得多。因為每撞一個障礙物，像崗亭、油桶什麼的心裡就一陣難受，為國家的財產而可惜。」
吳仁華指出，從趙斌的回憶中，「既可見解放軍軍人的素質之低，也可見中共當局平常都向解放軍軍人灌輸了些什麼可怕的思想觀念，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但在他們的眼裡，價值竟然不如崗亭、油桶之類的『國家財產』。活生生的人可以不用躲避，『方向絲毫不改，逕向前衝』，照撞照輾不誤，而每撞一個障礙物，像崗亭、油桶什麼的心裡就一陣難受，為國家的財產而可惜。也只有這樣素質的軍人，才會製造了血腥屠殺平民百姓的事件。」
相比之下，在戒嚴部隊開槍殺人之後，許多北京市民和學生雖然極度憤怒和悲傷，但仍然懷著一顆善良的心，千方百計地保護迷路和掉隊的數以百計的戒嚴部隊軍人，並將一些受傷的軍人及時護送到醫院救治。「如果不是這樣，面對北京城內數十萬計的被屠殺事件激怒了的『暴徒』，整個六四事件中，死亡的戒嚴部隊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軍人，將絕對不止15人。」
六四事件後，北京當局頒布37名「共和國衛士」名單，包括15名死者和22名傷者。
六名軍人死於自己之手
死者中有六名軍人隸屬陸軍第38集團軍，不過，他們不是被憤怒的「暴徒」打死，而是在西長安街翠微路口因為轉彎時車速過快，翻車後油箱爆炸起火，被困在滿車的防暴器材中活活燒死。
吳仁華指出，第38集團軍是六四事件中殺人最多最兇狠的一支部隊，將西長安街殺成了一條血路，他們歷經四個小時，突破數以十萬計學生和市民的重重堵截，挺進到天安門廣場，除上述六名翻車死亡的「共和國衛士」外，沒有任何一人被憤怒的「暴徒」打死。
從上述15名軍人的死亡時間來看，他們都是在6月3日晚上10時許戒嚴部隊開槍鎮壓之後死亡的，「這也充分證明軍隊開槍鎮壓在先、群眾暴力反抗於後的事實」。
隨著第38集團軍部隊的挺進，天安門城樓一帶槍彈橫飛，不少學生和市民中彈傷亡。許多民眾冒著生命危險，自動自發地在槍林彈雨中搶救傷者。一位勇敢的北京市民，獨自用平板車在戒嚴部隊的火網中，至少拉了21趟受傷者。
紅十字車被亂槍掃射
正當醫務人員和志願救護者在天安門城樓東側的中國公安部北門前，緊急為一些受傷的學生和市民處理傷口時，從東面沿著東長安街開來了一輛大通道式公共汽車，這是一輛插有紅十字旗幟，臨時用來運送傷者的車輛，車上約有十幾名見義勇為的志願救護者，一些傷者迅速被抬上車去。
司機大概想再救載更多的傷者，繼續向西行駛，也就是向第38軍挺進過來的方向開去，尚未接近天安門城樓前的金水橋，就被密集的槍彈包圍，車子前後的窗玻璃都被打碎了。
槍聲暫停之際，車內一個年輕人爬到車廂前面，奮不顧身地取下插在車頭、印有紅十字的白旗，使勁搖晃著，向戒嚴部隊軍人說明救死護傷的目的。當時在車上的志願救護者史鑒的白上衣上繡有紅十字的標記，他冒險從車窗探出身子，向不遠處的戒嚴部隊軍人大聲呼喊：「請你們不要開槍，我們是救護受傷者的！」並且向他們示意車上的紅十字標記。
在史鑒向戒嚴部隊軍人喊話表明志願救護者的身分和救人目的後，車上的志願救護者繼續搶救傷者，汽車也重新啟動。「突然間，猛烈的槍聲再次籠罩了車子，車廂前部分有人中彈倒下了。車子裡的志願救護者震驚了！誰也沒有想到在表明救護者的身分後，竟然會再次遭到戒嚴部隊軍人的開槍射擊，他們是搶救受傷者的志願救護者，而且還打著紅十字的旗幟啊！」
軍官近距離連開三槍
在天安門城樓東側的觀禮台附近，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糾察隊總隊長張健，被陸軍第38集團軍一名中校軍官用五四式手槍近距離連開三槍，右膝蓋受傷，右大腿肱骨粉碎性骨折，一顆子彈頭至今遺留在體內。
張健當年只有18歲，正在北京體育運動學校求學。6月3日午夜時分，西長安街一帶學生糾察隊和市民組成的防線，已經被戒嚴部隊強行突破，死傷慘重。張健帶領兩、三百名糾察隊員趕過去。
在新華門附近，張健看到戒嚴部隊的軍人一邊走，一邊端著衝鋒槍四處掃射，不少躲避不及的民眾中彈倒下。張健附近就有兩名糾察隊員中彈倒地。大家情緒極其激動，對著戒嚴部隊的軍人高喊：「人民軍隊愛人民！」……
這時候，一輛大型的公共汽車越過人群直接開到戒嚴部隊軍人的前面。密集的槍聲隨即響起，頓時把這輛公共汽車打的像篩子眼一樣，渾身都是槍眼。隨後軍人端槍衝到車上，揪著那些渾身是血的人的頭髮，把他們一一拽下車來。在一瞬間，張健看到被捕者中有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秘書長郭海峰。
張健此時與大家一起呼喊：「不准打人！你們放了他！放了他！」戒嚴部隊的軍人又舉槍射擊，幾個人紛紛中彈倒下。
這時張健的情緒非常激動。他撩起上衣直至胸前，對著戒嚴部隊領隊的一名中校軍官高喊：「我們都是學生，我們沒有武器，人民軍隊愛人民。如果你們想殺死我們的話，我就是你現在看到的糾察隊員的頭。要殺你就先殺死我！」這名軍官當時距離張健只有十米遠，清楚地聽到了他的叫喊，隨即舉起一把五四式手槍瞄準他，毫不留情連開三槍。
這時候，一批糾察隊員奮不顧身衝上前來，企圖搶救受傷的張健。槍聲再次響成一片，又有幾個人中彈倒下。張健雖然身負重傷，但頭腦還比較清醒，他對企圖再次上來搶救他的幾名糾察隊員喊道：「危險！不要過來！不要過來！」但他還是聽到一陣急速靠近的腳步聲，並伴隨著女孩子的哭聲，原來有許多女學生衝過來救他。
當時，天安門廣場上一輛急救車都沒有了，只有一輛被打壞了的121型號的汽車。張健看到躺在他旁邊有三位傷者，其中一傷者胸口中了三槍，另一名傷者被子彈穿進了鼻子。張健由於流血過多，後來陷入半昏迷狀態。糾察隊員們馬上把他和其他傷者抬上汽車，一路上近百人接替著推車，一直把體積龐大的汽車用人手推到同仁醫院，那一幕非常感人。
張健回憶說，與他同一輛車送到同仁醫院的還有四位傷者，傷勢都很嚴重，其中三名傷者死於送醫途中，另一名死在手術台上。
38軍長徐勤先拒當歷史罪人
在六四事件中，從公主墳路口到天安門城樓約七公里路程的西長安街一帶，是殺人最多、情況最慘烈的地方，而從這一路線殺到天安門廣場的正是陸軍第38集團軍。但在六四事件後相當一段時間裡，北京學生和市民紛紛傳說陸軍第27集團軍是屠殺民眾的主要部隊，38軍則成了反對屠殺民眾的部隊，甚至說成站到人民一邊，對27軍動武。
據吳仁華調查，誤傳事出有因，因為38軍軍長徐勤先中將在接到中央軍委命令他率部進京執行戒嚴任務後，託病住院，拒絕參與鎮壓。徐勤先抗命之事當時在北京廣為流傳，外界因此對他深為敬佩，出於愛屋及烏的心理，進而不相信、也不願相信38軍會對手無寸鐵的民眾大開殺戒。
「徐勤先抗命之舉，不僅為他的個人歷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也成了六四事件中引人注目的一起重要事件。」
前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現任解放軍空軍副政委的劉亞洲中將在擔任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時，曾在雲南省某空軍基地做了一次題為《信念與道德》的內部報告，透露徐勤先拒絕帶兵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情況。
當時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親自趕赴河北省保定市向徐勤先傳達中央軍委的命令，要他帶兵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為徐勤先拒絕。他最終被撤職、遭逮捕，後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他拒不認罪，也沒有推卸自己的責任，擲地有聲扔下一句話：「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
在受審時，徐勤先平靜地說：「人民軍隊從來沒有鎮壓人民的歷史，我絕對不能玷汙這個歷史。」
徐勤先身為解放軍第一王牌軍的軍長，也是當時唯一掛中將軍銜的軍長，在解放軍中廣受尊敬，就連劉亞洲在那次內部報告中，也承認「徐勤先是解放軍中少有的懂得現代化軍事理論和善於使用現代化武器的少壯派將領，本來有著遠大的前程」。
第15空降軍沾滿鮮血
談到六四事件，人們都只注意到27軍和38軍，幾乎沒有人注意與38集團軍同時抵達天安門廣場的第15空降軍部隊。這支從天安門廣場南面殺到的戒嚴部隊，隸屬廣州軍區空軍特種傘兵部隊，是當時解放軍唯一的空降軍、最精銳的部隊之一，受過特殊訓練，戰鬥力強，武器裝備精良。
這支空降軍在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挺進的過程中，幾乎人手一支衝鋒槍，一路開槍挺進，下手毫不留情，沿途在虎坊橋、天橋、珠市口、前門等地，尤其是在珠市口，打死打傷不少民眾。這條路線遇難人數僅次於西長安街。
「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所著的《六四死難者名單》一書，許多死難者就是死於第15空降軍的進軍路線，包括年僅17歲的高中二年級學生張建等。
第15空降軍部隊在抵達天安門廣場後曾經開槍殺人，是不爭事實。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1986級碩士研究生戴金平就是在第15空降軍抵達天安門廣場時，在東南部的「毛主席紀念堂」附近被槍殺。
另一位死於天安門廣場的大學生，是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八七級雙學士（相當於碩士研究生學歷）班學生程仁興，他是在廣場北端升國旗的地方被戒嚴部隊軍人槍殺的。
程仁興是第一個為外界所知的在天安門廣場遇難的學生。中國人民大學校方事後曾派專人詳細調查他的遇難情況，留下一份內部調查報告，但從來沒有公布過。「中國官方在六四事件後將有關程仁興的檔案予以封存」。
最先公開程仁興在天安門廣場遇害的是他的班主任范琦勇。范琦勇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八三級碩士研究生，與吳仁華是同年級、住隔壁宿舍的朋友。六四事件後，作為班主任的范琦勇曾到多家醫院尋找，好不容易才找到程仁興的遺體。
血的事實震撼軍心
「清場內幕」中提到消極抗命的陸軍第28集團軍軍長何燕然和第39軍116師師長許峰。
據劉亞洲在《信念與道德》內部報告中透露，當第28軍於6月4日清晨7時左右，在西長安街木樨地一帶遭到廣大民眾攔阻時，在指揮車裡帶隊的軍長何燕然與政治委員張明春不但沒有率隊強行開進，反而順勢停滯不前，而且兩人神態輕鬆，有說有笑的。軍長手搭涼棚往前一看，說了一句話：「遍地青紗帳。」政委隨即接了一句：「十萬青年十萬軍。」……
事後，軍長何燕然和政委張明春遭降級處分，何燕然調任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張明春調任吉林省軍區副政委。
吳仁華說，第28軍在西長安街木樨地一帶受到民眾阻攔是事實。該部隊官兵們開始都不相信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凌晨發生屠殺，強調「人民軍隊絕不會向人民群眾開槍」。一些年輕人跑到附近的復興醫院，高喊著：「要血衣，要血衣，28軍官兵不相信軍隊會向群眾開槍。」
這些人很快從復興醫院拿到很多血衣給28軍的官兵送去。「血的事實立即震撼了整個陸軍第28集團軍，導致軍心渙散，許多戰士氣憤地撕掉領章，扯下帽徽，有的戰士甚至把槍枝扔到了護城河裡。靠近木樨地立交橋約有七、八十輛車的軍人全都下了車，棄車而不顧，整個部隊幾乎失去控制。」……
到了中午12點半左右，戒嚴部隊指揮部總指揮劉華清(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特地指令空軍司令員王海，派了一架軍用直升機飛到木樨地28軍受阻部隊上空，用高音喇叭反覆傳達中央軍委的命令：「軍委首長有令，軍隊不能受阻，受阻堅決還擊！」實際上是在公開下達開槍命令。
但是，28軍始終沒有執行中央軍委向天安門廣場武力挺進的命令，相反，有一個戰士(一說是退伍軍人)開著裝甲車，用高射機槍向傳達命令的軍用直升機掃射，將軍用直升機打跑了。
在六四事件中，像28軍這樣消極抗命的部隊和軍人其實不少，許多被認為是因為迷路而未能按時到達預定地點的部隊，實際上是故意裝做迷路，許多被列入失蹤名單的軍人，實際上是臨陣棄械脫逃，當時在北京各處的護城河裡都可以找到被軍人丟棄的槍枝。
許峰師長消極抗命
在消極抗命的軍人中，陸軍第39集團軍116師師長許峰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第116師奉命向北京城內進軍途中，遇到一批又一批群眾的頑強堵截，整個部隊的行進速度非常緩慢，於是按照預定方案改走另一條路線。
當晚，師長許峰親自帶領一些參謀人員身穿便裝，先頭進入北京市區和天安門廣場附近察看情況。這時開始有消息在第116師官兵中流傳，說是有的部隊已經開槍殺人。「許峰從北京市區回來後神態凝重，告訴大家說，現在收不到上級指示，你們也不用找我了。說完這番話，就一頭鑽進了師部的通訊車裡待著，再也不露面。」
隨後，許峰帶著部隊一直在北京城外轉悠，說是一直收不到上級指示。實際上，當時第116師高炮團一營營部的電台，一再收到了中央軍委的焦急呼叫，許峰始終不回應。不明底細、頭腦簡單的高炮團一營營長還私下對人嘀咕：「奇怪，這明明不是可以收得到上級的呼叫嗎？師長為什麼一直說聯繫不上呢？」聽的人忍不住暗自發笑，但不願點破奧秘。
在許峰師長帶頭消極抗命的情況下，第116師除了步兵團 (第347團)在團長艾虎生、政治委員劉建星的帶領下，全體官兵上了刺刀，於6月4日凌晨按時抵達天安門廣場，參與了天安門廣場的清場行動。其他各團一直到6月5日，才在其他部隊的變相押解下到達天安門廣場執行任務。
許峰因為表現「不好」，六四事件後被迫轉業離開軍隊。
為了鎮壓1989年民主運動，鄧小平、楊尚昆到底動用了多少軍隊？至今仍然是一個秘密，人們無法獲得準確的資料。關於參加北京戒嚴的解放軍部隊總人數，迄今為止，有說是18萬，有說是23萬，也有說是25萬。「從目前已知的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情況分析，鄧小平、楊尚昆他們動用了18萬到25萬的解放軍野戰部隊進京應該是可信的」。
首當其衝死傷慘重
6月4日凌晨2時許，集結在天安門城樓金水橋前的第38集團軍，派出一支特種部隊(偵察兵 )小分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北端，對天安門廣場邊沿地區進行掃蕩。
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北角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總部首當其衝。工自聯總部原先駐紮在天安門城樓西觀禮台處，當戒嚴部隊開槍鎮壓事件發生後，工人弟兄們出於保護集結在紀念碑底座一帶學生隊伍的考慮，特意將總部遷移到天安門廣場西北角，這裡是戒嚴部隊從西長安街進入天安門廣場的必經之地。
工自聯成員遭到特種部隊的血腥掃蕩，總部帳篷起火，逐漸蔓延為沖天火焰。據一位倖免於難的工人回來報告說，當時約有30餘名工人遇難。
參與特種部隊清場行動一名軍人回憶說，任務中原有逮捕高自聯領導成員這一項，但根據事態進展，恐怕「節外生枝」，臨時放棄計畫。
6月3日，吳仁華受「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委託，組織特別糾察隊赴天安門廣場維護秩序，沒想到遭遇「中國歷史上最血腥的一夜」。
那一晚，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有一支為數三十來人的工人糾察隊與吳仁華等人協同執行維護秩序的任務。當戒嚴部隊軍人血腥鎮壓的槍聲打響後，這些工人糾察隊員們隨即一批批奔赴最危險、最前線的西長安街一帶。
6月4日凌晨1時許，一位渾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跑回來泣不成聲地說，他是唯一的生存者，與他同行的工人弟兄們都英勇犧牲了……
吳仁華說：「此時，這支工人糾察隊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僅存的兩位女青年，猛然甩掉披在身上的舊軍大衣，情緒極為衝動地就要跟著這位渾身是血的青年工人，一起衝向西長安街一帶。她倆那麼年輕，又是女性，由她倆去阻擋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讓人覺得太過殘忍，實在令人無法接受。」
吳仁華和在場的幾位特別糾察隊員流著淚苦苦地勸阻她倆，堅決不放她倆前行：「求求你倆，別去了！千萬別去了！我們良心上受不了！受不了呀！……她倆撲通一下跪倒在地，泣不成聲地說：『同行的弟兄們都死了，我們不能貪生不去呀……』」最終，她倆還是隨著那位渾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走了，而且再也沒有回來。
「我終身不會忘記這兩位女青年，不會忘記那些為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為了保護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為了爭取民主與自由而英勇獻身的工人弟兄們。在面臨生死考驗的時候，他們的勇敢程度遠遠超過了知識分子，充分表現了人性的高貴。」
那一夜心中只有恨
作為六部口中共坦克輾壓學生撤退隊伍的現場目擊者之一，吳仁華親眼目睹了三輛坦克追逐輾壓11名學生的暴行。
6月4日清晨7時許，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開始從六部口東邊的新華北街拐上西長安街，居民扶老攜幼出來觀看。「人群中有一位中年男子穿著短褲背心，抱著小孩站在家門口，只見他突然把懷中的孩子交給身旁的女人，走上前來，把自己腳上的拖鞋遞給了一位用布包腳的學生。一位年紀稍大些的男子見狀，也隨即跑回自家院子拿來一雙鞋子送給一位赤腳的學生。在整個過程中，他們都默默的沒說一句話。」
發生在眼前的這一幕，讓吳仁華情不自禁淚流滿面。他說：「這一夜我心中只有恨，這時才感覺到愛。」
儘管在天安門廣場經歷了血腥鎮壓，但是，善良天真的學生們還是料想不到當局會殘忍到動用坦克繼續追殺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正在返校途中的和平有序的學生。
當時中國政法大學約20餘名師生打著一面校旗，走在西長安街郵電大樓附近。其他撤出廣場的學生，也打著各自學校的旗幟，有秩序地由東往西走在長安街北邊的自行車道上。
「就在這個時候，三輛坦克從天安門廣場方向開過來，一邊發射著散發出淡黃色煙霧的毒氣彈，一邊沿著正行走著數千名學生隊伍的自行車道快速地追輾過來。一時間，長安大街上瀰漫著淡黃色的煙霧。這種淡黃色的煙霧不像是催淚瓦斯，因為儘管它極富刺激性，但並不催人淚下，而是一旦吸入之後，就會讓人當即感到胸悶氣短，透不過氣來。許多學生吸入淡黃色的煙霧後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乾嘔不止。」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經濟法系的青年女教師張麗英，因為過多吸入這種淡黃色的煙霧，當場暈倒在路旁，被學生送往醫院急救。一位曾經吸入這種淡黃色煙霧的學生，事後談到這種氣味的感覺是，「讓人掏心扯肺的，一個星期後症狀才完全消失」。
吳仁華指出，氯氣彈會給人體造成永久傷害、甚至死亡，應該屬於國際禁止的化學武器。可是，當局為了鎮壓，竟然無所不用其極。
吳仁華在洛杉磯主辦《新聞自由導報》時，結識一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生，他在六部口坦克追逐輾壓學生事件中也受了傷。幸運的是，由於個子小，當坦克從他的頭頂開過去時，他正好處在兩條履帶之間，除了左手骨折、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之外，居然沒有受重大傷害。
吳仁華回憶，當時他和數百名學生為了躲避坦克追壓，紛紛拚死翻越綠色尖頭鐵柵欄，欲進入郵電大樓的大院子暫時避難，而把門的武裝警察竟然緊閉大門，拒絕讓學生們入內。
待坦克過去，比吳仁華所處位置稍後的學生們已慘遭不幸，11名學生當場慘死坦克輪下。
北京科技大學（原北京鋼鐵學院）碩士研究生王寬寶，當時和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著一輛自行車走在自行車道上，當周圍的學生開始奔逃時，他倆不相信如此行走也會有危險，就沒有跟著一起逃。沒想到一念之差，兩人頃刻之間便倒在坦克的履帶下，林仁富當場死亡，王寬寶身受重傷，整個骨盆被軋成粉碎性骨折，數年中做了多次大手術，傷口多年後仍沒有癒合。因輸血染上「丙肝」病菌，無法再做手術。「受傷的部位可怕極了，整個臀部已無一處完好的地方」。
經過「天安門母親」代表性人物丁子霖多年尋訪，目前已經尋找到六部口坦克軋人慘案的五名死者和九名傷者，一共14人。其中13人有姓名、年齡、所在單位、受傷部位及致殘、致死原因。還有一名傷者是位女大學生，不願公開姓名。6月4日凌晨，她參加了一支自發組成的臨時救護隊，在西長安街上搶救傷者，「發了瘋的坦克竟然壓向這位女學生，將她一條大腿軋成粉碎性骨折」。
五位遇難者是林仁富、董曉軍、王培文、田道民、龔紀芳；受傷的九人是方政、王寬寶、權錫平、劉華等，還有一名傷者是位女大學生，不願公開姓名。6 月 4 日凌晨她參加了一支自發組成的臨時救護隊，在西長安街上搶救傷者，「發了瘋的坦克竟然壓向這位女學生，將她一條大腿軋成粉碎性骨折」。
另外四名傷者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和單連軍，都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有的被軋成重傷，有的留下終身殘疾。
在上述五名遇難學生中，龔紀芳是唯一一位不是死於坦克輾壓或撞擊的遇難者。她左胳膊中彈倒地，因吸入大量的毒氣造成昏迷，被民眾送入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經搶救無效身亡。死亡證明書上載明：死因主要是由於吸入毒氣造成肺部糜爛。另外，龔紀芳左胳膊的傷口很大，像是中了俗稱「炸子」的開花彈（達姆彈）。
人性的光輝與醜陋
在被坦克輾壓受傷的學生中，失去雙腿的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的經歷最具典型意義，也最讓人感歎。
當坦克追逐學生隊伍快速輾軋過來時，方政沒有只顧自己逃生，而是見義勇為，抱起一名因吸入毒氣和驚嚇過度暈倒在地的同校女學生向路旁移動。一瞥眼，方政發現一輛坦克近在咫尺快速輾軋過來，粗大的大炮筒子就在他的頭頂，他趕緊將懷中的女學生奮力推出去，自己卻躲避不及，上半身被夾在坦克兩條履帶中間，兩腿不幸遭到坦克輾壓，履帶上的鏈條絞著他的腿及褲子，將他拖出很長一段路，才掙扎著從坦克的履帶上掉下來，滾落路邊昏死過去。
方政被好心的民眾幫忙包紮了傷口，快速送到北京積水潭醫院救治，保住了生命，但失去了雙腿，右腿上部三分之一高位截肢，左腿膝蓋下五公分處截肢。
方政的苦難並沒有就此結束，他出院返校後遭遇到連串精神折磨。在六四事件後的大清查運動中，重度傷殘的方政被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列為重點清查對象。方政如實寫出在六部口被坦克輾壓的經過，有關部門卻非要他改口說是被汽車或裝甲車輾壓，絕對不能提到坦克，並要求他對坦克輾壓學生一事保持沉默，遭他堅決拒絕。
有關部門甚至懷疑方政在事件發生時有暴力行為，「否則為什麼會遭到坦克輾壓？」方政始終表示所說所寫都是事實。校方就去調查那名被方政所救的女學生，令人意外的是，那名女生既不願為方政作證，也不承認當時與他在一起。
北京科技大學青年女教師吳蓓和一位姓曹的職工，都是六部口坦克追逐輾壓學生隊伍事件的目擊者，當她倆得知那名女生不願為方政作證後，非常氣憤，主動為他作證。
人類歷史最殘忍瞬間
吳仁華悲憤地說：「六部口坦克輾壓學生隊伍事件太殘酷了！現場的情景太悲慘了！目睹者無不痛哭流涕，當時痛哭聲震天動地。從小就在書本上讀到『血腥』這兩個字，而只有站在六部口肝腦塗地、鮮血四濺的坦克輾壓學生隊伍的現場，我才真正明白『血腥』這兩個字的含義。我深受震撼，死亡是如此之慘烈，生命是如此之脆弱，現實是如此之殘酷，而心情是如此之傷痛。」
從此以後，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一瞬間永遠銘刻在吳仁華的腦海中：「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散亂地橫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遇難者遺體距離人行道兩米多遠，頭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腦袋中間開了一個大洞，像豆腐腦一樣的腦漿，參雜著許多紅色的血絲向前噴射出一米多遠。另外四具遇難者遺體倒在離這具遺體的東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兩具遇難者遺體被軋到了自行車上，與自行車粘到了一起。」
吳仁華指出，準確地說，部分死難學生不是被坦克輾死的，而是被坦克活活擠死的。在三輛坦克到達前，他們已經緊急躲避，有的已經越過綠色尖頭鐵柵欄，有的雖然來不及或無力越過綠色尖頭鐵柵欄，但已經讓開道路，緊貼在綠色尖頭鐵柵欄旁。
可是，其中一輛坦克並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頭擠倒路邊的綠色尖頭鐵柵欄，衝上人行道，把這些學生活活擠死在綠色尖頭鐵柵欄處，然後又猛地掉轉頭，甩倒幾名學生。
《戒嚴一日》一書中有一篇題為《紅牆外的較量》的文章，吳仁華指證作者就是親身參與並指揮上述三輛坦克追逐輾壓學生隊伍行動的指揮官、陸軍第38集團軍坦克第六師上校團長羅剛。
吳仁華呼籲，「讓歷史和我們都牢牢記住羅剛這個名字，直到有一天將他送上審判台為止，只有這樣，那些在六部口事件中慘死的遇難者在天之靈才能安息，他們的親屬以及受傷致殘學生長期受到傷害的心靈才能逐漸平復。」
（來源:世界周刊日期:2007/06/03）
附：吳仁華表示，基於強大的使命感，希望繼續搜集六四事件的相關資料，歡迎熱心人士與他聯絡。
電郵：[email protected]
地址：P. O. BOX 6159 Alhambra,
CA 91801 U.S.A
電話：(626)327-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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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四升官名单 看哪支部队杀人最狠
星期天, 九月 30th, 2007
从六四升官名单 看哪支部队杀人最狠
吴仁华
一九八九年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时表现积极的各级部队主管，在事后的“论功行赏”时都得到了犒赏、提拔，用平民百姓的鲜血染红了头上的官帽子。在此，特将收集到的相关的一份升官晋级的名单列出，留作歷史的记录和见证：
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固辉，解放军戒严部队副司令员，升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颁授上将军衔。
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史玉孝，解放军戒严部队副政治委员，升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颁授上将军衔。
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工，解放军戒严部队发言人 ，先后升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中共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颁授上将军衔。
陆军第十二集团军军长郭锡章，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十二集团军政治委员温宗仁，先后升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 、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颁授上将军衔。
空军第十五空降军副军长左印生，先后升任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颁授中将军衔。
空军第十五空降军副政治委员田瑞昌，升任成都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颁授少将军衔。
空军第十五空降军第四十三旅旅长李家洪，升任空军第十五空降军副军长，颁授少将军衔。
空军第十五空降军第四十三旅政治委员赵金奎，升任空军第十五空降军政治委员，颁授少将军衔。
空军第十五空降军第四十四旅旅长武运平，升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颁授少将军衔。
空军第十五空降军第四十四旅政治部主任樊友义 ，升任成都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二十集团军军长梁光烈，先后升任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军长(该军是中央军委战略总预备队，实力仅次於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沉阳军区司令员 、南京军区司令员 、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颁授上将军衔。
陆军第二十集团军政治委员杨兴隆，升任济南军区纪委委员，不久后病亡。
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军长周玉书 ，先后升任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 、颁授武警中将军衔、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政治委员尹文声，升任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政治委员张传苗，先后升任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政治委员、沉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副军长刘书明，先后升任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副军长、辽寧省军区司令员、沉阳军区联勤部部长，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坦克第一师政治委员吴忠明，先后升任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第七十师第二百零八团政治委员常跃，升任陆军第六十五集团军某装甲师政治委员，颁授大校军衔。
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长钱国梁，先后升任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济南军区参谋长、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沉阳军区司令员，颁授上将军衔。
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朱增泉，先后升任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第十五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副军长黄信生，先后升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南京军区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政治委员陈学政，升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第七十九师师长黄高成，升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高炮旅旅长车成德，升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侦察处参谋赵勇明，升任北京军区侦察大队副大队长，颁授中校军衔。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副军长、代军长张美远，升任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颁授中将军衔。一九九二年预定提升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但他被视为杨家将主要成员，随著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被邓小平清洗出军队，却被贬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后来转任兰州军区纪委副书记直至退休。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政治委员王福义，升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北京军区纪委书记，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刘丕训，升任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副军长，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一百一十二师师长刘兴贵，先后升任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参谋长、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副军长，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一百一十二师副师长佟喜刚，升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一百一十二师参谋长冯兆举，升任陆军第六十五集团军军长，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一百一十三师师长于承海，升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一百一十三师政治委员陈锦彪，升任天津警备区政治委员，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军长傅秉耀，先后升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政治委员马盛林，升任辽寧省军区政治委员，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李栋桓，升任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政治委员、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主任，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第一百一十五师师长张作礼，升任沉阳军区联勤部副部长，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第一百一十六师第三百四十七团团长艾虎生，先后升任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第一百一十六师师长、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参谋长、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军长，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第一百一十六师第三百四十七团政治委员刘建星，升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四十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升任沉阳军区参谋长，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军长朱超，升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副参谋长黄汉标，升任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军长，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一百二十七师师长钟声琴，升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一百二十七师政治委员王玉发，升任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一百二十六师师长黄栋甲，升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一百二十六师政治委员胡永柱，升任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一百二十七师第三百七十九团团长徐乃飞，先后升任陆军第一集团军副参谋长、陆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谋长，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一百二十七师第三百七十九团政治委员张文品，升任河南省军区鹤壁军分区司令员，颁授大校军衔。
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军长刁从洲，升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政治委员曲继宁，升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刘荫超，升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张秋祥，先后升任陆军第六十五集团军政治委员、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第一百八十八师师长黄伯诚，升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第一百八十八师政治委员邵松高，升任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颁授少将军衔。
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第一百八十八师参谋长李海清，升任武装警察部队寧夏自治区总队总队长，颁授武警少将军衔。
陆军第六十四集团军副军长刘书明，先后升任辽寧省军区司令员、沉阳军区联勤部部长，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六十四集团军副政治委员张传苗，先后升任沉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二炮兵部队副司令员，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六十五集团军军长臧文清，先后升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六十五集团军政治委员曹和庆，先后升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炮兵部队副政治委员，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六十七集团军军长吴玉谦，先后升任沉阳军区参谋长、沉阳军区副司令员，颁授中将军衔。
陆军第六十七集团军政治委员杜铁环，先后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副主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颁授上将军衔。
此外，还有一份解放军戒严部队被中央军委记功的师(旅)、团的名单：
集体一等功：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一百一十二师（师长刘兴贵、参谋长冯兆举）
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第七十师第二百零八团（团长贾炳正、政治委员常跃）
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十三团（团长幸中原、政治委员万金华）
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第一百一十六师第三百四十七团（团长艾虎生、政治委员刘建星）
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一百二十七师第三百七十九团（团长徐乃飞、政治委员张文品）
集体二等功：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一百一十三师（师长于承海、政治委员陈锦彪）
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第一百八十八师（师长黄伯诚、政治委员邵鬆高）
炮兵十四师（师长陈明义、政治委员徐福安）
陆军第四十集团军第一百一十八师（师长郝柏栋、政治委员郭景全）
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一百二十七师（师长钟声琴、代师长、集团军副参谋长黄汉标、政治委员王玉发）
空军第十五空降军第四十三旅（旅长李家洪、政治委员赵金奎）
集体三等功：
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第七十九师（师长黄高成、政治委员刁九建）
陆军第六十五集团军第一百九十三师（师长王勤、政治委员张常青）
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守备五旅（旅长李守成、政治委员安明）
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一百二十六师（师长黄栋甲、政治委员胡永柱）
因为各种条件所限，上述的升官图显然是很不完整的，立功的部队也仅限於被中央军委记功的师(旅)、团，但从中仍然可以大概看出哪一支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比较卖力，手上沾的鲜血比较多。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凌晨，在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时，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空军第十五空降军、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是四大主力部队。六月四日清晨，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中，加入了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陆军第四十集团军、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陆军第六十五集团军。在整个镇压行动中，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最卖力，杀人最多，其次是空军第十五空降军。
(附注：因收集解放军资料十分不易，难免会有问题，尚待知情者指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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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杀事件亲身经历片段
星期天, 九月 30th, 2007
六四屠杀事件亲身经历片段
吴仁华
1)六月三日晚上十一时二十分许，一名浑身是血的女学生从西长安街跑回天安门广
场，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越来越多的人关切地跟著她跑，一直跑到了北京市红十
字会设在天安门广场的临时救护站，找到一直守候在那里的医务人员。
这位女学生气喘吁吁地对围上来的医务人员说：“别……别管我，我……我没
事！我衣服上的血……血都是别人的。” 说著说著，女学生的眼中溢出眼泪，
“他们朝我们开枪，很多同学都倒……倒下去了，有一个同学的太阳穴被打了一
个窟窿，血汩汩地往外流，我……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求求你们，
快……快去救救他们吧！……”
医务人员听了这位女学生的叙述，深受震撼，经过简短的商量后，迅速联络了几辆
救护车沿长安街西去。
另一名来自于西长安街的女学生在学生绝食团广播中哭著诉说亲身经历，告诉大
家，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已经向学生和群众开枪，她的手上
沾满了同学的鲜血。
广播内容点燃了许多人的怒火，一些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工人操起白天从解放军
戒严部队军人那里缴获的匕首，菜刀等，嘴里喊著：“西边(指西长安街一带— -
作者注)需要支援，大伙儿快去吧，跟他们丫的拼了！”一边叫喊一边快速朝西长安
街跑去，越来越多的人跟随著他们而去。
许多学生也陆续离开天安门广场，自动自发地前往枪声激烈的西长安街声援。在解
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后，许多人发表了情绪激昂的广播讲话。一位老工人在广播
中激动地说：“北京一九四九年解放时都没有开枪，如今 ……”一位中学生
在广播中坚决地表示：“大哥哥大姐姐们，我今晚坚决和你们在一起……”
当第一名学生在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前遭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枪杀的噩耗传入位于
纪念碑底座下东北角的学生绝食团广播站内的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时，帐篷
内顿时变得死一般的静寂，大家都在一种惊愕中无声了。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
部总指挥柴玲悲伤地哭了。在这个时候，她已经不是什么总指挥了，而只是一名普
通的女学生，为她的同学被杀而哭泣。
六月三日午夜十二时，学生绝食团广播站播出了这名学生遇难于西长安街军事博物
馆前的噩耗。这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布学生死亡的消息，因而
引起了在场学生们的强烈反响，许多人情不自禁地哭了，悲愤情绪迅速弥漫。有学
生提议播放哀乐悼念死难的同学。然而，事先谁也没有料想到中共当局竟然会指令
解放军戒严部队使用真枪实弹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因而天安门广场上的两个学生
广播站，学生绝食团广播站和学运之声广播站，根本就没有预备哀乐音带。
于是，一位男低音放开歌喉，悲凉地唱起了萧邦的《哀歌》：“沉沉浓雾，慢慢地升
起，迷住我双眼和茫茫大地；有一支哀歌，在心中响起，我欲唱又止，把悲痛藏
起……”如泣如诉的歌声在辽阔的天安门广场上空缓缓回荡，夜色如晦，风卷起
无数面校旗猎猎作响。数以千计的学生肃然端坐，唯有一行行泪水顺著脸颊无声地
流淌著。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学生领袖梁擎暾(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北京师范大
学心理系一九八八级学生)、马少方在得知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的消息后，当
即结束与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赴京代表的会晤，急匆匆地从位于东长安街的北京饭
店赶回天安门广场，随即来到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
一进门，他俩几乎同时对盘腿而坐的李录发问：“到底是撤，还是不撤？”一路上许
多学生都曾向他俩提出过这个问题。
他俩得到的不是李录的答案而是李录的反问：“你们是什么意见呢？”他俩发现，李
录的声音象往常一样始终带著一种沉稳的语调。当时也在场的柴玲倚靠在帐篷的支
架上，默然无语，全然从一个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的形象回复到一个女学生应有的
精神状态。
“解放军戒严部队既然开始开枪杀人，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可以理喻的人，
最好还是撤退吧。”梁擎暾、马少方提出了撤退的建议。
“一时很难全部撤离天安门广场。”李录犹豫著回答说，“但我们希望能够将天安门
广场上的所有人员都组织到纪念碑周围静坐，并且处理好市民与学生送来的军人故
意丢弃的军用物资，避免给军队提供滥杀的口实。”
2) 一位我所熟悉的年轻女医生对我叙述了她的亲身经历，其中包括一件骇人听闻
的事情。她所在的铁道指挥部医院虽然远离北京市区，位于西郊的八角村一带，但
在屠杀之夜，也接收了许多被民众送来的受伤者，一些受伤者因为伤势严重在送到
医院时已经不治身亡。其中一位受伤者令许多医务人员感伤不已，他是一位少年，
年纪不超过十六岁，头部被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用刺刀捅穿了，导致脑液外溢，
伤势十分严重。医务人员虽然千方百计地予以救治，但仍然未能将这位少年从死神
的手里夺回来。
用刺刀将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年捅死，心中需要有多大多深
的仇恨才能做得到啊！如此残忍的杀人方式，本来只有可能发生在你死我活的战场
上，发生在双方都已经杀红了眼的敌对的军人之间，实在无法想像号称“人民子弟
兵”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竟然会在首都北京的大街上采用这种残忍的方式，将
一个手无寸铁的少年活生生地杀死，是可忍孰不可忍！
3)六月四日凌晨一时三十分许，大批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经过五棵松、翠微路、
公主坟、木樨地、复兴门、军事博物馆、西单路口、六部口等处的血腥屠杀行动，
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沿西长安街抵达天安门广场北面的天安门城楼前，集结在金水
桥一带。
这支最先到达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是属于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所谓“红
军团”。这个“红军团”应当是第一百一十二师第三百三十四团。陆军第三十八集团
军一共拥有二个“红军团”，另一个是第一百一十三师第三百三十八团。
这支一路上已经杀红了眼的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异常凶狠，在抵达天
安门广场北端之初，即大肆射杀集结在天安门城楼西观礼台附近、长安街上和天安
门广场北端的学生和市民。
当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天安门城楼金水桥前的时候，此处仍聚集著
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他们曾经组成一道道人墙，试图阻挡军队向前挺进。陆军
第三十八集团军的这批军人不由分说，立即开枪扫射人群。数分钟内，即将金水桥
一带的人群驱散。
此时，天安门城楼附近的长安街上不止一辆公共汽车被火点著了，一团团火焰腾空
而起。整条长安街上枪声密集、烟火浓烈，不时有子弹射中路旁的铁栏杆或灯
柱，闪烁著耀眼的火花。一群又一群浴血奋战的学生和市民终于抵挡不住枪林弹
雨，先后溃散退入天安门广场。
其间，不断有受伤者被用三轮车、自行车运载著，或被几个人抬著背著撤离现场。
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为了躲避枪弹，慌不择路地躲进了横跨长安街的地下人行通道。
然而，仍有大批勇敢的市民和学生闻讯赶来，在天安门广场北端边沿组成人墙，企
图阻挡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进入天安门广场。
一名青年男子从天安门广场朝著天安门城楼方向狂奔，转眼之间已到了长安街南边
的交通护栏前。他昂首挺胸，勇锐无畏，唰地一下，毅然决然撩起了白色Ｔ恤衫，
用力拍打著结实的胸膛，冲著不远处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吼叫：“ 法西
斯，你们开枪吧！法西斯，你们来吧！法西斯，你们动手吧！法西斯，你们冲著老
子开枪吧！……”
4)第三十八集团军部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英国《泰晤士报》东亚编辑梅兆赞
（Jonathan Mirsky ）正站在金水桥上观望情况，站在他身旁的一个年轻人突然弯
身倒向金水桥栏杆。梅兆赞连忙拉他起来，见到他的白衬衣上有迅速扩散的深红血
迹，胸膛上中了一枪。
这不是梅兆赞所亲眼目睹的第一个遇难者，半小时之前，他曾亲眼目睹了一辆装甲
车快速辗过一个人，死难者的鲜血在路灯的映照下非常显目。
当梅兆赞逐渐看清迎面而来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脸孔时，突然记起一位有实战
经验的军人曾经告诉过他：“在越南战争的战场上，当你能够见到敌人的眼睛时，
对方也可以见到你双眼，这时候便会开枪射击你。”梅兆赞开始感觉到死亡的危
险，觉得自己是应该离开此地的时候了。
梅兆赞的自行车事先留在漆黑的紫禁城(故宫)，于是打算通过天安门城楼的门洞去
紫禁城，骑自行车返回住处发稿给伦敦的报社，报导他所见到的一些有关解放军戒
严部队开枪屠杀的事情。就在他准备动身之际，十多名武装警察从紫禁城的阙门冲
出来，不消数分钟便到了他跟前，开始殴打在他附近金水桥上的民众。武装警察凶
狠地把民众打倒在地上后便用手枪近距离射击他们。
梅兆赞开始加快步伐绕过了这些武装警察，企图逃离现场，但武装警察已经发现了
他，其中一位快步向他走过来。梅兆赞一看情况不妙，连忙举起双手，用普通话
(中文)表明身份说：“我是外国记者。”武装警察破口大骂：“外国记者？去你妈
的！”然后就用长长的警棍使劲殴打他。梅兆赞以为武装警察会把他打倒在地，然
后近距离开枪，就象对待其他的民众一样。还好，他是高鼻栋蓝眼睛的外国人，武
装警察在打掉了他的一颗牙齿和打断了他的左臂后随即离去。
另一家外国报社的一位记者和义大利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位副领事当时也在场，他俩
曾喝止武装警察殴打梅兆赞。在这个危险时刻，他俩没有只顾自己逃走，反而见义
勇为，前来救援梅兆赞，将负伤的梅兆赞带离现场。分手之际，义大利副领事把在
屠杀现场捡到的一些子弹壳交给他，特意告诉他说：“你是记者，不要
丢失这些，这是证据，明天他们一定会否认曾经开枪。”[注30]
5)几乎与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部队抵达天安门城楼前金水桥一带的同时，在天安门
广场南面，近千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途经永定门、宣武门、珠市口，
从前门方向抵达人民大会堂东南侧。伴随著一阵阵密集的枪声，大批学生和市民纷
纷退入天安门广场，向纪念碑底座一带靠近，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人先后中弹倒
下，或死或伤，均被志愿救护者及时送往北京红十字会设在天安门广场的临时救护站。
这支从天安门广场南面杀到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是隶属于广州军区的空军特种伞兵部
队—-第十五空降军，他们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空降军，[注34] 属于解
放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受过特殊训练，战斗力强，武器装备精良。
第十五空降军部队在向天安门广场强行挺进的过程中，一直以班为战斗单位，形成
一个个方阵，几乎人手一支冲锋枪，个个像凶神恶煞，不断高喊“人不犯我，我不
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一路开枪挺进，下手毫不留情，沿途在虎坊
桥、天桥、珠市口、前门等地，尤其是在珠市口，打死打伤不少民众。从珠市口到
前门，在这个民居密集、道路复杂的区域，虽然遭遇到成千上万民众的顽强阻拦，
但他们毫不留情地以密集的枪弹开路，仅仅花了十五分钟就走完了这一路程。
这一线路所遇难的平民百姓人数，仅次于西长安街。可见空军第十五空降军部队的
凶悍程度决不下于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部队在西长
安街的整个挺进行动，总共花了四个小时。
6) 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
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私精神。实际上，在八九民主运
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
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
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著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
顾身。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仅有的“武器”，也无非只是些砖头、
石块和棍棒而已，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冲锋枪、机枪以至于装甲车、坦克相
比，显得多么地微不足道！
那一晚，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有一支为数三十来人的工人纠察队与我们协同执行
维护秩序的任务。当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血腥镇压的枪声打响之后，这些工人纠察
队员们随即一批批地奔赴最危险、最前线的西长安街一带。
大约在六月四日凌晨一时许，一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跑回纪念碑底座最高层，泣
不成声地说，他是唯一的生存者，与他同行的工人弟兄们都英勇牺牲了……。此时，
这支工人纠察队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仅存的两位女青年，猛然甩掉披在身上的旧军
大衣，情绪极为冲动地就要跟著这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一起冲向西长安街一带。
她俩那么年轻，又是女性，由她俩去阻挡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让人觉
得太过残忍，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我和在场的几位特别纠察队员流著泪苦苦地劝阻
她俩，坚决不放她俩前行：“求求你们俩，别去了！千万别去了！我们良心上受不
了！受不了呀！……”她俩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地说：“同行的弟兄们都死
了，我们不能贪生不去呀……”最终，她俩还是随著那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走了，
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我终身不会忘记这两位女青年，不会忘记那些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坚守
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为了争取民主与自由而英勇献身的工人弟兄们。
在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他们的勇敢程度远远超过了知识分子，充分表现了人性的
高贵。我一直认为，北京民众的同情心、正义感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是一九八九年
民主运动留给历史和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
7)一群学生拿著墨水瓶和大型毛笔，神情凝重悲愤，在纪念碑底座四周的护栏上写
下了许多类似于“绝笔”的大幅标语，诸如“六月四日凌晨三时，军人向老百姓开
枪！”“六月四日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中国人民为民主与自由而流血牺
牲”等等。
凝视著一条条墨迹未干的标语，我一阵晕眩，热泪盈眶，透过一个个墨写的大字，
浮现的却是一幕幕屠杀的情景，那一个个墨水欲滴的大字，分明是一滩滩鲜红的血
液。在我这个饱读史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者眼中，六月四日在中国的历史上分明不
是一个墨写的日子，而是一个血写的日子。
8) 在此时此刻的天安门广场上，还有一个人让我特别挂念，那就是我的工作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一九八六级硕士研究生浦志强，我给他讲授
过中国文献学的课程。浦志强是一位热血青年，自四月十七日参加中国政法大学师
生第一次游行示威活动以来，他就一直站在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四月二十二日，胡
耀邦追悼会结束后，郭海峰等三名学生代表高举著请愿书长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的
台阶下，却得不到中国官方的任何回应，浦志强悲愤难当，用电喇叭将自己砸得头
破血流。
在天安门广场陷入解放军戒严部队的重重包围之后，我担心浦志强的安危，特地将
他从中国政法大学的帐篷里叫到了纪念碑底座的学生队伍中。按照我的本意，当然
是想劝他离开天安门广场，但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根本无法说服他这么做，只能尽量
予以关照。他不能出事，因为他没有兄弟姐妹，河北乡村的老家只有年老的养父
母。在他参加绝食请愿期间，他的养父曾风尘仆仆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探视，让我感
慨不已。
此时此刻，浦志强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他告诉身边的同学说：“纪念碑将会见证我
们的死亡，但是假如能活著出去，此后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再回来，来这里凭吊所
有无辜的死难者。”
当年的这一番话，竟然成了浦志强许下的一个心愿，一个可能需要终身来偿还的心
愿。从一九九零年至二零零五年，每年的六月三日夜晚，无论是身为北京市北太平
庄农贸市场的苦力，还是身为忙碌的知名律师，他都在这个时刻风雨无阻地来到纪
念碑凭吊还愿，按时拨通“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的电话，以便
这位失去唯一亲生儿子蒋捷连的白发苍苍的母亲，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如期收到
另一个儿子的问候。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晚上九点钟，浦志强写了一封电子短信打算发送到上千个朋
友、熟人的手机上，内容如下：
“六月三日晚上，是八九屠城的第十七个年头，我们将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凭
吊。只想告诉自己，这件事并未走入历史，而是植根于内心深处。浦志强与君共
勉：勿忘六四，说出真相；立足维权，宣导和解！”
没想到这一封电子短信招来了公安警察，导致浦志强被传唤到公安派出所，随后又
被软禁在家，短暂地失去了人身自由，使他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第一次未能在六
月三日的夜晚去纪念碑还愿。
我与浦志强名义上是师生，但心目中却视他为兄弟，很欣赏这位来自河北乡村的大
男孩。他的养父母是地主，可想而知，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经历了许许多多不为
人道的歧视与屈辱。但他一直怀著一颗赤子之心，真诚仗义。
浦志强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学生骨干，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成为重点清查对
象，但他是为数极少的“拒不认罪”的学生，为此未能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只好到北
京北太平庄农贸市场当苦力挣钱养家。在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成为知名的律师后，仍
然对社会、对弱势群体十分关切，经常主动出钱出力。他曾经不取分文，主动找上
门去担任《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义务辩护律师，为了悲苦的
农民，这位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以上的男子汉，竟然在法庭上泪流满面。
9) 六月四日凌晨四时熄灯的那一刻，在心理感受上无疑是整个天安门广场清场行
动过程中最令人感到恐怖的时刻。多日来一直人声鼎沸的天安门广场突然间变得死
一般的寂静，恐惧和压抑就像那漆黑的夜色一样迅速吞噬著每一个人。我想很多人
在那一瞬间肯定都想到了死亡。我也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谁要是说自
己一点也不害怕，那肯定是骗人的谎言。如果不是身为教师，如果不是数十名特别
纠察队员的领队，或许我也会在此刻离开天安门广场了。恐惧本来就是人的天性之一。
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最恐怖的时刻，仍然有北京市民不顾一切地来到天安门广场，
决心要与坚守在纪念碑底座一带的数千名学生生死相依。六月四日凌晨四时二十五
分左右，一群北京市民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向纪念碑底座走来，一边走一边齐声呼
喊著：“中国人，站起来！中国人，站起来！”悲壮的呼喊声在漆黑的夜空中回荡，
象惊雷般炸响，如浪潮般卷过，撼动人心，那一副慷慨赴难的景象，不能不令人动容。
站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望著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景象，我整个心灵都为之震
动，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多么令人敬佩的北京市民啊，他们为了维护做人的尊
严，选择了与和平请愿的学生生死相依，选择了面对死亡，而且选择得从容不迫。
10) (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广场熄灯)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身边坐了一位姑娘，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便问她是那个学校的学生。她回答说不是学生。我随
即追问她是干什么的。她回答说是搞摄影的。我接著对她说，记者们不都已经离开
这里了吗？你怎么还不走？这里太危险了，你一个姑娘家，赶快离开吧。她回答
说，我不是记者，我是摄影个体户，我要将这百年难遇的历史事件用镜头记录下来。
她的回答让我既惊讶又敬佩，这真是一位奇女子。听口音她应当是江浙一带的人，
我于是问她老家是什么地方。她回答说是温州。乍听之下，我更惊讶了，万万没想
到会在此时此地遇到小同乡。都说温州人会做生意挣钱，还没有听说温州人肯为理
念玩命的，何况还是一位姑娘。我当即兴奋地改用温州话告诉她，我也是温州人。
这下子轮到她惊讶了。在详细询问了我的身份和情况后，她提议为我在纪念碑前照
一张相。我想也好，这也许是自己最后的留影了。平常我并不重视照相，有时还刻
意躲避镜头，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所参与过的许多重要事件或场面，大都没有留下任
何影像。
拍照前，我情不自禁地回首凝望纪念碑上书写的那一行鎏金大字：“人民英雄永垂
不朽”，心情颇为复杂。站在高高耸立的纪念碑前，耳边响著持续不断的枪声，四
周一片黑暗，只有忽明忽暗的几堆篝火在闪烁著，在这种现场气氛下照相，不能不
让人充满了英雄就义时的感觉。
拍完照，她向我索取了温州老家的地址，说会将照片寄到我温州的家中。说实话，
我并不在意能否收到这张照片，因为当时连自己能不能活著离开天安门广场都无法
确定。可是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一直没有收到这张照片，这让我十分担忧，担忧的
当然不是照片，而是她，不知她是否最终躲过了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的劫难。
(摘自<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www.beijing198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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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作者前言
星期六, 六月 9th, 2007
《1989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已经过去十八年了。
捷克流亡诗人米兰。昆德拉曾说过：“人与强权的斗争，即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在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血腥镇压事件之后，捷克统治者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忘记这件事，而捷克独立知识分子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不要忘记这件事。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之后的情形也是这样。中共当局一再开动各种宣传机器，极力掩盖与回避六四血腥镇压的事实真相。而海内外的许多有志之士，却一直致力于“毋忘六四”的工作，尽管也有些人在配合杀人者，呼吁人们忘记这件事，忘记这一天。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事实真相至今仍然不明不白或争议不断。对于一起曾经震惊世界和改变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言，这是很不应该，也是令人颇为痛心的事情。
本人作为一个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尤其是作为一名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接受过七年专业训练的历史文献学者，有义务和责任为该事件留下一份可靠的历史记录。为此，在一九九零年三月初一个寒冷的深夜，我冒死游过海湾，穿过密布中共军警的小岛，爬过齐腰深的漫长海涂，遍体鳞伤地来到自由的彼岸。尽管自由是血淋淋的，但我依然由衷地感到庆幸，因为我终于获得了自由发言的权力和机会，以履行自己作为历史见证人和历史文献学者的神圣职责。
长期以来，本人念兹在兹，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直至今日，本人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定稿工作，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本人曾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就读七年，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深受中国考据学传统的影响，崇尚实证；后又在法律专门院校—-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深知法律的尊严。在此，我谨以人格和良知起誓，本书所记叙的一切，都是历史的真实，绝无丝毫的虚妄，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愿意并完全能够承担一切责任。
本书的写作严格遵循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和规范，主要记录本人的亲身经历，但由于个人的亲身经历总是有限的，不足以反映一个曾经引起世界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本书中适当引用了一些身份可靠的当事人的回忆和其它相关的资料，凡是引用的部分都一一注明了出处。
本书主要记录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时间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开始，到六月四日上午十时结束。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份记录，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份记录。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九零年五月，字数约五万字。从一九九零年六月至今，香港《当代》杂志、美国《北京之春》月刊、美国《世界日报》主办的《世界周刊》、加拿大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欲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一书，先后摘录发表了本书稿一万余字的内容，题为“天安门广场清场纪实”或“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 。这也是目前海外各中文网站有关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事件完整记录的唯一一篇文章。本书目前的字数逾三十万字，内容更为丰富详实，份量远远超过上述的这一篇文章。
本书不仅完整地记录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而且对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作了具体而突出的描述，例如：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绝食四君子与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接触谈判情况，柴玲、李录、封从德等学生领袖从拒绝撤离到决定撤离的过程，六部口坦克追逐碾压学生撤离队伍事件，学生领袖郭海峰企图烧毁天安门城楼一案的真相，医务人员在枪林弹雨中舍生忘死抢救伤员、记者冒着生命威胁记录历史真相的英勇事迹，积极抗命的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和消极抗命的第三十九集团军第一百一十六师师长许峰的故事，立功受奖、升官晋级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等等。
本书也着重阐明了一些长期存在争议或读者感兴趣、有疑问的问题，例如：1) 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本来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杀人和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毋需特别予以讨论或说明，但由于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许多读者也心存疑问，因此本书具体叙述了北京农业大学学生戴金平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在天安门广场遇难的情况。2) 清场过程中坦克是否曾经碾压帐篷及帐篷中是否有学生。3)解放军戒严部队和公安部门销尸灭迹，导致许多遇难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4) 各个解放军戒严部队的进军路线、承担的任务和表现，明确指出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在镇压过程中杀人最多、最为卖力，其次是空军第十五空降军。5) 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的进军命令和开枪命令何时下达。
本书在围绕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这个主题的同时，对复兴门、木樨地、西单路口、天安门城楼附近等主要开枪杀人现场的情况也有大量的叙述，期望读者因此能够对整个六四血腥镇压事件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本书还用相当多的篇幅叙述了北京各界民众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在天安门广场和平情愿的学生，奋不顾身地用血肉之躯阻挡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的英勇事迹。为此，北京各界民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如本人在书中所指出的：“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私精神。实际上，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仅有的‘武器’，也无非只是些砖头石块和棍棒而已，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冲锋枪、机枪以至于装甲车、坦克相比，显得多么地微不足道！”时至今日，本人仍然认为，北京各界民众视死如归、舍身取义的精神，是八九民主运动留给历史和后人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在完成本书写作之际，本人特别要感谢的是不久前被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判刑五年入狱的香港资深记者程翔先生。一九九零年三月初，在本人流亡香港之时，得到程翔先生和他的同事刘锐绍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写出了关于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字数约五万字的文章，并在他主办的《当代》杂志上首次发表。后来洛杉矶华侨韩妈妈捐助了二千美元的印刷费，由《当代》杂志将这篇文章印成方便于送入中国大陆的小册子。
最后，谨将本书献给所有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牺牲者、受难者和八九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同时也献给我的八十高龄的母亲。当年为了死难者，为了狱中的好友同道，为了向国际社会说明真相，呼吁营救，我舍弃了个人的大好前程，在一个只有摄氏七度的风雨之夜，九死一生地游过海湾，抵达自由的彼岸。对此，我永不言悔。但是，我始终舍弃不了亲情，对守寡多年辛苦抚养五个子女成人的母亲的愧疚之情日益深重。我知道，当年自己不告而别、远走异国他乡之举，对母亲的打击和伤害有多么地大。十六年了，我不仅不能对母亲侍奉尽孝，甚至连见上一面都难以做到。我苦难的母亲啊，您能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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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Marsher
狗仔卡
发表于 2008-6-3 19:22:10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