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看看加国教育局是如何篡改中国历史的

北山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5﹑復興宗教

六﹑重建寺廟﹐提倡宗教。如前所述﹐文革初期搗毀了絕大多數寺廟﹐禁止一切宗教活動。1971年林彪事件與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後﹐中共允許有限度地恢復宗教活動﹐並撥款修復了大昭寺（42）。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後﹐中國政府撥出鉅款修復寺廟﹐解除了全部宗教禁令。到1997年底﹐中國政府已撥款三億多元修復了1787座寺廟和宗教活動場所﹐住寺僧尼達46380人。政府給予僧尼生活津貼與公費醫療﹐還給部分僧尼發薪。由中國政府出資﹐1983年創辦了西藏佛學院﹐1987年創辦了北京中國藏傳系高級佛學院。各寺廟也開辦了學經班﹐由政府津貼﹐1997年底有3270學僧。由政府供養的自治區佛教協會（佛協）辦有佛教刊物《西藏佛教》和藏文印經院（設在木如寺的拉薩印經院）﹐出版了許多宗教典籍和研究著作（43）。如前所述﹐伍精華1985年出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後﹐帶頭參加宗教活動﹐西藏各級官員紛紛仿傚﹐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熱﹐是謂“落實宗教政策”。

“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宣稱﹕1959年前西藏有6259座寺廟﹐592558名僧尼﹐這些寺廟在1979年前除八座外全部成為廢墟。592558名僧尼中11萬人被迫害致死﹐25萬人被迫還俗。它說的寺廟與僧尼數字與“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西藏通訊》發表的前述班禪《七萬言上書》相矛盾。後者說﹐1959年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廟2500多座﹐僧尼11萬多人。為何相差這麼大﹖“西藏流亡政府”也許會說﹐班禪說的是西藏自治區的數字﹐他們說的是“大西藏”的數字。如果是這樣﹐那麼據《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1988年藏族共有600萬﹐其中200萬住在西藏自治區﹐400萬住在中國其他省份。可見中國藏人總數與自治區藏人成三比一。而同書卻說“大西藏”有592558僧尼﹐與班禪指出的自治區有僧尼110000人成5.38比一﹐遠遠超過了三比一。姑且假設1959年前中國藏族總人口是300萬﹐而自治區藏族人口是100萬﹐（具體數字不重要﹐只要比例是三比一就行）。那麼在1959年前由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根據《十七條協議》直接統治的西藏（自治區）僧尼佔當地藏族人口的11%﹔而在中共直接統治的﹑並已發生了民主改革和摧毀寺廟的川﹑青﹑甘﹑雲四省藏區﹐僧尼（592558--110000=482558）卻佔那裡的藏族人口（300萬--100萬=200萬）的24%﹐是前者的2.18倍﹐這是多麼荒謬的數字啊﹗對此只可能有兩種解釋﹐要麼是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在1959年前就在自己統治的西藏（自治區）內進行了比中共的民主改革還要殘酷的迫害僧尼的運動﹐從而使他們在當地藏族人口中的比例不足川﹑青﹑甘﹑雲藏區內僧尼在當地藏族人口的比例的一半﹔要麼是《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所提供的數字都是憑空捏造的﹐所以該書所謂的“事實”與“真相”也像“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一樣都不過是彌天大謊而已。

由於越來越多的西方遊客去西藏旅遊﹐達賴喇嘛無法矢口否認中共自文革結束以來恢復了宗教自由﹐於是他想出了新的遁辭﹐他在1995年訪問美國時告訴美國人說﹕“藏人已被允許去寺廟祈禱﹐但他們經常不被允許接受佈道﹔藏民已被允許在菩薩前燒香﹐但他們不被允許紀念重大的歷史或宗教節日”（44）。這話又是彌天大謊。精通藏語文﹑經常去西藏各地調查的戈茨坦指出﹕即使在拉薩戒嚴期間﹐“只要拉薩人不參加政治異議活動﹐他們就可以自由地到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會見朋友﹐請僧侶做佛事﹐聚會等等”（45）。請僧侶做佛事﹐不就要唸經嗎﹖佛教的唸經不就是佈道嗎﹖西藏的頭號宗教節日是藏歷新年的傳昭大法會﹐1988年3月5日的大騷亂就是借傳召大法會發動的﹐當時有多名國務院的部與自治區級的領導人坐在大昭寺裡面觀看（參加）法會﹐還進行了電視實況轉播（後文詳述）﹐大昭寺內外有幾萬藏人參加﹐怎能說藏人不被允許紀念宗教節日呢﹖當然﹐達賴喇嘛把3月10日（1959年叛亂首日）定為“自由抗暴日”﹐年年在達蘭薩拉開會紀念﹐中國政府當然不會允許在西藏紀念這種違反國際公法的叛國事件。

達賴喇嘛在同一個講話裡還告訴美國人﹕中國消滅了120萬藏人﹐摧毀了6000座寺廟﹑宗教場所和古蹟（46）。關於消滅120萬藏人的問題﹐前面已經澄清過了。他在控訴中共摧毀寺廟時﹐閉口不提中共修復了寺廟﹐這就和他在同一講話裡說的“藏人已被允許去寺廟祈禱”相矛盾。如果那些寺廟至今仍是一片廢墟的話﹐藏人怎麼可能“去寺廟祈禱”呢﹖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認藏人自1977年起有了“磕頭﹑轉經﹑誦經﹑燒香﹑立經幡﹑點供燈等外在的表面形式的佛事活動”的自由﹐但又引用達賴喇嘛的話說﹕“中共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是習俗和信仰的外在形式而已﹐對佛教在深度﹑廣度上真正攻練﹐學習﹐弘揚等方面﹐採取公開或秘密﹑直接與間接等方式加以反對和否定。因此﹐這如同中共所認為的一切宗教都是迷信一樣﹐佛教也就變成了一種迷信。”佛教是科學還是迷信的問題﹐宗教界與學術界已經爭論了幾百年﹐而且還要繼續爭論下去﹐這屬於學術自由﹐達賴喇嘛無權禁止﹐也作不了定論。達賴喇嘛所謂的“在深度﹑廣度上真正攻練﹐學習﹐弘揚”﹐如果指的是喇嘛學習﹑研究佛經﹐那麼如前所述﹐北京有中國藏傳系高級佛學院﹐西藏有西藏佛學院﹑西藏佛教協會﹑《西藏佛教》雜誌﹑拉薩印經院和各寺廟的學經班﹐它們都是專門學習﹑研究佛經的﹐並由中國政府出資供養。我想中共還未能培養出足夠數量的精通古藏文與藏文佛教典籍的幹部來監視﹑干涉那麼多機構與遍佈西藏各地的1787座寺廟的學習﹑學術活動﹐並阻止其朝學術上的深度與廣度發展﹐除非那些機構與寺廟的喇嘛自願為中共效勞﹐在內部搗鬼。如果指的是本書第四章所述的要用十幾歲的處女作“明妃”的“慧灌頂”之類﹐那麼我想﹐稱之為迷信都還是輕描淡寫。如果西方人權衛士有一天忽然問達賴喇嘛﹐這種灌頂活動是否侵犯了無知少女的人權（在美國﹐成年人誘奸18歲以下的少女﹐即便後者願意﹐也屬犯罪﹐必須判刑）﹐達賴喇嘛何言以對﹖難道只有讓這類侵犯藏族少女人權的宗教活動死灰復燃﹐才算有了宗教自由﹖按照政治學﹐宗教自由從來指群眾性的宗教信仰與活動的自由﹐既然達賴喇嘛都承認﹐藏民有了宗教活動的自由﹐無論他怎樣詭辯都無濟於事。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還指責說﹕“對入寺僧侶的數量也作了限制”﹐這是事實。我在本書導論裡已經根據戈茨坦的話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習慣﹐舊西藏的喇嘛多達男子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這是對藏族婦女的人權的嚴重侵犯。我在本書第四章裡還引用戈茨坦的話﹐指出喇嘛教是阻礙西藏社會﹑經濟發展的桎梏。曾在噶廈政府做過官的藏族著名老學者恰旦次旦平措也說﹕“以前我對宗教就有看法﹐寺廟搞大了﹐對國家沒有什麼好處。那麼多人﹐吃著﹐喝著﹐那麼多年輕力壯的﹐不去生產﹐對民族也沒好處。（47）”中國政府為了保護西藏婦女的人權和藏族的繁榮昌盛﹐不得不限制西藏喇嘛的人數。儘管如此﹐如今西藏的僧尼（沒有編制的僧尼不算在內）仍然佔到了西藏藏族人口的2%﹐大大超過了佛國泰國的僧尼所佔人口的百分比0.7%（出處見本書導論）。

甚至美國國務院的1997年西藏人權報告（48）都承認﹕“有些旅遊者報告西藏的僧尼增加了。”“有一千名宗教人士成為西藏各級人民代表或政協委員。”“政府繼續撥鉅款修復文革中被毀的寺廟﹐部分是為了發展旅遊業。寺廟繼續招收與訓練年輕僧侶以繼承西藏佛教傳統﹐但禁止16歲以下的孩子出家為僧。”“當局允許許多傳統宗教活動和群眾性的宗教信仰﹐只有會引起政治異議的活動被禁止﹐並遭到迅速鎮壓。”“政府允許許多宗教活動﹐但不允許那些鼓吹西藏獨立或分裂主義的宗教活動。”鼓吹西藏獨立的活動是政治活動﹐不是宗教活動﹐所以充其量只能說西藏沒有政治自由﹐卻不能說西藏沒有宗教自由。

戈茨坦也說﹕中國政府允許西藏人民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使宗教與文化自由（49）。世界上哪個國家允許違法的宗教與文化活動﹖難道只有允許喇嘛尼姑以宗教的名義煽動藏人分裂主權國家並打砸搶燒﹐才算有了宗教自由﹖美國有這樣的宗教自由嗎﹖

注釋﹕

（42）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87.

（43）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44）（46）"Statement by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on His September 1995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Tibet Press Watch VII:V (October 1995): p.4.

（45）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93.

（47）《歷史學家的眼光》﹐《西藏文學》﹐1993年3月號。

（48）"Full Text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1997 Report on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V:I (February 1998): pp.6-9.

（49）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73.

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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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6、繁榮西藏文化

七﹑大力繁榮西藏文化。胡耀邦在西藏講話時對西藏文化特別是西藏歌舞大加讚揚﹐認為漢族由於孔孟之道的束縛﹐在歌舞上無法與藏族相比。他在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都反復強調要大力發展西藏文化﹐將其和發展西藏經濟並列起來﹐稱之為“兩個發展”。這一政策一直被中共執行至今﹐並未因胡的下台而中斷。我在西藏文聯工作時﹐親眼看見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搶救﹑蒐集﹑整理﹑出版﹑研究﹑傳播﹑發展﹑繁榮西藏的文學藝術與文化遺產。例如西藏文聯辦有藏文的《西藏文藝》﹑《邦錦梅朵》﹐漢文的《西藏文學》﹑《西藏民俗》等刊物﹔西藏文化廳辦有漢藏兩種文字的《雪域文化》﹐西藏社會科學院辦有漢藏英三種文字的《西藏研究》等刊物。此外還有《中國藏學》﹑《西藏民族宗教》﹑《西藏佛教》﹑《西藏社會發展研究》﹑《中國西藏》﹑《西藏藝術研究》﹑《西藏體育》等漢﹑藏﹑英文刊物。西藏文聯下屬的西藏民間文藝研究會積極蒐集西藏民間文藝﹐並有自己的漢藏文報刊﹐已出版了許多西藏民間文藝作品與多集《西藏民間故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號稱世界上最長的史詩﹐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從來沒有為之作過任何事情﹐中國社會科學院卻成立了專門的《格薩爾》研究中心﹐在西藏也有專門機構蒐集﹑錄音﹑整理﹑出版《格薩爾》﹐好幾位說唱《格薩爾》的民間藝人被請進上述機構﹐成為國家幹部（我曾採訪過他們）﹐其子女也被安排工作。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已經蒐集《格薩爾》說唱資料5000多盤﹑錄像數百盤﹔整理出文字4000多萬字﹐出版藏文本《格薩爾》70多部﹐總印數達300多萬冊﹐還出了20多部漢譯本﹔自1989年以來﹐中國先後主辦四屆《格薩爾》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國蒐集﹑出版﹑研究《格薩爾》的成就在國際史詩研究界得到好評（50）。

到1997年底﹐全國共有藏學研究機構50多個﹐研究人員及其輔助人員2000多人﹐召開學術討論會60多次﹐完成課題300多個﹐出版和正在出版的藏學著作400多部。西藏各地共有多功能群眾藝術館35座﹐鄉村文化室380個﹐電影發行放映單位650個（在農牧區免費放電影）。1990年來譯制藏語影片630多部﹐8500多個拷貝。西藏現有公開發行的藏文報刊23種。西藏古籍出版社與西藏人民出版社都出版了大量藏文圖書。已建成無線電台兩座﹐無線電視台兩座﹐廣播發射或轉播台35座﹐電視轉播（差轉）台240座﹐衛星地面接收站700多座。西藏的電台與電視台都用漢藏兩種語言運作﹐可以同步收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投資近億元的西藏自治區圖書館已於1996年6月正式開館﹐藏書59萬冊﹐內中藏文古籍十萬多冊。投資九千多萬元的西藏博物館也已於1997年10月交付使用﹐總建築面積為22500平方米。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保存了大量藏文檔案。西藏現有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單位18處﹐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7處（重點保護意味著由政府出錢派人保護）﹔專業藝術表演團體十個﹐小型專業演出隊15個﹐業餘演出隊和藏戲隊160多個。為了推動藏語文的規範化﹑標準化與信息處理現代化﹐西藏自1994年起進行“信息技術藏文編碼字符集”國際標準的研製工作﹐並於1996年在丹麥的哥本哈根舉行的多文種編碼國際標準審定會議上獲得通過。1995年﹐西藏成立了藏語文術語統一標準化委員會﹐並開始編譯出版科技資料藏文目錄（51）。所有這些都是達賴喇嘛統治時期不可想象的。

達賴喇嘛一貫指責中共“毀滅西藏文化宗教”﹐稱之為“文化上的種族絕滅”（52）。他一方面抓住中共在平叛民改與文革中搗毀寺廟大做文章﹐閉口不提中共在文革後修復寺廟﹑復興宗教的事實﹐好像後者從來沒有發生過﹑西藏的寺廟依然是一片廢墟一樣﹔另一方面又抓住中共撥出鉅款﹑派出大量專業和輔助人員提高藏人生活水平﹑使之生活現代化﹐指責中共大量移民西藏﹑進行漢文化侵略﹑企圖消滅藏族與西藏文化。中共在文革前與期間的確做過許多毀滅西藏文化宗教的壞事﹐但它從1977年以來承認了錯誤﹐大力恢復與提倡西藏的宗教﹐復興與發展西藏的文化﹐至今已有二十多年﹐那麼還能說中共現在仍然在毀滅西藏的文化宗教嗎﹖關於達賴喇嘛指責中共限制宗教的問題﹐上文已作過論述﹐這裡只談移民問題與漢文化侵略問題。

自從1980年以來﹐中共派出大量工程技術人員﹑經濟管理人員﹑科學家﹑教師﹑醫護人員﹑文化工作者及其輔助人員進藏﹐大興土木﹐建造醫院﹑學校﹑商店﹑文化館﹑發電廠﹑輸電網﹑電視發射轉播網﹑自來水廠﹑上下水道﹑公寓樓等等﹐目的是讓藏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大量施工人員進藏﹐吸引了許多小商小販（中國政府稱之為流動人口）進藏開店設攤﹐提供飲食﹑娛樂﹑商業﹑修理等服務﹐這都是市場經濟中必不可免的現象﹐世界各地概莫能外。然而達賴喇嘛1987年9月21日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演說“五點和平計劃”時卻閉口不提進藏人員的目的﹐大聲疾呼地指責中共大量向西藏移民﹐甚至說“即使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中國官方資料也證實中國人口（指漢人----引者）比藏族人口多”（53）。這又是一個彌天大謊﹐從來不存在這樣的“中國官方資料”﹐因為從來不存在這樣的事實。達賴喇嘛拿得出這樣的“中國官方資料”來嗎﹖

關於“ 大西藏”的人口問題﹐留待後文再說。1997年底﹐西藏自治區人口為2427357人﹐其中藏族2339796人﹐佔96.39%﹔漢族69205人﹐佔2.85%﹔其他少數民族18356人﹐佔0.76%﹐其中人數超過一千的都是西藏本土少數民族﹐如門巴族﹑珞巴族﹑回族﹑登人（登字有單人旁）﹑夏爾巴人﹑納西族等（54）。根據西藏的交通條件和我在西藏時的經驗﹐我相信這裡的漢族人數屬實。這個數字可以從西藏漢族國家職工人數得到驗證。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國家職工為154262人﹐其中藏族115394人﹐假設其餘都為漢族﹐則漢族國家職工為38868人。許多西藏的漢族職工把家屬留在內地﹐即使倆口子都在西藏工作﹐子女也往往放在內地親戚家。把上述西藏漢族人數除以上述西藏漢族職工數﹐得到1.78﹐即每個漢族職工有0.78個家屬在西藏﹐符合上述情況。

必需說明﹐這裡的數字是指戶口在西藏的漢人。不帶戶口進藏的施工人員與小商小販不在內﹐因為後者是臨時性的流動人口﹐並無定居西藏的打算。如果他們也算移民的話﹐那麼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潮水一樣湧入中國（包括西藏）的歐美日韓港台商人也是移民了﹐天下還有比這更荒謬的邏輯嗎﹖那麼在西藏的流動人口有多少﹖《天葬》估計1996年夏季高峰時（流民怕西藏的嚴寒﹐一般春天進藏﹐秋天離藏）西藏的流民為十幾萬到20萬（55）﹐加上有西藏戶口的漢人七萬﹐不足30萬（流動人口中有許多回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我把他們全部算作漢族）。西藏的解放軍人數是個機密﹐據現任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王貴說﹐西藏的駐軍從來沒有達到以萬為單位的兩位數（56）﹐根據西藏的交通條件和我在西藏時的經驗﹐我也相信此說屬實﹐那麼連軍人（西藏軍人中也有許多藏族與其他少數民族﹐我也把他們都算作漢族）在內﹐西藏的漢人最多不過30幾萬﹐離234萬藏人相去何遠﹐怎麼可能超過呢﹖

我在導論裡已經指出﹐現代物質文明必然要改變經濟落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這是世界性的現象﹐西藏也不例外。達賴喇嘛把藏人生活現代化說成是毀滅西藏文化﹐說明他要剝奪西藏人民享受現代文明的權利。聯合國1986年《發展權宣言》說﹕“確認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達賴喇嘛豈不是剝奪西藏人權﹐強迫他們停留在中世紀嗎﹖我想西藏人民特別是西藏青年是決不會答應的。我在西藏時就親見拉薩藏族青年如何如飢似渴地追求現代物質文明與商業娛樂﹐其狂熱程度絲毫不亞於文革剛結束時的宗教狂熱。馬麗華也發現﹐西藏農村青年對慶祝傳統節日不感興趣﹐“藏戲他們不肯看了﹐只想電影電視﹐民間舞他們也不想跳了﹐只想著城裡的什麼……交誼舞迪斯科”（57）。連強烈譴責中共“毀滅西藏文化”的董尼德也承認﹕“老一輩的還在手轉經筒﹐口誦咒語﹐年輕的一代卻夢想沒有神祗﹐沒有菩薩﹐只有金錢﹑時裝﹑物質享受的天堂。（58）”達賴喇嘛有本事叫歷史的車輪倒轉嗎﹖

1998年9月1日剛剛訪問西藏歸來的意大利議會“中國之友”協會主席在羅馬發表聲明說﹐包括他在內的意大利議會代表團一致認為﹐中國政府在改善西藏的基礎設施﹑保護文物﹑提高當地人生活水平和促進內地與西藏的交流方面都取得了積極成果。聲明說﹐意大利議員們看到﹐西藏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廣泛的自由﹐西藏的眾多寺廟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維修﹔西藏的學校在教授藏語﹔藏人可以自由地請藏醫看病﹔西藏行政部門的藏族工作人員已由1979年的30%增加到現在的70%﹔藏民在計劃生育和服兵役方面還受到特殊照顧（59）。我想任何不懷偏見的人到西藏去﹐都會有同感。

注釋﹕

（50）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趙川東﹐《生生不息的<格薩爾>》﹐《人民日報》海外版﹐1997年8月9日。

（51）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52）達賴喇嘛這類言論多得數不清﹐舉不勝舉﹐這裡只舉幾個最近的例子﹕1996年12月3日他在接受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採訪時反復指責中國在西藏進行“文化絕滅”(cultural genocide)----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352﹔1998年3月10日他在“自由起義”39週年紀念會上講話時說﹕“北京在西藏推行的政策﹐幾乎是一種蓄意的文化絕滅政策”----《北京之春》1998年4月號91頁﹔1998年5月9日他在美國波士頓與中國學生學者對話時說﹕中國對西藏實行宗教文化絕滅﹐在國際上聲名狼藉----曾慧燕﹐《達賴﹑魏京生波士頓見面密談》﹐《世界日報》﹐1998年5月10日﹔達賴喇嘛在1998年6月接受西班牙記者採訪時說﹕中國對西藏進行文化大屠殺----《西藏前途﹐達賴表示悲觀》﹐《世界日報》﹐1998年6月29日。

（53）Dalai Lama, "Address to the U.S.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Five Point Peace Plan for Tibet",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54）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35頁。

（55）《天葬》﹐352頁。

（56）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604頁。

（57）馬麗華﹐《走過西藏》﹐作家出版社﹐北京﹐1997年﹐463頁﹑479頁。

（58）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6-27頁。

（59）新華社記者劉儒庭﹐《意大利議員發表聲明指出中國對西藏政策正確》﹐《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9月3日。

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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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撥亂返正”

7﹑教育與語文

八﹑大力提高教育水平。西藏的藏族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費﹐農牧區中小學推行寄宿制。中國政府還對部分藏族中小學生包吃﹑住﹑穿。1997年西藏有小學4251所﹐在校生300453人﹐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78%﹐而舊西藏的適齡兒童入學率不足2%﹔中學90所﹐大學四所﹐中專16所﹐西藏青壯年文盲率比1951年前下降41個百分點﹔1997年教育投資佔自治區財政預算支出和預算內基建投資總額的18%。從1985年以來﹐中國政府在內地一些省市創辦西藏初中班﹐在北京﹑天津和成都各建一所西藏中學﹐到1997年內地各類西藏班（校）共招收藏族學生18000人﹐已有5000大中專畢業生回藏工作。西藏所有學校與內地的西藏班（校）都以藏文為主課﹐實行雙語教學（60）。由於西藏地廣人稀﹑交通不便﹐西藏目前的教育事業當然無法同內地人煙稠密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相比﹐但與舊西藏不足2%的兒童有機會入學﹑而且只能學語文與佛經相比﹐可謂天壤之別。

問題出在傳統藏文沒有科技詞彙和現代社會科學詞彙﹐無法教授中學數理化生（物）與大學﹑中專理工醫農﹑社會科學課程。舊西藏識字的大多是喇嘛﹐只知有佛經﹐不知有數理化生﹑理工醫農與現代意義的社會科學（經濟學﹑法學﹑文藝學﹑美學﹑西方哲學﹑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當然不會創造有關詞彙。為此中國政府化了很大的力氣創造藏文科技詞彙﹐早在197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漢藏對照詞彙》中就有大量科技詞彙。1982年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員會成立了藏文名詞術語規範委員會﹐組織許多專家﹐花了12年時間﹐編篡了有史以來第一套藏語科技詞典﹕《藏漢英數學辭典》﹑《藏漢英物理學辭典》與《藏漢英化學辭典》﹐在1994年出版並通過鑒定﹐從而填補了藏文出版史的空白（61）。與此同時﹐1982年成立了五省區（藏﹑川﹑青﹑甘﹑雲）藏文教材協作領導小組﹐到九十年代初﹐編成全套中小學各科藏文教材（62）。

西藏自治區人大1987年頒佈的《西藏自治區關於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規定﹕在進一步完善小學藏語文教學體系的基礎上﹐從1993年的初中新生開始﹐初中階段藏族班除漢語文與外語課外﹐大部分用藏語文授課﹔從1997年高中﹑中專新生開始﹐大部分課程用藏語文授課。據統計﹐到1992年下半學期為止﹐西藏用藏語文授課的小學在校生達177735人﹐佔小學生總數的92.7%﹐小學用藏語文授課的教師7062人﹐佔小學教師總數的81.7%﹐全區小學基本實現藏語文授課。從1989年秋季開始﹐拉薩中學﹑拉薩市一中﹐日喀則地區中學和山南地區二中招收首批初中藏語文授課試點班學生﹐這批學生於1992年從初中畢業﹐除部份陞入中專﹑技校外﹐其餘陞入高中藏語文授課試點班。到1993年下半學期為止﹐全區中學有70多個藏語文授課班（包括四個高中試點班）﹐在校生3000多人（63）。

可惜這些藏語文試點班成勣並不理想﹐問題仍出在科技詞彙。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員會語文辦公室主任﹑青海省藏文名詞術語規範委員會副主任﹑藏語文專家程列著文指出﹕

1﹑歷史上的藏文化嚴重存在著重文輕理的傾向。在我們的文化寶庫中﹐雖然也有天文﹑歷算﹑醫學﹑建築等屬於自然科學範疇的知識財富﹐但大量的則是佛學﹑歷史﹑文學﹑語言﹑文字等社會科學知識。即使是自然科學範疇的知識﹐仍充滿著濃厚的宗教色彩﹐社會科學知識亦文史不分﹐無現代意義的科學分類。在古代﹐儘管藏族很重視翻譯事業﹐但主要出自信仰上的需要﹐重文輕理傾向同樣突出。在藏文出版史上﹐雖然卷帙浩繁﹐卻未曾有過理科詞典﹐很少有人蒐集﹑整理﹑規範理科名詞。這一切﹐就是人們常說的藏文化的先天不足。

2﹑藏文雖然歷史悠久﹐卻發展緩慢﹐在表達自然科學知識方面更為突出。重文輕理﹐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但近代以來﹐隨著新文化運動﹐各種語言文字都注意吸收和反映具有現代意義的自然科學知識﹐物理﹑數學﹑化學﹑生物﹑地理等各種學科的名詞術語及其基礎理論知識﹐在民族語文中應運而出。漢語文自五四運動以來﹐一改傳統的重文輕理傾向﹐出現新學。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探索科學救國之路﹐積極向西方學習﹐隨之現代意義的自然科學各門學科產生了。時至今日﹐就文字而言﹐用漢語文表達反映一切自然科學知識﹐已毫無困難和問題。國內有自己民族文字的蒙﹑維﹑朝﹑哈等兄弟民族的文化﹐在這方面的發展步伐也很快﹐特別在全國解放後幾十年中﹐更有長足的發展。與之相比﹐古老的藏文則遠遠落後了。從民族教育的教學領域看﹐全國通用的五種少數民族語文﹐除了藏族﹐其他四個民族都用母語進行自然科學授課﹐唯獨藏語文至今尚過不了這個“關”。這一難關主要就在於詞彙。

3﹑包袱沉重﹐邁步維艱。藏文從創製到現在﹐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但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遺產往往會成為包袱﹐阻礙前進﹐許多近乎糟粕性東西﹐棄之不甘﹐食又無味﹐甚至可能是絆腳石。藏文與蒙文相比﹐二者在古代可說是無法可比﹐蒙文字母先後兩次在藏族學者的協助下設計而成﹐作為一種民族文字﹐到十三世紀才起步﹐比藏文約晚1800多年。蒙醫也是由藏醫引進發展而成的。這些事實說明﹐古代藏文遠比蒙文發達。但現在的事實是藏文趕不上蒙文的發展﹐在科技方面﹑社會交際功能以及文化遺產的繼承等各方面蒙古語文早已超過了藏語文。

4﹑用詞混亂﹐極待規範。新中國的誕生﹐迎來了藏漢翻譯史上的春天﹐翻譯事業的興旺促進了藏語文的繁榮發展﹐但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這主要是新詞術語的混亂現象﹐具體表現在造詞用詞上的以舊代新﹑以文代理﹑以積代名﹐造成了詞無標準﹐概念混亂﹐詞義不明﹐表達不清﹐以及語言污染等嚴重問題和後果。究其原因﹐在造詞用詞上只知應付﹐不求質量﹐只想眼前﹐不管將來﹐這是造成混亂的主要原因。而且這種混亂現象主要是藏文界自己造成的﹐原因在於自身。沒有理由怨天尤人。

從藏語文的現狀看﹐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特別是高科技發展的形勢需要﹐在這方面落後於其他少數民族語文﹐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藏民族的主人翁意識在淡化。可以說藏民族是一個主人翁意識不強﹑科技意識很弱的民族﹐不少人看不到現代科技高速發展的形勢﹐看不到自己民族落後的現實﹐滿足於以往的成勣﹐沾沾自喜於浩瀚的佛學典籍﹐安於現狀﹐不求進取﹐從編篡綜合性的藏漢對照辭典來說﹐有史以來只有過兩部較權威的詞典﹐一部是《格西曲扎大辭典》﹐是蒙古學者編寫的﹔另一部是《藏漢大辭典》﹐是漢族張怡蓀先生從1928年起歷時56年完成問世的。兩位編篡者都不是藏族﹐僅此可見藏民族主人翁意識之一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教育人們真正認識到﹐藏語文要想趕上現代文化的發展水平﹐就必須吸取歷史教訓﹐承認自己的弱點。藏語文的發展首先要彌補自己的先天不足﹐要奮起直追﹐倍道兼行﹐其關鍵在於藏民族自身﹐這正是引起質變的內因（64）。

該文沒有舉例詳述藏文科技詞彙的問題﹐讓我從另一位藏文專家的文章裡找幾個例子。其一為一身兩任類﹐即把兩個不同的術語翻譯成同一個藏文名詞﹐或者說用同一個藏文名詞表達兩個不同的概念﹐例如﹕“比重”與“重量”被翻譯成同一個藏文名詞﹐類似的還有“密度”與“含量”﹑“氣候”與“氣象”﹑“音波”與“聲波”﹑“癌癥”與“腫瘤”﹑“遺傳”與“繁殖”﹑“光柱”與“光束”﹑“功率”與“能量”﹑“拉力”與“引力”﹑“壓力”與“壓強”﹑“鯨魚”與“鱷魚”﹑“節肢動物”與“無脊椎動物”等（這些詞彙都引自民族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漢藏對照詞彙》----原注）﹔其二為半生不熟類（即程列所說的“以舊代新”﹑“以文代理”----引者）﹐從原有的舊詞彙中借來作科技名詞﹐帶有濃厚的非術語性的俗氣。如將“揮發”翻譯成“消失”﹑“水平面”翻譯成“水面”﹑“垂直”翻譯成“徑直”等（引自《漢藏對照詞彙》）﹔其三為隨意增刪類﹐即不忠實於原文﹐任意增刪原文的意思﹐如將“天體運行”翻譯成“群星運行”﹑“虹吸管”翻譯成“虹形管”﹑“導體”翻譯成“電導體”﹑“人體解剖學”翻譯成“人體構造細探學”﹑“熱帶”翻譯成“炎熱帶”﹑“亞熱帶”翻譯成“熱帶”﹑“天然氣”翻譯成“天然煤氣”﹑“頁岩”翻譯成“油石板”﹑“甲殼類”翻譯成“骨殼類”等（引自《漢藏對照詞彙》）﹔其四為冗長拗口類﹐有的已經不是詞﹐而是詞組或句子（即程列所說的“以積代名”----引者）﹐如將“日照”翻譯成“太陽照的地方”﹑“染色體”翻譯成“吃染料的微物”﹑“地對空導彈”翻譯成“從地上往天空中打的導彈”﹑“航空母艦”翻譯成“飛機降落的船”﹑“減速運動”翻譯成“速度逐漸降下來的運動”﹑“超高壓”翻譯成“超了高壓”﹑“終年積雪”翻譯成“整年雪不化”﹑“原始人群”翻譯成“遠古時代的自然人群”﹑“恆溫”翻譯成“不變溫度”等（引自《漢藏對照詞彙》）﹔還有一詞多譯而又無定名類﹔顧此失彼類與錯譯類等等。究其因﹐現有的藏文翻譯界素質太差﹐不懂自然科學﹔藏學界長期重文輕理﹔強調意譯甚於直譯（65）。前兩點原因與程列說的相似﹐第三點可能與藏族的思維方式有關----如前所述﹐藏族天性傾向神話思維﹐喜歡對事實加以改造發揮﹐上述“隨意增刪類”就是如此。詞彙是語言之本﹐教材是教學之本﹐使用這樣的藏文科技詞彙編出來的藏文教科書﹐怎能叫藏族學生學好數理化生﹖

關於藏人為何看不到藏語文落後於現代社會的原因﹐留待下章分析。上述兩文至少說明了﹐西藏的中學之所以難以用藏語文教授數理化生﹐其責任完全在於藏族自己不爭氣﹐造不出成熟的藏文科技詞彙來﹐並不是中共陰謀毀滅西藏文化﹐否則中共為何要花大力撥專款組織人馬編寫藏文科技辭典和藏文中小學教材﹔為何允許蒙古﹑維吾爾﹑朝鮮﹑哈薩克諸族用母語教授數理化生﹖藏族一向以蒙古族信奉藏傳佛教（喇嘛教）為榮﹐不知是否對蒙古文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以及蒙古學者幫藏族填補藏文辭典空白感到慚愧﹖

達賴喇嘛一貫攻擊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學裡不得不用漢語教授數理化生是“毀滅西藏文化”﹐然而他自己在印度開辦的流亡藏人中學裡也不得不用英語教授數理化課程。達瓦才仁也承認﹕“以兒童村為主的各學校大部分已實現了小學數理化﹑社會科學等課程全部用藏語教學﹐初中以上才開始以英藏兩種語言教授。（66）”可見流亡藏人的小學還不能完全用藏語文教學﹐初中開始用英藏兩種語言教學﹐想必是用藏語文教授與西藏文化有關的課程﹐用英語文教授數理化﹐其因想必也是沒有藏文科技詞彙。如果說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學裡用漢語文教授數理化生是毀滅西藏文化﹐那麼達賴喇嘛在流亡藏人的中學裡用英語文教授數理化也是毀滅西藏文化。無怪乎戈倫夫要說﹕“達賴喇嘛經常譴責中國在西藏自治區的學校裡用漢語講課﹐這話聽起來令人感到虛偽﹐因為在印度的藏族學校裡﹐教學語言是英語。（67）”達賴喇嘛還利用絕大多數西方人不知道藏文沒有科技詞彙來欺騙西方輿論﹐例如他1996年12月3日接受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採訪時說﹐中國對西藏的“文化絕滅”的例子之一是﹕“在中國的高考中﹐中文成勣比藏文成勣更重要。”（68）既然藏文沒有大學理工醫農﹑現代社會科學的詞彙﹐那麼中國的大學裡自然只能用漢文授課﹐漢文成勣當然比藏文更重要。為了照顧藏族考生﹐中國政府一貫對藏族降低錄取分數線﹐降低率高達50%（下章詳述）。如此優待藏人﹐還能叫“文化絕滅”嗎﹖達賴喇嘛要求藏族只學藏文﹐不學漢文（否則就是文化絕滅）﹐這意味著他要求藏族永遠不學科技知識與現代社會科學﹐永遠停留在中世紀﹐這才是對藏族實行現代文化絕滅。

達賴喇嘛如此熱愛西藏文化﹐他一貫聲稱﹐惟有流亡藏人保存與發展了西藏文化﹐然而他們流亡印度40年﹐至今編不出一本藏文科技詞典來。中國政府至少編出了三本藏漢英三對照的藏文科技詞典﹐由此可見﹐至少從1980年起﹐中國政府比達賴喇嘛更加重視保存與發展西藏文化。

注釋﹕

（60）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61）《藏語自然科學辭書的可喜豐收》﹐《中國西藏》﹐1995年第6期。

（62）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380頁。

（63）西藏自治區民族教育研究所白瑪次仁﹐《對藏語文授課工作的思考》﹐《西藏研究》﹐1994年第2期。

（64）程列﹐《關於藏語文如何適應現代社會之我見》﹐《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

（65）普日科﹐《試論漢譯藏基本科技術語中存在的問題》﹐《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

（66）達瓦才仁﹐《流亡求生的西藏民族》﹐香港《開放》﹐1997年3月號。

（67）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79.

（68）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352.

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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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8﹑衛生與生育

九﹑大力發展醫療衛生事業。舊西藏只有三所設備極為簡陋的官辦藏醫機構和少量私人診所﹐從業人員不足百人﹐加上民間藏醫也只有400多人。1991年西藏有1197個衛生機構﹐平均每千人口擁有病床2.3張﹐醫生2.1人﹐分別相當於和高於中國平均數。到了1997年﹐西藏有1324個衛生機構﹐平均每千人口擁有病床2.5張﹐醫生2.5人。西藏的人均期望壽命從舊西藏的35歲增加到65歲（69）。連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97年的報告《西藏﹕人權與法治》都承認﹐西藏的醫療服務有了很大的改善﹐極大地提高了西藏的人均預期壽命（70）。

中國政府自1980年以來對全體藏族實行免費醫療﹐這是中國其他55個民族包括漢族都沒有的。近年來﹐鑒於公費醫療浪費太大﹐中國政府在全國進行公費醫療改革﹐在西藏對佔西藏藏族人口近90%的農牧民依然實行免費醫療﹐對沒有工作的藏族市民（包括職工家屬）也實行免費醫療﹐對有收入但不是國家職工的市民（例如個體戶）酌受部分醫藥費﹐對國家職工（不論漢藏）由單位給每人每月發一定數量的醫藥費（具體數目由各單位自定）﹐用超了自己出錢﹐用不完歸己﹔住院費包括醫藥費報銷70%到95%（各單位根據工齡自定）。漢族幹部的家屬看病全部自費。與此同時﹐達賴喇嘛治下的達蘭薩拉流亡藏人看病免費﹐藥費與住院費卻須自理（71）。

達賴自傳說﹕“關於保健方面﹐的確增加了數目可觀的醫院﹐就像中國政府說的那樣。但是醫院卻偏袒漢族移民。（72）”這又是謊言。西藏城鄉醫療條件懸殊﹐這是事實。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市民總數為33.6萬人（不包括住在城鎮裡的農民）﹐其中漢人6.9萬人﹐佔總數的20.5%﹔藏人26.7萬人﹐佔總數的79.5%。漢藏職工享受同樣的公費醫療﹐藏族職工家屬也有公費醫療﹐漢幹家屬卻沒有公費醫療﹐更不必說漢族流動人口。我在西藏時親見自治區人民醫院（西藏最大最好的醫院﹐也是自治區政府幹部的公費醫院）裡有許多藏農牧病人（包括住院病人）﹐他們全部免費﹐這是漢族農民做夢都不敢想的。可見西藏醫院偏袒的是藏人﹐而不是漢人。

西藏地廣人稀﹑交通險惡﹐農牧民分散在極其遼闊的地方﹐去拉薩及地﹑縣﹑鄉醫院看病遠不如拉薩市民看病方便﹐這是西藏的地理條件造成的﹐卻也成為達賴喇嘛指責中國政府的理由（73）。且不說達賴喇嘛統治西藏時﹐農牧民根本沒有可能去醫院看病﹐所以達賴喇嘛根本沒有資格為此指責中國政府﹔單說西藏人口僅佔中國人口的0.2%﹐其面積卻佔中國面積的12.5%﹐如果西藏的醫療網點也要像內地一樣密集﹐中國就必須把全國12.5%的醫療費用在只佔中國人口的0.2%的西藏人身上。換言之﹐西藏人均佔有的醫療費將是中國人均佔有醫療費的63倍﹐如果考慮到把醫療設備與藥品運到西藏各地去的交通成本與維持西藏各地醫院運作的其它成本（人員﹑能源等）遠遠高於內地﹐這一比例恐怕要上昇到100倍。達賴喇嘛認為這樣做合理嗎﹖是不是有另一種種族歧視的嫌疑﹖

我在西藏時親見﹐中國政府對佔西藏人口近90%的農牧民不搞計劃生育﹐對藏族市民要求每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對在藏漢人也和內地一樣只准生一個。連美國國務院的1997年西藏人權報告也承認﹐藏人在計劃生育方面較之中國其他民族有優惠（74）。《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指責中國政府要求藏族市民生兩個孩子是“滅絕西藏民族”﹐卻閉口不提中國政府只准全體漢人生一個孩子﹐莫非在他們眼裡﹐漢人就不算人﹖《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還造謠說﹐中國政府“對農牧民在執行計劃生育時雖然寬大﹐實際上凡生育第三胎者均被處高達1500至3000元人民幣的罰款﹐超過兩胎的孩子將得不到糧戶本”。最後一句話漏了馬腳﹐農民哪來的糧戶本﹖

戈茨坦在1985年至1988年曾專門去西藏各地考察計劃生育問題﹐其研究報告《中國在西藏自治區的節育政策----神話與現實》（75）說﹕在拉薩市﹐漢族幹部和群眾實行中國內地城市的節育政策﹐一對夫婦只允許生育一胎﹐藏族幹部和群眾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胎。在西藏農牧區（農牧民約佔藏族總人口的90%）﹐雖然計劃生育受到讚揚﹐但他們卻未發現任何證據表明農牧民生育受到任何限制。相反﹐有個有很多子女的婦女竟然來問他們要控制生育的藥。在拉薩北郊﹐計劃生育家喻戶曉﹑廣泛實行﹐這裡的婦女有的做過人工流產﹐但這裡沒有強制性節育政策。西藏自治區實際上正處在一個人口高出生率階段﹐並不存在一個導致人口下降和威脅藏族生存的所謂強制性控制藏族人口的政策。該報告最後指出﹐艾夫唐之流對於中國政府在西藏強行控制人口﹑侵犯人權的報告與其說反映了西藏的現實﹐不如說反映了流亡藏人和他們的反華支持者的強烈情緒。本報告（指戈茨坦的報告----引者）表明政治上的強烈情緒如何容易誤導客觀事實。

注釋﹕

（69）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1992年9月21日﹔《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70）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17.

（71）曹長青﹐《西藏流亡者的聲音》﹐香港《開放》﹐1998年2月號。

（72）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34.

（73）參見達瓦才仁﹐《誰在製造西藏的神話﹖》﹐《北京之春》﹐1997年2月號。

（74）同（48）

（75）Goldstein, Melvyn C. and Beall, Cynthia M., "China's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sian Survey XXXI:III (March 1991), pp.285-30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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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撥亂返正”

9﹑建設與表演

十﹑大興土木。為了慶祝198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20週年﹐胡耀邦在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決定投資4.8億元﹐命令九個發達省市派出近兩萬人﹐在西藏興建43項工程。其中能源七項﹑交通兩項﹑建材兩項﹑飼料加工一項﹑商業四項﹑文體九項﹑教育兩項﹑衛生四項﹑市政建設兩項﹑旅遊八項﹑其他兩項（76）。《天葬》稱之為“現代化表演”﹐“它的目的是為了表演﹐為了製造一個形象﹐而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並舉出如下例子﹕

拉薩飯店、機場至拉薩的道路、機場賓館、自治區醫療大樓、西藏體育館、西藏大學教學樓、西藏電教館、西藏圖書館、澤當飯店、那曲群藝館、西藏大學藝術樓、拉薩劇院。

《天葬》說﹐從上述項目﹐“不難看出其中的表演性質”（77）。除了拉薩劇院和西藏體育館外﹐我實在看不出上述項目為何“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像自治區醫療大樓所在的自治區第一人民醫院是西藏頭號大醫院﹐43項工程為之安排了三層門診樓﹑兩棟五層的住院樓﹑一層急診部及藥庫﹑製劑室等﹐總建築面積達一萬多平方米﹐投資2200萬元。在建成後的九年裡﹐門診人數與住院病人（大多數是享受公費醫療的藏人﹐包括農牧民與喇嘛尼姑）每年以20%的速度遞增﹐儘管已有工作人員約800人﹐仍在超負荷地運轉。在580多名專業人員中﹐藏族高級專業人員佔30%﹐藏族中級專業人員佔72%（以上均為1994年的數字）（78）。如此造福西藏人民的工程也是“現代化表演”﹑“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嗎﹖

還有西藏大學教學樓與藝術樓﹑西藏圖書館﹑西藏電教館等是為了提高藏人的教育水平﹐也“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嗎﹖王力雄大概沒有在貢嘎機場至拉薩的舊路上坐過車﹐所以不知道舊路之糟糕。他知道拉薩的班機都是早上起飛的﹐卻不知道拉薩的普通職工並沒有讓單位派車送機場的特權﹐更不必說單位不在拉薩的職工以及沒有單位的人﹑西藏以外來的人﹐他們不得不提前一天坐機場的大客車到機場﹐在那裡的招待所住一夜。我每次從拉薩回內地﹐都要在機場住一夜﹐所以我知道舊的機場招待所有多小多破。我有一次去晚了﹐招待所已經客滿﹐幸好發現一個朋友﹐已經先我到達並找到了床﹐讓我和他擠著睡。所以機場至拉薩的新公路與機場賓館也是必不可少的設施。那曲群藝館是有一萬多居民（大部分是藏族）的那曲鎮的主要娛樂場所﹐夜夜爆滿。拉薩飯店建成前﹐西藏沒有星級飯店﹐如何發展旅遊業﹖澤當飯店位於藏族發祥地山南﹐古蹟眾多﹐1993年該店完成營業收入470萬元﹐實現利潤100萬元﹐創匯128萬元（79）﹐怎能說是“現代化表演”﹖43項工程中還有羊八井地熱電站擴建﹑羊八井至拉薩輸變電﹑拉薩火電廠改造﹐以及在西藏各地的太陽能﹑風能開發等七個能源工程﹔拉薩上下水工程﹑貢嘎機場擴建﹑拉薩中學擴建﹑拉薩水泥廠等有關交通﹑建材﹑教育﹑衛生﹑飼料加工﹑市政建設等13個項目﹐以及部分商業﹑文化﹑旅遊項目﹐恐怕也不能說是西藏不需要的“現代化表演”。至於建造大昭寺廣場則是為了方便藏人拜佛﹐後來卻方便了藏人騷亂。毫無疑問﹐像西藏體育館﹑拉薩劇院﹑龍王潭公園改造等工程﹐並無實用價值﹐確有“現代化表演”之嫌。但也有不得以的苦衷﹐為了堵西方人權衛士的嘴（後文詳述）。

為了慶祝199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30週年﹐1994年江澤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決定投資23.8億元﹐在西藏興建62項工程﹐到1997年底﹐實際投資已追加到36.7億元（80）。62項工程的具體內容（81）如下﹕

農技推廣體系建設、左貢縣玉曲河農業綜合開發、仁布縣解放水渠、滿拉水利樞紐工程、優質油菜生產和加工、乃東縣油糧加工廠、拉薩油糧加工廠、藏西北絨山羊基地、林芝東久林場開發、西藏邊茶廠、丁青縣水電站、巴青縣水電站、措美縣水電站、芒康縣鹽井水電站、聶榮縣水電站、米林縣南伊水電站、沃卡河一級水電站、朗久地熱電站、拉薩西郊輸變電工程、昌都電網改造、香卡山鉻鐵礦、申扎金礦、扎倉茶卡硼鎂礦、昌都水泥廠搬遷、馬查拉煤礦、西藏自治區藏藥廠擴建、拉貢公路改建、格爾木煉油廠至101油庫輸油管、拉薩新華書店、中尼公路中壩至拉孜段改造、貢嘎機場儲油設施、拉薩西郊長途電話樞紐樓、拉薩至日喀則光纜、12個地面VSAT站、布達拉宮廣場、拉薩市環行道、澤當鎮道路改造、日喀則上下水工程、獅泉河鎮上下水工程、自治區黨校暨行政學院綜合樓、37個邊境與貧困縣機關建設、邊境口岸建設、西藏博物館、鄉級太陽能廣播電視接收站、林芝賓館、日喀則第二中學、乃東中學、嘉黎縣中學、貢覺中學、朗縣中學、生育健康培訓中心、自治區傳染病醫院、

拉薩市醫院住院部、自治區黨政辦公樓、北京西藏大廈、塘河電廠改造、沃卡潭三級電站改造、林芝八一電廠改造、拉薩水泥廠回轉窯改造、昌都糧油加工廠改造、林芝縣糧油加工廠改造、西藏農牧產品加工出口基地。

這裡有多少屬於西藏民生所必需的﹐多少屬於“現代化表演”﹐請讀者自己判斷。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大工程﹐例如布達拉宮整修工程﹐中國政府花了近一億元﹑一噸黃金（82）﹐旨在弘揚西藏文化。1994年5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古蹟遺址專家參觀後也對整修工程表示滿意（83）﹐如此巨大的投資當然是不可能從門票裡收回的。又如投資十億元的一江兩河綜合開發工程﹐在西藏的主要農業區興修水利與電站﹑改良耕地﹑改良牛羊﹑開發荒地﹑推廣先進技術﹑培訓人員﹑建橋築路﹑植草造林﹑建造商品糧基地﹑副食品基地與科技示範推廣基地等﹐旨在並已經大幅度提高農牧業產量。開發開始後八年﹐佔西藏人口30%多的該流域70多萬農牧民已經獲益﹐人均純收入已由開發前的1989年的602元增加到1997年的1253元﹐翻了一番﹐高出全區農牧民人均純收入168元。開發區的糧食﹑油菜籽﹑肉類與奶類產量由1990年的34.5萬噸﹑1.19萬噸﹑1.43萬噸與3.7萬噸上昇到1997年的45.71萬噸﹑2.48萬噸﹑2.44萬噸與4.41萬噸。改造低產地7.5萬畝﹐擴大保灌面積30萬畝﹐新建良種繁育基地三萬畝﹐蔬菜保護基地230畝﹐新建和改擴建農技推廣站﹑畜類防治站22個﹐改良牲畜1.45萬頭﹐培訓人員五萬多人次﹔形成了一批“旱能灌﹑澇能排﹑田成方﹑林成網﹑渠相連﹑路相通”的高產穩產田﹔還造林20萬畝﹐使開發區的年大風日數由六﹑七十年代的50天下降到現在的不足30天﹐大大減少了風沙侵害﹐控制了水土流失。全區連續十年農業豐收﹐80%的農民蓋了新房（84）。然而因為中國政府對藏農牧不收稅﹐不派購徵購農牧產品﹐所以農牧業發展後的好處全部歸藏農牧所得﹐中國政府收不回一分錢的投資。再如投資18億元﹑歷時八年多﹑總裝機容量為九萬千瓦的羊卓雍湖抽水蓄能電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水電站﹐它使長期缺電的拉薩電網增加兩倍以上的電力（85）。然而西藏的電力工業從來是政策性虧損的大戶﹐這樣巨大的投資是永遠收不回來的。

達賴自傳指責拉薩的“藏人區15瓦到20瓦的電燈是你能看到的最亮的燈光﹐但是電燈經常不亮﹐尤其是在冬天”。而“中國區燈火通明”（86）。他忘記了他自己統治西藏時﹐全西藏只有一個125千瓦的奪底水電站﹐只供他一人與極少數豪門享用﹐所以他根本沒有資格指責中國政府向藏民供電不足。他把拉薩老城叫做“藏人區”﹐把拉薩新城區叫做“中國區”是錯誤的﹐也是別有用心的。所謂拉薩老城區﹐一般指1950年以大昭寺為中心的老式藏房區﹐面積約一平方公里﹐1988年人口約三萬。拉薩新城區一般指中共進藏後在老城外修建的新建築群﹐1980年的面積約24平方公里。1990年拉薩有戶口的居民為139810人﹐其中藏族96341人﹐佔69%﹔漢族40418人﹐佔29%﹐其他民族3051人（其中大一半是中共進藏前就住在拉薩的回族﹐他們說藏語﹐信伊斯蘭教）﹐佔2%（87）。把全市的藏人數約十萬減去老城的藏人數三萬﹐還有七萬藏人住在新區﹐並大大超過全市的漢人數﹐怎麼能把新區叫做“中國區”（在達賴喇嘛的語彙裡﹐中國人即漢人）呢﹖我在拉薩時就深受缺電之苦﹐冬天水枯﹐沒有水力發電﹐缺電更甚﹐所以中國政府要修羊卓雍湖電站以造福藏人佔69%的全體拉薩居民。然而此舉卻受到《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指責﹐說是“這些建設的主要目的是為漢族居民和建在藏區的或中國的各大工廠供電。而對西藏人民不僅毫無益處﹐反而建造這類水利電站直接破壞西藏的自然環境﹐威脅人民的健康﹐從而損害了西藏人民的總體利益。”拉薩新區的藏人都與漢人混居在單位分的房子裡（我在西藏時的鄰居大多數是藏人）﹐中共想單獨給漢人供電也做不到。把羊卓雍湖的電送到內地去﹐不啻是現代化的天方夜譚﹐只有神話思維者才想得出來。不建電站要受到達賴喇嘛的攻擊﹐建設電站又要受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攻擊﹐這叫中國政府如何是好﹖

注釋﹕

（76）《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425-426頁。

（77）《天葬》﹐399頁。

（78）（79）多吉占堆﹐《四十三項工程惠澤今日高原》﹐《中國西藏》﹐1995年第1期。

（80）張忠﹑王建新﹐《援藏工程發揮顯著效益》﹐《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5月16日。

（81）邊吉﹐《援助西藏的六十二項工程已隆隆啟動》﹐《中國西藏》﹐1995年第1期。

（82）《江澤民﹑克林頓記者招待會》﹐《北京之春》﹐1998年8月號。

（83）劉偉﹐《給歷史留下一座豐碑》﹐《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6年。

（84）賀廣華﹐《西藏加快一江兩河開發建設》﹐《人民日報》海外版﹐1994年4月7日﹔劉偉﹐《充滿希望的高原》﹐《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6年﹔王建新﹑張忠﹐《西藏綜合開發一江兩河﹐七十多萬農牧民獲實惠》﹐《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0月3日。

（85）白冰﹐《羊卓雍湖電站竣工移交》﹐《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9月21日。

（86）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33.

（87）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409-4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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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10﹑輸血與腫瘤

十一﹑巨額補貼。以上各項都需要大量的錢﹐西藏的企業（包括商業）只虧不賺﹐農牧民則不繳稅﹐這錢從何而來﹖當然只有靠中央政府補貼。下面是列年來中國政府給西藏自治區政府的財政補貼（不包括專項基建投資如上述大工程與駐軍費用）及其佔自治區政府支出的百分比（88）﹕

年份        中央補貼(萬元)  補貼佔支出%

1960        2725            18

1965        11804           104

1970        18345           173

1975        29179           122

1980        60104           129

1985        105772          103

1989        123715          104

1990        124389          96

1995        313440          90

1997        339776          89

從上表可以看出﹐從文革爆發前夕的1965年（自治區正式成立之年）到文革結束前夕的1975年（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年增15%﹔從1975年到1980年的華國鋒時代年增21%﹔從1980年到1989年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年增12%﹔從1989年到1997年的江澤民時代年增22%（這裡算出的年增率只是近似值﹐旨在給讀者一個大致的概念﹐不是統計學意義上的年增率）。無論哪個時期﹐都超過了中國財政收入的年增率。

上面是縱向比較﹐再來看橫向比較。1988年內蒙古人均工農業產值為986元﹐西藏僅為440元﹐不足內蒙古的一半。在消費水平上﹐情況顛倒過來。同年內蒙古職工平均工資為1641元﹐外加社會福利費213元﹔西藏職工平均工資為2739元﹐外加社會福利費582元。西藏比內蒙古高了79%。1990年中央給內蒙古的財政補貼為人均130元﹐而給西藏的為人均566元。1988年中央財政補貼佔各自治區政府開支的比例如下﹕廣西45%﹐內蒙古53%﹐新疆60%﹐寧夏63%﹐西藏100%。1994年廣西和內蒙古的經濟發展使中央補貼在其總收入裡的比重降低到13%和27%﹐寧夏和新疆變化不大﹐而西藏仍高達83%（89）。1997年中央給內蒙古的補貼的比重又降低到22%﹐而西藏反而上昇到佔其總收入的92%﹐總支出的89%（是年西藏財政赤字）（90）。從1993年到1997年﹐西藏的國內生產總值連續五年增長達到兩位數﹐1997年高達13.4%（91）﹐其實這個數字只及中央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年增長率的一半﹐有什麼可誇耀的呢﹖

這麼多錢用到哪裡去了﹖首先﹐給西藏的15萬多國家職工（其中四分之三為藏族）發工資。1997年西藏國家職工工資總額為164175萬元（16.4億元）﹐佔當年自治區政府總支出381952萬元（38.2億元）的43%。這只是給職工的現金﹐如加上職工的住房﹑醫療﹑水電﹑燃料﹑交通及其他福利（西藏各單位經常發放食品）﹐其總數超過一半。其次是行政企業管理費﹐1997年僅現金支出為96864萬元（近十億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公費吃喝與旅遊上。再次是文化教育衛生事業費﹐1997年為78837萬元（近八億元）﹐這是為西藏人民做好事實事。第四是價格補貼﹐1997年為16680萬元（1.7億元）。西藏人民必需的茶﹑鹽﹑糖﹑布﹑服裝﹑燃油（汽油﹑柴油﹑煤油）﹑藥品﹑日用百貨﹑煙酒﹑食品﹑工農業生產資料等大都要從內地調入﹐其價格必須和內地差不多﹐這巨額運費就要由政府補貼。1992年政府對每市斤本地糧（在西藏議價收購的）補貼0.455元﹐對內地糧每市斤補貼0.67元﹐而銷售價本地糧為0.43元﹐內地糧為0.457元﹐不算收購﹑儲藏與運輸成本﹐僅僅補貼價就高於銷售價。甚至從尼泊爾進口的糧價都比內地運來的糧食成本低30%。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撤消國營副食店﹐給全體市民發副食補助﹐讓他們自己去自由市場買菜。1993年政府放開糧價﹐給予全體市民糧食補貼﹐結果引起藏人示威。第五是企業（工業﹑商業﹑建築﹑運輸等）虧損﹐1997年國有企業計劃虧損為11979萬元（1.2億元）。這筆錢也和價格補貼一樣﹐花在西藏人民頭上。例如西藏發電成本巨大（火電廠的燃油須從青海送來﹐水電站建設管理成本高昂）﹐但對市民只象徵性地收一點費﹐對農牧民免費﹐這虧損當然只能由政府補貼。煤氣灶與自來水也一樣。還有些企業虧損連連﹐因有許多藏族員工﹐也只好由政府補貼維持（漢族員工可以內調）。加以為了解決藏族市民的就業問題﹐所有的企業都人浮於事﹐毫無效率可言﹐豈有不虧之理﹖第六是支援農牧業﹐1997年高達14169萬元（1.4億元）﹐計有小型農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補助費﹑支援農村合作生產組織資金﹑農村農技推廣和植保補助費﹑農村草場和畜禽保持補助費﹑農村造林和林木保護補助費﹑發展糧食生產專項資金支出等項目。如前所述﹐中國政府對農牧民不收稅﹐不派購徵購農牧產品﹐卻免費或低價提供生產資料﹑技術服務﹐低息或無息提供﹑甚至白送貸款﹐自然要大量貼錢。第七是“落實政策”﹐1997年在自治區財政支出表上的“其他”項高達51384萬元（五億多元）﹐同年自治區銀行的“國家對個人其他支出（相對於職工工資獎金而言的其他）”則高達61488萬元（6億多元）（92）﹐佔自治區財政當年支出的16%。據了解這是對寺廟與個人“落實政策”的賠償﹐包括文革前與文革初寺廟被砸﹑佛像被毀與個人被抄家的賠償﹐可能還包括給寺廟與僧尼的津貼。上述各項相加略微超過同年自治區政府的總開支數﹐是因為文化教育衛生科學事業費等項中包含了職工工資﹐計算時有重疊。

綜上所述﹐西藏的經濟是不折不扣的輸血經濟﹐1992年前西藏的財政全靠中央補貼﹐其後也基本上靠中央補貼。據知情者說﹐從1992年起西藏財政之所以小有收入﹐主要不是來自發展生產﹐而是來自向內地“轉讓”中央給予西藏的優惠政策的收益﹐即把中央給西藏的平價（計劃價）物資以議價（市場價）倒賣給內地﹔還有把中央允許西藏免稅進口的物資加價轉賣給內地。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在中國各少數民族中是最優厚的﹐藏族已經成為中國56個民族中名副其實的貴族。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認中國政府給了西藏財政補貼﹐但說其中“絕大多數實際上只是做為中國幹部和工作人員的平常開支費用以及為遷移定居西藏的中國人提供各種補貼而已”﹔又說“在所謂的財政補貼之分配過程中﹐在城市與鄉村間有著驚人的懸殊”。美國國務院1997年西藏人權報告也說﹕“中央政府和其他中國省份給西藏經濟大量津貼﹐從1989年至1996年每年遞增10.5%。90%以上的西藏預算來自自治區外。西藏還享有廣泛的經濟與稅收優惠政策。”“總的說來﹐政府的發展政策提高了許多藏人的生活水平﹐但許多好處被漢人撈去了。”

誠然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並未平均分給每個藏人。其主要受益者是15萬多國家職工﹐其中四分之三約12萬是藏族（1997年）﹐可見至少四分之三的好處被藏族撈去了。以每家兩個孩子並且不算老人計﹐藏族國家職工及家屬達23萬多﹐佔西藏藏族人口的10%左右﹐佔西藏藏族市民的87%（有關統計數字出處見本章前文）。換言之﹐中國政府用漢族納稅人的血汗包養了十分之一的藏族﹐使之變成了藏族中的貴族﹑中國的貴族中的貴族。他們的人均收入高於中國市民的人均收入﹐實際人均生活水平與北京市民不相上下。佔西藏藏族人口約十分之九的農牧民也從免稅政策﹑支農政策﹑物價補貼﹑免費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等中分享了部份中央的財政補貼﹐但只能說中國政府對他們實行半養﹐他們在相當程度上還得靠天吃飯。由於西藏的天特別嚴峻﹐他們的人均收入低於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這就與藏族市民構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國政府目前還沒有財力把藏農牧也全部送進城裡包養起來﹐即便有﹐西方人權衛士與達賴喇嘛更要指責中國政府毀滅西藏文化了。西藏的城鎮特別是拉薩就像荒涼原始的世界屋脊上的畸形繁華的現代化綠洲。正如《天葬》指出的﹐西藏自身的資源不可能產生和供養現代化﹐西藏的現代化只能由外力（中國政府的財政補貼即漢族納稅人的血汗）來維持﹐《天葬》因此把現代化稱為“西藏的腫瘤”﹐說它不是西藏的繁榮﹐而是西藏的疾病（93）。這個問題留待後文討論。

達賴喇嘛說﹕“中共的目的只有掠奪。他們對西藏作的極少的投資﹐宣傳得非常強﹐但是對他們從西藏掠奪去的東西﹐卻一聲不吭。（94）”達賴喇嘛舉得出中國政府從西藏“掠奪”的具體內容與證據嗎﹖如前所述﹐西藏歷代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搜刮的財寶早在1950年就被達賴喇嘛自己運到錫金去了。1959年叛亂時﹐大批逃亡貴族﹑活佛﹑藏官又帶走了自己的財寶﹐留在西藏的可供中共掠奪的財寶也就所剩無幾。中共自1980年以來年年都在向寺廟與舊貴退賠﹐其數額每年高達數億元。直到1997年﹐都佔了自治區財政支出的16%。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甚至還說﹕“其實﹐如用現金數額來計算﹐僅僅從西藏運往中國的木材﹐其價值便大大超過了中國聲稱的所謂給予西藏的財政補貼數。”真是天大的笑話。1997年運出西藏的木材共12931噸（95）﹐是年中央給西藏的財政補貼為339776萬元。一公斤木材能值263元嗎（且不說伐木和運輸的高昂成本）﹖何況出售木材的收益也和西藏開礦的收益一樣全部歸西藏自治區財政﹐用在西藏各項包養藏人的事業上﹐中央政府不收分文。連“西藏流亡政府官員”達瓦才仁都承認﹕“西藏暫時來說在物質利益上面對中共沒有什麼好處（96）”﹐非常難得他說了一句真話。

注釋﹕

（88）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99頁。

（89）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18頁。

（90）《內蒙古綜合經濟實力增強》﹐《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2月25日。

（91）羅布次仁﹐《西藏經濟去年增長一成多﹐再次超過全國平均發展速度》﹐《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月5日。

（92）本段統計數字見﹕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60﹑267﹑104-105﹑101頁﹔糧價比較數字見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1996年﹐204-205頁。

（93）《天葬》﹐421-422頁。

（94）薛偉﹐《像朋友那樣真誠相待----達賴喇嘛訪談錄》﹐《北京之春》﹐1996年4月號。

（95）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234頁。

（96）亞衣﹐《讓西藏流亡者早日回歸家園----訪<西藏通訊>主編達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1997年11月號。

北山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1﹑恐懼與崇拜

中共在平叛民改中搗毀了大部分寺廟﹐遣散了大部分僧尼﹔在文革中搗毀了大部分剩下的寺廟﹐遣散了全體剩下的僧尼﹐還禁止一切宗教活動。說毛澤東企圖消滅西藏的佛教﹐是一點也不過分的。然而由西藏的自然（天）決定的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道）並未因此改變﹐他們需要新的宗教來填補心靈與生活的空白﹐這個新教就是毛澤東的共產烏托邦主義（簡稱毛教）。

《天葬》對西藏的“神界輪迴”作了精彩的論述。它說西藏的宗教起源於莫名的恐懼﹐由恐懼而敬畏﹐由敬畏而產生神。毛澤東用恐怖手段打倒了西藏的舊神﹐藏人就把毛當作新神來崇拜。鄧小平放棄了恐怖手段﹐藏人就不崇拜他﹐重新崇拜達賴喇嘛。

法國十八世紀哲學家霍爾巴赫說過﹕“恐懼第一個在地上創造出神”﹔“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於恐懼。人之所以恐懼﹐只是由於無知。人缺乏對於自然力量的認識﹐於是設想自然受一些看不見的勢力支配﹐認為依靠這些勢力﹐想象它們可以發起脾氣來對自己不利﹐也可以有利於自己的族類”（1）。西藏地廣人稀﹐自然環境又特別嚴酷﹐孤立無援的藏人的恐懼自然格外強烈。自然而外﹐還有社會。西藏的統治階級特別殘酷﹐他們的刑具並不像《天葬》說的那樣只是“文化象徵”（2）﹐尊貴如藏軍總司令龍廈尚且慘遭挖眼就是明證。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無論是農奴還是貴族﹐都無法擺脫對自然﹑對社會﹑對命運的恐懼﹐神於是應運而生。

藏人的原始宗教是本教﹐主張靈魂不死﹑靈魂轉移。這是所有原始人包括漢人的祖先的本能﹐導源於神秘莫測的夢。那時人們不理解夢的生理原因﹐認為是靈魂的活動。死人會出現在夢裡﹐可見人死後靈魂仍然存在﹐至今有些漢人還認為死人會“托夢”。由於本教的教義較簡單﹐敵不過龐大複雜的佛教。更重要的是﹐佛教為時刻生活在恐懼中的藏人指明了一條簡明扼要（這對沒有文化的藏人特別重要）﹑極為誘人而又無從驗證（這也同樣重要）的出路----因果報應﹑超度來世﹐從而使幾乎全體藏人都沉溺其中﹐難以自拔。由此可見﹐佛教並不是藏族與生俱來的宗教﹐藏人自古以來就有接受外來宗教的傳統﹐只要它適合他們的需要。

藏人同時還有崇拜強者的傳統。他們的神既然是從恐懼中產生的﹐自然具有比使他們恐懼的東西更強大的威力﹐否則如何保護他們免於恐懼﹖到過喇嘛寺的非藏人士一定會對其偶像的猙獰恐怖與色情淫蕩產生深刻印象﹐所謂歡喜佛就是兩者結合的典型﹐那是漢傳佛教絕對沒有也無法想象的。關於色情淫蕩問題暫且不論﹐只談猙獰恐怖。那既是他們害怕的東西﹐又是他們崇拜的偶像。他們在歷史上接受過蒙古人與滿洲人的統治﹐因為後兩者顯示過強大的軍事威力。當英國人剛開始進入西藏時﹐他們堅決將其拒之門外。然而當英國侵略軍在1904年殺死數千藏人﹐打進拉薩﹐用實力表明自己比滿清更強大後﹐藏人就把自己的崇拜由滿清轉向英國﹐達賴自傳中感謝英國侵略軍頭目榮赫鵬﹑讚美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文字就是明證。那麼毫不奇怪﹐當毛澤東通過平叛民改打斷西藏上層的脊樑骨後﹐藏人包括被打斷了脊樑骨的上層人士也會轉而崇拜毛﹐何況毛也確實給了西藏下層人民以看得見的利益呢﹖

如前所述﹐藏人信仰佛教﹐是因為它許諾他們通過現世的修行可以換取來世的好運。正如本書第二章所引戈倫夫的話說的那樣﹐西藏的窮人安於現狀只是出於無奈。貪圖享受﹑要求尊嚴原是人類的本性。窮奢極欲﹑愛擺排場的西藏上層就為農奴和奴隸做出了榜樣。農奴和奴隸之所以虔誠拜佛﹐不就是為了來世能像眼前的上層那樣尊榮富貴嗎﹖那麼當毛澤東打倒了上層﹐把他們的土地﹑牲畜﹑房屋﹑衣物無償分給農奴和奴隸﹐並把原先的上下層的社會地位翻了個個﹐使後者在現世就享受到他們渴望於來世的東西時﹐他們豈有不歡喜若狂﹑感恩戴德之理﹖

注釋﹕

（1）霍爾巴赫﹐《神聖的瘟疫》﹐《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商務印書館﹐北京﹐558頁。

（2）《天葬》﹐294頁。
  
　

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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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法輪常轉

2﹑毛教的興衰

藏族百姓對毛澤東的崇拜既然是建立在恐懼加感恩的雙重基礎上的﹐這種感情當然要比原先僅僅建立在恐懼上的宗教感情更加強烈。然而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畢竟不同於漢族﹐他們除了出於人類的本性貪圖現世的享受外﹐還要超度來世。而中共的意識形態卻是無神論﹐不承認有來世。它不僅搗毀了大部分寺廟﹑遣散了全部僧尼﹑禁止一切宗教活動﹐還反復向藏人宣傳沒有來世﹑幸福只在現世的思想﹐那麼藏人如何解決超度來世的問題呢﹖

瑞士哲學家兼心理學家皮亞杰（Jean Piaget, 1896-1980）提出的發生認識論（Cognitive Development）（3）認為﹐人們在接觸新事物時﹐會自覺不自覺地用自己頭腦裡固有的概念﹑邏輯﹑價值體系去詮釋新事物﹐將其解釋﹑翻譯成自己可以理解的東西﹐他稱這種機制為“同化”（assimilation）。當年西方探險家斯坦因去敦煌盜竊文物時﹐哄看守人王道士說﹐他是印度的唐僧﹐倒朔著唐僧的路線到中國來取經了﹐後者馬上對這個洋唐僧肅然起敬。英國人與俄國人拉攏藏人時﹐都哄他們說﹐只有英國女王與俄國沙皇才是西天大菩薩的化身。十三世達賴喇嘛確曾相信過後者﹐還接受了後者賜給他的東正教大主教金色法衣。誠然﹐中共從來不曾告訴藏人說﹕只有毛澤東才是西天大菩薩的化身﹐只有共產主義才是最好的宗教。中共只告訴藏人﹐只有毛澤東才是藏人的大救星﹐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真正的天堂。在同化機制的作用下﹐藏人馬上把毛澤東詮釋為西天大菩薩的化身﹐特別是文殊菩薩的化身（如前所述﹐藏人曾把清朝皇帝當作文殊菩薩的化身來崇拜）﹔把共產主義詮釋為佛教裡的天堂。文革搗毀了寺廟與佛像﹐禁止一切佛事﹐卻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剛好填補了藏人的宗教感情與儀式需要。

藏人於是把毛像當成佛像﹐把鞠躬敬禮當成磕頭﹐把毛的著作﹑語錄當成佛經﹐把毛語錄牌當成瑪尼堆（藏人常在路口堆石﹐插上經幡﹐圍之轉經﹐藏語稱為瑪尼）﹐把“早請示﹑晚彙報”當成祈禱﹐把去北京當成朝聖﹐把“毛主席萬歲”當成“六字真言”﹐把“毛主席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當成毛的“轉世靈童”……確曾有許多藏人圍繞毛的塑像﹑語錄牌轉經。“早請示﹑晚彙報”﹑唸語錄﹑唱頌歌這一套本是中共從基督教那裡學來的儀式（祈禱﹑唸聖經﹑唱讚美詩）﹐用以取代佛教儀式也順理成章﹐如前所述﹐藏人本有接受外來宗教的傳統。至於某些細節上的差異----諸如毛的服裝扮相與菩薩大不一樣﹔佛教裡的天堂是在另一個世界﹐而共產主義天堂則在子孫後代的人世﹔轉世靈童只能在其前世死後誕生﹐而毛澤東死時華國鋒已經56歲了等等----藏人倒不甚計較﹐可以忽略不計。1982年我進藏時﹐華國鋒已下台一年﹐內地已看不到他的相片﹐西藏的黨政機關和百姓家裡﹐依然並排懸掛毛華的像。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把俄國沙皇當成“北方佛法大王”﹐把沙皇讓德爾智帶給他的東正教大主教的金色法衣當成袈裟時﹐也不曾計較過扮相與式樣的差異----十三世達賴喇嘛雖未見過沙皇﹐卻見過德爾智帶給他的沙皇照片﹐他的秘書長還隨德爾智去過俄國﹐見過沙皇。

當然也有藏人不為毛教所動﹐堅信佛教﹐偷藏佛像﹐在夜深人靜時悄悄拜佛﹑祈禱。戈茨坦的新著《雪獅與龍》就說起有個藏女在文革中冒著被鄰居檢舉的危險在家裡點酥油燈拜佛的故事（4）。但文革中藏人狂熱地搗毀寺廟與佛像﹑瘋狂地檢舉﹑批鬥“達賴特務”（已故的西藏農業科學院研究員盧耀曾的妻子﹑藏人達噶在文革中曾被檢舉為“達賴特務”﹐遭到殘酷批鬥﹐盧也陪鬥）﹑至今堅決要求獨立的藏人仍崇拜毛澤東（5）等事表明﹐許多藏人確曾虔誠信仰過毛教。

唐山地震﹐毛澤東駕崩﹐華國鋒也很快下台。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放棄對西藏實行恐怖手段﹐改為用現代物質文明收買。藏人便不再崇拜他們﹐轉而崇拜美國。他們從種種渠道（中國的電視報刊﹑進藏漢人的言行﹑達賴和西方的電台﹑歸國探親的流亡藏人）得知﹐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連中共都害怕它﹑崇拜它﹑千方百計地迎合它﹑討好它﹐而美國是支持達賴喇嘛的﹐所以達賴喇嘛也和美國一樣強大。中共從1979年起邀請了幾批被他們趕走的達賴喇嘛的代表團衣錦還鄉﹑待為上賓一事向藏人證明﹐中共也怕達賴喇嘛﹐藏人於是重新崇拜達賴喇嘛。藏人在歷史上曾有過恐英（國）崇英（國）的傳統﹐此時很自然地轉換成崇美媚美。鄧﹑胡﹑趙給藏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他們開始還有點感恩。後來﹐他們天天從達賴與西方的電台﹑達賴喇嘛派遣的間諜﹑喇嘛尼姑那裡聽說﹐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掠奪了全西藏﹑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共也一再向藏人道歉﹐承認毛澤東時代的錯誤﹐答應賠償﹐他們便不再感恩﹐而把中共給他們的所有好處都看成是贖罪﹐無論多少永不滿足。因為人欲無止境﹐何況他們從電視裡看到了西方生活方式﹐中共給的那些算什麼﹖洋人個個有汽車﹐中共能給每個藏人發一輛汽車嗎﹖

鄧﹑胡﹑趙反對個人迷信﹐不再大量發行領袖相片並對之搞崇拜儀式﹐這當然是好事。然而藏人有崇拜活的偶像的本能需要。中共廢止了毛澤東的“轉世靈童”華國鋒﹐1983年初在西藏下令禁止懸掛華的相片﹐卻沒有發行新的領袖的相片﹐藏人就用達賴喇嘛的相片來填充空白。1983年中共發行過六十年代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在一起的相片﹐但鄧的形象很不顯眼﹐也未用行政權力大力推廣（我當時在西藏）。1986年9月自治區黨委與政府辦公廳曾向全體藏人贈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畫像﹐這兩個辦公廳聯合發出的通知說﹕“懸掛﹑張貼和擺放領袖像﹐是一種符合西藏人民傳統習慣和心理素質的宣傳教育形式。在贈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彩色肖像時﹐要熱情細緻地介紹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姓名﹑職務﹐宣傳他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新的‘長征’﹐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所立下的豐功偉績。”為此還舉行了隆重的贈送儀式（6）﹐說明西藏當局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可惜他們忽略了如下環節﹕第一﹐既要樹立偶像﹐就只能獨樹一個。不突出個人﹐搞集體領導﹐不符合藏人的心理需要﹐沒有用處的。第二﹐既要樹立偶像﹐就要有相應的強制性的崇拜儀式﹐如文革中的“早請示﹑晚彙報”﹐唸語錄﹑唱頌歌﹐到處立塑像﹑語錄牌﹐高呼萬歲等等﹐最好是磕頭﹐方能收旗幟鮮明﹑印象深刻﹑條件反射之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用一字不識的藏人也聽得懂的宗教式的語言（而不是藏人聽不懂的“新長征”語言）﹐大張旗鼓地宣傳唯一的偶像﹐把今世與來世的一切好事全部歸功於一人﹐將其說成是無比偉大﹑無所不能﹑戰無不勝﹑法力無邊的神﹐方能把達賴喇嘛從他們的心中擠走。當然他們即使想到了也不敢做﹐那麼他們贈送的肖像就只能被藏人當作廢紙。說句笑話﹐如果中共那時在西藏大量發行鄧小平的相片﹐大搞文革式的個人崇拜﹐並告訴藏人﹕“鄧小平就是文殊菩薩（或觀音菩薩）的化身﹐你們只要崇拜他﹐就可超度來世。”也許藏人就不會那樣狂熱崇拜達賴喇嘛﹐也不會發生那樣嚴重的騷亂。

鄧﹑胡﹑趙還撥款三億多元﹐修復了1787座寺廟﹐招收了46380名僧尼﹐由政府發薪或津貼（西藏數字﹐不包括川青甘雲藏區）﹐使藏人重新回到熟悉到骨子裡去的佛教氛圍中去﹐顯赫一時的毛教頓時灰飛煙滅﹐達賴喇嘛重新變成至高無上的神。

注釋﹕

（3）Piaget, Jean, Logic and Psycholog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Marjorie Gab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7); Insights and Illusions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Wolfe Mays (New York: World Pub. Co., 1971); Adaptation and Intelligence: Organic Selection and Phenocop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Stewart Eam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60.

（5）《天葬》339頁說藏獨示威者也崇敬毛澤東﹔徐邦泰1996年去達蘭薩拉訪問時﹐問一個堅決要求獨立的藏族青年領袖“漢人中您最佩服的是誰”﹐後者竟回答“毛澤東”----徐邦泰﹐《中庸是金箴》﹐《中國之春》﹐1997年11月號。

（6）《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321頁。

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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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法輪常轉

3﹑宗教與文化

自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以來﹐中共為了向西方顯示其尊重西藏人權的誠意﹐與達賴喇嘛展開了一場狂熱吹捧西藏文化的競賽。胡在西藏幹部大會講話時就帶頭吹捧西藏文化﹐時至今日﹐中國的新聞媒體與出版物包括學術刊物與著作對於西藏文化仍只許說好﹐不許說壞。誰要是指出西藏文化的缺陷或不足﹐就是大漢族主義﹑違反民族政策（這與西方文化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最奇怪的是﹐中國所有媒體與出版物在提到藏族與藏人時﹐都要說成“藏民族”﹑“西藏人”﹑“藏族人”﹑“藏族同胞”或“藏族人民”（有時簡稱為“藏胞”與“藏民”）﹐絕對不能單獨用“藏族”與“藏人”兩字﹐似乎稱他們為藏族與藏人就是不敬﹐儘管它們提到漢族與漢人時卻一貫單獨稱“漢族”與“漢人”﹐並不以為有什麼不敬。

自1985年以來一直擔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西藏自治區黨委文教書記的丹增更是張口閉口“我們西藏擁有世界上最偉大﹑最悠久﹑最光輝﹑最燦爛的文化”﹐“西藏的宗教就是西藏的文化”（這都是我親耳聽到的）。姑且不論西藏文化是否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光輝﹑最燦爛”的文化﹐單說“最悠久”就不夠格。就拿西藏的佛教來說﹐它是從印度傳來的﹐可見西藏的宗教沒有印度的悠久。誠然佛教傳入之前西藏有本教﹐但本教能被佛教取代﹐可見本教不如佛教偉大﹑光輝﹑燦爛。據“西藏流亡政府”機關刊物《西藏通訊》每期末頁介紹﹐藏文是公元七世紀松贊幹布時代創製的﹐藏文字母則是仿傚梵文字母的。那時漢文已有了數千年歷史﹐那麼藏文也沒有漢文與梵文悠久。甚至達賴喇嘛都要比丹增謙虛一點﹐前不久達賴告訴一個漢人說﹕“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7）”雖然這話能否得到泰國﹑緬甸﹑斯里蘭卡﹑柬埔寨﹑日本﹑韓國等國的佛徒的首肯尚屬疑問﹐他們似乎從未請達賴喇嘛去佈道﹑加持﹐但至少他沒有說“最偉大﹑最悠久﹑最光輝﹑最燦爛”之類的胡話。達賴喇嘛大肆吹捧西藏文化不足為奇﹐他就是要煽動藏人的民族自大情緒與排漢仇漢心理。中共信任與重用的西藏文教書記在吹捧西藏文化上比達賴喇嘛還要達賴喇嘛﹐中共豈不是自挖牆腳嗎﹖

不過丹增有句話說對了﹐西藏文化的確是宗教文化﹐類似於被天主教會壟斷的歐洲中世紀文化與漢族的儒家文化（有人稱之為儒教）﹐其共同特點是政教合一（特指西藏與歐洲）﹑壓抑人性﹑輕視科技。歐洲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與資產階級革命﹐打倒了政教合一﹐改造了中世紀文化﹐使之順應自由﹑民主﹑人權﹑理性﹑科學的歷史潮流。中國漢族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於一役﹐“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話文﹐號召解放個性﹐從西方引進科學與民主﹐改造了儒家文化﹐使之順應自由﹑民主﹑人權﹑理性﹑科學的歷史潮流（當然沒有歐洲那麼徹底）。西藏從未出現類似的文化宗教改革運動﹐更未出現理性啟蒙運動﹐西藏文化至今仍然是一個中世紀式的宗教文化。雖然中共廢除了政教合一﹐在文革中“消滅”了西藏宗教﹐但1980年後﹐中共又不遺餘力地恢復了西藏宗教﹐於是中世紀式的西藏宗教按其本性又要求恢復政教合一﹐每次騷亂都由喇嘛尼姑打頭陣就是明證。西藏宗教重又吸收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勞動力（僧尼越來越多）與民眾的時間精力﹐使之不能用於發展生產。藏文至今無法譯介科技知識與現代社會科學。更重要的是﹐喇嘛教的非理性的思維方式繼續束縛藏人﹐使之無法發展科學與民主的必要前提----理性思維﹐藏人重又狂熱崇拜達賴喇嘛（比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更厲害）就是明證。

甚至藏人中的有識之士也在搖頭。有位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他曾聽到西藏文化廳的兩個藏幹議論宗教。來自拉薩的藏幹說﹕西藏的“宗教政策”落實得不夠﹐西藏的宗教還應大發展。來自甘南的藏幹則說﹕藏族之所以落後﹐就是宗教麻醉人民﹐阻礙社會和科技發展﹐現在宗教搞過頭了。然而中國政府自1980年以來給西藏巨額補貼﹐又派出大批漢族專業人員進藏大興土木並管理各種現代設施﹐把現代物質文明免費奉送到藏人手中﹐讓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地坐享其成﹐根本感覺不到有學習科技知識﹑培養理性思維的必要。中共不計血本培養的藏族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文史哲專業的﹐不學科技就不知道西藏文化的缺陷﹐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在對西藏文化只許說好不許說壞的指導思想與輿論環境下﹐他們大都成為和丹增一樣的西藏文化至上主義者﹐西藏大學藏文系的學生在歷次騷亂中打衝鋒﹑被稱為藏獨系就是明證。1988年3月5日騷亂時﹐西藏大學藏文系學生班長洛桑丹增持刀刺死了在大昭寺外面徒手站崗的武警班長﹑康定藏人袁石生（8）。他被捕後﹐他的同學紛紛去探監﹐尊他為藏獨英雄。他被判死緩﹐由於美國某些議員的關切﹐他被一再減刑。我在西藏時就聽一個藏族同事說過﹕我們西藏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化﹐我們藏族不需要你們漢族﹗----雖然他也和所有的藏人一樣不遺餘力地爭工資﹑爭福利﹑爭房子﹑爭美差（這些被爭的東西都是中共用漢族的血汗提供的）。中共用漢族的血汗包養西藏的結果是被包養的藏人得出藏族不需要漢族的結論﹐可謂始料未及。

注釋﹕

（7）曹長青﹐《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達蘭薩拉採訪達賴喇嘛記》﹐《世界週刊》﹐1998年4月26日。

（8）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206-208頁。
  
　

北山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4﹑農牧民不關心獨立

我在上面用“藏人”一詞﹐當然是泛指﹐具體到每個藏人﹐情況又很不一樣。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越低﹑年齡越大﹑離拉薩或各中心城鎮越遠﹑從中國政府那裡得到好處越少（相對而言）﹑與漢人交道打得越少﹑生活越貧困也越傳統化的藏人如大多數農牧民﹐對達賴喇嘛越虔誠﹑對中國政府越尊敬﹑對漢人也越友好﹔反之﹐文化程度越高﹑年齡越輕﹑離鄉村越遠﹑從中國政府那裡得到的好處越多﹑與漢人關係越密切﹑生活越富裕也越漢化的藏人如藏族幹部﹑職工﹑市民﹐對達賴喇嘛越不虔誠﹑對中國政府和漢人越仇恨﹐這種矛盾的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

前一種藏人是本色的藏人﹐他們只有宗教意識﹐沒有政治﹑國家意識。他們雖然從宗教感情出發﹐對達賴喇嘛最虔誠﹐卻聽不懂達賴與西方電台的政治宣傳﹐不知自由﹑民主﹑人權﹑獨立為何物﹐也不崇美媚美﹐沒有民族主義狂熱﹐沒有政治野心﹐所以不恨中國政府﹔遠離花花世界（中心城鎮）﹐不看也看不到電視﹐對生活水平的期望值低﹐並不狂熱追求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與漢人接觸也少﹐所以不嫉恨漢人﹔由於中國政府自1980年以來﹐不僅不迫害藏人﹐不限制宗教活動﹐反而分地﹑畜到戶﹐取消農牧稅和農牧區工商稅﹐給予農牧民大量好處（全民公費醫療與教育﹑免費或廉價生產資料與技術服務﹑各種優惠貸款與福利救濟等）﹐他們對中國政府和漢人頗為感激﹑尊敬。用一個藏族老農的話來說﹕“共產黨管現世幸福﹐達賴喇嘛管來世幸福。”現世來世的幸福他們都要﹐於是在物質上認同中共﹐在精神上認同達賴﹐兩者並行不悖﹐也不覺得有什麼矛盾。當他們剛好身在騷亂現場（這樣的概率當然是很小的）﹑受到喇嘛尼姑以達賴喇嘛名義的煽動﹑處於宗教狂熱中時﹐也會跟著高喊獨立﹑打砸搶燒漢人商店與政府機關﹔當他們蹲在家鄉的承包地裡﹑享受中共的好處時﹐又尊敬政府﹑善待漢人。中共對藏農牧只實行半包養政策﹐尚未養成他們一切依賴中共供給的心理。即便家鄉的喇嘛尼姑向他們宣傳達賴喇嘛的獨立主張﹐他們也不過是一個耳朵進﹑一個耳朵出﹐他們想不出獨立對他們有什麼好處。這樣的藏人在農牧民中佔了絕大多數﹐所以拉薩的騷亂始終擴散不到鄉下去。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時發現﹐西藏“農林牧漁業勞動者”佔全區在業人員的79.1%﹐其中文盲半文盲佔79.4%﹐小學畢業佔19.7%﹐初中畢業佔0.8%﹐高中專畢業佔0.1﹐大學畢業為零（9）。如此低下的文化素質是藏農牧一方面虔誠信教﹐另一方面又聽不懂藏獨宣傳的根本原因。

如今50歲以上﹑出身農奴和奴隸的藏人對農奴制的黑暗殘酷與中共的解放之恩尚有記憶﹐他們至今認為“毛主席的恩情是永遠不能忘記的”。近年來中共在寺廟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時﹐請要求獨立的年輕喇嘛的父母去給他們憶苦思甜﹐據說還頗有成效。有位朋友告訴我﹐1986年他去當雄鄉下時﹐聽說有個40多歲的鄉黨支部書記“請假回家”（退黨辭職）了。我的朋友去採訪他﹐他說現在共產黨為資產階級服務﹐窮人貸不到款﹐富人貸款送上門﹔寺廟越修越大﹐（鄉村民辦）小學卻因沒錢解散了﹐所以他不幹了。談話間﹐他向一位鄉鄰借兩百元錢﹐後者說只有二﹑三十元。這時一個昔日的“富牧”的兒子表示願意借兩百元給他。他說﹕“你的錢再多我也不要。”“富牧”之子說﹕“你怎麼這樣說﹐你以前也沒有整過我嘛。”他說﹕“我以前不整你﹐是因為黨的政策好。”人民公社解散後﹐農牧區基層幹部失去了權力﹐他們中許多人因不善於經營而變成了窮人﹐而昔日被專政的“農奴主”﹑“牧主”﹑“富農”與“富牧”及其子女卻因頭腦靈活而發了財。但中共當年培養出來的翻身農奴幹部依然保持了當年的“階級立場”。雖然不合時宜﹐卻至少說明﹐藏農牧中還是有一批人至今對達賴喇嘛與舊西藏的社會制度持仇恨態度。如果藏獨真的成了氣候﹐只要中共一聲令下﹐他們就會堅決投入反對藏獨的戰鬥中去。至於說他們已經老化﹐很快會消逝﹐那麼他們是達賴喇嘛的同輩人﹐可以奉陪到達賴喇嘛也消逝。

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1988年去西藏進行問卷調查時意外地發現﹐拉薩老城市民中有4.8%不信教﹐而農牧民中竟有12%不信教（10）。據知情者說﹐去拉薩朝佛的藏人在“喇嘛書記”伍精華時期達到高潮﹐1990年以來大幅度減少。可見信教與否和文化程度有時並不成正比關係。推想起來﹐在經濟改革大潮中﹐大多數拉薩老城市民的生活反而沒有某些頭腦靈活的農牧民改變大﹐後者中間某些人（如前所述﹐這些人往往是文革中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學會或適應了新的﹑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嘗到了個人奮鬥﹑精明計較﹑理性思維﹑發家致富的甜頭﹐原有的安貧樂佛﹑不思進取﹑超度來世的宗教觀念因而被轟毀。不言而喻﹐藏幹不信教的比例要高得多﹐可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西藏總的氣候（天）固然恆古不變﹐但城鎮及其週圍與公路沿線的小氣候（局部的天）卻變了﹐那裡的藏人的文化心理結構（道）也會跟著變﹐這就是皮亞杰所說的“順應機制”（後文詳述）。

注釋﹕

（9）西藏自治區人口普查辦公室﹐《西藏自治區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2年﹐第2冊﹐366頁﹑421頁。

（10）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38頁。
  
　

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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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法輪常轉

5﹑藏族精英恩將仇報

城裡的中青少年藏人在生活方式上已經漢化西化了。他們愛吃大米﹑川菜甚於糌粑﹑羊肉﹐愛喝啤酒﹑可口可樂甚於青稞酒﹑酥油茶﹐愛穿西服﹑牛仔褲甚於羊皮袍﹐愛點電燈甚於酥油燈﹐愛用自來水甚於河水﹐愛乘汽車﹑摩托車﹑飛機與騎自行車甚於騎馬﹐愛燒煤氣灶甚於牛糞﹐愛看西醫甚於藏醫﹐愛學漢語文﹑英語文甚於藏文（為了經商賺錢）﹐愛住西式鋼筋水泥公寓甚於石木藏房﹐愛用沙發﹑大衣櫥甚於藏凳﹑藏櫃﹐愛跳迪斯科甚於踢踏舞（藏族民間舞﹐跳時腳不離地﹐反復搓動﹐踢踏有聲）﹐愛聽愛唱港台流行曲甚於藏族民歌﹐愛去歌廳﹑舞廳甚於寺廟﹐愛看電視﹑電影﹑錄像甚於轉經拜佛……他們享用的這些現代文明的成果﹐全部是由中國政府用漢族納稅人的血汗錢和漢族進藏專業人員的血汗提供的﹐而不是他們用自己的血汗與智慧創造的。這樣一來﹐他們和中國政府及進藏漢人就難分難舍了。正因如此﹐他們就更加仇恨中國﹑嫉恨漢人。因為他們受過中國政府提供的免費教育﹐會聽達賴和西方電台﹐會喊自由﹑民主﹑人權﹑獨立的口號﹐曉得西藏是藏族的西藏﹐西藏自古是獨立國家﹐中國用武力霸佔了西藏﹐中國消滅了120萬藏人﹐中國毀滅了西藏文化﹐中國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國還派出那麼多漢族專業和輔助人員進藏大興土木﹐建造發電廠﹑輸電網﹑電視台﹑電視轉播網﹑電影院﹑醫院﹑學校﹑商場﹑舞廳﹑歌廳﹑賓館﹑錄像館﹑公寓樓﹑自來水廠﹑公路﹑機場……這不是殖民主義又是什麼﹖何況進藏漢族專業人員還拿和藏族職工一樣的高薪和津貼﹐穿的用的比藏人還洋氣﹐業務與技術比藏人還好﹐新名詞﹑新花樣比藏人還多﹐在藏族的土地上神氣活現﹐叫我們藏人怎麼氣得過（請回憶前文所述班禪的毫無自知之明的嫉妒心與攀比心）﹖我們藏族一定要把所有的漢人都趕出去﹐把西藏變成藏族的一統天下。我們有達賴喇嘛做領袖﹐達賴喇嘛有美國支持﹐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的國家﹐西藏獨立了﹐美國會給我們比中國政府給的財政補貼更多的錢﹐讓我們生活得比現在更富裕﹑更現代﹐就像我們從電影電視裡看到的美國人那樣﹗----以上的話並不是我憑空想象﹐而是我和我曾在或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在與藏族同事長期共事中聽到﹑觀察到﹑體驗到的藏人特別是其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中青年藏人的普遍心理﹐這也就是《天葬》所說的“藏人對漢人的依賴和對漢人的憎恨存在一個難以思議的正比關係”（11）的由來。

我之所以在“良好教育”上面打引號﹐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否良好尚屬疑問。中國政府對藏族學生在高考中一向實行優惠政策﹐1983年西藏高考錄取分數線對藏漢考生分別為100分和200分﹐相差一倍。有個藏族考生六門課總分僅為60分﹐也被錄取為大學生（12）。1986年至1991年西藏對少數民族考生的高考錄取分數線僅為200分﹐而同年其他省市的錄取分數線都在400分以上。1989年西藏大學錄取的數學專業36名新生中﹐數學最高分為51分﹐最低分為12分﹐平均26分（13）（按100分為滿分﹐60分及格）。西藏高考分數奇低反映了西藏中小學質量奇低。在西藏教育最發達的拉薩市﹐1989年中小學畢業生考試成勣如下（14）﹕

類別                漢文班              藏文班

　　　　　　平均分　及格率　平均分　   及格率

小學畢業匯考    47.1    35.0%       23.1    　1.0%

初一新生統考    50.9    39.6%       22.5    　0.0%

高中昇學考試    20.6    4.3%        9.2     　0.0%

高一新生統考    25.7    3.9%        9.5     　0.0%

據在西藏工作過30年的一位教師朋友告訴我﹐藏族學生的數理化生（物）成勣普遍很低。1990年高考時﹐西藏共有345名少數民族（絕大部分是藏族﹐此外還有西藏當地的門巴族﹑珞巴族等）考生報考理工醫農類﹐占全部少數民族考生934人的37%（63%報考文科）。這些理科考生的數學平均成勣為18分﹐物理為16分﹐化學為20分﹐生物為16分（15）。學校只好降低錄取分數線﹐把大量不合格的考生錄取為大學生。從表面上看﹐這是藏文沒有科技詞彙所致。1980年以來﹐自治區教育部門花大力氣編譯藏文中小學教材﹐為此創造了大量藏文科技詞彙﹐所以才能在拉薩市的中小學裡開設藏文班。然而造詞並不是簡單的字母相加﹐而是塑造概念的過程。這些藏文教材裡科技詞彙表意的準確度及教材的編寫質量都大成問題（前文已詳述）。從深層看﹐它反映了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維的缺陷﹐所以藏族學生大都避難就易地報考文科﹐報考研究生者更是如此。1988年西藏高校少數民族教師共有185人﹐其中教授數理化的僅佔8.65%（16）。不學數理化就無法培養理性思維﹐從而使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維的缺陷更難糾正﹐西藏文化至上主義更加昌盛。

西藏的教師水平又如何﹖西藏各大學的漢族教師大都是兩年一換的內地各大學援藏教師﹐難有穩定的統計數字。1987年西藏各高校共有少數民族教師185人﹐無一畢業研究生﹔大學本科畢業生有66人﹐佔總數的36%﹔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有119人﹐佔64%。西藏各中專共有少數民族教師218人﹐其中大學本科畢業生有70人﹐佔總數的32%﹔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148人﹐佔68%。西藏各高中共有少數民族教師81人﹐其中大學本科畢業的36人﹐佔總數的44%﹔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45人﹐佔54%（17）。經過十年發展﹐有大學文憑的少數民族教師大為增加了。然而他們大多數是由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高中﹑中專與大學教師培養出來的。不難想象﹐以如此低的考分進校的藏族學生在如此低質量的教師教育下畢業時專業水平如何﹐然而他們都被當作大學生畢業生和畢業研究生分配工作。由於中共高度強調培養藏族幹部﹐他們大多很快被提拔為官員﹐領導許多漢族業務幹部。又不難想象﹐面對有真才實學的漢族同事或部下﹐他們的心態如何。他們在內心深處自然明白自己的業務水平遠遠不如自己的漢族同事或部下﹐但為了維護自己及藏族的面子與尊嚴﹐他們又要擺出比漢族同事或部下更高明或者至少一樣高明的樣子﹐結果不免經常出洋相﹐甚至出事故。惱羞成怒之餘﹐他們恨不得把漢人全部趕走﹐那樣就再也無人和他們比較﹑出他們的洋相了。所以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藏人即藏族精英越恨漢人﹐越要鬧獨立。

《人民日報》駐拉薩記者劉偉寫道﹕“電視裡西方國家的先進使看電視的人目瞪口呆。以前在西藏﹐藏族人參照對象只有漢人﹐良莠並收﹐現在呢﹐參照對象由單一的漢人變成多元係數﹐有外國遊客﹐有香港人和明顯富有的印度﹑尼泊爾商人以及歸國藏胞。於是一些藏族人把怨氣出在了拉薩的漢人身上。我認識一個年輕的藏族大學生﹐他給我說﹐如果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英國簽約﹐西藏就歸東印度公司了﹐西藏會和印度一樣發達起來。漢人的政治災難害了你們漢人﹐也害了我們藏人。（18）”由此可見﹐缺乏理性思維不僅妨害藏族精英學好自然科學﹐還妨害他們學好社會科學﹐使他們難以具備一個現代人必須具備的起碼的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常識。那位藏族大學生似乎不知道印度早在40多年前就脫離“東印度公司”獨立了﹐也不知道今日的印度比中國還落後﹑貧窮﹐他單憑他在拉薩街頭看見的印度﹑尼泊爾富商與富有的歸國流亡藏人﹐就得出十三世達賴如把西藏賣給英國西藏今日就會像印度一樣“發達”的結論﹐真叫人啼笑皆非。西藏四週都是高聳入雲的雪山﹐拉薩就像一口深井﹐從井底看世界﹐不免會產生井蛙觀天的效應。

中共優待藏族的本意是希望藏人感恩戴德﹐結果適得其反。他們低估了西方與達賴宣傳的影響﹐也忽視了人性的某些暗區。《天葬》說﹕“奇怪的是那些從小被送到中國內地上‘西藏班’﹑‘西藏中學’和‘民族學院’的藏人﹐往往反漢情緒最強﹐而且越在中國內地的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學﹐學歷越高﹐越有西藏獨立的意識。（19）”一點也不奇怪。如前所述﹐藏文沒有科技詞彙﹐中國政府雖然千方百計地創造藏文數理化詞彙﹐編篡藏文數理化詞典﹐編譯藏文中學教材﹐由於翻譯人員的素質太差﹐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至於大學理工醫農與社會科學的詞彙﹐在藏文裡一概闕如。那麼無論在西藏的大學﹐還是在北京的大學﹐都只能用漢語文教授除藏文以外的所有課程。藏族學生本來就缺乏理性思維﹐再用非母語的漢語文學習﹐困難自然比漢族同學大得多。所以中共要將藏族考生的錄取分數線降低一半﹐然而這樣反而更糟糕。藏族學生入學後一開始就落在漢族同學後面﹐大多數直到畢業時都趕不上去。雖然漢族老師與同學受紀律約束﹐不敢嘲笑他們﹐他們自己心裡就很不好受。如果現在還是“遣唐使”時代﹐他們只會更加欽佩﹑崇敬漢文化﹐更加虛心﹑謙恭地學習漢語文。因為那時東亞各族只知道世界上唐朝文化最發達。然而當今世界乃是信息時代﹑人權時代與文化相對主義風靡的時代。當他們從西方與達賴電台及其他渠道的宣傳聽說西藏自古以來是個獨立國家﹐中國侵略了西藏﹑消滅了120萬藏人﹑毀滅了偉大悠久光輝燦爛的西藏文化﹑把西藏變成了殖民地﹐中國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全世界都嚴厲譴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世界頭號強國支持西藏獨立時﹐他們就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原來我之所以學習不好﹐在漢族老師與同學面前抬不起頭﹐不是因為我智商低﹐也不是因為藏文化比漢文化落後﹐而是因為受到了中國殖民主義的歧視壓迫﹐只有西藏獨立了﹐我才不會受漢人的歧視壓迫。於是他們變成了西藏獨立的堅決擁護者﹐中國與漢人不共戴天的敵人。

這種情形頗類我在文革中的見聞。文革前幾年﹐毛澤東大力推行階級路線﹐中國各大學不得不降低錄取分數線﹐招收了許多學習不好的貧下中農子弟。他們入學後功課趕不上﹐在領導﹑老師與同學特別是學習好出身不好的同學面前抬不起頭。文革一開始﹐毛澤東教導他們﹐文革前中國所有的學校都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了政﹐他們頓時歡喜若狂。因為他們恍然大悟﹕原來我之所以學習不好﹐在領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老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同學（剝削階級孝子賢孫﹑黑五類﹑狗崽子）面前抬不起頭﹐不是因為我腦子笨﹐而是因為我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了政。為了反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迫害﹐他們便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瘋狂地虐待﹑折磨﹑侮辱與迫害黨委領導（放低錄取分數線把他們招進大學的恩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執行者）與眾教授﹐以及出身不好而學習很好的同學。可見恩將仇報也是普遍的人性暗區﹐並非藏族獨有﹐特別是當有極其強大的權威以某種極為崇高的理論與口號大肆煽動的時候。這些在內地的藏族學生的心理狀態與文革初的某些漢族貧下中農大學生的何其相似﹐只不過是將毛澤東的教導換成了西方與達賴的宣傳﹑將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換成了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而已。

使藏族學生心理失衡的因素遠不止學習一項。單說漢地大都市的繁華就足以令他們由震驚﹑艷羨發展為失落﹑自卑﹐因為他們讀完書就必須回西藏﹐不可能終身享受那種繁華（現任西藏自治區文教書記丹增曾為復旦大學末代“工農兵學員”﹐他在畢業時曾要求分配在上海工作﹐足見藏人對漢地大城市的艷羨與留戀）。而且越是在中心大都市如北京﹐這種失落與自卑感就越強烈。失落自卑到極點就會產生逆反心理（阿Q就經常由極度的自卑轉變為極度的自尊﹐當別人嘲笑他頭上的癩瘡疤時﹐他就說﹕“你還不配”。國學大師辜鴻銘則說﹕西方人嘲笑中國人髒﹐中國人就是髒得好﹔西方人嘲笑中國女人纏小腳﹐中國女人就是纏小腳纏得好）﹐這時西方與達賴電台宣傳的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就變成為他們的心理武器﹐強烈的失落與自卑就變成為對中國與漢人的瘋狂嫉恨與仇視。許多來美國的漢族留學生與訪問學者也經歷過類似的心理歷程﹐只不過將嫉恨的對象由中國與漢人換成美國與白人而已。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還有藏族天生能歌善舞﹐不免引來某些漢族女同學的好奇。幾番交往後﹐前者便試圖向後者求愛﹐結果大多被拒。或者明知會被拒絕﹐根本不敢啟齒﹐只在心裡暗自煎熬。無論是公開被拒還是暗自煎熬﹐都被當事者視為奇恥大辱﹐都會引起極端自卑﹐於是西方與達賴電台宣傳的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就變成了使極端自卑逆反成瘋狂嫉恨與仇視的酵母。

其實這類故事在西藏也每天都在發生。在西藏各單位裡都有一批業務能力強的漢人挑大梁（正因如此﹐他們才被派到西藏去）。這就引起藏族同事與上司的嫉妒。這種同行嫉妒與平庸上司對能幹下屬的嫉妒在漢族內部也司空見慣﹐但在西藏卻會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轉變成民族仇恨與獨立訴求。

又如西藏各單位的漢人每一年半可以回內地探親三個月（這也成為藏人嫉妒的理由﹐如今藏人也可同樣帶薪離職探親﹐雖然他們的家屬就住在本單位的公房裡）﹐他們回到單位時﹐就會帶回來許多新玩意﹑新花樣﹑新知識與新話題﹐諸如時裝﹑皮鞋﹑家電﹑錄像﹑CD﹑化妝品﹑流行歌曲﹑流行畫報﹑都市趣事﹑明星軼聞等﹐這些自然也會引起藏族同事的好奇與艷羨。按照文化相對主義﹐這些東西和羊皮袍﹑邦錦﹑卡墊﹑酥油桶﹑經幡﹑瑪尼堆﹑歡喜佛﹑轉經﹑神話﹑藏戲等並無高下好壞之分。可惜絕大多數藏人並不懂文化人類學與文化相對主義﹐無法超脫於“他媽的漢人就是比藏人文明﹑先進”的錯誤觀念。於是產生失落自卑感﹐然後被西方與達賴的煽動逆反成民族仇恨與藏獨訴求。

再如西藏的漢族職工只能生一個孩子﹐又善於安排生活﹐經濟上自然比收入相同卻生了兩個或更多孩子又不善於安排生活的藏族同事富裕些﹐於是這也成為嫉恨的原因﹐而對漢族同事的嫉恨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很容易發展成對中國的仇恨與對藏獨的響往。

甚至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也成為漢藏矛盾的原因。本來西藏的漢藏職工享受同樣的待遇﹐連中央照顧不適應缺氧的漢族職工的缺氧津貼﹐天生適應缺氧的藏族職工也分文不少。然而藏人卻認為中央的財政補貼是給藏人的﹐漢人到西藏來是來同藏人搶奪中央的財政補貼（我就親耳聽到這樣的話）。漢族職工自然不服﹐他們中大部分是專業人員﹐在內地也不愁找不到飯吃。他們自願或被迫到西藏來﹐本是為了向藏人提供現代化享受﹐為此他們在個人健康與家庭生活方面作出了很大的犧牲。藏人不僅不感激﹐反而說他們是來搶藏人的飯吃﹐並時時處處壓漢人一頭﹐更何況中央給西藏的財政補貼本是全國漢族的血汗﹐說起來進藏漢人更有優先權。漢人自然不敢把這話說出來﹐但藏族精英也猜得到﹐於是更加嫉恨漢人﹐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又變成對中國的仇恨與對藏獨的嚮往。----有人可能會問﹐西藏獨立了﹐中國政府就不會給財政補貼了﹐藏族精英會不知道﹖如前所述﹐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既然美國如此關心西藏人權﹑支持西藏獨立﹐西藏獨立後﹐美國一定會送更多的錢給西藏﹐讓他們生活得更富裕更現代（不要忘記藏人的思維方式是非理性的神話--宗教思維﹐最善於幻想）。

蘇聯崩潰後﹐民族主義成了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思潮。西方趁機推波助瀾﹐利用民族主義肢解了南斯拉夫﹐間離了捷克斯洛伐克﹐還想以此分裂中國﹐西藏便成為他們的突破口。在西方的大力煽動下﹐西藏的許多精英產生了幻覺﹐似乎西藏一獨立﹐他們個個都能當上總統﹑總理﹑部長﹑大使﹐到國際舞台上大出風頭。中國政府給他們的官再大﹐也超不過省（自治區）級﹐哪有總統﹑總理﹑部長﹑大使威風﹑榮耀﹑過癮﹑瀟灑﹖

注釋﹕

（11）《天葬》﹐7頁。

（12）賴存理﹐《藏族智力開發之我見》﹐《西藏研究》﹐1986年第4期。

（13）（14）大羅桑朗杰﹑房靈敏﹐《西藏數學教學的特點﹑問題與發展對策初探》﹐《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

（15）吳德剛﹐《中國西藏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理論研究》﹐雲南教育出版社﹐昆明﹐1995年﹐106頁。

（16）（17）包智明﹑蘇日娜﹐《西藏自治區民族教育分析》﹐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西藏社會發展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7年。

（18）劉偉﹐《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334頁。

（19）《天葬》﹐365頁。

北山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6﹑倒過來的種族歧視

《天葬》舉了很多諸如漢人不願與藏人同座之類的例子﹐證明西藏問題起源於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20）﹐這個觀點與達賴喇嘛如出一轍。他們都迴避了如下事實﹕自1980年以來﹐中共在政治﹑經濟﹑文化﹑衛生﹑教育﹑生育﹑社會﹑司法各方面實行抑制漢人優惠藏人的政策﹐並讓藏官掌握了絕大多數單位﹑部門的實權。即便是少數掌實權的漢官﹐受中央的“民族政策”的嚴厲節制﹐對藏人也萬事讓三分。所以今日西藏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在事實上﹐都不是漢人歧視﹑壓迫藏人﹐而是藏人歧視﹑壓迫漢人。絕大多數在藏漢人已變成了二等公民﹐他們即便在心底裡歧視藏人﹐也不敢表露出來﹐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對藏人更是萬事讓十分﹐所以會有那麼多進藏大學生放棄工作﹑戶口逃離西藏。我在西藏文聯工作時﹐文聯主要領導還是漢族（“老西藏”）﹐卻也受儘了藏族上司與藏族同事的氣。漢族上司雖然同情我﹐其官職也比欺負我的藏官大﹐卻對我愛莫能助﹐他根本不敢管束飛揚跋扈﹑目空一切﹑橫行霸道﹑胡作非為的藏官。在藏官當權的單位﹐漢人的處境更為悲慘﹐時時處處（分工﹑提幹﹑昇級﹑評職稱﹑分房﹑分福利﹑去內地出差﹑報銷﹑請假等）受到歧視﹑刁難﹑排斥﹑打擊﹐年輕漢女還會受到藏族上司的性騷擾。

王力雄從未在西藏的任何一個單位工作過﹐所以從未嘗過被藏人倚仗權勢欺負的滋味﹐也沒有機會看見那種場面。他在西藏接觸了大量在藏漢人﹐而有西藏戶口的漢人大部分是為藏人提供現代化享受的專業人員（有的也有一官半職﹐但無實權）及其家屬。他們進藏時曾經披紅褂綠﹑敲鑼打鼓﹐被譽為“建設邊疆﹑振興中華”的英雄﹐到了西藏卻變成了受藏官奴役與壓迫的現代奴隸﹐自然是一肚子氣。他們在藏人面前敢怒而不敢言﹐不免要在同胞面前大發牢騷﹐於是王力雄滿耳朵都是漢人嘲笑藏人的話。他從文化相對主義出發﹐認為漢人發牢騷時描述藏人落後愚昧的話都是種族歧視﹐卻看不到藏幹（包括藏官與一般藏幹即公務員）對漢人的種族壓迫。他把漢藏關係緊張片面地歸結於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既不公平﹐也不合實際﹐未能揭示西藏問題的實質。

當然﹐在西藏的漢人免不了會有文化優越感﹐即便不敢公開流露﹐也足以讓某些敏感的藏族精英覺察。正如王力雄發現的﹐藏農牧習慣於隨地大小便﹐他還引用吳忠信的話說拉薩市民也有這樣的習慣（21）。至今拉薩老城居民也還保留了這樣的習慣﹐只消到八廓街走走就可知道。從文化相對主義來說﹐這種習慣無所謂文明或野蠻。從存在決定意識的觀點來說﹐藏農牧在荒原上隨地大小便是天然合理的。然而當藏農牧在拉薩新區的商業街上隨地大小便時﹐就難以用“不同文化的價值體系是不可互換﹐也不可相互作為標準的。在一個文化體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個文化體系卻可能是好的﹐只要當事人自己覺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觀點並不重要（22）”來辯解。因為這種行為已經影響了公共衛生﹐侵犯了別人即“局外人”的人權（享有良好的環境也是人權）。1983年3月胡耀邦發起“文明禮貌月”活動時﹐拉薩市政府發出佈告﹐禁止在拉薩市內隨地大小便﹑隨地吐痰等﹐還組織藏族小學生上街宣傳。結果差一點引起人命案﹕有個藏族牧民在大街上小便時被小學生發現﹐後者上去勸阻時﹐前者竟拔出刀來揮舞﹐嚇得後者四處逃奔。當有個漢人把這事當作笑話說時﹐我注意到未讀過大學的藏人哈哈大笑﹐而讀過大學的藏人眼裡露出憤怒的神情。後者自然明白隨地大小便是不文明的行為﹐覺得那個藏族牧民在漢人面前丟了藏族的臉。正因如此﹐他就更加仇恨不隨地大小便的漢人。這一方面說明他有了民族文化群體感與榮譽感﹐另一方面也說明他的狹隘與缺乏反省精神。

也許王力雄會說那個把此事當笑話說的漢人是種族歧視。無庸諱言﹐絕大多數在西藏的漢人不懂文化人類學與文化相對主義﹐他們必然會自覺不自覺地用自己的價值觀念去評判藏人和西藏的各種事物與現象﹔就像美國人一貫用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念去評判漢人和中國的各種事物與現象一樣。美國人還理直氣壯地聲稱﹐他們的價值觀念是人類公認的價值觀念。這裡暫且不討論在大都市的人行道上隨地大小便與人類公認的衛生﹑環境﹑法治與人權觀念的關係。單說按照心理學﹐用自己的價值觀念評判他人是人類的共性與本能﹐連兒童都是如此。如果說漢人用漢人的價值觀念去評判藏人就是種族歧視﹐那麼藏人用藏人的價值觀念去評判漢人也是種族歧視﹐世界上所有民族在評判其他民族時都在搞種族歧視。換言之﹐人類的天性就是種族歧視。將種族歧視的定義寬泛到如此地步﹐的確是一件得心應手的武器﹐可以用來打擊任何人﹑任何民族。在西藏問題上﹐則可隨心所欲地打擊漢人﹐把一切問題都推到漢族對藏族的種族歧視上去。

讓我們來看看美國學者對“歧視”（discrimination）的定義﹕“任何剝奪特定集團的公民權利的行為”（Any kind of action taken to deprive members of a certain group of their  civil rights）。種族歧視當然是“任何剝奪特定種族的公民權利的行為”。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種族歧視是一種行為﹐不是思想與言論。第二﹐被視為種族歧視的行為指的是剝奪公民權利﹐不是其他。上述學者對“種族主義”（racism）的定義是﹕“認為一個種族的人的智力或其他品質比其他種族的人要高。有關專家特別關切的是政權化的種族主義。這種種族主義滲入到社會機構如教堂﹑學校﹑政府和商務。它使少數民族的成員難以參與社會和取得進步。”（Belief that people of one racial group are superior in intelligence or other qualities to people of other races. Experts on racism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institutional racism. This racism that is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s of society like churches, schools,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This kind makes it harder for members of monority group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and get ahead.）（23）。值得注意的是﹐種族主義雖然是一種思想﹐但他們強調的仍然是種族主義的行為。

從《天葬》所列舉的一些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的例子看﹐有的確實是種族歧視﹐如在咸陽火車上漢族女學生拒絕與藏人同座﹑在青海漢族司機要漢藏乘客分座之類（在西藏自治區恐怕漢人就不敢那樣做）﹔有的卻很難說﹐可能是因為王力雄不了解西藏所致。例如他在西寧賓館裡聽一藏區漢官說﹕“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頂小喇嘛溝子不犯罪。”還說﹕“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雞交配﹐不禁拍著巴掌大笑起來﹐他這下可找到辦法解決喇嘛的性欲了。從此就有了‘雞姦’的說法。”王力雄評論道﹕“那位官員對這種下流笑話之所以能夠三十多年信以為真﹐津津樂道﹐我想就在於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過歧視的眼鏡看西藏。雖然紀律約束使他不會把這種歧視公開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會影響到他的思維﹐也肯定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他在藏區工作的決策和行為。”（24）

王力雄可能不知道﹐西藏寺廟裡確實普遍存在同性戀。1966年我去北京串聯時﹐在中央民族學院看到藏族學生寫的大字報﹐揭發十世班禪喜歡雞姦小男孩﹐並譏之為“佛光照耀在男孩的屁股上”。由於中共的禁欲主義政策﹐那時的青少年極其缺乏性知識﹐如果事出無因﹐他們怎麼想象得出那樣的事呢﹖我當時根本看不懂。無獨有偶﹐平叛民改時﹐林田也在山南一個寺廟裡發現﹕“叛匪在時﹐哲蚌寺來的一個參叛喇嘛要雞姦一名年輕喇嘛﹐年輕喇嘛不從﹐被用刀子殺死了﹐還有兩個小喇嘛﹐每人被雞姦一﹑二百次”（25）。戈倫夫也說﹕“雖然同性戀被認為是一種罪惡﹐但在僧人中間似乎很普遍。在俗人中間幾乎沒有這類事情發生。在格魯派（即由宗喀巴開創的﹑以達賴喇嘛為首的黃教----引者）同性戀似乎已經成了一種趨勢。有報道說﹐對同性戀甚至給予了鼓勵﹐因為這證明有關的僧人是‘獨身的’----意指沒有和女人發生性關係。當然也有例外﹐有些在政府中任職的格魯派僧人就和異性有性關係。”他還說﹐“鐵棒喇嘛”（寺廟裡負責治安的喇嘛----引者）“為了雞姦而綁架男孩﹐這類事件經常發生﹐以致一些男孩不得不成群結隊一起走﹐以免受害”（26）。查戈倫夫的資料來源﹐都是在舊西藏住過很長時間的歐洲人﹐如達賴喇嘛的英文老師﹑奧地利人哈勒（即美國電影《在西藏七年》的主角）﹐英國駐拉薩代表黎吉生﹐他們都會說藏語﹐出版了回憶錄﹐被西方稱為“西藏通”﹐可見西藏喇嘛盛行雞姦確是事實。王力雄可以說﹐在西藏文化裡雞姦不是罪惡或壞事﹐按照文化相對主義﹐那個漢官不應從漢族的道德觀出發嘲笑喇嘛雞姦。但他不能說﹐那個漢官出於種族歧視﹐對漢人捏造出來的醜化藏族的“下流笑話”“信以為真”﹐“津津樂道”。因為那個“下流笑話”的確是事實﹐所以也談不上是種族主義。

更重要的是﹐那個漢官只是在私人場合把這個真實的笑話告訴了另一個漢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不能被解釋為剝奪少數民族的公民權利的行為。因而根據美國學者的理論﹐這不能算是種族歧視。

王力雄還說﹕“至於倫理方面的因素﹐藏族跟漢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觀念雖然開放﹐但是用色相去換取金錢卻被他們視為極端羞恥的事﹐而已經‘市場化’了的漢人﹐早已經步入‘笑貧不笑娼’的境界﹐當妓女掙錢自然也就是漢人多。（27）”真是天大的笑話。賣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之一﹐連古羅馬都盛行嫖妓。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古代中國﹐尚未“市場化”的漢族中也有的是妓女與男妓。藏族就那麼聖潔嗎﹖我親耳聽一位藏族老作家說過﹐舊西藏拉薩街上甚至有流浪藝人為了小費而當眾表演性交的事。我在拉薩時經常聽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的傳聞﹐那時漢族流民尚未大量湧入西藏。紀實文學《神秘雪域》記錄了一個藏人的話﹐也講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拉薩騷亂紀實》則寫到了一個被八廓街派出所以賣淫罪收容的藏族妓女（28）。

王力雄還說﹕“我親自聽到過一位中共軍隊的高級軍官這樣表達他的民族觀﹔‘人都有人性和獸性雙重性﹐區別在有的人性多﹐有的獸性多。先進的民族人性在獸性之上﹐落後愚昧的民族獸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對付劣馬的方式就是用鐵夾子夾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實。’那位高級軍官參與了1989年拉薩戒嚴的指揮。可想而知﹐他這種‘哲學’會在其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29）”

王力雄在同書中引用過1934年被噶廈政府剜眼的原藏軍總司令龍廈對1939年隨吳忠信去拉薩的國民政府官員朱少逸的談話﹕“西藏當政者愚昧無知﹐吳委員長與之講道理講客氣﹐直如對牛彈琴﹐安能望其了解﹖彼等又如頑皮之學童﹐老師仁愛優容﹐於是學童濫交害友﹐日趨放縱﹔一旦老師赫然震怒﹐饗以馬鞭﹐則學童又安分如初矣﹔試觀自尼波爾人來藏﹐拉薩即成為尼波爾人之勢力﹔英國人來藏﹐拉薩即成為英國人之勢力﹔今中央主管大員來藏徹底解決藏事﹐實易如反掌耳﹗（30）”

細品龍廈對藏族性格的分析﹐與那位中共高級軍官的“哲學”有異曲同工之妙。此話出自藏人龍廈之口﹐王力雄總不能說是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吧﹖那麼﹐他們在相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不約而同作出相似的描述﹐恐怕不能說是出於偏見﹐而是對客觀存在的事物本質的真知灼見。再說﹐那也只是那個中共高級軍官在私人場合對另一個漢人的言論而已﹐並未構成剝奪公民權利的種族歧視的行為。拉薩戒嚴的確是一個政治行為﹐下一章將證明﹐導致拉薩戒嚴的騷亂即便放在美國也會遭到嚴厲鎮壓的﹐1992年4月布什總統派兵開槍鎮壓洛杉磯黑人騷亂就是一例。雖然洛杉磯的黑人也打著“反對種族歧視”的旗號﹐至今還沒有人指責布什總統侵犯人權或種族歧視。

假如有漢人說漢人比藏人能幹與勤快﹐王力雄一定會說這是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然而戈茨坦卻發現﹕“在西藏的漢人相當吃苦耐勞。甚至那些激進的西藏民族主義分子寧願僱佣漢人而不是藏人﹐因為漢人的工錢低而又省卻不少麻煩（比如﹐漢人在工作期間接受差的食物﹐也不要求西藏傳統的禮物青稞酒）。（31）”有個藏族作家也告訴美國記者Lena H, Sun說﹕“甚至藏人也寧可僱佣漢人﹐因為漢人更能幹更勤快。（32）”王力雄可能會說﹐在西藏文化裡能幹與勤快不是美德﹐無能與懶惰也不是缺陷。根據文化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不同文化的價值體系是不可互換﹐也不可相互作為標準的。在一個文化體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個文化體系卻可能是好的。上述美國學者與記者透過歧視的眼鏡去看待藏人﹐用美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去衡量西藏文化﹐所以會發出那種污衊藏人的報道。不過根據上述報道﹐似乎對漢人與藏人作出上述價值判斷（漢人比藏人更能幹更勤快）的也不是上述美國學者與記者﹐而是他們所採訪的藏人﹐而且是藏族精英﹐莫非藏族精英自己在種族歧視藏族自己﹖再說﹐戈茨坦自己就是著名文化人類學家﹐美國凱斯西部保留地大學人類學系主任與教授。想必他不會不懂什麼叫種族歧視與種族主義。顯然他認為客觀分析藏族的性格﹐指出其按美國價值觀是負面的地方﹐並不算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否則天下就沒有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了。

那麼在今日西藏究竟有沒有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呢﹖當然有﹐那就是中共的一系列抑漢優藏政策﹐這是不折不扣的針對漢族的政權化了的種族主義。即美國所謂的“倒過來的種族主義”（reverse racism）。這種政策經各單位的藏漢官員執行﹐變成了不折不扣的侵犯與部分剝奪漢人的公民權利的行為（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同工同酬----包括福利﹑醫療﹑陞遷----的權利﹑平等地享受教育機會的權利﹑不受性騷撓的權利等等）。西藏的最高領導自治區黨委書記雖然是漢人﹐但他受中央的節制﹐也不得不執行這種抑漢優藏的種族歧視政策。漢人（哪怕是漢官）充其量只敢在私人場合對別的漢人發發牢騷﹐根本不敢在實踐中違反這種政策。相反﹐他們自己都是這種政策的受害者。王力雄對這種抑漢優藏的種族歧視政策視而不見﹑不置一辭﹐卻對漢人私下裡發的牢騷大加撻伐﹐並將其誇大成西藏問題的根源﹐可謂本末倒置。

王力雄還舉了一個兵站放電視的例子﹕“只要一開電視﹐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攜家帶口一起來﹐把電視房擠得滿滿。他們聽不懂漢話﹐無須保持安靜傾聽﹐彼此大聲地喧譁議論電視畫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鬧﹐兵站的人也看不成電視。開始兵站的人裝作關掉電視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看。很快藏民也明白這種把戲﹐關電視也不走﹐除非停掉發電機。電視必須靠發電機看﹐發電機聲音成了一種信號﹐無論何時只要一響﹐週圍藏民就自動到兵站集合﹐等著開電視。兵站曾經關閉大門不讓人進﹐藏民卻善於翻牆﹐不但擋不住﹐為了報復這種不友好的舉動﹐還會從外面把兵站大門反鎖﹐不讓兵站的人出入。為了看電視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與藏民打過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敵眾。如果事鬧大了﹐變成軍隊與地方的矛盾﹐也是對軍隊的處分重﹐所以兵站就乾脆不發電也不開電視了。”不過這一次﹐王力雄沒有把這事歸罪於漢兵的種族歧視﹐他很寬大地說這是“文化上的相互誤解和習慣上的相互不適應更準確”。不過他仍然認為漢人必須為“我們已經習慣的自我意識和權利計較感到羞愧”（33）。按照他的意思﹐漢兵應該天天開放這種令雙方都看不成的電視（藏人聽不懂﹐漢兵聽不清）﹐才算高尚。假如他家住在西藏﹐不知是否願意讓大群吵吵嚷嚷的藏族鄰居天天擠滿他家看電視﹑弄得他自己也看不成﹖

此事雖小﹐卻頗能說明問題。它形象地證明了中共的抑漢優藏政策使解放軍都變成了受了藏人的欺負也只有忍氣吞聲的二等公民﹐這與王力雄反復論證的漢人在西藏歧視藏人的結論剛好相反。如果把這件事放在美國﹐又會怎樣﹖美國天天指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想必是世上最尊重人權的國家了。然而美國是個法治國家﹐一切要依法辦事。美國的軍隊並無天天招待駐地週圍的老百姓看電視的法定義務﹐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不會允許老百姓進兵站。老百姓也就不會產生去看電視的念頭﹐後來也就不會為此發生衝突。即使發生了類似的衝突﹐也要按法律辦事﹐遭到法律懲處也是挑舋鬧事的老百姓﹐而不是軍人。中共為了討好藏人﹐在西藏推行抑漢優藏政策﹐使藏人恃寵撒嬌﹑得寸進尺﹐時時處處都要佔漢人的便宜﹑壓漢人一頭﹐ 而且永不滿足。我在西藏時發現﹐藏人借了漢族同事的錢或請後者回內地時帶買東西後常常不還錢。據一位在藏北工作的朋友告訴我﹐藏北只要一下雪﹐哪怕連地面都未蓋住﹐就大叫大嚷“雪災了”﹐要求中央與自治區政府撥款救濟。當中共與漢人不能或無法滿足藏人的無限制的慾望時﹐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便使他們產生了對中國與漢人的仇恨以及對西藏獨立的嚮往﹐這才是西藏騷亂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那些藏農牧倒未必會因此產生獨立的念頭﹐但在拉薩城裡﹐事情確實如此。

注釋﹕

（20）《天葬》﹐第10章。

（21）《天葬》﹐381頁﹑358頁。

（22）《天葬》﹐390頁。

（23）Scholastic Update, Vol.121, No.15, April 7, 1989.

（24）《天葬》﹐361頁。

（25）林田﹐《西藏春潮》﹐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61頁。

（26）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33.

（27）《天葬》﹐433頁。

（28）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227頁﹔劉偉﹐《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313頁。

（29）《天葬》﹐361頁。

（30）《天葬》﹐115頁。

（31）轉引自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81頁。

（32）The Washington Post 15 September 1994.

（33）《天葬》﹐363-364頁。

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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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7﹑藏族市民永不滿足

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非農業戶口的）市民總數為33.6人萬﹐其中藏族為26.7萬人﹐佔總數的80%。藏族國家職工（官員﹑普通幹部﹑工人）為11.5萬人﹐佔西藏國家職工總數的四分之三。西藏藏族市民中87%是國家職工及其子女﹐如加上這些職工的父母﹐則要超過90%。其餘藏族市民是政府資助的集體單位職工﹑個體戶﹑個體戶僱用的工人﹑臨時工與無業游民﹐以及他們的家屬。

1990年拉薩市民（不包括農業戶口）為139810人﹐其中藏族為96341人﹐佔總數的69%﹔漢族40418人﹐佔總數的29%﹔其他民族3051人﹐佔2%﹐其中大一半是回族﹐他們在拉薩已居住了許多代﹐以藏語為母語﹐信奉伊斯蘭教。拉薩藏族市民中的成年人大部分是國家職工或大學生﹐只有總人口約三萬的拉薩老城八廓街是例外。據1988年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抽樣調查﹐拉薩老城戶主中國家職工（包括退休職工）佔老城總戶數的41%﹐無業游民佔38.5%（他們以擺攤﹑打零工為生﹐年均收入855元）﹐個體戶佔15.6%﹐農牧民佔1.6%。1988年老城藏族市民中54%的學齡人口（六歲及六歲以上）是文盲﹐大大高於1990年人口普查時拉薩城關學齡人口中的文盲比例25%﹐絕大多數老年藏人不懂漢語。最後﹐拉薩老城的藏人只有4.8%不信教﹐其餘都信奉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格魯派即黃教（34）（西藏佛教分黃﹑白﹑紅﹑花教四大派﹐達賴喇嘛只是黃教之首）。從上面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拉薩老城藏人的文化程度比藏農牧高得多（後者文盲半文盲佔79%）﹐所以許多人聽得懂西方與達賴的宣傳﹔無業游民的比例比拉薩新區高得多﹐所以許多人對中國政府有怨氣﹔絕大多數信奉黃教﹐所以許多人對達賴喇嘛比藏農牧還虔誠（藏農牧中不信教的高達12%﹐信教者分屬四大教派）。加以地處西藏宗教中心（大昭寺）﹐與流亡藏人有廣泛聯係（很多流亡藏人是從老城出去的﹐1979年以後紛紛回來探親﹐其中有許多達賴喇嘛的間諜）﹐所以歷次藏獨騷亂都由老城藏人充當主力﹐以老城為基地與中心﹐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在西藏時的同事﹑已故作家秦文玉在西藏住過13年。1989年3月5-7日拉薩騷亂時他在現場觀察﹐戒嚴後採訪了許多藏人﹐包括老城的藏人。下面是若干藏人在回答“為什么會發生藏獨騷亂”時的話（35）﹕

“騷亂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共產黨管轄下﹐我們是老百姓﹔獨立了﹐我們還是老百姓﹐反正當官輪不上我們。這一回和往常一樣﹐參加鬧事的人有三多﹕無業的多﹐待業的多﹐乞丐﹑想沾便宜的多。如果有共產黨的人﹐那是自己沒把自己的孩子管好。

“不錯﹐上頭這幾年對落實政策抓得很徹底。政策落實了﹐統戰人士天天來要房子﹐國家又沒有一個妥善安排﹐叫居民往哪裡搬﹖有的被逼搬出來﹐無家可歸﹐只得投親靠友﹐有的全家五﹑六口人﹐只能住一角季（即一根柱子週圍的房子﹐約七﹑八個平米）。這些過去的房主人拿到了房子﹐有的翻修了自己住﹔有的自己也不住﹐而是租給內地來做買賣的。一般房租每月一角季四百塊錢﹐當然我們現在比民主改革前還是好多了。那時住不上房子﹐還得交耳朵稅。

“年輕人的教育無人管﹐有人做小偷﹐甚至有的做了強盜也無人管﹐家裡沒辦法﹐政府又不管﹐怎麼可能不鬧事呢﹖

“我們八廓街的居民﹐大多是合作社的手工業工人﹐工資收入都不太多﹐可是酥油﹑牛肉的價格漲得這麼厲害﹐哪裡受得了﹖75年時每斤酥油1.5元﹐80年每斤四元﹐眼下每斤漲到10.5元﹐怎麼吃得起呢﹖牛肉也是這樣﹐只能看看咽口口水。其他的物價也是見風漲。

改革好﹐我們都擁護。改革後可以信教﹐可以做買賣﹐想做什麼都可以﹐也不怕頭上戴帽子﹐不怕說錯話挨批鬥。過去多年做不起的卡墊和藏櫃﹐都做起來了。但是開放不好﹐開放使內地的漢族生意人都湧到拉薩來了﹐他們像餓鷹似的﹐恨不得連肉帶骨頭把什麼都吞進去﹐賺錢的本領賊大。錢像流水一樣嘩嘩地被他們都賺去了﹐生意都被他們搶去了﹐開放不好﹐一點都不好。

“一鬧起來﹐日子一點也不安穩﹐心慌得很。經常有傳單貼在門上﹐‘吃糌粑的站出來﹗’‘趕走漢人﹐西藏要獨立﹗’獨立之後﹐也是山那邊的人回來當官兒﹐我們能得到什麼好處呢﹖但獨立之後我們能見到益西羅布（指達賴喇嘛----引者）。

“我49年就當基層幹部﹐不是圖享受﹐是信共產黨。這麼多年﹐講良心話﹐大多數人生活水平還是提高了。但是共產黨的模樣卻不如過去好看了。幹部到底為誰﹖嘴上說的和實際做的不一樣。大長官現在跟誰親﹖廣播裡喊的和實際做的也不一樣。老百姓人口越來越多﹐住房卻越住越小﹐兒子女兒都長大了﹐工作卻不能都得到安排。現在什麼都要考試﹐當個清潔工人都要考試﹐考掃把﹖30年了﹐共產黨辦了不少好事﹐一想起第一個八年就心裡發熱。現在呢﹖難說……我們這一片500多戶﹐16個黨員﹐黨員和家屬沒有參加﹐只有十個青年參加了﹐出自七戶人家。一個30多歲﹐其他都是20上下的待業青年。這些青年跟我們當年不太一樣了﹐叫他們不要鬧﹐孩子們說﹕‘你給我工作呀﹗’”

改革開放﹐群眾有一句話﹐“自己的家鄉空著的﹐光輝照亮了別人。”內地的生意人到了拉薩﹐除了唸經和背屍體送天葬台不會幹之外﹐其他什麼都會幹﹐搶了當地人的飯碗。本地的裁縫﹑鞋匠都很失望。改革開放﹐引進人才和技術﹐而不是勞務輸出。我們這兒的勞力多得很﹐首先要眼於本區群眾的利益。現在內地各個省區都分得那麼清楚﹐寸土不讓﹐更何況我們邊遠地區﹑民族地區呢。清理﹐不能光清理康巴人和朝佛的﹐也要清理黑包工隊。市場管理人員﹐對釘鞋的本地人吆喝“去去去”﹐趕得跑來跑去﹔對那些大戶卻親熱得像貼牛糞餅﹐喚他們“阿伯喂﹗”

拉薩居民住房難。這幾年國家撥款﹐修了不少居民樓﹐但主要是分給幹部住的。普通居民房子小﹐光線暗﹐還有很多搖搖晃晃的老掉牙的房子。這些房子主人沒辦法﹐有時成群打堆地住到城關區的會堂裡去。可是你站到布達拉宮上往下一看﹐東邊﹐北邊﹐黃黃的一片儘是小院子加樓房﹐大多是一幢幢的私房。蓋得那個漂亮呀就跟壁畫上一樣。請問普通老百姓誰蓋得起﹖請問你幾十年不吃不喝工資加起來有多少﹐能蓋得起小宮殿一樣的花園樓房﹖

雞下蛋還得有個窩﹐沒有窩怎麼下蛋﹖現在居委會什麼也沒有。一個月十塊錢辦公費﹐連電話費也不夠付。手無寸鐵﹐發了根電警棍﹐又沒電﹐不如燒火棍。居委會現在只有打狗的權﹐掃地的權﹐掛牌子的權。騷亂一鬧起來﹐連你的掃把都拿跑了。有人說居委會搞土政策﹐但我們的土政策是為了貫徹洋政策。一個月開兩次會﹐不來扣副食補助﹐當然是土政策。但居民一個不剩地都來了。後來群眾說﹐“虧得你在大會上講了這麼多﹐要不我們的孩子又得遭殃了。”我們居委會在這次騷亂中只有一個人參加。群眾都慶幸得很。戒嚴﹐是對壞人的打擊﹐對群眾的保護。過去群眾舉起雙拇指說﹕“解放軍好﹗”現在有的武警同志檢查證件吆喝人把口罩摘下來。解放軍檢查了證件還向你敬個禮﹐還扶老人﹐這一扶就把金珠瑪米（藏語“解放軍”的音譯----引者）的威信扶起來了。

城市管理最基層是居民大院。這次騷亂發生後﹐達木林居民大院第一組的組長用身子堵住大門﹐大聲喊道﹕“誰也不准出去﹗誰出去我揭發誰﹗”這是一位退休的藏族老工人。事後這個大院因為清清爽爽﹐沒傷人沒死人﹐大人小孩又圍叫他“波啦”（爺爺）﹐打心底裡感謝他。可是居民組長一分錢津貼也沒有。逢年過節乾送一條哈達﹐有時一點點酥油﹐真拿不出手。群眾反映﹐以前開會太多﹐一個禮拜三﹑四次﹐現在又開得太少了﹐大家像河灘上的沙子﹐捏不攏來。

我們的黨政機關﹑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機關有沒有抹油的﹖稅務﹑工商﹑城建被砸﹐群眾出氣﹐是否政策上有問題﹖是否原原本本把中央的政策落實到基層了﹖不正之風﹐走後門﹐執法犯法﹐貪污腐敗等現象﹐連騷亂分子都在議論呢。共產黨經營了30多年﹐還是有威信的。對違法亂紀﹑欺壓群眾的典型處理一批﹐威信就又起來了。

從收容審查的情況看﹐17歲至28歲的佔7%左右﹐這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堆龍德慶一個女學生說﹐我數學本來學不好﹐老師非要叫我學﹐我在班裡騷亂一下﹐西藏獨立了﹐我就不要學數學了。

還有個騷亂分子說﹕西藏獨立了﹐漢人都走了﹐中央給我們的錢就不會給漢人賺走了。

短短幾段話﹐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自從1984年中國政府投入巨資興建43項工程後﹐大批漢族﹑回族與其他民族的個體戶追隨施工人員到西藏經商﹐這本是西方向中國推薦的市場經濟法則所致。達賴喇嘛與西方人權衛士一貫指責他們是企圖淹沒藏人的非法移民﹐那麼到中國去經商﹑投資的西方商人又算什麼﹖既然西方商人可以到中國去賺錢﹐中國內地的商販為何不可以到中國西藏去賺錢﹖這些內地商販自然要按市場經濟法則辦事﹐像西方商人一樣賺取商業利潤。這就使一向看慣了國營商店的低物價的藏人大為憤慨（國營店的物價之所以低﹐是政府不惜血本補貼的結果）。藏人一方面擋不住漢回個體戶出售的國營店裡沒有的新潮產品（時裝﹑皮鞋﹑家電﹑化妝品﹑美食﹑傢俱等等）與時髦娛樂（搖滾舞會﹑卡拉OK﹑黃色錄像等等）的誘惑﹐另一方面又心疼化掉的錢。在他們看來﹐漢人天生只應送錢給藏人﹐怎麼可以賺藏人的錢呢﹖連那個藏獨英雄都承認﹐他的錢是中國政府（在西藏人人都把中國政府稱為中央）給的﹐但他竟然認為西藏獨立後中國政府還有義務送錢給藏人﹐可見在藏人心目中﹐中國政府與漢人包養藏人是天經地義的﹑永世不變的。如今漢回個體戶竟敢賺藏人腰包裡的中國政府給的錢﹐無異於太歲頭上動土。所以藏族市民既離不開漢回個體戶﹐又恨透了漢回個體戶。每次騷亂都首先打砸搶燒漢回個體戶﹐連達賴喇嘛1993年5月25日發表的聲明在譴責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用催淚彈驅散打砸搶燒的騷亂者）的同時﹐也不得不對藏人襲擊漢人商店表示遺憾。他甚至說﹐如果藏人再使用暴力﹐他就要退出藏獨運動（36）。藏人對漢回個體戶的態度與北京上海市民既離不開個體戶的商品﹐又嫉恨個體戶發財的眼紅病如出一轍﹐可見人性都一樣。只是漢人恨個體戶﹐發發牢騷而已。藏人卻把藏獨騷亂當成了發泄這種眼紅病的絕好機會。

《天葬》證明了﹐漢回個體戶在西藏賺的主要是中國政府給西藏職工包括藏族職工的錢（37）﹐這是那個藏獨英雄也承認的。由於西藏的行政大權已交藏官掌握﹐漢回個體戶要在西藏賺錢﹐就必須向稅務﹑工商﹑城建的藏官行賄﹐把他們賺來的錢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給藏官﹐方能得到與維持營業執照。後者拿到了賄賂﹐自然對他們格外親熱﹐於是藏人也遷怒於他們﹐連他們一起砸。

如前所述﹐美國學者與記者也發現﹐藏人在工作態度﹑技巧與對報酬的要求方面都競爭不過內地來的漢族流民﹐連藏族個體戶都寧可僱佣漢人。這本是市場規律所致﹐然而藏人競爭不過漢人﹐自然又是滿腔憤怒。

如前所述﹐早在1980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孫鴻烈就發現西藏牧場嚴重超載﹐西藏的畜牧業已經到頂了。中國政府給藏人的錢越來越多﹐藏族人口也越來越多﹐可酥油牛肉由於自然資源限制無法同步增產。按照市場法則﹐其價格自然會飛漲。進藏漢人吃不慣西藏的酥油牛肉﹐他們吃的是內地運去的豬肉菜油。酥油牛肉由藏人直接在自由市場出售﹐中國政府既不經營也不收稅。它們漲價與漢人及中共毫無關係﹐卻也被藏人認為是中共與漢人的罪惡﹐成為藏獨騷亂的誘因。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共給昔日的階級敵人﹑今日的統戰人士落實了政策﹐後者反而不參加騷亂。《拉薩騷亂備忘錄》就寫到一個貴族公子去印度見了達賴喇嘛﹐後者要他留下﹐他寧可回拉薩。而昔日的翻身農奴被剝奪了勝利果實（房子）﹐就去參加騷亂。騷亂者最恨統戰人士﹐罵他們是“藏奸”﹐要砸政協。這裡可能也有眼紅病在起作用。中共從其“統一戰線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的教條出發﹐只顧討好早已威風掃地﹑老朽不堪﹑在藏族百姓中毫無號召力的舊貴族﹐卻忽略了經過文革訓練的﹑敢鬧敢打的平頭百姓﹐結果吃了大虧。

中國政府從八十年代開始才要求藏族市民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文革前與文革中根本無暇控制人口﹐藏族市民人口爆炸。西藏的企業只虧不賺﹐難以給高速增長的人口提供發薪機會。無業游民與待業青年自然滿腹怨恨﹐他們認為中國政府天生應該把他們包養起來的﹐藏獨騷亂就成了他們懲罰﹑報復中國政府的手段。

西藏的黨政官員也像內地的一樣腐敗﹐而且由於天高皇帝遠而更加腐敗。如前所述﹐西藏的藏官已佔西藏黨政官員的80%以上﹐由於中共在紀律約束上也實行抑漢優藏政策﹐也由於漢官誰也不想在西藏養老﹑繁衍子孫﹐所以在西藏用公款造私房或多佔好公房的絕大多數是藏官。藏人羨在眼裡﹐恨在心裡。這與內地漢人痛恨官倒與腐敗的原因是一樣的﹐然而各自的結論卻大不一樣。漢人認為要根治官倒與腐敗﹐必須實行民主政治﹐所以他們參加或支持八九民運﹔普通藏族市民並無這樣的政治常識﹐他們不知民主為何物﹐單知借藏獨騷亂發泄對藏官腐敗的怒氣。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漢藏人性何其相似乃爾。

藏官們何止多佔好房﹑從事官倒而已﹐他們貪污腐化﹑貪贓枉法﹑營私舞弊﹑吃喝嫖賭﹑橫行霸道﹑胡作非為﹑飛揚跋扈﹑不可一世﹐被藏人稱為新的“三大領主”。這筆賬自然也要被藏人記在中國政府身上。有好幾個藏人告訴我﹐他們寧願要漢人當上司﹐因為漢官處事比藏官公正﹑清廉﹐我在西藏時深有同感。1983年我曾去樟木口岸採訪﹐親睹回來探親的普通流亡藏人在海關過境的情景。漢官對他們的態度不冷不熱﹑公事公辦。藏官則盛氣凌人﹑趾高氣揚﹐把他們呼來喝去﹑任意斥責﹐似乎他們都是些犯人。對流亡藏人中有點“身份”的﹐經統戰部門打招呼﹐則奴顏卑膝﹐百般逢迎。我不禁想起魯迅的名言﹕“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兇到絕頂一樣。（38）”可見人性哪裡都一樣。

1988年3月騷亂後﹐西藏某部門對參加了1987年9月27日與10月1日﹑1988年3月5日三次騷亂的某居民區的190人作了一次調查。其職業分類是﹕

非國家幹部職工市民127人﹐外地來拉薩的朝佛者和流民49人﹐幹部職工14人。

對127名非國家幹部職工市民再作分類調查﹐結果如下﹕

1）獨立者（出於明確的政治目的﹐堅決要求獨立的）12人﹐佔9.4%﹔

2）復仇者（對中共政府有很深的仇恨﹐一定要推翻中共政府的）13人﹐佔10.2%﹔

3）發財者（趁火打劫）17人﹐佔13.4%﹔

4）出氣者（因為物價﹑住房﹑稅收﹑招工﹑招生等心中不滿的）29人﹐佔22.8%﹔

5）盲從者與脅迫者（受藏獨分子煽動或脅迫的﹐大多是青年。比如藏獨分子喊“吃糌粑的站出來﹐把吃大米的趕走”﹐挨家挨戶敲門﹐要他們參加騷亂﹐並說如不參加﹐將來達賴喇嘛回來了﹐就要嚴懲他們﹐許多藏人就跟著參加。過後告訴中共警察﹐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要參加﹐只知道跟著別人走﹐跟著別人喊﹐跟著別人打砸搶燒。盲從者的人數這樣多﹐幾乎佔一半﹐似乎不可思議。但只要看看上文所引用的居委會幹部的話﹐就可明白這是真的。那話說﹐有個居委會在騷亂前把居民叫來教育了一番﹐結果該居委會只有一人參加騷亂。還有個居民大院在騷亂時有個老工人出來攔了一下﹐結果無人參加。戒嚴後未參加騷亂的人衷心感激這些居民幹部﹐可見藏人的盲從心理何等強烈）55人﹐佔43.3%﹔

6）精神病患者一人﹐佔0.8%（39）。

上述有明確政治目的﹑堅決要求獨立的與對政府有仇恨的加在一起還不及出氣者多﹐那些盲從者估計也有莫名之氣要出。我在文革中發現﹐越是貧窮﹑文化程度低的人越喜歡跟別人瞎起鬨﹐越是喜歡趁群眾性騷亂之機攻擊比自己富有或文化程度高的人。說到底﹐這是一種嫉恨心理在作怪。由此可見﹐藏獨騷亂也像八九民運一樣﹐成了許多藏人對各種使他們不滿的現象的泄憤口。這些現象中有的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美國也有通貨膨脹﹑貧富懸殊﹑僱工競爭﹑失業﹑貧民窟等）﹐有的是專制政權特有的（腐敗﹑特權）﹐有的是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引起的﹐也有的是人欲無止境造成的。中國政府既然要把藏族市民包養起來﹐藏族市民就理所當然地要求它滿足其各種各樣的﹑無窮無盡的慾望﹐並把一切不滿----包括中學生學不好數學----都歸咎於中國政府。

每次大騷亂後﹐中國政府都要給藏族職工加薪﹐控制物價﹐撥出鉅款加蓋住宅﹐免費分給藏人特別是騷亂主力的老城居民。拉薩老城總共只有8000多戶居民﹐卻有2000多戶在1988年至1990年搬進了新房﹔到1997年底﹐共有5226戶搬進了新房（40）。既然騷亂能夠立竿見影地帶來巨大的物質好處﹐那麼藏人自然越鬧越起勁﹐中國政府只好再增加好處﹐結果形成了鬧則生利﹑越利越鬧的循環。1993年5月中國政府在西藏放開糧價﹐這本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改革﹐社會主義的糧本與糧票一向是西方的嘲笑對象﹐在中國內地也已放開糧價﹐沒出任何問題。為了照顧藏人﹐中國政府同時給全體藏族市民糧食補貼﹐這可是西方都沒有的仁政。不料藏人嫌補貼少﹐於5月24日在拉薩示威。開始只要求增加糧貼與工資﹐接就高呼“西藏獨立”﹐因為他們知道中國政府最怕藏人鬧獨立﹐雖然要求增加糧貼與工資和要求獨立是相互矛盾的。要求增加糧貼與工資意味著承認中國政府是他們的統治者﹐有義務包養他們﹔要求獨立意味著不承認中國政府是他們的統治者﹐如果他們有骨氣﹐就不應該用漢人的臭錢。他們還用石頭襲擊漢回個體戶﹐雖然後者與放開糧價毫無關係（41）。由此可見﹐藏族市民確確實實被中共的包養政策寵壞了﹐就像被父母寵壞了的小孩一樣﹐動輒以哭鬧逼迫父母滿足其無理要求。

當鄧﹑胡﹑趙制訂與推行懷柔政策時﹐一廂情願地認為藏人的思維方式也和漢人一樣﹐是實用理性﹐因而能自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與中共密不可分﹐從而自覺服從中共的統治。他們完全不了解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大大低估了達賴和西方所煽起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對美國的幻想。加以中共歷來喜歡進行虛的政治宣傳和學習運動﹐諸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卻很少進行實的利害關係教育運動。漢人從實用理性出發﹐會自覺考慮利害關係﹐毋需中共耳提面命。中共似乎不好意思或想不到告訴藏人﹕你們現在享受的現代物質文明都是中國政府用漢人的血汗提供的﹐西藏獨立了﹐你們就要回到舊西藏的生活水平上去。你們以為美國會出大錢包養你們﹖看看俄國和東歐的榜樣吧﹐他們變天後美國給了多少施捨﹖

注釋﹕

（34）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38-239頁﹑367-368頁。

（35）（39）（42）（43）秦文玉﹐《拉薩騷亂備忘錄》﹐《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73-240頁。

（36）（41）《拉薩再發生示威﹐中共續施鎮壓》﹐《世界日報》﹐1993年5月26日﹔《達賴揚言退出藏獨運動》﹐《世界日報》﹐1993年6月2日。

（37）《天葬》﹐第13章。

（38）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二心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73年。

（40）劉偉﹐《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70頁﹑84頁﹑144頁﹔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北山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8﹑中共藏官反對獨立

如今不僅一般藏族幹部﹑職工和市民對美國﹑達賴和藏獨充滿幻想﹐連中共自己培養的藏族官員都在兩頭討好﹐大耍兩面派。許多藏官把子女送到達蘭薩拉去留學。

許多藏官白天在機關裡說黨話﹑做黨事﹐儼然是黨的好幹部﹔晚上在家裡卻對著達賴喇嘛的相片頂禮膜拜。1986年以來﹐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下令黨員不得信教﹐幹部不得把子女送到達蘭薩拉去（已經去的要叫回來）﹐還命令公安部門收繳幹部黨員家裡的達賴相片﹐結果走過場。據知情者告訴我﹐許多藏官把達賴像放在毛澤東像的背後﹐白天讓毛像朝外﹐晚上翻過來。中共培養的藏族第一個音樂指揮家俄珠多吉則別出心裁﹐把達賴像放在貝多芬像的背後。前幾年﹐西藏歌舞團團長去香港訪問﹐西方記者問他如何看待達賴喇嘛﹐他說達賴喇嘛是我們藏族的精神支柱﹐回來後也無人過問。西藏文化廳廳長強巴平措在“地專班子調整”時﹐被揭發有三大問題﹕一是把文化廳的女演員當成自己的妃子﹔二是用公款修私房﹔三是托人通過達賴喇嘛的哥哥活動德國文化機構邀請他訪問德國。陳奎元認為前兩件都是小事﹐第三件不是一般問題﹐結果也只是將他平級調任實權較小的西藏文聯主席兼黨組書記。1989年3月拉薩騷亂時﹐中國政府決定從3月8日零點起戒嚴﹐3月7日晚上7點廣播。為了保密﹐胡錦濤於3月7日下午5點才將此決定傳達到廳局級幹部﹐可是騷亂分子在下午兩點半就在衝賽康市場宣佈﹕今晚中共要行動﹐我們馬上撤退（42）。這說明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和常委中就有人在暗中煽動﹑指揮藏獨騷亂。流亡藏人的電腦新聞網World Tibet Network News發表的西藏新聞有許多是中共的機密﹐事後被證明是真實的﹐可見達賴特務已經成功地打進了中共西藏核心領導機構。然而中共至今對他們連立案偵察都不敢（我在西藏的朋友告訴我）﹐拉薩戒嚴後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與常委裡無一人受到處分。中共對於自己豢養的﹑吃裡爬外的藏族奴才尚且如此害怕﹑不敢嚴加管束﹐又怎能指望藏族百姓服從它的統治﹖

誠然﹐中共藏官吃裡爬外與其說是為了效忠達賴﹐毋寧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暗中煽動和指揮藏獨騷亂﹐可以向中共施加壓力﹐迫使其加緊撤退漢官﹑提拔藏官﹑加撥財政補貼﹐達到陞官發財的目的﹔強巴平措裡通達賴集團﹐可以去德國公費旅遊。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指出﹐人們在認識新事物時﹐除了同化機制外﹐還有順應機制（accommodation）﹐即經過一定的調節過程﹐使自己的認知結構部分或全部順應新事物。中共藏官特別是中高級藏官長期受到中共的訓練與漢官的影響﹐其思維方式已經順應漢人的實用理性﹐懂得冷靜地計算利害關係﹐利用中共的綏靖心理為自己牟取暴利。他們暗中煽動和指揮藏獨騷亂﹐並不意味著他們真的嚮往西藏獨立﹐更不意味著他們盼望達賴喇嘛帶流亡政府回藏奪權。果真那樣﹐他們豈不就得下台﹐失去中共給他們的地位﹑權力﹑特權﹑高薪﹑津貼﹑汽車﹑華宅﹑警衛﹑僕人﹑醫療﹑旅遊﹑妃子﹑賓館﹑豪宴……﹖相對於思維方式﹐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是更為深層﹑更為穩固的東西﹐某些中共藏官為了自己現世的榮華富貴﹐反對達賴喇嘛回藏掌權﹐但這並不妨害他們為了超度來世而偷偷頂禮膜拜達賴相片。他們的邏輯仍然是﹕現世靠中共豢養﹐來世靠達賴超度。

確實也有完全漢化﹑不信佛教的藏官﹔出身農奴或奴隸﹑對中共忠心耿耿的藏官。1989年騷亂時任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康巴翻身農奴子成對秦文玉說﹕

『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這是我們法院工作的至高原則。民憤極大的打砸搶分子﹐也必須查明實據﹐證據確鑿﹐量刑定罪。3月5日大騷亂﹐三路匯合在大昭寺廣場﹐北路﹑南路﹑東路領頭的是誰﹖打旗的是誰﹖總指揮是誰﹖必須一個一個查明實據﹐人證物證﹐鐵證如山﹐然後提交法律判決。策劃﹑煽動分裂祖國的骨幹分子必須嚴懲。

分裂思想不是今天才有的。59年一次﹐69年又一次﹐尼木﹑比如﹐捲進去18個縣﹐搶糧食倉庫﹐殺解放軍﹐打砸搶﹐這一次加了個“燒”。69年在藏醫院靠西的大語錄牌上出現了“西藏獨立隊”的傳單﹐後來很快破了案。……

有個著名的藏族老教授說得好﹕假如西藏真正獨立了﹐首先要爆發內戰﹐康巴人與衛藏人﹐山那邊流亡藏人與山這邊的紅藏人﹐首先要打內戰﹐藏族歷史上多次發生過﹐藏王朗達瑪死後他的兩個兒子還打得血流成河﹐各自割據﹐西藏分裂了三百多年﹐那才是黑頭藏民的大災難呵。』

時任武警拉薩支隊上校政委的翻身農奴曲達告訴秦文玉說﹕

『59年咱們沒有原子彈﹑沒有氫彈﹐只有一桿槍外加一個小背包。人家有噶廈政府﹑有軍隊﹑有幾千座寺廟﹐還有國際上那些白色朋友的支持。那時咱們國家打過了抗美援朝﹐也挺窮的。但那時人心齊。群眾對黨的話百說百信﹐能把心掏出來點燈。

62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群眾拼命支前﹐一仗就把山那邊打得落花流水。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情況就有些變了。黨政機關的作風變了﹐軍隊的好作風慢慢也有點丟了。黨和軍隊的威信都沒法跟從前比了。不錯﹐是從文化大革命以後開始變的。我們和老百姓過去的關係是魚和水﹐現在呢﹐有點像雲和水。三大法寶還要不要﹖當然要。但不能一根鞭子放羊﹐無主無從。放羊還得看頭羊呢。黨的建設恐怕是帶頭的。從根本上端正黨的作風﹐提高黨的威信恐怕是主要的。黨的建設帶了頭﹐黨的政委黨的組織黨的群眾路線真正有了一個新氣象﹐與此同時再抓槍桿子和統戰工作﹐恐怕局面就完全不同了。這次騷亂少數黨員幹部也捲了進去﹐相當一部分人觀望同情態度曖昧。有一個單位的黨支部書記和經理打包票﹕本單位沒有一個人參加騷亂﹐結果呢﹐一下子就查出了五個﹐還搜出“青年大會黨”的綱領﹐還有燒貨物的汽油箱。媽媽的﹐我們的人在為誰說話﹖有意無意地在掩護誰﹖去年3月5日騷亂﹐公安武警戰士受傷300多人﹐犧牲一人﹔今年3月5日及後兩天的騷亂中﹐公安武警戰士又受傷400多人﹐犧牲一人。傷亡這麼大﹐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損失那麼大﹐部份幹部群眾還很不理解﹐對我們還有意見。有人認為公佈的騷亂分子和圍觀群眾16人死亡的數字打了埋伏。天曉得﹐既然死了人已是客觀事實﹐那麼死16人與死17﹑18或更多一點並不會改變問題的性質。當然並不排除有的騷亂分子受傷或死亡後隱匿不報這種情況﹐但根據我們的6所醫院及各個渠道匯總的情況﹐千真萬確死亡者只有16人。現在最讓人難過的是真話受人懷疑﹐流言卻總信以為真。我們有些幹部戰士包括我自己﹐有時真想罵娘﹐或者躲起來哭一場。這裡我透露一點軍事秘密﹐不得已透露一點軍事秘密吧。被騷亂分子用小口徑步槍打傷的兩名戰士所在的九中隊﹐那天面對那樣嚴峻的局面﹐戰士手裡拿的不是槍而是盾牌和木棍。犧牲了一名班長的三中隊﹐有35名戰士端槍﹐另75名戰士拿著木棍。說起來外界簡直不相信﹕戰士們手上的那35桿鋼槍﹐卻沒一粒子彈﹐全部都是空槍﹗集中保管的1400發子彈全部由一名排長背在軍用背兜裡﹐排長坐在200米開外的汽車駕駛室裡。我們的小戰士就是這樣端空槍衝鋒﹐眼睜睜地用胸膛面對飛石與槍彈﹐眼睜睜地被打倒在血泊中。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這樣的軍隊﹐我不知道有誰打過這樣窩囊的戰爭﹐我們對不起的是這些小戰士的父母和他們的親人……（43）。』

這裡姑且不論細節的真偽﹐單說這兩位中共藏官的立場﹑感情﹑思維與語言﹐就可看出他們已完完全全漢化﹑黨化了。這種完全徹底站在中共立場上的藏官我在西藏接觸過很多﹐例如我在西藏文聯時的上司﹑文聯副主席﹑中共黨員﹑藏族作家益西單增在1987年10月1日騷亂後﹐在《西藏文學》1987年10月25日增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斥“獨立”的夢囈》﹐下面是其全文﹕

『打一塊石頭六毛錢﹐打呀﹐笨蛋﹐想到要錢就得動手。這真是賺錢的好機會﹐千載難逢。六毛錢是一盒煙也是二兩酒哪﹐只有傻瓜才不幹。朝那些維持秩序的警察們的頭上﹐朝那些公安人員們的頭上﹐朝那些敢於阻擋的人群頭上﹐朝那些把頭從窗戶裡伸出來的人身上﹐朝那些手拿相機和錄像機記者的臉上﹐朝區黨委大門的牌子上﹐區人民政府的牌子上﹐朝那些看得不順眼的任何人的腦袋上……。

錢發動的世界奇跡出現了。為了抽一口煙喝一口酒的乞丐們懶懶地站起來去揀石頭﹔流竄而來的盲流們歡喜若狂﹔還有那些打扮得很時髦的無業地痞﹐幾方面的人精神一下子振奮起來﹐幾分鐘內變成了拉薩街上的僱佣軍﹐變成了效忠分裂分子的衝鋒隊。

帶著宗教感情而在政治上一竅不通的長袍大漢﹐赤裸雙臂﹐拆下馬路邊沿的大塊水泥磚﹐碰撞粉碎﹐供應長驅直入的打手們。街上的有的房門突然打開﹐從裡面倒出一堆又一堆幾天來準備的大量石子。吼喊聲如狼﹐比狼聲更尖更犀利。打不還手的武警指戰員迴避﹐無奈石子如雨﹐他們一個個地倒下去了﹐鮮血染紅了八角街﹐染紅了人民路﹗

披袈裟的人很懂行﹐掀翻汽車是為了漏油﹐一把火黑煙沖天﹐十幾輛汽車和幾十輛摩托頓時化為灰燼。“來呀﹐誰讓你藏在樓裡﹐出來打呀﹐誰不打兩天後會有人來找你算賬﹗”是泥沙﹐又是旋風﹐大有顛倒乾坤之勢。衝擊派出所﹐搶走收留在那裡的犯法分子。電視機﹑錄音機﹑卡墊﹑地毯﹑戶口檔案﹑居民身份證﹐還有槍支彈藥。各取所需﹐各顯其能。如此“西藏獨立”。頃刻間子彈在燃燒的火光中頻頻爆炸……大樓﹑商店變成了殘牆斷壁。

“西藏獨立”好不威風。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的十月一日。分裂分子中風大喊﹕“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我以為太陽被雪山獅子旗遮住了﹐我以為地球發生了逆轉﹐仔細一看﹐原來只是牆頭上的草在風中動了一動﹗

不知是什麼時候學會了笑裡藏刀----微笑著接近你這個記者﹐還說﹕“你的照相機真不錯﹐給我看看﹗”你一交給他﹐他立即把相機擲在地上粉碎﹕“狗雜種我要你的命﹗”如果你稍遲半步﹐石頭就要砸破你的腦瓜﹗某些個洋人受到分裂主義分子的歡迎﹐什麼相機﹑錄像機請儘量使用﹗

當宗教感情變為第一的時候人要發瘋﹐一個披袈裟分子狂呼“獨立”﹐挽起胳膊倒上汽油燃燒汽車。這真是英雄形象﹐怎能不激動人心﹗不過﹐他早就想去自殺﹐而且也不是為了這個“獨立”。一個女的把光屁股對準消防車﹐硬是阻止了去救火的消防車的四個輪子﹗

分裂分子拿起衝鋒槍亂掃﹐無辜的孩子﹐少女倒在血泊裡。搶商店﹐搶行人的自行車和手錶。“西藏獨立”的十八般招式都用了出來﹗

雪山獅子旗﹐寫“西藏獨立”的標語滿街都是﹐奇怪的是願當分裂分子的人都不懂“雪山獅”是何原意﹐“西藏獨立”又是什麼東西﹗有一種人說“蒼蠅也是肉”﹐有人想吃蒼蠅便跟隨而去﹗

“西藏獨立”喊了幾十年﹐難道它真是那麼迷人嗎﹖就像第一次吃口香糖的人那樣﹐還想吃一次嗎﹖政教合一的達賴政權和他的噶廈政府﹐領主是領主﹐農奴是農奴﹐還想獨立到那裡去呢﹖所以﹐歷史上喊叫的“獨立”其用意是擺脫中央政府的領導﹐去投靠殖民主義者的懷抱﹗有的群眾說得好﹕“有的人總不喜歡吃自家鍋裡的肉﹐非要去喝外人碗裡的湯﹗”

那麼﹐現在又搞“西藏獨立”﹐它的意義何在﹐它有什麼好處﹖人民是追求光明與幸福﹐如果“西藏獨立”比社會主義好﹐比社會主義光明和幸福﹐那我們就沒有話說了﹐我們應該去追求真理。人總是嚮往好的嘛﹐大多數人總是能夠分辨好與壞嘛﹗可是﹐分裂分子的主張或者叫想幹的事﹔第一﹐把達賴喇嘛請回來﹐繼續當他從前的政教合一的總頭目﹐不是皇帝的皇帝﹐不是總統的總統﹐政治加宗教﹐奴役加鞭子。那麼往下又該怎麼做呢﹖就算滿足了追求者們的宗教感情和宗教願望﹐又如何過日子呢﹖分裂分子的有一句話說得很徹底﹕“各歸各﹐聽從命運的安排。”解釋應當是這樣的﹕過去的領主仍舊去當領主（共產黨拉攏的例外）﹐過去的農奴當農奴﹐烏拉差役制度不變﹐各就各位。當然﹐“那些有功的”（分裂分子）﹐大部分要變成新領主﹐要做“人上人”﹗舊社會所安排的命運是不能變了﹐解放前是什麼樣子就按那個樣子辦﹐你解放前穿什麼就穿什麼﹐吃的是什麼就吃什麼﹐住什麼樣的房子就住什麼樣的房子﹐現在的一切要全部廢除﹐這叫做“純純正正地做個藏族人﹐做個信教徒。保存藏族特色﹐保存古老文化﹗”美國的有些先生叫嚷這是“人權”。那好﹐既然有人想代表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我們就召集一個萬萬人的大會﹐讓大家舉手表決﹐看有哪些人聽從“人權”的安排去當領主﹐哪些人願意放棄現在的生活去當農奴和奴隸﹗讓我去當奴隸我是不幹的。在共產黨的解放下我好不容易得到人身的自由權利和幸福生活﹐我才不把受奴役當作什麼“人權”的追求﹗叫我去當領主我也不幹﹐我自己幹活吃飯﹐為什么還要去欺負他人和剝削他人﹖﹗

歷史是個鐵面無情誰也不能搬倒的巨人﹐你想要“西藏獨立”﹐還要問問歷史幹不幹﹖如果歷史說我願意倒走﹐倒回到原來的位置上﹐那麼﹐太陽也就會從西邊出來了﹗

我敢肯定地說﹐過去當農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願再去挨鞭子。佛教是與人為善的﹐為什么要打人呢﹖群眾說﹕“我們是信教徒﹐但舊社會我們是羊﹐領主任意宰割我們。現在我們能充分地信仰宗教﹐我們已經是過上好日子的人了。可是﹐現在還有人想把我們當成羊來往狼群裡趕﹐用心太惡毒了﹗”

“西藏獨立”的第二種做法是﹕趕走共產黨﹐趕走漢人﹐殺掉所有反對獨立的人﹗那個時候西藏也就真的清靜了﹐由現在的幾個無人區變成幾十個無人區或者幾百個無人區。農奴制度幾百年沒有抓住人心﹐共產黨政府幾十年就使西藏人民心服口服。

數一數吧﹐分裂分子﹐你們究竟有多少人﹗恐怕你們的人還沒有西藏現有的工廠﹑學校﹑醫院﹑商店﹑商樓大廈﹑公路﹑街道多﹐你們會有什麼膽量和能量﹗“我們要自治﹐我們要獨立﹗不要中國人﹐也不要外國人﹗”稀稀落落的幾個分裂分子﹐叫你們去拆共產黨領導下幾十年來建設的人手都不夠﹐還想把世界倒過來﹖你們不想要的﹐人民群眾非要不可。 你們想把已經覺悟了的翻身農奴再趕回到原始人的蠻荒生活當中去----男不男女不女﹐遮上不遮下﹐遮下不遮上。冠之以美名﹕“人權”﹐想靠個別美國人來標榜和搶救﹐這是當今最大的幼稚﹑狂妄和無能﹗我是歡迎你們按照“人權”去修行的﹕“獨立就是跟外界的一切斷絕關係﹐像喇嘛修行一樣長年住在山洞裡。”你們不能打倒人民群眾﹐因為人民群眾與你們根本不是一條心﹗“修行”是你們的唯一出路﹗

“西藏獨立”的第三種前途是去請外國人來幫忙。請求給點援助﹐給點錢﹐開恩賜福﹐可憐可憐。這是必然的﹐因為農奴制度的幾百年﹐沒有給西藏的經濟和建設帶來福音﹐相反是貧窮和衰敗。農奴能生產的一點東西都讓寄生虫們拿去了﹐還能留下什麼錢﹖﹗現在的群眾說得好﹕“祖國母親每年給八九億錢來建設西藏﹐還有哪一點對不起西藏人民﹖”可是分裂分子說﹕“不去要漢人主動給的﹐而去要自己願意討的﹐這叫普度眾生﹐真正信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去指導西藏的政治﹐難免要出現袈裟加牛仔褲﹐尼姑跳迪斯科的事情。洋人從來不白給錢和東西﹐你不跟他走﹐他就要你的命﹗在歷史上許多侵略分子想霸佔西藏﹐儘管西藏山高缺氧﹐但畢竟是旅遊的好地方﹐單是紫外線晒黑皮膚這一門生意﹐就能使臉色慘白的洋人把算盤珠子從一撥到十。

西藏能夠獨立嗎﹖能讓西藏獨立嗎﹖我敢斷定﹐在中國除了共產黨﹐別的任何集團和個人制定不了比現在更好的西藏的社會制度。如果你不信﹐咱們再舉例子比較﹐該對比的都拿來對比﹗』

姑且不論該文的黨八股腔﹐也不論文中的奇思異想和奇特邏輯（他自己不喜歡口香糖就認為別人也不喜歡﹔他認為洋人之所以支持西藏獨立﹐是因為看中了西藏陽光強烈﹐可以晒黑他們的白皮膚）﹐單看它所表達的立場與感情﹐無庸置疑﹐是堅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邊的。我在西藏時同益西單增朝夕相見﹐對他極為了解﹐深知他是個只要有官做連自己的親娘老子都可以出賣的大官迷。他什麼宗教也不信﹐只信權力拜物教。他當然明白﹐只有中共才會把他這種不懂藏文﹑只會用漢文寫作的藏人捧為“著名藏族作家”（讀者從上文即可見其漢文寫作水平之一斑）﹐給他高官厚祿﹑榮譽地位﹑華宅轎車﹐幾乎年年給他頒獎﹐還讓他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1984年）。所以他會堅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邊反對達賴喇嘛與藏獨騷亂。

與他類似的還有我的老相識﹑現任西藏作家協會主席的“著名藏族青年作家”扎西達娃。扎西達娃的父親是藏族﹐母親是漢族﹐按照中共的政策﹐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族別。他選擇了藏族﹐因為中共給藏族許許多多優惠與特權。事實上﹐西藏的漢藏混血兒個個選擇藏族。如果真像達賴喇嘛與王力雄說的那樣﹐藏族時時處處受漢族歧視﹐他們都應該選擇漢族才對﹐為什么要選擇據說是“二等公民”的藏族呢﹖扎西達娃雖然享盡了作為藏族的好處﹐出盡風頭﹐官運亨通﹐連連得獎﹐頻頻出國（美國與德國）﹐卻與益西單增一樣不懂藏文﹐只能用漢文寫作。假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決不會承認不會用藏文寫作的藏人為藏族作家的﹐更不會給他們高官厚祿﹑榮譽地位﹐所以不管他們主觀上如何以“藏族作家”自居自傲﹐客觀上卻只能靠漢族為生。

又如前西藏大學校長﹑現西藏民族學院院長次旺俊美是北京師範大學1970屆畢業生﹐由於文革影響﹐只讀了一年書﹐連個學士學位都沒有﹐也從未發表過學術論文。一個既無學位也無學術成果的人竟然可以當大學校長﹐還被中共吹捧為“藏族青年學者”﹐真是天下奇聞﹐舉世無雙。所以雖然他出身貴族﹐卻堅決反對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因為他知道﹐只有中共才會給他高官厚祿﹑榮譽地位﹑華宅轎車與出國機會。假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手下有的是歐美大學的博士﹑碩士﹐哪裡輪得到他當大學校長﹖

再如現任西藏自治區文化廳廳長德吉措姆﹐平生只在《西藏文學》上發表過一篇漢文短篇小說﹐還是由編輯根據她提供的文理不通﹑別字連篇的故事重寫的﹐居然也被中共吹捧為“藏族女作家”﹐讓她以此頭銜參加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她果然不負所望﹐很賣力地為中共說話（44）。

“西藏流亡政府”的機關刊物《西藏通訊》1998年9-10月號發表的《中共特色的信教自由》援引西藏林周縣扎嘉寺兩喇嘛(已逃亡印度)的話說﹕“1997年中共派來由十餘名藏人官員組成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隊’進駐他們的寺院﹐寺院方面看到來者全部是藏人﹐以為不會像其它寺院那樣強制他們批判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寺院也可以避免其它許多寺院被強行關閉的厄運﹐因此立即騰出幾間僧舍供他們居住和辦公﹐並盡力招待週到﹐在發下來的學習材料中大部分是有關中國憲法的精神與一些有關條款和四項基本原則等內容﹐寺僧們為了避免寺院被關閉而硬著頭皮死記硬背有關憲法和四項基本原則等內容﹐期望以此能過關﹐但不曾想到中共政協成員﹑工作組的首領一個叫降巴的藏人開會說我們要和達賴喇嘛針鋒相對﹐我們與達賴喇嘛是敵我矛盾以及其它許多讓僧侶們痛心的言論﹐迫使寺僧離開會場返回各自的僧舍。考試時﹐這個降巴又威脅說﹕寺院能否繼續存在下去﹐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實踐自由能不能享受要看你們對反分裂和批評達賴喇嘛等問題上的表現。”可見達賴方面也承認確有中共藏官堅決反對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

大多數中高級中共藏官都像他們那樣具有明確的利益意識﹐他們與中共之間雖也勾心鬥角----那是奴才看準了主子軟弱可欺而趁機敲詐----歸根結底仍然是只有在中共的卵翼下才能作威作福的家奴。

中共培養的藏族高級幹部的素質之低劣真令人難以置信。我在西藏時聽目擊者描述過這樣一個場面﹕有人去自治區文化廳聯係工作﹐受到當時的廳長格桑楊剛的刁難﹐氣得破口大罵﹕“你們文化廳的女演員都是破鞋﹐呸﹗”廳長大人毫不示弱﹐馬上回敬他一個“呸﹗”那人再回敬廳長大人一個“呸﹗”廳長大人再回敬他一個“呸﹗”兩個堂哉皇哉的藏官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眾目睽睽之中互相“呸”起來﹐就其次數﹑響度﹑射程﹑流量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對抗賽。堂堂西藏文化廳長都像個沐猴而冠的跳梁小醜﹐其他藏官的文化素質可想而知。

1990年人口普查時發現的西藏幹部的文化程度如下（45）﹕

教育水平    專業人員%   機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   辦事人員%

文盲半文盲      6.3         7.5         3.7

小學            39.2            33.4            20.7

初中            22.0            21.5            39.7

高中﹑中專      23.7            25.3            29.3

大學            8.8         12.3            6.6

總計            100         100         100

表中的“機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即黨政官員﹐“辦事人員”即一般公務員﹐“專業人員”即業務幹部﹐中共將這三類人統稱為幹部。這表未將漢族與藏族分開﹐是個缺陷。1996年藏族與其他西藏少數民族幹部在西藏（三類統稱的）幹部中佔74%（46）﹐如前章所述﹐藏官的比例一定會高於這個比例﹐藏族專業人員的比例則會低於這個比例。無論如何﹐藏族都要佔大多數。根據我的經驗﹐藏官與藏幹的平均教育程度均低於漢官與漢幹。現在假設漢藏幹部的平均教育程度相同﹐那麼上表也可看作藏官與藏幹教育程度的分類統計。從該表可以看出﹐藏官中有7.5%是文盲半文盲﹐小學與初中的佔54.9%﹐高中專與大學的僅佔37.6%﹐其素質可想而知（且不說文憑與實際文化程度之間的差距）﹔而藏族專業人員（科研人員﹑工程師﹑教師﹑醫生﹑農藝師﹑記者﹑編輯﹑經濟師﹑技師﹑獸醫等）中竟也有6.3%是文盲半文盲﹐61.2%是小學與初中程度﹐大學程度的只有8.8%﹐真是不可思議。如前所述﹐西藏高校64%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西藏中專68%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西藏高中54%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中共為了向外界顯示其“提拔藏族幹部與培養藏族人才的偉大成就”﹐或者叫做“藏族幹部茁壯成長”﹐採取了揠苗助長的辦法﹐把大批文盲半文盲與小學初中畢業生提拔為官員﹑科研人員﹑工程師﹑教師﹑醫生﹑農藝師﹑記者﹑編輯﹑經濟師﹑技師﹑獸醫等﹐可謂世界奇觀。不過後者並不會因為有了響亮的頭銜而在一夜之間具備相應的才干與能力。天下也只有中共才肯豢養這些廢物﹐離開了中共的卵翼與漢人的血汗﹐這些飛揚跋扈﹑不學無術的寄生虫如何生存﹖

可笑的是﹐由於中共一貫執行抑漢優藏政策﹐對藏官與藏幹只許吹捧與嘉獎﹑不許批評與懲處﹐這些中共豢養的寄生虫還以為自己真的具備了與其頭銜相稱的才干與能力﹐千方百計地﹑不擇手段地排斥﹑打擊漢官與漢幹。他們中雖也有不少頭腦較清楚的人明白自己與中共的利益聯係﹐但也有不少人糊裡糊涂﹐對達賴喇嘛充滿幻想﹐以為西藏獨立了自己還可以陞官發財。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1996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區人大和政協六屆四次會議黨員大會上說（47）﹕

『必須鄭重指出﹐在我們黨的隊伍裡﹐在反對達賴分裂主義集團﹐批判達賴﹑打擊分裂主義勢力的嚴肅政治鬥爭中﹐還存在思想不一致﹑步調不統一的問題。……至今仍有許多人對達賴的本質認識模糊﹐在反對達賴集團的鬥爭中﹐有的人政治立場不堅定﹐沒有站在反對達賴集團的立場上﹐沒有站在維護國家﹑民族﹑人民利益的立場上﹐黨內也時常出現消極的﹑不負責任的甚至錯誤的言論。在反對分裂鬥爭中﹐我們不僅面臨同分裂分子的鬥爭﹐也面臨內部思想不一致的問題。

達賴是什麼人﹖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應當站在什麼立場上看達賴﹖李瑞環同志講得很清楚﹕“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製造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身為共產黨員﹐對這樣的人怎麼能去頂禮膜拜﹖放棄了同達賴集團的鬥爭﹐西藏的穩定就不可能實現。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必須正確認識達賴集團的本質。達賴集團拼死進行分裂活動﹐是其階級本質決定的﹐也迎合西方敵對勢力遏制中國的需要。達賴集團對於我區的破壞力和影響力究竟有多大﹐這不僅僅取決於達賴集團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能量﹐更重要是看我們反分裂鬥爭的水平和威力。達賴集團之所以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肆虐﹐也在於我們的認識有差距﹐打擊力度有時還不夠﹐政治敏銳性不強﹐政治鑒別力不高。有些黨員認為批達賴是冒犯神靈﹐要得罪群眾﹐自己不作鬥爭﹐還對黨和人民的鬥爭存有非議﹐這是完全錯誤的。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如果把達賴看成是宗教上的偶像﹐在反分裂鬥爭中﹐迴避對達賴的批判﹐就不可能在政治上領導群眾向以達賴為首的分裂主義集團作堅決有效的鬥爭。我們根本不承認他是什麼宗教權威。』

從陳奎元的口氣不難看出﹐確實有許多藏族黨員幹部把達賴喇嘛當成宗教偶像﹐暗中頂禮膜拜。至於說他們中有多少人是出於“現世靠中共豢養﹐來世靠達賴超度”的想法﹐並不希望西藏獨立﹔有多少人是堅決要求西藏獨立的﹐恐怕誰也弄不清。

當然﹐不信佛教﹑反對藏獨的藏人仍會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蘇聯崩潰後﹐民族主義已成為世界潮流與新興宗教。英國政治學家霍布斯班（Eric Hobsbawn）指出﹕在教育程度落後﹑民眾缺乏公民意識與民主政治經驗的國家或地區﹐當原來的獨裁統治消解以後﹐語言與種族的認同就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唯一的價值。與宗教類似﹐民族主義是屬於簡單的﹑明確的﹑直覺式的信仰﹐比複雜的政綱與憲法更容易被文化程度低的民眾所理解與接受（48）。何況還有達賴與西方電台在日夜不停地煽動西藏民族主義。藏人或者把達賴喇嘛看作民族領袖﹐更加起勁地鬧事﹐堅決要求獨立﹔或者用民族自治為武器﹐更加積極地排斥漢人﹐在中共體制內牟取權﹑名﹑利。西藏自治區政府駐內地各辦事處歷來是進藏漢幹的安樂窩﹐前不久﹐在藏幹的堅決要求下派出了藏官去領導各駐內辦事處﹐以監督與控制漢幹在內地的活動﹐可見藏幹的排漢情緒已強烈到何等地步。我在西藏時就發現﹐即便是真心反對達賴與藏獨的藏官如益西單增之流也照樣千方百計排斥﹑刁難﹑壓制﹑打擊漢族幹部﹐特別是其中學歷高﹑能力強的﹐有時到了不可理喻﹑喪心病狂的程度。我不知道其動機是業務上﹑生活上的嫉妒﹐還是民族主義﹐也許是兩者的複合。聯想到半個世紀以前﹐漢族內部的地域之見也何等利害﹐以致各路軍閥只信用本省籍人士（直系﹑皖系﹑奉系﹑桂系﹑粵系﹑滇系……）﹐無情排斥外省籍人士﹔而藏人內部的地域之見（前藏﹑後藏﹑藏北﹑西康﹑青海﹑甘南……）也毫不遜色（藏語分三大方言區﹕西藏﹑西康﹑青海﹐其差異不亞於漢語各方言）﹐可見排外情緒原是人的本性﹐而且往往和文化素質與封閉程度成正比。

注釋

（41）《拉薩再發生示威﹐中共續施鎮壓》﹐《世界日報》﹐1993年5月26日﹔《達賴揚言退出藏獨運動》﹐《世界日報》﹐1993年6月2日。

（42）（43）秦文玉﹐《拉薩騷亂備忘錄》﹐《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73-240頁。

（44）丁輝﹐《西藏百萬婦女享有充分的人權》﹐《人民日報》海外版﹐1995年9月6日。   

（45）西藏自治區人口普查辦公室﹐《西藏自治區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2年﹐第2冊﹐421頁。

（46）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47）《中國之春》﹐1996年10月號﹐43-47頁。

（48）霍布斯班（Eric Hobsbawn）﹐《新民族主義的危險》﹐美洲《時報週刊》（China Times Weekly）﹐總350期﹐1991年11月9-15日。
  
　

北山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9﹑喇嘛尼姑——藏獨主力

如前所述﹐西藏的宗教從未經過歐洲宗教改革那樣的改革﹐至今仍是一個中世紀式的宗教。中共自1980年以來全面復興﹑大力提倡宗教﹐這個中世紀式的宗教就必然會按照自己的固有傳統運作﹐並要求恢復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政教合一制度。何況還有達賴喇嘛在電台裡煽動﹐暗中派人去西藏指揮。上述陳奎元的講話裡提到﹕“今年3月9日達賴集團的頭面人物之一桑東活佛（現任“西藏流亡議會議長”----引者）一語道破天機﹐他說﹐他們37年的‘主要教訓在於未能一貫地執行政教合一的政策﹐過分地強調了宗教而忽視了政治’。他強調指出‘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組織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在西藏歷史上﹐甘丹﹑哲蚌與色拉三大寺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與經濟實力（莊園與農奴）﹐噶廈政府的許多重大決策都要有三大寺參與才能決定。1959年叛亂時﹐三大寺也最積極。所以﹐毫不奇怪﹐在八十年代最後三年拉薩歷次騷亂中﹐三大寺的喇嘛都充當了先鋒。

《人民日報》駐拉薩記者劉偉在1987年10月1日拉薩騷亂時“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採訪了一個喇嘛”（大約是謊稱自己是海外華人﹐這樣才能逃脫被打的命運﹐而且讓鬧事的喇嘛友好地回答問題）﹐下面是他們的對話﹕

問﹕你贊成西藏獨立﹖為什么﹖

答﹕贊成﹐西藏本來就是西藏人的嘛﹐我們有達賴喇嘛﹐漢人有嗎﹖漢人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嗎﹖我們不一樣。

問﹕你願意當喇嘛﹖

答﹕當然﹐藏族人最光榮的就是當喇嘛。

問﹕你對政府的宗教政策怎麼看﹖你認為西藏人現在的生活還不錯嗎﹖

答﹕他們漢人把我們西藏的寺廟都毀了﹐當然該他們修。我們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們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應﹐噶廈也專門供應﹐現在錢很少﹐寺廟裡很多值錢的東西他們都拿走了。漢人在拉薩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們住的﹐拉薩城就是修得再好﹐我們也不需要。我們希望的是到處都有寺廟﹐人人都可以做喇嘛﹐漢人沒來以前﹐我們西藏人和平相處﹐沒有鬥爭﹐沒有更多的貪心﹐貪心多了會下地獄﹐漢族人把他們的貪心帶來了﹐也教壞了我們一些藏族（49）。

劉偉還記錄了警察審問一個參加騷亂的喇嘛的對話﹕

問﹕你為什么要遊行﹐怎麼來的﹖

答﹕我們自己來的﹐我們應該享受我們的一切。

問﹕享受什麼﹖

答﹕獨立。

問﹕什麼是獨立﹖

答﹕不知道。聽了廣播﹐達賴喇嘛在國外說西藏要獨立﹐我們喇嘛就要響應。

問另一個十來歲的小喇嘛﹐他回答說﹕西藏文化革命前是獨立的﹐漢人搞了文化革命﹐西藏就不獨立了（50）。

這兩段話頗能說明今日西藏喇嘛尼姑的心態。他們作為出家人﹐對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與現代化等等一概不感興趣﹐反而認為那是貪心﹐要下地獄的。他們的理想是寺廟與喇嘛﹑信徒與供奉越多越好。中共雖然修復了許多寺廟﹐津貼了許多僧尼﹐但剝奪了寺廟的莊園與農奴﹐而且限制寺廟與僧尼無限制發展﹐自然要引起僧尼的不滿。這真像本書第四章所引的戈茨坦的《西藏現代史》結論所說的那樣﹕西藏宗教有一種喇嘛越多越好的觀念﹐為此就要向社會索取越來越多的土地與捐贈﹐反對噶廈政府為了政教事業而削減寺廟財源的任何嘗試﹐頑固擁護莊園農奴制﹐因此成為極端保守的勢力和社會進步的桎梏。----戈茨坦的結論是針對1950年前的西藏宗教的﹐只消將“反對噶廈政府為了政教事業而削減寺廟財源的任何嘗試”﹑“頑固擁護莊園農奴制”這兩句話改成“反對中國政府為了藏族的繁榮昌盛而限制寺廟無限制擴展”﹑“頑固復辟政教合一的舊制度”﹐放在今日西藏宗教頭上也絲毫不差﹐可見西藏宗教本性難易。

必須說明﹐1985年8月21日自治區黨委批轉了自治區統戰部﹑宗教局《關於清退“文革”中沒收寺廟珠寶﹑瑪瑙的意見》的通知﹐命令全區銀行﹑財政﹑文管（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其它單位把文革中存放的寺廟的珠寶﹑瑪瑙全部退還給寺廟。1988年1月24日﹐自治區黨委與政府又批復自治區統戰部﹑民族宗教委員會關於《拉薩三大寺和大昭寺當前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處理意見》﹐命令西藏各單位把保存的寺廟文物全部退還寺廟。對三大寺在文革中被查抄的的財物﹐按1985年拉薩市政府核實並宣佈過的數額﹐減去已落實的甘丹寺七萬元﹑色拉寺五萬元﹑哲蚌寺五萬元﹐其餘一次性落實給甘丹寺95萬元﹑色拉寺78.8萬元﹑哲蚌寺77.6萬元。寺廟僧尼和市民一樣享受肉價補貼。老年僧尼由政府包養（51）。如前所述﹐自1980年以來﹐自治區財政每年都有巨大的落實政策支出﹐絕大多數是給寺廟文革中損失的退賠。有個藏族幹部都對此有意見﹐他說﹕“一些市民住房條件非常不好﹐而有職位的幹部﹐有錢人在郊區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樓﹐心裡當然不滿意﹐沒錢嗎﹖每年國家把幾十萬﹑幾百萬丟給寺廟﹐老百姓得到什麼呢﹖（52）”當然﹐無論中國政府如何退賠寺廟﹐喇嘛尼姑是永遠不會滿足的。

西藏獨立本是政治訴求﹐與佛教沒有任何關係。佛經裡從來沒有“西藏獨立”的內容。然而達賴喇嘛利用自己是“觀音菩薩化身”的神話與中世紀西藏政教合一的傳統﹐借宗教的力量煽動藏獨。喇嘛尼姑們雖然不知獨立為何物﹐但出於對達賴喇嘛的絕對崇拜﹐自然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是林彪在文革中狂熱吹捧毛澤東時說的話﹐他還說毛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何況他們也朝思暮想回到“到處都有寺廟﹐人人都可以做喇嘛”﹐信徒如蟻﹑供奉如山﹐宗教可以干預政治﹑三大寺可以決定西藏前途的達賴喇嘛時代。西藏獨立與僧尼的利益就這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

喇嘛尼姑的觀念至今停留在中世紀不足為奇﹐奇的是西藏民眾至今仍保持著政教合一的中世紀觀念﹐把喇嘛尼姑當成自己的精神導師﹐把達賴喇嘛當成“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的神﹐這才是令中國政府最頭疼的事情。有個藏族小女孩告訴警察﹕我不知道舊社會﹐也不知道新社會﹐抓喇嘛反正不對。還有個藏族老太太在騷亂後的座談會上說﹕共產黨如今的政策這麼好﹐寺廟裡的喇嘛不好好唸經﹐跑到城里來鬧﹐好好的生活給擾亂了。國家有法律﹐寺廟有規矩﹐跑出寺廟做壞事就不配做喇嘛。達賴喇嘛不會搞獨立的﹐他在印度怎麼會指揮到八廓街呢﹖去印度探親﹐聽過達賴喇嘛講經﹐他還說過共產黨的好話﹐讓我們在西藏的藏族﹐好好幹活﹐好好唸經。活著靠共產黨﹐死了還得靠達賴喇嘛呢。我最恨的是那些乘騷亂中發財搶劫的壞人﹐騷亂鬧得那麼大﹐就是他們﹐也不抓他們﹐這些人大搖大擺在街上走﹐有的還說﹕太痛快了﹐再來幾次騷亂。現在聽說抓了好多喇嘛﹐教育教育還是放了他們算啦﹐因為喇嘛會唸經（53）。

可見在他們的腦子裡﹐壓根兒就沒有政教分離﹑喇嘛不得干預政治的概念。這也難怪﹐中共自己從1980年以來就在大力倡導宗教﹐“喇嘛書記”伍精華還帶頭參加宗教活動﹐怎能叫老百姓分清宗教與政治的界線﹖倒是有個頭腦清醒的藏人在座談會上說﹕政府總是翻過去的事情﹐總想做出寬懷仁厚的樣子﹐過去的傷疤越揭痛﹐當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復和平解放前的兩千多座寺廟﹐再制定哲蚌寺7700人﹑色拉寺5500人﹑甘丹寺3300人的喇嘛定額﹐宗教政策仍然不會讓一些人滿意。因為西藏過去是政教合一社會﹐總不至於落實到政教再合一﹐三大寺重新過問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級政府領導吧﹖

馬上有個學生模樣的藏族青年說﹕我們西藏應該有現代化﹐應該有一個和平安寧的環境﹐但是出於信仰的原因﹐也應該有達賴喇嘛（54）。----還是那句話﹕現世靠中國政府包養﹐來世靠達賴喇嘛超度。既然中共的意識形態永遠無法解決藏人超度來世的需求﹐既然中國政府的財力永遠無法滿足藏人對現代化享受的慾望﹐那麼鄧小平的懷柔政策就永遠不可能取得成功。

達賴喇嘛自然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在其洋高參們的指點下﹐他一心仿傚伊朗教主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在西藏進行“醬色革命”（西藏喇嘛穿醬紅色袈裟）。除了日夜向西藏廣播﹑派特務去西藏活動外﹐還以親自接見與摸頂（藏人傳統﹐被活佛特別是達賴喇嘛摸頂會交好運）為誘餌吸引藏人偷渡印度。然而這些藏人去印度後就想留下﹐達賴喇嘛無錢包養他們﹐於是改變策略﹐他利用中國政府允許流亡藏人回去探親之便﹐派大批流亡活佛回原寺活動。他深知﹕利用一個活佛﹐可以掌握一座寺廟﹔控制了一座寺廟﹐就控制了一個地區。“喇嘛書記”伍精華不知是計﹐反而大加歡迎﹐將他們奉為上賓。有人這樣描寫流亡活佛衣錦還鄉的場面﹕

“活佛回來啦﹗”活佛乘著中國政府派出的高級轎車來到原寺﹕“達賴喇嘛很想念大家﹐他讓我來看望你們﹗”眾人歡呼﹐有人下淚。“達賴喇嘛是我們藏人今生的依靠﹐來世的希望﹐是藏人的救星﹐藏人的代表。呼喊一次達賴喇嘛萬歲﹐等於唸誦了一億次六字真言﹗”

活佛還串家走門﹐自古以來活佛何時親自走進藏人家裡﹖藏人感激涕零。

活佛留下大堆達賴喇嘛的照片﹑像章﹑錄音帶﹑語錄與小冊子﹐還有他用過的法器﹑墊子與衣帽﹐帶著大量佈施走了。

“藏歷5月15日達賴喇嘛要在月亮中出現了﹗”

有個活佛回到主寺後﹐把所屬各分寺人員悉數召來﹐集中了四省區40多座寺廟80多個活佛﹐1600多僧人﹐主持了長達兩個多月的“講經活動”﹐灌輸藏獨理論與思想（55）。

流亡活佛回達蘭薩拉後向達賴喇嘛報告﹕他們的藏獨煽動取得了巨大成功﹔伍精華則去北京向胡耀邦﹑趙紫陽報告﹕他的統戰工作取得了偉大成就。

注釋

（49）（50）（52）（53）（54）劉偉﹐《拉薩騷亂紀實》﹐《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

（51）《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309-310頁﹑334頁。

（55）直雲邊吉﹐《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海南出版社﹐海口﹐1997年﹐219-2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