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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评论]看看加国教育局是如何篡改中国历史的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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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ird9    时间: 2004-10-29 16:32
标题: [评论]看看加国教育局是如何篡改中国历史的
我赞同你为校方将西藏与中国并列一事上的所做的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就真的非常了解西藏的真正的历史吗？我们常年在中共欺骗舆论和愚民教育的蒙蔽下，我们在大陆了解的西藏历史就一定是真正的没有扭曲的历史吗？本人对西藏的历史也没有什么了解，但我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人支持藏独和达赖，他们难道没有最基本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吗？多大授予达赖名誉博士，难道多大的历史教授们都不了解西藏的历史吗，或者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吗？ 至于教育局在教科书里面的“扭曲的西藏历史“，根据加拿大教科书的业务水准，这不会是一个技术错误，但如果他们故意“编造”历史，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在这样一个诚信为本的国家，政府无原由的随意“编造”别国的历史，这也太荒诞了吧。
我们不能仅凭中共的说法就下结论，也许我们还要看看国民党的史料，香港背景的资料或西方的史料。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真正了解西藏历史的人，最好是在西方学校里研究过西藏历史的人，让我们知道西藏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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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onger    时间: 2004-10-29 17:23
好文章，深有同感。
事实上，这种现像不仅仅发生在加拿大，也不仅仅发生在教科书上。

我在多伦多的图书馆里看到画有世界各国象征的工艺品，挂在一面墙上。例如：代表美国的是自由女神像， 代表日本的是和服，等等。。。，当时想找一下象征中国的在哪儿，看了半天，终于我们的国粹：京剧脸谱， 令我惊讶的是，下面的国家名居然是新加坡。真不知道他们是无知还是有意颠倒黑白。

这种事情不会影响同胞们吃饭打工买房子，但确实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荣誉，地位，历史和文化的象征。所以它既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更是驻外政府机构的责任。

也许大家都很忙， 但我想推介国家文化应该是使领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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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哇咧    时间: 2004-10-29 17:49
标题: 人比人、气死人
中国人移民加拿大本来就莫名其妙，
加拿大，国家元首是谁？
英国女王，英国女王是谁？
伊丽莎白二世，
伊丽莎白二世的老曾曾祖母是谁？
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不是和中国打鸦片战争的那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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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peedway    时间: 2004-10-29 17:53
很多人声称移民是为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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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27
标题: 徐明旭《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後記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導論

1﹑我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2﹑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3﹑價值的矛盾

4﹑信息的困惑

　第一章﹕西藏不是移民的天堂

1﹑缺氧危及生命

2﹑農林牧資源枯竭

3﹑西藏沒有經濟價值

　第二章﹕農奴和奴隸沒有人權

1、“仁慈”的農奴制

2、農奴沒有人身自由

3、虛幻的幸福

4、黑暗﹑野蠻﹑殘酷﹑反動

　第三章：落後、停滯的社會

1、原始的貧窮

2、空白的科技

　第四章﹕宗教---西藏的桎梏

1、漢藏文化心理結構大不一樣

2、西藏的政治

3、西藏的桎梏  

　第五章﹕西藏自古獨立嗎﹖

1﹑關於“公主神話”的神話

2、元朝不是中國嗎﹖

3、明朝與主權

4、清朝的章程

5、是主權還是宗主權﹖

6、清朝不是中國嗎﹖

　第六章﹕英國殖民主義侵略

1、英俄角逐

2、第一次驅漢

3、西姆拉陰謀

4、“口頭主權”與法律事實

　第七章﹕從《十七條協議》到五九年叛亂

1、聯合國袖手旁觀

2、《十七條協議》

3、漸進主義失敗

4、真相與是非

5、聯合國積極干預

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八章﹕從平叛民改到文化大革命

1、誰撕毀了《十七條協議》﹖

2、民主改革

3、擴大化與陰暗面

4、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嗎﹖

5、文化大革命

　　第九章“撥亂返正”

1、懷柔政策的來由

2、胡耀邦與陰法唐的攻守戰

3﹑平反﹑統戰﹑分地

4﹑提幹﹑招工﹑加薪

5﹑復興宗教

6、繁榮西藏文化

7﹑教育與語文

8﹑衛生與生育

9﹑建設與表演

10﹑輸血與腫瘤

　　第十章﹕法輪常轉

1﹑恐懼與崇拜

2﹑毛教的興衰

3﹑宗教與文化

4﹑農牧民不關心獨立

5﹑藏族精英恩將仇報

6﹑倒過來的種族歧視

7﹑藏族市民永不滿足

8﹑中共藏官反對獨立

9﹑喇嘛尼姑---藏獨主力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1、1987年10月1日﹕火燒派出所

2﹑放在美國怎麼樣﹖

3﹑1988年3月5日﹕大鬧大昭寺

4﹑班禪之死

5﹑1989年3月﹕拉薩戒嚴

6﹑九十年代﹕胡蘿蔔加大棒

　　第十二章﹕冷戰在繼續

1﹑從國會山到奧斯陸

2﹑從後冷戰到新冷戰

3﹑從雙重標準到怪圈22

4﹑從宗教迫害到政教分離

5﹑從“六四”到“一一一”

第四部﹕新的冷戰

第十三章達賴喇嘛向何去﹖

1﹑“大西藏”的神話

2﹑西藏獨立的災難

3﹑戈茨坦的幻想

4﹑達賴喇嘛的騙局

5﹑西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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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28
标题: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後記

經過近一年斷續苦戰﹐這本書終於完成了﹐我在輕籲一口氣﹑舒展身體與手指時﹐不禁感到一絲惆悵。這本書凝結了我十多年的觀察與思考﹐特別是我在西藏度過的四年流放生涯中的體驗與心血。如果讀者讀了本書後﹐能用更為冷靜的眼光看待達賴與西方的宣傳﹐我將感到無比欣慰。

記得范普拉赫在寫作證明西藏應該獨立的《西藏的地位》時﹐曾得到美國兩個基金會﹑英國與荷蘭各一個基金會的資助----足見西方何等熱心分裂中國----使他得以幾年無衣食之虞﹐並走遍西方各大圖書館（詳見該書前言）。可惜我沒有這樣的幸運﹐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基金會願意為我寫書證明西藏沒有理由獨立提供資助。由於我在西藏期間得的高山病至今尚未痊癒﹑也永遠不可能痊癒﹐我是在貧病交迫的困境中寫作本書的。這本身就是一場極不公平的游戲（unfair play）﹐更不必說西方媒體對我的無情封殺。

我下一步的計劃是把本書翻譯成英文出版﹐讓西方主流社會能夠了解西藏問題的真相。可惜我在目前的健康與經濟狀況下絕無可能完成此事。希望有經濟能力的讀者出於民族大義﹐為了中國的未來與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也為了實現孫中山的“五族共和”理想﹐慷慨資助我從事這項工作。我的E-mail 是 <[email protected]>。如此﹐則筆者幸甚﹐中國幸甚﹐中華民族幸甚。

徐明旭

1998年11月11日記於美國波士頓貝思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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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29
标题: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導論

1﹑我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當讀者打開本書的時候﹐首先要問的自然是﹕作者為什么要寫這本書﹖然後想知道的是﹕為什么作者認為他能寫好這本書﹖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再回答第一個問題。

我生長在上海﹐家父因在國民黨政府裡當過兩年文職小吏而被共產黨迫害致死﹐這使我的生活自幼就蒙上濃重的陰影。每當我填寫“政審表”時﹐那“家庭出身”和“直係親屬中有無殺﹑關﹑管”兩欄總使我毛骨聳然。1964年﹐我僥倖考上華中工學院（今華中理工大學）（1）。1966年文革一開始﹐我就成了“黑五類”﹑“狗崽子”與“剝削階級孝子賢孫”﹐受盡“紅五類”同學的迫害和侮辱。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我因“惡毒攻擊”毛澤東﹑林彪﹑江青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批鬥上百次﹐然後流放到貴州大山溝一家小工廠打鐵。次年春又以“五一六分子”的罪名下獄﹐幾乎瘐死獄中。林彪事件後﹐我僥倖出獄（2）﹐但不平反﹐繼續打鐵。1978年﹐我僥倖考上杭州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生（3）。1979年﹐我發表中篇小說《調動》﹐描寫中共基層官員的驚人腐敗﹐影射中共高級官員的鮮廉寡恥。次年春﹐鄧小平發起文革後第一場文藝批判運動﹐重點批判《在社會的檔案裡》﹑《假如我是真的》﹑《女賊》﹑《飛天》和《調動》等五大“毒草”。我遭到中共各大權威報刊如《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光明日報》﹑《文匯報》﹑《文藝報》﹑《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浙江日報》﹑《安徽日報》﹑《北京文藝》等的圍剿﹐新華社也專門發了這些報刊批判《調動》的消息﹐稱之為“黑幕文學”（這個名稱非常恰當﹐《調動》的確揭露了共官的黑幕）。杭州大學當局自然不甘落後﹐校廣播台每天三次廣播批判文章﹐校報則頻頻發表批判文章﹐一時間大有文革初全國批判“三家村”之勢。又次年即1981年﹐鄧小平發起第一次“反自由化”運動﹐杭州大學黨委專門召開會議再批《調動》。剛好那年底我畢業﹐我被取消原定留校任教的資格﹐發配西藏。因為文字的緣故而流放西藏﹐有史以來我還是第一人﹐在我之前流放西藏的似乎只有南宋末代皇帝趙顯（該字右邊無“頁”字﹐可惜我的中文軟件無此字）一人。1957年的右派有流放新疆﹑北大荒的﹐卻沒有流放西藏的。

由於我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進藏的畢業研究生﹐西藏當局起先對我很客氣﹐讓我自由選擇單位﹐我於是變成了西藏文聯屬下的《西藏文學》雜誌的編輯。不久﹐西藏當局發現了我的底細﹐派人嚴密監視我。幸而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是胡耀邦﹐胡一貫反對整人﹐特別是文藝界人士﹐西藏當局不敢輕易加害於我。1983年秋﹐鄧小平﹑陳雲發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我在次年2月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召開的“清除精神污染”座談會上拍案而起﹐痛斥他們給《西藏文學》羅織的“搞精神污染”的罪狀﹐駁得他們啞口無言﹑惱羞成怒。早在1983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就發表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文藝組副組長衛建林的重頭大批判文章《社會主義實踐和所謂社會主義的異化》﹐又點了《調動》﹐與《在社會的檔案裡》﹑《在同一地平線上》及《晚霞消失的時候》並列﹐稱之為“社會主義異化論”在文藝創作實踐上的代表。西藏自治區黨委見文大驚﹐要對我“舊賬新賬一起算”﹐一時間“黑雲壓城城欲摧”。幸虧胡耀邦在1984年2月至3月主持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時說了一句話﹕“你們西藏連什麼是精神污染都沒搞清楚﹐就在那裡清除精神污染。”(我在西藏聽到官方傳達)方使我化險為夷。1986年﹐我因患高山病申請調回上海﹐西藏當局對我既恨之入骨﹐又無可奈何﹐趁機將我“禮送出境”。

在西藏工作期間﹐我不僅乘車從珠穆朗瑪峰與希夏邦馬峰之間的山口翻越了喜馬拉雅山﹐抵達中尼（泊爾）邊境的樟木口岸﹐飽覽了世界屋脊與頂峰的壯麗風光﹐而且深入社會﹐獲得了大量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社會﹑歷史﹑民俗信息。特別重要的是﹐由於我的身份是西藏某單位的一個僱員﹐而非臨時性的觀光客或考察者﹐我的藏族上司和同事自然不會拿我當客人招待。我因而得以從日常生活﹑公務活動乃至由利害關係引起的矛盾衝突中體察藏族的民族性格﹐這對研究一個民族來說至關緊要﹐卻是臨時性的旅遊﹑採訪﹑調查和考察所難以奏效的。所以我自信比那些從未去過西藏或只去西藏旅遊﹑採訪﹑調查和考察的記者﹑文人﹑學者和專家更能寫好西藏問題。

1990年我來到美國﹐讀了許多中英文報刊上有關西藏問題的報道和評論﹐也讀了許多達賴方面的宣傳品。我驚訝地發現﹐他們所說的東西和我在西藏看到的相去甚遠﹐乃至截然相反。我仔細分析﹐又驚訝地發現﹐那些報刊文章的作者大多從未去過西藏﹐少數只去西藏作過旅遊﹑採訪﹑調查或考察﹐幾乎沒有一個在西藏長期工作過。他們關於西藏的信息大部分來自達賴方面的宣傳。而達賴方面的宣傳在揭示了某些真相（如毛澤東的暴行）的同時﹐也散佈了大量謊言（如“西藏自古以來是個獨立國家”﹑“清朝駐藏大臣是外交使節”﹑“漢人要消滅藏人”﹑“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中國正在絕滅西藏文化和宗教”等等）。正如一位同情西藏難民的英國婦女1959年去印度採訪了大量西藏難民後發現的那樣﹕

我自己不得不從難民那裡收集“故事”﹐但憑良心說﹐沒有收集到一個我認為是“真實的故事”。照我的經驗﹐我知道如果通過翻譯進行交談﹐要對如此眾多的重大而又微妙的問題（不管提供情況的人是否親歷其事）做出評估是不可能的。從本性上說﹐普通的藏人都是可信的﹑誠實的。但也要認識到藏人心目中的“事實”與西方人所認為的確鑿證據是不同的。認識不到這一點是危險的。藏農從生到死都習慣於把傳說和神話當作事實來接受（4）。

她的發現對我來說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我在西藏時就發現藏人有創造神話傳說的天才與把神話傳說當作事實來接受﹑傳播並深信不疑的天然傾向。借用文化人類學的術語﹐這是一種不同於理性思維的神話思維﹐是雖非藏族特有卻數藏族最發達的思維方式。然而我仍然難以想象﹐受過西方民主思想和理性主義燻陶的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竟能如此公開地﹑大量地﹑毫無顧忌地﹑堅持不懈地製造和散佈謊言﹐而且居然有那麼多西方人（我在美國生活近十年所接觸過的白人中的99%）居然會欣然接受並深信不疑。為此我發表了許多文章﹐試圖說明西藏的真相﹐並萌生了寫一本書系統闡明西藏真相的念頭﹐卻一直苦於找不到出版者。直到1998年初﹐我結識了明鏡出版社的何頻先生﹐方在他的鼓勵下動筆﹐這裡特向何頻先生致謝。

必須坦白說明﹐我不懂藏語文﹐“西藏流亡政府官員”達瓦才仁因此嘲笑我“不懂西藏語言而妄稱了解西藏﹐並以西藏專家的架式指點山河﹐不覺得有點底氣不足嗎﹖”他還說我不懂藏語﹐所以雖在西藏住過四年﹐但和住在北京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我在西藏看到的電視報紙都是中共宣傳﹐而中共宣傳全是“經過美化或修理﹑甚至完全編造的東西”。所以我在“國外寫的大量文章﹐除了中共宣傳----當然經過了改頭換面﹑重新組裝----真的還有什麼西藏以外靠看中共報刊而不能知道的內容嗎”（5）﹖

達瓦才仁說我的文章裡只有中共宣傳﹐這話完全不符合事實。讀過我的文章的人都會發現﹐我經常引用美國藏學家戈茨坦（Melvyn C. Goldstein）和戈倫夫（A. Tom Grunfeld）的著作﹐達賴喇嘛﹑西方媒體﹑西方組織與聯合國的言論﹑報導﹑書刊與文件﹐難道這些也屬於“中共宣傳”嗎﹖

我不懂藏語文﹐這對研究西藏確實是個缺陷﹐不過這並不等於說﹐不懂藏語文就不能研究西藏。在舊西藏生活過多年的中國老一輩藏學家柳陞祺說過﹕“藏文難學﹐懂的人不多﹐工具書也不夠多﹐口語和文字有相當大的距離﹐有點像漢語文的白話與文言。這些都是障礙。要研究藏族社會歷史﹐必須懂點藏語文﹐而且懂得越多越好﹐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但如果也把這一點簡單化了並推向極端﹐認為不懂藏文﹐就不能研究藏族歷史﹑社會﹑文化等等﹐我看也不盡然。因為語文畢竟是一種工具﹐它可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不能替代一切學科。……拿佛教研究本身來作個比喻。”接下來他說佛教的典籍是用古印度的梵文或帕利文寫的﹐藏文的佛典都是從那裡翻譯過來的。但懂梵文與帕利文的藏人是極少數﹐為何不懂梵文和帕利文的喇嘛也能研究佛學呢（6）﹖

我對柳老的經驗之談深有同感。眾所週知﹐許多西方中國問題專家並不懂中文﹐但他們照樣著書立說研究中國問題。達瓦才仁自己雖然是藏人﹐卻不懂藏文。他自己承認﹕“我喜歡藏文書﹐但是我讀不懂。”他曾在1996年與1997年“漢藏對話會”上親口告訴我﹐他也不懂英語文或其它外文。可見他既讀不懂藏文資料﹐也讀不懂外文資料﹐唯一能懂的是中國出版的漢文資料﹐卻被他認為都是“中共造謠”﹐那麼他就沒有任何資料可讀。他出生於1963年（7）﹐那時西藏的農奴制已被廢除多年﹐那麼他在九十年代寫的許多文章裡為舊西藏的制度辯護的資料是從哪裡來的呢﹖只能是憑空想象與捏造﹐無怪乎他所有的文章裡引用的數字與事例全都沒有任何出處。那樣的文章也能算研究嗎﹖

我在西藏時不僅僅讀報刊看電視﹐還與大量藏人交往。西藏的藏族幹部﹑職工﹑市民絕大多數能說流利的漢語﹐我和他們交談毫無困難。誠然﹐他們不會對我講知心話。但藏人天性外向﹑直露﹑坦率﹐尤其是與我朝夕相處的藏族上司﹑同事﹑鄰居﹑朋友﹐他們在工作﹑生活中會不知不覺地流露出內心深處的想法與感情來﹔我也可以通過他們的言外之意﹑表情﹑聲調﹑行為加以觀察與體驗。否則作家如何描寫與其差距很大的人物（諸如少女﹑高官﹑罪犯﹑妓女等）的心理活動﹖

我認識的許多漢族老同事（漢人稱之為“老西藏”﹐藏人稱之為“老漢人”）也給我很大的教益。他們五十年代就進藏﹐會說流利的藏語﹐到過西藏的各個角落﹐有的甚至娶藏女為妻﹐對西藏的歷史變遷與藏人的心理性格都有深刻的了解。當我們在飯桌上暢談時﹐我常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

我還經常去拉薩各機關各單位及西藏各地縣採訪﹐了解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情況﹐這都是新聞媒體所不能取代的。

來美國後﹐我又從西方媒體﹑書刊獲取信息。西藏問題本與國際政治密切相關﹐有了西藏的經歷後﹐再從大洋彼岸返觀西藏﹐自有“更上一層樓”之感。

達瓦才仁認為中國的出版物全部是中共編造的謊言﹐這話留待後文討論。

注釋﹕

(1) 這裡所謂僥倖﹐係指當時華中工學院黨委書記朱九思本人出身大地主﹐三十年代的武漢大學學生﹐十分愛才﹐而我的考分特別高﹐因而被錄取。文革一開始﹐此事就成為朱“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罪證。

(2) 這裡所謂僥倖﹐係指林彪事件後毛澤東下令各地釋放一批“可關可不關”的政治犯。貴州當地的政治犯大都是文革初鬥過當權派的造反派﹐或與之有私仇者﹐惟有我是外來人﹐與當地的掌權者無冤無仇﹐故獲釋放。

(3) 這裡所謂僥倖﹐係指我在大學裡學的是工科﹐那年破例允許跨專業報考研究生﹐我因而得以改行報考文科研究生。

(4)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1996), p148.

(5) 達瓦才仁﹐《西藏藏人如是說》﹐《中國時代》﹐1998年9月號。

(6) 柳陞祺﹐《應該爭取有一個更大的藏學研究隊伍》﹐《中國藏學》﹐1991年第1期。

(7) 達瓦才仁不懂藏文與出生年份均見﹕亞衣﹐《讓西藏流亡者早日回歸家園----訪『西藏通訊』主編達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1997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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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0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導論

2﹑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動筆不久﹐就讀到了大陸作家王力雄的《天葬---西藏的命運》（8）。這本書用迄今為止無人企及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剖析了西藏的歷史變遷﹐特別是近二十年來西藏社會的巨大變化﹐印證了我在1991年發表的兩篇論文《西藏問題﹕歷史﹑現狀與未來》和《西藏示威的真正幕後鼓動者》（9）的許多觀點﹐諸如對今日西藏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共藏幹出於既得利益反對達賴回來和西藏獨立﹐但又暗中鼓動藏獨示威以迫使中共加緊提拔藏幹和增撥巨款﹔喇嘛尼姑出於宗教觀念和對政教合一的懷念堅決要求獨立﹔新一代知識分子出於自由民主理念嚮往獨立﹔佔人口大多數的農牧民和市民則持雙重標準﹕現世靠中共﹐來世靠達賴﹔物質生活上認同中共﹐精神生活上認同達賴）。時隔七年﹐雖然中國及西藏的政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天葬》的論述可以看出﹐我對西藏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至今有效﹐這使我讀此書時倍感親切。

同時我還獲悉﹐王力雄就是我七年前讀過的政治預言小說《黃禍》的作者﹐他認為《天葬》不可能為西藏問題提供答案﹐因為“西藏問題幾乎是無解的﹐那無解有一種宿命式的必然---不難想知﹕如果人類社會無法解決自身總體問題﹐又如何能治好局部發作的一處病灶呢﹖（10）”他這裡所說的人類社會的總體問題﹐是指人類必將由於根本矛盾“於有限世界追求無限財富”而毀滅（11）。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在《自然辯證法》的“導言”裡說過人類終將滅亡﹐不過他是從“一切產生出來的東西﹐都一定要滅亡”這一辯證法原理推斷出來的﹐並未從人口與資源的矛盾方面加以論證。中國科學院的國情研究報告《生存與發展》（12）和何博傳的《山坳上的中國》（13）則詳細論述了中國的人口與資源的矛盾﹐暗示中國將很快滅亡。 例如前者說中國資源的人口承載極限是15億到16億﹐照目前的中國人口增長速度﹐2015年將突破15億。“我們正以中國歷史上最嚴峻的生態環境﹐負擔中國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活動能力﹐上述壓力超過了大自然許多系統的臨界平衡極限﹐已直接威脅當代以及子孫後代的生存條件”﹐那時（2015年）“恐怕連中華民族的基本生存條件都難以維持”（14）。前中國國務院環保局局長曲格平和李金昌合著的《中國的人口與環境》則明確指出﹐中國人口一旦突破16億﹐中國社會將全面崩潰。王力雄的《黃禍》用浪漫主義的圖畫﹐描寫了這一末世景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既然地大物博的中國都將在大約二十年以後滅亡﹐其資源最貧乏的那一部分----西藏（目前其農牧業已無法養活其藏族人口﹐其工業幾乎為零且無發展潛力）豈能逃脫此劫﹖既然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都將很快滅亡﹐還有什麼西藏問題可言可解﹖

進而言之﹐人類也將因人口突破全球資源承載極限而滅亡。不過人類是以國家為核算單位的﹐只要不爆發核大戰﹐不出現核冬天﹐人均資源最少的國家如中國﹑印度勢必最先崩潰﹑滅亡﹐人均資源最多的國家如美國﹑俄國勢必最後崩潰﹑滅亡。這中間有個時間差﹐少則幾十年﹐多則上百﹑幾百年。先亡的國家必然會衝擊後亡的國家﹐其衝擊波必然會表現為黃禍式的難民潮。後亡國的反應是否會像《黃禍》描寫的那樣文明﹑人道（窮國允許難民過境﹐富國面對鋪天蓋地湧來的赤手空拳的難民一籌莫展﹑束手無策）尚屬疑問。有道是“路急無君子”﹐焉知今日高喊“人權外交”的富國那時不會露出猙獰面目﹖

順著這條思路推論下去﹐今日世界上任何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族和社會問題都是無解的﹐因而都既無探討研究的意義﹐也無是非曲直可評說﹐惟一可做的只是描述---如王力雄所說的那樣﹕“我只能展開一幅西藏的畫卷﹐讓你隨我一起在西藏令人神往亦令人心碎的歷史與現實中遨游。（15）”

這的確是一種老莊式的超然態度﹐可惜我無法仿傚。孔子有句名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記得有人這樣評說過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作為歷史家﹐他深知世上所有文明都有衰落的時候﹔作為政治家﹐他卻不得不竭盡全力維持美國文明繁榮昌盛。愚雖不才﹐卻也不妨妄加類比﹕作為國情球情研究者﹐我深知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與世界都將在不久的將來崩潰﹑滅亡﹔作為西藏問題研究者﹐我又不得不拋開這一前景﹐就事論事地分析西藏問題。《黃禍》裡有句話非常深刻﹕“中國人都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其實世上各族都一樣﹐科學家一再警告人類不可無節制地繁殖﹐不可無限制地追求物質享受﹐有多少人聽進去了﹖西方民主大國至今仍在不遺餘力地攻擊中國的人口政策“侵犯人權”﹐更不必說羅馬教皇對計劃生育和人工流產的頑固反對了﹐所以人類在數代內滅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這句話（不見棺材不掉淚）也可以作另一種解釋﹕雖然我自己﹑中國和人類都很快會滅亡﹐但只要我活一天﹐就要不管將來如何地做一天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是我寫本書的出發點﹑原動力和基本態度。

　

注釋﹕

(8) 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運》﹐明鏡出版社﹐1998年。

(9) 徐明旭﹐《西藏問題﹕歷史﹑現狀與未來》﹐當代中國研究中心﹐1991年10月﹐美國普林斯頓﹔徐明旭﹐《西藏示威的真正幕後鼓動者》﹐《九十年代》﹐1991年3月號﹐香港。

(10)《天葬》﹐11頁。

(11)王力雄﹐《但願我在<黃禍>所寫的一切永不發生》﹐《中國時代》﹐1998年3月號。

(12)科學出版社﹐北京﹐1989年。

(13)貴州人民出版社﹐貴陽﹐1988年。

(14)《生存與發展》﹐科學出版社﹐北京﹐1989年﹐xiii頁﹑25頁。

(15)《天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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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1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導論

3﹑價值的矛盾

解決了研究目的問題﹐接下來就是價值選擇問題﹐即站在什麼立場上分析西藏問題﹐用什麼標準判斷其是非曲直。王力雄在《天葬》的序裡曾說起個中的難處﹕“今天﹐西藏的信息幾乎被兩部政治宣傳機器所壟斷。一部在北京﹐另一部在達蘭薩拉。……關注西藏的人大部分只能把兩部宣傳機器當作主要的信息來源。糟糕的是﹐那兩個來源提供的西藏信息幾乎總是相互矛盾﹑甚至截然相反。面對這種荒謬狀況﹐解決辦法只好是先選擇立場﹐決定站在哪一邊﹐然後就把哪一邊提供的信息當作真的去相信﹐而把另一來源的信息全視為謊言。”接著﹐他列舉了許多矛盾﹐然後說﹕“這些矛盾具有如此的根本性﹐如果研究者把自己的立腳點與這些矛盾置於同一平面﹐哪怕他的初衷是想公允客觀﹐也難以駕馭和解決如此不相容的矛盾。而一旦陷於這些矛盾﹐是不可能找到貫穿一致的脈絡的﹐只能被矛盾的雙方來回拉扯﹐最終或是投向一方以解決立場的統一﹐或是落入無法自圓的分裂。我思考西藏問題﹐多年一直面臨這樣的困難。從去除北京和達蘭薩拉雙方的宣傳謊言手﹐考察和確認其中的真實成份﹐卻發現這樣做的結果是無法建立一個完整框架﹐無法統一﹐只能在上述矛盾中身不由己地來回搖擺。經過長久的困惑﹐我終於找到了問題癥結所在﹕我們不能將自己置身於那些矛盾之中﹐把那些對立當作互不相容的獨立事物﹐在他們中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需要超越那些矛盾﹐站到俯視它們的高度﹐將它們視為統一體﹐是同一事物之內的不同側面﹐從而對它們進行整體的綜觀和分析﹐才能最終找到避免分裂和搖擺的新思路。從這種高度來看﹐所謂的西藏問題就不再是僅僅屬於北京和達蘭薩拉的爭執與是非。實際上﹐西藏問題是當今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的集中反映﹐是一個合併了各種矛盾的典型病灶。”於是又回到出發點上去---西藏問題無解。

我的解決辦法是既不偏向中國政府﹐也不偏向達賴喇嘛﹐而是以國際公法和其他國際公認的原則為準則﹐以世界和平﹑社會進步和人民幸福為歸宿來分析西藏問題﹑判斷是非﹐這也就是我的立場。

即使這樣也無法避免矛盾。首先國際公法本身就有矛盾﹐例如聯合國1960年《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的宣言》第二條說﹐每個民族和人民都有自決權﹔第六條和第七條卻說﹐主權國家不容分裂﹐主權國家的內政不容干涉﹐令人無所適從。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以聯合國和西方民主大國在解決類似問題時的示範為準﹐即英美司法系統所謂的case law。

王力雄可能會說﹐國際法對至高無上的國家主權的強調本身就是引導人類走向滅亡的禍根﹐它允許﹑引導和鼓勵每個國家都只追求自己的局部的﹑短期的和相互衝突的利益﹐忽視和損害人類共同的﹑長期的和根本的利益。例如許多國家為了自身的安全競相發展核武器﹐完全不顧核冬天對人類的致命威脅。又如每個國家都不肯減少能源消耗﹐完全不顧溫室效應對全球環境的災難性影響。這話不假。然而如前所述﹐本書既然只是就事論事地討論西藏問題﹐就只能遵循今日世上公認的以主權為上帝的國際法。最壞的法律都比沒有法律好﹐這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如果世上所有國家都同時放棄主權至上的原則﹐那當然很好。如果別國都不放棄主權至上﹐只有一國部分放棄或糊裡糊塗﹐那麼它的近鄰遠強就會蜂湧而至﹐把它的領土和資源搶奪一空﹐它的人民就會吃苦遭殃﹐清代中國幾乎被東西方列強瓜分就是教訓。

王力雄想在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之間保持公允客觀﹐其用心可謂良苦﹐可惜做起來並不容易。在西藏問題上﹐主權的定位至關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如果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1950年進軍西藏就是中國的內政﹐是中國內部的改朝換代﹔如果不是﹐那就是一國侵略另一國。同樣道理﹐如果西藏屬於中國﹐那麼西藏獨立運動就是分裂主權國家的叛亂﹐中國政府1959年用武力平息西藏叛亂就和林肯總統用武力平息美國南方叛亂一樣﹐是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合法（國際法）舉動﹔如果不是﹐那就成了殖民主義的暴行。對這個問題是無法用“俯視”和“超越”來解決的﹐只能根據國際公法用“是”或“否”來回答。《天葬》試圖“俯視”和“超越”主權問題﹐結果出現了自相矛盾（後文詳述）。

主權而外還有人權﹐聯合國的有關文件當然是至高無上的準繩。然而當主權和人權發生衝突時﹐兩者之間的關係也不是馬上能分辨清楚的。前述主權和人權之一的自決權的矛盾就是一例。這也是難以“俯視”和“超越”的﹐只能用case law來解決。

甚至國際公認的人權標準本身也是有矛盾的﹐根據1966年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少數民族保持自己的傳統文化﹑宗教﹑習慣﹑風俗﹑語言﹑和生活方式已被視為基本人權了﹐而且有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作為理論依據。然而在經濟迅速發展﹑交往空前頻繁的今日﹐世上哪個民族的文化﹑宗教﹑習慣﹑風俗﹑語言和生活方式不在其他民族文化的影響下迅速改變﹖而且這種改變每每朝著經濟發達﹑人口眾多的民族的方向行進﹐連遠在北極的愛斯基摩人都無法逃脫。如果說這種改變就是侵犯人權﹐那就無異於剝奪經濟落後民族享受現代文明的權利﹐強迫他們像活化石一樣滯留於中世紀﹐變成了新的種族歧視。同時也違反了1986年聯合國《發展權宣言》關於“確認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的條款﹐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侵犯人權（舉世公認發展就是現代化）。西方人權衛士和達賴喇嘛所謂的“中國正在消滅西藏傳統文化”就是一例。王力雄出於對“未受現代文明污染的”藏人的淳朴風俗的熱愛﹐以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為武器﹐批評中共在西藏的現代化政策﹐稱之為“西藏的腫瘤”﹑“聖城淪落”﹐實際上不知不覺地陷入了同一個陷阱。他把書名題為“天葬---西藏的命運”﹐意思是說中共正在殺死藏文明﹐這與他稱今日西藏為“藏人的最好狀態”明顯矛盾。按照他的說法﹐如果西藏實現了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西藏作為一個人文地理的概念﹐那時將不復存在﹐藏文明也就此走到了盡頭”（16）。那麼漢族及東方各族在西方入侵之前也沒有工業﹐如今有了﹐而且越來越多﹐日本和“四小龍”則已實現了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這是否意味漢文明及東方文明也在走向盡頭呢﹖西方在工業革命前也沒有工業﹐如今已實現了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這是否意味西方文明已經走到盡頭了呢﹖

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周星說﹕“整個人類學﹐還沒有為‘發展’尋找到一條不與文化相對主義衝突的新出路。……藏民族的同胞們﹐有權利介入發展的世界大潮﹐也有權利分享主體社會乃至全人類的一切文化財富﹔同時﹐我們都不希望藏族人民創造的那種適應於大陸高極的獨特文化﹐由於‘發展’而喪失太多。（17）”這的確是個難解的悖論。正如社會主義大鍋飯的失敗證明了自私自利與好逸惡勞是人類的本性（或曰原罪）一樣﹐今日拉薩藏人對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的狂熱追求也證明了貪圖物質享受與感官刺激（聲色之樂）也是人類的本性。中世紀的田園風光﹑牧歌情調的確令人懷念﹑神往﹐然而有幾個人願意回到沒有電燈﹑電話﹑電視﹑自來水與汽車的中世紀生活中去﹖外人要求保存西藏傳統文化的呼聲很容易使人想起“飽人不知餓人飢”這句話。假如有個藏人問﹕“你們洋人和漢人享膩了現代物質文明﹐卻以保存西藏傳統文化的名義禁止我們藏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你們居心何在﹖”西方人權衛士與王力雄﹑周星等將何言以對﹖

至於達賴喇嘛高喊“保存西藏傳統文化”﹐純粹是一種政治策略。從美國紀實電影《在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中可以看出﹐達賴喇嘛自己在少年時代就醉心於玩汽車﹑電影放映機﹑收音機﹑留聲機﹑畫報﹑望遠鏡等來自英國的洋玩意兒﹐當時在西藏也只有達賴喇嘛一人有電燈﹑汽車和電影放映機。他還請奧地利登山家哈勒（《在西藏七年》就是根據哈勒的同名回憶錄拍攝的）教他學英語。他今天也並不拒絕享用汽車﹑飛機﹑電燈﹑電話﹑電視﹑電影﹑家用電器﹑自來水﹑現代醫療等。達賴喇嘛可能會說﹐他不反對享用現代物質文明﹐他只要求保存西藏的傳統價值﹑文化﹑宗教﹑語言﹑習慣﹑風俗等屬於精神領域的東西。然而無數事實證明﹐追求與享用現代物質文明（電燈﹑電話﹑電影﹑電視﹑煤氣灶﹑自來水﹑西式公寓﹑西式傢俱﹑收錄機﹑音響﹑電腦﹑大哥大﹑洗衣機﹑照相機﹑錄像機﹑化妝品﹑摩托車﹑汽車﹑飛機﹑西裝﹑牛仔褲﹑耐克鞋﹑啤酒﹑可口可樂﹑迪斯科﹑搖滾樂﹑歌廳﹑舞廳﹑酒吧﹑錄像館﹑咖啡館﹑旅遊﹑西式醫療等等）﹐不僅會改變藏人的生活方式與風俗習慣（最明顯的是服裝打扮與娛樂方式﹔據至今仍在西藏的朋友告訴我﹐自從大部分拉薩藏人住進有浴室的公寓樓後﹐我在八十年代還見過的西藏傳統的沐浴節----屆時許多藏人在拉薩河裡洗澡----就自動消失了）﹐而且會改變藏人的價值觀念與語言文化﹐導致拜金主義﹑崇洋主義﹑享樂主義與世俗主義。例如藏人以前腦子裡只有超度來世﹐一有空就去轉經拜佛﹐把餘錢全部獻給寺廟﹔如今藏人整天想的是賺錢享受﹐城鎮青年一有空就去歌廳﹑舞廳﹑酒吧﹑夜總會狂歌勁舞﹑縱情聲色﹐中老幼藏人則在家裡目不轉睛地看電視﹐一齊怠慢了菩薩﹐這樣下去天長日久﹐能不潛移默化地改變藏人的價值觀念嗎﹖

如今連喇嘛都愛錢。十年前藏北那曲縣當局動員藏民挖虫草致富時﹐喇嘛告訴藏民說那是“山神的腸子”﹐挖不得。現在連那裡的喇嘛都在孜孜不倦地挖虫草賣錢。喇嘛好色貪吃﹐自古皆然﹐不過現在的喇嘛好色貪吃也沾了漢風洋氣。據知情者告訴我﹐“三大寺”的青年喇嘛竟然穿上便裝去拉薩的錄像館看港台與西方黃色錄像﹔還有喇嘛穿便裝去漢人開的飯店大吃大喝﹐他們花的可都是信徒供奉的錢。藏北的牧民以前生了病只知請喇嘛唸經﹐現在卻流行“聽診器崇拜”。他們像迎接活佛一樣地迎接下鄉巡診的漢族醫生﹐看完病後堅決要求漢族醫生用聽診器在他們的頭上按一下﹐再在他們病痛的地方按一下﹐病人就露出欣慰的笑容﹐恰如被活佛摸過頂一樣（18）。

又如藏人喜愛收錄機﹑照相機﹑電視機﹑洗衣機﹑音響﹑摩托車﹑汽車等物﹐然而那些東西的說明書都是用漢文印刷的（這倒不是種族歧視﹐而是因為藏文沒有科技詞彙）﹐藏人能不學習漢語文嗎﹖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1988年在西藏進行問卷調查時發現﹕拉薩老城居民中認為西藏的發展需要提倡學習漢語文的佔79%﹐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兼通漢藏文的佔93.8%。藏農牧雖然很少與漢人接觸﹐卻也有94.3%認為西藏今後的發展需要提倡學習漢語文﹐比拉薩老城居民的比例還高（19）。因為如今藏農已經離不開農藥﹑化肥﹑農機﹑農業科技等﹐而那些東西的說明書或教科書都是用漢文印刷的（再說一遍﹐藏文沒有科技詞彙）。任何人只要到西藏去看一眼就會發現﹐今日藏人是如何狂熱地追求金錢﹑渴望享受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以至於中國政府在1993年5月放開糧價（同時給予藏人糧價補貼）時﹐藏人就上街示威扔石頭﹑要求增加補貼與工資（後文詳述）。

當王力雄描述西藏現實時﹐不得不肯定中共用鉅款極大地提高了藏人的生活﹑教育﹑醫療水平﹐稱之為“藏人的最好狀態”﹔當他思考西藏問題時﹐卻附和達賴喇嘛﹐譴責中共“毀滅藏文明”。這類矛盾在《天葬》中比比皆是﹐其因都是為了“俯視”和“超越”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的矛盾而使用相互矛盾的價值標準去評判同一事物或現象的緣故。

又如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權之一﹐然而西藏有個喇嘛越多越好的傳統。據戈茨坦說﹐1737年﹐喇嘛人數佔了藏族男性的26%﹔王森則說佔了一半（20）。由於西藏的尼姑人數和喇嘛相比微不足道（21）﹐上述數字意味著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藏族婦女找不到丈夫（藏族雖然允許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但畢竟是少數）﹐這豈不是侵犯藏族婦女的人權嗎﹖還有﹐佛教規定出家人不得從事生產活動﹐這就迫使藏族婦女從事本應男人從事的重體力勞動﹐豈不又是侵犯藏族婦女的人權嗎﹖中國政府為了保護藏族婦女的人權﹐限制喇嘛人數無限制增長﹐卻被達賴喇嘛和西方人權衛士指責為“宗教迫害”與“侵犯人權”﹐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其實今日西藏的僧尼人數已達45000多人（不算沒有編制的僧尼）（22）﹐佔藏族人口2%﹐遠遠高於佛教國家泰國僧尼的比例----0.7%（23）。

再如宗教自由和政教分離﹐遊行示威自由（藏人每次示威都要使用暴力）和維持公共秩序﹐都是無法“俯視”和“超越”的矛盾。

更為複雜的是社會進步與人民幸福的標準。按照時髦的文化相對主義﹐各種生活方式沒有高低優劣之分﹐那麼衡量某個政府的政勣也就沒有了客觀標準。中國政府說它用鉅款提高藏人生活水平是歷史進步﹐王力雄也承認是“藏人的最好狀態”﹔達賴喇嘛和西方人權衛士卻說是中共毀滅西藏文化﹐王力雄也說是中共在“天葬”“藏文明”。然而細讀西方民主大國的總統國情咨文和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演說﹐無不把促進經濟增長和人民收入增加作為政勣來誇耀或施政綱領來許諾的﹐卻從未提及保存少數民族（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和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亞人）的文化和傳統生活方式。可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現代化（這在世上絕大多數人心目中都是同義語）乃是衡量社會進步與人民幸福的首要標準。

至於人心和民意更是深不可測﹑捉摸不定的東西。且不說現在沒有可能對全體藏人進行民意測驗或公民投票﹐即便能﹐由於人心和民意時刻在變﹐而且同一個人在同一時刻也會“愛恨交織”﹐對許多問題的答案也會相互矛盾。例如美籍華人作家陳若曦去西藏旅遊時問過許多藏人（相當於民意測驗）﹕“西藏最需要什麼﹖”不約而同的答案都是“現代化”（享受現代物質文明）﹐若再問下去﹐有的說“同時要保持藏族文化”（中世紀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有的說“也要高度自治”（漢人全部離藏）。陳若曦認為這“正是當今西藏的現狀和矛盾”（24）。本書的分析將闡明﹐現代化和“保持西藏文化”﹑現代化和“高度自治”的確是矛盾對立的﹑不可兼得的東西。任何人抓住其中一點都可以指責另一點。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的爭吵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此﹐王力雄的自相矛盾也來源於此﹐這也是難以“俯視”和“超越”的。

何況人心和民意就一定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嗎﹖那是可以人為製造和操縱的。文革初期去中國旅行過的西方人都會對全民狂熱崇拜毛澤東留下極深刻的印象﹐並認為那就是中國的民意﹐事實真相又如何﹖達賴喇嘛利用西藏“全民”（本書將證明並不是百分之百）信教而又沒有政教分離觀念（政教合一是中世紀的觀念﹐在西藏有根深蒂固的傳統）的特點﹐故意違背政教分離的原則（所有西方民主國家的立國原則）﹐把佛教裡根本沒有的“西藏獨立”說成是佛的旨意﹐從而使許多藏人不假思索地支持西藏獨立﹐這樣的人心和民意可以作為改變國際公認的西藏的主權歸屬的依據嗎﹖

《天葬》的一大不足就是試圖“俯視”和“超越”這些不可調和的矛盾﹐結果從文化相對主義走到了主權相對主義﹐產生了許多自相矛盾的觀點。例如它一方面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並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單獨放棄那個體系的原則（指“主權體系”----引者）﹐哪怕那國家是由聖人所領導的”（25）。另一方面又說﹕“中共在本質上又是一個專制的權力集團﹐不容許任何對其權力（包括其對西藏的主權）的觸動和威脅。（26）”此話甚奇﹐難道西方民主國家就允許觸動和威脅其領土主權嗎﹖林肯為何不讓美國南方獨立﹖今日美國為何不讓夏威夷﹑德克薩斯獨立﹖英國為何不讓北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獨立﹖法國為何不讓科西嘉﹑巴斯克和布列塔尼獨立﹖西班牙為何不讓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獨立﹖加拿大為何不讓魁北克獨立﹖印度為何不讓克什米爾和錫克獨立﹖

《天葬》在分析宗教﹑民族問題時說﹐西藏在1959年“平叛民改”前﹐“由於沒有階級鬥爭﹐傳統西藏社會是凝聚為一個整體﹐統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幟下的”（27）。毛澤東用階級鬥爭分化了藏人﹐結果就把西藏擺布於股掌（28）。“鄧小平放棄階級路線﹐對人而言是好事﹐從中共統治西藏的角度﹐卻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據﹐藏人也就被其復活了的傳統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為一體的民族。（29）”然而同書在分析今日藏人的利益分化時又說﹕“在藏民族重新一體化的表面之下﹐已經存在一種不可彌補的深刻分裂。藏人不再是一個同質的概念﹐已經有不同的甚至彼此對立的藏人。他們是不能以西藏民族幾個字就可以囊括和說明的。（30）”這種自相矛盾的論述也說明了﹕在文化問題上可以搞價值相對主義﹐在政治經濟上不能搞價值相對主義。當王力雄論述民族宗教問題時﹐他從文化人類學的文化決定論出發﹐得出藏族重新凝聚為一個整體的結論﹔當他論述政治經濟問題時﹐他不知不覺地回到了階級分析法﹐得出藏族已經被不同的政治經濟利益分化為不同的階級（或利益集團）的結論。“俯視”和“超越”變成了雙重標準。

順便說說﹐階級分析法並非共產黨的專利。馬克思致魏德邁的信中說﹕“無論是發現近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彼此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了這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則早已作過對於各個階級的經濟解剖了。我所做出的新的東西就在於證明下列幾點﹕一﹑階級的存在僅僅是跟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係的﹔二﹑階級鬥爭必然要引導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進到消滅任何階級和進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31）”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當然是錯誤的﹐其危害更是有目共睹。但人們因不同的經濟利益而分化為階級﹐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政治態度﹐卻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問題在於如何調節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使各階級和平共處﹐共同推進社會發展。美國大選之年﹐美國報刊天天都在分析中產階級（middle class）﹐上層中產階級（upper middle class）﹐上層階級（upper class）和下層階級（lower class）的經濟狀況﹐以及他們由此而來的對兩黨總統候選人的競選綱領的不同態度﹐就是典型的階級分析法。本書在分析西藏問題時﹐也將廣泛採用此法。

《天葬》中最奇特的部分是對達賴喇嘛的評價。一方面﹐它揭露了達賴喇嘛的許多謊言﹐正確指出﹕“鄧小平時代﹐中共已經大大改善了西藏政策﹐達蘭薩拉的宣稱機器卻沒有做出相應調整﹐反而由於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中推行人權政策﹐為了獲得西方國家對西藏的更多支持﹐達蘭薩拉的宣傳機器變本加厲地攻擊中共﹐包括有意進行錯誤導向和胡編亂造地指控﹐這種宣傳政策無疑受到了達賴喇嘛的寬容﹐因為在他自己發表的各種言論中﹐也同樣看不到對中共改善西藏狀況的正面肯定。（32）”達賴喇嘛為了打破中共的不理睬﹐只有主動出擊﹐“因此﹐流亡藏人是不會容忍西藏社會從此變得安定的----儘管西藏境內的藏人正處在歷史上最好的狀態﹐儘管安定會使境內藏人少受犧牲﹐也會使中共的壓迫緩解﹐但是中共統治下的西藏發生社會動亂﹐本身是海外流亡藏人從事西藏解放事業的最大資源﹐為了獲得這種資源﹐他們有很大理由去推動和操縱西藏境內對中共的反抗”（33）。達賴喇嘛一貫聲稱﹐他的全部活動都是為了西藏人民的和平﹑安寧和幸福﹐除了西藏人民的和平﹑安寧和幸福﹐他不追求任何一己私利。上述兩段話把達賴喇嘛為了自己及其主要追隨者（想當總統﹑總理﹑部長﹑大使﹑議員﹑將軍等等的流亡藏人）的私利﹑乞求西方的援助﹐肆無忌憚地製造謊言﹐欺騙國際輿論﹐並且不顧西藏人民的幸福﹑安寧和生命安全﹐違背政教分離的民主原則﹐愚弄﹑煽動和操縱他們用石頭向中國政府挑舋﹐製造暴力示威和流血事件的偽善面目揭露得淋漓儘致。

另一方面﹐它又說﹕“達賴喇嘛肯定是誠實的。（34）”“達賴喇嘛一方對中共的指責﹐無論在事實上有多少出入﹐其基本立場的真誠則更可以確信無疑。（35）”豈非自相矛盾﹖它還把達賴喇嘛吹捧為“國際社會最有影響力的偉人之一”﹐“完全當之無愧地名列在當今世界的巨人行列”﹐“有佛之大胸懷”﹐並表示“讚賞達賴喇嘛的和平精神與人道思想”（36）。如此崇高的形象和前述偽善面目統一得起來嗎﹖

我理解王力雄的心理﹐他作為身在國內而又面向海外寫作的作家﹐竭力想劃清和中共的界線﹐顯得公正﹑客觀﹑不偏不依﹐於是企圖“俯視”和“超越”中共和達賴的矛盾﹐結果不知不覺地走向雙重標準乃至多重標準﹐出現許多自相矛盾的論述﹐既未能“避免分裂和搖擺”(37)﹐也“無法建立一個完整框架”（38）﹐這是令人惋惜的。

《天葬》還有一個不足﹐那就是未能直接引用外文資料﹐該書所引外文資料全部是別人已經譯成中文出版的。這就導致兩個問題﹐一是當譯者出現錯誤時﹐該書也會引錯。例如該書第469頁說﹕“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譴責……89年拉薩藏人抗議期間‘中共至少殺害2500名無武裝西藏人’……也都甚為離譜。”查達賴喇嘛自傳的英文原版﹐原文的死亡人數是“至少250人”（39）﹐不知為什么台灣在翻譯出版此書時﹐在這個數字後面加了個零﹐變成了2500人（40）﹐於是以訛傳訛。

二是作者的視野因而受到很大的限制﹐無法參考尚未被人譯成中文的外文資料。特別是《天葬》論述“西方裁判的國際拳台”（41）時﹐發表了一些近乎天真的看法﹐看不清其本質（詳見本書後文）﹐可能就與此有關。

注釋﹕

(16)《天葬》﹐421-422頁﹑482頁﹑389頁。

(17)周星﹐《<靈魂像風>序》----馬麗華﹐《走過西藏》﹐作家出版社﹐北京﹐1997年﹐657頁。

(18)喇嘛挖虫草與聽診器崇拜分見同上書667頁與134頁。

(19)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371頁。

(20)這兩個數字分別見﹕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1991), p.21﹔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 1996年﹐170頁。

(21)據李安宅1947年對西康德格藏人的人口抽樣調查﹐僧尼竟然佔其總人口的33.25%﹐其中喇嘛和尼姑各佔96%和4%。《李安宅藏學論文選》﹐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2年﹐270頁。

(22)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23)這是泰國官方提供的數字----劉暢﹐《千佛之國見聞》﹐《人民日報》海外版﹐1993年6月23日。

(24)陳若曦﹐《西藏最需要什麼﹖》﹐《明報週刊》﹐1085期﹐香港。

(25)《天葬》﹐142頁。

(26)《天葬》﹐492頁。

(27)《天葬》﹐216頁。

(28)《天葬》﹐516頁。

(29)《天葬》﹐330頁。

(30)《天葬》﹐339頁。

(3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4卷﹐332-333頁。

(32)《天葬》﹐510頁。

(33)《天葬》﹐516頁。

(34)《天葬》﹐464頁。

(35)《天葬》﹐6頁。

(36)《天葬》﹐454﹑462﹑515﹑195頁。

(37)(38)《天葬》﹐8頁。

(39)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61.

(40)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康鼎譯﹐聯經﹐台北﹐1990年﹐311頁。

(41)《天葬》﹐4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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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1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導論

4﹑信息的困惑

價值坐標而外還有信息問題。如前所述﹐一名英國婦女發現藏人的神話思維嚴重歪曲真相﹐王力雄感慨說﹕“目前的西藏文獻和資料經常是無法使用﹐因為它們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大量矛盾﹐往往到了荒謬的地步。”他認為“更重要的來源應該是經驗----即對西藏的親身經驗和體驗。那不僅因為經驗本身最為真實﹐還因為經驗能夠幫助人在眾說紛紜的西藏資料中辨別方向。（42）”我對此深有同感。

西藏的信息之所以混亂不堪﹑真偽莫辨﹐除了路途遙遠﹑與世隔絕和藏人的神話思維外﹐還由於有關各方出於自己的政治需要﹐故意誤導﹑歪曲和捏造。其中尤以達賴方面為甚﹐本書將詳加舉例。西方報刊的許多報道來自達賴方面﹐同樣不可輕信。達賴方面一貫把中國政府發佈的信息和中國藏學家發表的著述斥為“共產黨造謠”﹐事實並非如此。中國出版的著述與調查報告對舊西藏農奴制的描述和精通藏語文的﹑經常去西藏各地調查的美國藏學家戈茨坦的描述就非常相似。戈倫夫則說過﹕“在試圖總結五十年代的事件時﹐日益暴露出來的證據有助於證明中國對事件的說法的真實性。（43）”根據我在西藏生活的經驗﹐特別是對中共自1980年以來在西藏問題上的思維模式﹑心理定勢和政策慣性的體驗﹐對本土藏人和在藏漢人（特別是官員）的思維模式﹑心理特點和行為方式的體驗﹐我已形成了鑒別中共方面﹑達賴方面和西方報刊的信息真偽的敏銳嗅覺。

一般而言﹐中國政府公佈的有關西藏經濟﹑文化和社會的事例和數字大都是真實的。這是因為自1980年以來﹐中國政府確實真心實意地在西藏做好事﹐沒有必要撒謊。即便是嚴厲譴責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權”﹐堅決支持西藏獨立的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在其最近發表的報告《西藏﹕人權與法治》中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政府大大提高了藏人的生活﹑教育和醫療水平及人均預期壽命（44）。再說有關西藏經濟﹑文化和社會方面的信息要接受國際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糧農組織﹑人口基金會﹐世界銀行等）與外國商業﹑旅遊﹑金融﹑通訊等機構的監督﹐難以造假。我在西藏時問過在西藏自治區政府工作的朋友們﹐他們都告訴我﹐中國政府毋需在這些問題上弄虛做假。當然﹐由於那兒的幹部素質低下﹐難免會有許多誤差﹐需要仔細比較﹑核查。中國政府發佈的有關政治方面的信息則比較複雜﹐有時真偽莫辨﹐對其有利的大肆宣傳﹐不利的則閉口不提﹐好在我有許多渠道和西藏的朋友們聯係﹐可以及時掌握真相。對於達賴方面發佈的信息則必需審慎對待﹐其中確有少量真相﹐但也有大量的誇大其辭和憑空捏造。相對而言﹐西方記者和遊客從西藏發來的報道較為客觀。特別是某些通曉藏語並去西藏作過調查的西方學者﹐如前面提到的戈茨坦 ﹐其研究成果既客觀又深入﹐是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甚至術語也會引起困惑。達賴喇嘛一貫聲稱他所說的西藏是指“大西藏”﹐根據其自傳《流亡中的自在》（Freedom in Exile）裡的地圖﹐這“大西藏”囊括了整個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以及四川省西部﹑甘肅省南部和雲南省北部。而根據“西藏流亡政府”的地圖（45）﹐還包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南部和甘肅省的河西走廊。而本書所說的西藏僅指西藏自治區﹐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達賴喇嘛的實際控制區。當談到達賴喇嘛所說的西藏時﹐本書一律稱之為“大西藏”。

按照某些藏人的意見﹐漢人把藏傳佛教叫做喇嘛教﹑把西藏僧侶都叫做喇嘛是不科學的。他們說稱藏傳佛教為喇嘛教就像稱漢傳佛教為和尚教一樣可笑﹐而只有得道高僧才能叫喇嘛。達賴喇嘛也說把轉世喇嘛（包括他本人）叫做活佛是錯誤的﹐可惜他沒有解釋為什么錯誤﹑錯在那裡（46）。不過語言學中有個約定俗成規則﹐我在西藏時經常聽人（漢藏都有）把西藏佛教叫做喇嘛教﹐把西藏僧侶都叫做喇嘛﹐把轉世喇嘛都叫做活佛﹐本書也就沿用這些通俗名稱﹐其中並無任何褒貶之意。

最後﹐有必要給西藏問題下個定義。在我看來﹐西藏問題就是由於達賴喇嘛（包括十三世和十四世即現世）及其追隨者要求西藏獨立而中國政府（包括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准西藏獨立引起的衝突。顯而易見﹐這衝突首先是政治問題﹐同時也涵蓋了經濟﹑文化﹑宗教﹑社會等各方面的問題。

注釋﹕

(42)《天葬》﹐9頁。

(43)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49.

(44)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Crossette,  Barbara, "China clamping down tighter on Tibetans, Legalgroup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21 December 1997, A4.

(45)該圖見 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2.

(46)美國之音焦點透視節目1997年9月13日播放的夏偉對達賴喇嘛的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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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2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一章：西藏不是移民的天堂

1﹑缺氧危及生命

一提起西藏﹐許多人的腦海裡馬上會出現一幅美麗的圖畫﹕深藍的天空﹐晶瑩的雪山﹐遼闊的草原﹐成群的牛羊﹐金色的寺廟﹐五彩的經幡﹐淳朴的藏民﹐神秘的喇嘛……許多西方人把西藏看作地球上最後一塊未被現代化污染的世外桃源﹐美國作家希爾頓（James Hilton）的小說《失去的地平線》（Lost Horison）中的香格里拉（Shangri-La）（1）。許多美國人還把西藏想象成類似開發前的美國西部那樣富饒的處女地﹑移民的天堂﹐這些說法並不符合實際。

初到西藏的人第一個感覺便是由缺氧引起的高山反應﹕頭痛﹑頭暈﹑胸悶﹑嘔吐﹑心跳加速﹑呼吸困難﹑食慾不振﹑全身乏力……如果原有心臟病﹐可能危及生命。即便只有點感冒﹐也會引發危險的肺水腫。因為西藏地處世界屋脊﹐大氣壓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左右。從海拔3700米的拉薩到有人居住的最高點珠穆朗瑪峰腳下的絨布寺﹐空氣裡的含氧率比海平面分別少37%到50%以上。雖然經過幾天﹐健康的外人也能適應缺氧﹐可以自如地呼吸﹑活動。但他跑步﹑登高時﹐馬上會發現自己的體力大大不如以前﹐一會兒便氣喘籲籲。汽車在西藏行駛時只能達到一半馬力左右。

事實上缺氧對人體的危害極大﹐外人長期在西藏生活﹐會引發脫髮﹑低血壓﹑高血壓﹑心臟病﹑高原紅細胞增多癥﹑腦水腫﹑肺水腫和癌等疾病。漢族婦女如在西藏分娩﹐嬰兒一出世就會死亡。據西藏衛生部門1978年統計﹐漢族幹部在藏10至15年﹐患肺氣腫的高達30%﹔患肺動脈凸出的為16%﹔患高血壓和心臟病的﹐拉薩為20%﹐那曲高達54%（2）。據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統計﹐在西藏工作過30年的漢人退休回漢地後絕大部分在兩年內死亡（這個數字從未公開）。而許多漢人還等不到退休（中國政府規定在西藏男性退休年齡為55歲﹐女性為50歲）就在西藏死亡。據調查拉薩於1976年至1984年間漢族死亡人數中有10.9% 是死於高山病（3）。鑒於西藏的漢人絕大多數是中青年﹐很少有老人和兒童﹐這個比例就格外驚人。

統計數字是枯燥的﹐讓我舉幾個例子。1984年1月15日﹐新任西藏軍區司令張貴

榮在喜馬拉雅山區視察國防公路時﹐因勞累過度引發心臟病而死﹐年僅49歲。我在西藏時的上司﹐西藏文聯黨組書記張耀民50出頭就因肝癌去世。連四川藏人都怕缺氧﹐原西藏大學黨委書記﹑四川省巴塘縣藏人雍丕也在50出頭時因肝癌去世。大名鼎鼎的十世班禪原不怕缺氧﹐但他從1965年起長住北京﹐不再適應缺氧。1989年1月28日﹐他在日喀則視察時也因心臟病而死﹐年僅51歲（4）。由此推想﹐如果達賴喇嘛回到西藏﹐恐怕也難以適應了。

享有特權的中共高官尚且如此﹐在西藏的漢族平民就更悲慘。1984年藏歷新年初一﹐我被藏族同事強敬了幾杯青稞酒。如果我在內地﹐這點酒本不算什麼。可當時我卻感到心臟狂跳﹑呼吸困難。要不是及時被送到醫院去吸氧氣﹐早就沒命了。

誠然﹐土生土長的藏人天生適應缺氧﹐但他們的人均壽命自古以來就很短。達賴喇嘛和西方人權衛士常常把這說成是中共統治乃至屠殺的結果﹐然而美國藏學家戈倫夫卻指出﹐舊西藏（中共進藏前的西藏）由於嚴寒﹑大風﹑缺氧﹑與世隔絕和缺少科學知識﹐死亡率很高﹐平均壽命很短﹔那時90%的藏人有性病﹐三分之一的藏人得天花（連十三世達賴喇嘛都在1900年得了天花）﹐痲瘋病也很流行﹐孩子的死亡率高達40%到75%﹔號稱聖地的拉薩之髒﹐可以從下文看出﹕“到處是垃圾﹐隨地大小便﹐據說到處還可以看到動物的屍體。情況非常糟糕﹐由於臭氣燻天﹐污物遍地﹐致使十三世達賴喇嘛幾乎總在害病。當貴族騎馬穿過拉薩市區時﹐總要用灑了香水的手帕捂住鼻子。（5）”由於空氣稀薄﹐紫外線強烈﹐藏人的面容衰老得很快。

西藏交通之險惡也堪稱世界之最。達賴喇嘛1954年去北京參加中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解放軍士兵為了保護他﹐沿路站成一排﹐有三名士兵因此摔下山崖而死。達賴喇嘛在自傳裡說﹕“只死了三個人﹐實在是僥倖。（6）”川藏﹑青藏公路修通後﹐車禍極為頻繁。有人這樣描寫﹕

坑凸不平的搓板路車一跳老高﹐像匹野馬難駕馭。在山區﹐路的面貌千篇一律﹐一面是直直的陡壁﹐亂石飛滾﹐一面是峽谷或河流﹐車左跳右跳﹐一個不留神就落到外面去了。因此處理車禍的經過也幾乎千篇一律﹐把死者抬上來（如果沒有被激流帶往國外去的話）﹐車不用再多看一眼。同時路又狹窄﹐拓寬路面﹐等於把千仞陡壁垂直削去一層﹐工程量浩大難求。

車輛會搖頭。

在搓板路這種路況保持良好車況﹐簡直是逼花豬生熊貓。我們見到一輛嶄新的北京212吉普車﹐從接收地開到西藏腹地的軍營﹐車體各結合部多處開裂﹐重新焊接後﹐斑斑駁駁車容很不雅。甘偉銘大校9月19日乘日本三菱越野車趕往拉薩﹐1100華里爆輪胎6次。內地認可的好壞標準﹐在西藏要大打折扣。你說你身體好﹐在高原你可能反應強烈。你說是輛好車﹐高原路上卻讓它出盡洋相。相反你說是壞車﹐在雪域稀薄空氣中它湊湊合合一發動就﹐而所謂好車卻得了氣管炎和心臟病。

司機會搖頭。

路不行﹐車不行﹐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腳踏閻王殿﹐手把鬼門關﹐哪個司機想出車禍呀﹖那位副指導員﹐刮了鬍子換了新衣﹐高高興興到機場接妻子。航班改日﹐回去的路上發生車禍﹐副指導員的死難算不算因公頗令領導費腦筋。第二天妻子神采飛揚﹑左顧右盼下了飛機﹐接站的戰友閃爍其辭把她接到營房﹐領導同志表情肅穆﹐“你要堅強些”這句話實在說不出口。還有一位軍官﹐收拾好房間等接站車回來﹐左等右等妻子就是不來。久別勝新婚﹐軍官好不急﹐等來的卻是車禍噩耗。愛妻曾發誓再也不來西藏﹐坐車嚇死人﹐這回真應驗了（7）。

找不到西藏車禍的統計數字﹐讓我再舉幾個我親歷的例子。我在《西藏文學》編輯部時的兩位女同事兼女作家都死在西藏的路上。其中龔巧明1985年搭乘的車翻落到陡壁下的激流中﹐享年37歲﹔田文1987年在棄車步行穿越被泥石流衝毀的公路時﹐被一塊飛石擊中後腦勺﹐享年29歲。還有位女同事兼女作家1987年在車禍中大難不死。一個十來個人的單位﹐在短短兩年中就有三人出車禍。李白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其實比起藏道來﹐蜀道不過是小巫見大巫。這樣的地方﹐也能叫做“移民的天堂”嗎﹖

注釋﹕

（1）這本紀實小說發表於1933年﹐描寫一個美國駐印度的外交官和三個朋友乘飛機翻越中印邊境時因故迫降在一個雪山環繞的神秘峽谷中﹐當他們被當地居民救護後﹐發現那兒竟是一個神話般美妙的世界﹕沒有戰爭﹐沒有罪惡﹐沒有貪婪﹐沒有歧視﹐各族男女和睦相處﹐親如一家。這本小說發表以後立即轟動西方﹐被譯成多種文字﹐還被好萊塢拍成電影﹐風靡一時。那裡的地名據說叫做香格里拉（Shangri-La）﹐該詞從此進入英語詞彙﹐成為西方人心目中理想世界的代名詞。據中國學者根據小說描寫的地貌特徵和民情風俗考證﹐認為香格里拉位於中國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縣（鄧高如﹑陳德杰﹐《香格里拉何處尋﹖》﹐《人民日報》海外版﹐1997年12月15日）。

（2）《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212頁。

（3）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112頁。

（4）張貴榮與班禪之死見《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282頁﹑347頁。

（5）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p.17-26.

（6）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84.

（7）燕燕﹑張衛明﹐《血對西藏說》﹐沈陽出版社﹐1993年﹐280-2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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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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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一章：西藏不是移民的天堂

2﹑農林牧資源枯竭

西藏的自然資源狀況又如何呢﹖西藏的面積雖大（120萬平方公里﹐佔中國的八分之一）﹐大部分卻是永久冰雪帶﹑冰緣寒凍土﹑寒漠土﹑石山和高寒草原等﹐在這些地方﹐氣候嚴寒﹐最溫暖的月份氣溫也在攝氏4至6度以下﹐夜間要結冰﹐大氣降水主要是下雪和冰雹。適宜農林業的土地（海拔4100米以下﹐最暖月的平均氣溫高於攝氏15度）極少﹐僅佔西藏總面積的11%。由於地形和土壤等條件的限制﹐這類地區中能用來發展農業的土地僅佔西藏總面積的千分之一﹐產量也很低（8）。1997年底﹐西藏共有耕地334萬畝﹐只算藏族人口﹐人均1.4畝（9）。1991年﹐西藏自治區衛生廳藏族官員扎西朗杰告訴台灣記者﹐儘管西藏只有二百多萬人口﹐糧食已經無法自給﹐四分之一的人口要吃漢糧（10）。從1985年到1992年﹐西藏共運進糧食848790噸﹐平均每年10.6萬噸。以人口200萬計算﹐平均每人每年53公斤﹐相當於三個月的口糧。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時西藏人口的88.5%是農牧民﹐卻只能生產西藏糧食消費量的75%﹐可見西藏的農業連西藏的農牧民也養不活（11）。

西藏的森林覆被率只有5%﹐遠低於世界平均值24%﹐也低於中國平均值12%。由於大片森林分佈在地形陡峭﹑採伐困難的喜馬拉雅山南側和藏東南山地﹐只有十分之一的森林可供開採。然而藏農自古以來靠柴薪燒飯﹑取暖﹐每年要燒掉上百萬立方米的木柴﹐遠遠超過政府砍伐的木材（12）。我在西藏農區採訪時﹐看見家家戶戶牆頭堆柴薪﹐卻幾乎看不到樹木。在拉薩每天看見藏人拉著一車車樹枝﹑樹根和草皮沿街叫賣。如此竭澤而漁地破壞植被﹐使西藏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水土流失﹐耕地和草場沙化。拉薩週圍的山上早已看不見樹木。

西藏的牧場產草量很低﹐季節牧場不平衡﹐冷季草場嚴重不足。雖然西藏草場總面積很大﹐達12億畝﹐佔西藏總面積的69%﹐但將近一半的草場每年鮮草畝產只有50到100斤﹐只相當於內蒙古產草量的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另外還有將近五分之一的草場畝產不到50斤（這還是1980年的數字）。藏人自古以來還燒牛糞﹐致使有機質不能回歸土壤﹐加速了草場的沙化。隨著藏族人口爆炸﹐過度放牧更為嚴重﹐還有許多牧民砍灌木﹑掘草根作燃料﹐許多地區的草場明顯退化﹐飼草越來越矮﹐覆蓋度越來越低﹐優良牧草的比重越來越低﹐毒草逐步蔓延。冬春季節大批牲畜處於半飢餓狀態﹐冬瘦春死的現象普遍存在（13）。如今（1994-1995年）西藏有三分之一的草地退化﹐其中重度退化的佔一半。還有十分之一的草地已明顯沙化。在主要牧區那曲﹐其高寒草甸與高寒草原的平均產草量從六十年代的每公頃2760公斤與1175公斤分別減少到九十年代的每公頃1107公斤與511公斤﹐減少了50-60%﹔與此同時﹐營養成份差或有毒的雜草增長了20-30%。據統計﹐全西藏天然草場的載畜能力為3766萬個羊單位﹐而目前（1994-1995年）西藏已有牲畜4323萬個羊單位﹐超載557萬個羊單位（15%）﹐草畜矛盾越來越尖銳。而西藏的畜產品也已無法自給﹐需要從內地調入（14）。

西藏糧食與畜產品不能自給和牧場因過度放牧而退化意味著西藏的人口已經超過西藏農牧業資源的承載能力﹐後文將證明﹐這已成為西藏騷亂的誘因之一。

注釋﹕

（8）（12）（13）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孫鴻烈﹐《青藏的土地利用和自然資源的保護》﹐《揭開世界屋脊的奧秘》﹐地質出版社﹐北京﹐1981年﹐98-102頁。

（9）1997年西藏耕地數與藏族人口數（2339796）分見﹕西藏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5頁﹑35頁

（10）《多子多孫未必多福﹐藏人生育觀念丕變》﹐《中央日報》﹐1991年5月29日。

（11）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119-120頁﹐397頁。

（14）《青藏高原環境與發展概論》﹐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6年﹐149-150頁﹑163-1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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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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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西藏不是移民的天堂

3﹑西藏沒有經濟價值

西藏的地下資源也十分有限﹐基本沒有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等廉價能源﹐所以藏人要大砍森林﹑大掘草皮﹑大燒牛糞。只有一些鉻鐵﹑硼﹑鋰﹑矽礦和鹽湖﹐又苦於能源不足和交通不便。從理論上說﹐西藏有豐富的水能﹑風能和太陽能﹐但開發成本太高。1995年中國政府投資20多萬元﹐為西藏歷史上第一座宮殿雍布拉康腳下的門中岡村20戶藏農安裝了太陽能供電設備﹐使之能點電燈﹑看電影﹐每戶成本一萬多元（15）。1998年12月由中國政府投資1700萬元修建的藏北安多縣光伏太陽能發電站交付使用﹐其總裝機容量僅100千瓦（16）。用《天葬》的話來說﹐這只能是“現代化表演”（17）。中國政府為了解決拉薩供電不足（我在拉薩時深受其害﹐近視眼每年遞增100度﹔達賴喇嘛則在自傳裡稱拉薩老城供電不足為種族歧視----詳見後文）﹐投資20億元修建了羊卓雍湖水電站（18）﹐卻被達賴喇嘛斥為破壞西藏環境。

西藏地處亞洲腹地﹐四邊和境內密佈雪山﹐90%以上高於海拔4000米﹐又多深溝﹐內外交通極其險惡。目前只有藏北邊緣可與青海通鐵路﹐其主要部份難以修鐵路（冬天凍脹﹑夏天融沉）。公路也因冬天雪崩﹑夏天泥石流而事故頻繁﹑經常中斷﹐加以缺氧使汽車消耗同樣油料只能產生內地時的一半馬力﹐這意味著西藏的交通成本極為昂貴。即使西藏有豐富的資源﹐能源和交通的昂貴決定了西藏難以發展工業。

誠然﹐西藏有世上最高的雪山﹑最藍的天空﹑最燦爛的寺廟（因其空氣最稀薄﹐陽光最強烈﹐寺廟金頂最輝煌）﹑最神秘的宗教﹑最獨特的民俗﹐還有最遼闊的高寒草原和最奇特的高山植被（在喜馬拉雅山的某些地方﹐自寒帶到熱帶的各類植物垂直分佈在半徑僅十幾公里的地方）﹐自然和人文景觀都十分壯麗﹐可以吸引海外遊客。然而缺氧﹑嚴寒﹑交通險惡（經常翻車死人）和價格昂貴（交通成本太高）﹐又使旅遊業困難重重。1997年西藏旅遊營業收入2.7億元﹐僅佔全區國民生產總值的3.4%﹔利潤2451萬元﹐僅佔全區財政總支出的0.6%（19）。

總而言之﹐西藏在經濟上沒有什麼價值。與昔日號稱“移民的天堂”的美國西部相比﹐真有天壤之別。藏獨人士阿沛晉美也承認﹕“根據有關學者的研究﹐西藏的土地資源供養兩百萬人口沒問題﹐到三﹑四百萬就困難了。水資源沒問題。農業西藏不發達﹐糧食作物少﹐主要是畜牧業。礦藏不是很豐富﹐比較多的是鉻和硼砂。沒有石油﹐煤也少。但水能﹑太陽能和風能資源還比較有開發前途。（20）”西藏的藏族人口早在1988年就已突破200萬（21）﹐西藏的資源已經養不活西藏現有的藏族人口。如今西藏的藏族市民全靠中國政府用漢人的血汗（包括漢地運來的糧油肉菜）養活﹐西藏的農牧民也要依靠中國政府的資助進行生產（下文詳述）。《天葬》說﹕“西藏卻由於‘天’（指自然環境----引者）的因素﹐決定了其內部不具備現代化的條件和可能﹐它的現代化只能是外力加於西藏﹑並且由外力維持的。（22）”這是研究西藏問題時必需牢記的事實﹐也是達賴喇嘛不得不承認的事實（23）。

注釋﹕

（15）馬書平﹑趙承﹐《點太陽----西藏首個太陽能示範村見聞》﹐《人民日報》海外版﹐1997年1月6日。

（16）《西藏建成大型太陽能發電站》﹐《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2月25日。

（17）《天葬》﹐398頁。

（18）張忠﹐《高原明珠亮萬家》﹐《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3月13日。

（19）根據下書中有關數字（旅遊收入與利潤﹑國民總產值﹑財政總支出）計算出百分比﹕西藏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1頁﹑16頁﹑99頁。

（20）亞衣﹐《以佛的善念對待世界----訪國際聲援西藏中心政治分析員阿沛晉美先生》﹐《北京之春》﹐1995年5月號。

（21）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37頁。

（22）《天葬》﹐378頁。

（23）達賴喇嘛1997年11月28日在達蘭薩拉告訴曹長青說﹐西藏需要中國的物質援助。曹長青﹐《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達蘭薩拉採訪達賴喇嘛記》﹐《世界週刊》﹐1998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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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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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農奴和奴隸沒有人權

1、“仁慈”的農奴制

關於1959年以前西藏的社會制度﹐中共說是封建農奴制﹐達賴喇嘛一貫諱言農奴制﹐卻也不得不承認是封建制﹐然後又百般美化之。達賴喇嘛曾告訴法國記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如果您從社會制度及社會上不同的層次來看的話﹐西藏是屬於封建制度。這好像是很不好的。不過﹐在事實上﹐大體而言﹐那個時期西藏群體是很祥和的﹐很快樂。中國人老是在提農奴與地主﹐實際上﹐地主與他們的僱佣之間的關係﹐說起來應該算是不錯的。時常﹐這些單純的人有一種屬於地主的感受﹐使他們對地主忠心不貳。……就是政治制度也是屬於封建制的。（1）”最近﹐有個漢族女人向達賴喇嘛質疑時﹐他不得不承認農奴制﹐但仍然說﹕“雖然舊西藏社會是落後的﹐但是絕不像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絕對不是這樣。在舊西藏社會中生長的人﹐如果你去看他們的臉﹐絕對是充滿快樂的﹑ 笑瞇瞇的。中國的農奴制度﹐印度的農奴制度和西藏的農奴制度不一樣。這裡面的不同﹐西藏人之所以充滿快樂﹐主要是由於宗教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人﹐一些有錢有勢的人﹐欺負自己的農奴﹐這樣的現象是有﹐不是沒有﹐各個地方總能找得到。但是從總的說來﹐舊西藏的制度是比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觀念﹐與中國和印度及其他國家﹐特別是與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相比是沒有辦法比較的﹐好多了﹐這主要是有一些愛和慈善的因素在內。當然個別的危害人的現象不是沒有﹐是有的。（2）”達瓦才仁乾脆把西藏農奴制說成是中共宣傳（3）﹐如前所述﹐在他的語彙裡﹐中共宣傳就是造謠﹐他連達賴喇嘛都承認的事實也拒不承認﹐雖然達賴喇嘛向那個漢族女人承認舊西藏是農奴制時的漢語翻譯正是他本人﹐上面引用的達賴喇嘛的話就是由他從藏語翻譯成漢語的。

讀過果戈里﹑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小說的人都知道﹐農奴制和漢地封建制的區別在於﹕農奴是農奴主的財產﹐沒有人身自由﹐而漢族農民和地主並沒有人身依附關係。達賴喇嘛諱言農奴制﹐卻也不得不承認西藏有農奴﹐“屬於地主”。戈茨坦毫不含糊地指出﹐舊西藏的農民是世襲的被束縛於領主的農奴（4）﹐農奴主有權對農奴行使司法權（5）。“除了大約三百個貴族家庭﹐所有西藏俗人男女都是農奴﹐他們通過莊園以及對應的遺傳關係歸屬於具體的領主，也就是說兒子生來就屬於他父親的領主﹐而女兒屬於她母親的領主。（6）”戈倫夫也說﹕“絕大多數藏人都是農奴……農奴被拴在他們主人的手中。為了能在地裡勞動﹐他們必須納稅和服勞役。他們毫無權利﹐即使要走進寺廟要結婚﹐也要徵得主人的同意。如果分屬於不同領主的兩個農奴結了婚﹐所生的男孩要歸父親的領主﹔如果是女孩﹐要歸母親的領主。（注意﹐這裡的“歸”字﹐原文是 reverted, 在英文裡是表明財產歸屬的法律術語----引者）農奴要想離開莊園﹐哪怕是一小會兒﹐也要得到領主的許可。（7）”連堅決支持西藏獨立的董尼德也不得不承認﹐舊西藏是“做得太過分的封建農奴制”（8）。而清朝欽差大臣張蔭棠則說﹕“藏中差徭之重﹐刑罰之苛﹐甲於五洲﹐應一律廢除﹐以蘇民困。”（出處見第六章）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總不能說這些西方學者及清朝官員也是中共的代言人吧﹖無論西藏的農奴主多麼仁慈﹐無論西藏的農奴多麼熱愛農奴主﹑在農奴主的監護下多麼快樂﹐農奴制畢竟是農奴制。身為農奴就意味著世世代代失去了人身自由﹐即便他們生活富裕﹐即便他們不受虐待﹐他們仍然失去了最基本﹑最起碼的人權。在中共劃分的西藏階級中﹐竟有一個“富裕農奴”﹐他們租有較多的土地﹐能夠轉租給“貧苦農奴”﹐或者僱佣“貧苦農奴”﹐甚至擁有朗生（奴隸）﹐生活頗為富裕。按照中共的定義﹐他們的“剝削收入”超過其總收入的30%（9）﹐相當於內地的“富農”。但他們沒有人身自由﹐所以仍然是農奴。

注釋﹕

（1）（8）董尼德(Donnet, Pierre-Antoine)﹐《西藏生與死》( Tibet mort ou vif, Editions Gallimard, 1990)﹐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台北﹐85-86﹑47頁。

（2）茉莉﹐《達賴喇嘛訪談錄》﹐《北京之春》﹐1998年5月號。

（3）《漢蒙藏對話----民族問題座談會紀要》﹐《北京之春》﹐1997年11月號。

（4）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3-6.

（5）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52.

（6）Goldstein, Melvyn C., "Tax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a Tibetan Villag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971, 15.

（7）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p.12-13.

（9）吳從眾﹐《試述西藏的民主改革及其偉大意義》﹐《中國藏學》﹐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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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4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二章﹕農奴和奴隸沒有人權

2、農奴沒有人身自由

這裡所說的“沒有人身自由”﹐具體意味著什麼﹖上引戈倫夫的話已經指出﹐農奴被拴在農奴主的手裡﹐沒有行動自由和婚姻自由﹐被迫納稅和服勞役。他們和漢地農民（自由農民）的區別在於﹐農民可以自由地租這個地主或那個地主的土地﹐他們和東家只有租佃關係﹐沒有人身依附關係。而農奴（哪怕是“富裕農奴”）卻無權選擇主人﹐也無權自由退租（除非逃亡）。農民交租的數量有一定之規﹐交完租就沒事了。而農奴主卻可以任意役使農奴全家﹐包括其子女。農奴的子女一出世就要向主人登記﹐到15歲就得為主人服勞役。農奴主甚至有權派他們長期遠離家庭支差﹐幾年不得回家。農民可以自由行動。農奴如想離開主人外出謀生﹑婚嫁﹑朝佛﹑流浪或投靠新主﹐必須向原主交納“米波”（人頭稅或人役稅）﹐每年交一次﹐數額由原主決定﹐其意義就是維係人身依附關係。有的原主還要求他們每年回去一次幹一定數量的活。有的農奴一戶中各輩人分屬幾家農奴主﹐各交“米波”﹐也不鮮見。很多農奴不堪忍受壓迫而逃亡﹐達賴喇嘛的噶廈政府就把他們抓起來﹐送還原主﹐他們往往要受到毒打。十三世達賴發過訓令﹐禁止地方官員和僧俗權貴收留逃亡農奴﹐佔為己有。清朝末年﹐噶廈政府針對逃亡農奴增多的現象﹐成立了專門機構“索囊列空”﹐登記和控制逃亡農奴﹐並強迫他們交人頭稅。農民結婚毋須地主批准﹐除非想娶地主小姐為妻。農奴結婚必須攜帶禮品向農奴主報告﹐請求批准﹐如果結婚雙方屬於同一個領主﹐一般都會批准（農奴主需要增加農奴）。如果屬於不同的領主﹐就有麻煩。很多農奴主不願自己的農奴出嫁或出贅。即便同意﹐也要辦理領屬關係的轉換手續。辦法之一是嫁出者或贅出者向領主交贖身費﹐數額由領主決定。辦法之二是交換農奴﹐通常在若干年後進行﹐恰好兩家領主之間有互相交叉佔有的農奴可以對等交換----男換男﹐女換女。常常是幾起出嫁者或出贅者及其子女一起辦理﹐由雙方領主和地方頭人協議後﹐立下文書﹐更改農奴的歸屬。下面是西藏檔案裡保存的一件文書的漢譯文﹕

桑雄阿巴部落所存換人文書（10）

土鼠年（1948年）X月X日﹐一式兩份

達扎拉讓的屬民(阿巴部落的人)﹕女﹐珠吉﹐38歲。女﹐扎木﹐32歲﹔住在甲旺秋地方的甲爾測兒子﹐三歲﹔住在測部地方的甲則的兒子﹐三歲。女﹐勒爭。

住在星桑地方的白珠桑姆珠﹐21歲﹔住在諾珠地方的兒子索則﹐八歲﹔兒子俄丹﹐五歲。女﹐央尖﹐30歲﹔其女測久﹐七歲﹔小女測白﹐五歲。男﹐樸布﹐24歲。加甲爾娜姆的妻子珠瑪﹐48歲﹐他的五兒洞沙則﹐18歲。女﹐拙可﹐31歲。男﹐桑油。男﹐尼瑪扎西。男﹐旺秋多布欽﹐47歲。女﹐才丹珠瑪﹐46歲。女﹐阿澤﹐28歲。郭珠扑達。索馬爾妻白馬旺秋家四人﹐共男女25人﹐今後歸屬森巴部落。

森巴的屬民甲知覺扎﹐37歲……（詳名略----引者）共男女25人﹐今後歸屬阿巴部落。

以雙方的百戶﹑根布（均為小頭頭官名----引者）為代表﹐經過充分的協商﹐公平地進行了屬民的交換。從此各屬民及其全部遺產歸新的領主﹐原領主不得進行干預。已商妥的協定﹐雙方都不得違反。如果一方有違犯欺騙的行為﹐另一方將上告大法官﹐根據達賴喇嘛的命令﹐進行徹底的處治。

阿巴部落百戶落柱和代表次仁拉杰（指印）

森巴部落百戶甲爾那姆和代表百戶多根（指印）

農奴主不僅可以交換農奴﹐還可以贈送﹑抵押﹑轉讓甚至買賣農奴﹐這也是漢族地主--農民關係中沒有的。下面是一件西藏賣身文契的漢譯文﹕

政教二制之上司法官﹕敬啟

我等現將業已署名蓋章自願簽訂的契文要意照實呈報如下﹕

黑河地區格曲地方之屬民才仁（男）的人價白銀17兩﹑青稞九克（克為西藏重量單位﹐約14公斤----引者）﹐已由哲蚌寺吉索包熱強年夏倉全部交與原領主。現上報官家獲准﹐言明不論才仁未來有多少後人﹐保證今後概不直接間接地絲毫提出有關自身人主爭議的任何問題。此條不得有違。倘一旦發現有提出與該條文相違的任何請求﹐則應在法官面前交付罰金三兩﹐並保證此條文原封不動﹐照舊執行。

曲龍方面人主﹕索南拉珍（女）﹑哲蚌寺喇嘛洛桑赤程（印章）

保證人﹕哲蚌寺吉索（西）扎吉那康的歐珠多吉（印章）

下人屬民才仁亦保證人前人後永棄謊言惡行﹑逃避己責等一切行為﹐永遠規矩無二（手印）

保證人﹕黑河僧人康夏旦增（印章）﹑曲強（印章）

火雞年（11）

漢族地主對農民並無司法權﹐西藏農奴主對農奴卻有司法權﹐打罵是家常便飯。當然﹐農奴制下的農奴畢竟不同於奴隸制下的奴隸。農奴有自己的財產（生產工具﹑牲畜和生活資料）﹐奴隸則一無所有。一般而言﹐農奴主不能隨意殺死農奴﹐奴隸主則可以隨意處置奴隸的人身。所以﹐農奴制介乎奴隸制和漢地封建制之間﹐農奴主對農奴的人身只有不完全佔有。然而﹐不完全的佔有也是佔有﹐也是對人身自由的剝奪和對基本人權的侵犯。無論農奴主個人如何仁慈﹑善良﹐農奴制作為一種制度卻是嚴酷的。在舊西藏﹐農奴的人數佔了總人口的90%以上。此外﹐還有佔總人口5%的“朗生”（奴隸）﹐是奴隸制的殘餘。他們沒有自己的財產﹐沒有任何人身自由﹐完全被領主佔有﹐處境更為悲慘。稍懂政治學的人都知道﹐一種社會制度是否人道﹑侵犯人權﹐並不在於當權者是否仁慈﹑善良﹐而在於制度本身是否保障人權﹑人道。舊西藏的農奴制和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一樣嚴重侵犯人權﹐這是西方學者也承認的。戈倫夫指出﹕“西藏社會和中世紀的歐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沒有證據證明西藏是一個烏托邦式的香格里拉”（12）。達賴喇嘛企圖用佛教的仁慈來掩蓋和否認農奴制嚴重侵犯人權的本質是徒勞的。他連正視歷史上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的農奴制的勇氣都沒有﹐很難想象他關於西藏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權的侈談有多少誠意。

注釋﹕

（10）多傑才旦主編﹐《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6年﹐82頁。

（11）民族文化宮﹐《中國西藏社會歷史資料》﹐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北京﹐1991年﹐55頁。

（12）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9,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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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5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二章﹕農奴和奴隸沒有人權

3、虛幻的幸福

何況達賴喇嘛治下的舊西藏的農奴主真的那麼仁慈﹑善良嗎﹖達賴喇嘛自己也說過﹕“我們藏人現在之所以承受這麼多苦難﹐可能是我們在前世的無數輪迴中﹐作過一些什麼不好的事情﹐比如說貴族不善待人民﹐所以才有這個因果。（13）”達賴喇嘛豈不自相矛盾﹖在舊西藏沿用了三百多年的《十三法典》規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達賴喇嘛﹑活佛和貴族為上等﹐商人﹑職員和牧主為中等﹐農奴和奴隸為下等﹐鐵匠﹑屠夫和送屍者則是下等下級人。“尊者滴血值一錢﹐卑者滴血值一厘。傷人上下有別﹐民傷官﹐視傷勢輕重﹐斷傷人之手足﹔主失手傷僕﹐治傷不再判罪。主毆僕致傷無賠償之說”。“卑賤與尊貴爭執者拘捕”。“不受主人管束者拘捕”。“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高低”﹐“上等人命價按屍量黃金”﹐“殺鐵匠﹑屠夫等﹐賠命價草繩一條”。“打家劫捨﹑綁架破壞﹑偷盜殺人﹑持械行兇﹑平民造反﹐當施肉刑﹕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水﹑處死等﹐量刑判處﹐以儆效尤﹐而杜後患”。

這種對酷刑的濫用連上層人物都不能幸免﹐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藏軍總司令龍廈1934年在權鬥中失勢後﹐竟被剜去雙眼。這是達瓦才仁也無法否認的﹐雖然他不認為此舉野蠻（14）。戈倫夫說﹕“一位在西藏住了20年的英國人說﹐她看見了無數挖眼睛和使人致殘的事件。……西藏喜歡使用的另一種懲罰是拷打和斷肢。佛教禁止殺生﹐於是西藏的官員把犯人鞭打得快要死時放走﹐讓他死在別處。這樣他們就可以說這是神的旨意。其他殘酷的刑罰有割斷犯人的手腕﹔用熾熱的鐵鉤挖去他們的眼睛﹔捆住兩個大拇指將人吊起來﹐使犯人致殘﹔把他們縫在一個袋子裡﹐然後扔進河裡。（15）”1950年11月13日的美國雜誌《生活》（LIFE）刊登了一組照片﹐是美國外交官在拉薩實地拍攝的﹐其一是當眾鞭打犯人的裸臀﹐其二是帶枷示眾。戈茨坦的《西藏現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第109頁（英文版）也有一張1936年拍攝的照片﹐照的是拉薩街頭帶頸枷和腳鐐的犯人。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說﹕“在西藏可沒有像腳鐐﹑閹割這樣的野蠻刑罰﹐這些刑罰最近已經遍及整個中國。（16）”不知他是否在裝傻。他的這本自傳出版於1990年﹐中共正在大肆迫害民運人士。不過至今未曾聽說﹐中共閹割過什麼人。達賴喇嘛的謠未免造得太離奇。

達賴喇嘛為農奴制辯護時還說過﹕

我確信西藏曾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之一。封建制度當然給壓迫提供了可乘之機﹐但藏人總體來說並不是受壓迫的人民。那裡很少有過去的封建制度裡興起的人對人的殘酷。因為在每一個階級和一切人世的變遷中﹐宗教都有控制性的影響﹐同時是永恆的慰籍和支持。別的宗教的人們常說﹐輪迴的信仰----即業力法則----意在使人們接受命運的不平等----也許是過於心甘情願地接受它們。這只對了一半。一個貧窮的藏人會較少地嫉妒或憎恨他們富有的西藏地主。因為他明白﹐他們每人都在收穫前世所播下的種子。但另一方面﹐業力法則決不是不鼓勵一個人努力去改善他的現世生活。而且﹐我們的宗教當然也鼓勵改善他人生活的意圖。一切真正的佈施總是一舉兩得----受施者得到了現世利益﹐而施者在今生或來世得益。在這層意義上藏人是不加懷疑地接受我們的社會制度的。儘管我們的制度是封建的﹐但它又與別的任何封建制度有所不同。因為站在頂層的是觀世音的轉世化身（指達賴喇嘛自己----引者）。他是幾百年來﹐為所有人民所推崇的轉世者。人們感到﹐在一切國家的次要官員之上﹐尚有他們可以絕對信任的正義的源泉﹐可供最後申訴。而事實上﹐沒有一個兼具傳統﹑教養和宗教美德的達賴喇嘛﹐會成為不公正的暴君。因此﹐我們都很幸福。慾望會帶來不滿﹐而幸福則源自和平的心靈。對許多藏人來說﹐物質生活是艱苦的﹐但他們也並非慾望的犧牲品。而且﹐在我們的千山之間﹐在我們的簡朴和貧窮之間﹐存在也許比世上大多數別的城市更寧靜的心靈（17）。

如果說所有的人都沉溺於宗教的心靈寧靜而不求物質的豐富﹑人身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就是極樂世界﹐那麼教皇治下的中世紀歐洲更是人間天堂了﹐為何歐洲人還要發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制的大革命和工業革命呢﹖

戈倫夫在評論達賴喇嘛的因果報應論時指出﹕“如果完全從世俗的觀點看﹐這一說法是想象出來的最狡猾﹑最有害的社會控制方式。對普通藏人來說﹐接受了這個教義就使他一生都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按照業的說法﹐如果一個人生下來是奴隸﹐這不是奴隸主的錯﹐而是奴隸自己的錯﹐因為他們前世肯定犯了什麼錯誤。而奴隸主則是因為前世做了好事﹐因此這輩子要受到獎勵。對奴隸來說﹐如果他想砸碎身上的枷鎖﹐那他來世的命運註定要比今世更壞。這些想法肯定不會導致革命。如果說在西藏沒有什麼農民暴動﹐也就不奇怪了﹐因為人們普遍接受了關於業的思想。”“我認為﹐窮人未必會滿足於他們的狀況﹐而是由於無可奈何﹐只好聽天由命。關於業的理論就是宣傳要滿足於今世的現狀﹐才能在來世受益。業的理論不過是為了維護現狀的許多教理中的一條。（18）”無怪乎馬克思直接了當地把宗教說成是“人民的鴉片”（19）。

1948年聯合國《普遍人權宣言》（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December 10, 1948）第一條莊嚴宣佈﹕“所有的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享有尊嚴和權利。”1966年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八條規定﹕“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禁止。”喇嘛教用因果報應麻醉藏族人民﹐使他們“自願地”放棄自己的基本人權﹐滿足於當農奴或奴隸﹐實際上是一種巧妙地剝奪人權的理論。整天高喊“西藏人民要人權”的達賴喇嘛至今仍在為這種剝奪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的理論辯護﹐豈非咄咄怪事（20）﹗

注釋﹕

（13）茉莉﹐《我的達蘭薩拉之行》(下)﹐《北京之春》﹐1998年8月號。

（14）達瓦才仁的原話是﹕“龍廈被剜眼是事實﹐但是否野蠻就另當別論了。”《再論中國民運與西藏問題》﹐《北京之春》﹐1998年1月號。

（15）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24.

（16）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101.

（17）Dalai Lama, My Land and My People, (New York: Potala Pulications, 1983):《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十四世達賴喇嘛自傳》﹐陳峰譯﹐香港支持西藏之亞太廣場出版﹐52-53頁。

（18）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30, p.33.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1卷﹐2頁。

（20）本節關於西藏農奴制的論述參見下列著作﹕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pe, 1996); 多傑才旦主編﹐《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6年﹔《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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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6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二章﹕農奴和奴隸沒有人權

4、黑暗﹑野蠻﹑殘酷﹑反動

關於西藏農奴制的黑暗﹑野蠻﹑殘酷﹑反動﹐中共曾經作過大量宣傳﹐並在那四個形容詞前面加上“最”字﹐令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極為惱怒。“最”字意味著比較﹐和誰比較﹖中共從未說明。也許中共的意思是和人類有史以來所有的社會制度相比﹐西藏的農奴制是最黑暗﹑最野蠻﹑最殘酷﹑最反動的﹐這話未免太絕對。西藏的農奴制至少比吐蕃王朝的奴隸制好一點﹐那時藏王死了要用活人殉葬。但是西藏農奴制的黑暗﹑野蠻﹑殘酷﹑反動卻是事實。我在西藏時採訪過許多舊西藏的農奴﹐他們都說中共對農奴制的描述是真實的﹐並強調“毛主席的恩情是永遠不能忘記的”。《天葬》舉了一個例子﹐說明在舊西藏“當奴隸的一天能喝兩次酒﹐顯然與中共宣傳的舊西藏之黑暗也有差距。傳統西藏的階級關係不像中共宣稱的那樣殘酷與黑暗”（21）。階級關係是否殘酷與黑暗﹐主要不在於吃喝﹐而在於人際關係。我甚至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說明某些農奴主的仁慈。例如有個藏族研究者調查了山南地區乃東宗頗章莊園後寫道﹕

朗生（奴隸----引者）在其主人家裡所受的奴役和主人對他們的待遇﹑態度等也因人而異。如特林的幾家大差巴（“富裕農奴”----引者）戶家中的朗生﹐農忙時﹐男的可得各三升糧﹐女的可得二升糧。又如唐古乃家中的朗生﹐除放牛﹑放羊﹑做飯的三人外﹐其餘的都幹農活﹐主人一家均不參加農業勞動。又如無尼乃家中的朗生與該家中的人同吃同住﹐不分你我。又如唐炯布家中的朗生與主人家人的區別僅僅在於衣服﹐而吃喝都一樣。又如查過努家中的五名朗生都住在房屋底層﹐年齡大一點的朗生一天一升糌粑﹐年幼的糌粑遞減﹐只有在供佛和年節時﹐才給點青稞酒和酥油茶喝。有的差巴戶家中的朗生﹐吃主人的剩飯﹐穿主人穿舊了的破衣爛衫。難怪在民改劃分階級成份﹑解放朗生的過程中﹐出現了有兩戶大差巴戶被劃為地主﹐而有些朗生不愿與自己的主人分居的情況。

這裡的大差巴自己擁有奴隸（朗生）﹐為何仍然是農奴呢﹖這就是西藏的特殊情況。他們雖然富裕﹐卻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的土地是向農奴主租的。只因租來的土地多（舊西藏租地是世襲的﹐不能隨便增減﹐這和漢地封建制不一樣）﹐所以富得可以擁有奴隸。按照中共的政策﹐他們再富﹐只能劃為“富裕農奴”。但有兩戶待奴隸太苛刻﹐所以被劃為地主（領主）﹐以示懲罰。而待奴隸好的其奴隸竟然不願與之分家。不管擁有奴隸的差巴多麼富裕﹐他們的人身仍然依附於租地給他們的領主。上文還寫道﹕

差巴（藏語﹐意為支差的人﹐即農奴----引者）每一家都多少不等地領種得有該莊園的一塊差地。按所得差崗地的多少和優劣﹐為莊園承擔繁重的烏拉差役。他們的主人雖然多次更換﹐但他們無權搬家遷走﹐沒有脫離該莊園的自由。……如果某差巴逃後被找回來﹐就要受到谿堆（領主任命的莊園經理----引者）的處罰﹑鞭打﹐甚至被關押。

頗章莊園的屬民如果嫁給其他莊園的屬民時﹐其差巴戶需如舊向該莊園支差﹐堆窮（“貧苦農奴”----引者）必須向該莊園交納人頭稅﹐而且他們所生子女﹐生男歸夫方領主﹐生女歸妻方領主。……在差巴戶中﹐若從其他莊園娶來女子﹐那麼男家必須送一個女的或男的到女家頂替女子﹐嫁出也如此。……也可以採取向對方交納人頭稅而不去人的辦法。但是採用後一種辦法時﹐必須是生兒隨父方主人﹐生女隨母方主人（22）。

由此可見﹐擁有奴隸的差巴仍然是農奴﹐因為他們沒有人身自由。至於他們的朗生﹐無論主人待其好坏﹐都是主人可以隨意處置的奴隸。

許多朗生的遭遇非常悲慘﹐下面的材料是1960年調查的﹕

原日喀則艾馬崗區的哈布谿卡﹐是西藏大貴族噶胥拔的一個莊園。哈不丘波即是噶胥拔派任哈布谿卡的農奴主代理人。1960年有二十六歲的哈巴倉姆局﹐被迫在哈不丘波家已當了十年女朗生。同年民主改革後﹐哈巴倉姆局翻了身﹐脫離了依附封建領主的苦海﹐成了真正的主人﹐並同翻身的貧農青年格三結了婚﹐安了家﹐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哈巴倉姆局一家﹐原來就是哈布谿卡的農奴﹐……哈巴倉姆局三歲時﹐一家就過行乞流浪的生活。十三歲時﹐母親在飢餓﹑寒冷和病痛中慘死﹐哈巴倉姆局成了一個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孤兒。當時谿卡裡的中等農奴吞久三巴把她賣給日喀則一個做酒的商人家庭去當佣人。每天割青草﹑找燒柴﹑打掃衛生﹑做酒……工作很多很累﹐稍不遂主人的心願﹐便要挨罵。但是能吃飽﹐沒有挨過打。

哈巴倉姆局十六歲的時候﹐因為一貫幹活勤快﹐又比較聰明﹐被農奴主代理人看上了﹐因此被迫到哈不丘波家當朗生﹐成為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隸。十年奴隸生活﹐第一年是放牧羊群﹐在人跡很少的刺柴草地上﹐她看不見一個人﹐只有羊群作伴﹐衣服又破又少﹐成天冷得打哆嗦﹐糌粑根本不夠吃﹐餓得心慌﹐就這樣一天一天地挨過去。

第二年在家裡做飯﹐給種田的佣人吃﹐並給主人洗衣服﹑帶孩子。佣人們因為吃不飽﹐還沒有完全認識到這是代理人的罪惡﹐很多人都責怪哈巴倉姆局把飯做少了﹐茶燒少了﹗事實上﹐佣人吃不飽﹐哈巴倉姆局也吃不飽﹐但她還要受到佣人們的誤會和責難。……

從第三年起﹐她的主要工作便是割草 ﹑炒青稞﹑挖地﹑積肥和送肥﹐農閑時在家給佣人煮飯。一年到頭﹐一天到夜沒有一點閒暇的時候﹐過年過節的時候﹐主人們吃喝玩樂﹐而哈巴倉姆局的活﹐反而更多。這期間﹐對主人的侍候要是稍有不週到﹐便要挨打受罵。有一年過藏歷年﹐哈巴倉姆局由於沒有把哈不丘波的妻子侍候好﹐就被抓住頭髮﹐打嘴巴﹐打脊背。哈巴倉姆局被打得鑽到桌子底下﹐又被腳踢。有一次﹐哈不丘波的二女兒﹐是一個在家的尼姑﹐她道聽途說誣賴哈巴倉姆局講﹕“這個尼姑經唸得不好”﹐因此打了哈巴倉姆局一頓﹐全身落滿了鞭痕。朗生挨打時﹐別的朗生是不敢求情的﹐自己更沒有力量反抗﹐要到主人打累了才會罷休。有時遇到有幹活的農奴來時﹐才會為她說幾句求情討饒的話。

哈巴倉姆局十九歲那年﹐被哈不丘波的兩個兒子在他家三樓的經堂裡強姦。一直到1960年民主改革之前﹐她都逃脫不了這兩個野獸的凌辱。另一方面又受這兩個野獸的妻子----沙珍的醋意打罵。哈巴倉姆局說﹐要是沒有共產黨﹐沒有民主改革﹐她不知道還能活到幾時﹐會變成什麼樣子。

朗生的食物是很低下的。哈巴倉姆局說﹐一天三頓飯﹐三頓飯從來沒有一點酥油。早餐是豌豆糌粑稀飯﹐但糌粑很少﹐只是用手巴掌指縫中漏下去的少許豆面﹐喝一點有些酒味的水。

中午喝較稠的稀飯﹐茶杯大的小木碗﹐也只是二﹑三碗﹐根本吃不飽。哈巴倉姆局說﹐吃不飽﹐餓不死﹐就是一天的生活。別的朗生有爸爸媽媽﹐餓得支持不住﹐偷偷跑回家去﹐還能吃到一點東西﹐而哈巴倉姆局沒有一個親人﹐只有一年到頭挨餓。她說﹐晚上的一頓飯﹐雖然吃不飽﹐睡著了﹐也就不知道什麼了。總之哈巴倉姆局一天的食物﹐也就是一年的﹑十年來的朗生生活的縮影。她說白天勞動或放羊期間﹐由於吃不飽﹐由於天寒地冷﹐是朗生最痛苦的時刻。過年是能得到一點肉﹐也是死羊肉﹐發霉發臭的肉。就是這種肉﹐也不能自己動手﹐必須由主人用盤子均勻地分給朗生。

1959年12月民改工作組進村以後﹐哈巴倉姆局說﹐她二十多年黑暗的生活﹐現在見到了太陽。哈不丘波家對她改變了態度﹐給吃好的﹐給睡好的﹐給好衣服穿﹐又給她一個戒指。但她明白﹐這是收買她的行動﹐特別是代理人家屬用一個銅戒指冒充金戒指拉攏她﹐使她更識破了農奴主階級的面目。她說﹕“共產黨對我的恩情是說不完的。想想過去﹐比比今天的日子﹐比看鏡子還清楚﹐三大領主和代理人是吃人的野獸。”

民主改革以後﹐哈巴倉姆局分到的勝利果實有﹕八克（畝）土地﹑一頭母牛﹑二分之一耕牛﹑五只羊﹑一間很好的房子﹑兩把鍬﹑兩把鋤﹑一個犁鏵﹑一把刀。另外得到二十克青稞的工資﹑一口箱子﹑一整套傢俱和一套從頭到腳包括有內衣的服裝﹐開始了做一個主人翁的幸福自由的生活（23）。

問題仍然不在於她吃的是什麼﹑喝的是什麼﹐即生活待遇﹐而是她的人身待遇﹐即人權狀況。為什么她的主人可以隨意買賣﹑打罵﹑虐待和強姦她﹖就因為達賴喇嘛所無限讚美的給藏人帶來“幸福”和“心靈和平”的農奴制剝奪了她的基本人權。類似的例子成千上萬﹐不勝枚舉﹐許多比這還要嚴重得多。這樣的社會制度都算不得黑暗﹑野蠻﹑殘酷﹑反動﹐還有什麼制度可以算﹖

《天葬》還用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為西藏農奴制辯護﹐它說﹕“儘管達賴時代與現在存在社會制度上的差別﹐但是並非就如中共所宣傳的﹐那時是‘野蠻黑暗的農奴制’。不同民族有各自在文化上的區別（政治制度也屬於廣義的文化）﹐而文化無‘好’‘壞’﹐也就不能用‘進步’﹑‘落後’﹑‘野蠻’等概念進行衡量和比較。（24）”照此說來﹐人類社會就沒有普遍的﹑共同的﹑公認的精神價值與道德標準了。聯合國《普遍人權宣言》也就毫無普遍意義。當西方譴責中共的“鎮反”﹑“反右”﹑“文革”﹑“六四”侵犯人權或前南非白人政權的種族隔離政策野蠻時﹐中共與前南非政權也可以用“政治制度也屬於廣義的文化﹐而文化無好壞﹑進步﹑落後﹑野蠻之分”來為自己辯護。甚至希特勒也可用此理論來為德國國內的虐猶運動辯護﹐路易十六則可以此為法國革命前的封建制辯護﹐那麼世上還有公理嗎﹖再說一遍﹐我並不用貧富懸殊來衡量農奴制的好壞﹐而是用人權狀況來衡量。聯合國的《普遍人權宣言》發表於1948年﹐而西藏的農奴制一直存在到1959年﹐用前者來衡量後者﹐其結論只能是“黑暗﹑野蠻﹑殘酷﹑反動”。

我理解王力雄的心理﹐他怕被人說成“為中共辯護”﹐甚至是“讚美中共”。毫無疑問﹐中共做過許多嚴重侵犯人權的事﹐與西方民主制度相比﹐中共的制度也堪稱黑暗﹑野蠻﹑殘酷﹑反動。但正如張蔭棠指出的那樣﹐西藏的“差徭之重﹐刑罰之苛﹐甲於五洲”----包括清朝的封建制----這位清朝大臣都認為西藏的社會制度是世界上最黑暗﹑最野蠻﹑最殘酷﹑最反動的了。本書第八章將證明﹐中共的人民公社制度雖已堪稱準農奴制﹐畢竟比西藏的農奴制文明一點﹐至少人民公社無權買賣社員。達賴喇嘛天天都在攻擊中共﹐但他也從來不敢說﹐在中共統治下﹐藏人就像牲畜一樣被買賣（中國至今有人拐賣婦女﹐那屬於犯罪﹐是政府打擊的對象）﹐而這是在他統治西藏時天天發生的事情﹐並受到他頒佈的法律的保護。黑暗﹑野蠻﹑殘酷﹑反動等形容詞都是相對的﹐那麼當黑暗﹑野蠻﹑殘酷﹑反動的中共廢除更黑暗﹑更野蠻﹑更殘酷﹑更反動的西藏農奴制時﹐我們作為歷史研究者﹐為什么不敢肯定這種行動呢﹖林肯解放了黑奴﹐但他並沒有給解放了的黑奴普選權﹐解放了的黑奴仍然是受白人歧視的二等公民﹐在美國南方仍然有種族隔離制度。所以在林肯廢奴一百年後﹐馬丁路德金還要領導黑人爭人權﹐最後被白人種族主義者暗殺。和今日美國保障所有種族的普選權與其他人權的民主制度相比﹐在林肯廢奴後的一百年間剝奪黑人普選權﹑在南方實行種族隔離的社會制度（那時也叫民主制度）也堪稱黑暗﹑反動﹐但沒有人因此否認林肯解放黑奴的正義性﹐同樣我們也不應否認中共解放西藏農奴與奴隸的正義性。

注釋﹕

（21）《天葬》﹐211頁。

（22）米瑪次仁﹐《頗章莊園的人身依附關係》﹐《西藏封建農奴制研究論文選》﹐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1年。

（23）《藏族社會歷史調查》(六)﹐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1年﹐304-305頁。

（24）《天葬》﹐4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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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6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三章：落後、停滯的社會

1、原始的貧窮

當時的社會狀況又如何﹖直至中共1951年進藏前﹐西藏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工業﹐連一根火柴﹑一枚鐵釘都不能生產。沒有一寸公路﹐傳遞文書靠驛站。雅魯藏布江上只有幾座鐵索橋﹐沒有可以通車的橋樑。那時從康定馱運貨物到拉薩﹐要翻越20多座山（其中許多是雪山）﹐跨涉上百條江河﹐行程兩個月以上。在西藏生活過七年的奧地利登山家哈勒（Heinrich Harrer）曾這樣描寫西藏農奴搬運東西的情景﹕

大約20位苦力牽拉著一根木樁﹐鼻子裡哼著單調的曲子﹐腰上圍著粗硬的牛毛繩。他們汗流浹背﹐張口喘氣﹐但是由於身邊站著手執皮鞭﹑怒目圓睜的頭人﹐他們根本不敢歇息片刻。這種強迫性的勞役是作為賦稅的一部分攤給平民的﹐每到一個村鎮﹐苦力就得到補充和更換。哼著小調據說能減輕疲勞﹐但我卻認為他們是在痲痺自己……我真想朝著他們大喝一聲﹕停下來喘口氣吧﹗作為二十世紀的一位現代人﹐我實在不明白這片土地上的統治者為什么那麼固執地反對改革與進步。非常明顯﹐運輸這些木料有著比用人拉更為省力的方式。中國人在數千年前就發明了車輪﹐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和生活的提高﹐然而在西藏這個角落裡竟然看不到一輛車（1）。

1927年﹐噶廈政府請英國人修了奪底水電站﹐裝機容量僅125千瓦﹐斷斷續續工作﹐只有達賴喇嘛與少數豪門可以享用﹐維持僅十年就壽終正寢。農業停留在原始水平﹐大量使用木犁﹑木鋤﹐鐵質工具都很少。畜牧業仍採用原始的自然放牧方式﹐草場和牲畜品種退化﹐畜疫流行﹐獸類猖獗﹐一遇天災牲畜就大量死亡。1952年﹐西藏畝產糧食平均只有80公斤﹐人均佔有糧食僅125公斤﹐遠遠低於生存標準﹔牲畜總頭數僅為974萬頭﹐人均佔有不到八頭（2）。人民生活之貧困令人難以想象。多傑才旦回憶道﹕

五十年代初﹐我在拉薩看到城東﹑南﹑北有許多破舊不堪的貧民窟﹐觸目皆是衣衫襤褸﹑風餐露宿﹑凍餒街頭的乞丐﹐就連原地方政府的罪犯也因監獄不管飯而肩扛木枷﹑腳戴鐵鐐沿街乞討﹐其情景令人觸目驚心﹐至今難忘。農奴們的悲慘際遇﹐與那些身著綢緞黃袍﹑騎高頭大馬昂首而過市的領主官員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1959年藏歷正月傳召大會（一種大規模的宗教活動----引者）時﹐我曾參加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發放佈施的工作﹐領取佈施的除喇嘛外﹐還有麇集拉薩近萬人的乞丐﹐須知當時拉薩市的人口總共才兩萬多人（3）。

那時西藏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學校﹐1940年去拉薩主持現世達賴喇嘛的坐床儀式的中華民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給國民政府的報告裡對西藏當時的教育作了精闢的分類敘述﹐概括如下﹕

一﹑初等教育

1﹑喇嘛教育﹐只學藏文和佛經。

2﹑貴族教育﹐有“資仲學校”和“仔康學校”兩所﹐前者設於布達拉宮﹐培養僧官﹐有學生五﹑六十人﹐課程為習字﹑算術﹑藏醫和卜筮﹔後者設於大昭寺﹐培養俗官﹐有學生三﹑四十人﹐課程為習字和算術。

3﹑普通教育﹐拉薩有三所著名私塾﹐各有學生七﹑八十人﹐課程僅為識字而已。

二﹑高等教育﹐僅限於寺廟喇嘛研讀佛經。

三﹑留學教育﹐計有留英者四人﹑留印者六人﹑在大吉嶺或江孜英文學校者十人﹑曾游歷英國或印度者三人。

另外﹐國民政府1938年至1949年辦了一所國立拉薩小學﹐學生多為漢人子弟﹐藏族貴族還不肯送子弟去那裡（怕沾染無神論）（4）。當時西藏文盲率高達90%以上。性病流行﹐人均壽命僅35.5歲。西藏人口在1737年清朝清查戶口時約一百萬﹐1953年中共首次普查人口時﹐據達賴喇嘛領導的噶廈政府報告﹐ 仍是一百萬左右（5）。兩百多年來人口沒有增加﹐可見其社會發展已經停滯。

注釋﹕

（1）（2）本章開頭至此資料包括引文參見﹕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643-644頁。

（3）多傑才旦﹐《西藏問題不是人權問題而是維護中國主權問題》﹐《中國藏學》﹐1992年第2期。

（4）吳忠信﹐《西藏紀要》﹐中央文物出版社﹐台北﹐1953年﹐90-91頁。

（5）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30-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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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7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三章：落後、停滯的社會

2、空白的科技

西藏傳統的科技幾乎一片空白。關於藏醫藥﹐戈倫夫寫道﹕“西藏的醫學是個大雜燴﹐包括放血﹑驅魔﹑診脈﹑利用草藥和神聖的唾液。他們認為聖人接觸過的任何東西都有神奇的力量﹐因此很珍視活佛﹑特別是達賴喇嘛的大小便（把它們做成丸藥吞服）。……人們認為僧人是神聖的﹐因此他們神聖的行動就能治病。他們治病的方法之一是在一張紙條上寫上幾句禱文﹐祈神賜福禳災﹐然後讓病人把紙條當藥吞下去。僧人用手摸摸病人﹐據說可以治療頭疼。在脖子上戴一串由人的顱骨制成的﹑經過神賜福的唸珠﹐可以用來治牙痛。（6）”達賴喇嘛也曾得意洋洋地告訴董尼德﹕“我的確可以紓解某些痛苦。有時候﹐只要我對他們吹口氣就可以。有時候﹐他們帶著裝滿水的瓶子要我吹氣﹐然後他們再喝被吹過的水。有些時候還蠻有效的。（7）”

對於天災﹐拉孜宗杜素莊園的救災辦法如下﹕

（1）杜素莊園附近﹐有一個叫做“雅”的山峰﹐雨是從這山上降落的。因此一遇天旱﹐各家都出一個體力強壯的人﹐帶上藏酒﹑茶和瓢等﹐去爬到山峰上。到了山頂﹐先吃一陣酒﹐然後將山上的石塊往下滾﹐嘴裡虔誠地唸“雅古﹑雅古”（雅是山名﹐古是出汗的意思﹐連起來就是叫雅山出汗）﹐一直唸到山腳。到了山溝有水的地方﹐人們拿出瓢﹐摘下帽子﹐互相潑水。力大的青年男子﹐抱起婦女往水裡扔﹐弄得她們滿身濕透﹐個個成了落湯雞才罷休。人們相信﹐這樣﹐雅山有時“真的會下雨”。

（無獨有偶﹐我在西藏時也曾有幸恭逢其盛。1983年夏天﹐拉薩大旱﹐藏族青少年帶著裝有井水的桶和大瓢群集街頭﹐看見步行或騎車的過路人﹐ 便用水輪番潑他們﹐我也不能幸免。看到行人滿臉﹑渾身都是水的狼狽相﹐藏族青少年哈哈大笑。上班的人每天帶一身水到單位﹐再帶一身水到家﹐叫苦連天。《西藏日報》為此發文章﹐譴責這種“惡作劇”﹐也無濟於事。直到老天可憐上班族﹐終於下雨才罷休。----引者）

（2）把佛經《十萬頌般若》搬到露天誦讀求雨。

（3）找一個大家公認為沒有與人發生性關係的仍是處女的尼姑﹐背著泥菩薩到地裡去轉經求雨。

（4）把水官和來瓦（專管唸豐收經的﹐共六人﹐由差巴輪流擔任）扔到快乾涸的水庫裡去﹐似乎是懲罰他們﹐說他們是“乾水官”﹑“乾來瓦”﹐但卻失了職。

（5）據說江熱附近山上有一個叫做阿媽洛姆奇的女神﹐她專門管水。於是江熱的已婚婦女們﹐選一個吉日良辰﹐找一個比較好欺負的男人﹐同到神山上去﹐讓男人給她們倒酒倒茶﹐尊敬她們（平時是女人給男人倒酒倒茶）。據說這樣會感動女神下雨。

（6）全谿卡的大人﹑小孩同到洛吉山上去暢飲﹐並用糌靶作一個斗形的小杯﹐邊做量糧食的動作﹐邊吆喝過斗時的序數﹐以預祝秋天穀物豐收。

……

雹災沒有辦法防備﹐全靠冰雹喇嘛作法。夏天打雷增多﹐冰雹喇嘛便要上山守冰雹（他在山上專門有守冰雹的小屋）。如果天上出現烏雲﹐冰雹喇嘛便拿出法器---一個糌粑捏的兔子﹐口裡唸唸有詞﹐將烏雲引向他方。或是吹響人腿骨做成的骨笛﹐把烏雲趕走。倘若法術不靈﹐下了冰雹﹐則推說是人們的“命運”﹐或者是地方上出了懷私生子的姑娘﹐或者是有了髒人入境。於是便要發動來瓦和大眾進行一番深入的“偵察”。如果真抓住一個懷有非婚子的姑娘﹐或者什麼髒人﹐則將全部罪過加之於她。如果這一年風調雨順﹐不見冰雹﹐“理”當歸功於冰雹喇嘛“法術的高超”。

……

過去發生虫災﹐人們束手無策﹐只有請冰雹喇嘛把虫“趕走”。冰雹喇嘛的辦法是﹕先將沙子和用白色石頭磨成的粉伴在一起﹐接面對這些沙子和粉末唸經作法﹐使其神化﹐然後讓孩子們用投器向地裡投擲﹐以驅趕害虫（8）。

1990年前去過布達拉宮的人一定會發現﹐西藏古建築的外表雖然極其富麗堂皇﹐內部卻十分原始簡陋。天花板是柳條﹐地板是粘土﹐樓梯是木板﹐屋頂也是粘土。窗戶狹小﹐室內陰暗。所有樑柱都是木質的﹐已被虫蛀和腐爛得千瘡百孔﹑岌岌可危（中共在九十年代初花了近一億元﹑一噸黃金整修布達拉宮）。一幢110米高的巨型建築（相當於30層樓）竟然全靠木頭支撐﹐這在西方人看來近乎兒戲。有個西方建築師參觀後感嘆說﹕“偉大的藝術﹐落後的技術。”的確﹐和歐洲﹑阿拉伯中世紀的教堂﹑宮殿相比﹐西藏的古建築不過是兒童的積木而已。如果說前者是石頭的交響樂﹐那麼後者不過是不成調的兒歌。

注釋﹕

（6）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22.

（7）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89頁。

（8）《藏族社會歷史調查》(六)﹐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1年﹐246-2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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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7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四章﹕宗教---西藏的桎梏

1、漢藏文化心理結構大不一樣

西藏的宗教與西藏的文化密不可分﹐在舊西藏﹐宗教與文化幾乎是二位一體的東西。當然﹐從發生學的觀點看﹐文化先於宗教。

文化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徵。漢藏兩族雖然同屬黃種人﹐外貌十分相似﹐文化卻很不相同。最明顯的當然是語言﹐但這只是表層的差異。更深刻﹑更本質的差異在於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或民族集體無意識（1）﹐它起源於生存環境的差異。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裡說過﹕“助成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係﹐就是地理的基礎……自然的聯係似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但是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從而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漢族自古以來生活在黃河與長江流域﹐物產富饒﹐氣候宜人（2）。人間即是樂園﹐現世猶如天堂﹐飲食文化舉世無雙。所以漢族形成了一種李澤厚所說的“實用理性精神”﹐經過孔子的歸納與闡述﹐成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漢族性格的特徵。所謂實用理性﹐“是說把理性引導和貫徹在日常現實世間生活﹑倫常感情和政治觀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基本特徵是﹕懷疑論或無神論的世界觀和對現實生活積極進取的人生觀”（3）﹔“與此相當﹐不是去追求來世拯救﹑三生業報或靈魂不朽﹐而是把不朽﹑拯救都放在此生的世間功業文章中”（4）。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故“子不語怪力亂神”。表面上是存而不論﹑不置可否﹐實際上是懷疑﹑否定﹐故墨子斥之為“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

與此相反﹐原旨佛教認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追求現世的功業﹐而是超度來世。它認為人生充滿了生老病死等苦難﹐人要擺脫這些苦難﹐必須清心寡欲﹑反復苦修﹐經過多次轉世輪迴﹑功德圓滿之後﹐才能跳出輪迴﹐擺脫苦難﹐立地成佛﹐即所謂修成正果。而所謂成佛﹐乃是一種不生不死﹑無比快樂的抽象境界﹐即所謂涅槃歸真﹑常樂我淨﹐俗稱“天堂”﹑“淨土”﹑“極樂世界”﹔漢人又稱“西方極樂世界”﹑或簡稱“西方”﹑“西天”﹐因為佛教自西域傳來。

孔子既然認為人死後並無來世﹐自然也就用不超度來世。所以佛教傳入中土﹐就被實用理性改造成禪宗﹐主張“頓悟”﹑“即身成佛”﹐說是不必守戒﹑不必唸經﹑不必苦修﹑不必禁欲也可成佛。而所謂成佛﹐也就是像常人一樣吃喝玩樂﹐“一切聲色﹐儘是佛事”﹐只消突然覺悟﹐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種超脫的精神境界（心靈）﹐也就是成佛。

如果說禪宗哲學不過是優游詩酒的漢族士大夫的思辨游戲﹐那麼不懂哲學的漢族老百姓就更加實用理性---他們去佛寺燒香磕頭﹐直截了當地祈求菩薩保祐他們現世陞官發財﹑多子多孫﹐而不是超度來世﹑早證菩提。他們對宗教的實用主義達到了這種地步﹐以至佛道不分﹑見廟就拜。所以漢族從無宗教迫害和宗教戰爭的歷史﹐卻有宗教自由和宗教寬容的傳統﹐只是到了毛澤東才出現例外。

事實上﹐漢人什麼宗教也不信﹐只信子孫。阿Q說過﹕“斷子絕孫便沒人供一碗飯吃。”漢人似乎認為﹐人死後會變鬼﹐鬼住在陰間﹐仍要吃飯用錢﹐其來源是子孫奉獻的香火。如無子孫﹐就是“斷香火”﹐在陰間無以為“生”﹐是人生及人死最大的悲哀與痛苦。所以漢人無論貧富貴賤﹑有無學問﹐都極端重視“傳宗接代”﹑“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把繁衍子孫當成人生最高任務和最大樂趣。這種生殖拜物教或子孫拜物教與佛道兩教乃至基督教都毫不相干。佛教認為人死後要轉世﹑輪迴﹐變成新人或動物﹐何須子孫供飯﹖道教企盼成仙﹐神仙不食人間煙火﹐也毋需子孫供飯。基督教說人死後或上天堂或下地獄﹐都是精神性的存在﹐更不用子孫供飯。漢人祈求菩薩保祐其現世陞官發財﹑子孫興旺﹐可謂緣木求魚﹑與虎謀皮。今天﹐受過良好西式教育的漢人恐怕不再相信死後要子孫供飯的說法了﹐但他們仍然認為沒有子孫就算白活了。這已成為漢人的集體無意識。

藏人自古以來生活在缺氧﹑嚴寒﹑交通不便﹑資源貧乏﹑氣候嚴酷﹑疾病流行﹑生命短暫的世界屋脊﹐生活極為艱難。處在這樣生存狀況下的藏族先民對於來自印度的佛教一拍即合﹐如獲至寶﹐篤信至今﹐決非偶然。因為它給藏人提供了解脫苦難﹑超度來世﹑陞入天堂的安慰和希望。有趣的是﹐漢地禪宗也曾傳入西藏﹐並在藏王赤松德贊主持下﹐與喇嘛們辯論﹐這便是西藏歷史上有名的“頓漸爭辯”（如前所述﹐禪宗主張“頓悟”---“即身成佛”﹔喇嘛教主張“漸悟”---漸次修行﹑經許多世後成佛）。最後以頓派告輸而終﹐漢僧被遣回內地﹐禪宗在西藏從此被禁。因為藏人再怎麼悟﹐也無法把世界屋脊想象成天堂與樂園（5）。董仲舒云﹕“天不變道亦不變”。這裡的“天”可以理解為西藏的自然環境﹔“道”則可以理解為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

藏族的原始宗教是本教﹐佛教傳入後﹐與本教鬥爭了很久﹐幾經反復﹐才取得統治地位。喇嘛教把本教的靈魂不死﹑靈魂轉移的觀念同佛教的因果報應﹑生死輪迴﹑超度來世的觀念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藏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或集體無意識。概括地說﹐就是“信仰高於理性﹐來世重於現世”。現實生活越是艱難的藏人﹐對宗教的信仰越是狂熱﹐對來世的渴望越是迫切﹐對喇嘛越是尊敬﹐對寺廟越是慷慨。儘管他們中絕大多數一字不識﹐根本看不懂佛經﹐也唸不通一句佛經﹐對佛教的思辨哲學一竅不通﹐只會口誦“六字真言”（6）﹑手轉經筒（經筒是一種銀製的圓筒﹐表面上刻有經文﹐中央有長軸﹐藏人手持長軸﹐圍繞寺廟或佛像轉圈﹐邊走邊轉動手中的圓筒﹐謂之轉經。據說每轉一次經筒就相當於唸了一遍經文﹐這是為了方便不識字的藏民朝佛而設計的東西﹐它幾乎已成為藏族的標誌性物件）﹑五體投地磕長頭﹐向寺廟獻上盡可能多的錢物﹐祈求來世投個好胎﹐交上好運﹐卻是世上最虔誠的佛教徒。本書在論述西藏宗教時﹐即指這一意義上的﹑群眾性的﹑通俗化的﹑以超度來世為目的的宗教（又稱顯宗或顯教）﹐而不是喇嘛們的﹑高深莫測的﹑經院哲學加神秘修行的宗教（又稱密宗）。在西藏的社會生活中（包括政治生活）﹐作為一種現實的巨大力量發揮作用的﹐主要是這種通俗化﹑群眾性的顯宗喇嘛教。

至於喇嘛們的宗教﹐是和森嚴的等級制度聯係在一起的。吳忠信給國民政府的報告裡描述過這一制度﹐他說﹕“喇嘛初入寺廟﹐概稱學徒﹐由寺內擔任教師之喇嘛﹐教以藏文之拼音及文法等﹐約三四年或四五年卒業﹐始授以經典﹐再約三四年﹐經考試及格﹐得稱喇嘛。在學徒期間﹐須為寺中服雜役﹐昇喇嘛後﹐則除誦經外﹐不做他事。……所有喇嘛﹐必須研讀顯教經典﹐約二十年讀完﹐得應格西考試﹐及格後﹐再入密宗學院﹐習密宗經典﹐十數年後﹐積資可昇法師或尊者﹐最後得昇甘丹赤巴﹐造佛學之絕頂﹐然此僅為少數喇嘛﹐多數於考格西後即停止再進也。（7）”

西藏的密宗極為神秘﹐就因它被極少數高級喇嘛所壟斷。與顯宗主張累世修行﹑隔（許多）世成佛相反﹐密宗竟也主張“即身成佛”﹔而所謂成佛﹐也就是常人的快樂﹐不是“涅槃歸真”（死亡）。他們修密時先要經過許多繁瑣複雜的儀式﹐然後竟要“修雙身”﹐即與處女性交﹐還把表現性交的“歡喜佛”堂爾皇之地供在寺廟裡。當然﹐有資格“修密”的只是少數已取得格西“學位”的﹑有“慧根”的高級喇嘛。據黃教（喇嘛教一派﹐又稱格魯派﹐達賴喇嘛即該派教主）創始人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廣論》卷十四﹐灌頂是修密時必需舉行的儀式。一個僧人從入密門到修習最高密法無上瑜伽密﹐要按照次第進行多次灌頂。密宗視灌頂為最莊嚴﹑最神聖的儀式﹐未受灌頂者是不能修習密法和閱讀密宗經典的﹐否則不僅得不到成就﹐死後還要下地獄。

灌頂儀式必須由金剛上師執行。儀式在曼陀（繪有佛像﹑法器的修行道場）前舉行﹐事先受灌者要沐浴﹐莊嚴裝﹐由上師手持一個內裝“聖水”的寶瓶﹐向受灌者頭上灑水﹐再用以人的頭蓋骨做的碗裝青稞酒讓受灌者喝。最高級的灌頂儀式是修無上瑜伽密之密灌頂﹐其法如下﹕修密弟子找一12﹑16或20歲的處女﹐引到密室內用幔帳圍住的屏內﹐將此女獻給其師﹐此女被叫做“明妃”（佛母）。然後由其師加持“金剛蓮花”（男女生殖器）﹐將“俗女身觀空後﹐生天女身”。然後其師攜“明妃”入屏幕內﹐行“大瑜伽怛特羅法”（“男女和合之大定”﹐通俗地說即性交﹐然後“入定”）。弟子在幕外以布遮目跪候。行畢﹐其師攜“明妃”至幕前﹐以大拇指和無名指取“摩尼寶”（精液）置於弟子口中﹐同時唸誦《金剛曼經》。弟子要誦意為“希有大安樂”的咒語﹐把“摩尼寶”咽下。而“明妃從入定起﹐不著衣服﹐於蓮花中取甘露滴（處女血）﹐如是置於彼口中﹐彼亦如上而飲”。這就是所謂密灌頂。灌頂畢﹐弟子去遮目布。其師將“明妃”手置弟子手中﹐然後以自己的左手執他們的手﹐以自己的右手持金剛杵置弟子頭頂﹐教訓道﹕“諸佛為此證﹐我將伊授汝。”然後令弟子與“明妃”如法修“和合之大定”﹐“引生大樂”。

在密宗裡“明妃”代表“智慧”﹐故密灌頂又稱慧灌頂（8）。這樣的宗教離老百姓的宗教相去何遠﹐也不可能普及到老百姓中去。如前所述﹐喇嘛教的本質是麻醉人

　

民﹐讓他們相信他們現世的苦難都是他們自己前世做了壞事的報應﹐他們現世唯一可做的是虔誠拜佛以求超度來世﹐從而泯滅任何造反的念頭。如果告訴他們﹐密宗可以讓他們在現世就成佛﹐享受快樂﹐那他們還會有耐心等到來世嗎﹖如果人人都去修密﹐誰來種地牧羊養活他們﹖哪來那麼多處女當“明妃”﹖所以一定要把密宗高度神秘化﹐只允許極少數高級喇嘛參與。正因如此﹐它對西藏社會的影響也就遠遠不如顯宗大。

注釋﹕

（1）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概念是李澤厚提出來的﹐集體無意識是弗洛伊德的弟子榮格提出來的﹐李澤厚將兩者作為同義詞來論述﹐詳見李著《孔子再評價》﹐《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

（2）黃河流域在先秦時代森林覆蓋面超過50%﹐河水是清的----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小組﹐《生存與發展》﹐科學出版社﹐北京﹐1989年﹐30頁。

（3）李澤厚﹐《美的歷程》﹐文物出版社﹐北京﹐1981年﹐50頁。

（4）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30頁。

（5）拉薩被藏人稱為聖地與天堂﹐其冬天嚴寒而漫長﹔冬春兩季多大風﹐屆時風沙瀰天﹔達賴喇嘛曾告訴董尼德﹐布達拉宮“陰暗﹑很冷﹐而且老鼠成群﹐房間裡還有一股惡臭”（董尼德﹐《西藏生與死》﹐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85頁）。“夏天﹐布達拉宮陡峭的牆下的污水發出的惡臭瀰漫了整個大廈”（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記 》﹐財團法人台北慧炬出版社﹐1992年﹐21頁）。

（6）所謂六字真言是梵文 "om mani padme hum" 的音譯﹐因有六個音節﹐被音譯成六個漢字﹐故稱六字真言。它原是印度佛教密宗的一句誦咒﹐引入西藏後﹐成為不識字﹑不會唸經的藏人拜佛時反復誦唱的“口頭禪”﹐相當於漢族佛徒嘴中的“南無阿彌陀佛”。

（7）吳忠信﹐《西藏紀要》﹐中央文物出版社﹐台北﹐1953年﹐90-91頁。

（8）李冀誠﹐《佛教密宗儀禮窺密》﹐大連出版社﹐1991年﹐97-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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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8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四章﹕宗教---西藏的桎梏

2、西藏的政治

正如漢人用實用理性改造了佛教一樣﹐藏人也用他們的習俗改造了佛教。佛教禁止殺生﹐藏人在缺氧與嚴寒下不能不吃肉。於是他們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吃肉﹐又歧視屠夫﹐把後者視為下等下級人﹐命價只有一根草繩。於是殺生的罪孽與懲罰全部由該死的屠夫來承擔﹐其他人包括達賴喇嘛在內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大吃其肉。至今拉薩有一千多名土著回族﹐在西藏定居了好几百年。他們說藏語﹐信奉伊斯蘭教﹐有自己的清真寺。在政教合一的舊西藏﹐藏人允許這些人不信喇嘛教﹐就因為他們大都以屠夫為業﹐承擔了藏人不願做卻又少不了的“下賤活”。在1959年叛亂與1989年騷亂中﹐藏人都曾打砸搶燒拉薩的土著回族（詳見後文）。

宗教----至少西藏的宗教----是一種要求人們盲目服從的﹑非理性的意識形態。當它和用權力強迫人們無條件服從的專制政治結合在一起﹐變成政教合一的精神--世俗力量時﹐便擁有不容懷疑﹑不容挑戰的絕對權威。這種權威只有人格化才能發揮政治--組織功能﹐這便是羅馬教皇和達賴喇嘛的由來。按照喇嘛教（實為其中的格魯派﹐俗稱黃教﹐因其勢大﹐故可與喇嘛教混稱）的說法﹐達賴喇嘛是慈悲菩薩觀世音的化身（9）。所謂菩薩﹐是已經修成正果﹑證得菩提的候補佛陀。他們放棄了進入不生不死﹑常樂我淨的極樂世界的機會﹐大公無私地返回人世間﹐幫助受苦受難的芸芸眾生超度來世﹐即所謂慈悲為懷﹑普度眾生。菩薩和佛一樣也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為了感召凡夫俗子﹐觀世音菩薩便化身為肉胎凡人﹐這便是達賴喇嘛。肉胎凡人自然會死亡﹐於是便有達賴喇嘛的轉世（班禪喇嘛則是無量光菩薩的化身）。達賴喇嘛開始只是宗教領袖﹐另有藏王（蒙古軍閥）作為世俗領袖治理政務。1751年﹐乾隆皇帝廢除藏王制﹐授權七世達賴喇嘛在駐藏大臣的監督下治理西藏政務﹐從此達賴喇嘛兼任政治領袖。在宗教--政治的雙重絕對權威下﹐藏人把達賴喇嘛當成至高無上的神﹑超度來世的救星﹐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在這裡反復使用政治這個詞﹐是用現代政治學分析西藏歷史。事實上﹐絕大多數藏人只有宗教意識﹐沒有政治意識。正如達瓦才仁指出的那樣﹕“民族﹑宗教﹑文化﹑政治﹐政治在西藏還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宗教和文化。因為西藏人沒有什麼政治觀點﹐西藏人沒有一個政黨﹐它的觀點就是宗教。（10）”“西藏民族不是一個政治的民族﹐而是一個宗教的民族﹐它把自己的全部而不只是大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宗教﹐它對政治並不感興趣。（11）”與此相應﹐絕大多數藏人也沒有國家意識。自從吐蕃王朝於公元877年崩潰以後的四百年間﹐西藏沒有統一的政權﹐當然談不上國家意識。然後西藏被蒙古人征服﹑納入元朝的版圖。明朝時西藏仍奉明朝為正朔﹐然後被納入清朝的版圖﹐受駐藏大臣的管轄。由於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挑撥和引誘﹐民國年間西藏上層中確有一個親英派在策劃西藏獨立﹐同時西藏上層中還有一個親中派（中央的中）﹐反對獨立。但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奴既被剝奪了基本人權﹐自然也沒有過問政治的權利與政治及國家意識。

中共進藏後﹑1959年平叛民改前﹐由於《十七條協議》規定西藏原有制度保持不變﹐內政仍由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管理﹐農奴不問政治的情況並無實質性的變化。從1959年平叛民改到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中共把西藏變成了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政治事實上變成了西藏的宗教﹐藏人也與漢人一樣幾乎人人變成了政治家與革命家﹐這個問題留待第十章論述。1980年以來﹐由於中共在西藏淡化政治﹐不遺餘力地恢復與倡導宗教﹐喇嘛教重新變成了西藏民眾的政治。那麼宗教在今日普通藏民中究竟滲透到什麼樣的程度﹑以什麼樣的形式存在與發揮作用﹑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呢﹖那是另一部著作的課題﹐這裡暫且引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1992年去西藏調查後的兩個研究報告的有關段落（12）﹐讓讀者有個初步的印象。

其一調查的是拉薩郊區達孜縣達村的情況﹕

達村是全民信教的社會﹐宗教在日常生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貧富﹐每家必有經堂﹐作為供佛獻祭的地方。達村的富裕人家﹐堅持長年在經堂點一盞酥油燈﹐貧窮人家每月十五﹑三十和佛教節日也至少要點一盞燈。每天更換供水﹐洗擦淨碗更是每家必作的功課。粗通經文的人﹐往往還要一大早在自家經堂誦經﹐每家人一年至少要去一次拉薩大昭寺及三大寺﹐向寺廟或來村募糧的僧人捐助一些錢物。結婚﹑建房﹑生病﹑出生等大事一般已不請喇嘛唸經﹐但死人必須請喇嘛超度亡靈﹐起碼也要七天請喇嘛一次﹐做完七七四十九天的齋祭期。村中心還設有供佛的“拉則”﹐作為集體供佛的場所。

佛教告訴人們﹐現世是苦難的﹐必須心安理得地忍受﹐一切都是因果報應﹐今世前世定﹐今世又定後世﹐要想獲得好的輪迴﹐必須克制慾望於現世﹐遵守十戒﹐嚴謹修行侍佛。宗教給人們以全套的人生觀﹐並且有著現實的戒律制約人們的行為﹐於是﹐宗教給了人們完整的生活依據﹐強有力地調節著人們的行為﹐在維持社會和平與穩定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不殺生的觀念使達村人十分善良﹐電視裡的悲慘故事﹐常常使他們不忍目睹﹐對家庭不和﹑尋舋鬧事十分厭惡﹔不淫慾的戒律﹐使達村人嚴格執行血緣外婚﹐甚至看電視時﹐也男人在屋裡﹐婦女在屋外通過門窗看電視﹐絕不混同。我們在調查達村禁忌時﹐就發現追根溯源幾乎都與宗教十戒聯係在一起。

達村的宗教事實上可分作理論宗教和現實宗教兩大部分﹐儘管表面上都統一在信仰藏傳佛教上（該地區幾乎完全信仰藏傳佛教的格魯派）。在功能上﹐理論信仰是對佛的崇拜﹐目的是為求來世的幸福﹐而現實信仰卻是靈鬼的巫術崇拜﹐是為求得現世的平安。達村有兩個“拉則”（祭台）﹐一個是村中心的集體供佛拉則﹐一個是村邊正對神山的祭供土地神的拉則。一是求佛祈福﹐一是求神保祐﹐功能和目的分得清清楚楚。村北邊的紅山﹐是達村人的聖山﹐相當於一方土地老爺﹐每逢藏歷新年﹐每家必派代表祭祀一次﹐平時在每月十五﹑三十和佛教節日﹐各家分別到村邊拉則煨桑（燒香或焚燒松枝----引者）獻祭。在收割之後﹐還要在地裡煨桑﹐感謝土地神一年的保祐和辛勞。在家庭裡﹐每家的經堂是供佛的地方﹐每天換水﹐點燈﹐每月十五﹑三十和節日更盛﹐還在牆頭煨桑。房頂的麻柳旗（經幡）是家庭興旺的標誌﹐正如個人身上總戴著活佛送給的紅布條之類的東西一樣﹐都是比較典型的靈力(馬拉)崇拜的表現。此外﹐在廚房牆壁上大多畫有蠍的圖案﹐作為灶神的象徵﹐平日禁忌弄髒灶台﹐藏歷新年時還要在灶神所在的牆上掛一塊供物。院牆的四角和大門上往往放著白石﹐作為神力支柱的象徵。許多家庭門上還貼有從寺廟買來的靈符﹐以驅除邪惡。每個人一出生﹐就從佛教護法神中確定他或她的保護神﹐當這個人死去以後﹐家人則專門供祭這位神靈。在曲松縣的貢嘎沙鄉﹐我們還見到以荊棘插門和以兔子頭懸門上以除災招福的靈力崇拜和更為明顯的白石崇拜﹐甚至有將五星紅旗插在麥堆上以祈求豐收的作法﹐相對落後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使其比達村的靈鬼崇拜保存得更為完整。

達村的宗教信仰和當地的生產力水平﹑社會結構緊密聯係﹐形成達村完整的文化體系。宗教是達村社會構成和運轉的必不可少的整合制衡系統。

其二調查的是拉薩郊區曲水縣拉熱村的情況﹕

拉熱村中﹐筆者訪談過的所有成年村民均表示自己信奉佛教。30歲以上的人都掌握一些有關佛教教義的知識。但他們的表述有時是不完善不準確的﹐較易於記住敘述性的內容﹐而難以記住抽象的教義。下面引述一個村民的談話記錄﹐此人現年33歲﹐貴族後代﹐目前在本村務農﹐農閑時也做小買賣。（敘述中藏語﹑漢語並用）

個案一﹕當然﹐我們信（佛教）。我們知道許多佛教中的“拉”（意為“天”或“神”）。當村裡有人死了﹐在葬禮中﹐人們不僅要為死者祈禱﹐還要為“拉伊塔”（“餓鬼”）祈禱。“拉伊塔”看起來像一個人﹐他有一個非常大肚子﹐卻有一個細喉嚨﹐想吃東西又不能吃﹐所以他很悲哀。

“拉次仁”（長壽之神）享受著幸福的生活﹐在迷人的環境中通宵達旦歌舞不絕。他是永生的﹐他想死﹐想改變一下生活的方式﹐但一次又一次失敗。他覺得很孤獨﹐無法享受愛情和冒險﹐很痛苦。

人們還要為“拉瑪寅”（“非天”或“阿修羅”）祈禱。事實上﹐拉瑪寅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許多寺廟的牆壁上都有它的肖像﹐它常常得罪別的神﹐與他們打仗﹐但總是戰敗。它種了一棵樹﹐長得很高﹐其枝杈達到了菩薩界﹐菩薩想控制拉瑪寅﹐拉瑪寅反抗控制﹐為自己而戰﹐它戰敗了﹐很懮傷﹐它想擺脫這種境遇。

我們要為動物祈禱﹐比如馬﹑驢等等。人們養它們僅僅是為了利用它們做工具﹐豬和羊則要被殺死當食物﹐毛牛（毛字當有牛字旁）為我們幹一輩子活﹐也逃脫不了這種屠殺。動物為它們的命運擔懮﹐人類成為生物之主﹐決定其它生物是否被殺﹐其它生物很恐懼。

在該個案中﹐這位村民顯然是在談論藏傳佛教中最基本教義之一----“六道”觀念。佛教中的“六道”的觀念﹐是指眾生在輪迴時可能經歷的六種存在方式﹐即六種可能性。六道中包括“天”﹐是指高於人類的上界生類﹐同時也指這些生類所處的境界﹐可分為慾界﹑色界﹑無色界三界﹐每一界中又分成幾個或十幾個“天”。村民口述的“拉次仁”就是指其中的一個“天”。該村民是以一個特定的﹑具體的“天”來描述“天”這一生類和境界的﹔這種描述方式﹐也反映了村民本人是通過一個具體特定的“天神”概念來理解佛教中“天”這種抽象概念。（這種描述方式又一次映證了本書的論點﹕藏人的思維方式是神話思維或神話式的宗教思維﹐而不是理性思維﹐所以他們記得住敘述性的神話故事與具體的神話形象﹐記不住抽象的教義。認識這一點對理解西藏文化與西藏問題至關重要----引者）

普通村民對佛教的理解﹐往往是具體而形象的﹐有時也不完全準確﹐但這種狀況絲毫不影響他們成為一個虔誠的信徒。事實上﹐村民對佛教的樸素理解﹐表明他們是在自然而然地﹑逐步地掌握這些觀念和知識﹐沒有通過正規的教育和刻意的宣傳。佛教作為藏族傳統的主流﹐是以“文化”或“民俗”的形式而不是一種特定的“宗教”形式代代相傳的。藏族民眾全體信奉佛教﹐所以在傳統的人們眼中﹐除了佛教為主流文化之外﹐再沒有可稱為文化的東西。對於傳統社會中的人來說﹐佛教教育就是正規教育﹐學習佛教文化是一個合格的社會成員必須經過的“社會化”過程。在每一個家庭中﹐長輩經常向兒童講述一些含有佛教觀念的故事或信條。事實上﹐長輩中也很少有人懂得用書面語寫成的佛經或論述﹐他們日常所做的﹐只是用一些淺顯的語言來啟蒙和警示他們的孩子。生活在這樣一種氛圍中的孩子﹐連自己也感覺不到他們在未來必然會成為某一個特定宗教的信徒。他們只是覺得自己將來要成為一個有文化﹑有教養﹑遵從社會道德倫理﹑並獲得更好的來世的人。這種處於一種佛教文化內部的無意識狀態﹐正是造就未來虔誠信念的最好搖籃。

另一次訪談反映了兒童對佛教的了解和態度。

個案二﹕向六名7--12歲兒童出示釋迦牟尼﹑十四世達賴喇嘛﹑十世班禪喇嘛的照片﹐並詢問他們每一張圖片中的人是誰﹐所有兒童都認識這些圖片﹐並能準確叫出他們的名字。

問﹕他們現在在哪裡﹖

五名兒童知道達賴喇嘛在印度﹐一名答不知道。五名兒童知道班禪喇嘛在日喀則。所有兒童都說釋迦牟尼在拉薩﹐他們指的是拉薩寺廟中的釋迦牟尼佛像。

問﹕你們知不知道班禪喇嘛現在的情況﹖

六名兒童都說班禪喇嘛去了極樂世界。

問﹕佛像前面的酥油燈和蠟燭是什麼意思﹖

一名兒童說﹕“人們崇拜佛﹐為他點燈﹐表示我們喜歡他。”

問﹕你們從哪裡得到關於佛教的知識﹖

一名10歲的女孩答﹕每天晚上睡覺前﹐爸爸都要講一﹑ 兩個關於佛教或村莊週圍各種山神的故事。

一男孩說﹐學生可以從學校老師那裡獲得一些關於佛教的知識。在上藏語課時﹐老師（小學藏語課的老師都是藏人----引者）經常介紹一些背景知識﹐包括佛教經書﹑佛教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

一男孩說﹕我們經常隨父母一起去寺廟朝佛。我們聽不懂唸經。我根本不知道喇嘛說的是什麼﹐但我相信那些東西很重要﹐必須保持安靜﹐認認真真地聽。

依照當地習慣﹐朝佛者通常不向僧人詢問誦經的內容。在宗教意義上﹐朝佛者的虔誠比理解教義更為重要（這就叫做“信仰高於理性”----引者）。

調查報告還詳述了村民宗教生活的各個方面﹐為了節約篇幅﹐下面改為轉述。村民的宗教生活可分為﹕1、日常禮儀。家家有佛像或經堂﹐天天燒香祈禱﹐佛像越多越好﹐同一佛像也越多越好。2、朝拜。具體分三種﹕一是該村離拉薩60公里﹐村民往往舉家參加拉薩各大寺的節日活動。一村民說﹕“那種場面讓人激動”﹔一村民說﹕“我們參加集體活動越多﹐信仰就越堅定”﹔一婦女說﹕“不僅僅是看熱鬧﹐也能開開眼界”（這些話都是用漢語說的----原注）。二是在婚禮﹑葬禮﹑建房﹑出遠門時拜見或迎請喇嘛﹐或請教吉日﹐或超度亡靈。有時遇到奇怪的﹑無法解釋的事件﹐也要請喇嘛頌經驅邪。三是日常朝佛﹐去附近的小廟或拉薩的大廟都有﹐當然廟越大越好﹐朝佛時必須佈施酥油﹑錢等﹐當然必須磕長頭（五體投地）﹐磕得越多越好。

對於普通村民來說﹐信佛的目的一方面是祈求佛保祐他們現世收成好﹑家境好﹑身體好﹑生意好等（這是與漢人拜佛的目的一樣的----引者）﹔另一方面希望自己來世轉世到一個較富裕的地方或家庭中﹐有些婦女則希望自己轉世為男人等（這種想法是大多數拜佛的漢人所沒有的----引者）。他們因此虔誠地按照教規行事﹐對於教義不做任何質疑﹐而是視為天經地義。調查者曾問村民﹕“您知不知道您的前世﹖”“您的來世會不會知道您﹖”“如果轉世對前世一無所知﹐轉世還有什麼作用﹖”“轉世與前世之間感覺不到聯係﹐還是不是同一個人﹖”村民中有些人稱也想過這一類問題﹐但想不明白﹐無人因此對教義發生懷疑﹐而只是感到自己知識不足﹐他們認為活佛﹑高僧一定明白這些道理。村民對喇嘛﹑活佛是“崇拜”而非“理解”。當被問到“活佛是人還是佛”時﹐有的說“活佛是佛變成人﹐生活在人間”﹔有的說“活佛也是人﹐但比一般的人有能力﹐有許多佛的法力”﹐可見認識不一致。

注釋﹕

（9）漢人為了增加觀世音的親和力而將其女性化﹐為避李世民之諱而改稱觀音。

（10）《漢蒙藏對話----民族問題座談會紀要》﹐《北京之春》﹐1997年11月號。

（11）亞衣﹐《讓西藏流亡者早回家園----訪<西藏通訊>主編達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1997年11月號。

（12）徐平﹐《達村社區調查》﹔于長江﹐《拉熱村社區調查與研究》﹐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西藏社會發展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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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9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四章﹕宗教---西藏的桎梏

3、西藏的桎梏

德國哲學家費爾巴赫說過﹕“凡是將自己交付於神的萬能的人﹐凡是相信一切發生和存在的事情﹐都是出於神的意志而發生和存在的人﹐他就永遠也不會想法去消除世界的缺陷﹐無論自然的缺陷或社會的缺陷。（13）”藏人既然認為世上發生和存在的一切都是前世命定的﹐並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了超度來世﹐就沒有心思和精力去改造社會或發展科技與生產。藏文典籍卷帙浩繁﹐幾乎都是有關佛學和文史的﹐直至1984年中國政府出版的第一套藏文科技詞典問世﹐藏文從無科技詞典﹐也幾乎沒有科技詞彙。今天﹐中國最大的五種少數民族語文（蒙古﹑維吾爾﹑朝鮮﹑哈薩克和藏）中前面四族都能用母語教授自然科學﹐惟有藏文因無成熟的科技詞彙而無法做到（14）。語言是思維的工具和表現﹐科技詞彙的闕如反映了科技思維的缺乏。科技需要理性思維﹐這和非理性的神話思維﹑宗教思維本來就是矛盾的。中世紀歐洲的宗教勢力百般阻撓科學研究﹑甚至殘酷迫害科學家就是一例。本世紀上半葉﹐西藏的宗教勢力千方百計地阻撓英文學校的開設﹐也是因為害怕引來西方的科學思想與理性思維。

西藏的宗教雖然不關心科技與生產﹐卻消耗了西藏的大部分財富。1950年前﹐西藏耕地約300萬畝﹐寺廟和上層喇嘛佔有40%。1959年拉薩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共佔有土地14.7萬畝﹐11萬頭牲畜和4萬多農奴。在一般的情況下﹐寺廟所屬的農奴要把收成的70%以上交給寺廟。寺廟不僅擁有莊園﹑牧場和農奴﹐還從事商業和放債。達賴喇嘛自己的放債機構1950年放債藏銀303.9萬兩﹐年息10%。哲蚌寺歷年放出的高利貸糧食累計達1億6千萬斤﹐銀元1億多元﹐債息收入佔其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寺廟放債的利率﹐借錢在30-50%﹐借糧在25%。此外﹐寺廟和喇嘛還從香客那裡得到大量佈施。換言之 ﹐當農奴將大部分收穫交給領主（政府﹑寺廟﹑貴族）後﹐還要將一部分收入交給寺廟和喇嘛﹐所剩下的只夠維持生存﹐不可能有資金來發展生產。而“在寺廟和貴族擁有的那些大莊園裡﹐封建領主們既忽視生產﹐也未能推動耕地的實質性改進﹐這就造成了持續許多世紀的農業衰退”（15）。

英國殖民主義者貝爾（Charles Bell）曾援引噶廈政府1917年的財務報告分析西藏的收入和支出。是年噶廈政府收入72萬英鎊﹐布達拉宮收入80萬英鎊﹐噶廈政府從自己的收入中拿出27.4萬英鎊給布達拉宮。政府的收入來自稅收﹑放債和政府擁有的莊園﹑牲畜等﹐除了噶廈政府﹐各宗(相當於縣)政府也要拿出約一半收入給寺廟。正如戈茨坦指出的﹐西藏的喇嘛通過政府津貼﹑寺廟莊園﹑民間化緣和寺廟自己的金融活動吸收了西藏的大部分財源（16）。

寺廟的錢用在哪哩﹖第一﹐耗資巨大的宗教活動。每個藏歷新年的法事活動要耗去布達拉宮年收入的62%。1958年﹐西藏有2711座寺廟﹐每座寺廟裡都有無數日夜點燃的酥油燈。第二﹐供養喇嘛。1958年﹐西藏喇嘛佔總人口的11%左右。平均每兩戶平民要供養一個喇嘛。第三﹐寺廟的建築和佛像等設施。西藏寺廟的眾多﹑豪華常令遊客驚訝﹐不知耗費了多少金銀﹑珠寶﹑錢財和人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舊西藏的經濟不是為人服務的﹐而是為佛服務的。宗教對社會財富的掠奪之烈﹐連中世紀歐洲都望塵莫及（17）。

自從1980年鄧小平對西藏實行懷柔政策以來﹐西藏的農牧民富裕起來。但許多農牧民並沒有把錢用來發展生產﹐而是千里迢迢去拉薩朝佛﹐向寺廟佈施﹐花上萬元蓋家庭經堂﹐買昂貴的佛像﹑經書等宗教用品﹐生產和生活方式變化不大（18）。從表面上看﹐這是傳統觀念的頑固性﹔從本質上看﹐它反映了“天不變道亦不變”。

喇嘛教也像天主教﹐本性極端保守﹐把佛經當做萬古不變的真理﹐把傳統當做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曾在噶廈政府當過三任宗本（縣長）的藏族學者恰白次旦平措回憶道﹕舊西藏“到處充斥花樣不得翻新的用語﹐噶廈政府官員夏天還戴大皮帽子”（19）。戈茨坦說﹕“寺廟集團在噶廈政府中竭力阻撓實現現代化﹐在他們看來﹐現代化既有害於寺廟生活的經濟基礎﹐也不利於西藏佛教的價值壟斷。在此期間（指1913年到1951年----引者）﹐傳統與變革之間產生了許多潛在的轉折點。可是﹐在每一個轉折點﹐寺廟集團及其在噶廈政府中的同盟者都支持最保守的主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寺廟集團主宰的噶廈政府一方面百般奉迎英國殖民主義者﹐乞求其支持“西藏獨立”﹔另一方面﹐又認為“外來的英國文化對佛教繼續在西藏一統天下的局面構成了直接的威脅”。“如果因為英國的教育方式和生活習慣的傳入而使貴族和大商人逐漸英國化﹐宗教最終就可能會失去施主﹐西藏固有的特徵也會喪失”。寺廟集團在1925年與1945年兩次強迫噶廈政府關閉了西藏的英文學校﹐因為“英文學校會灌輸外來的無神論思想﹐危害宗教教義和制度”。寺廟集團還嚴厲打擊崇拜英國生活方式的軍官集團和噶廈政府內部的改革勢力﹐千方百計阻撓藏軍﹑噶廈和社會的現代化。以至於可笑到這種地步﹕他們一再請求英國提供現代武器﹐卻害怕自己的軍官去英屬印度接受訓練（20）。

噶廈政府1950年給聯合國秘書長的呼籲信竟然是由印度駐拉薩的代表辛哈（Shinha）起草的﹐因為噶廈政府的高級官員對國際政治與外交一竅不通（21）。他們對外界的一切都極端害怕﹐更不必說引進西方的科技與文化了。戈茨坦在總結舊西藏（他稱之為“喇嘛王國”）滅亡的原因時說（他的巨著《西藏現代史----喇嘛王國的覆滅》的結論）﹕“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種和諧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種導致分裂和紛爭的力量。各種宗教集團為了擴大自己的聲望和影響﹐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和角逐﹐他們在有關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達成一致﹐從而給二十世紀的西藏歷史帶來了災難。不僅如此﹐僧侶越多越好的觀念和年復一年的法事慶典﹐導致寺廟不斷尋求更多的土地和捐贈﹐竭力反對噶廈政府為政教事業想而削減寺廟財源的任何嘗試。這又使寺廟集團擁護莊園農奴制的經濟制度﹐並因此而成為極端保守的勢力。當西藏力圖適應二十世紀日新月異的形勢時﹐宗教和寺廟就成為西藏社會進步的沉重桎梏。（22）”

歐洲歷史上有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目的是打破天主教會對政治的控制和對思想的禁錮﹐解放人性和人身﹐發展科技﹑經濟﹑文化和教育。西藏從未有過文藝復興﹑（歐洲意義上的）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也未發生過五四新文化運動那樣的文化革新運動。換言之﹐“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從未光臨過世界屋脊。有些主張“後現代主義”的西方人指責中國政府使西藏現代化是“毀滅西藏傳統文化”﹑“侵犯人權”﹐他們把中世紀西藏想象成未受工業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不知他們自己是否願意回到天主教會主宰一切的中世紀歐洲去﹖

達賴喇嘛至今仍在百般讚美舊西藏的宗教文化和政教合一﹐他在說明其西藏獨立後的“施政綱領”《西藏未來政體與憲法特徵要旨》中回顧歷史時說﹕“西藏在歷

代藏王和達賴喇嘛的領導下﹐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確保了人民的和平﹑繁榮和幸福。（23）”這話與他的另一番話相矛盾﹕“我個人認為﹐舊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種落後的制度”（24）。鑒於前者是達賴喇嘛在自己的機關刊物上發表的正式文件﹐後者只是私人談話﹐一般應以前者為準。他還一貫譴責中共“毀滅西藏宗教”﹐“文化上的種族絕滅”﹐許多不明真相的西方人也隨聲附和﹑義憤填膺﹐不知他們是否要西藏回到喇嘛教﹑農奴制﹑政教合一三位一體的喇嘛王國去﹖

注釋﹕

（13）《費爾巴赫哲學著作》下冊﹐商務印書館﹐北京﹐1962年﹐670頁。

（14）程列﹐《關於藏語文如何適應現代社會之我見》﹐《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

（15）Karan, Pradyumna P.,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 Lexington,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76 ), p.81.

（16）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816.

（17）以上對舊西藏經濟的分析參見Goldstein上書與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170-177頁。

（18）劉偉﹐《西藏農民新形象》﹐《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

（19）《歷史學家的眼光》﹐《西藏文學》﹐1993年第3期。

（20）（21）（22）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816-821, p.708, p.37.

（23）Dalai Lama, "Guidelines for future Tibet's polity and the basic features of its constitution", Tibetan Review (October 1992).

（24）茉莉﹐《達賴喇嘛訪談錄》﹐《北京之春》﹐1989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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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39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五章﹕西藏自古獨立嗎﹖

達賴喇嘛1987年9月21日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演講他的“五點和平計劃”時說﹕“自從西藏帝王在一千多年前統一西藏後﹐我們的國家就一直保持獨立﹐直到本世紀中葉。（1）”1988年6月15日他在斯特拉斯堡對歐洲議會演講時又說﹕“我們兩千多年的歷史一直是獨立的歷史。自從公元前127年立國以來﹐我們藏人從來沒有把我們的主權讓給任何一個外國。（2）”這話完全不合史實﹐而且自相矛盾。前者說西藏獨立只保持到本世紀中葉（指1951年中共進藏）﹐後者卻說“我們藏人從來沒有把我們的主權讓給任何一個外國”。如果他把中國算作“外國”﹐那麼達賴喇嘛在1951年10月24日致毛澤東的電報已經“讓”了﹐電報全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權代表噶倫阿沛等五人﹐於4月底抵達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權代表進行和談﹐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已於5月23日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引者）。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衛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謹電奉聞。

西藏地方政府達賴喇嘛

公曆1951年10月24日

藏歷鐵兔年8月24日呈（3）

如果達賴喇嘛認為中國是他的祖國﹐又與他說的西藏自古以來是個獨立國家相矛盾。讓我們來看看歷史。

1﹑關於“公主神話”的神話

在中國唐朝﹐西藏的確是個獨立國家。對此中共從來沒有異議﹐中共最權威的有關文件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白皮書《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1992年9月21日）說﹕“唐朝﹐藏漢雙方通過王室間的聯姻﹑會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團結友好的親誼關係﹐在經濟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聯係﹐為最終建立統一的國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為反駮白皮書而出版的《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4）承認﹕“由於迎娶尼泊爾和中國的公主對佛教在西藏的傳播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接著引用了上面引用的白皮書中的那段話﹐然後說﹕“中國的上述說法與藏中兩國的史料中都認為西藏和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強國之記載是相互矛盾的。”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矛盾﹐那段話並未否認當時西藏是個獨立國家。這種“雞蛋裡挑骨頭”的論戰方法實在令人不敢恭維。誠然﹐這段話迴避了唐朝和吐蕃王朝（當時西藏王朝名）之間的征戰﹐但並沒有像《天葬》說的那樣編造“公主神話”﹐“似乎中國把公主嫁到哪﹐哪就從此屬於中國了”﹔也沒有“過分誇大文成公主對西藏的重要性”﹐“似乎是因為文成公主進藏才使西藏有了文明﹐包括醫療知識﹑技術工藝﹑烹調知識﹑蔬菜種子﹐甚至西藏的佛教都是文成公主帶去的。就算這中間有若干真實﹐然而過分強調﹐就成了一種民族自大的傾向﹐似乎只要漢民族嫁出去一個女兒﹐就能改變另一個民族的文明和歷史﹐並且成為兩個民族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根據。事實已經證明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的神話”（5）。王力雄為了劃清和中共的界線﹐編造了一個有關“公主神話”的神話。

白皮書說唐朝時﹐漢藏在經濟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聯係﹐這話既無“民族自大”﹐也非信口雌黃﹐而是有事實根據的。唐朝宮廷愛打馬球﹐據說馬球就是藏人發明的。唐時西藏建造的大昭寺和桑鳶寺都有濃厚的漢式建築風格。眾所週知﹐偉大的古老建築是民族精神的形象體現。任何人只要看一眼藏人自己建造的布達拉宮﹑大昭寺與色拉寺的仿漢式金頂（大屋頂）﹐就會相信藏文化深受漢文化的影響。從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大量唐代藏文譯經有不少是當時從漢文譯過去的﹐此外還有漢文經典《論語》﹑《禮記》﹑《戰國策》的藏譯本（6）。如果說廟堂建築和經典文獻屬於精英文化﹐那麼通俗文化如十二生肖本是漢人的風俗﹐藏人也有同樣的十二生肖﹐流亡藏人甚至因為達賴喇嘛屬豬而不吃豬肉﹐可見藏族也接受了漢族的風俗（7）。

注釋﹕

（1）（2）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81, p.76.

（3）《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35頁﹔戈爾斯坦（戈茨坦﹐Goldstein, Melvyn C.）﹐《喇嘛王國的覆滅》（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杜永彬譯﹐時事出版社﹐北京﹐1994年﹐843頁。

（4）“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西藏問題研究中心”翻譯（由藏文或英文翻譯成漢文----引者）﹐達蘭薩拉﹐1993年﹐本書引用此文時均見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5）《天葬》﹐14-17頁。

（6）程列﹐《關於藏語文如何適應現代社會之我見》﹐《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

（7）曹長青﹐《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達蘭薩拉採訪達賴喇嘛記》﹐《世界週刊》﹐1998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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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西藏自古獨立嗎﹖

2、元朝不是中國嗎﹖

關於蒙古人征服西藏和元朝把西藏納入自己版圖的史實﹐有大量史料為證﹐許多書籍作過論述﹐支持西藏獨立的西方人和達賴喇嘛也無法否認﹐於是想出兩條遁詞來否認西藏屬於元代中國。一是“供施關係”。荷蘭律師范普拉赫（Van Praag, Michael C. Van Walt）在《西藏的地位》（8）裡說元朝皇帝與西藏喇嘛之間的關係不是政治上的上下級關係﹐而是施主（皇帝）和被施者（喇嘛）之間的關係﹐並把它比附為羅馬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之間的關係。《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也說﹕ “世俗的皇帝和宗教的上師喇嘛各是政教兩方面的最高領袖。是雙方以平等﹑相互依賴﹑相互尊重﹑相互崇信為基礎的。喇嘛掌握西藏的政權是依恃施主的幫助。蒙古皇帝掌握政權並實施統治的合法性則承蒙於喇嘛的支持。”真是笑話。西藏喇嘛受封治理西藏固然依恃於元朝皇帝﹐元帝統治中國怎麼會由西藏喇嘛來提供合法性﹖漢族不信喇嘛教﹐宋朝也不是西藏的屬國﹐忽比烈滅宋靠的是蒙古鐵騎而非喇嘛教。那時代強者為王﹐又沒有國際法和聯合國﹐武力就是合法性。就是西藏喇嘛也是因為害怕蒙古鐵騎而歸降的（這個“降”字是當時西藏的宗教領袖薩班在致西藏各地僧俗首領呼籲他們歸附蒙古的公開信中自己使用的）。

無庸諱言﹐當時元帝與西藏大喇嘛之間確實存在施供關係﹐即由元帝賜錢給西藏﹐由西藏大喇嘛充當元帝的“國師”和宗教導師。然而在政教不分的古代﹐宗教的外衣下面往往隱藏政治的內容。當人們用現代政治學的概念去分析古代時﹐故意無視這種宗教背後的政治內容﹐不能不說是別有用心﹐在學術上也是不嚴肅的。在皇權至高無上的古代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元代帝師地位雖高﹐卻是皇帝封的﹔而不是相反﹐由帝師給皇帝加冕﹐授予合法性﹐如中世紀的羅馬教皇與歐洲君王那樣。忽必烈給西藏的詔書說﹕“朕為教法及僧眾之主。（9）”帝師向西藏下達的法旨都要以“奉皇帝聖旨”或“皇帝聖旨裡”開頭（10）。正如意大利學者杜齊（G. Tucci）指出的那樣﹕“實際不是像西藏文獻要我們相信的那樣﹐一個給予八思巴（首任帝師----引者）的真正的供養﹐無寧是為了皇帝而特設的對西藏名義上的代理總督權。一句話﹐主持們（帝師﹑薩迦寺的住持）並不是國王或王公﹐而是官員﹐每次都須經過皇帝下詔頒賜印信加以任命的官員”﹐“藏人所說的供養﹐實際上不過是封給一個職務罷了”（11）。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李毓澍則說﹕“元朝建立後﹐曾經三次在西藏調查戶口﹐劃分十三萬戶。雖然名義上﹐西藏歸帝師領宣政院直接管轄﹐但實際上這十三萬戶上有三個元帥府﹐受被封為鎮西王的奧魯赤（忽必烈之子----引者）控制﹐西藏是奧魯赤的採邑﹐所有賦稅﹑徭役由鎮西王支配﹐王府的命令在西藏最有權威。所以元朝西藏並沒有八思巴的政教合一。（12）”

范普拉赫無法否認西藏屬於元朝﹐於是又想出第二個遁詞。他說只有漢族皇帝統治的國家才算中國﹐元朝和清朝都不是中國。《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也說﹕“即便是蒙古的勢力曾進入西藏﹐那麼﹐在蒙古民族和其合法代表自由的蒙古國還依然存在的情況下﹐中國卻聲稱擁有繼承蒙古勢力達及範圍之主權的說法豈非霸道行徑﹖”美國學者司馬晉（James D, Seymouyr）也說﹕“不論蒙古人或滿族人都不是中國人（13）。”董尼德也說﹕“把蒙古人說成是中國人﹐本身就是很虛假奇怪的事。（14）”

這種把國家與民族混為一談的觀點﹐在國際法上是十分荒謬的。假如有人在美國聲稱﹕美國的愛爾蘭﹑猶太﹑西班牙﹑非洲﹑亞洲裔公民和愛斯基摩人﹑印第安人﹑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亞人等都不是美國人﹐只有盎格魯---撒克遜裔才是美國人﹐他一定會遇到麻煩﹐甚至被斥為種族主義者。中國像美國一樣﹐也是個多民族國家﹐有56個民族﹐為什么漢族以外的民族就不算中國人呢﹖蒙古國（外蒙古）政府只能代表外蒙古人﹐不能代表人口比外蒙古多幾倍的內蒙古人。就像德國政府只能代表德國的德意志人﹐不能代表瑞士的德意志人一樣﹐哪怕德國的德意志人遠比瑞士的德意志人多。何況外蒙古獨立本是斯大林陰謀的產物﹐毛澤東在建政初為了乞求斯大林的保護和援助﹐出賣中國利益﹐承認外蒙古獨立﹐這是兩個共產魔頭之間的骯髒交易。借口元朝和清朝的皇帝是中國的少數民族而否認他們的皇朝是中國的皇朝﹐就像借口葉卡捷林娜女皇是德國人﹑肯尼迪是愛爾蘭裔而否認他們的皇朝﹑政府是俄國﹑美國的皇朝﹑政府一樣荒謬。

《天葬》也說﹐“蒙古不是中國”﹔“其實中國那時和西藏一樣﹐同是蒙古鐵騎征服的對象。說起來還不如西藏﹐西藏尚能保持相當程度的自治﹐中國卻是徹底地亡國”﹔“蒙古民族居住在亞洲廣大區域﹐與中國完全是兩個概念。硬把蒙古對西藏的征服說成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根據﹐這種‘阿Q’式的邏輯顯得既奇怪又不誠實”﹔“與其說是元朝中國對西藏建立了主權控制﹐還不如說是蒙古與西藏聯手對中國實行了統治”（15）。

“蒙古民族”與“中國”當然完全是兩個概念﹐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元朝這個國家是不是中國﹐而非蒙古這個民族是不是中國。再說一遍﹐根據國際公法﹐民族與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一個民族分居幾國﹐一國內有許多民族﹐都是普遍現象。蒙古民族固然不等於中國﹐但也不等於元朝。元朝而外﹐還有好幾個由蒙古人統治的國家與之並存﹐如金帳﹑伊兒﹑窩闊台和察合台等四大汗國。

《天葬》也承認﹕“在現代國際秩序建立以前﹐人類世界的狀況基本是以不同民族之間的征服和融合為主的。（16）”例如英國是英格蘭人征服蘇格蘭人﹑威爾士人和北愛爾蘭人而建立的﹔美國是歐洲白人移民征服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和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亞人而建立的﹔元朝則是蒙古人征服藏人和漢人而建立的。如果只有多數民族征服少數民族而建立的多民族國家才算國家﹐少數民族征服多數民族而建立的多民族國家就不算國家﹐豈非另一種形式的種族歧視﹖正因為蒙古人與西藏人聯手壓迫漢人﹐他們也就把自己的命運和漢人的糾結在一起﹐變成一個多民族國家了。

國際公法裡有個“繼承國”概念﹐例如國際公認俄羅斯為蘇聯的繼承國﹐因為蘇聯的大一半領土和一半人口在俄國境內。那麼元朝的繼承國是誰﹖是今日的外蒙古嗎﹖似乎不像。如前所述﹐元朝是蒙古人聯合西藏人壓迫漢人而建立的國家﹐而外蒙古只有蒙古人﹐基本上沒有藏人和漢人。即便外蒙古的蒙古人也只佔蒙古民族的小頭﹐僅一百多萬﹔而今日中國境內的蒙古人卻有五百多萬﹐俄國境內的蒙古人只有幾十萬。可見連蒙古人的大頭也在中國。所以外蒙古不僅沒有資格當元朝的繼承國﹐甚至也沒有資格代表蒙古民族。元朝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蒙古人）和大部分領土既然都在中國﹐那麼很自然﹐只有中國才有資格充當元朝的繼承國。對此中國古人包括推翻元朝的明朝皇帝也是這樣認為的﹐所以《元史》成為中國“二十五史”之一。既然西藏在元朝已臣服於元朝中國﹐那也就意味西藏那時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要證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其實用不著追溯到元朝﹐追溯到1727年清朝向西藏派遣駐藏大臣就足夠了﹐那也比美國獨立早了半個世紀。

注釋﹕

（8）Van Praag, Michael C. Van Walt, 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s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 Colorado, USA: Westview Press, 1987); 以下引用范普拉赫的話均見此書。

（9）《薩迦世係史》﹐德格版﹐98頁。

（10）《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86年﹐61-68頁。

（11）杜齊﹐《西藏中世紀史》中譯本﹐李有義﹑鄧銳齡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印﹐北京﹐1980年﹐24頁。

（12）《西藏研究會訊》第14期﹐邊疆問題研究委員會出版﹐台北﹐1992年﹐43頁。

（13）司馬晉(James D. Seymouyr)﹐《中國人看待西藏問題的歷史性轉折》﹐《中國之春》﹐1996年7月號。

（14）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98頁。

（15）《天葬》﹐17-19頁。

（16）《天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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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朝與主權

明朝並未直接統治西藏﹐而是採取“眾建多封﹑貢市羈縻”的辦法。由於歷史的慣性作用﹐西藏的僧俗首領都把取得中國皇帝的封賞當做向他人證明其合法性的必要條件。反之﹐明朝對不承認其權威的首領進行懲罰。例如闡化王阿格旺布死後﹐喇嘛們未經申請明朝皇帝的敕封﹐就將他的“敕文”交其子﹐違反了明朝規矩。明朝即令四川巡撫將其主持者逮捕至京﹐要斬首。後明廷諒其無知﹐改為充軍陜西（17）。《天葬》認為明代西藏來朝貢純屬佔便宜﹐因為明朝的回禮更慷慨。“把別人來佔便宜當作對主權的效忠﹐只能被視為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現。（18）”《天葬》用近現代國際法關於主權的定義去衡量元﹑明兩朝與西藏的關係是不恰當的﹐也是不公正的。

國際法學界公認﹐國家主權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國學者博丹於1576年（中國明朝萬歷年間）在他的六卷集巨著《國家論》中提出的（19）。而作為近代歐洲國際關係產物的近代國際法的誕生﹐是以1643年至1648年（中國清朝第三代皇帝順治年間）威斯特發里亞會議為標誌的。至於近代國際法被正式地﹑全面地介紹到中國來﹐則是1864年（中國清朝倒數第三代皇帝同治年間）的事了。那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作為同文館教習﹐經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鼓勵﹐把1836年出版的美國國際法學家惠頓（Henry Wheaton）的《國際法原理》譯為漢文﹐並經總理衙門大臣同意﹐在同文館館員協助下﹐出版成書﹐稱為《萬國公法》﹐獻給總理衙門”（20）。

眾所週知﹐中世紀歐洲雖然也有許多王國和公國﹐但他們並不具有近現代國際法意義上的主權。因為他們上要受羅馬教皇的節制﹐各國君王即位須經教皇加冕才算合法。教皇派到各國的紅衣大主教的權勢可與國王相抗衡。教會在各國擁有大量土地和農奴（采邑）﹐並向所有教徒徵收“什一稅”。教會的宗教裁判所可以行使司法權。在文化教育和意識形態方面﹐教會更有絕對權威。下要受大小貴族的牽制﹐每個貴族的領地（采邑）實際上都是個獨立王國﹐貴族們擁有領地內的全部行政﹑司法﹑財政﹑軍事大權。國王無權也（由於技術條件的限制）無力對大小貴族的獨立王國進行如今日的政府那樣的管理。所以用近現代國際法來衡量﹐中世紀歐洲各國根本稱不上是主權國家。當然羅馬教皇和大小貴族也算不得主權國家。他們之間的關係處在“西方式的模糊”之中。法律是現實的反映。既然中世紀歐洲不存在近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那麼當然也不會有國際法上的主權概念。換言之﹐當時的人類社會還沒有進化到足以產生國家主權法的地步。因此﹐套用近現代國際法中的主權概念去衡量中世紀歐洲的國際關係就像用套現代人的婚姻道德觀念去衡量原始人的群婚制（以及今日西藏農牧民中仍然存在的一妻多夫﹑一夫多妻﹑父子共妻﹑母女共夫﹑叔姪共妻﹑姨甥共夫和雙夫雙妻等現象）一樣文不對題。

中國元﹑明兩朝及清朝初期和歐洲中世紀同年﹐中國漢地雖無歐洲式的教皇﹑教會﹑貴族﹑采邑﹐但西藏卻有﹐兩地制度格格不入。加以路途遙遠﹐交通和通訊不發達﹐中國皇朝與西藏的關係在那時也處在類似“西方式的模糊”之中。例如明朝冊封西藏的大小僧俗首領就很像羅馬教皇給歐洲各國君主的加冕。套用近現代國際法中的主權概念去衡量那時中國皇朝與西藏的關係也就像套用同一概念去衡量同期歐洲的教皇與國王關係一樣文不對題。中共的理論家們千方百計論證中國元朝和明朝對西藏擁有完全的主權固屬迂腐可笑﹐《天葬》承認元朝對西藏擁有主權（21）而否認明朝對西藏擁有主權更是緣木求魚。在主權法的發源地歐洲還不存在主權國家與主權概念的時代去苛求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豈非荒謬絕倫而又極不公正﹖所以我認為討論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問題﹐必須從西方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法律實踐上確實建立了國家主權概念與主權國家體系的年代談起。主權者﹐至高無上的權力也﹐需要教皇加冕賦予合法性並受紅衣大主教與眾貴族牽制的的國王就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教皇高於國王的權威是和歐洲中世紀同時結束的﹐一般以1789年法國大革命實行政教分離為界。雖然拿破侖1804年稱帝時還特地把羅馬教皇請到巴黎來給他加冕﹐但他從教皇手中搶過皇冠一事標誌——教皇高於國王的權威的沒落。只在那時﹐歐洲才進入了主權國家的時代。也只從那時起﹐我們才能討論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問題。

注釋﹕

（17）牙含章﹐《明代中央和西藏地方帕木竹巴政權的關係》﹐《中國藏學》1989年第1期。

（18）《天葬》﹐22頁。

（19）《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北京﹐1984年﹐815頁。

（20）王鐵崖﹑魏敏主編﹐《國際法》﹐法律出版社﹐北京﹐1981年﹐16頁。

（21）《天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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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朝的章程

一張一馳﹐文武之道。從元朝起﹐中國對西藏的統治經歷了緊（元朝）--鬆（明朝）--緊（清朝）--鬆（民國）--緊（中共）的循環﹐清朝比元朝更緊﹐具體表現在更加制度化和法律化。制度化就是從1727年（雍正五年﹐比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加冕分別早了62年和77年）起﹐清朝向西藏派遣駐藏大臣﹐直到辛亥革命﹐歷時185年﹐從未間斷。法律化就是清廷頒佈了治理西藏的專門法律。1750年（乾隆十五年）﹐西藏發生駐藏大臣被害事件﹔次年（比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加冕分別早了39年和54年）﹐乾隆皇帝批准了進藏善後的四川總督策楞擬定的《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1792年乾隆派大軍進藏打敗尼泊爾侵略軍﹐此役共由清朝國庫支付軍費白銀1052萬兩﹐佔當時全國稅收總數的四分之一（22）﹔次年（比法國大革命晚了4年﹐但比拿破侖加冕早了11年）﹐乾隆皇帝頒佈了由大軍統帥福康安會同達賴﹑班禪等制訂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這些制度和文件標誌清朝對西藏實行了主權管轄。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卻說﹕“駐藏大臣的性質在當時類似於現代的使館﹐同時又是因與眾不同的施主與被施者關係等因素而留駐的。”“善後章程是施主滿清皇帝向自己的上師達賴喇嘛提出改良建議而已。並不是類似國王向屬下發佈的命令。”歷史檔案俱在﹐讓我們來看看事實。

首先﹐“章程”兩字就是上級給下級的指令﹐而不是什麼“建議”。用宗教上的供施關係來偷換政治上的隸屬關係﹐不過是故技重演。宗教上的施主會給“自己的上師”制訂章程並派官監督後者遵行嗎﹖

1751年的《西藏善後章程》對西藏原來的政制作了重大調整﹐廢除了郡王制度（原由世俗貴族擔任郡王管理西藏政務）﹐正式授命七世達賴喇嘛執政（原來達賴喇嘛只是宗教領袖﹐無權治理政務）﹐並建立噶廈政府﹐設噶倫四人﹐其中僧官一人﹐俗官三人﹐受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的直接領導。噶倫集體辦公﹐處理西藏政務﹕凡遇重大事項﹐務須請示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酌定辦理﹐重要公文必需鈐用清朝賜予達賴喇嘛的印信和駐藏大臣的關防。噶倫等重要官員﹐均需經清朝任命﹐頒發敕書。從此確立了由黃教領袖達賴喇嘛在駐藏大臣監督下統治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23）。由此可見﹐“章程”就是清朝皇帝給達賴喇嘛頒佈的法律和命令﹐根本不是什麼“建議”。至於駐藏大臣﹐是與達賴喇嘛平起平坐的皇帝代表﹐范普拉赫也不得不承認﹕“駐藏大臣的權力也增加了。除了統帥衛隊和掌握郵政外﹐這些滿洲官員現在還要成為噶廈政府的顧問。儘管他們不直接干預政府的行政（這話不對﹐他們與達賴喇嘛共同領導噶廈政府----引者）﹐但他們所起的新作用使駐藏大臣擁有廣泛的監督權﹐讓人聯想到施主的‘保護作用’﹐甚至會聯想到施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天下竟有“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的外交使節嗎﹖

1793年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的主要內容如下（24）﹕

1﹑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平等﹐共同協商處理西藏政務﹐西藏其他官員都要服從駐藏大臣。

2﹑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西藏各大活佛的轉世靈童﹐由駐藏大臣用“金瓶掣籤”的辦法認定。

3﹑噶倫﹑代本（西藏高級軍官----引者）出缺﹐由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一起提出正﹑陪兩個名單﹐奏請皇帝選擇任命﹐其餘僧俗官員均由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委任。

4﹑西藏的對外交涉統歸駐藏大臣處理。外番寫給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信要交駐藏大臣查驗﹐並代為酌定回信。噶倫不得與外番通信﹐如外番行文噶倫﹐應交駐藏大臣處理。

5﹑西藏的賦稅和政府支出﹐統歸駐藏大臣審核和安排。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收支也要報駐藏大臣審核。

6﹑建立藏軍。

7﹑鑄造貨幣。

8﹑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親屬不得參與政務。

當然﹐章程的頒佈是一回事﹐實際的執行是另一回事。《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借口九世達賴的認定未經金瓶掣籤﹐證明西藏對章程可聽可不聽。事實是﹐自從這個章程頒佈後﹐前後五個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中﹐有三個（十﹑十一﹑十二世）是經過金瓶掣籤確定的﹔有兩個（九﹑十三世）是經過清朝皇帝正式降旨批准免予掣籤而確定的（25）。章程既然是皇帝頒佈的﹐自然可由皇帝加以變通。

達賴喇嘛作為西藏政教領袖的地位既然是清朝皇帝授予的﹐自然還可以由清朝皇帝撤消。1706年﹐以風流情歌著稱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加措被康熙皇帝下令解押送京﹐死於途中（26）。1904年英國軍隊侵入拉薩前夕﹐十三世達賴喇嘛逃亡外蒙古﹐企圖去俄國﹐被清廷革去名號。不久恢復﹐被召進京﹐跪見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行臣子之禮。他要求今後越過駐藏大臣直接向皇帝上奏﹐遭到拒絕。1910年﹐他逃亡印度投靠英國後﹐清廷又革去他的名號﹐並決定另尋達賴靈童（27）。1790年﹐乾隆皇帝諭成都將軍鄂輝進藏查辦八世達賴喇嘛兄弟商卓特巴等專擅舞弊案時說﹕“達賴喇嘛係朕所立﹐諸事如此廢弛﹐實不能仰體心……至達賴喇嘛之兄弟商卓特巴等如此舞弊殃民……非但不應袒護﹐並應痛加懲治﹐特令此數人來京﹐實為保全達賴喇嘛﹐期於藏中有益之意。（28）”這哪裡是“施主”對“上師”的行為﹐分明是主子訓奴才的作派。

對達賴喇嘛及其兄弟尚且如此﹐其他藏官更不在話下。1728年﹐首任駐藏大臣僧格和馬喇一到西藏﹐就不顧許多藏官求情﹐將15個作亂的藏官如數正法。1844年﹐駐藏大臣琦善奏參攝政（達賴喇嘛成年前的西藏最高首領﹐同樣要報清朝皇帝批准----引者）策墨林侵佔百姓土地﹐勒索財物﹐隱匿逃犯等罪行﹐經道光皇帝批准﹐將其剝黃充軍黑龍江。琦善還就當時的種種弊端擬定《裁禁商上積弊章程》二十八條﹐奏准施行。其中重申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平等﹐非與代辦商上事務（攝政）之活佛平等﹐有事駐藏大臣對攝政以命令行之（29）。1906年﹐清朝派欽差大臣張蔭棠進藏“查辦藏務”﹐張參劾了昏庸腐敗的駐藏大臣有泰和貪黷頑梗的噶倫彭錯旺丹﹐懲治了一大批不法僧人頭目和昏庸賣國的藏﹑漢﹑滿官員﹐起用一大批愛國正直的藏﹑漢官員﹐全藏人心大快﹐交相稱讚“張大人”。然後﹐他在西藏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顯示了清朝對西藏的主權（30）。

1770年（乾隆三十八年）﹐東印度公司的軍隊侵略不丹﹐不丹國王請求六世班禪出面調停。班禪給孟加拉總督赫斯廷寫信﹐指出不丹屬於西藏﹐要求後者退兵。赫一面撤軍﹐一面派波格爾前往日喀則﹐求見班禪。當波格爾到達不丹首都時﹐班禪分別寫信給赫斯廷和波格爾﹐阻止他們進入西藏。信中說﹕“西藏屬於中國皇帝﹐皇帝已命令我不准莫臥爾人﹑印度人﹑巴坦人或英國人進入西藏。由於扎什倫布寺與北京相距遙遠﹐無法寫信請求皇帝批准﹐因此﹐波格爾應當返回加爾各答。”後來赫斯廷又寫信給班禪﹐請求允許波格爾前往日喀則。班禪寫信給駐藏大臣和攝政﹐經商議後同意波格爾到扎什倫布寺。波到後﹐提出開放孟加拉與西藏之間的貿易﹐班禪寫信請在拉薩的攝政派代表到扎什倫布寺。攝政代表答復波說﹕“攝政在他的職權範圍內樂於做有關的一切﹐不過他同整個西藏地方都是屬於中國皇帝的。”拒絕了波的要求（31）。英國人第一次與西藏接觸﹐就從西藏當時的最高權貴那裡得知﹕西藏是中國的領土。誠然﹐由於英國的武力侵略和金錢收買﹐西藏後來出現了一個親英派﹐幹了許多賣國勾當。即便如此﹐有清一代﹐在西藏問題上﹐英國始終不得不以清朝為交涉對象﹐後文將詳述。正如戈茨坦指出的﹕“繼十八世紀最初十年﹐即六世和七世達賴喇嘛的動蕩年代之後﹐西藏已經隸屬於滿族統治的中國﹐這是毫無疑問的。（32）”

范普拉赫自知用“施主--被施者”的遁詞無法否認清朝對西藏的主權﹐於是又生一計﹐他說《欽定藏內善後章程》是確立中藏關係的條約﹐“1793年的改制確立了滿藏關係的保護性質﹐駐藏大臣主管西藏的國際事務﹐是西藏君主與中國皇帝的中介人﹐這次滿清改革藏制的實質就是建立了典型的保護條款。”真是天下奇文。

保護關係是殖民主義時代的國際法概念﹐按照權威的《奧本海國際法》﹐“保護關係的產生是由於一個弱國依據條約把自己交給一個強國保護﹐其方法是把本國一切較為重要的國際事務交給保護國管理﹐保護國負責被保護國的國際關係。（33）”例如1881年《法國突尼斯保護條約》和1905《日本朝鮮保護條約》。清朝有關西藏的一系列章程根本不是什麼兩個國家簽訂的條約﹐而是清朝皇帝為了治理西藏而頒佈的法令﹐清朝和西藏之間也從未簽訂過任何雙邊條約。條約屬於外交範圍﹐而章程屬於內政範圍﹐兩者風馬牛不相干。范普拉赫之所以要如此違背法律常識地生拉橫扯﹐就是想把中國說成是西藏的“宗主國”﹐從而證明中國對西藏只有宗主權而沒有主權﹐為西藏獨立製造法律依據。范普拉赫是在步英國殖民主義的後塵﹐本世紀上半葉﹐英國千方百計要中國政府（清朝和民國）簽字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始終沒有成功（後文詳述）﹐他這樣生拉橫扯﹐就能成功了嗎﹖

注釋﹕

（22）（23）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130頁﹑119頁。

（24）牙含章﹐《達賴喇嘛傳》﹐三聯書店資料室印﹐1964年﹐43-51頁。

（25）（26）（27）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144頁﹑107頁﹑206-215頁。

（28）《清高宗實錄》﹐1361卷﹐11-13頁。

（29）張其勤﹐《清代藏事輯要》﹐417-430頁。

（30）趙富良﹐《試論張蔭棠“查辦藏事”及其治藏方針》﹐《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

（31）佘素﹐《清季英國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1954年﹔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2年﹐14-15頁﹔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英國侵略西藏史》(India and Tibet)﹐孫熙初譯﹐西藏社會科學院資料情報研究所編印﹐1983年﹐13頁。

（32）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44.

（33）《奧本海國際法》第1卷第1分冊﹐詹寧斯﹑瓦茨修訂﹐王鐵崖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北京﹐1995年﹐1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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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42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五章﹕西藏自古獨立嗎﹖

5、是主權還是宗主權﹖

無獨有偶﹐《天葬》也認為清朝對西藏只有宗主權沒有主權。它引用1944年英印政府外交部長根據英國百科全書告訴中華民國駐藏辦事處長的話說﹕“對這個詞還很難下定義﹐宗主權的伸縮性很大﹐這要看中央政府對一個地方的權力貫徹到什麼程度。如果全部貫徹了﹐那就是主權﹐不然﹐就是宗主權吧。”然後說﹕“這種經驗性的結論應該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如果一定要用主權﹑宗主權的概念判斷清代的中藏關係﹐我同意中國那時對西藏的控制更類似宗主權﹐而缺少主權性質。”因為駐藏大臣屬員少﹑在藏時間短﹑與基層絕緣而被架空﹐清朝的章程並未得到完全執行﹐清朝未能完全控制西藏﹐西藏因而維持了實質上的獨立（34）。如果只有由中央政府直接派官去西藏控制基層社會才算主權﹐那麼這在清代由於技術原因是不可能的﹐在現代由於政治原因也是不可取的。眾所週知﹐美國各州﹑市﹑鎮的長官都是本州﹑市﹑鎮人民自行選舉的﹐毋需美國總統批准﹐總統也無權任免。那麼這是否意味著美國的中央政府對五十個州只有宗主權沒有主權呢﹖在俄國﹑烏克蘭﹑西班牙內部﹐還有許多自治國﹐如俄國的布里亞特共和國﹑卡梅共和國﹑韃靼共和國﹑印古什共和國等﹐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共和國﹐西班牙的巴斯克自治國。莫非俄﹑烏﹑西三國對這些自治國只有宗主權沒有主權﹖

國家主權的核心是國防﹑外交大權﹐美﹑俄﹑烏﹑西等國的中央政府雖然不掌握各州或各自治國的人事權﹐卻掌握各州或各自治國的國防﹑外交大權﹐所以擁有對各州或各自治國的主權。清朝基本上掌握了西藏的國防﹑外交大權﹐還在某種程度上掌握了西藏的人事大權﹐所以擁有對西藏的主權。至於這些大權由於英國殖民主義侵略而不時打折扣（下文詳述）﹐並不影響清朝的主權﹐否則就變成侵略有理﹑強者為王了﹐那麼世上還有什麼公理可言﹖

宗主權是西方殖民主義時代的產物﹐今天的國際公法已經廢棄不用。正如上述老殖民主義者﹑英印政府的外交部長承認的那樣﹐宗主權的定義十分模糊。美國《布萊克法學詞典》對宗主權（suzerain/ty）的定義是﹕“這是一個用以描述強國與屬國之間關係的術語﹐非常含糊﹐沒有明確的定義。（35）”美國《韋伯新國際詞典》的定義是﹕“宗主國在各種程度上控制附屬國的外交﹐但允許後者自理內政。（36）”《美國遺產學院詞典》的定義是﹕“一個國家控制另一個國家的外交﹐但允許後者自理內政。（37）”《美國政府與政治詞典》乾脆沒有“宗主權”和“宗主國”的條目﹐卻有“自治”（autonomy）的條目﹕“少於完全獨立﹐一個大的主權國家內部某一地區擁有某種程度的管理內政的權力。（38）”以上三個宗主權定義﹐第一個等於沒有定義﹐第二﹑三個大同小異﹐即范普拉赫所說的“保護關係”。然而清朝不僅僅控制了西藏的外交﹐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西藏的內政﹐有以下史實為證。

1705年﹐康熙皇帝下令將不守佛規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加措解押進京﹐後者次年死於途中。如此嚴厲地處置西藏頭號宗教領袖﹐足見清朝對西藏的內政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1719年與1720年﹐清朝兩次派兵進藏﹐征剿從新疆伊犁侵入西藏的準噶爾蒙古部﹐把西藏從準軍的蹂躪下解救出來（由於清軍擊敗準軍主力﹐頗羅鼐得以奪佔拉薩）。清軍進入拉薩後﹐嚴懲了準軍立的第司(當時西藏最高首領----引者)達孜巴。

1727年﹐西藏又發生首席噶倫阿爾布巴作亂之事。次年﹐清朝派大軍進藏﹐處死阿爾布巴﹐任命頗羅鼐為郡王﹐總管西藏政務。

1750年﹐西藏發生駐藏大臣誘殺郡王珠墨那杰﹑二大臣又被珠的餘黨殺害的事。次年﹐清朝派員進藏善後﹐並頒佈了前述《西藏善後章程》﹐廢除郡王制﹐把原屬郡王的政治權力交給七世達賴喇嘛﹐正式確立了由達賴喇嘛在駐藏大臣監督下執政的政教合一制。

1792年﹐乾隆皇帝派大軍進藏驅逐尼泊爾侵略軍。次年﹐乾隆頒佈了前述《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又對西藏的內政作了重大改革﹐再次規定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共同治理西藏。其後西藏的五個達賴喇嘛﹐有三個是按照章程規定的“金瓶掣籤”認定的﹐有兩個是由清朝皇帝批准免予掣籤的。西藏的最高政教領袖都要按清朝皇帝的旨意產生﹐又可以由清朝皇帝革去名號（1904年﹑1910年兩次革去十三世達賴喇嘛）再次證明了清朝皇帝對西藏內政的至高無上的權威。

1844年﹐道光皇帝將西藏攝政策墨林剝黃充軍黑龍江﹐頒佈《裁禁商上積弊章程》。

1894年﹐十九歲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奉光緒皇帝令親政。他當時年輕氣盛﹐渴望有所作為﹐向理藩院與總理衙門請示了十個問題﹐主要內容如下﹕

1﹑達賴喇嘛認為1888年第一次抗英戰爭中藏軍之所以屢戰屢敗﹐是因為駐藏大臣一再嚴飭不可用兵﹐致使軍心懈怠。而昇泰（當時的駐藏大臣----引者）議和﹐又一味妥協示弱﹐致使英國人恣意專橫。總理衙門則認為藏人以弱亂強﹐漫無軍紀﹐勢不能支。朝廷權衡利害﹐煞費苦心議和撤軍。事後達賴喇嘛不知自強﹐反稱議和使藏軍懈怠﹐阻撓勝算﹐事非屬實。

2﹑達賴喇嘛認為錫金應歸藏屬。總理衙門認為﹐錫金在咸豐年間已立約附英﹐英國在此設官﹑開墾﹑修路﹑造橋之初﹐藏人並未力爭﹐今欲收回舊屬﹐徒費口舌而已。

3﹑達賴喇嘛希望阻止印茶入藏。總理衙門答﹕當初議定俟百貨免稅銷藏五年後﹐方准印茶入藏﹐就是為了抑制印茶。如今期限已到﹐自應依約行事。

4﹑達賴喇嘛指控駐藏大臣移用藏款。傳聞朝廷撥賞西藏庫銀40萬兩﹐修築藏印戰爭中破損之寺廟﹐但藏方所領銀兩與原數不符。理藩院駁道﹕前駐藏大臣昇泰任內﹐先後撥款12萬多﹐修築靖西內外關卡城垣及各衙署房屋等﹐皆有冊可稽﹐並無撥款40萬兩之事。

5﹑達賴喇嘛奏報不丹位於藏印交界﹐原與西藏結好﹐請賞給不丹國王爵銜﹐以慰其心。尼泊爾毗連藏地﹐與西藏訂有盟約﹐現該國國王﹐兄弟不和﹐弟已附英﹐請降旨施恩勸勉。總理衙門同意此議﹐但如何羈縻不丹與尼泊爾﹐應飭令駐藏大臣查明辦理。

6﹑達賴喇嘛控訴英人越境通商不納稅﹐又假冒委員索取稅收。總理衙門辯稱﹐按通商章程規定﹐英人可以自由往返貿易。

7﹑達賴喇嘛申訴﹕亞東分界通商後﹐昇泰通告全藏﹐英國所販雜貨﹐如係藏內應用之物﹐即准買賣﹐否則停止互市。現在英商所販之品﹐多是槍﹑刀﹑火藥﹑煙酒﹐與藏人民生不合﹐如今又要求印茶銷藏。川茶本有大利﹐原茶稅交庫﹐地稅交藏﹐如讓印茶入藏﹐必打擊川茶﹐且於稅收多所窒礙﹐應一並禁止。總理衙門答﹕印茶入藏是英人力爭之款﹐約中規定開埠後五年印茶始准銷藏﹐就是為了保護川茶。

8﹑達賴喇嘛懇請清廷將亞東稅收賞給西藏﹐以濟軍糧﹐並請施恩將駐藏大臣直轄的三十九族及喀拉烏蘇八旗歸西藏管轄。理藩院駁道﹕近年來西藏添兵設防﹐用款支絀﹐雖是實情﹐但達賴喇嘛席有全藏﹐於務本為農﹑通商惠工等一切生財致富之道﹐概不講求﹐乃致貧弱不振。如今又欲兼轄三十九族及喀拉烏蘇八旗（均為藏北蒙古族部落----引者）﹐以為附益﹐真是不識大體。查三十九族及喀拉烏蘇八旗歸駐藏大臣管轄﹐是清廷控馭邊陲的部署﹐用意甚遠﹐不可輕易更張。

9﹑達賴喇嘛又指出﹐西藏兵源充足﹐但器械不足﹐想要製造﹐又無工匠﹐希清廷賞賜大小槍械火藥鉛丸等﹐或派匠赴藏製造。總理衙門答﹕整軍經武﹐必資利器。藏人欲圖自強﹐講求器械製造﹐原所應為。然必俟勘界通商各事辦有端緒後﹐由駐藏大臣察度情形﹐奏明核辦。若遽設更張﹐恐於界務諸事﹐轉多妨礙。

10﹑達賴喇嘛指控駐藏大臣罔顧西藏情勢﹐要求今後遇有緊要事件﹐准由達賴喇嘛直接奏報理藩院處理﹐並請旨另賞印信。又駐藏大臣處事不公﹐則請朝廷另派京員來藏會辦。理藩院答﹕一切照舊辦理﹐勿庸異議（39）。

以上各條涉及西藏的外交內政軍事經濟各方面﹐從中雖可看出清廷對英國的軟弱態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當時英強清弱﹐不讓步不行）﹐卻也證明了﹕清朝對西藏確有主權﹐達賴喇嘛雖然不滿﹐卻只能請示清廷﹐無法擅自行動。而清廷的答復大都要駐藏大臣辦理。

1908年﹐十三世達賴喇嘛覲見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時﹐不僅下跪﹐而且幾次請求今後有事可越過駐藏大臣直接向皇帝上奏﹐可見至清朝滅亡前夕﹐他仍承認並拜服清朝對西藏的統治權威。

1906年﹐清朝派欽差大臣張蔭棠進藏﹐大刀闊斧推行“新政”﹐下文詳述。

以上事實說明﹐清朝對西藏的政治制度和最高領袖都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並作了有力的﹑積極的管理。清朝對西藏擁有主權﹐還有什麼疑問嗎﹖

至於《天葬》下大力證明駐藏大臣被架空﹐西藏當局陽奉陰違等事﹐那是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有的。整個民國時代﹐各省軍閥都在陽奉陰違中央政府﹔今天中國的各省當局也在陽奉陰違中央政府﹐我們能說那時和今天的中央政府對各省只有宗主權沒有主權嗎﹖西藏那時的自主權再大﹐也未超過美﹑俄﹑烏﹑西的各州和各自治國。如前所述﹐那些國家的中央政府對於各州和各自治國的人事可是連過問都無權過問的呀。根據《奧本海國際法》﹐像美國﹑俄國﹑德國﹑印度這樣的聯邦國家“是若干主權國家的聯合體”﹐“聯邦國家被認為是與它的成員國一起存在的一個真實的國家”﹐“一個聯邦國家在一切方面是各成員國的對外代表﹐以致於在國際關係上﹐各成員國完全不出面。這就是美國的情形﹐所有模仿美國憲法的美洲各聯邦國家憲法﹐也是這樣。在這裡﹐各成員國也是主權者﹐不過這種主權只限於內部事務”（40）。這裡的論述與前述《天葬》所引的“英國百科全書”對主權與宗主權的定義明顯矛盾。“英國百科全書”說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權力“如果全部貫徹了﹐那就是主權﹐不然﹐就是宗主權”。而根據前引美國詞典對宗主權的定義﹐宗主權就是一國管理另一國的外交而不管其內政。《奧本海國際法》卻說﹐美國的中央政府（聯邦政府）雖然只管各州的外交而不管各州的內政﹑各州在內政上仍是主權國家﹐這中央政府依然是一個“真實的國家”即主權國家（世上還沒有人對此表示異議）。為什么不說美國對各州或某州只有宗主權而沒有主權呢﹖

《天葬》說﹕“至今這麼多中立史學家都認為中國在本世紀五十年代以前對西藏僅擁有宗主權﹐根源就在於上述章程（指《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引者）在西藏遠非全部兌現﹐大部分時間僅停留於名義而已。美國卻相反﹐雖然其佔領夏威夷的時間不長﹐但是它對夏威夷實施了充分的權力﹐它對夏威夷的主權就從無到有﹐並且從有爭議再到沒爭議。”（41）我不知道這裡所謂的“充分的權力”指的是什麼。如果是像《天葬》所苛求於清朝的那樣﹐是派官去控制夏威夷的基層社會﹐那麼根據美國憲法﹐夏威夷的所有官員（從州長到鎮長）都是由當地人民選舉的﹐美國聯邦（中央）政府無權派遣一個官員去夏威夷﹐也無權撤換一個夏威夷官員。美國聯邦政府雖然派有代表常駐各州（包括夏威夷）﹐但他們無權干涉各州的人事與內政﹐其權力遠遠不如“被架空”的駐藏大臣。如果以美國聯邦政府對夏威夷內政的權力為“充分的權力”的標準﹐那麼清朝最衰落時期對西藏內政的權力都比美國聯邦政府對夏威夷內政的權力充分百倍。

更何況﹐那些國家的許多州和自治國或少數民族地區正在鬧獨立﹐例如美國的德克薩斯和夏威夷﹐俄國的車臣﹑印古什﹑韃靼﹐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西班牙的巴斯克﹐還有英國的北愛爾蘭﹑蘇格蘭﹐法國的科西嘉﹑布列塔尼﹐加拿大的魁北克﹐印度的克什米爾﹑錫克﹐斯里蘭卡的泰米爾﹐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茲﹐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土耳其的庫爾德等﹐有些鬧得比清代的西藏還要兇﹐如北愛爾蘭﹑車臣﹑克什米爾﹑巴斯克﹑泰米爾﹑阿布哈茲﹑科索沃﹑庫爾德等都在搞恐怖活動或打內戰﹐為什么國際社會依然承認那些國家對那些地區擁有主權而非宗主權﹐唯獨在清朝與西藏的關係上如此苛刻﹖這樣做公平嗎﹖

《天葬》還提到中國與西藏的“東方式的模糊關係”﹐“以‘藩屬’方式治邊”（42）。中國歷史上確有“外藩”之說。清朝時﹐“中國朝貢之邦有定期者六﹕朝鮮﹑琉球﹑越南﹑緬甸﹑暹羅﹑南掌。朝鮮﹑琉球最恭順﹐越南次之。其餘三國不過是羈縻勿絕而已。（43）”中國皇帝稱這些國家為“外藩”。雍正皇帝說過﹕“雲南為朕之內地”﹐“安南為朕之外藩”（44）。這外藩有點像宗主權下的屬國﹐中國皇帝只要求他們前來朝貢﹐並向他們提供保護。其內政自理﹐中國不派官駐軍。外藩的統治者的更替﹐中國一般也不過問。但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則屬於“內藩”﹐又名“藩屬”。清廷設理藩院﹐專管內藩。據載有內外蒙﹑察哈爾﹑青海﹑西藏﹑新疆六地（45）。對他們要派官駐軍﹐行使主權管轄。用國際法考察﹐他們應當屬於中國領土。由此可見﹐清朝同內藩的關係並不“模糊”。

范普拉赫還說西藏當時“有權”與外國單獨簽訂條約﹐以此證明西藏是獨立國。1904年英軍侵入拉薩後﹐確實草擬了一個不平等條約。但那時十三世達賴喇嘛已經逃走﹐清朝外務部電令駐藏大臣有泰“切勿畫押”﹐英軍頭目榮赫鵬強迫達賴喇嘛逃走前指定的攝政簽了字。英國政府馬上意識到﹐這個條約沒有清政府簽字是非法的﹑無效的。英國於是向清政府施加壓力。清政府派代表唐紹儀去印度談判﹐唐要求英國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唐曾留學美國﹐知道主權與宗主權的區別及利害關係﹐他一再警告清朝外務部﹐不可承認對西藏只有宗主權）。英國只承認中國對西藏有宗主權﹐談判陷入僵局。1905年英國保守黨下台﹐自由黨組閣﹐榮赫鵬的侵略戰爭受到自由黨議員批評。沙俄不甘心英國獨吞西藏﹐還在英軍進攻江孜時就曾提出責問（46）。1906年中英在北京繼續談判﹐英國立場軟化﹐雙方簽訂《中英續訂藏印條約》﹐將1904年的《拉薩條約》作為附約。這個條約閉口不提主權﹑宗主權﹐其第二款說﹕“英國應允不佔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國亦應允不准他國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47）”等於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清廷雖然賠償英國250萬盧比﹐開放亞東﹑江孜﹑噶大克為商埠﹐卻也挽回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明確了西藏地方政府無權單獨與外國簽訂條約。有清一代﹐中國與外國簽訂的所有有關西藏的條約從未承認宗主權之說（48）。至於1907年《英俄協議》（49）背著中國相互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是兩個殖民主義者之間的骯髒交易﹐從未得到中國的認可。當時的沙俄政府早已崩潰﹐其繼承國蘇俄早已宣佈廢除沙俄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今日的俄國也不曾宣佈要隔世繼承沙俄簽訂的條約﹐《英俄協議》還有什麼法律效力嗎﹖

注釋﹕

（34）《天葬》﹐37-50頁。

（35）Black, Henry Campbell, Black's Law Dictionary (St. Paul, MINN: West Publishing Co., 1990), p.1447.

（36）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Springfield, MA: G.&C. Merriam Company, Publishers, 1976), p.2304.

（37）The American Heritage College Dictionary, 3d Edition (Bos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3), p.1369.

（38）Shafritz, Jay M., The Harpercollin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arper Perennial,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p.46.

（39）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十條請示見牙含章﹐《達賴喇嘛傳》﹐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153-155頁﹔其他史實參見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

（40）《奧本海國際法》﹐第1卷第1分冊﹐詹寧斯﹑瓦茨修訂﹐王鐵崖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北京﹐1995年﹐163-164頁。

（41）《天葬》﹐37-38頁。

（42）《天葬》﹐69-70頁。

（43）《薛福成選集》﹐538頁。轉引自張植榮﹐《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的法律地位》﹐《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

（44）《國朝柔遠記》﹐卷四﹐雍正六年。轉引自同上文。

（45）《清文獻通考》﹐卷82﹐《職官號﹑六﹑理藩院》。轉引自同上文。

（46）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2年﹐134頁。   

（47）（49）這兩個條約的全文見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附錄。

（48）參見馮明珠﹐《析論清季中英西藏交涉中的“主權”問題》﹐《西藏研究論文集》﹐第2輯﹐西藏研究委員會﹐台北﹐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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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42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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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歷史

第五章﹕西藏自古獨立嗎﹖

6、清朝不是中國嗎﹖

范普拉赫和達賴喇嘛等無法否認清朝對西藏的主權﹐於是又重彈“清朝不是中國”的老調。《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說﹕“滿清和西藏的交往與蒙古和西藏的交往一樣﹐其中與中國並無半點關係。”那麼清朝的繼承國又是誰﹖他們能從世界地圖上指出來嗎﹖

事實上﹐清朝皇帝也自稱中國人。雍正皇帝親書《大義覺迷錄》說﹕“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50）”

清朝雖然不以中國為國號﹐卻在許多條約裡自稱中國。如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1844年《中美五口貿易章程》（即《中美望廈條約》）﹑1858年《中俄天津條約》﹑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1858年《中法天津條約》﹑1860年《中英北京條約》﹑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等等等等﹐無一不是以“中”為國名。《中俄尼布楚條約》一開頭就稱康熙為“中國大聖皇帝”﹐條約中多次使用“中國”字樣﹐如“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其中未見“清國”或“滿洲帝國”字樣（51）。有時把“中國”和“大清”並用﹐作為同義詞。《中英南京條約》第八條稱﹕“凡係大英國人﹐無論本國﹑屬國軍民等﹐今在中國所管轄各地方被禁者﹐大清皇帝准即釋放。（52）”1906年《中英續訂藏印條約》說﹕“案查光緒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及十九年十月十八日﹐中國與英國所定兩次藏印條約﹐其所載各款﹐西藏並未認為確實﹐亦未允切實遵辦……玆大清國大皇帝﹑大英國全境大皇帝兼五印度大皇帝……（53）”今日地球上根本不存在一個滿清國或滿洲國﹐滿洲的土地和人民都在中國境內﹐而且滿族都說漢語﹐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所謂清朝不是中國論﹐無異於癡人說夢話。

注釋﹕

（50）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4輯﹐中華書局﹐北京﹐1983年﹐4-5頁。

（51）《中俄邊界條約集》﹐商務印書館﹐北京﹐1973年﹐2-3頁。

（52）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編﹐《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1840-1949）﹐上卷第1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5頁。

（53）戈爾斯坦（戈茨坦﹐Goldstein, Melvyn C.）﹐《喇嘛王國的覆滅》（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杜永彬譯﹐時事出版社﹐北京﹐1994年﹐8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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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43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六章﹕英國殖民主義侵略

1、英俄角逐

西藏問題起源於英國殖民主義侵略。正如藏族學者多傑才旦說的﹕“在二十世紀初以前﹐藏文語彙中還沒有‘獨立’這個詞。所謂‘西藏獨立’﹐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帝國主義侵略的產物。二十世紀初以來﹐英帝國主義為了達到控制﹑霸佔中國西藏的目的﹐除了訴諸武力﹑直接出兵﹑發動侵略西藏的戰爭外﹐還拉攏﹑收買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親帝分裂分子﹐策劃‘西藏獨立’。（1）”有人用漢藏文化差異來論證西藏獨立的合法性與必然性﹐那是站不住腳的。否則的話﹐世界上所有多民族國家包括美國﹑英國﹑俄國﹑印度在內都應該解體了。十三世達賴喇嘛為什么在1910年逃亡印度投靠不信佛教的英國統治者﹑對抗信佛教的滿清統治者﹖是為了政治經濟利益。藏人一向把清朝皇帝當成文殊菩薩來加以崇敬（2）﹐現世達賴喇嘛也曾表達過前往文殊菩薩駐地五台山朝聖的願望（3）。然而在關鍵時刻﹐文化與宗教卻被十三世達賴喇嘛置於腦後﹐足見西藏問題的根源並不在於文化與宗教﹐而在於政治與經濟﹐1959年的叛亂再次證明了這點。這是理解西藏問題的關鍵﹐也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

英國殖民主義之所以要處心積慮地侵略西藏﹐首先為了保護其“女王王冠上的珍珠”----印度﹐其次為了奴役西藏﹐再次為了建立從西部侵略中國內地的基地。然而它卻打“幫助西藏獨立”這樣冠冕堂皇的旗號。一個在全球到處侵略﹑建立了“日不落帝國”的頭號殖民主義強盜居然會幫助別人取得獨立﹐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它為什么不幫助印度取得獨立﹖

強盜終究是強盜。英國為了“幫助西藏獨立”﹐在1888年與1904年發動了兩次侵略西藏的戰爭﹐用大砲和詭計轟開了西藏的大門。英軍在1904年入侵中曾以談判為名欺騙藏軍熄滅火槍的點火繩﹐然後突然開火屠殺毫無防備的藏軍（4）。英軍殺死數千藏人後侵佔了拉薩﹐迫使十三世達賴喇嘛逃走。然而現世達賴喇嘛卻在自傳裡說﹕“感謝榮赫鵬上校的遠征探險﹐有個英國貿易使團駐藏近半個世紀。......英國人與西藏人向來友好。我國人民無論男女都認為英國人恭而有禮﹑具有正義感和幽默感﹐因而非常推崇他們。（5）”達賴喇嘛如此熱情洋溢地感謝與讚美那次卑鄙的屠殺的指揮官榮赫鵬與其他英國殖民主義者﹐真是匪夷所思﹑無恥之極。不過這也不足為奇﹐那次戰爭後﹐西藏確有不少上層人物賣身投靠了英國人﹐其中包括十三世達賴喇嘛。

英國而外﹐沙俄也想染指西藏。它採取了更巧妙的辦法﹐派俄國布里亞特蒙古人多吉也夫（德爾智）以學佛為名潛入拉薩。由於德爾智精通藏語與佛學﹐成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侍讀經師﹐深受賞識。他利用黃教經典中關於北方將出現佛法大王的說法﹐經常向十三世達賴喇嘛灌輸俄國沙皇就是佛法大王﹑只有俄國能幫助西藏對抗英國侵略的思想。後者竟然信以為真﹐在1900年和1901年兩次派德爾智以“西藏特使”的名義率領“西藏代表團”去俄國“訪問”﹐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見。俄國報紙還大肆報道沙皇接見“西藏外賓”的消息。沙皇把自己派出的間諜當做“外國使節”來看待﹐可謂天下奇聞。德爾智第一次“訪問”俄國時﹐沙皇送給十三世達賴喇嘛一套東正教的金色法衣﹐並封他為“大主教”。十三世達賴喇嘛竟然分不清東正教與佛教的區別﹐深感榮幸。德爾智第二次“訪問”俄國時﹐竟與沙皇討論了西藏在彼得堡設立“西藏使館”的問題。沙俄還用駱駝隊穿過新疆運送大量銀塊﹑手錶﹑槍支﹑珠寶給德爾智﹐讓他廣泛收買西藏上層。又派更多的布里亞特蒙古人潛入拉薩“學佛”﹐擴大德爾智的勢力。養兵千日﹐用兵一時。1904年英軍侵入拉薩前夕﹐德爾智終於說動十三世達賴喇嘛跟隨他去投靠俄國﹐並在已住拉薩的70名武裝的布里亞特蒙古人護衛下逃往外蒙古。不巧的是﹐當時俄國剛剛在日俄戰爭中敗北﹐1905年又發生革命﹐尼古拉二世自顧不暇﹐哪有能力充當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救世主（6）﹖後者只得接受清朝的安排﹐先去五台山朝佛﹐再去北京覲見清帝。

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五台山和北京期間﹐突然轉了180度彎﹐向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rdan）問候獻媚﹐表示願與英印殖民當局“誠意修好”（7）。當時清朝正趁西藏群龍無首之際﹐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政”。一方面派川軍進藏收權﹐另一方面進行“現代化”改革﹐諸如開路﹑修橋﹑辦報﹑興學等。《張蔭棠治藏十九條》（8）第一條就要求剝奪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政治權力﹐實行政教分離。第八條說﹕“藏中差徭之重﹐刑罰之苛﹐甲於五洲﹐應一律革除。以蘇民困。”簡直就像中共那樣要廢除農奴制﹑解放農奴了（農奴制的基礎是差徭地租﹐廢除了差徭就等於廢除了農奴制）。單這兩條就極大地損害了達賴喇嘛的政治經濟利益。所以他要認敵為友﹐向將其趕出西藏的宿敵英國求饒﹐旨在挾洋自重﹐對抗中央政府。這一策略﹐也被現世達賴喇嘛繼承下來了。十三世達賴喇嘛在1909年底回到拉薩後﹐自恃有洋大人作後台﹐不理睬前來歡迎的駐藏大臣聯豫﹐從而引發了後來的一系列衝突﹐終於發展到逃亡印度﹐完全投入英國殖民主義的懷抱。榮赫鵬獲悉此事﹐大吃一驚﹐對西藏政治的變幻莫測感慨萬千（9）。在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乞求下﹐英國駐華代辦向清朝外務部抗議（川軍入藏）﹐後者回答說﹕“中國政府的意圖只不過是為了維持西藏的治安和實行比以前更為有效的管制﹐特別是關於西藏對於鄰國的義務。他們願向英國政府保證不改變西藏的現狀﹐他們絲毫無意變更西藏的內部行政。（10）”鑒於1906年的《中英續訂藏印條約》有“英國應允不佔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的條款﹐英國無話可說﹐只得暫令英印當局嚴守中立﹐同時屯兵錫金西藏邊境﹐威脅清軍（11）。

清朝派兵進藏並非第一次﹐早在1720年平定準噶爾軍時﹐就派軍進入拉薩﹐清朝在西藏的駐軍一直保持到鴉片戰爭。後因西方列強侵略﹐使清朝無暇西顧。清朝此時派軍進藏﹐本是為了捍衛國家主權﹐抵禦英國侵略﹐完全是合法（國際法）的舉動。即便要改革西藏的政治經濟制度﹐也是中國的內政﹐此前清朝曾多次改變西藏的政制（諸如前述各章程）﹐與英國有何相干﹖英國有什麼權力干涉﹖今日回味張蔭棠的《治藏十九條》﹐最令人感到驚訝的是他竟然要廢除政教合一和農奴制﹑解放農奴﹐它已經超出了單純的收權﹐變成“民主改革”了。一個封建皇朝的封疆大吏提出的改革西藏的綱領﹐竟與50年後中共提出的民主改革綱領如此相似﹐決非偶然。它說明﹐西藏當年的政治經濟制度相對於清朝的封建制度來﹐仍然是落後的反動的。而中共的社會制度再專制獨裁﹐都比西藏政教合一的農奴制進步一點點（後文詳論）。

據說十三世達賴喇嘛逃亡印度之初﹐原有經海路去北京向清廷面奏之意。但清廷又一次革除他的名號﹐並下令另覓達賴喇嘛靈童﹐打消了他的這一念頭（12）。此事即便當真﹐只說明他還想在清朝與英國之間玩弄兩面手法。這時他已被瘋狂的仇漢心理所控制﹐把英國殖民主義當成了唯一的靠山。靜待良機﹐以圖東山再起。

注釋﹕

（1）多傑才旦﹐《西藏問題不是人權問題而是維護中國主權問題》﹐《中國藏學》﹐1992年第2期。

（2）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2.

（3）Pomfret, John(Washington Post Service), "Jiang Cracks Open Window to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X:III (August 1998), p.15.

（4）這段醜史眾所週知﹐連美國公共電視台PBS在1994年2月22日的FRONTLINE節目裡播放的為西藏獨立張目的電視片《紅旗飄揚在西藏上空》（Red Flag Over Tibet）也描述了這段醜史並加以譴責。

（5）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61.

（6）朱梓榮﹐《帝國主義在西藏的侵略活動》﹐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80年﹐48-52頁。

（7）（9）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英國侵略西藏史》(India and Tibet)﹐孫熙初譯﹐西藏社會科學院資料情報研究所編印﹐1983年﹐288-297頁。

（8）吳豐培等編撰﹐《清代駐藏大臣傳略》﹐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88年﹐268-270頁。

（10）《英國藍皮書》﹐5240帙﹐196頁﹔轉引自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2年﹐166頁。

（11）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英國侵略西藏史》(India and Tibet)﹐孫熙初譯﹐西藏社會科學院資料情報研究所編印﹐1983年﹐302-304頁。

（12）牙含章﹐《班禪額爾德尼傳》﹐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87年﹐218-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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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44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六章﹕英國殖民主義侵略

2、第一次驅漢

西藏政治的變幻莫測確實令人感慨萬千。正當清朝對西藏的權威達到歷史的頂峰時﹐辛亥革命爆發﹐清朝的權威轟然倒塌。本來就軍紀敗壞﹑派系林立的駐藏川軍發生內訌﹐互相殘殺﹐爭奪錢財﹐又大肆搶劫﹐亂作一團。這對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英國殖民主義可謂天賜良機。在英國的支持下（提供武器）﹐十三世達賴喇嘛派人回藏組織民軍驅逐漢軍﹑漢人。由於駐藏漢軍自相殘殺﹐又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被藏軍全部驅逐出西藏﹐史稱“第一次驅漢事件”。駐藏川軍紀律敗壞﹐擾民太甚﹐大部分西藏上層人士站在十三世達賴喇嘛一邊﹐但也有班禪系統﹑拉薩的丹吉林寺﹑哲蚌寺的大部分喇嘛﹑噶廈政府的噶倫察絨汪曲杰布等官員站在漢人一邊。察絨等人因而被殺（13）。1912年遠在印度大吉嶺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向西藏發佈了一個通告﹐要藏人將漢人驅逐乾淨﹐“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被范普拉赫等說成是“獨立宣言”﹐其實這個通告裡沒有一個字提到獨立（14）。1913年2月﹐十三世達賴喇嘛回到拉薩﹐發佈了名為“聖地佛諭”的公告﹐宣佈西藏獨立。戈茨坦認為﹕“雖然在當時西方的術語中這算不上是一個正式的獨立宣言，但……它清楚地表明了達賴喇嘛要求自由的願望﹐以及在沒有中國的封號﹑沒有中國的干涉情況下統治西藏的意圖。（15）”十三世達賴喇嘛想獨立﹐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他和他的幕僚對國際法一竅不通﹐既不懂得用國際法語言宣佈獨立﹐也不懂得在新聞媒體上發表﹐更不懂得與中國政府談判和呼籲外國政府承認。所以沒有任何政府（包括英國）承認他的宣佈獨立﹐也就不足為奇了。

與此同時﹐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召開西藏各界代表會議﹐討論與中國的關係。據當時英國負責西藏事務的駐錫金專員﹑“西藏通”貝爾（Charles Bell）說﹕“西藏之官吏僧侶人民中﹐有左袒中國者﹐自無容諱﹐蓋自然之親近﹐及聯合之久遠﹐有以致之耳。（16）”這“自然之親近”與“聯合之久遠”﹐的確說到了點子上。無論在人種﹑語言﹑文化﹑宗教上﹐藏漢兩族都比藏英或藏印等族接近。清朝對西藏一向優厚﹐從不收稅﹐反而給予財政補貼。據1795年西藏呈報清廷的報告說﹐布達拉宮每年收入127000兩白銀﹐但每年支出為143000兩﹐不足部份由清廷補足（17）。清廷每年把四川打箭爐等地的稅收5000兩白銀和大批茶葉賞給達賴喇嘛﹐卻“免其正賦之貢”﹐“凡所納稅賦及向罰人銀錢﹐俱存備公用並喇嘛唸經之費”（18）。十三世達賴喇嘛1908年覲見慈禧太后時﹐後者傳旨今後每年賞賜前者銀一萬兩﹐由四川藩庫分季支發（19）。清朝對西藏的寬厚大度竟被現世達賴喇嘛作為“西藏自古以來獨立”的證據﹐他對董尼德說﹕“在西藏﹐有些受中國行政管理的地區（指四川﹑青海﹑甘肅﹑雲南藏區----引者）有向北京納稅﹐不過以面積而言﹐佔地最廣的中部西藏（指今日的西藏自治區----引者）﹐則從來沒有納過稅﹐在將近兩千年之間﹐從來沒有納過稅﹐我認為這個意義非常明顯。（20）”照此邏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從未向西藏徵稅﹐反而給予巨額補貼﹐所以西藏自1951年以來一直是獨立的了﹐那他為何要逃離獨立的西藏﹖中國政府還給許多漢族貧困縣免稅與補貼﹐難道那些縣也是獨立國家嗎﹖不過他無意中承認了﹐川﹑青﹑甘﹑雲藏區從來就不受歷代達賴喇嘛管轄。

注釋﹕

（13）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228頁。

（14）牙含章﹐《達賴喇嘛傳》﹐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240頁。

（15）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r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60-61.

（16）貝爾（Charles Bell）﹐《西藏之過去與現在》(Tibet: Past and Present)﹐宮廷璋譯﹐192頁。

（17）吳忠信﹐《西藏紀要》﹐中央文物出版社﹐台北﹐1953年﹐85頁。

（18）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180頁﹔《清實錄﹑高宗朝》﹐69卷。

（1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宮中雜檔》﹔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1995年﹐208頁。

（20）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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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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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英國殖民主義侵略

3、西姆拉陰謀

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佈﹕“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21）”4月﹐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於同月22日發佈命令﹕“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為我中華民國領土﹐則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為我中華民國國民。（22）”這就是著名的“五族共和”。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四川﹑雲南都督奉袁世凱命派軍進藏﹐節節勝利。十三世達賴喇嘛又玩起了兩面手法﹐他一面組織藏軍抵抗川軍並繼續驅漢﹐一面派人通過新疆都督袁大化向北京政府提出恢復漢藏關係條件﹐又派人與四川都督尹昌衡談判﹐贊成“五族共和”﹐要求中國政府照常津貼達賴喇嘛。他的目的是要用名義上的“西藏屬於中國”換取中國政府源源不斷送錢給他﹐同時卻不允許中國在西藏駐軍設官﹐他的算盤可謂精明透了。英國見勢不妙﹐一面制止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中央政府談判﹐一面直接出面干涉。1912年8月7日﹐英國公使朱爾典向中國外交部提出五點條件﹕一﹑中國不得干涉西藏內政﹔二﹑中國不得改西藏為行省﹔三﹑中國不得派軍駐藏﹔四﹑英國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要求根據上述各點訂約﹐並以此作為承認中華民國的條件﹔五﹑訂約前封閉一切經印度去西藏的道路（旨在阻止中國政府派官去西藏----引者）。9月7日他又向中國外交部施加壓力說﹐如果中國定要派兵進藏﹐英國當以實力幫助西藏獨立。

袁世凱一面下令川軍停止進軍﹐一面駁斥英國的照會。指出根據1906年與1908年中英兩個有關西藏的條約﹐中國有權干預西藏內政﹐有權派兵進藏﹐中英毋需再訂新約﹐希望英國先各國承認中華民國。英國當然不會買賬。袁世凱迫切需要英國的承認與借款﹐被迫同意舉行英國提出的中﹑英﹑藏三方談判﹐這便是臭名昭著的西姆拉會議（23）。

根據戈茨坦引證大量英國外交檔案的描述﹐出席西姆拉會議的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代表夏扎首先要求中英兩國承認西藏獨立﹐並要求把“大西藏”劃入“西藏國”的版圖。中國代表陳貽範則要求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西藏的國防﹑外交必須受中國政府控制﹐中國本部與西藏的界線必須劃在清末時達賴喇嘛的實際控制線上（大致等於今日的西藏自治區---引者）﹐雙方立場針鋒相對。

英國不願支持西藏獨立﹐這倒不是因為它善良﹐而是因為1907年的《英俄協議》規定英俄兩國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並相約不干涉中國西藏內政。如果英國公開支持或承認西藏獨立﹐就會引起俄國抗議﹐影響英俄關係。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西姆拉會議始於1913年10月13日﹐英藏兩方簽字於1914年7月3日﹐25天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正式爆發）﹐英國要拉攏俄國對抗德國﹐怎敢得罪俄國﹖英國還怕西藏獨立後與俄國結盟﹐危害英國利益。在英國的壓力下﹐藏方被迫放棄獨立訴求。《西姆拉條約》規定﹕中英兩國承認中國在西藏享有宗主權﹔中英兩國還承認“外藏”自治﹐不干涉“外藏”的行政事務﹔“西藏政府”對“內藏”擁有宗教權﹔中國承認英國在西藏的“特殊利益”﹐英國在“外藏”享有商業最惠國待遇﹔中國不得在西藏駐軍設官等等。這裡所謂的“外藏”和“內藏”﹐是英國仿傚內外蒙古提出的概念﹐“外藏”指達賴喇嘛控制區﹐“內藏”指中國政府控制的川﹑甘﹑青﹑雲四省藏區。戈茨坦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條約的實質是把西藏變成名義上屬於中國﹐實際上處於英國影響下的“自治”之中（24）。這與俄國策動的“外蒙自治”如出一轍。

袁世凱政府本擬接受“宗主權”等款﹐只因英﹑藏方面在劃分“外藏”界線時胃口實在太大﹐引起新疆﹑四川﹑青海﹑雲南等省都督巡撫和人民團體強烈反對﹐只得命令陳貽範拒絕在條約上正式簽字。《西姆拉條約》最奇特之點是它的《附件》（Schedule）﹐它規定﹕締約各方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組成部分﹔西藏政府找到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後﹐請民國政府授予封號﹔“外藏”官員的選拔﹑任命權在西藏政府﹔“外藏”不派代表參加民國議會等等。它既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組成部分﹐就和條約正文的“宗主權”相矛盾﹐精通國際法﹑最善於講究措辭的英國外交官決不會不明白這點。他們把這句話放在《附件》裡﹐為的是誘騙中國政府在正約上簽字﹐然後說要以正約為準﹐其用心可謂惡毒之至。英國甚至暗示要用戰爭“保護”西藏﹐並支持西藏對中國開戰﹐以此脅迫中國政府簽字。當這一切都無效時﹐英藏兩方竟然撇開中國在條約上簽字﹐並發表聲明說該約對英藏雙方都有約束力﹐只要中國不簽字﹐中國就不能享受該約的一切權利。換言之﹐中國如果不簽字﹐連對西藏的“宗主權”都沒有了。

在這個會上﹐英國代表麥克馬洪（McMahon）與十三世達賴喇嘛代表夏扎還背著中國代表簽訂了兩個秘密協定﹐一是《英藏貿易條例》﹐規定西藏給予英印商人治外法權﹐沒有英國同意不得向英印商人徵收關稅或其他稅﹐實際上把西藏變成了英國的半殖民地。另一個是邊界協定﹐即《麥克馬洪線換文備忘錄》﹐把“麥克馬洪線”以南約九萬平方公里的中國西藏領土（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加措就誕生在那裡）劃給英屬印度。英國人利用藏人不懂地理學﹑不會畫地圖﹐在劃界時又做了許多手腳（25）。這兩個協定充分暴露了英國殖民主義的強盜嘴臉。當時英國答應以幫助“大西藏”取得獨立作為回報。為了獨立而割讓領土﹑出賣主權﹐這樣的獨立也稱得上“自由”嗎﹖後來英國果然在外交上一再向中國施壓﹐用武器支援西藏﹐煽動藏軍向西康﹑青海進攻﹐結果都失敗。噶廈政府後悔﹐一再乞求英國歸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土地﹐遭到英國拒絕﹐它因此哀嘆“大虫吃小虫”。印度獨立後﹐全盤繼承了英國在西藏的殖民利益﹐不理睬噶廈政府的苦苦哀求﹐吞併了麥克馬洪線以南的中國西藏領土﹐還不斷向北蠶食﹐終於引起中印戰爭﹐這是後話（26）。時至今日﹐達賴自傳《流亡中的自在》中的“大西藏”地圖囊括了大片漢族和其他中國少數民族的傳統居住地﹐唯獨把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土地劃給了印度﹐其奴才心態與賣國嘴臉昭然若揭。有趣的是﹐達賴方面從來不敢提《西姆拉條約》和西姆拉會議﹐因為條約的《附件》規定西藏是中國領土的組成部份﹐對他們極為不利。他們在會上與英國秘密簽訂的兩個協定更是他們羞於提起的出賣主權和領土的醜事。

他們津津樂道的是所謂蒙藏條約。《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說﹕“西藏與蒙古於公元1913年簽訂條約﹐雙方宣佈承認對方為獨立的國家。”這真是天下奇文。1911年12月28日外蒙活佛哲不尊丹巴在沙俄策動下宣佈獨立﹐孫中山堅決反對﹐世上無一國承認﹐連沙俄與它簽訂的1912年11月3日的《俄蒙協約》都規定俄國保護外蒙“自治”而非獨立。1915年6月7日﹐中俄蒙恰克圖協定規定﹐俄國承認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可見當時外蒙自己都不是獨立國家﹐它有什麼資格承認西藏獨立﹖《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也說﹕“外蒙﹐從公元1924年開始﹐是一個為國際社會所承認的獨立國家。”豈非自相矛盾﹖

外蒙的故事沒有完。1924年5月31日﹐蘇聯外長加拉漢與中國外長顧維鈞簽訂《中蘇協定》﹐規定外蒙主權屬於中國﹐蘇聯將從外蒙撤軍。但同年6月13日蒙古共黨宣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世上除蘇聯外﹐無一國承認。可見外蒙在1924年後也未得到國際社會承認。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和羅斯福為要蘇聯出兵打日本﹐同意斯大林提出的“外蒙維持現狀”。在蘇美英的壓力下﹐1945年8月14日﹐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意外蒙舉行公民投票。1945年10月10日至20日﹐外蒙在蘇聯紅軍監護下投票﹐絕大多數贊成獨立。1946年1月5日中華民國承認外蒙獨立。同年外蒙申請加入聯合國﹐被拒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為了討好斯大林﹐立即與外蒙建交。1953年中華民國政府廢止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聲明撤銷對外蒙獨立的承認﹐外蒙仍為中華民國領土。1961年外蒙加入聯合國﹐中華民國代表在投票時棄權。1987年1月27日﹐美國與外蒙建交﹐中華民國發表聲明﹐重申外蒙為中華民國領土。由此可見﹐外蒙獨立得到國際社會承認已是1961年的事﹐比《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說的1924年晚了37年（27）。

由於中國拒絕簽字﹐《西姆拉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連英國都不承認西藏是獨立國家﹐它簽字又有什麼用﹖這是連英國殖民主義自己都承認的﹐英印政府外交和政治部外事秘書1915年9月3日給貝爾的信說﹕“因為中國政府還沒有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俄國政府也沒有接受該條約﹐因而條約現在是無效的。（28）”戈倫夫則說﹕“《西姆拉條約》在簽訂了許多年以後﹐仍然聲名狼籍﹐而且不能得到執行。”“儘管《西姆拉條約》明顯非法﹐但它卻幫助英國達到了短期的目的﹐西藏實質上成了英國的保護國。”（29）

英國當然不會死心﹐它先用軍火接濟噶廈政府﹐唆使藏軍趁中國軍閥混戰之際﹐從1917年7月到1918年7月攻佔了川軍控制的昌都地區和西康西部﹐然後由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出面﹐要求北洋政府重新開議藏案。他在1918年12月6日說﹕“本公使今敢聲明﹐雖貴國屈膝奉送西藏於我英國﹐本國人民必不接受﹐然本國亦不愿貴國佔領西藏。總而言之﹐若貴國不願與本國重議西藏問題﹐俾早日了結﹐則此次於歐洲和議會內﹐本國自不能幫助貴國。”竟以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困境相要脅﹐逼中國承認《西姆拉條約》。從1918年2月到1919年12月﹐雙方反復談判。懦怯愚昧的北洋政府已經同意承認“宗主權”﹐只是不肯把青海南部與西康西部交給“外藏”去“自治”。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使北洋政府認識到不可擅讓領土﹐為了試探民意﹐北洋政府將有關交涉情況公佈於眾﹐全國輿論頓時大嘩。四川省議會提出議案說﹕“邊藏幅員百倍於青島﹐利害關係亦遠過於青島﹐川人宜群起憤爭﹐全國宜一致進行。”回民軍閥﹑青海蒙番宣慰使馬麒通電全國﹕“西藏固中國之領土......此約一簽﹐終古難復。大好河山﹐一筆斷送。凡屬五族﹐誰不解體﹗”中國留日學生也通電說﹕“西藏者﹐中國之版圖也。領土主權﹐自始屬我。”指出英國一旦控制西藏﹐則可侵入四川﹐進而沿長江東下﹐圖謀各省。警告北洋政府不可重蹈外蒙復轍（30）。

北洋政府不敢再議。1919年12月6日中國駐英公使施肇基面告英國外交部﹕“查山東問題﹐已激起抵制日貨風潮﹐而中國全國人民之心理﹐視西藏問題亦與山東問題同其重要﹐倘將西藏問題同時提議﹐深恐激起國民猛烈之反抗﹐輿情如何﹐已可概見。竊維英國在華商務最盛﹐倘因此致生同一之擾攘﹐則不特有違中國本願﹐亦有礙英國利益。”

英國殖民主義歷來欺軟怕硬﹐此時也無可奈何（31）。他們不無驚訝地發現﹐他們面前出現了新的對手----中國人民。這已不是義和團時代的盲目排外的拳民﹐而是初步具有現代政治意識的國民。至少中國的市民已經從西方侵略者那裡學到了自由﹑民主﹑平等﹑愛國等思想武器﹐學會了報刊輿論﹑遊行示威﹑罷工罷市﹑抵制外貨等鬥爭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形勢（德國戰敗﹑奧國崩潰﹑俄國革命﹑英法削弱﹑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興起）使重組八國聯軍成為夢囈。鴉片戰爭的時代過去了。英國政府綜合考慮形勢﹐認識到不能為了西藏而危害其在中國內地的商業利益。朱爾典在同月發表的關於西藏問題的五點聲明裡不得不表示﹕“尊重中國為五族共建之國家。（32）”英國後來還在西藏問題上搞過很多名堂﹐諸如阻止國民政府護送九世班禪回藏﹑抗戰時阻止國民政府測繪通藏公路﹑煽動西藏成立“外交局”等等﹐但都沒有像西姆拉會議那樣猖狂。直至印度獨立﹑英國撤退﹐英國始終未能迫使中國政府承認對西藏僅有“宗主權”。這大概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在對西方的外交中打民意牌並取得成功的例子﹐由此也可想見為何中共不敢讓西藏獨立或變相獨立。可以說任何人﹑任何黨在北京掌權﹐都不敢讓西藏獨立或變相獨立。

注釋﹕

（21）（22）（23）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2年﹐173-177頁。

（24）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68-76.

（25）《天葬》121頁說﹕“因為當時的西藏已經擺脫了中國控制﹐雖然中國政府不同意﹐也沒阻擋住所謂麥克馬洪線的產生。”此言不實﹐當時中國政府根本不知道英藏兩方關於麥克馬洪線的秘密交易﹐詳見楊公素上書上引頁。

（26）西姆拉會議的各種文件均見Goldstein上書附錄。會議詳情及麥克馬洪線問題還參見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2年﹐178-198頁﹐224-229頁。

（27）參見《蒙古人民革命黨簡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年﹔楊碧川﹐《達賴與西藏獨立》﹐一橋出版社﹐台北﹐1997年﹔《中央日報》有關報道。

（28）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e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e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80.

（29）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p.68-69.

（30）轉引自﹕胡岩﹐《“五族共和”口號的提出及其意義》﹐《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

（31）馮明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1914-1919)》﹐《西藏研究論文集》﹐第4輯﹐西藏研究委員會﹐台北﹐1993年。

（32）《東方雜誌》﹐第17卷﹐ 第1號﹐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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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45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六章﹕英國殖民主義侵略

4、“口頭主權”與法律事實

整個民國年間﹐中國政府並沒有在西藏駐軍設官﹐這是事實。《天葬》因此認為﹐中華民國對西藏只有“口頭主權”﹐“西藏從本世紀的1912年到1951年40年間﹐實現並保持了完全的獨立。無論中國人怎麼狡辯那段時間它對西藏實行了何種主權﹐都只能被歸於牽強附會。從這個角度評論﹐那是足以使西藏獨立事業自豪的40年”（33）。這裡所謂的“完全獨立”並不符合事實。在這期間﹐西藏的土地上有英國﹑印度﹑尼泊爾的駐軍﹐那三國人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權與免稅特權﹐那三國駐西藏的代表還可以干涉西藏的內政（詳見後文）﹐西藏實際上已淪為那三國的半殖民地﹐所以也不那麼足以使藏人自豪。

當然那時中國確實沒有對西藏行使主權管轄﹐那麼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還存不存在呢﹖如果清朝從來沒有對西藏頒佈章程﹑駐軍設官﹑實行過主權管轄﹐如果清朝與民國曾經在任何一個國際條約裡放棄過對西藏的主權﹐那麼中國確實不再擁有對西藏的主權。可惜歷史不是這樣。雖然在清代﹐沒有一個國際條約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但也沒有一個國際條約否認過這一點﹐更無一國承認過西藏獨立。民國年間也一樣。儘管英國千方百計圖謀西藏﹐卻始終不得不以中國政府（清朝﹑民國）為交涉對象﹐這就意味著它也不得不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1906年《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第二款規定﹕“英國應允不佔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國亦應允不准他國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等於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這種對中國在西藏主權的承認與對西藏獨立的不承認在清代就構成了國際法上的法律事實﹐只要沒有新的國際條約去推翻這一法律事實﹐它就會繼續有效。迄今為止﹐還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條約﹐所以誰也無法否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1919年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聲明“尊重中國為五族共建之國家”。1948年8月2日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處副處長富里曼（Freeman）告訴自稱獨立的西藏噶廈政府派出的商務代表團說﹕“我聲明﹐雖然在西藏存在很大程度的自治﹐但是美國政府從前承認並且還將承認中國對西藏所享有的合法主權。（34）”1997年4月17日美國駐華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在訪問拉薩時說﹕“美國政府從孫中山時期就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5）”1995年美國國務院聲明﹕“從歷史上看﹐美國一貫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至少從1966年起﹐美國的政策明確承認西藏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西藏自治區成立於1965年----引者）。這一長期不變的政策是符合整個國際社會﹐包括中國所有的鄰國的觀點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承認西藏是個主權國家。由於我們不承認西藏是個獨立國家﹐所以美國也不和自稱的‘西藏流亡政府’建立外交關係。（36）”美國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1998年7月27日在北京與中國主席江澤民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時也說﹕“我同意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為中國的一個自治區之一。（37）”這就叫做法律事實。有了這個法律事實﹐中共進軍西藏就是合法（國際法）的行為﹐是中國的內政（改朝換代）﹔沒有這個法律事實﹐中共進軍西藏就是一國侵略另一國。

還有人說西藏那時是事實獨立（38）﹐這話就其不受中國政府管轄而言不算錯。不過“事實獨立”在國際法上沒有什麼意義。早在1974年﹐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就把政府軍趕走並宣佈獨立了﹐至今只有土耳其一國承認它﹐聯合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都不承認它。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也早就把政府軍趕走並宣佈獨立了﹐國際社會至今不予承認﹐聯合國還授權北大西洋公約集團派飛機﹑導彈和軍隊去禁止他們獨立﹐這是聯合國與西方民主大國處理“事實獨立”問題的最新示範﹐即case law。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茲﹑莫爾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國”﹑俄國的車臣也是如此。外蒙從1924年起就事實獨立了﹐為何斯大林還要在1945年逼中華民國承認﹖就因“事實獨立”並無法律（國際法）意義。何況那時中國沒有在西藏駐軍設官﹐是因為英國的非法干涉﹐把英國非法干涉的後果說成是西藏獨立的合法借口﹐那還有什麼公理可言﹖滿族能以日本侵華期間建立過“滿洲國”而要求獨立嗎﹖

范普拉赫和《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又說清朝不是中國﹐中華民國無權繼承清朝對西藏的主權。清朝是否中國﹐前文已經作過論述﹐這裡只引一條史料。1913年5月2日美國總統威爾遜（Wilson）致電袁世凱﹐承認中華民國﹐電文云﹕“是以美國政府及人民皆以余代表美國政府及我美人民歡迎新中國加入萬國一家內（39）。”根據語義邏輯﹐“新中國”是對“舊中國”而言﹐威爾遜也認為清朝是舊中國﹐而不是中國之外的另一個國家。中華民國宣佈繼承清朝的所有條約義務﹐西方列強無一國表示異議﹐並繼續按照他們與清朝簽訂的條約與中華民國打交道﹐無一國要求重新締約。

退一萬步說﹐國際法上還有一條﹐某個政府對某個無主（或主權有爭議）地區的有效管轄超過50年﹐那個地區就可屬於該國。可惜西藏事實獨立的時間只有38年﹐還差12年。到2001年﹐中國政府與西藏噶廈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並得到現世達賴喇嘛的擁護就滿50年了﹐那時達賴喇嘛還有什麼話說﹗

注釋﹕

（33）《天葬》﹐89﹑99頁。

（34）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592.

（35）中央社拉薩1997年4月17日電﹐《世界日報》﹐1997年4月18日。

（36）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ibet, (Washington, DC: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5).

（37）《江澤民克林頓記者招待會》﹐《北京之春》﹐1998年8月號。

（38）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報告《西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藏﹕人權和法治》（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1960; 1997, Geneva）﹔曹長青﹐《事實獨立﹕民國時期的西藏地位》﹐《中國之春》﹐1997年11月號。

（39）《中華民國政府公報》355號﹐1915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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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46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七章﹕從《十七條協議》到五九年叛亂

1、聯合國袖手旁觀

1949年7月8日﹐正當國民黨在戰場上節節敗退時﹐西藏發生了第二次驅漢事件。原英國駐拉薩代表﹑此時的印度駐拉薩代表理查遜（Richardson）唆使噶廈政府把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拉薩辦事處及其他在藏漢人全部趕走﹐其借口是他們中可能有共產黨（1）。國民政府自顧不暇﹐只作了有氣無力的抗議。中共喉舌新華社9月2日發表社論《決不允許外國侵略者吞併中國領土----西藏》﹐指出驅漢事件“是在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印度尼赫魯政府的策劃下發動的”﹐聲言解放軍一定要解放西藏（2）。這是中共首次公開在西藏問題上的表態﹐它毫不猶豫地把矛頭指向了英﹑美﹑印三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日﹐被十三世達賴喇嘛趕出西藏的九世班禪的轉世靈童十世班禪（他仍流浪在外﹐並且不被十四世即現世達賴喇嘛所承認）致電毛澤東﹑朱德﹐擁護中共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3）。當時班禪尚未成年﹐這電報當然是其部下所擬。但它說明藏族（上層）也並非鐵板一塊﹐都要獨立。是年最後一天﹐中共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把解放西藏列為1950年的一項戰鬥任務（4）。

中共要“解放西藏”﹐本屬中國內部的改朝換代。至今達賴喇嘛和西方輿論仍把此舉稱作“侵略”（5）﹐這是不符合國際法的。聯合國1974年12月14日通過的《關於侵略定義的決議》（Resolution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Aggression）第一條說﹕“侵略是指一個國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個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或以本《定義》所宣示的與《聯合國憲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無論中共作了多少傷天害理﹑禍國殃民的壞事﹐誰也無法否認它建立的政府是中國政府﹐而不是外國政府。如前所述﹐既然美國在1948年就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今聯合國與世上所有國家都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麼新的中國政府要接管西藏﹐當然是中國的內政﹐怎麼能算作侵略呢﹖當時西藏並不在舊的中國政府控制之下（西藏驅漢也許就是為了避免給中共以這樣的借口）﹐然而中共仍把接管西藏叫做“解放西藏”﹐因為它聲稱西藏當時存在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下文將證明﹐這種說法是有根據的。

面臨中共的巨大威力﹐噶廈政府號召“男盡女頂”地抵抗。1950年1月14日﹐西藏攝政大扎宣佈派遣“親善代表團”去美﹑英﹑印﹑尼泊爾四國表明“獨立”﹐另派一個使團去北京表明“獨立”。1月2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指出﹐任何國家如果接待西藏的“親善代表團”﹐都將被認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抱有敵意﹔他還指出西藏應該派代表團到北京來談判和平解放西藏問題。在此警告下﹐美﹑英等國礙於國際公法﹐不得不拒絕接待西藏的“親善代表團”。西藏去北京的使團則滯留於印度（6）。

噶廈政府仍不甘心﹐把藏軍主力十個代本（相當於團）七﹑八千人派往昌都﹐企圖憑借金沙江天險抵抗解放軍﹐印度給予藏軍一萬多支槍（7）。中共先派青海﹑西康的活佛去西藏“勸和”﹐結果失敗。甘孜白利寺活佛格達到達昌都後﹐被英國間諜﹑昌都電台台長福特（Robert Ford）毒死（8）。中共於是從10月6日至24日進行昌都戰役﹐殲滅藏軍5700人（殺﹑傷﹑俘）﹐佔當時藏軍總數的三分之一。藏軍第九代本300多人宣佈“起義”（9）﹐其長官德格格桑旺堆日後官拜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其利可謂大焉。

昌都戰役後﹐西藏的大門敞開無阻﹐印度坐不住了﹐它於1950年10月21日與28日﹑11月1日連續向中國政府提出三項照會﹐主要內容為﹕對西藏採取軍事行動﹐將使國際上有借口反華﹐會影響聯合國討論中國加入問題﹐引起國際緊張形勢和導向大戰﹔要求與中國政府談判以調整所謂西藏在中國宗主權內的自治﹔除非中國停止進軍西藏﹐印度不再勸告西藏代表團前往北京﹔要求保留印度從英國繼承來的在西藏的特權（駐軍﹑郵電﹑代表等）。

中國外交部復照印度﹐一一駁斥﹕西藏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外國無權干涉﹐與加入聯合國也無關﹔無論西藏願否談判﹑願否和平解決﹐中國都要進軍西藏（10）。印度剛獨立沒幾年﹐實力遠遠不如英國。中國態度一硬﹐它就馬上變軟。當時尼赫魯還打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旗幟﹐拉攏亞非各國﹐想當日後被稱為“不結盟運動”的領袖﹐不敢得罪龐大的中國﹐更不敢公開其對西藏的帝國主義野心。不無諷刺意味的是﹐今日中國的好友﹑印度的死敵巴基斯坦當時是親美反共的﹐印度更需要拉攏中國反巴﹐至少不想兩面樹敵。而中國面對西方陣營的封鎖﹐也想攏絡印度﹑減少孤立﹐至少也不想四面樹敵。何況當時西藏在經濟上還有求於印度﹐解放軍進藏後的部份物資也要從印度轉運。總的說來﹐在1959年拉薩事件之前﹐印度對西藏問題尚能保持中立。

昌都戰敗﹐噶廈政府一片慌亂。1950年11月7日﹐噶廈以“西藏民眾大會”的名義給聯合國秘書長送交一份由印度駐拉薩代表辛哈（Shinha）起草的“呼籲書”﹐宣稱西藏是個“獨立國家”﹐要求聯合國阻止中國“侵略”。聯合國秘書長認為﹐除非有個聯合國會員國要求﹐否則安理會不會討論這一呼籲。11月14日﹐中美小國薩爾瓦多請求聯合國大會討論“西藏遭受外國侵略問題”﹐聯合國秘書長決定先交聯合國總務委員會討論。11月24日總務委員會開會﹐英國代表發言聲稱“西藏的法律地位並不明確”﹐主張“暫緩裁決”。印度獨立後﹐西藏對英國不再有利害關係﹐英國顧忌自己在香港的利益﹐不敢得罪中共（英國是西方各國中首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者）。印度在接到中國政府嚴厲駁斥其干涉西藏問題的復照後決定退卻﹐它的代表也發言主張暫不討論西藏問題。大多數國家都支持英印立場﹐美國代表最後也表同意。噶廈政府然後又給聯合國發了一份“呼籲書”﹐再向美英兩國乞求支持﹐仍然無人理睬﹐親英印藏人大為震驚（11）。

當時朝鮮戰爭已經爆發近半年（12）﹐以美英兩國為主的“聯合國軍”正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在那兒打得難分難解﹐西藏問題本是從後門打擊中國的絕好機會。在這樣的背景下﹐美英等國尚且不敢利用聯合國干涉西藏問題﹐可見西藏獨立在國際公法上確實找不到任何根據﹐這就是前述法律事實的威力。

注釋﹕

（1）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2年﹐234頁。

（2）《人民日報》﹐1949年9月3日。

（3）（4）《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2-3頁。

（5）達賴喇嘛在其所有言論裡一貫指責“中國侵略西藏”﹐毋需一一引證。美國國會1991年10月28日通過的《1992-1993財政年度美國外交授權法》第一條就說西藏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第五條說1949年到1950年中國用武力侵犯西藏（United States Public Law 102-138, H. R. 1415: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92 and 1993", Washington, DC, October 28, 1991）。美國國會後來通過的許多決議一再重複此言﹐西方報刊同聲附和。必須說明﹐美國的行政部門（國務院）並不同意這一立場﹐也不受其約束﹐詳見後文。

（6）（7）《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5頁﹑13頁。

（8）福特後來被解放軍俘獲﹐他供稱格達活佛是他下令毒死的。----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416頁。

（9）《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18頁。

（10）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2年﹐250-252頁。

（11）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708-786.

（12）1950年6月25日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進攻大韓民國﹔7月7日聯合國決定組織聯合國軍參戰﹔10月8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下令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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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46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七章﹕從《十七條協議》到五九年叛亂

2、《十七條協議》

噶廈政府無計可施﹐只得一方面派代表去北京談判﹔一方面讓年僅15歲﹑剛剛提前親政的現世達賴喇嘛前往靠近印度的亞東﹐隨時準備逃亡印度。隨行的除了官員和警衛﹐還有一千多頭馱畜﹐馱的全是金銀珠寶。它們被埋在錫金王宮腳下的一個馬廄裡﹐十年後才被運往加爾各答的一家銀行﹐兌換成800萬美元（13）﹐這便是轟動一時的“達賴財寶”。

和談從1951年4月29日起在北京舉行﹐部份西藏代表在途經印度時拜見了尼赫魯﹐請他指點如何與中國談判。尼赫魯勸他們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允許中國政府掌管西藏的外交事務﹐但力爭不讓中國在西藏駐軍（14）。他們在北京開始提出的條件無異於與虎謀皮﹕西藏根本沒有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解放軍不必進藏﹔歸還西康﹑青海兩省和甘肅﹑雲南藏區﹔勿聽班禪﹑熱振（被大扎害死的前攝政）派的挑撥（15）。達賴喇嘛後來說﹐當時西藏一共只有六個歐洲人﹕一個傳教士﹑兩個英國無線電報員﹑兩個奧地利人（即美國電影《在西藏七年》裡的那兩個奧地利登山家）﹑一個白俄﹐哪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16）﹖中國政府代表當時指出﹐印度在西藏亞東﹑江孜有駐軍﹐印度人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權和免稅免檢的商業特權﹐還控制了亞東﹑江孜﹑噶大克等地的12個租界式的驛站﹔尼泊爾人也享有治外法權和免稅免檢的商業特權﹐還在拉薩﹑日喀則﹑江孜﹑吉隆駐軍﹐噶廈政府每年要向尼泊爾進貢一萬元尼幣（17）﹐這不是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又是什麼﹖又拿出清代的歷史文件﹐指出中央政府有權在西藏駐軍。西藏代表無話可說﹐只好說﹕“如果他們在那裡﹐那你們就把他們趕走。”中國政府考慮到與印度﹑尼泊爾的關係﹐不便公開稱這兩國為帝國主義﹐對他們在西藏的殖民主義特權也不予宣傳﹐達賴喇嘛也就趁機裝聾作啞﹐說西藏當時只有六個歐洲人﹐哪來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

中國政府還要西藏代表承認十世班禪﹐這對企圖獨霸西藏的達賴派來說也無異於與虎謀皮﹐談判因而中斷了一個星期﹐幾乎破裂。西藏代表說﹐九世班禪在青海圓寂後﹐從青海﹑西康﹑西藏三地找到了三個班禪靈童候選人﹐至今未經中央政府確認﹐如何確定青海的這位班禪的合法身份呢﹖中國政府被難住了﹐只好去問班禪行轅秘書長﹐不料後者馬上拿出1949年6月3日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的封文﹕“青海靈童宮保茲丹﹐慧性澄圓﹐靈異夙著﹐查係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轉世﹐應即免於掣籤﹐特繼任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原來他在國民黨敗退時﹐用重金活動﹐終於在廣州找到了李宗仁﹐趕上了末班車。李宗仁發文後﹐隨即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去青海﹐於8月10日在塔爾寺與青海省主席馬步芳一起主持了班禪的坐床儀式。這時離青海易幟﹑馬步芳逃跑只有一個月。有個西藏代表還不甘心﹐他說達賴和班禪坐床時必須互派代表參加﹐這個班禪坐床時﹐沒有達賴代表參加﹐所以不能算數。中國政府代表馬上拿出原達賴喇嘛駐南京辦事處代表參加十世班禪坐床儀式的照片﹐西藏代表頓時啞口無言（18）。

西藏代表還堅決反對成立西藏軍政委員會﹐中國政府代表說﹐將來西藏軍政委員會的頭當然是達賴喇嘛﹐西藏代表又面面向覷（19）。

5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在中南海勤政殿簽字（20）。當達賴喇嘛在亞東的流亡噶廈從收音機裡聽到《十七條協議》時﹐頓時亂作一團﹐有人破口大罵﹐有人痛哭流涕﹐也有人暗自慶幸。美國駐印度大使韓德遜（L. Henderson）勸告達賴喇嘛否決《十七條協議》﹐逃亡國外領導西藏境內的反抗運動﹐並再次向聯合國呼籲。他保證美國將予以支持﹐然而他給達賴喇嘛的信既無署名﹐也不提美國﹐甚至連日期都沒有。更多的只有口頭建議﹐由達賴喇嘛的代表轉達﹐這樣的行為怎能讓達賴喇嘛信服呢（21）﹖早在3月21日﹐中國總理周恩來就警告印度駐華大使潘尼加（Sardat Panikkar）﹕達賴喇嘛如流亡印度可能危害中印關係。印度答復說﹐印度可勸告達賴喇嘛不要流亡印度﹐如流亡﹐根據國際法﹐只給予難民身份（而非“流亡政府領袖”）（22）。這使達賴喇嘛大為失望。7月7日至10日在亞東舉行的“民眾大會”進行了激烈辯論﹐放棄莊園逃亡外國的前景令多數藏人不寒而慄﹐因而主張回拉薩。藏獨派堅決要求舉行占卦﹐神諭也要達賴喇嘛回拉薩（23）。達賴喇嘛於8月17日回到拉薩。9月9日﹐解放軍的先頭部隊抵達拉薩﹐舉行了耀武揚威的入城式﹐一萬多藏人圍觀﹐噶廈政府也不得不派人歡迎。在此兵臨（布達拉）宮下的形勢下﹐噶廈政府9月24日至26日在拉薩又召開了“民眾大會”﹐聽取了從北京回來的談判代表的詳細說明﹐又經過激烈辯論﹐決定接受《十七條協議》﹐因為它允諾不改變達賴喇嘛的地位與農奴制﹐西藏的上層可以照舊生活（24）。10月24日﹐達賴喇嘛給毛澤東發了本書第五章開頭引用過的電報﹐正式接受了《十七條協議》。

由此可見﹐達賴喇嘛之所以接受《十七條協議》﹐是由於中共對噶廈政府的軍事威力加外交圍堵﹐以及國際社會袖手旁觀的雙重壓力。《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說﹐《十七條協議》是在軍事恐嚇下簽訂的﹐西藏代表受到生命威脅與囚禁﹐沒有請示西藏政府的自由﹐連他們簽字時蓋的圖章都是中國政府製造的。根據國際公法﹐在武力威脅下簽訂的條約是無效的﹐所以達賴喇嘛在1959年逃亡印度後立即宣佈不承認《十七條協議》。達賴喇嘛在自傳裡也有類似的話。

且不說只提軍事威脅不提國際社會礙於國際公法而不敢干涉的說法有欠全面﹐也且不說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就是在武力威脅下簽訂的合法（國際法）條約﹐單說《十七條協議》並不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國際條約﹐而是中國改朝換代後新的中央政府與原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一個和平接管西藏的協議。既然它不是一個國際條約﹐國際公法對它也就不適用。假如當時達賴喇嘛拒絕這個協議﹐中國政府用武力解放全西藏並廢除達賴喇嘛的封號與權力﹐就像清政府多次做過的那樣﹐也仍然是中國的內政﹐絲毫不違反國際公法。戈倫夫發表過如下評論﹕

如果這個協議是強加於人的﹐為什么達賴喇嘛和幾乎所有貴族都回到了拉薩並和中國人一起共事﹖……如果有壓制﹐為什么談判持續了一個多月﹖北京本可以在幾天內就將談判結束的。……無論如何﹐事實是達賴喇嘛和他的官員都回到了拉薩﹐並同漢人合作了﹐這事本身就證明了《十七條協議》的合法性（25）。

注釋﹕

（13）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169.

（14）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759.

（15）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97頁。

（16）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34頁。

（17）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2年﹐263-272頁。

（18）（19）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92-94頁﹑89-90頁。

（20）《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27-28頁。

（21）（23）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pp.798-828.

（22）（24）《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26頁﹑33-34頁。

（25）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87), pp.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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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47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七章﹕從《十七條協議》到五九年叛亂

3、漸進主義失敗

《十七條協議》（26）第一條說﹕“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董尼德挑剔說﹕“中國人的這句話說得差了﹐既然是‘重新回到’﹐也就是表示當時的西藏並不是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這份資料的起草人不就是默認在1951年以前的西藏是獨立的嗎﹖（27）”董尼德的挑剔是徒勞的﹐既云“回到”﹐當然意味著西藏原先是在中國大家庭裡的﹐只是由於“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阻撓﹐與祖國大家庭疏遠了。根據國際法﹐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使某個國家喪失領土﹐並不影響該國對失去的領土的主權﹐否則中國﹑蘇聯等歐亞國家包括董尼德的祖國法國就無權收回二戰中被日本﹑德國﹑意大利侵佔的領土了﹐董尼德接受這樣的邏輯嗎﹖

《十七條協議》規定中央政府掌管西藏的國防外交﹐西藏原有制度﹑達賴喇嘛及各級官員的地位與權力不變﹐意味著在西藏實行“一國兩制”。這也是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能夠接受它的原因。

但《十七條協議》第十一條也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這裡沒有說明改革的內涵﹐但證之以中共在內地進行的土地改革﹐大家都明白是怎麼回事。這就像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達賴喇嘛與西藏上層的頭上﹐隨時可能落下。中共和達賴雙方為了推行和阻撓改革﹐進行了長達八年（等於抗日戰爭）的反復較量。

中國政府收回外交權後﹐先後於1954年4月29日與1956年9月20日分別同印度與尼泊爾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共和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與（排除了印度的干涉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泊爾王國保持友好關係以及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尼泊爾之間的通商和交通的協定》﹐趕走了印﹑尼兩國的駐軍﹐取消了他們的殖民主義特權﹐折價買回了印度控制的郵電企業和驛站﹐收回了中國的主權。

在內政方面﹐毛澤東採取非常謹慎的政策。戈茨坦指出﹕

在《十七條協議》簽訂後的幾年裡﹐與西方普遍相信的事相反﹐毛澤東在西藏推行的是溫和政策。雖然他的最終目標顯然是要把西藏社會主義化﹐但他的西藏戰略卻力圖創造一種熱誠的漢藏關係﹐減輕西藏上層種種擔懮﹐這樣他們就會真心實意地接受與中國統一和社會改革。中國人民解放軍自稱為“新漢人”﹐解放軍官兵強調他們是來幫助西藏的﹐不是來剝削與壓迫西藏的﹐他們小心翼翼地尊重西藏的文化與宗教。比如說﹐他們向拉薩地區兩萬喇嘛發放布施。解放軍頒佈了嚴格的紀律﹐以防止其官兵侵犯人民利益﹐要求他們用舊的中國銀幣（而不是紙幣）支付任何商品與服務。毛的溫和政策也允許舊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度保持不變。從1951年到1959年﹐不僅貴族與寺廟的財產未被剝奪﹐封建領主還被允許繼續對他們自己的世襲受束縛的農民行使司法權。這一戰略的核心是達賴喇嘛。毛把他當做能夠推動封建與宗教上層（以及隨之而動的廣大群眾）在新的多民族的共產主義中國裡接受一個位置的牽引車。在這一時期毛的西藏政策是一種漸進主義（28）。

毛的溫和漸進政策被中共稱為“慎重穩進方針”﹐為此他千方百計地﹑不惜血本地拉攏﹑討好達賴喇嘛與西藏上層﹐遲遲不去改編藏軍（這本是《十七條協議》規定了的）﹐對藏獨勢力的挑舋一讓再讓。他甚至設想過由中國政府出錢把貴族﹑噶廈官員﹑上層喇嘛（三大領主）的土地﹑牲畜等生產資料贖買下來﹐然後無償分給農奴﹐再給三大領主做官發薪﹐實行和平土改﹐以求減少阻力﹑皆大歡喜（29）。然而他的設想未能實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戈茨坦正確地指出﹕毛澤東直到1959年暴動為止﹐一直採取漸進主義政策﹐不在西藏強行社會主義改革。但在不受《十七條協議》約束的四川藏區（原西康省）﹐李井泉（四川省委書記）的民主改革（土改）卻引發了血腥的反叛。西康難民與叛軍進入拉薩﹐成為1959年暴動的重要原因。達賴喇嘛本來是信任主張在西藏進行改革的噶倫阿沛阿旺晉美﹑並願意在西藏作某些改革的﹐但他無力控制西藏強硬的反漢勢力。後者拒絕任何改革﹐並得到美國的鼓勵與支持。他們與西康難民一起組織了1959年的武裝暴動。西藏問題於是重新國際化。毛的漸進主義壽終正寢（30）。毛澤東既忽略了四川﹑青海藏區與西藏的聯係﹐也低估了外國對西藏的影響﹐他在西藏的和平土改實驗從一開始就註定不會成功。除了驅逐印度﹑尼泊爾殖民勢力出藏外﹐他在1959年前只做了一件正確的事----不惜一切代價修成了青藏公路與川藏公路﹐從而使第三次驅漢事件遭到徹底失敗。

注釋﹕

（26）《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125-128頁。

（27）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社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41頁。

（28）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G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52-53.

（29）列康尼章﹐《西藏上層反動派策劃的叛亂是怎樣發生的》﹐《中國藏學》﹐1989年第2期。

（30）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G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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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48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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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七章﹕從《十七條協議》到五九年叛亂

4、真相與是非

關於1959年拉薩暴動的真相﹐人們已經寫了很多。雖然對於兩個關鍵的細節----是西藏軍區主動邀請達賴喇嘛去軍區看戲還是達賴喇嘛主動要求看軍區的戲﹔是誰開了第一槍或炮----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仍在爭論﹐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場暴動是噶廈政府主動發動的﹐其目的是要阻止改革﹐趕走解放軍﹐擺脫中國的主權﹐實現西藏獨立。

1956年﹐隨著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作為《十七條協議》規定要成立的西藏軍政委員會的替代物）的成立﹐中國政府一度在西藏大發展﹐它在西藏成立的各類機構----基巧辦事處（相當於專署）﹑宗溪辦事處（相當於縣政府）﹑衛生院﹑獸醫站﹑郵局﹑貿易公司﹑糧站﹑氣象站﹑水文站﹑小學﹑幹部訓練班﹑青年聯誼會﹑婦女聯誼會等----多達406個﹐漢族幹部職工17631人﹐藏族幹部職工12673人（包括被中共請去做官的2613名藏族上層人士﹐佔上層人士總數近半）﹐後者已佔西藏藏族人口的1.05%﹐全年開支1億8千萬元。然而毛澤東為了貫徹慎重穩進方針﹐下令在西藏大收縮﹑大下馬﹐“減戶﹑減口”（撤銷機構﹑精簡人員）。到1957年秋﹐西藏的漢族幹部只留1500-1600人﹐漢藏工人只留500-600人﹐共兩千來人。解放軍只留13000人﹐其餘也內撤（31）。在作了這樣的大收縮後﹐中共怎麼可能主動挑起事端呢﹖毛歷來講究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他為什么不在大收縮前主動出擊﹖

達賴喇嘛的自傳說﹐1959年3月10日早上﹐三千多藏人包圍了他居住的羅布林卡﹐阻止他去軍區看戲﹐理由是軍區要綁架﹑毒死他。最後這句話一聽就知道是煽動。叛亂發生後﹐毛澤東尚且指示西藏軍區聽任達賴喇嘛逃亡印度﹐不要阻撓。他為什么要在叛亂前讓西藏軍區設鴻門宴綁架﹑毒死達賴喇嘛﹖退一萬步說﹐他真要綁架﹑毒死達賴喇嘛﹐只消召其進京朝覲即可﹐何必玩請客看戲的把戲﹖1954年達賴喇嘛就曾奉召進京參加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時藏人也不曾因懷疑毛要綁架﹑毒死達賴喇嘛而鬧事。可見1959年3月10日的拉薩事件完全是叛亂分子製造的陰謀。

聚集在羅布林卡門前的叛亂分子當場打死了一個藏族僧官﹐打傷了一個藏族軍官。達賴喇嘛在自傳裡寫道﹕“我懷著極大的悲痛﹐聽說一位叫帕巴拉索朗加錯的僧官受到憤怒的人群兇暴的虐待﹐最終被石頭打死。這人由於他與中國佔領軍的密切合作而聞名於拉薩。……這一暴力事件使我極為苦悶。我讓噶廈告訴中國將軍﹐我不能去觀看表演。”（32）。這個被打死的藏官是西藏第三號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現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哥哥帕巴拉索朗加錯﹐時任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委員。他的屍體被持槍的康巴人（來自西康的藏人）捆在馬尾巴上﹐頭著地倒拖著馳過拉薩示眾。那個被打傷的藏官是西藏軍區副司令桑頗才旺仁增（33）。不久前有人稱1959年拉薩事件為“和平抗議活動”﹐並譴責“中共武力鎮壓”（34）﹐連達賴喇嘛都說是“暴力事件”﹐天下有這樣的“和平抗議活動”嗎﹖

當時拉薩人口不足三萬（35）﹐竟能在一個早上集合起三千多人﹐並敢打死打傷親共藏族高官﹐按照政治學的常識﹐他們後面一定有個在藏人中具有極大權威的組織在動員與指揮。當時西藏只有兩個權威的政治組織----中共與噶廈﹐如前所述﹐中共不可能做此事﹐那麼只有噶廈會做此事。事實上也是如此﹐9日晚上﹐拉薩市長命令說﹕“達賴喇嘛10日要去軍區赴宴﹐漢人準備在席上毒死達賴﹐每家都應該派一代表去羅布林卡情願﹐要求達賴不要去軍區。”10日早上﹐這一命令傳達到各個居民和各個寺廟。拉薩警察首腦﹑藏軍第六代本（團長）還親自帶人在街上來回奔馳﹐動員市民去羅布林卡（36）。

同一天﹐噶廈官員﹑叛軍頭目在達賴喇嘛居住的羅布林卡開會﹐宣佈西藏獨立。達賴自己則在逃亡印度前夕在邊境宣佈西藏獨立﹐可惜尼赫魯隨即當面告訴他﹕印度不承認西藏獨立（37）﹐聯合國與世上所有國家也都不承認西藏獨立。達賴喇嘛公開分裂主權國家的行為已經超出了“和平抗議”的範圍﹐變成了叛國活動。記得美國南方宣佈獨立時﹐林肯總統毫不猶豫地發兵鎮壓。1997年美國政府也用武力鎮壓了“德克薩斯共和國”。迄今為止尚無人譴責林肯或美國現政府“侵犯人權”。林肯紀念堂牆上的銘文還讚揚“他拯救了（國家的）統一”（In this temple as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for whom he saved the union the memory of Abraham Lincoln is enshrined forever）。為什么中國政府就無權拯救國家的統一﹖

當時拉薩的解放軍只有一千多人﹐而拉薩的叛軍約有七千人（38）﹐在這樣的實力對比下﹐解放軍怎敢主動挑舋﹖毛澤東3月11日的指示是﹕“西藏工委（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引者）目前策略﹐應是軍事上採取守勢﹐政治上採取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儘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如果達賴及其一群逃走時﹐我軍一概不要阻攔﹐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同日﹐解放軍總參謀部指示西藏軍區﹕“在敵人向我進攻之前﹐應嚴守自衛立場﹐不先打第一槍﹐以爭取政治主動。”（39）毛要西藏工委發動政治攻勢純屬空話。當時漢人全部龜縮在各個據點裡﹐被叛軍層層包圍﹐誰買他們的賬﹖

3月19日﹐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預感叛軍進攻就在旦夕（當時西藏軍區司令張國華在內地）﹐制定了主動出擊的作戰方案﹐上報中央軍委請示﹐遲遲得不到答復。20日凌晨4點後﹐全城槍炮聲大作﹐叛軍向軍區大院進攻。軍區電台卻生故障﹐告急電報發不出去﹐中央來電也無法接收。中央軍委不得不從郵電系統拍發加急電報﹕“按原計劃辦﹐不動。”

在叛軍的優勢兵力進攻下﹐上午8點﹐軍區大院已岌岌可危。譚冠三當機立斷﹐先斬後奏﹐下令全面出擊。各部隊按原方案﹐先用大砲猛轟俯瞰軍區大院的全市制高點藥王山﹐兩小時後攻佔該山。下午2點起﹐用大砲轟擊叛軍指揮部與大本營羅布林卡﹐晚8點半攻佔羅布林卡。然後用裝甲車堵住拉薩市區各路口﹐分片掃清叛軍。22日凌晨﹐大昭寺叛軍高舉哈達投降。同日上午9點﹐布達拉宮叛軍高舉哈達投降。然後﹐郊外的三大寺也高舉哈達投降。僅30小時（實際作戰時間23小時）就平息了拉薩叛亂。

就在全面反擊開始後六個小時左右﹐譚冠三通過修復的電台收到了國防部長彭德懷簽發的電報﹐電報說由於兵力懸殊﹐不同意主動出擊﹐要他們就地死守﹐縮小防區﹐等內地來軍增援。譚冠三立即復電﹐告知反擊已經開始。軍委馬上復電﹕完全同意你們的反擊。拉薩戰役結束﹐譚冠三電告中央﹐請求紀律處分。中央復電表揚﹐並說因拉薩取得戰果﹐故免予處分（40）。此役共打死叛軍545人﹐打傷﹑俘虜叛軍4800餘人。解放軍死63人﹐傷210人（41）。

從譚冠三平叛的戲劇性故事也可看出﹐當時中國政府對西藏叛亂毫無準備﹐兵力嚴重不足﹐根本不可能設鴻門宴綁架達賴喇嘛﹐所以拉薩暴動完全是噶廈政府的預謀。叛軍如此不堪一擊﹐這是毛澤東﹑彭德懷都未曾料到的。當時叛軍由三部分組成﹐一是噶廈政府的藏軍﹐二是西康﹑青海等地逃來的暴動者﹐三是西藏本地的民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三大寺的喇嘛）。就個人體力而言﹐大多數漢兵是無法同藏兵相比的﹐因為漢人不適應西藏缺氧。但藏人軍事素質極差﹐幾乎談不上訓練﹐沒有協同作戰的習慣﹐又攜妻帶子﹑以軍營為家。叛軍來自四面八方﹐派系林立﹐互相傾軋﹐爭權奪利﹐各自為戰﹐缺乏統一指揮﹐指揮者也不懂戰略戰術﹐而且紀律極壞﹐擾民太甚﹐又無頑強鬥志﹐稍有小勝則趾高氣揚﹑稱王稱霸﹑不可一世﹐一遇失利就灰心喪氣﹑棄甲投戈﹑望風披麾﹐大昭寺﹑布達拉宮及三大寺的叛軍都是投降的。本來西藏地廣人稀﹑地勢險惡﹑氣候嚴酷﹐解放軍既不適應缺氧﹐也不熟悉地形﹐後勤又困難﹐叛軍完全可以長期堅持游擊戰﹐卻在三年內被基本肅清﹐六年內被全部肅清（42）﹐出乎所有人的意外。當時美國名記者艾爾索普說中共平叛需要20萬軍隊﹐根本不可能成功。在台灣的大學者胡適也說西藏地廣山高﹐中共不可能消滅叛軍（43）。

事實上中共只用了幾萬軍隊。中共把平叛勝利歸功於“軍事打擊﹑政治爭取﹑發動群眾相結合”的方針﹐說叛亂是為了破壞祖國統一﹑破壞民族團結﹑反對民主改革﹑維護農奴主利益﹐違背了廣大農奴的根本利益﹐因而是不得人心的。廣大農奴紛紛支援解放軍平叛﹐使叛軍極為孤立（44）。叛亂當然是農奴主發動的﹐戈倫夫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叛亂決不是農奴和牧民發動的群眾起義﹐它們是由部族的頭人和富有的商人挑起和領導的。這些人如果沒有暗地裡得到外界勢力的援助﹐也一定得到了他們的鼓勵。”“西藏原來的寡頭政治集團認為漢人發起的改革是對他們的權力和特權的直接威脅﹐因此他們大力阻止這些改革。”（45）

然而西藏的農奴自古以來被農奴主剝奪了學習文化﹑過問政治的權利﹐既不知獨立為何物﹐也不知改革為何物﹐更不知獨立或改革能給他們帶來什麼好處或壞處﹐只知道轉經拜佛﹑超度來世。當他們的主人---貴族﹑官員﹑喇嘛告訴他們﹕“紅漢人”要消滅他們的命根子----佛教﹐達賴喇嘛號召他們拿起武器打紅漢人﹐爭取西藏獨立時﹐他們也會跟著起鬨。然而叛軍對藏族百姓的搶劫﹑姦淫又使他們退避三舍。新華社記者林田的《西藏春潮》記錄了他1959年7月在山南採訪的見聞﹐當地藏人告訴他﹐叛軍在那裡把“吃的搶光﹐青壯年婦女姦污光﹐不給就掄起馬鞭”。在卡達卻德寺﹐“哲蚌寺來的一個參叛喇嘛要雞姦一名年青喇嘛﹐年青喇嘛不從﹐被用刀殺死了。還有兩個小喇嘛﹐每人被雞姦一﹑二百次。”（46）

與之相反﹐解放軍進藏已有8年﹐根據《十七條協議》﹐中共並不干預西藏的內政﹐因而與普通藏人毫無利害衝突﹐當然更未像西康土改那樣亂鬥亂打﹐而是紀律嚴明﹑待人和氣﹑買賣公平﹑尊重宗教﹑尊重風俗﹑樂於助人（免費看病﹑辦學﹑救災﹑施捨等）﹐已給許多藏人良好印象。他們僱用的藏族職工已嘗到了紅漢人的甜頭。他們培養的藏族幹部已有了“階級覺悟”。普通百姓也知道紅漢人並不像叛軍所宣傳的那樣是青面撩牙的魔鬼。他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和紅漢人血戰到底。西藏全區有近九萬人次捲入叛亂﹐其中42.8%是投降的。考慮到有六萬多藏人（其中大部分是叛軍及其家屬）逃離西藏﹐被解放軍在戰鬥中打死﹑打傷和俘虜的（亦即抵抗到底的）叛軍只有兩萬多。有不少藏人在平叛中站在中共一邊。中共在陜西咸陽辦的西藏公學與西藏團校的3000多名藏族學員提前畢業返藏﹐其中500人參加解放軍平叛﹐其餘當幹部“發動群眾”。還有藏人為解放軍帶路﹑運貨﹐甚至送情報﹑參加戰鬥。部份藏族中上層人士﹐明白了改革是歷史大勢所趨﹐始終與中共合作﹐班禪額爾德尼﹑阿沛阿旺晉美﹑帕巴拉格列朗杰就是這樣﹐有的上層人士還親上前線﹐向叛軍喊話勸降（47）。昌都戰役時“起義”的藏軍第九代本不僅未參叛﹐反而參加平叛戰鬥﹐被叛軍罵為“叛徒”（48）。總而言之﹐1959年西藏叛亂並不像達賴喇嘛說的那樣﹐是什麼全民族大起義。正如戈倫夫指出的﹐它不過是農奴主為了維護農奴制而發動的暴亂﹐雖然它打著保族保教的旗幟﹐因而能迷惑部份農奴。

注釋﹕

（31）宋贊良﹐《和平解放時期西藏的財經工作》﹐《中國藏學》﹐1989年第4期﹔洛桑丹珠﹐《西藏社會的發展進步與黨的統一戰線》﹐《西藏研究》﹐1995年第3期。

（32）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o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132-133﹔Dalai Lama, My Land and My People （New York: Putala Publications, 1983）: 達賴喇嘛﹐《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陳峰譯﹐香港支持西藏之亞太廣場出版﹐1990年﹐164-165頁。

（33）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126-127頁。

（34）《支持達賴喇嘛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聲明》﹐《北京之春》﹐1998年6月號。

（35）見本書第三章注（3）。

（36）林田﹐《拉薩叛亂真相紀實》﹐《西藏春潮》﹐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

（37）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i Lama (New York: Harpo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134, p.141, p.146.

（38）林田﹐《拉薩叛亂真相紀實》﹐《西藏春潮》﹐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255頁﹔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578頁。

（39）《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91頁。

（40）燕燕﹑張衛明﹐《血對西藏說》﹐沈陽出版社﹐1993年﹐77-80頁。

（41）（42）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580頁﹑582頁。

（43）《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102頁。

（44）《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264-269頁。

（45）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24, p.150.

（46）林田﹐《西藏春潮》﹐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10頁﹑61頁。

（47）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582-604頁。

（48）燕燕﹑張衛明﹐《血對西藏說》﹐沈陽出版社﹐1993年﹐1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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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49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七章﹕從《十七條協議》到五九年叛亂

5、聯合國積極干預

當中共1950年發動昌都戰役時﹐聯合國袖手旁觀﹐從而迫使達賴喇嘛接受中國的主權﹔當中共1959年平叛﹑達賴喇嘛逃亡後宣佈獨立時﹐聯合國卻異乎尋常地積極。它在1959﹑1961與1965年通過了1353﹑1723與2079號決議（49）﹐全文如下﹕

聯合國大會1353號決議

1959年﹐紐約

聯合國大會

根據聯合國憲章與聯合國1948年12月10日通過的《普遍人權宣言》所規定的基本人權原則﹐考慮到西藏人民也像所有其他人民一樣毫無例外地有權享有包括世俗的與宗教的自由在內的基本人權與自由﹐注意到西藏人民的獨特的文化宗教遺產和他們傳統享有的自治﹐嚴重關切包括達賴喇嘛的陳述在內的關於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與自由被用強力剝奪的報告﹐痛心地看到正當負責任的領袖們努力減輕緊張局勢與改善國際關係的時候這些事件加劇了國際緊張局勢並損害了人民間的關係﹕

1）肯定它（指聯合國大會----引者）的如下信念﹕尊重《聯合國憲章》與《普遍人權宣言》所規定的人權原則對在法治基礎上改善和平的國際秩序具有重要意義﹔

2）呼籲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他們的獨特的文化宗教生活。

聯合國大會1723號決議

1961年﹐紐約

聯合國大會

回憶起1959年10月21日通過的關於西藏問題的1353號決議﹐嚴重關切在西藏持續發生的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的侵犯和對他們傳統享有的獨特的文化宗教生活的壓制的一系列事件﹐焦慮地注意到由大量西藏難民逃亡鄰國所證明的西藏人民受到嚴重摧殘的事件﹐考慮到這些事件侵犯了《聯合國憲章》與《普遍人權宣言》所規定的包括人民與民族自決在內的基本人權與自由﹑並可悲地加劇了國際緊張局勢與惡化了人民之間的關係﹕

1）重申它（指聯合國大會----引者）確信尊重《聯合國憲章》與《普遍人權宣言》所規定的基本原則對於在法治基礎上改善和平的國際秩序具有重要意義﹔

2）莊嚴地重複它關於停止剝奪包括自決權在內的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與自由的行動的呼籲﹔

3）希望會員國做出一切可能的努力實現本決議的目標。

聯合國大會2079號決議

1965年﹐紐約

聯合國大會

牢記《聯合國憲章》與《普遍人權宣言》所規定與宣告的人權與基本自由﹐重申它關於西藏問題的1959年10月21日的1353號決議和1961年12月20日的1723號決議﹐嚴重關切由大量難民逃亡鄰國所證明的對西藏人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的繼續侵犯和對他們的獨特的文化宗教生活的繼續壓制﹕

1）痛心地看到西藏人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繼續受到侵犯﹔

2）重申尊重《聯合國憲章》與《普遍人權宣言》所規定的原則對於在法治基礎上改善和平的國際秩序具有重要意義﹔

3）宣告它確信在西藏侵犯人權和基本自由並壓制西藏人民獨特的文化宗教生活加劇了國際緊張局勢並惡化了人民之間的關係﹔

4）莊嚴地重複它關於停止剝奪西藏人民一貫享有的人權與基本自由的行動的呼籲﹔

5）號召所有國家做出努力實現本決議的目標。

奇妙的是﹐這三個決議都沒有指明其譴責的對象----也是其要求執行這些決議的對象----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後者當時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戈倫夫評論道﹕

這些決議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它們甚至沒有點中國的名﹐也沒有對中國統治西藏的合法性提出質疑。決議雖然玩弄詞藻﹐但僅對所謂的在西藏“踐踏人權”表示遺憾。聯合國譴責別人的行為“不合情理”﹑“不公正”﹐卻在這個時期剝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會員國資格﹐這真可謂自打嘴巴。難怪中國政府對這些決議一笑置之（50）。

關於“自決權”﹐留待後文討論。聯合國不敢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聯合國的咨詢機構國際法學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縮寫ICJ）卻點了名。這是一個專門收集共產國家侵犯人權記錄﹑進行反共宣傳的冷戰機構（51）。它在達賴喇嘛出逃後立即成立了一個“法律調查委員會”﹐去印度向流亡藏人調查﹐同年與次年發表了兩個報告----《西藏問題與法治》和《西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52）。它們以國際法學家的面目說﹐西藏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特別是從1912年到1950年是個獨立國家﹐西藏有權廢除《十七條協議》﹐宣佈獨立。關於這個問題﹐本書已經討論過了。報告列舉了大量的事例﹐揭露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權。戈倫夫指出﹐國際法學家們沒有去西藏本土調查﹐也沒有向五十年代訪問過西藏的70名西方記者調查﹐他們的全部材料來自流亡藏人的一面之辭﹐而後者由於感情上的創傷和心理上的需要﹐為了贏得別人的同情﹐或者害怕被遣返﹐往往誇大其辭。他還引用本書在導論裡引用過的那位英國婦女的話﹐說明藏人“從生到死都習慣於把傳說和神話當作事實接受”。戈倫夫舉例說﹐國際法學家們“把一些荒謬可笑的聲明當作十分真實的資料加以接受﹐如孜本（噶廈政府官名----引者）夏格巴說‘西藏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農奴制’﹐又如達賴喇嘛說‘幾乎每個藏人都從事農業生產﹐不管他怎樣貧窮﹐他至少有五至六頭牛和30只羊’”。“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最不客觀的例子是絕育問題。他們引用達賴喇嘛的話說﹐絕育是從1957年開始的﹐後來大規模地進行﹐‘兩三個村莊的村民都做了絕育手術’。這位西藏領袖繼續說﹕‘共產黨中國借口防止某些流行病﹐於是採取了這些措施。他們對男人和女人進行了某種注射﹐使他們的生殖器軟弱無力。他們還強行給予他們某些醫學方面的處理﹐使他們的生殖器失去了生殖能力。’……達賴喇嘛答應要對他的這些指控提出證據﹐但從未兌現。儘管如此﹐這些指控仍廣為流傳﹐似乎已經有了真憑實據。在法律調查委員會報告公佈後的幾年內﹐達賴喇嘛和國際法學家委員會都宣稱已經掌握了絕育的確切證據。但他們找不出一個經臨床檢查的人來證明他們的指控。人們應該記住﹐性病過去在整個西藏蔓延﹐而陽萎往往是性病造成的後果。”（53）中國政府確曾派出醫療隊﹐免費治療在舊西藏廣泛流行的性病。不料達賴喇嘛倒打一耙﹐說這種醫療使藏人失去了生殖能力﹐天下還有比這更無恥的謊言嗎﹖中共在平叛民改中確實打死﹑迫害了許多藏人﹐這個問題留待下章論述。但國際法學家們捕風捉影﹑製造謊言的本領﹐堪與達賴喇嘛相媲美。

針對達賴喇嘛大叫大嚷“中國要消滅藏族”﹐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的第二個報告說﹕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國企圖滅絕藏族﹔但是﹐有證據表明中國違反了藏族作為一個宗教集團生存的權利﹐但沒有違反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種族或者人種生存的權利。這被稱為“文化上的種族絕滅”。精通藏語文﹑多次去西藏各地調查的戈茨坦也認為﹐達賴喇嘛關於中國對藏族實行種族絕滅的宣傳沒有事實根據（54）。

注釋﹕

（49）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1353 (XIV), 1723 (XVI), 2079 (XX).

（50）（51）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80, p.147.

（52）The Question of Tibet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CJ, 1959);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Geneva: ICJ, 1960).

（53）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p.148-149.

（54）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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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50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八章﹕從平叛民改到文化大革命

1、誰撕毀了《十七條協議》﹖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說﹐1954年第一次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使《十七條協議》承認的西藏的特殊自治地位自然無效。該憲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十七條協議》無效﹐但中國政府在1956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把西藏的管理工作直接“兼併入”中國的管理範圍內﹐因而違反了《十七條協議》。

《十七條協議》規定要在西藏成立軍政委員會﹐結果沒有成立﹐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取代。籌委會的主任是達賴喇嘛﹐其51名委員中只有三個漢人﹐其餘均為藏人。1955年中國國務院召開全體會議討論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時﹐達賴喇嘛在會上表示﹕會議提出的事項“在今天的會上經過討論﹑修正﹐做出決定﹐我們將愉快地擁護”。1956年籌委會成立時達賴喇嘛以主任的身份出席了慶典並致開幕詞﹑作報告（1）。《十七條協議》規定﹐西藏要改革﹐改革要與西藏領導人協商。成立自治區籌委會就是一項改革﹐並得到了西藏頭號領導人達賴喇嘛的讚同和參與﹐怎能說違反了《十七條協議》呢﹖如果說成立經達賴喇嘛讚同並由他擔任主任的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就是違反《十七條協議》﹐那麼其責任要由達賴喇嘛來負﹐達賴喇嘛首先違反了《十七條協議》。

《以事實說明西藏的真相》又說﹐《十七條協議》規定不強制進行改革﹐所以中國政府在西康和安多（青海省）進行的土改違反了《十七條協議》。正如前一章引用的戈茨坦的話指出的﹐西康與青海不屬於《十七條協議》的範圍。噶廈政府的“外交局”1949年11月4日致英國的求援信也說﹕“中共軍隊已侵犯蘭州﹑青海和西康等中國省份﹔由於這些省份與西藏接鄰﹐我們已經給中共政府領袖毛澤東先生送去一封官方信件﹐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領土完整。（2）”可見噶廈政府自己在中共進軍西藏前也承認﹐青海與西康不屬於西藏。《十七條協議》的正式標題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既然噶廈政府也承認青海與西康不屬於西藏﹐那麼《十七條協議》當然不適用於青海與西康（包括被中華民國政府劃入西康省的﹑被十三世達賴喇嘛用武力攻佔的﹑被解放軍在簽訂《十七條協議》前用武力解放的昌都地區）。所以中共在那裡進行土改﹐雖然不明智﹑不人道﹐從法律上說並不違反《十七條協議》。

達賴喇嘛在其第一本自傳《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裡說﹕“我們在路上（逃亡路上----引者）聽到中國宣告解散我們的政府﹐我們對此才可以採取一些行動。當然﹐他們沒有權利﹐法定的或者別的﹐來解散我的政府。事實上﹐他們打破了他們在十七條中所至今保持了的唯一的一條﹕即對不改變我的地位的承諾。（3）”這真是天下奇文。《十七條協議》第一條就規定﹐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第二條規定﹐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在達賴喇嘛的縱容下﹐噶廈政府宣佈了“西藏獨立”﹐派藏軍進攻解放軍﹐這意味著噶廈政府即在《十七條協議》上簽了字的西藏地方政府公開撕毀了《十七條協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還有必要遵守《十七條協議》嗎﹖達賴喇嘛的指責就好比納粹德國指責蘇聯抵抗德軍入侵違反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一樣荒謬。必須指出﹐中國國務院3月28日的命令只是解散了西藏地方政府﹐其職權由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行使﹐由班禪代理籌委會主任﹐因為籌委會主任達賴喇嘛那時已經出逃。但該命令並未廢除達賴喇嘛的名號與職務﹐所以達賴喇嘛說中國政府改變了他的地位也不合事實。事實是他自己棄職出逃﹐自行改變了地位。達賴喇嘛的第二本自傳《流亡中的自在》刪去了這段話﹐可見他自己也認識到此言不妥。

注釋﹕

（1）《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62頁﹔《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214-224頁。

（2）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42.

（3）Dalai Lama, My Land and My People (New York: Potala Publications, 1983): 達賴喇嘛﹐《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陳峰譯﹐香港支持西藏之亞太廣場出版﹐1990年﹐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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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50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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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八章﹕從平叛民改到文化大革命

2、民主改革

中共巴不得噶廈政府撕毀《十七條協議》﹐它可以放手廢除西藏的農奴制﹐實行它所說的民主改革﹐把西藏的政權全部收歸中共﹐“一勞永逸”地解決西藏問題。1959年6至7月﹐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在班禪主持下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西藏全區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同年9月﹐籌委會召開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廢除封建農奴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的決定》﹐正式開始民主改革（4）。

本書第二章已經介紹過農奴制侵犯人權的情況﹐這裡需要補充的是農奴制的經濟機制（5）。西藏的莊園農奴制與歐洲中世紀非常相似﹐政府﹑寺廟﹑貴族（即“三大領主”）擁有絕大部分土地﹐土地分屬各莊園﹐每個莊園都有世襲的農奴和奴隸。主人把土地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叫自營地﹐約佔總數的一半至四分之三﹐其收益全部歸領主。其餘的土地叫差地或份地﹐分給農奴耕種﹐其受益全部歸農奴。農奴對差地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但可世襲使用權。作為使用差地的代價﹐農奴必需為主人支差（藏語叫“烏拉”﹐據說是元朝時從蒙古語變來的）﹐分內差和外差兩種。內差是無償地為主人耕種自營地﹐包括種﹑肥﹑澆﹑收全過程。為了防止農奴偷懶﹑怠工﹐有的領主派人手執鞭子在地頭監督。另外農奴還要為主人無償地砍柴﹑割草﹑剪羊毛﹑捻毛線﹑織氆氌﹑背水﹑修房﹑運輸﹑炒青稞﹑放牛等等﹐同時還要交付一定的實物與貨幣。外差是為政府（宗政府與噶廈政府）支差﹐實際上是各種名目的稅﹐既有實物﹑貨幣﹐也有勞役﹐其中最為沉重的是為過路官員提供食宿與馱畜﹐如無馱畜則要用人背。據1958年對山南地區囊色林莊園的調查﹐農奴的負擔中86.2%是內差﹐13.8%是外差。勞役差佔93.8%﹐實物差佔4.4%﹐貨幣差佔1.8%﹔莊園總收益的73%歸主人﹐27%歸農奴（6）。由於西藏自然條件十分嚴酷﹐農業單產很低﹐大多數農奴很窮。林田1959年去山南採訪時寫道﹕“在一次全莊園居民集會上﹐我們看到﹐在三百來個農奴中﹐不管男女老幼﹐找不出一個穿一件整裝一點衣服的人 ﹐找不出一個不赤足的婦女﹐幾乎全是衣服襤褸﹐半赤身露體。農奴們吃的東西﹐只是早晚各一頓糌粑糊糊﹐中午一小碗乾糌粑而已。在軍管會沒有發放救濟以前﹐一個中等差巴戶阿旺家﹐幾個月沒有吃到鹽。（7）”只有少數農奴份地較多﹐才比較富裕。此外還有奴隸（朗生）﹐他們沒有差地﹐沒有財產﹐由主人供給吃穿﹐終身無償為主人服役。奴隸因無財產﹐故無家庭﹐其非婚生子女也是奴隸。

此外﹐三大領主還用高利貸盤剝農奴。政府放債的利息是借十還十一﹐寺廟與貴族放債是借七還八﹐也有借五還六的﹐借債時還要送禮。據1958年調查﹐囊色林莊園的農奴75%是欠債戶（8）。許多債變成了子孫債﹐世世代代還不清。債主採用搶東西﹑收份地﹑逼欠債者賣兒女為奴﹐甚至毒打等手段逼債。高利貸的弊病連達賴喇嘛都無法否認。他在自傳裡說他曾決定首先廢除子承父債的原則﹐一筆勾消所有無法償還的政府債（9）﹐《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說達賴喇嘛曾建議把寺廟和貴族的土地由政府收回後分給農民﹐還新建了一個改良機構﹐可見連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也無法否認農奴制的不合理性。可惜達賴喇嘛的決定與建議始終不過是畫餅而已（10）。戈倫夫說﹕“達賴喇嘛有負眾望﹐他沒有指出西藏的統治集團就是公開反對改革的勢力﹐不管這些改革是由誰發起的﹐他們一概反對。從歷史上看﹐貴族們一直反對企圖破壞他們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的任何努力。（11）”

按照中共的政策﹐西藏當時的“貧苦農奴”佔西藏人口的70%﹐奴隸佔5%﹐兩者是“最革命的階級”﹔差地較多﹑生活較富裕的“中等農奴”佔20%﹐“革命性較差”﹔差地最多﹐並轉租給其他農奴的“富裕農奴”佔1%﹐“革命性更差”﹐但他們都是革命的依靠力量。農奴主（三大領主）佔2%﹐代表農奴主管理莊園的農奴主代理人佔3%﹐後者自己“不勞動”（中共從來不把經營管理算作勞動）﹐代表農奴主壓迫﹑剝削農奴﹐因而也屬於農奴主階級﹐兩者都是革命對象。

中共的民改政策如下﹕在農區﹐第一步﹐對叛亂領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實行“誰種誰收”﹔第二步﹐進行“三反”（反叛亂﹑反烏拉﹑反人身奴役）“雙減”（減租﹑減息）﹔第三步﹐劃定階級﹐分配土地。對叛亂領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牲畜﹑房屋﹑財物全部沒收﹐平分給全體農奴﹑奴隸﹑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對未叛亂領主及其代理人﹐由中國政府出錢把他們的生產資料（土地﹑牲畜）贖買下來﹐平分給所有人﹐贖金由政府分期分批付給﹐並請他們中的頭面人物到政府﹑人大﹑政協去做官拿薪。在牧區﹐第一步﹐對叛亂領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亂牧主的牲畜實行“誰放牧歸誰”﹔第二步﹐開展“三反”（反叛亂﹑反烏拉﹑反人身奴役）﹑“兩利”（牧工牧主兩利）。對未叛牧主不沒收﹑不分畜﹑不鬥爭﹑不戴帽（不劃階級﹑不定成份）。在寺廟﹐第一步﹐清查叛亂分子﹔第二步﹐開展“三反”（反叛亂﹑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權）﹑“三算”（算政治迫害賬﹑算等級壓迫賬﹑算經濟剝削賬）﹔第三步﹐成立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由“貧苦喇嘛”當權﹐對被視為農奴主的“上層喇嘛”進行專政。唯對其中未叛亂而又擁護改革的頭面人物則請其做官。

叛亂領主發放的高利貸一律作廢。未叛領主1958年前放的舊債也一律作廢﹐1959年放的新債按每元月息一分計。所有債務抵押品一律退還。烏拉差（為政府支差）也全部廢除。

其具體做法是﹕先由各級政府派出武裝工作組到各莊園去發動農奴與奴隸﹐成立“農民協會”﹐作為新的政權機構﹔然後﹐舉行一系列“吐苦水﹑挖窮根”鬥爭大會﹐控訴叛亂分子與農奴主壓迫與剝削他們的“滔天罪行”。對未叛亂而又擁護改革的領主不當面鬥爭﹐只搞“背靠背鬥爭”（即在領主不在場的情況下開會控訴其罪惡）﹔對叛亂領主或雖未叛亂但抗拒改革的領主則當面鬥爭﹑掃其威風﹐逼其投降﹑交出財產（12）。這種鬥爭會往往以捆綁﹑毆打收場﹐有時還打死人（13）。

據統計﹐西藏全區貴族和大小頭人共有642戶﹐其中未參加叛亂的佔27%﹔農奴主代理人約4000戶﹐其中未參加叛亂的佔70%﹔大小寺廟2138個﹐其中未參加叛亂的佔55%﹔共有僧尼112605人﹐其中未參加叛亂的佔40%。總計要贖買的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的生產資料佔三大領主的生產資料的三分之一左右﹐價值6000萬元。贖金採取分期付款﹐五萬元以下的八年付清﹐五萬元至十萬元的十年付清﹐十萬元以上的13年付清。寺廟只保留553個﹐僧尼只保留約7000人﹐對於保留的寺廟也分給一定土地﹐政府還給予一定的補貼（14）。

農牧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牲畜與牧場﹐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1959年西藏全區糧食總產量達到182905噸﹐比1958年增長4.5%﹔1960年達到205934噸﹐比1959年增長12.6%﹔1960年全區牲畜存欄頭數1060多萬﹐比1959年增長10%。1965年全區糧食達到290700噸﹐比1958年增長66.1%﹔牲畜存欄頭數1701萬﹐比1958年增長54.6%（15）。農牧業連續六年大豐收﹐這段時間被中共稱為西藏的第一個“黃金時代”（16）。

注釋﹕

（4）《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97-112頁。

（5）以下關於農奴制的資料數字參見﹕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991); Gre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多傑才旦主編﹐《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6年﹔《藏族社會歷史調查》﹐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88年。

（6）牙含章﹐《試論西藏封建農奴制度》﹐《中國藏學》﹐1988年﹐第1期。

（7）林田﹐《西藏春潮》﹐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119頁。

（8）牙含章﹐《試論西藏封建農奴制度》﹐《中國藏學》﹐1988年﹐第1期。

（9）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79.

（10）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540-542頁。

（11）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16.

（12）吳從眾﹐《試述西藏的民主改革及其偉大意義》﹐《中國藏學》﹐1994年﹐第1期。

（13）林田﹐《西藏春潮》﹐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173-175頁。

（14）《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111-112頁﹑140頁。

（15）《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296﹑319頁。

（16）多傑才旦﹐《毛澤東與西藏的偉大歷史變革》﹐《中國藏學》﹐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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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19:51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二部﹕西藏問題的由來

第八章﹕從平叛民改到文化大革命

3、擴大化與陰暗面

現在來看事情的另一面。中共也承認﹕“平叛民改後期產生了嚴重違反政策的現象﹐擴大了打擊面﹐侵犯了同盟者的利益﹐以至基本群眾的利益。（17）”可惜語焉不詳。《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倒是說了一些﹐但都沒有班禪1962年5月給周恩來的《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簡稱《七萬言上書》﹐因其有七萬漢字）（18）說得詳細﹐其主要內容是﹕

一﹑“混淆好壞﹐亂打一氣。”把受騙或被迫參加叛軍的人﹑達賴喇嘛過路時向他頂禮膜拜並獻過酥油和糌粑的人﹑為過路叛軍提供過食宿的人﹑聚眾唸經的人﹐以及什麼也沒有做的人都當作反革命分子來打擊。1987年3月28日﹐班禪在全國人大西藏小組討論會上說﹕“平叛問題在青海等地搞得更是糟糕。……果洛地區打死了許多人﹐把屍體從山上拖下來﹐挖個大坑埋在裡面﹐把死者的親屬都叫來宣佈﹕‘我們把叛匪消滅了﹐今天是喜慶的日子﹐你們在屍體坑上唱歌跳舞﹗’……又如青海的夏茸噶布和馬利地區的牧民等早把頭人的幾千支槍收起來﹐上交到政府。當時表示歡迎﹐並開了大會表彰他們﹐並帶上了紅花。可是回到住地一下車就全部抓起來﹐長期關押。”“1958年我在青海聽到黨內文件上說要挑起叛亂﹐壓出叛亂﹐然後在平叛過程中﹐徹底解決宗教和民族問題。”“噶廈政府發生叛亂﹐只有我們拉讓（指扎什倫布寺----引者）管轄區域未叛﹐當初給我們講了要和平改革﹑採取贖買政策等等一大堆。可是﹐後來正式民改的時候卻把我們整得屁滾尿流﹐使人感到吃驚﹗地方政府方面跑的跑了﹐留下的只有少部分﹐這些少部分人作為進步人士的典型安排了（做官----引者）﹐我們整個兒堅定不移在家的卻弄得夠嗆。當時我個人在拉薩還好﹐在家的從我父親開始一個個都挨鬥。拉讓有個官員的老婆也被拘留﹐有一天把她提來審訊﹐叫她交代問題﹐她就說﹕‘班禪這個壞蛋可把我氣壞了﹗’話一出口﹐大家以為她要揭發出班禪的什麼罪大惡極的事﹐聚精會神地聽她說話﹐搞記錄的人也在伸脖子準備把揭發出來的問題一字不漏地記下來。她開口說﹕‘我們跟班禪這個壞蛋﹐不參加叛亂是個大錯誤。要是他帶頭發動叛亂就好了﹐先把漢人殺個痛快﹐然後跑出去﹐我們離印度近﹐方便多了。可他要我們做什麼進步﹑愛國﹐現在可好﹐逃不到印度﹐男女老少都被關押挨鬥﹐受活罪。’說到這裡他們叫她‘滾﹗滾﹗’這是真情﹐不是我隨便瞎說的呀﹗”“在家的不如外逃的﹐事實真是這樣﹐我個人有體會。例如﹐1979年達賴五人代表團來藏時﹐我父親也進藏為處理家裡的財產問題﹐可是沒人理他。對五人代表團一人一輛小車﹐配了翻譯﹑警衛員﹑陪同等一套人馬。可我父親呢﹐出入自治區大門都很難﹐站崗不讓進就在門外風中等待。論職位過去西藏只有兩個‘公’﹐一個是達賴大師的大父﹐一個是我的大父﹐論舊社會的職位﹐我父親比他們高得多﹐何況是一個進步人士。”（19）

青海平叛確乎特別殘酷。1981年3月19日中共青海省委給中共中央的《關於解決1958年平叛鬥爭擴大化遺留問題的請示報告》（20）承認﹕

黨中央關於平叛的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平叛鬥爭是正義的﹐必要的。解放軍廣大指戰員在平息叛亂中是做出了貢獻的。但在當時領導上“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犯了嚴重的擴大化錯誤。違背了“軍事清剿﹑政治爭取和發動群眾相結合”的方針﹐過分強調軍事打擊﹐忽視了政治爭取﹐甚至違背“四不”政策﹐將歸降人員加以捕辦﹐違反區別對待的政策﹐錯捕﹑錯關﹑錯殺﹑錯鬥以及亂戴帽子﹑亂沒收的問題甚為嚴重。脫離當時實際﹐照搬農業區的做法﹐在平叛的同時﹐強辦公社﹐使情況更加複雜﹐錯誤更加擴大。對宗教﹑寺院中的敵情估計不當﹐看得過重﹐打擊面過寬﹐把當地寺院基本摧毀光。當時全省以平叛﹑防叛名義共捕了52922人。捕人數目達到牧業區藏族蒙古族總人口的10%。玉樹藏族自治州的曲萊縣沒有發生過叛亂﹐而捕辦人數竟高達總人口的21%。由於大量捕人﹐監所人犯擁擠﹐條件惡劣﹐生活困苦﹐造成在押人犯成批死亡。經過復查﹐錯捕錯判和在集訓中死亡的﹐有23260人。錯殺了173人。在錯捕錯判死亡的人數中﹐有安置為縣級以上的民族宗教中﹑上層人士159人﹐民族幹部480人。平叛鬥爭的擴大化﹐混淆了 敵我界線﹐造成了嚴重惡果﹐對藏族蒙古族人民的民族﹑宗教感情傷害很大﹐影響了黨的威望和軍隊的信譽﹐對民族關係﹐乃至黨群﹑幹群﹑軍民關係都有很大損傷。

遵照中央指示﹐在1961年青海省委三級幹部會議和西北民族工作會議以後﹐對擴大化的錯誤進行了許多糾正工作﹐將在押人犯24365人宣佈無罪釋放或“教育釋放”﹐平反了一批民族幹部的冤假錯案﹐恢復和新安置了380名民族宗教上層人士﹐恢復開放了137座寺院﹐重申了黨的民族﹑統戰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撥出了一筆專款幫助群眾發展生產和解決生活困難。所有這些﹐對於扭轉困難局面﹐團結群眾﹐安定人民生活﹐ 恢復與發展生產﹐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當時由於“左”的思想影響﹐平叛鬥爭擴大化的問題沒能徹底糾正﹐還遺留不少問題﹐許多善後工作沒有很好去做﹐還有一批案件尚未復查。1964年﹐隨民主革命補課和“四清”運動的開展﹐糾正平叛擴大化的工作就中斷了。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期間﹐由於林彪﹑“四人幫”推行極左路線﹐黨的民族政策遭到破壞﹐民族統戰工作被取消﹐民族區域自治有名無實﹐民族平等團結被踐踏﹐不僅使原來糾正錯誤所取得的成勣損失殆盡﹐而且使平叛鬥爭擴大化遺留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和複雜﹐致使這個歷史遺留問題拖了20年未得解決。

1960年中共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向中共中央報告時也承認﹕昌都地區捕訓的人佔該地區總人口的4.7%弱。其中錯捕的﹐佔已捕的5%﹐可捕可不捕的佔已捕的10-15%。那曲地區捕訓的人佔該專區已開展工作的地區人口的4.4%﹐其中錯捕的也不少。其他地區情況好些。現在昌都﹑那曲捕人已經停下來﹐各地正集中全力糾偏和清理積案。他還報告﹕各地普遍忽視上層統戰工作﹐對有的未叛上層人士未安排工作（做官----引者）﹐有的雖安排了﹐但不適當（官太小----引者）（21）。

毛澤東時代的中共﹐一貫越左越好。何況1959年毛發起“反右傾”運動﹐1960年西藏工委把日喀則分工委書記﹑副書記﹑秘書長全部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22）﹐誰敢不左﹖西藏那麼大﹐各地形勢當然不可能一樣。有的地方叛亂嚴重﹐有的地方叛亂不嚴重﹐有的地方未叛亂﹐有的地方本身未叛亂﹐但有叛軍路過。叛亂嚴重的地方﹐平叛搞得轟轟烈烈﹐那裡的共軍共幹就受到上司的嘉獎﹐就可陞官。其他地方如不轟轟烈烈﹐那裡的共軍共幹就會受到批評﹐甚至被視為“右傾”﹐受到處分﹐至少不能得到嘉獎與陞官。這就促使後者想方設法發現﹑製造敵人。民改也一樣﹐班禪那裡未叛亂﹐本應和平改革﹐但是不鬥人﹑不抓人﹐那算什麼革命﹖日喀則分工委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罪名就是民改中“右傾”。為了轟轟烈烈﹑陞官受獎﹐只好對班禪集團開刀。毛澤東曾承認﹐中共搞運動有一種“窮漢捉虱子﹐越多越過癮”的阿Q式的習慣（23）﹐阿Q就因自己衣服上捉到的虱子不如王鬍多而失望﹑不平﹑憤慨﹐覺得大失體統。中共鬥人﹑抓人﹑整人﹑打人也是越多越兇越好越有成勣。

從班禪的描述還可看出共幹的勢利和崇洋媚外。達賴喇嘛不過逃到了印度﹐他的代表團回藏就受到如此隆重的禮遇﹐似乎他們都成了高鼻子﹑藍眼睛的洋大人。同時還可看出﹐班禪的等級觀念是何等根深蒂固﹐至死念念不忘舊西藏時他（準確地說是他的前世）的特權與威風。他忘記了﹐他和他父親在舊西藏時受到達賴集團的排斥﹐根本得不到承認﹐也根本進不了西藏﹐他和他父親在舊西藏一天也沒有威風過。是中共逼迫達賴喇集團承認了他﹐又派兵護送他進藏即位﹐給他高官厚祿﹐讓他和他父親大耍威風。班禪的嫉妒心與攀比心完全用錯了地方﹐說明他毫無自知之明。不過由此可見藏人的嫉妒心與攀比心何等強烈﹐連堂堂班禪大師也無法免俗。

二﹑“大漢族主義”。《七萬言上書》說﹕有漢幹說﹕“藏族是一個被宗教和民族自尊心陶醉了的頑固民族。”他們“以藏文新詞不夠為借口”﹐“忽視藏文”﹐“認為一切舊的都是落後的﹐骯髒的和無用的”﹐“嘲笑藏裝”﹐“對婦女的手飾﹐男人的辮子表現出不喜歡的態度﹐致使無法繼續穿戴和留下去﹔對屋牆外的粉刷（藏人愛在牆上刷佛徽---引者）﹑屋頂的旗桿（經幡----引者）﹑婚喪送禮﹑廟會敬神﹑節日娛樂和民間體育等也看做無益多餘的﹐致使大部分停頓了等”。“在藏族中也有一些滑頭巧語﹑隨機應變﹑私利燻心之輩﹐在大漢族主義者面前逢迎裝相”。

三﹑“反對宗教”。《七萬言上書》說﹕“在西藏的各寺廟內發動‘三反三算’運動時﹐在實際工作中增加了反對宗教本身﹐並將其放在了主要地位。”“對公開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歡革命等各種帽子﹐進行無法忍受的沒頭沒腦的鬥爭和打擊。”“在深山禪庵與寺廟中有許多從事終生悟靜修禪﹐嚴守教行的虔誠教徒﹐他們視紅塵諸事為毒樹﹐悲觀厭世﹔由於革命事業也是紅塵之事﹐所以他們很少有人對之表示歡迎或積極的態度﹐這是不足為奇的﹐是可能有的﹐正常的。但是幹部則認為他們有頑固不化的反動思想的基礎﹐把不少這類教徒予以管制或關押等。”“除去四大寺等被保護的極少數寺廟外……一部分漢族幹部出主意﹐藏族幹部動員﹐積極分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當執行者﹐盜用群眾的名義或戴群眾的面具﹐掀起了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燬﹐拋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毀和熔化﹐對寺廟﹑佛堂﹑瑪尼堆﹑佛塔恣意進行了瘋象闖入般的破壞﹐盜走了許多佛像飾品和佛像神塔體內的寶貴物品……公然無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佛像和經書用於製鞋原料等”。“千方百計地使僧尼還

俗”﹐“竟有讓喇嘛站一邊﹐尼姑和俗女站一邊﹐強迫他們互相挑選”。“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廟2500餘座﹐而民改後由政府留下來的僅僅只有70多座﹐減少了97%……全西藏過去僧尼總數約有11萬多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一萬﹐剩餘約十萬人﹔民改結束後住寺僧尼權且算作有七千人﹐也減少了93%。”（班禪這裡所說的保留僧尼數與前引中共的數字相同﹐保留寺廟數與中共的數字大相徑庭﹐不知是否計算有誤﹖----引者）“把生產列為一切事情的首位﹐老少僧眾和善僧都被支配勞動過度﹐由於那些人過去沒有勞動過﹐而處於無法忍受的境地”﹐“宗教活動（班禪特地提到了灌頂----引者）少如白天的星星”。

四﹑餓死人。1959年到1961年﹐“西藏連續三年獲得豐收”﹐但“初步括了合作社風”。“由於黨給予輕稅的照顧﹐愛國公糧是不重的”﹐但由於浮誇風﹐把虛報的產量指標作為根據﹐徵收愛國公糧﹐挖了過去的存糧﹐“致在西藏的一些地方發生了個別人餓死的情況”。甘肅與青海省委在大躍進中大括浮誇風﹑共產風﹐大辦公共食堂﹐餓死了大批藏人（以及漢人與其他少數民族----引者）。

正如前引戈茨坦與戈倫夫指出的﹐西藏的宗教本與農奴制難分難舍﹑互為支柱﹐就像歐洲中世紀的天主教會與封建制難分難舍﹑互為支柱一樣。中共要連根剷除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勢必限制西藏的宗教﹐最大限度地削弱其影響。加以西藏的寺廟本身就是農奴主﹐擁有大批土地﹑牲畜和農奴﹐還放高利貸。中共要解放寺廟的農奴﹐也得向寺廟開刀。何況有許多寺廟參加了叛亂。班禪面對達賴集團的排斥打擊﹐需要中共的支持﹐所以反對達賴集團的叛亂。但他作為大農奴主﹑大教主﹑藏族領袖﹐從根深蒂固的貴族﹑宗教﹑民族情緒出發﹐必然對平叛民改﹑限制宗教本能地抵觸。何況中共幹部在執行中層層加碼﹐攙進了根深蒂固的大漢族主義（這是幾乎所有的漢人都有的）與痞子習氣（這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共幹特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從班禪的《七萬言上書》也可看出﹐當時西藏有許多藏族幹部與積極分子積極參與了搗毀佛像﹑佛經﹑佛塔的運動﹐開了文革初“破四舊”的先河。

196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這次班禪既然利用籌委會上層人士的學習會﹐向我們進行攻擊﹐我們就需要在學習會上同他們進行鬥爭”﹔“鬥爭的原則仍然應該是堅持原則﹐堅持團結﹐以鬥爭求團結”（24）。

在同年同月24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大談階級鬥爭﹐先批彭德懷的八萬言申訴信是“翻案”﹐無中生有地說他勾結全世界反華勢力（美﹑蘇）。又批班禪﹐說他的《七萬言上書》是“階級敵人反攻倒算”（25）。

不過毛並未馬上懲罰班禪。據達賴自傳說﹐班禪在1964年3月拉薩傳召大法會上演講時說﹕達賴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領袖﹐並高呼“達賴喇嘛萬歲”（26）。這件事從未見中國出版物提起﹐推想起來也不大可能。自本世紀初起﹐達賴集團與班禪集團就形同水火﹐他怎會那樣說呢﹖

1964年9月18日至11月4日﹐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舉行第七次擴大會議﹐一些“翻身農奴代表”列席會議。會議集中火力批判班禪的“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指責他組織了一個反革命集團﹐妄圖復辟農奴制﹐還圖謀叛國。列席會議的翻身農奴代表聲淚俱下地控訴了他殘酷壓迫﹑剝削農奴的滔天罪行。然後﹐他被押送北京﹐在全國人大會議上被批判﹐並被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代主任的職務（27）﹐從此被軟禁。文革初﹐他被中央民族學院的藏族學生批鬥。1966年我去北京大串連時﹐親眼看到中央民院藏族學生召開的批鬥大會與大字報﹐除了上述政治罪名外﹐還揭露班禪虐待﹑毆打家中保姆﹐喜歡男色等事。班禪被鬥後不久就下獄﹐在秦城監獄裡關了九年零八個月（28）﹐直到1987年才重新露面。

我看到的班禪《七萬言上書》雖然是達賴喇嘛的刊物《西藏通訊》發表的﹐但我相信它是真實的﹐不僅作為班禪的原文是真實的﹐原文所寫的事也是真實的。但某些西方記者對平叛的描述則是一派胡言。美國記者艾夫唐說﹐拉薩平叛使一萬人喪生﹐城里所有男性藏人幾乎都被捕﹐中國人將幾千具屍體堆在羅布林卡燒了三天﹐臭氣燻天（29）。法國記者董尼德說﹐至少一萬人死亡﹐中國人在羅布林卡焚燒屍體﹐布達拉宮變成殘垣斷壁﹐色拉寺被夷為平地（30）。當時拉薩只有二萬多人口﹐加上外來的叛軍﹐也不過三萬多﹐怎麼可能有一萬人被殺﹖4月15日﹐中共在拉薩召開群眾大會﹐擁護中國國務院3月28日發佈的解散噶廈政府﹑責成解放軍平叛的命令﹐有二萬多藏人參加。如果拉薩的男性藏人都被捕了﹐這樣的會開得起來嗎（31）﹖我在八十年代初去布達拉宮和色拉寺參觀過﹐發現那裡完好如舊。又看過六十年代初攝制的電影記錄片﹐發現那時布達拉宮仍巍然屹立。艾夫唐與董尼德當時並未去拉薩現場調查﹐這些謊言顯然都是從達賴喇嘛那裡批發來的（他們都採訪過達賴喇嘛）。

注釋﹕

（17）江平﹐《論慎重穩進方針》﹐《中國藏學》﹐1988年第1期。

（18）《西藏通訊》﹐1996年11-12月號﹐1997年1-2月號﹐1997年3-4月號。

（19）《班禪在人代會上談平叛》﹐《西藏通訊》﹐1997年3-4月號。

（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匯編》(下)﹐人民出版社﹐北京﹐959-964頁。

（21）（22）《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130頁﹑124頁。

（23）毛澤東此話從未正式發表﹐見文革中紅衛兵印發的毛澤東文稿《毛澤東思想萬歲》。

（24）《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145-146頁。

（25）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出版公司﹐台北﹐1994年﹐381頁。

（26）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33.

（27）《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158頁。

（28）《阿沛和班禪就西藏問題答記者問》﹐《人民日報》﹐1988年4月5日。

（29）Avedon, John F.,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 (U.K.: Michael Joseph Ltd, 1984):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記》﹐尹建新譯﹐財團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1991年﹐240-241頁。

（30）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66-68頁。

（31）《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第100頁﹔我也看過有關的電影記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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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种草养鱼+打球    时间: 2004-10-29 20:36
关于把西藏/香港/台湾和中国并列
这很有可能是个误会
举个例子：跨国公司往往有各个国家公共假期表，台湾/香港/中国假期不同，一般会分开列出来。其实应该叫各个国家/地区公共假期表，不过一般公司不会这么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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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01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1、懷柔政策的來由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撒手人寰﹐溘然長逝﹐整整一個時代結束了。毛自以為英明天縱﹑洞察秋毫﹐卻未能預見自己身後一個月的事﹕他自己指定的繼承人華國鋒10月6日逮捕了他的遺孀江青及其親信。華國鋒既要利用人民對毛的痛恨打擊江青﹐又要高舉毛的旗幟維護自己空前的獨裁權力（黨主席﹑總理﹑軍委主席三位一體）﹐可謂不自量力。鄧小平為了奪取華國鋒的權力﹐打出“撥亂返正”的旗號﹐發起“思想解放運動”。他說毛晚年犯了錯誤﹐背離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現在要撥清迷誤﹐返回到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上來。針對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作出的決策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的指示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鄧小平及其親信胡耀邦故意對著幹﹐和毛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在西藏問題上﹐他們遵循同樣的思路﹕既然毛推行的是高壓政策﹐那就要反過來﹐推行懷柔政策﹔既然毛不與達賴喇嘛談判﹐那就要反過來﹐同達賴喇嘛談判。

1978與1979兩年﹐西藏釋放了全部叛亂分子﹐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班禪案）﹐允許流亡藏人回來探親﹐恢復宗教活動。1979年2月28日達賴喇嘛的二兄嘉樂頓珠應邀到達北京﹐3月12日受到鄧小平接見。鄧告訴他﹐1959年的叛亂是不好的﹔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中央與他們是內部對話﹐不是國與國的談判（1）。

鄧還邀請達賴喇嘛派代表團回西藏參觀訪問。他被中共自己的宣傳所欺騙﹐一廂情願地認為﹐達賴代表團會被西藏的“進步與團結”所打動﹐促進達賴喇嘛回歸﹐他大大失算了。是年8月﹐達賴喇嘛三兄洛桑三旦等五人組成的第一個參觀團先去甘南﹑青海藏區參觀﹐所到之處﹐受到藏民熱烈歡迎。中共中央書記處擔心地問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任榮﹐如果這個參觀團到達拉薩﹐會發生什麼情況。任榮答﹐拉薩人民的政治覺悟比青海的藏農牧高得多﹐他們會堅定地站在黨和祖國一邊﹐不必擔心出亂子。任榮如此自信﹐以至在參觀團到達拉薩前夕﹐命令拉薩各居民委員會召集藏族市民開會﹐告誡他們對參觀團要有禮貌﹐不要出於對舊社會的仇恨向後者扔石頭或吐口水﹐因為後者畢竟是中國政府的客人。次日的情況大出任榮的意外﹐成千上萬藏人湧向參觀團。他們大聲號哭﹑磕長頭﹑獻哈達﹑爭先恐後地觸摸洛桑三旦﹑請求他摸頂。當後者向群眾煽動時﹐有人喊出了“西藏獨立”﹑“漢人滾蛋”等口號（2）。然後的兩個參觀團到西藏時﹐這樣的場面也一再出現。以至中國政府不得不驅逐由“少壯派”組成的﹑到處狂熱煽動獨立的第二個參觀團﹐從而迫使第三個參觀團保持低調（3）。

前文說過﹐毛澤東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根本不同於漢人﹐鄧小平﹑胡耀邦﹑任榮也不懂。鄧﹑胡從統治漢族的經驗出發﹐以為只消把一切過錯推到林彪﹑“四人幫”頭上﹐最多輕描淡寫地說幾句“毛澤東晚年錯誤”﹐並放鬆毛的高壓政策﹐藏人就會像大多數漢人一樣感激涕零﹑謝主戴恩。當時漢人中確有一些無恥文人﹐創造出“家雞打得團團轉”﹑“娘打屁股兒不恨”的奴才理論﹐向中共獻媚邀寵。鄧﹑胡們也信以為真。他們忘記了﹐藏族不是“家雞”與“嫡子”﹐而是=“野雞”與“養子”。挨了打的野雞會朝山裡飛﹐挨了打的養子會記仇。

如前所述﹐毛澤東在文革中既剝奪了藏人在平叛民改中分得的現世財富﹐又剝奪了藏人超度來世的希望（這個問題很複雜﹐這裡暫且這樣說﹐後文將詳述）﹐許多人被整得死去活來﹐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恰恰在藏人怨恨最深﹑思想最亂的時候﹐鄧小平請來了達賴喇嘛的親戚﹐這就使藏人心中壓抑﹑沉睡了十幾年的宗教感情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其影響是多方面的﹕第一﹐它提醒藏人（當然還要加上達賴電台與打進西藏的內線的宣傳）﹐遠在天邊的達賴喇嘛不僅健在﹐而且連中共都怕他﹐否則為什么在用武力將其驅逐出境二十幾年後﹐還要恭恭敬敬地把他的親戚請回來﹖可見只有達賴喇嘛才是藏族的救星與希望。第二﹐它告訴達賴喇嘛與全世界﹐在逃亡二十幾年後﹐達賴喇嘛依然是藏人心中的偶像與神﹐從而增強了達賴方面向中國政府討價還價的資本﹐口氣越來越大﹐態度越來越硬。第三﹐參觀團拍攝到了大量被搗毀的寺廟與藏人生活貧困的照片﹐用第一手資料向全世界顯示中共罪惡﹐加上藏人狂熱歡迎參觀團的照片﹐在西方引起極大轟動﹐令中共大丟其臉﹑極為尷尬。第四﹐它狠狠地教訓了鄧小平﹑胡耀邦﹐使他們對西藏問題的嚴重性產生了新的認識﹐不得不重新考慮西藏政策。

1980年3月14日與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會上撤消了令中共丟盡臉面的任榮的職務﹐代之以陰法唐（解放西藏時進藏的師政委﹐平叛民改時曾任江孜分工委書記）。會議紀要指出﹐西藏的中心任務是用一切辦法發展經濟﹐提高藏民生活水平（4）。鄧﹑胡決心用物質上的好處攏絡藏人﹐換取他們的歸順﹔同時也為了改善中共在西方面前的形象﹐換取西方的投資與其他經濟上的好處。按照中國的史學術語﹐姑且稱之為懷柔政策。這一政策不僅僅為了穩定西藏﹐還為了配合全國的改革開放。胡耀邦雖於1987年初下台﹐鄧小平也於1997年初作古﹐但他們制定的這一總政策卻一直被中共執行到現在。

注釋﹕

（1）《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213-220頁。

（2）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61-62.

（3）Avedon, John F.,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U.K.: Michael Joseph Ltd, 1984): 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記》﹐尹建新譯﹐財團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1991年﹐359-376頁。

（4）《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226-2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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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02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2、胡耀邦與陰法唐的攻守戰

同年5月﹐胡耀邦偕副總理萬里等領導人親自視察西藏﹐藏農牧的貧困令他震驚。5月29日﹐胡在西藏幹部大會上慷慨激昂地演講﹐稱“西藏現在的情況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生活沒有顯著的提高”﹐“我們黨對不起西藏人民”。他強調﹐西藏的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儘快提高藏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萬里插話﹐稱之為“一個發展﹐兩個提高”）。為此他宣佈了六條措施﹐總結起來是三點﹕一是由中國政府給西藏更多的錢。上一章說過﹐從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間）﹐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年均增長9.09%﹔此時﹐胡許諾年增10%。二是大批內調漢幹（把漢族幹部調回內地）﹐大量提拔藏幹。他說漢幹進藏30年了﹐他們的歷史任務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幹部中藏人要佔三分之二以上﹐萬里則說要佔80%（這裡說的幹部主要指黨政官員）。三是大力發展西藏文化（5）。

胡的講話在西藏幹部職工中引起強烈反響。大多數藏幹當然歡欣鼓舞﹐他們最聽得入耳的是大批內調漢幹﹑大量提拔藏幹。他們趁機大肆嘲笑﹑擠兌漢幹﹐催他們趕快打包走路﹕總書記都說你們在西藏沒幹好事﹐你們的歷史任務完成了﹐你們還不快滾蛋﹗

漢幹的反應十分複雜。那些“和平解放”與“平叛民改”時期進藏的漢幹（漢人稱他們“老西藏”﹐藏人稱他們“老漢人”﹐他們大部分有一官半職）認為胡全盤否定了他們的豐功偉績﹐使他們陷入了被嘲笑被擠兌的不光彩境地。他們絕大多數出身貧下中農﹐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根深蒂固﹐對胡積極協助鄧小平發動思想解放運動﹑批判個人迷信早就反感透頂（由於他們的抵制﹐思想解放運動在西藏毫無動靜）﹐此時一齊大怒﹐大罵胡“亂放炮”。後來進藏的“新西藏”（大部分是小公務員﹑專業人員與工人）則歡喜若狂。他們在西藏並無值得自豪的光榮歷史與豐功偉績﹐卻深受缺氧﹑嚴寒﹑缺電﹑缺菜﹑高山病﹑物資匱乏﹑生活枯燥﹑交通不便﹑家庭分散﹑土皇帝（上司）跋扈﹑文革後遺癥（冤假錯案平反不徹底﹑整人或被整或派性鬥爭造成的人際關係緊張）之苦﹐巴不得馬上內調﹐早日離開這塊對他們毫無魅力的地方。

以上各點﹐除了土皇帝跋扈之外（當時西藏的土皇帝大多是“老西藏”自己）﹐其餘各點﹐“老西藏”也同樣身受﹐甚至因進藏時間更長而更嚴重。據自治區黨委1978年給中央的報告﹐當時西藏的漢幹中﹐長期（一年以上﹐有的15年）在內地治病﹐基本不能回來工作的有1035人﹐其中地專級官員19人﹐佔同級8.2%﹔縣級官員137人﹐佔同級10.6%。在藏邊工作邊治療的共3436人﹐其中地專級官員28人﹐佔同級12.1%﹔縣級官員183人﹐佔同級14.2%。一人在藏工作﹑與家屬長期分居的達50%。家分幾處﹐負擔重﹔或夫妻在藏﹐子女在內地分托二至四處﹔或夫妻在藏﹐內地無家可歸等情況的達48.1%（6）。不言而喻﹐他們中大部分是“老西藏”。平心而論﹐“老西藏”中許多人尚有毛時代培養起來的“獻身精神”（獻身西藏的革命事業最光榮）﹐並不怎麼想內調。再說他們也明白﹐以他們的學歷﹑能力與年齡﹐調回內地未必有西藏那樣的地位與權力﹐更無西藏那樣的關係網。

有趣的是﹐許多“和平解放”與“平叛民改”時期加入中共的翻身農奴幹部﹐一方面巴不得漢幹統統走光﹐讓他們當權﹔另一方面也反感胡否定中共進藏以來的“偉大成就”﹐因為這中間也有他們的一份功勞與苦勞。他們和“老西藏”聯合抵制鄧﹑胡的懷柔政策﹐特別是其中的宗教﹑統戰政策﹐使之難以貫徹得如鄧﹑胡所願。他們（以陰法唐為首）認為﹐放寬政策發展經濟責無旁貸﹐但無限制地撥款修復寺廟﹑恢復宗教活動將會或已經導致宗教狂熱﹐等於在為達賴喇嘛效勞﹔無限制地給上層人士退賠﹑做官將會或已經使後者翹尾巴﹐甚至向西藏當局指手劃腳﹐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農奴主階級投降。長此以往﹐有可能引發新的叛亂。

他們特別反感的是班禪﹐後者自平反後﹐重新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曾要求兼任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相當於省長）﹐被鄧小平以政教分離為由拒絕。他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視察時﹐雖也說了許多反對西藏獨立的話﹐卻引發了宗教狂熱。單在拉薩和日喀則兩地受其摸頂的藏民達30萬人次。藏民對他夾道歡迎﹑獻禮﹑磕頭﹑歡呼﹐規模之大﹑人數之多﹐均為歷史罕見。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舉行佛事時發生混亂﹐踩死一人﹐擠傷11人。而班禪還認為自治區黨委執行宗教政策是“收”不是“放”。陰法唐不同意他的說法。雙方各自向中共中央告狀﹐結果中央批評陰法唐“不尊重班禪”。1983年6月《西藏日報》報導六屆人大會議時﹐沒有刊登班禪的照片﹐班禪又向中央告狀﹐中央批評自治區黨委犯了“政治錯誤”（這在中共是很嚴重的事情）。自治區黨委不得不專門寫報告﹐說明會議期間新華社沒有單獨發過班禪的照片和言論（據其他人大代表說﹐新華社幾次拍照﹐班禪均不在場）﹐因此《西藏日報》無法採用班禪的照片和言論（7）。由此可見﹐班禪復出以後﹐野心膨脹﹐想當西藏的太上皇。而胡耀邦也事事遷就他﹐使他的野心越來越大。

鄧小平﹑陳雲19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發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給了陰法唐一個借口“反右”。在中共的術語裡﹐“反左”就是要放鬆控制﹐即實行懷柔政策﹔“反右”就是要加強控制﹐即實行強硬政策。既然“清污運動”明言“反右”﹐對胡耀邦的懷柔政策不滿的陰法唐就趁機做文章。西藏的事情總是慢半拍﹐11月18日﹐自治區黨委才給中央寫報告﹐先表示擁護“清污運動”﹐然後說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現是﹕政治上﹐反動勢力（指達賴集團﹐當時胡耀邦不准公開點名批判達賴喇嘛﹐所以只好含糊其辭﹐反正大家都明白所指）的顛覆宣傳十分突出（這是鄧﹑陳發動“清污運動”時列舉的“精神污染”的內容裡沒有的﹐是西藏當局自己的發明﹐目的是提醒中央放任宗教狂熱的嚴重後果）﹔理論上﹐也有人宣揚“異化論”（這是“清污運動”批判的重點﹐雖然自治區黨委成員誰也不懂什麼叫“異化”﹐西藏也沒有人宣揚“異化論”﹐但必須寫上﹐才能與這場運動掛上鉤）﹔文藝上﹐有人搞“自由化”（這也是“清污運動”的題內之義﹐必須寫上﹐反正“自由化”是頂大帽子﹐到處套得上）﹔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傳無神論﹐有些民族幹部說﹕“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戰線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繼續糾“左”﹐又要著重反右﹐克服軟弱煥散﹑放任自流傾向（這“宗教工作”云云也是“清污運動”的題外之義）。圖窮匕首見﹐自治區黨委原來是想借“清污運動”﹐反對胡耀邦無限制地放寬宗教﹑統戰政策。他們借“民族幹部”之口說出“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這句話﹐也可謂用心良苦。因為他們知道﹐如果用第一人稱說出這句話﹐一定會被胡斥為“大漢族主義”﹑“違反民族﹑宗教政策”。12月12日﹐自治區黨委又給中央寫報告﹐說明西藏宗教勢力抬頭﹐干預政治﹑生產與教育。有的黨員參加唸經﹑求神﹑朝佛﹑轉經等。農牧區參與宗教活動的黨員約佔20%﹐有的地方高達50%﹐極少數黨員要求退黨。以此證明宗教政策上已出現煥散軟弱和右的傾向﹐必須“反右”。

然而胡耀邦不買帳﹐僅僅過了一個月﹐自治區黨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關於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確對待宗教問題的指示》。該指示說﹐清污運動就是解決理論﹑文藝界的問題﹐宗教和精神污染是兩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動和精神污染區別開來（8）。陰法唐只得轉向﹐把規模極小﹑微不足道的西藏文藝界當成替死鬼﹐在茶杯裡面掀風作浪﹐這就是本書導論裡說過的﹑我有幸恭逢其盛的“清污座談會”。

為了逼迫以陰法唐為首的自治區黨委徹底執行懷柔政策﹐1984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胡指出陰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錯誤（這是我在西藏聽到的正式傳達）﹐特別是沒有執行好宗教﹑民族﹑統戰政策﹐對班禪﹑阿沛等尊重不夠﹐對西藏宗教與文化不重視。胡強調要從個別到一般和從一般到個別兩個環節認識西藏的特殊性﹐並列舉了西藏特殊性的五大表現﹕地處世界屋脊﹑長期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單一藏族聚居區﹑全民信仰喇嘛教﹑外國勢力策劃分裂活動。他認為西藏當局對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認識﹐在工作中有四個擔心﹐即擔心是不是在搞社會主義﹑黨的領導會不會削弱﹑宗教影響越來越大後會不會出叛亂（不知為什么他只說了三個擔心）。他說﹐丟掉這四個擔心後﹐西藏工作就可能大進一步（9）。同年8月﹐胡又派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副總理田紀雲到西藏﹐督促陰法唐徹底貫徹懷柔政策。1985年6月1日﹐胡終於撤掉了陰﹐代之以從未去過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華（10）﹐並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大反特反“左”。當時藏人不服氣﹐他們說﹐中央派個漢人領導西藏倒也罷了﹐漢族畢竟是藏族的老大哥﹔可彝族是藏族的小弟弟﹐憑什麼來領導西藏﹖伍果然不負胡的期望﹐他穿上藏袍﹐置政教分離於腦後﹐親自參加各種宗教活動﹐各級藏幹紛紛仿傚﹐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熱﹐伍因而被稱為“喇嘛書記”。

胡耀邦的學歷雖然不高﹐卻是個非常聰明好學的人。他概括的西藏的五大特殊點也非常精闢。可惜他壓根兒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天真爛漫地認為只要不惜血本地善待藏人﹐藏人就會投桃報李﹑將心比心﹐善待中共與漢人。他把鄧制定的懷柔政策發展到了極點﹐實際上變成了綏靖政策。他說不要擔心宗教影響大後會出叛亂﹐竟變成了懺語----1987年至1989年的拉薩三次大騷亂與十多次小騷亂實際上就是不拿槍的叛亂。那時他雖已下台﹐卻還健在﹐親眼看到了綏靖政策的後果﹐也不知作何感想。

1987年初胡下台時﹐傳說有一條罪狀是對西藏“太右”﹐“老西藏”們也曾高興了一陣﹐以為中央對西藏的政策會有所收緊。不料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後﹐宣佈西藏政策不變。他不僅繼承了胡的綏靖政策﹐甚至變本加厲﹐終於導致了三次拉薩大騷亂﹐迫使他在拉薩戒嚴﹐這是後話。

注釋﹕

（5）《天葬》附錄四。該書未注明出處﹐估計錄自中共內部文件。我在西藏時看過這個文件﹐內容大致不差。

（6）（7）（8）（9）（10）（11）《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212頁﹑237-238頁﹑264-265頁﹑279頁﹑278-283頁﹑285頁﹑291頁﹑305頁﹑213-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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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03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3﹑平反﹑統戰﹑分地

根據我在西藏的觀察與有關資料﹐所謂懷柔政策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取消階級與階級鬥爭。給全體因政治﹑宗教原因受到迫害或懲罰的藏人平反。這項工作從1978年就開始進行﹐所有因參加過1959年叛亂而被判刑﹑關押或“群眾專政”的藏人全部被釋放﹑摘帽（這是中共的專用名詞﹐意指不再被稱為“反革命分子”﹐不再受到歧視﹑監視與管制）﹔所有在民改﹑社教（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革中被定為“階級敵人”（農奴主﹑富農﹑牧主﹑富牧﹑壞分子﹑新資產階級分子﹑資本家等）也全部被摘帽。六十年代初與文革中的冤假錯案----諸如“小班禪案”﹑“七星黨案”﹑“中華民族黨案”﹑“地下寺廟﹑經堂案”﹑“復叛組織案”﹑“回民叛國集團案”等﹐以及數不勝數的反革命組織與分子﹑叛亂組織與分子﹑達賴特務等等----全部一風吹（11）。1983年10月鄧小平﹑陳雲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下令在全國開展清理“三種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 與“打砸搶分子”）﹐胡耀邦特地明令在藏族中不清理（我在西藏聽到正式傳達）。文革初中共停發了給未叛領主的贖買金﹐此時也全部補發。文革初被造反派抄家的﹐也儘量退還﹔無法退還的折價賠償。據統計﹐當時共補發了近百萬元工資﹐折價賠償被抄財物800多萬元﹐補發贖買金400多萬元（12）。是謂“落實對敵鬥爭政策”。

二﹑收買舊西藏上層。把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達賴時代的官員﹑貴族﹑上層喇嘛﹑新老活佛等恭恭敬敬地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特權。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層人士當官（13）。他們的子女也被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鍍銀鍍銅﹐畢業後也當幹部。1959年時的叛軍司令拉魯﹐曾坐過六年牢﹐然後當過十年農民﹐如今是自治區政協副主席﹔昔日的貴族吉普﹐曾是噶廈政府的五品官﹐如今是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是謂“落實統戰政策”。

三﹑讓農牧民休養生息。自1984年起﹐解散人民公社﹐把公社的土地﹑牲畜﹑牧場及其它生產資料全部分給農牧民﹐實行“兩個長期不變”政策﹕“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14）。自1980年起至今﹐不收農牧稅﹑不派購徵購農牧產品﹑不收農牧區工商稅（即農牧民在自由市場上出售產品不交商業稅﹔鄉鎮私營﹑集體企業也不交稅）﹑不向農牧民攤派任何錢物﹐鄉村幹部的津貼全部由政府開支。政府還向全體農牧民提供免費醫療﹑免費教育（部分藏族中學生還由政府包吃﹑住﹑穿）﹑免費科技與獸醫服務﹑免費或廉價（由政府補貼）生產資料（良種﹑機械﹑電力﹑油料﹑化肥﹑農藥﹑農膜等）﹑廉價（政府補貼）茶和鹽（這是藏農牧的頭號生活必需品）﹑無子女者的養老金﹑各種扶貧款﹑撫恤款﹑救濟款等﹐農牧民的汽車﹑拖拉機也免收養路費﹐還允許農牧民開採礦產（15）。實際上對農牧民實行半包養政策。

1992年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去拉薩郊區達村調查時﹐發現“達村農業對國家的依賴性很強。達村使用的良種﹐過去一直是國家低價售給﹐價格相當於國家的糧食收購價﹐現在才逐步走向良種自給。使用的化肥﹑農藥﹑農機更是國家高額補貼。一噸化肥國家約補貼260元﹐一台手扶拖拉機﹐約補貼770元﹐農藥幾乎是白送。農用週轉資金往往也是國家無息﹑低息貸款甚至撥款﹐資金回收率非常低﹐事實上國家在相當大程度上承擔農民的農業投資﹐農民享受投資帶來的實惠。如1990年達村固定資產的255848元中﹐農民的自有資金只佔39.34%﹐銀行貸款卻佔53.87%﹐其它資金佔6.79%。資金的大部分購買了手扶拖拉機﹐到1992年我們調查時﹐歸還貸款的數量相當少﹐鄉信用社透支15萬元上交縣人民銀行補助。躺在國家高補貼之上的達村農業﹐基礎非常脆弱。”“達村的農業生產已基本實現了機械化和半機械化﹐如過去打場﹑揚場需一﹑二月時間﹐現在因使用機器而只需20多天﹐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並沒有很好地轉化為農業進步﹐反而加劇了農村勞動力的過剩﹐每年除了三個月的農忙外﹐四分之三的時間都是農閒﹐青壯年勞動力浪費相當嚴重。”（16）

據統計﹐1991年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為455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比1979年的159元增長160%。1996年﹐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975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比1991年增長48%﹐年均增長8.2%。1997年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1040元﹐突破千元大關（17）。然而由於西藏的自然條件實在太惡劣（高寒﹑缺氧﹑乾燥﹑大風等）﹐又無發展鄉鎮企業的條件（如前所述﹐西藏由於地處亞洲腹地與世界屋脊﹐內外交通都極為艱險﹐又缺乏廉價能源﹐加以人口文化素質太低﹐又深受喇嘛教的非理性思維束縛﹐根本不具備發展工業的條件﹐何論鄉鎮企業）﹐人口增長又過快（因為中國政府懾於國際輿論不敢要求藏農牧搞計劃生育）﹐藏農牧的人均純收入仍遠遠低於全國平均值。1997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2090元（18）﹐藏農牧的人均純收入僅為其一半。眾所週知﹐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靠東部沿海農村的外向（出口）型鄉鎮企業﹐這是遠離海洋的西藏永遠無法企及的。考慮到西藏以外的全國農民沒有免費醫療與教育﹑廉價生產生活資料等福利﹐藏農牧的實際純收入與全國平均值的差距要比統計數字顯示的小。又考慮到西藏的自然與地理條件是全國最惡劣的﹐能做到這樣已屬不易﹐那是與政府的大力扶持分不開的。

據噶廈政府統計﹐1950年西藏約90%的人口沒有自己的住房﹐現在除了少數游牧區外﹐絕大多數藏人都有固定住房。1995年西藏農村人均住房面積為20平方米。1952年西藏每畝地糧食產量僅80公斤﹐人均佔有糧食僅125公斤。儘管1991年西藏人口比1952年增長一倍多﹐但1991年西藏人均佔有糧食仍達290公斤﹐比1952年提高1.2倍。1996年西藏人均佔有糧食372公斤﹐比1991年增長28%。在人口增長了一倍半的情況下﹐人均佔有糧食仍比五十年代初增長了兩倍（19）。

注釋﹕

（12）洛桑丹珍﹑赤來﹐《西藏社會的發展進步與黨的統一戰線》﹐《西藏研究》﹐1995年第3期。

（13）（14）《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401頁﹑413頁。

（15）同上﹐406-407頁﹔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16）徐平﹐《達村社區調查》﹐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西藏社會發展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7年。

（17）（19）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1992年9月21日﹔《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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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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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4﹑提幹﹑招工﹑加薪

四﹑大量內調漢族和其他非藏幹部工人（以下簡稱漢族幹部工人）﹐大量提拔藏族幹部﹑增加藏族職工。胡耀邦一聲令下﹐西藏立即大規模內調漢人。最西邊的阿里地區最積極﹐全區918名漢幹﹐走783名﹐佔85%。各縣的秘書﹑會計﹑統計﹑醫生﹑獸醫及其他專業人員幾乎全部走光。結果醫院的醫療機械無人會用﹐一般手術無人會做﹐危急病人無人會搶救﹐牲畜生病也無人會治﹐財會制度混亂﹐有的縣委機關甚至連工資都發不出（因為無人會做工資表）﹐商業供銷無計劃﹐貴的賤賣﹐賤的貴賣﹐各縣區情況無法匯總上報（因無人會統計﹑總結）﹐有的縣區工作癱瘓﹐有的縣委連中央文件都無人能看懂。自治區黨委不得不報告胡耀邦﹐請求西藏第二批內調時保留領導骨幹和業務骨幹﹐胡被迫同意（20）。

儘管如此﹐自1980年至1983年西藏共內調漢族幹部20045人（包括退休者﹐下同）﹐工人25069人﹐共45114人﹐連同家屬子女約八萬人（21）。1986年又內調漢族幹部工人約17000人（22）。同時大量提拔藏幹﹐到1984年底﹐全自治區民族幹部（藏族與西藏其他少數民族如門巴﹑珞巴等族）佔幹部（包括領導幹部與業務幹部）總數的60%﹐民族工人佔64%。自治區級官員30人﹐其中民族幹部24人﹐佔80%﹔地專級官員691人﹐其中民族幹部539人﹐佔78%﹔縣級官員889人﹐其中民族幹部668人﹐佔75%﹔縣以下官員全部是民族幹部（23）。

必須說明﹐中共所謂幹部﹐既指黨政官員（又稱“領導幹部”）﹐即統治者﹑當權派﹔也包括各種專業人員（小公務員﹑教師﹑醫護人員﹑經濟管理人員﹑科研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文化工作者﹑農藝師﹑獸醫等等﹐又稱“業務幹部”）﹐即老百姓﹑被統治者。在上述自治區﹑地﹑縣級與縣以下領導幹部即官員中﹐民族領導幹部即官員的百分比高達80%﹑78%﹑75%與100%﹐而包括領導幹部與業務幹部在內的混合幹部總數中民族幹部僅佔60%﹐大大低於領導幹部總數中民族領導幹部的百分比。由此可見﹐在西藏﹐漢族業務幹部在業務幹部中的百分比要大大高於漢族領導幹部在領導幹部中的百分比。換言之﹐大多數漢幹在西藏是幹實事﹑賣苦力﹑受壓榨的被統治者﹑老百姓﹐而大多數藏幹是指揮﹑壓迫﹑奴役漢幹的統治者﹑官員。不僅如此﹐由於藏人在陞官﹑提級（職稱）﹑加薪﹑分房﹑出美差﹑招工﹑考大學﹑家屬醫療（藏人全民公費醫療﹐漢幹家屬卻要自費）﹑中小學教育（藏人全部免費﹐農牧民子女還包吃﹑包穿﹑包住﹐漢人子女全部自費）﹑計劃生育（藏幹與藏族市民可生兩胎﹐藏農牧無限制﹐漢人只能生一胎）等方面藏人都有優惠﹐除了極少數漢族領導幹部以外﹐絕大多數漢人在西藏變成了時時處處受歧視的二等公民。

在西藏如果漢人打罵藏人﹐那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一定會受到嚴厲處分﹐藏人打罵漢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我認識的一個漢族大學畢業生與一個藏族姑娘戀愛﹐遭到藏姑家長反對。漢生不從﹐繼續與藏姑來往﹐藏姑家人便把他打得死去活來。他還是自治區黨校教師﹐卻無處伸冤﹐憤而切脈自殺（幸被救活）﹐兇手卻消遙法外。我還聽說西藏某縣一個新提拔的藏族縣長一槍打死了一名漢族小幹部﹐只因後者說了句“某某這種人連文件都讀不通﹐也能當縣長﹖”死者家屬到處上訴﹐兇手穩如泰山。有記者告訴我這樣的故事﹕某水電站的發電機出了毛病﹐不斷跳閘﹐正在打撲克的藏族技師不勝其煩﹐乾脆用膠布把閘刀捆死﹐致使發電機燒燬。這事放在漢人頭上必定判刑﹐而那個藏族技師只作了口頭檢討。1985年拉薩破獲一個藏族青年流氓集團﹐他們輪姦與強姦了幾十名藏族姑娘。如放在漢人頭上﹐為首者必定槍斃﹐從犯也要判十來年徒刑。但該集團的首犯僅被判了兩年徒刑（因為他們強姦的是藏族姑娘﹐如果他們強姦的是漢族姑娘﹐連兩天刑都不會判﹐漢族姑娘告狀根本無人受理）﹐從犯全部“教育釋

放”。我親耳聽到一個漢族老法官發牢騷﹐認為有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於不堪忍受種族歧視與壓迫﹐百餘名與我同年或次年自願進藏的漢族大學生畢業生（他們進藏時大多受到讚揚﹐有的還上了報紙﹑電視）紛紛放棄戶口與工作逃離西藏（有的逃亡者還是西藏大學的教師與政府公務員﹐大都有很好聽的工作）﹐寧可去新疆﹑青海等地當“盲流”﹐1985年9月《中國青年報》還為此發過該報記者孫亞明寫的內參《進藏大學生為什么紛紛逃離西藏﹖》。胡耀邦﹑喬石﹑胡啟立﹑王兆國都在這份內參上作了批示﹐要求伍精華妥善處理﹐伍作的唯一的事是派人去逃亡大學生內地老家中好言安撫﹐勸他們回藏。

藏族國家職工（不包括集體所有制單位職工）的比例也相應提高﹐詳見下表（24）。

年份    年末職工    其中藏族　藏族百分比%

1965    62500       26600   　42.56

1970    84424       36003   　42.65

1975    114721  　　54726   　47.70

1980    178433  　　95047   　53.27

1985    152566  　　96896   　63.51

1990    149144  　　95521   　64.05

1995    151971  　　109478  　72.04

1997    154262  　　115394  　74.80

由此可見﹐到1980年﹐藏族國家職工就超過西藏國家職工總數的一半﹔到1997年﹐藏族國家職工佔了總數的四分之三。1997年底西藏非農業人口（市民）為33.6萬人﹐佔總人口的13.8%﹔同年底有西藏戶口的漢族為6.9萬﹐佔總人口的2.85%（25）。把1997年西藏市民總數減去漢人數﹐可知同年藏族市民總數為26.7萬人。同年藏族國家職工為115394人﹐以每個職工有一個家屬計（在西藏﹐只要一人為職工﹐其配偶也很快會變成職工。西藏市民可生兩個孩子﹐平均每個職工有一個孩子）﹐則藏族國家職工連子女總數當為230788人﹐佔藏族市民總數86.5%。如把藏族國家職工家中的老人也算作家屬﹐這個百分比還要高。由此可見﹐西藏的藏族市民絕大多數是由中國政府供養的職工及其家屬﹐這一現象對分析西藏的局勢與騷亂至關重要。

研究一下西藏國家職工的職業構成﹐可以發現他們究竟在幹些什麼。下面是西藏國有單位各行業職工人數（年底數）對照表（26）﹕

行業            　　1980年  　　1990年  1997年

總計               178433  　149144    154262

農林牧漁業    29417   　9026    　　7322

採掘業          　　6143　    　3723      4435

製造業          　　12481   　7624       5425

電水煤氣業     7389    　4544      5173

建築業          　　16603   　8379      5639

地質水利          6508    　2687      2812

交通運輸倉儲郵電通訊    34913    20534    17630

商業與餐飲業     14921   　11266    10136

金融保險業          1480    　3172      5996

房地產業            　0       　304       100

社會服務業          566     　4085      4933

醫衛體育社會福利業  7250    　10175     12031

教育文藝廣播電視業    13484   　19209       24034

科研與綜合技術服務業　1625    　2300        2388

黨政機關與社會團體    26328   　42116       45241

其它行業            　　　　0           0      　 　967

從上表可以看出﹐西藏國家職工的大頭是黨政機關包括國家供養的社會團體如佛協﹑文聯之類的官僚﹑辦事員與輔助人員（中共把他們算作工人）﹐其百分比從1980年的14.8%增長到1990年的28.2%再增長到1997年的29.3%﹐翻了一番﹐佔了國家職工總數的將近30%﹐這是大量提拔藏幹的結果。西藏只有200多萬人口﹐相當於內地一個大縣﹐卻也算一個省級行政區﹐有70幾個廳局﹐編制與內地2000多萬人的中等省不相上下。西藏文聯的編制100人﹐和上億人口的四川省的文聯編制差不多。1990年﹐西藏黨政機關與社會團體工作人員佔西藏全體從業人員（包括農牧民）的4.44%﹐而全國黨政機關與社會團體工作人員僅佔全國從業人員（包括農牧民）的1.94%（27）﹐西藏是全國平均值的2.29倍﹐西藏可謂世界上官僚密度最高的地方了。這些官僚機構的成員當然都不創造任何財富﹐然而他們及其家屬需要消費與享受﹐於是便有服務性行業。

西藏國家職工的半數集中在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商業﹑公用﹑教育﹑文藝﹑衛生﹑廣播﹑電視﹑科技﹑金融等服務性行業即第三產業﹐其百分比從1980年的41.6%增長到1990年的47.6%再增長到1997年的50.1%。其中交通運輸與商業炊飲等業的國家職工不斷下降﹐說明其職能不斷被私營企業分擔。其他各項都有很大增長﹐特別是教育﹑文藝﹑廣播與電視由1980年的7.6%增長到1990年的12.9%再增長到1997年的15.6%﹐醫療﹑衛生﹑體育與福利等業從1980年的4.1%增長到1990年的6.8%再增長到1997年的7.8%﹐都遠遠超過了同期的人口增長。在西藏這些行業幾乎都是賠錢的﹐由政府補貼﹑供養。不能說他們與農牧民完全無關﹐特別是其中的教育﹑醫療﹑運輸﹑商業﹑金融（藏農牧的醫療﹑教育與必需的糧﹑茶﹑鹽﹑生產資料﹑貸款﹑日用百貨等要由他們提供）﹐但西藏第三產業的大部分卻是為藏漢官僚及其家屬服務的﹐當然他們還相互服務。有趣的是﹐九十年代在漢地發展迅速的房地產業在西藏無聲無息﹐1980年時從業職工為零﹐1990年為304人﹐1997年減少到100人。這當然不是說﹐西藏不造房子﹐而是因為西藏市民（包括個體戶與無業游民）的住房都是由政府免費分配的﹐這是藏獨騷亂的最大成果﹐西藏堪稱中國最後的社會主義大鍋飯樂園。

第一產業的農林牧漁水包括國營農場﹑林業與農牧技術獸醫服務等﹐其百分比從1980年的16.5%跌到1997年的4.8%﹐主要因為農場工人大量內調。西藏農場生產規模很小﹐但農牧技術獸醫服務對促進西藏的農牧業發展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產業的採掘﹑製造﹑電力﹑自來水﹑煤氣﹑地勘與建築等業的國家職工的百分比也從1980年的27.5%跌到1997年的15.2%﹐因為西藏的工業虧損嚴重﹐1982年關﹑停﹑併﹑轉了33個企業﹐工人大量內調（28）。與民生有關的工業如發電廠﹑自來水廠等不能關﹐藏族職工多的企業也不能關﹐只好都由政府補貼。建築工程則讓給私營企業承包。如前所述﹐西藏由於缺乏廉價能源﹑運輸成本奇高﹑缺乏市場（人口太少）﹑缺乏熟練工人與技術﹑管理人員﹑特別是藏族的非理性思維方式及藏文沒有科技詞彙﹐不適合發展工業。所以西藏的工業無論如何改革﹐都不可能有起色。從1965年到1997年﹐西藏地方財政收入中的企業收入年年是負數﹐1997年高達11071萬元（一億多元）（29）。1997年西藏分項財政收入中﹐國營企業上繳利潤總額為908萬元﹐交納所得稅7401萬元﹐兩項合計8309萬元﹐但國有企業計劃虧損補貼總額高達11979萬元﹐還有國有企業所得稅退稅228元﹐兩者相加為12207萬元（30）﹐也就是說國有企業淨虧3898萬元。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在西藏辦企業﹐與其說是為了賺錢﹐不如說是為了送錢。其動機之一與建立龐大的官僚機構一樣﹐是為了解決藏族市民的就業問題﹐或者說為了包養二十幾萬藏人（西藏藏族人口的十分之一強）﹐在西藏造成一個效忠於中共的階級----《天葬》稱之為“穩定集團”（31）----和一批畸形繁華的城鎮﹐作為中共統治西藏的社會基礎和向西方顯示其德政的櫥窗。後文將證明﹐其結果適得其反。

五﹑大力提高藏族生活水平。如果說藏農牧的收入增加有一部份要靠自己勞動的話﹐那麼藏族市民幾乎全靠政府增加工資福利。1988年﹐西藏職工年均工資是2739元﹐年均福利費（醫療﹑勞保﹑退休金等）583元（32）﹔而同年全國職工的年均工資只有1810元﹐年均福利費只有537元（33）。同年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是1211元﹐而全國市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192元（34）。西藏都高於全國。

1990年西藏職工的年均工資是3224元﹐全國職工的年均工資只有2284元（35）﹐西藏比全國高了41%﹐因為1989年拉薩爆發了導致戒嚴的大騷亂﹐這就是中共包養藏人的結果。西藏的工資繼續上昇﹐1994年西藏職工的年均工資是7304元﹐而全國職工的年均工資只有4797元﹐西藏比全國高了52%。是年西藏職工的年均工資僅低於上海（7534元）和廣東（7410元）﹐高於北京（6671元）和天津（5806元）﹐是最低省份黑龍江（3689元）的兩倍（36）。1997年全國市民人均純收入為5160元﹐而西藏市民為5913元﹐也高於全國平均值（37）。西藏職工平均工資大大高於全國平均值﹐但西藏市民人均收入與全國市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沒有那麼大﹐因為漢族市民只能生一個孩子﹐而藏族市民可以生兩個孩子。據在拉薩的朋友告訴我﹐拉薩自由市場的肉蛋菜價和北京不相上下。由於政府或單位大量補貼﹐拉薩居民的房租微不足道﹐水電﹑燃料等價格均低於北京﹐有許多單位乾脆免費供應。但西藏職工平均工資卻高於北京﹐可見拉薩市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高於北京。如前所述﹐西藏農牧民人均收入低於全國農民﹐而西藏職工人均工資卻大大高於全國職工﹐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也高於全國市民﹐說明西藏的城鄉差別大於全國﹐這也是拉薩藏人大鬧獨立的結果。

1995年﹐西藏市民人均住房面積為14平方米（38）﹐遠遠高於全國市民人均住房面積九平方米（39）。1994年拉薩市民80%用上液化石油氣（俗稱煤氣灶﹐來自青海格爾木）（40）。1992年西藏與全國及青海市民每百戶擁有耐用消費品比較如下（41）。

        　　全國        西藏    　青海

自行車  　　190.0       219.0   　169.0

摩托車  　　2.8     　　5.0     　3.8

黑白電視機    37.7        3.0     　20.6

彩色電視機    74.9        99.0    　85.3

照相機      24.3        35.0    　25.5

錄放像機    10.0        14.0    　4.1

游戲機      11.3        21.0    　8.8

組合音響    4.0     　　7.0     　3.1

鋼琴        0.5     　　3.0     　0.3

由此可見西藏市民的生活水平大大超過全國市民的平均值。其彩電擁有率已達到99%﹐照相機與錄放像機擁有率比全國高了近50%﹐摩托車﹑游戲機與音響擁有率幾乎是全國的兩倍﹐而鋼琴擁有率竟然是全國的六倍。考慮到把鋼琴從上海運到西藏是一項多麼浩大的工程﹐簡直堪稱奇跡。這裡沒有計算電冰箱與空調機﹐因為西藏夏季非常涼爽短暫﹐我在拉薩時從未有過穿短袖襯衫的機會。冰箱與空調在西藏沒有多少用處。

注釋﹕

（18）任仲平﹐《評改革開放二十年》﹐《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2月17日。

（20）（21）《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250頁﹑299頁。

（22）《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438-439頁。

（23）《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300頁。

（24）（25）（26）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49頁﹑34-35頁﹑52-53頁。

（27）張可雲﹐《青藏高原產業佈局》﹐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7年﹐85頁

（28）《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419頁﹑424頁。

（29）（30）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100頁﹑101頁。

（31）《天葬》﹐404頁。

（32）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89年﹐499頁。

（33）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89年﹐101-151頁。

（34）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189頁。

（35）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年﹐120頁。

（36）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113頁。

（37）任仲平﹐《評改革開放二十年》﹐《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2月17日﹔西藏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13頁。

（38）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39）《安居方能樂業》﹐《人民日報》海外版﹐1997年10月17日。

（40）劉偉﹐《西藏人民走向小康之路》﹐《人民日報》海外版﹐1995年8月28日。

（41）《青藏高原環境與發展概論》﹐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6年﹐2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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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04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5﹑復興宗教

六﹑重建寺廟﹐提倡宗教。如前所述﹐文革初期搗毀了絕大多數寺廟﹐禁止一切宗教活動。1971年林彪事件與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後﹐中共允許有限度地恢復宗教活動﹐並撥款修復了大昭寺（42）。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後﹐中國政府撥出鉅款修復寺廟﹐解除了全部宗教禁令。到1997年底﹐中國政府已撥款三億多元修復了1787座寺廟和宗教活動場所﹐住寺僧尼達46380人。政府給予僧尼生活津貼與公費醫療﹐還給部分僧尼發薪。由中國政府出資﹐1983年創辦了西藏佛學院﹐1987年創辦了北京中國藏傳系高級佛學院。各寺廟也開辦了學經班﹐由政府津貼﹐1997年底有3270學僧。由政府供養的自治區佛教協會（佛協）辦有佛教刊物《西藏佛教》和藏文印經院（設在木如寺的拉薩印經院）﹐出版了許多宗教典籍和研究著作（43）。如前所述﹐伍精華1985年出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後﹐帶頭參加宗教活動﹐西藏各級官員紛紛仿傚﹐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熱﹐是謂“落實宗教政策”。

“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宣稱﹕1959年前西藏有6259座寺廟﹐592558名僧尼﹐這些寺廟在1979年前除八座外全部成為廢墟。592558名僧尼中11萬人被迫害致死﹐25萬人被迫還俗。它說的寺廟與僧尼數字與“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西藏通訊》發表的前述班禪《七萬言上書》相矛盾。後者說﹐1959年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廟2500多座﹐僧尼11萬多人。為何相差這麼大﹖“西藏流亡政府”也許會說﹐班禪說的是西藏自治區的數字﹐他們說的是“大西藏”的數字。如果是這樣﹐那麼據《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1988年藏族共有600萬﹐其中200萬住在西藏自治區﹐400萬住在中國其他省份。可見中國藏人總數與自治區藏人成三比一。而同書卻說“大西藏”有592558僧尼﹐與班禪指出的自治區有僧尼110000人成5.38比一﹐遠遠超過了三比一。姑且假設1959年前中國藏族總人口是300萬﹐而自治區藏族人口是100萬﹐（具體數字不重要﹐只要比例是三比一就行）。那麼在1959年前由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根據《十七條協議》直接統治的西藏（自治區）僧尼佔當地藏族人口的11%﹔而在中共直接統治的﹑並已發生了民主改革和摧毀寺廟的川﹑青﹑甘﹑雲四省藏區﹐僧尼（592558--110000=482558）卻佔那裡的藏族人口（300萬--100萬=200萬）的24%﹐是前者的2.18倍﹐這是多麼荒謬的數字啊﹗對此只可能有兩種解釋﹐要麼是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在1959年前就在自己統治的西藏（自治區）內進行了比中共的民主改革還要殘酷的迫害僧尼的運動﹐從而使他們在當地藏族人口中的比例不足川﹑青﹑甘﹑雲藏區內僧尼在當地藏族人口的比例的一半﹔要麼是《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所提供的數字都是憑空捏造的﹐所以該書所謂的“事實”與“真相”也像“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一樣都不過是彌天大謊而已。

由於越來越多的西方遊客去西藏旅遊﹐達賴喇嘛無法矢口否認中共自文革結束以來恢復了宗教自由﹐於是他想出了新的遁辭﹐他在1995年訪問美國時告訴美國人說﹕“藏人已被允許去寺廟祈禱﹐但他們經常不被允許接受佈道﹔藏民已被允許在菩薩前燒香﹐但他們不被允許紀念重大的歷史或宗教節日”（44）。這話又是彌天大謊。精通藏語文﹑經常去西藏各地調查的戈茨坦指出﹕即使在拉薩戒嚴期間﹐“只要拉薩人不參加政治異議活動﹐他們就可以自由地到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會見朋友﹐請僧侶做佛事﹐聚會等等”（45）。請僧侶做佛事﹐不就要唸經嗎﹖佛教的唸經不就是佈道嗎﹖西藏的頭號宗教節日是藏歷新年的傳昭大法會﹐1988年3月5日的大騷亂就是借傳召大法會發動的﹐當時有多名國務院的部與自治區級的領導人坐在大昭寺裡面觀看（參加）法會﹐還進行了電視實況轉播（後文詳述）﹐大昭寺內外有幾萬藏人參加﹐怎能說藏人不被允許紀念宗教節日呢﹖當然﹐達賴喇嘛把3月10日（1959年叛亂首日）定為“自由抗暴日”﹐年年在達蘭薩拉開會紀念﹐中國政府當然不會允許在西藏紀念這種違反國際公法的叛國事件。

達賴喇嘛在同一個講話裡還告訴美國人﹕中國消滅了120萬藏人﹐摧毀了6000座寺廟﹑宗教場所和古蹟（46）。關於消滅120萬藏人的問題﹐前面已經澄清過了。他在控訴中共摧毀寺廟時﹐閉口不提中共修復了寺廟﹐這就和他在同一講話裡說的“藏人已被允許去寺廟祈禱”相矛盾。如果那些寺廟至今仍是一片廢墟的話﹐藏人怎麼可能“去寺廟祈禱”呢﹖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認藏人自1977年起有了“磕頭﹑轉經﹑誦經﹑燒香﹑立經幡﹑點供燈等外在的表面形式的佛事活動”的自由﹐但又引用達賴喇嘛的話說﹕“中共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是習俗和信仰的外在形式而已﹐對佛教在深度﹑廣度上真正攻練﹐學習﹐弘揚等方面﹐採取公開或秘密﹑直接與間接等方式加以反對和否定。因此﹐這如同中共所認為的一切宗教都是迷信一樣﹐佛教也就變成了一種迷信。”佛教是科學還是迷信的問題﹐宗教界與學術界已經爭論了幾百年﹐而且還要繼續爭論下去﹐這屬於學術自由﹐達賴喇嘛無權禁止﹐也作不了定論。達賴喇嘛所謂的“在深度﹑廣度上真正攻練﹐學習﹐弘揚”﹐如果指的是喇嘛學習﹑研究佛經﹐那麼如前所述﹐北京有中國藏傳系高級佛學院﹐西藏有西藏佛學院﹑西藏佛教協會﹑《西藏佛教》雜誌﹑拉薩印經院和各寺廟的學經班﹐它們都是專門學習﹑研究佛經的﹐並由中國政府出資供養。我想中共還未能培養出足夠數量的精通古藏文與藏文佛教典籍的幹部來監視﹑干涉那麼多機構與遍佈西藏各地的1787座寺廟的學習﹑學術活動﹐並阻止其朝學術上的深度與廣度發展﹐除非那些機構與寺廟的喇嘛自願為中共效勞﹐在內部搗鬼。如果指的是本書第四章所述的要用十幾歲的處女作“明妃”的“慧灌頂”之類﹐那麼我想﹐稱之為迷信都還是輕描淡寫。如果西方人權衛士有一天忽然問達賴喇嘛﹐這種灌頂活動是否侵犯了無知少女的人權（在美國﹐成年人誘奸18歲以下的少女﹐即便後者願意﹐也屬犯罪﹐必須判刑）﹐達賴喇嘛何言以對﹖難道只有讓這類侵犯藏族少女人權的宗教活動死灰復燃﹐才算有了宗教自由﹖按照政治學﹐宗教自由從來指群眾性的宗教信仰與活動的自由﹐既然達賴喇嘛都承認﹐藏民有了宗教活動的自由﹐無論他怎樣詭辯都無濟於事。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還指責說﹕“對入寺僧侶的數量也作了限制”﹐這是事實。我在本書導論裡已經根據戈茨坦的話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習慣﹐舊西藏的喇嘛多達男子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這是對藏族婦女的人權的嚴重侵犯。我在本書第四章裡還引用戈茨坦的話﹐指出喇嘛教是阻礙西藏社會﹑經濟發展的桎梏。曾在噶廈政府做過官的藏族著名老學者恰旦次旦平措也說﹕“以前我對宗教就有看法﹐寺廟搞大了﹐對國家沒有什麼好處。那麼多人﹐吃著﹐喝著﹐那麼多年輕力壯的﹐不去生產﹐對民族也沒好處。（47）”中國政府為了保護西藏婦女的人權和藏族的繁榮昌盛﹐不得不限制西藏喇嘛的人數。儘管如此﹐如今西藏的僧尼（沒有編制的僧尼不算在內）仍然佔到了西藏藏族人口的2%﹐大大超過了佛國泰國的僧尼所佔人口的百分比0.7%（出處見本書導論）。

甚至美國國務院的1997年西藏人權報告（48）都承認﹕“有些旅遊者報告西藏的僧尼增加了。”“有一千名宗教人士成為西藏各級人民代表或政協委員。”“政府繼續撥鉅款修復文革中被毀的寺廟﹐部分是為了發展旅遊業。寺廟繼續招收與訓練年輕僧侶以繼承西藏佛教傳統﹐但禁止16歲以下的孩子出家為僧。”“當局允許許多傳統宗教活動和群眾性的宗教信仰﹐只有會引起政治異議的活動被禁止﹐並遭到迅速鎮壓。”“政府允許許多宗教活動﹐但不允許那些鼓吹西藏獨立或分裂主義的宗教活動。”鼓吹西藏獨立的活動是政治活動﹐不是宗教活動﹐所以充其量只能說西藏沒有政治自由﹐卻不能說西藏沒有宗教自由。

戈茨坦也說﹕中國政府允許西藏人民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使宗教與文化自由（49）。世界上哪個國家允許違法的宗教與文化活動﹖難道只有允許喇嘛尼姑以宗教的名義煽動藏人分裂主權國家並打砸搶燒﹐才算有了宗教自由﹖美國有這樣的宗教自由嗎﹖

注釋﹕

（42）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87.

（43）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44）（46）"Statement by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on His September 1995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Tibet Press Watch VII:V (October 1995): p.4.

（45）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93.

（47）《歷史學家的眼光》﹐《西藏文學》﹐1993年3月號。

（48）"Full Text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1997 Report on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V:I (February 1998): pp.6-9.

（49）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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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05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6、繁榮西藏文化

七﹑大力繁榮西藏文化。胡耀邦在西藏講話時對西藏文化特別是西藏歌舞大加讚揚﹐認為漢族由於孔孟之道的束縛﹐在歌舞上無法與藏族相比。他在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都反復強調要大力發展西藏文化﹐將其和發展西藏經濟並列起來﹐稱之為“兩個發展”。這一政策一直被中共執行至今﹐並未因胡的下台而中斷。我在西藏文聯工作時﹐親眼看見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搶救﹑蒐集﹑整理﹑出版﹑研究﹑傳播﹑發展﹑繁榮西藏的文學藝術與文化遺產。例如西藏文聯辦有藏文的《西藏文藝》﹑《邦錦梅朵》﹐漢文的《西藏文學》﹑《西藏民俗》等刊物﹔西藏文化廳辦有漢藏兩種文字的《雪域文化》﹐西藏社會科學院辦有漢藏英三種文字的《西藏研究》等刊物。此外還有《中國藏學》﹑《西藏民族宗教》﹑《西藏佛教》﹑《西藏社會發展研究》﹑《中國西藏》﹑《西藏藝術研究》﹑《西藏體育》等漢﹑藏﹑英文刊物。西藏文聯下屬的西藏民間文藝研究會積極蒐集西藏民間文藝﹐並有自己的漢藏文報刊﹐已出版了許多西藏民間文藝作品與多集《西藏民間故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號稱世界上最長的史詩﹐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從來沒有為之作過任何事情﹐中國社會科學院卻成立了專門的《格薩爾》研究中心﹐在西藏也有專門機構蒐集﹑錄音﹑整理﹑出版《格薩爾》﹐好幾位說唱《格薩爾》的民間藝人被請進上述機構﹐成為國家幹部（我曾採訪過他們）﹐其子女也被安排工作。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已經蒐集《格薩爾》說唱資料5000多盤﹑錄像數百盤﹔整理出文字4000多萬字﹐出版藏文本《格薩爾》70多部﹐總印數達300多萬冊﹐還出了20多部漢譯本﹔自1989年以來﹐中國先後主辦四屆《格薩爾》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國蒐集﹑出版﹑研究《格薩爾》的成就在國際史詩研究界得到好評（50）。

到1997年底﹐全國共有藏學研究機構50多個﹐研究人員及其輔助人員2000多人﹐召開學術討論會60多次﹐完成課題300多個﹐出版和正在出版的藏學著作400多部。西藏各地共有多功能群眾藝術館35座﹐鄉村文化室380個﹐電影發行放映單位650個（在農牧區免費放電影）。1990年來譯制藏語影片630多部﹐8500多個拷貝。西藏現有公開發行的藏文報刊23種。西藏古籍出版社與西藏人民出版社都出版了大量藏文圖書。已建成無線電台兩座﹐無線電視台兩座﹐廣播發射或轉播台35座﹐電視轉播（差轉）台240座﹐衛星地面接收站700多座。西藏的電台與電視台都用漢藏兩種語言運作﹐可以同步收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投資近億元的西藏自治區圖書館已於1996年6月正式開館﹐藏書59萬冊﹐內中藏文古籍十萬多冊。投資九千多萬元的西藏博物館也已於1997年10月交付使用﹐總建築面積為22500平方米。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保存了大量藏文檔案。西藏現有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單位18處﹐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7處（重點保護意味著由政府出錢派人保護）﹔專業藝術表演團體十個﹐小型專業演出隊15個﹐業餘演出隊和藏戲隊160多個。為了推動藏語文的規範化﹑標準化與信息處理現代化﹐西藏自1994年起進行“信息技術藏文編碼字符集”國際標準的研製工作﹐並於1996年在丹麥的哥本哈根舉行的多文種編碼國際標準審定會議上獲得通過。1995年﹐西藏成立了藏語文術語統一標準化委員會﹐並開始編譯出版科技資料藏文目錄（51）。所有這些都是達賴喇嘛統治時期不可想象的。

達賴喇嘛一貫指責中共“毀滅西藏文化宗教”﹐稱之為“文化上的種族絕滅”（52）。他一方面抓住中共在平叛民改與文革中搗毀寺廟大做文章﹐閉口不提中共在文革後修復寺廟﹑復興宗教的事實﹐好像後者從來沒有發生過﹑西藏的寺廟依然是一片廢墟一樣﹔另一方面又抓住中共撥出鉅款﹑派出大量專業和輔助人員提高藏人生活水平﹑使之生活現代化﹐指責中共大量移民西藏﹑進行漢文化侵略﹑企圖消滅藏族與西藏文化。中共在文革前與期間的確做過許多毀滅西藏文化宗教的壞事﹐但它從1977年以來承認了錯誤﹐大力恢復與提倡西藏的宗教﹐復興與發展西藏的文化﹐至今已有二十多年﹐那麼還能說中共現在仍然在毀滅西藏的文化宗教嗎﹖關於達賴喇嘛指責中共限制宗教的問題﹐上文已作過論述﹐這裡只談移民問題與漢文化侵略問題。

自從1980年以來﹐中共派出大量工程技術人員﹑經濟管理人員﹑科學家﹑教師﹑醫護人員﹑文化工作者及其輔助人員進藏﹐大興土木﹐建造醫院﹑學校﹑商店﹑文化館﹑發電廠﹑輸電網﹑電視發射轉播網﹑自來水廠﹑上下水道﹑公寓樓等等﹐目的是讓藏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大量施工人員進藏﹐吸引了許多小商小販（中國政府稱之為流動人口）進藏開店設攤﹐提供飲食﹑娛樂﹑商業﹑修理等服務﹐這都是市場經濟中必不可免的現象﹐世界各地概莫能外。然而達賴喇嘛1987年9月21日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演說“五點和平計劃”時卻閉口不提進藏人員的目的﹐大聲疾呼地指責中共大量向西藏移民﹐甚至說“即使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中國官方資料也證實中國人口（指漢人----引者）比藏族人口多”（53）。這又是一個彌天大謊﹐從來不存在這樣的“中國官方資料”﹐因為從來不存在這樣的事實。達賴喇嘛拿得出這樣的“中國官方資料”來嗎﹖

關於“ 大西藏”的人口問題﹐留待後文再說。1997年底﹐西藏自治區人口為2427357人﹐其中藏族2339796人﹐佔96.39%﹔漢族69205人﹐佔2.85%﹔其他少數民族18356人﹐佔0.76%﹐其中人數超過一千的都是西藏本土少數民族﹐如門巴族﹑珞巴族﹑回族﹑登人（登字有單人旁）﹑夏爾巴人﹑納西族等（54）。根據西藏的交通條件和我在西藏時的經驗﹐我相信這裡的漢族人數屬實。這個數字可以從西藏漢族國家職工人數得到驗證。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國家職工為154262人﹐其中藏族115394人﹐假設其餘都為漢族﹐則漢族國家職工為38868人。許多西藏的漢族職工把家屬留在內地﹐即使倆口子都在西藏工作﹐子女也往往放在內地親戚家。把上述西藏漢族人數除以上述西藏漢族職工數﹐得到1.78﹐即每個漢族職工有0.78個家屬在西藏﹐符合上述情況。

必需說明﹐這裡的數字是指戶口在西藏的漢人。不帶戶口進藏的施工人員與小商小販不在內﹐因為後者是臨時性的流動人口﹐並無定居西藏的打算。如果他們也算移民的話﹐那麼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潮水一樣湧入中國（包括西藏）的歐美日韓港台商人也是移民了﹐天下還有比這更荒謬的邏輯嗎﹖那麼在西藏的流動人口有多少﹖《天葬》估計1996年夏季高峰時（流民怕西藏的嚴寒﹐一般春天進藏﹐秋天離藏）西藏的流民為十幾萬到20萬（55）﹐加上有西藏戶口的漢人七萬﹐不足30萬（流動人口中有許多回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我把他們全部算作漢族）。西藏的解放軍人數是個機密﹐據現任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王貴說﹐西藏的駐軍從來沒有達到以萬為單位的兩位數（56）﹐根據西藏的交通條件和我在西藏時的經驗﹐我也相信此說屬實﹐那麼連軍人（西藏軍人中也有許多藏族與其他少數民族﹐我也把他們都算作漢族）在內﹐西藏的漢人最多不過30幾萬﹐離234萬藏人相去何遠﹐怎麼可能超過呢﹖

我在導論裡已經指出﹐現代物質文明必然要改變經濟落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這是世界性的現象﹐西藏也不例外。達賴喇嘛把藏人生活現代化說成是毀滅西藏文化﹐說明他要剝奪西藏人民享受現代文明的權利。聯合國1986年《發展權宣言》說﹕“確認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達賴喇嘛豈不是剝奪西藏人權﹐強迫他們停留在中世紀嗎﹖我想西藏人民特別是西藏青年是決不會答應的。我在西藏時就親見拉薩藏族青年如何如飢似渴地追求現代物質文明與商業娛樂﹐其狂熱程度絲毫不亞於文革剛結束時的宗教狂熱。馬麗華也發現﹐西藏農村青年對慶祝傳統節日不感興趣﹐“藏戲他們不肯看了﹐只想電影電視﹐民間舞他們也不想跳了﹐只想著城裡的什麼……交誼舞迪斯科”（57）。連強烈譴責中共“毀滅西藏文化”的董尼德也承認﹕“老一輩的還在手轉經筒﹐口誦咒語﹐年輕的一代卻夢想沒有神祗﹐沒有菩薩﹐只有金錢﹑時裝﹑物質享受的天堂。（58）”達賴喇嘛有本事叫歷史的車輪倒轉嗎﹖

1998年9月1日剛剛訪問西藏歸來的意大利議會“中國之友”協會主席在羅馬發表聲明說﹐包括他在內的意大利議會代表團一致認為﹐中國政府在改善西藏的基礎設施﹑保護文物﹑提高當地人生活水平和促進內地與西藏的交流方面都取得了積極成果。聲明說﹐意大利議員們看到﹐西藏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廣泛的自由﹐西藏的眾多寺廟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維修﹔西藏的學校在教授藏語﹔藏人可以自由地請藏醫看病﹔西藏行政部門的藏族工作人員已由1979年的30%增加到現在的70%﹔藏民在計劃生育和服兵役方面還受到特殊照顧（59）。我想任何不懷偏見的人到西藏去﹐都會有同感。

注釋﹕

（50）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趙川東﹐《生生不息的<格薩爾>》﹐《人民日報》海外版﹐1997年8月9日。

（51）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52）達賴喇嘛這類言論多得數不清﹐舉不勝舉﹐這裡只舉幾個最近的例子﹕1996年12月3日他在接受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採訪時反復指責中國在西藏進行“文化絕滅”(cultural genocide)----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352﹔1998年3月10日他在“自由起義”39週年紀念會上講話時說﹕“北京在西藏推行的政策﹐幾乎是一種蓄意的文化絕滅政策”----《北京之春》1998年4月號91頁﹔1998年5月9日他在美國波士頓與中國學生學者對話時說﹕中國對西藏實行宗教文化絕滅﹐在國際上聲名狼藉----曾慧燕﹐《達賴﹑魏京生波士頓見面密談》﹐《世界日報》﹐1998年5月10日﹔達賴喇嘛在1998年6月接受西班牙記者採訪時說﹕中國對西藏進行文化大屠殺----《西藏前途﹐達賴表示悲觀》﹐《世界日報》﹐1998年6月29日。

（53）Dalai Lama, "Address to the U.S.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Five Point Peace Plan for Tibet",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54）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35頁。

（55）《天葬》﹐352頁。

（56）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604頁。

（57）馬麗華﹐《走過西藏》﹐作家出版社﹐北京﹐1997年﹐463頁﹑479頁。

（58）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6-27頁。

（59）新華社記者劉儒庭﹐《意大利議員發表聲明指出中國對西藏政策正確》﹐《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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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05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7﹑教育與語文

八﹑大力提高教育水平。西藏的藏族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費﹐農牧區中小學推行寄宿制。中國政府還對部分藏族中小學生包吃﹑住﹑穿。1997年西藏有小學4251所﹐在校生300453人﹐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78%﹐而舊西藏的適齡兒童入學率不足2%﹔中學90所﹐大學四所﹐中專16所﹐西藏青壯年文盲率比1951年前下降41個百分點﹔1997年教育投資佔自治區財政預算支出和預算內基建投資總額的18%。從1985年以來﹐中國政府在內地一些省市創辦西藏初中班﹐在北京﹑天津和成都各建一所西藏中學﹐到1997年內地各類西藏班（校）共招收藏族學生18000人﹐已有5000大中專畢業生回藏工作。西藏所有學校與內地的西藏班（校）都以藏文為主課﹐實行雙語教學（60）。由於西藏地廣人稀﹑交通不便﹐西藏目前的教育事業當然無法同內地人煙稠密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相比﹐但與舊西藏不足2%的兒童有機會入學﹑而且只能學語文與佛經相比﹐可謂天壤之別。

問題出在傳統藏文沒有科技詞彙和現代社會科學詞彙﹐無法教授中學數理化生（物）與大學﹑中專理工醫農﹑社會科學課程。舊西藏識字的大多是喇嘛﹐只知有佛經﹐不知有數理化生﹑理工醫農與現代意義的社會科學（經濟學﹑法學﹑文藝學﹑美學﹑西方哲學﹑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當然不會創造有關詞彙。為此中國政府化了很大的力氣創造藏文科技詞彙﹐早在197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漢藏對照詞彙》中就有大量科技詞彙。1982年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員會成立了藏文名詞術語規範委員會﹐組織許多專家﹐花了12年時間﹐編篡了有史以來第一套藏語科技詞典﹕《藏漢英數學辭典》﹑《藏漢英物理學辭典》與《藏漢英化學辭典》﹐在1994年出版並通過鑒定﹐從而填補了藏文出版史的空白（61）。與此同時﹐1982年成立了五省區（藏﹑川﹑青﹑甘﹑雲）藏文教材協作領導小組﹐到九十年代初﹐編成全套中小學各科藏文教材（62）。

西藏自治區人大1987年頒佈的《西藏自治區關於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規定﹕在進一步完善小學藏語文教學體系的基礎上﹐從1993年的初中新生開始﹐初中階段藏族班除漢語文與外語課外﹐大部分用藏語文授課﹔從1997年高中﹑中專新生開始﹐大部分課程用藏語文授課。據統計﹐到1992年下半學期為止﹐西藏用藏語文授課的小學在校生達177735人﹐佔小學生總數的92.7%﹐小學用藏語文授課的教師7062人﹐佔小學教師總數的81.7%﹐全區小學基本實現藏語文授課。從1989年秋季開始﹐拉薩中學﹑拉薩市一中﹐日喀則地區中學和山南地區二中招收首批初中藏語文授課試點班學生﹐這批學生於1992年從初中畢業﹐除部份陞入中專﹑技校外﹐其餘陞入高中藏語文授課試點班。到1993年下半學期為止﹐全區中學有70多個藏語文授課班（包括四個高中試點班）﹐在校生3000多人（63）。

可惜這些藏語文試點班成勣並不理想﹐問題仍出在科技詞彙。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員會語文辦公室主任﹑青海省藏文名詞術語規範委員會副主任﹑藏語文專家程列著文指出﹕

1﹑歷史上的藏文化嚴重存在著重文輕理的傾向。在我們的文化寶庫中﹐雖然也有天文﹑歷算﹑醫學﹑建築等屬於自然科學範疇的知識財富﹐但大量的則是佛學﹑歷史﹑文學﹑語言﹑文字等社會科學知識。即使是自然科學範疇的知識﹐仍充滿著濃厚的宗教色彩﹐社會科學知識亦文史不分﹐無現代意義的科學分類。在古代﹐儘管藏族很重視翻譯事業﹐但主要出自信仰上的需要﹐重文輕理傾向同樣突出。在藏文出版史上﹐雖然卷帙浩繁﹐卻未曾有過理科詞典﹐很少有人蒐集﹑整理﹑規範理科名詞。這一切﹐就是人們常說的藏文化的先天不足。

2﹑藏文雖然歷史悠久﹐卻發展緩慢﹐在表達自然科學知識方面更為突出。重文輕理﹐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但近代以來﹐隨著新文化運動﹐各種語言文字都注意吸收和反映具有現代意義的自然科學知識﹐物理﹑數學﹑化學﹑生物﹑地理等各種學科的名詞術語及其基礎理論知識﹐在民族語文中應運而出。漢語文自五四運動以來﹐一改傳統的重文輕理傾向﹐出現新學。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探索科學救國之路﹐積極向西方學習﹐隨之現代意義的自然科學各門學科產生了。時至今日﹐就文字而言﹐用漢語文表達反映一切自然科學知識﹐已毫無困難和問題。國內有自己民族文字的蒙﹑維﹑朝﹑哈等兄弟民族的文化﹐在這方面的發展步伐也很快﹐特別在全國解放後幾十年中﹐更有長足的發展。與之相比﹐古老的藏文則遠遠落後了。從民族教育的教學領域看﹐全國通用的五種少數民族語文﹐除了藏族﹐其他四個民族都用母語進行自然科學授課﹐唯獨藏語文至今尚過不了這個“關”。這一難關主要就在於詞彙。

3﹑包袱沉重﹐邁步維艱。藏文從創製到現在﹐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但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遺產往往會成為包袱﹐阻礙前進﹐許多近乎糟粕性東西﹐棄之不甘﹐食又無味﹐甚至可能是絆腳石。藏文與蒙文相比﹐二者在古代可說是無法可比﹐蒙文字母先後兩次在藏族學者的協助下設計而成﹐作為一種民族文字﹐到十三世紀才起步﹐比藏文約晚1800多年。蒙醫也是由藏醫引進發展而成的。這些事實說明﹐古代藏文遠比蒙文發達。但現在的事實是藏文趕不上蒙文的發展﹐在科技方面﹑社會交際功能以及文化遺產的繼承等各方面蒙古語文早已超過了藏語文。

4﹑用詞混亂﹐極待規範。新中國的誕生﹐迎來了藏漢翻譯史上的春天﹐翻譯事業的興旺促進了藏語文的繁榮發展﹐但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這主要是新詞術語的混亂現象﹐具體表現在造詞用詞上的以舊代新﹑以文代理﹑以積代名﹐造成了詞無標準﹐概念混亂﹐詞義不明﹐表達不清﹐以及語言污染等嚴重問題和後果。究其原因﹐在造詞用詞上只知應付﹐不求質量﹐只想眼前﹐不管將來﹐這是造成混亂的主要原因。而且這種混亂現象主要是藏文界自己造成的﹐原因在於自身。沒有理由怨天尤人。

從藏語文的現狀看﹐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特別是高科技發展的形勢需要﹐在這方面落後於其他少數民族語文﹐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藏民族的主人翁意識在淡化。可以說藏民族是一個主人翁意識不強﹑科技意識很弱的民族﹐不少人看不到現代科技高速發展的形勢﹐看不到自己民族落後的現實﹐滿足於以往的成勣﹐沾沾自喜於浩瀚的佛學典籍﹐安於現狀﹐不求進取﹐從編篡綜合性的藏漢對照辭典來說﹐有史以來只有過兩部較權威的詞典﹐一部是《格西曲扎大辭典》﹐是蒙古學者編寫的﹔另一部是《藏漢大辭典》﹐是漢族張怡蓀先生從1928年起歷時56年完成問世的。兩位編篡者都不是藏族﹐僅此可見藏民族主人翁意識之一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教育人們真正認識到﹐藏語文要想趕上現代文化的發展水平﹐就必須吸取歷史教訓﹐承認自己的弱點。藏語文的發展首先要彌補自己的先天不足﹐要奮起直追﹐倍道兼行﹐其關鍵在於藏民族自身﹐這正是引起質變的內因（64）。

該文沒有舉例詳述藏文科技詞彙的問題﹐讓我從另一位藏文專家的文章裡找幾個例子。其一為一身兩任類﹐即把兩個不同的術語翻譯成同一個藏文名詞﹐或者說用同一個藏文名詞表達兩個不同的概念﹐例如﹕“比重”與“重量”被翻譯成同一個藏文名詞﹐類似的還有“密度”與“含量”﹑“氣候”與“氣象”﹑“音波”與“聲波”﹑“癌癥”與“腫瘤”﹑“遺傳”與“繁殖”﹑“光柱”與“光束”﹑“功率”與“能量”﹑“拉力”與“引力”﹑“壓力”與“壓強”﹑“鯨魚”與“鱷魚”﹑“節肢動物”與“無脊椎動物”等（這些詞彙都引自民族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漢藏對照詞彙》----原注）﹔其二為半生不熟類（即程列所說的“以舊代新”﹑“以文代理”----引者）﹐從原有的舊詞彙中借來作科技名詞﹐帶有濃厚的非術語性的俗氣。如將“揮發”翻譯成“消失”﹑“水平面”翻譯成“水面”﹑“垂直”翻譯成“徑直”等（引自《漢藏對照詞彙》）﹔其三為隨意增刪類﹐即不忠實於原文﹐任意增刪原文的意思﹐如將“天體運行”翻譯成“群星運行”﹑“虹吸管”翻譯成“虹形管”﹑“導體”翻譯成“電導體”﹑“人體解剖學”翻譯成“人體構造細探學”﹑“熱帶”翻譯成“炎熱帶”﹑“亞熱帶”翻譯成“熱帶”﹑“天然氣”翻譯成“天然煤氣”﹑“頁岩”翻譯成“油石板”﹑“甲殼類”翻譯成“骨殼類”等（引自《漢藏對照詞彙》）﹔其四為冗長拗口類﹐有的已經不是詞﹐而是詞組或句子（即程列所說的“以積代名”----引者）﹐如將“日照”翻譯成“太陽照的地方”﹑“染色體”翻譯成“吃染料的微物”﹑“地對空導彈”翻譯成“從地上往天空中打的導彈”﹑“航空母艦”翻譯成“飛機降落的船”﹑“減速運動”翻譯成“速度逐漸降下來的運動”﹑“超高壓”翻譯成“超了高壓”﹑“終年積雪”翻譯成“整年雪不化”﹑“原始人群”翻譯成“遠古時代的自然人群”﹑“恆溫”翻譯成“不變溫度”等（引自《漢藏對照詞彙》）﹔還有一詞多譯而又無定名類﹔顧此失彼類與錯譯類等等。究其因﹐現有的藏文翻譯界素質太差﹐不懂自然科學﹔藏學界長期重文輕理﹔強調意譯甚於直譯（65）。前兩點原因與程列說的相似﹐第三點可能與藏族的思維方式有關----如前所述﹐藏族天性傾向神話思維﹐喜歡對事實加以改造發揮﹐上述“隨意增刪類”就是如此。詞彙是語言之本﹐教材是教學之本﹐使用這樣的藏文科技詞彙編出來的藏文教科書﹐怎能叫藏族學生學好數理化生﹖

關於藏人為何看不到藏語文落後於現代社會的原因﹐留待下章分析。上述兩文至少說明了﹐西藏的中學之所以難以用藏語文教授數理化生﹐其責任完全在於藏族自己不爭氣﹐造不出成熟的藏文科技詞彙來﹐並不是中共陰謀毀滅西藏文化﹐否則中共為何要花大力撥專款組織人馬編寫藏文科技辭典和藏文中小學教材﹔為何允許蒙古﹑維吾爾﹑朝鮮﹑哈薩克諸族用母語教授數理化生﹖藏族一向以蒙古族信奉藏傳佛教（喇嘛教）為榮﹐不知是否對蒙古文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以及蒙古學者幫藏族填補藏文辭典空白感到慚愧﹖

達賴喇嘛一貫攻擊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學裡不得不用漢語教授數理化生是“毀滅西藏文化”﹐然而他自己在印度開辦的流亡藏人中學裡也不得不用英語教授數理化課程。達瓦才仁也承認﹕“以兒童村為主的各學校大部分已實現了小學數理化﹑社會科學等課程全部用藏語教學﹐初中以上才開始以英藏兩種語言教授。（66）”可見流亡藏人的小學還不能完全用藏語文教學﹐初中開始用英藏兩種語言教學﹐想必是用藏語文教授與西藏文化有關的課程﹐用英語文教授數理化﹐其因想必也是沒有藏文科技詞彙。如果說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學裡用漢語文教授數理化生是毀滅西藏文化﹐那麼達賴喇嘛在流亡藏人的中學裡用英語文教授數理化也是毀滅西藏文化。無怪乎戈倫夫要說﹕“達賴喇嘛經常譴責中國在西藏自治區的學校裡用漢語講課﹐這話聽起來令人感到虛偽﹐因為在印度的藏族學校裡﹐教學語言是英語。（67）”達賴喇嘛還利用絕大多數西方人不知道藏文沒有科技詞彙來欺騙西方輿論﹐例如他1996年12月3日接受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採訪時說﹐中國對西藏的“文化絕滅”的例子之一是﹕“在中國的高考中﹐中文成勣比藏文成勣更重要。”（68）既然藏文沒有大學理工醫農﹑現代社會科學的詞彙﹐那麼中國的大學裡自然只能用漢文授課﹐漢文成勣當然比藏文更重要。為了照顧藏族考生﹐中國政府一貫對藏族降低錄取分數線﹐降低率高達50%（下章詳述）。如此優待藏人﹐還能叫“文化絕滅”嗎﹖達賴喇嘛要求藏族只學藏文﹐不學漢文（否則就是文化絕滅）﹐這意味著他要求藏族永遠不學科技知識與現代社會科學﹐永遠停留在中世紀﹐這才是對藏族實行現代文化絕滅。

達賴喇嘛如此熱愛西藏文化﹐他一貫聲稱﹐惟有流亡藏人保存與發展了西藏文化﹐然而他們流亡印度40年﹐至今編不出一本藏文科技詞典來。中國政府至少編出了三本藏漢英三對照的藏文科技詞典﹐由此可見﹐至少從1980年起﹐中國政府比達賴喇嘛更加重視保存與發展西藏文化。

注釋﹕

（60）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61）《藏語自然科學辭書的可喜豐收》﹐《中國西藏》﹐1995年第6期。

（62）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380頁。

（63）西藏自治區民族教育研究所白瑪次仁﹐《對藏語文授課工作的思考》﹐《西藏研究》﹐1994年第2期。

（64）程列﹐《關於藏語文如何適應現代社會之我見》﹐《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

（65）普日科﹐《試論漢譯藏基本科技術語中存在的問題》﹐《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

（66）達瓦才仁﹐《流亡求生的西藏民族》﹐香港《開放》﹐1997年3月號。

（67）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79.

（68）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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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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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8﹑衛生與生育

九﹑大力發展醫療衛生事業。舊西藏只有三所設備極為簡陋的官辦藏醫機構和少量私人診所﹐從業人員不足百人﹐加上民間藏醫也只有400多人。1991年西藏有1197個衛生機構﹐平均每千人口擁有病床2.3張﹐醫生2.1人﹐分別相當於和高於中國平均數。到了1997年﹐西藏有1324個衛生機構﹐平均每千人口擁有病床2.5張﹐醫生2.5人。西藏的人均期望壽命從舊西藏的35歲增加到65歲（69）。連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97年的報告《西藏﹕人權與法治》都承認﹐西藏的醫療服務有了很大的改善﹐極大地提高了西藏的人均預期壽命（70）。

中國政府自1980年以來對全體藏族實行免費醫療﹐這是中國其他55個民族包括漢族都沒有的。近年來﹐鑒於公費醫療浪費太大﹐中國政府在全國進行公費醫療改革﹐在西藏對佔西藏藏族人口近90%的農牧民依然實行免費醫療﹐對沒有工作的藏族市民（包括職工家屬）也實行免費醫療﹐對有收入但不是國家職工的市民（例如個體戶）酌受部分醫藥費﹐對國家職工（不論漢藏）由單位給每人每月發一定數量的醫藥費（具體數目由各單位自定）﹐用超了自己出錢﹐用不完歸己﹔住院費包括醫藥費報銷70%到95%（各單位根據工齡自定）。漢族幹部的家屬看病全部自費。與此同時﹐達賴喇嘛治下的達蘭薩拉流亡藏人看病免費﹐藥費與住院費卻須自理（71）。

達賴自傳說﹕“關於保健方面﹐的確增加了數目可觀的醫院﹐就像中國政府說的那樣。但是醫院卻偏袒漢族移民。（72）”這又是謊言。西藏城鄉醫療條件懸殊﹐這是事實。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市民總數為33.6萬人（不包括住在城鎮裡的農民）﹐其中漢人6.9萬人﹐佔總數的20.5%﹔藏人26.7萬人﹐佔總數的79.5%。漢藏職工享受同樣的公費醫療﹐藏族職工家屬也有公費醫療﹐漢幹家屬卻沒有公費醫療﹐更不必說漢族流動人口。我在西藏時親見自治區人民醫院（西藏最大最好的醫院﹐也是自治區政府幹部的公費醫院）裡有許多藏農牧病人（包括住院病人）﹐他們全部免費﹐這是漢族農民做夢都不敢想的。可見西藏醫院偏袒的是藏人﹐而不是漢人。

西藏地廣人稀﹑交通險惡﹐農牧民分散在極其遼闊的地方﹐去拉薩及地﹑縣﹑鄉醫院看病遠不如拉薩市民看病方便﹐這是西藏的地理條件造成的﹐卻也成為達賴喇嘛指責中國政府的理由（73）。且不說達賴喇嘛統治西藏時﹐農牧民根本沒有可能去醫院看病﹐所以達賴喇嘛根本沒有資格為此指責中國政府﹔單說西藏人口僅佔中國人口的0.2%﹐其面積卻佔中國面積的12.5%﹐如果西藏的醫療網點也要像內地一樣密集﹐中國就必須把全國12.5%的醫療費用在只佔中國人口的0.2%的西藏人身上。換言之﹐西藏人均佔有的醫療費將是中國人均佔有醫療費的63倍﹐如果考慮到把醫療設備與藥品運到西藏各地去的交通成本與維持西藏各地醫院運作的其它成本（人員﹑能源等）遠遠高於內地﹐這一比例恐怕要上昇到100倍。達賴喇嘛認為這樣做合理嗎﹖是不是有另一種種族歧視的嫌疑﹖

我在西藏時親見﹐中國政府對佔西藏人口近90%的農牧民不搞計劃生育﹐對藏族市民要求每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對在藏漢人也和內地一樣只准生一個。連美國國務院的1997年西藏人權報告也承認﹐藏人在計劃生育方面較之中國其他民族有優惠（74）。《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指責中國政府要求藏族市民生兩個孩子是“滅絕西藏民族”﹐卻閉口不提中國政府只准全體漢人生一個孩子﹐莫非在他們眼裡﹐漢人就不算人﹖《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還造謠說﹐中國政府“對農牧民在執行計劃生育時雖然寬大﹐實際上凡生育第三胎者均被處高達1500至3000元人民幣的罰款﹐超過兩胎的孩子將得不到糧戶本”。最後一句話漏了馬腳﹐農民哪來的糧戶本﹖

戈茨坦在1985年至1988年曾專門去西藏各地考察計劃生育問題﹐其研究報告《中國在西藏自治區的節育政策----神話與現實》（75）說﹕在拉薩市﹐漢族幹部和群眾實行中國內地城市的節育政策﹐一對夫婦只允許生育一胎﹐藏族幹部和群眾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胎。在西藏農牧區（農牧民約佔藏族總人口的90%）﹐雖然計劃生育受到讚揚﹐但他們卻未發現任何證據表明農牧民生育受到任何限制。相反﹐有個有很多子女的婦女竟然來問他們要控制生育的藥。在拉薩北郊﹐計劃生育家喻戶曉﹑廣泛實行﹐這裡的婦女有的做過人工流產﹐但這裡沒有強制性節育政策。西藏自治區實際上正處在一個人口高出生率階段﹐並不存在一個導致人口下降和威脅藏族生存的所謂強制性控制藏族人口的政策。該報告最後指出﹐艾夫唐之流對於中國政府在西藏強行控制人口﹑侵犯人權的報告與其說反映了西藏的現實﹐不如說反映了流亡藏人和他們的反華支持者的強烈情緒。本報告（指戈茨坦的報告----引者）表明政治上的強烈情緒如何容易誤導客觀事實。

注釋﹕

（69）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1992年9月21日﹔《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70）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17.

（71）曹長青﹐《西藏流亡者的聲音》﹐香港《開放》﹐1998年2月號。

（72）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34.

（73）參見達瓦才仁﹐《誰在製造西藏的神話﹖》﹐《北京之春》﹐1997年2月號。

（74）同（48）

（75）Goldstein, Melvyn C. and Beall, Cynthia M., "China's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sian Survey XXXI:III (March 1991), pp.285-30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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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07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9﹑建設與表演

十﹑大興土木。為了慶祝198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20週年﹐胡耀邦在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決定投資4.8億元﹐命令九個發達省市派出近兩萬人﹐在西藏興建43項工程。其中能源七項﹑交通兩項﹑建材兩項﹑飼料加工一項﹑商業四項﹑文體九項﹑教育兩項﹑衛生四項﹑市政建設兩項﹑旅遊八項﹑其他兩項（76）。《天葬》稱之為“現代化表演”﹐“它的目的是為了表演﹐為了製造一個形象﹐而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並舉出如下例子﹕

拉薩飯店、機場至拉薩的道路、機場賓館、自治區醫療大樓、西藏體育館、西藏大學教學樓、西藏電教館、西藏圖書館、澤當飯店、那曲群藝館、西藏大學藝術樓、拉薩劇院。

《天葬》說﹐從上述項目﹐“不難看出其中的表演性質”（77）。除了拉薩劇院和西藏體育館外﹐我實在看不出上述項目為何“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像自治區醫療大樓所在的自治區第一人民醫院是西藏頭號大醫院﹐43項工程為之安排了三層門診樓﹑兩棟五層的住院樓﹑一層急診部及藥庫﹑製劑室等﹐總建築面積達一萬多平方米﹐投資2200萬元。在建成後的九年裡﹐門診人數與住院病人（大多數是享受公費醫療的藏人﹐包括農牧民與喇嘛尼姑）每年以20%的速度遞增﹐儘管已有工作人員約800人﹐仍在超負荷地運轉。在580多名專業人員中﹐藏族高級專業人員佔30%﹐藏族中級專業人員佔72%（以上均為1994年的數字）（78）。如此造福西藏人民的工程也是“現代化表演”﹑“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嗎﹖

還有西藏大學教學樓與藝術樓﹑西藏圖書館﹑西藏電教館等是為了提高藏人的教育水平﹐也“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嗎﹖王力雄大概沒有在貢嘎機場至拉薩的舊路上坐過車﹐所以不知道舊路之糟糕。他知道拉薩的班機都是早上起飛的﹐卻不知道拉薩的普通職工並沒有讓單位派車送機場的特權﹐更不必說單位不在拉薩的職工以及沒有單位的人﹑西藏以外來的人﹐他們不得不提前一天坐機場的大客車到機場﹐在那裡的招待所住一夜。我每次從拉薩回內地﹐都要在機場住一夜﹐所以我知道舊的機場招待所有多小多破。我有一次去晚了﹐招待所已經客滿﹐幸好發現一個朋友﹐已經先我到達並找到了床﹐讓我和他擠著睡。所以機場至拉薩的新公路與機場賓館也是必不可少的設施。那曲群藝館是有一萬多居民（大部分是藏族）的那曲鎮的主要娛樂場所﹐夜夜爆滿。拉薩飯店建成前﹐西藏沒有星級飯店﹐如何發展旅遊業﹖澤當飯店位於藏族發祥地山南﹐古蹟眾多﹐1993年該店完成營業收入470萬元﹐實現利潤100萬元﹐創匯128萬元（79）﹐怎能說是“現代化表演”﹖43項工程中還有羊八井地熱電站擴建﹑羊八井至拉薩輸變電﹑拉薩火電廠改造﹐以及在西藏各地的太陽能﹑風能開發等七個能源工程﹔拉薩上下水工程﹑貢嘎機場擴建﹑拉薩中學擴建﹑拉薩水泥廠等有關交通﹑建材﹑教育﹑衛生﹑飼料加工﹑市政建設等13個項目﹐以及部分商業﹑文化﹑旅遊項目﹐恐怕也不能說是西藏不需要的“現代化表演”。至於建造大昭寺廣場則是為了方便藏人拜佛﹐後來卻方便了藏人騷亂。毫無疑問﹐像西藏體育館﹑拉薩劇院﹑龍王潭公園改造等工程﹐並無實用價值﹐確有“現代化表演”之嫌。但也有不得以的苦衷﹐為了堵西方人權衛士的嘴（後文詳述）。

為了慶祝199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30週年﹐1994年江澤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決定投資23.8億元﹐在西藏興建62項工程﹐到1997年底﹐實際投資已追加到36.7億元（80）。62項工程的具體內容（81）如下﹕

農技推廣體系建設、左貢縣玉曲河農業綜合開發、仁布縣解放水渠、滿拉水利樞紐工程、優質油菜生產和加工、乃東縣油糧加工廠、拉薩油糧加工廠、藏西北絨山羊基地、林芝東久林場開發、西藏邊茶廠、丁青縣水電站、巴青縣水電站、措美縣水電站、芒康縣鹽井水電站、聶榮縣水電站、米林縣南伊水電站、沃卡河一級水電站、朗久地熱電站、拉薩西郊輸變電工程、昌都電網改造、香卡山鉻鐵礦、申扎金礦、扎倉茶卡硼鎂礦、昌都水泥廠搬遷、馬查拉煤礦、西藏自治區藏藥廠擴建、拉貢公路改建、格爾木煉油廠至101油庫輸油管、拉薩新華書店、中尼公路中壩至拉孜段改造、貢嘎機場儲油設施、拉薩西郊長途電話樞紐樓、拉薩至日喀則光纜、12個地面VSAT站、布達拉宮廣場、拉薩市環行道、澤當鎮道路改造、日喀則上下水工程、獅泉河鎮上下水工程、自治區黨校暨行政學院綜合樓、37個邊境與貧困縣機關建設、邊境口岸建設、西藏博物館、鄉級太陽能廣播電視接收站、林芝賓館、日喀則第二中學、乃東中學、嘉黎縣中學、貢覺中學、朗縣中學、生育健康培訓中心、自治區傳染病醫院、

拉薩市醫院住院部、自治區黨政辦公樓、北京西藏大廈、塘河電廠改造、沃卡潭三級電站改造、林芝八一電廠改造、拉薩水泥廠回轉窯改造、昌都糧油加工廠改造、林芝縣糧油加工廠改造、西藏農牧產品加工出口基地。

這裡有多少屬於西藏民生所必需的﹐多少屬於“現代化表演”﹐請讀者自己判斷。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大工程﹐例如布達拉宮整修工程﹐中國政府花了近一億元﹑一噸黃金（82）﹐旨在弘揚西藏文化。1994年5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古蹟遺址專家參觀後也對整修工程表示滿意（83）﹐如此巨大的投資當然是不可能從門票裡收回的。又如投資十億元的一江兩河綜合開發工程﹐在西藏的主要農業區興修水利與電站﹑改良耕地﹑改良牛羊﹑開發荒地﹑推廣先進技術﹑培訓人員﹑建橋築路﹑植草造林﹑建造商品糧基地﹑副食品基地與科技示範推廣基地等﹐旨在並已經大幅度提高農牧業產量。開發開始後八年﹐佔西藏人口30%多的該流域70多萬農牧民已經獲益﹐人均純收入已由開發前的1989年的602元增加到1997年的1253元﹐翻了一番﹐高出全區農牧民人均純收入168元。開發區的糧食﹑油菜籽﹑肉類與奶類產量由1990年的34.5萬噸﹑1.19萬噸﹑1.43萬噸與3.7萬噸上昇到1997年的45.71萬噸﹑2.48萬噸﹑2.44萬噸與4.41萬噸。改造低產地7.5萬畝﹐擴大保灌面積30萬畝﹐新建良種繁育基地三萬畝﹐蔬菜保護基地230畝﹐新建和改擴建農技推廣站﹑畜類防治站22個﹐改良牲畜1.45萬頭﹐培訓人員五萬多人次﹔形成了一批“旱能灌﹑澇能排﹑田成方﹑林成網﹑渠相連﹑路相通”的高產穩產田﹔還造林20萬畝﹐使開發區的年大風日數由六﹑七十年代的50天下降到現在的不足30天﹐大大減少了風沙侵害﹐控制了水土流失。全區連續十年農業豐收﹐80%的農民蓋了新房（84）。然而因為中國政府對藏農牧不收稅﹐不派購徵購農牧產品﹐所以農牧業發展後的好處全部歸藏農牧所得﹐中國政府收不回一分錢的投資。再如投資18億元﹑歷時八年多﹑總裝機容量為九萬千瓦的羊卓雍湖抽水蓄能電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水電站﹐它使長期缺電的拉薩電網增加兩倍以上的電力（85）。然而西藏的電力工業從來是政策性虧損的大戶﹐這樣巨大的投資是永遠收不回來的。

達賴自傳指責拉薩的“藏人區15瓦到20瓦的電燈是你能看到的最亮的燈光﹐但是電燈經常不亮﹐尤其是在冬天”。而“中國區燈火通明”（86）。他忘記了他自己統治西藏時﹐全西藏只有一個125千瓦的奪底水電站﹐只供他一人與極少數豪門享用﹐所以他根本沒有資格指責中國政府向藏民供電不足。他把拉薩老城叫做“藏人區”﹐把拉薩新城區叫做“中國區”是錯誤的﹐也是別有用心的。所謂拉薩老城區﹐一般指1950年以大昭寺為中心的老式藏房區﹐面積約一平方公里﹐1988年人口約三萬。拉薩新城區一般指中共進藏後在老城外修建的新建築群﹐1980年的面積約24平方公里。1990年拉薩有戶口的居民為139810人﹐其中藏族96341人﹐佔69%﹔漢族40418人﹐佔29%﹐其他民族3051人（其中大一半是中共進藏前就住在拉薩的回族﹐他們說藏語﹐信伊斯蘭教）﹐佔2%（87）。把全市的藏人數約十萬減去老城的藏人數三萬﹐還有七萬藏人住在新區﹐並大大超過全市的漢人數﹐怎麼能把新區叫做“中國區”（在達賴喇嘛的語彙裡﹐中國人即漢人）呢﹖我在拉薩時就深受缺電之苦﹐冬天水枯﹐沒有水力發電﹐缺電更甚﹐所以中國政府要修羊卓雍湖電站以造福藏人佔69%的全體拉薩居民。然而此舉卻受到《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指責﹐說是“這些建設的主要目的是為漢族居民和建在藏區的或中國的各大工廠供電。而對西藏人民不僅毫無益處﹐反而建造這類水利電站直接破壞西藏的自然環境﹐威脅人民的健康﹐從而損害了西藏人民的總體利益。”拉薩新區的藏人都與漢人混居在單位分的房子裡（我在西藏時的鄰居大多數是藏人）﹐中共想單獨給漢人供電也做不到。把羊卓雍湖的電送到內地去﹐不啻是現代化的天方夜譚﹐只有神話思維者才想得出來。不建電站要受到達賴喇嘛的攻擊﹐建設電站又要受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攻擊﹐這叫中國政府如何是好﹖

注釋﹕

（76）《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425-426頁。

（77）《天葬》﹐399頁。

（78）（79）多吉占堆﹐《四十三項工程惠澤今日高原》﹐《中國西藏》﹐1995年第1期。

（80）張忠﹑王建新﹐《援藏工程發揮顯著效益》﹐《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5月16日。

（81）邊吉﹐《援助西藏的六十二項工程已隆隆啟動》﹐《中國西藏》﹐1995年第1期。

（82）《江澤民﹑克林頓記者招待會》﹐《北京之春》﹐1998年8月號。

（83）劉偉﹐《給歷史留下一座豐碑》﹐《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6年。

（84）賀廣華﹐《西藏加快一江兩河開發建設》﹐《人民日報》海外版﹐1994年4月7日﹔劉偉﹐《充滿希望的高原》﹐《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6年﹔王建新﹑張忠﹐《西藏綜合開發一江兩河﹐七十多萬農牧民獲實惠》﹐《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0月3日。

（85）白冰﹐《羊卓雍湖電站竣工移交》﹐《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9月21日。

（86）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33.

（87）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409-4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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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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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10﹑輸血與腫瘤

十一﹑巨額補貼。以上各項都需要大量的錢﹐西藏的企業（包括商業）只虧不賺﹐農牧民則不繳稅﹐這錢從何而來﹖當然只有靠中央政府補貼。下面是列年來中國政府給西藏自治區政府的財政補貼（不包括專項基建投資如上述大工程與駐軍費用）及其佔自治區政府支出的百分比（88）﹕

年份        中央補貼(萬元)  補貼佔支出%

1960        2725            18

1965        11804           104

1970        18345           173

1975        29179           122

1980        60104           129

1985        105772          103

1989        123715          104

1990        124389          96

1995        313440          90

1997        339776          89

從上表可以看出﹐從文革爆發前夕的1965年（自治區正式成立之年）到文革結束前夕的1975年（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年增15%﹔從1975年到1980年的華國鋒時代年增21%﹔從1980年到1989年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年增12%﹔從1989年到1997年的江澤民時代年增22%（這裡算出的年增率只是近似值﹐旨在給讀者一個大致的概念﹐不是統計學意義上的年增率）。無論哪個時期﹐都超過了中國財政收入的年增率。

上面是縱向比較﹐再來看橫向比較。1988年內蒙古人均工農業產值為986元﹐西藏僅為440元﹐不足內蒙古的一半。在消費水平上﹐情況顛倒過來。同年內蒙古職工平均工資為1641元﹐外加社會福利費213元﹔西藏職工平均工資為2739元﹐外加社會福利費582元。西藏比內蒙古高了79%。1990年中央給內蒙古的財政補貼為人均130元﹐而給西藏的為人均566元。1988年中央財政補貼佔各自治區政府開支的比例如下﹕廣西45%﹐內蒙古53%﹐新疆60%﹐寧夏63%﹐西藏100%。1994年廣西和內蒙古的經濟發展使中央補貼在其總收入裡的比重降低到13%和27%﹐寧夏和新疆變化不大﹐而西藏仍高達83%（89）。1997年中央給內蒙古的補貼的比重又降低到22%﹐而西藏反而上昇到佔其總收入的92%﹐總支出的89%（是年西藏財政赤字）（90）。從1993年到1997年﹐西藏的國內生產總值連續五年增長達到兩位數﹐1997年高達13.4%（91）﹐其實這個數字只及中央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年增長率的一半﹐有什麼可誇耀的呢﹖

這麼多錢用到哪裡去了﹖首先﹐給西藏的15萬多國家職工（其中四分之三為藏族）發工資。1997年西藏國家職工工資總額為164175萬元（16.4億元）﹐佔當年自治區政府總支出381952萬元（38.2億元）的43%。這只是給職工的現金﹐如加上職工的住房﹑醫療﹑水電﹑燃料﹑交通及其他福利（西藏各單位經常發放食品）﹐其總數超過一半。其次是行政企業管理費﹐1997年僅現金支出為96864萬元（近十億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公費吃喝與旅遊上。再次是文化教育衛生事業費﹐1997年為78837萬元（近八億元）﹐這是為西藏人民做好事實事。第四是價格補貼﹐1997年為16680萬元（1.7億元）。西藏人民必需的茶﹑鹽﹑糖﹑布﹑服裝﹑燃油（汽油﹑柴油﹑煤油）﹑藥品﹑日用百貨﹑煙酒﹑食品﹑工農業生產資料等大都要從內地調入﹐其價格必須和內地差不多﹐這巨額運費就要由政府補貼。1992年政府對每市斤本地糧（在西藏議價收購的）補貼0.455元﹐對內地糧每市斤補貼0.67元﹐而銷售價本地糧為0.43元﹐內地糧為0.457元﹐不算收購﹑儲藏與運輸成本﹐僅僅補貼價就高於銷售價。甚至從尼泊爾進口的糧價都比內地運來的糧食成本低30%。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撤消國營副食店﹐給全體市民發副食補助﹐讓他們自己去自由市場買菜。1993年政府放開糧價﹐給予全體市民糧食補貼﹐結果引起藏人示威。第五是企業（工業﹑商業﹑建築﹑運輸等）虧損﹐1997年國有企業計劃虧損為11979萬元（1.2億元）。這筆錢也和價格補貼一樣﹐花在西藏人民頭上。例如西藏發電成本巨大（火電廠的燃油須從青海送來﹐水電站建設管理成本高昂）﹐但對市民只象徵性地收一點費﹐對農牧民免費﹐這虧損當然只能由政府補貼。煤氣灶與自來水也一樣。還有些企業虧損連連﹐因有許多藏族員工﹐也只好由政府補貼維持（漢族員工可以內調）。加以為了解決藏族市民的就業問題﹐所有的企業都人浮於事﹐毫無效率可言﹐豈有不虧之理﹖第六是支援農牧業﹐1997年高達14169萬元（1.4億元）﹐計有小型農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補助費﹑支援農村合作生產組織資金﹑農村農技推廣和植保補助費﹑農村草場和畜禽保持補助費﹑農村造林和林木保護補助費﹑發展糧食生產專項資金支出等項目。如前所述﹐中國政府對農牧民不收稅﹐不派購徵購農牧產品﹐卻免費或低價提供生產資料﹑技術服務﹐低息或無息提供﹑甚至白送貸款﹐自然要大量貼錢。第七是“落實政策”﹐1997年在自治區財政支出表上的“其他”項高達51384萬元（五億多元）﹐同年自治區銀行的“國家對個人其他支出（相對於職工工資獎金而言的其他）”則高達61488萬元（6億多元）（92）﹐佔自治區財政當年支出的16%。據了解這是對寺廟與個人“落實政策”的賠償﹐包括文革前與文革初寺廟被砸﹑佛像被毀與個人被抄家的賠償﹐可能還包括給寺廟與僧尼的津貼。上述各項相加略微超過同年自治區政府的總開支數﹐是因為文化教育衛生科學事業費等項中包含了職工工資﹐計算時有重疊。

綜上所述﹐西藏的經濟是不折不扣的輸血經濟﹐1992年前西藏的財政全靠中央補貼﹐其後也基本上靠中央補貼。據知情者說﹐從1992年起西藏財政之所以小有收入﹐主要不是來自發展生產﹐而是來自向內地“轉讓”中央給予西藏的優惠政策的收益﹐即把中央給西藏的平價（計劃價）物資以議價（市場價）倒賣給內地﹔還有把中央允許西藏免稅進口的物資加價轉賣給內地。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在中國各少數民族中是最優厚的﹐藏族已經成為中國56個民族中名副其實的貴族。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認中國政府給了西藏財政補貼﹐但說其中“絕大多數實際上只是做為中國幹部和工作人員的平常開支費用以及為遷移定居西藏的中國人提供各種補貼而已”﹔又說“在所謂的財政補貼之分配過程中﹐在城市與鄉村間有著驚人的懸殊”。美國國務院1997年西藏人權報告也說﹕“中央政府和其他中國省份給西藏經濟大量津貼﹐從1989年至1996年每年遞增10.5%。90%以上的西藏預算來自自治區外。西藏還享有廣泛的經濟與稅收優惠政策。”“總的說來﹐政府的發展政策提高了許多藏人的生活水平﹐但許多好處被漢人撈去了。”

誠然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並未平均分給每個藏人。其主要受益者是15萬多國家職工﹐其中四分之三約12萬是藏族（1997年）﹐可見至少四分之三的好處被藏族撈去了。以每家兩個孩子並且不算老人計﹐藏族國家職工及家屬達23萬多﹐佔西藏藏族人口的10%左右﹐佔西藏藏族市民的87%（有關統計數字出處見本章前文）。換言之﹐中國政府用漢族納稅人的血汗包養了十分之一的藏族﹐使之變成了藏族中的貴族﹑中國的貴族中的貴族。他們的人均收入高於中國市民的人均收入﹐實際人均生活水平與北京市民不相上下。佔西藏藏族人口約十分之九的農牧民也從免稅政策﹑支農政策﹑物價補貼﹑免費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等中分享了部份中央的財政補貼﹐但只能說中國政府對他們實行半養﹐他們在相當程度上還得靠天吃飯。由於西藏的天特別嚴峻﹐他們的人均收入低於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這就與藏族市民構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國政府目前還沒有財力把藏農牧也全部送進城裡包養起來﹐即便有﹐西方人權衛士與達賴喇嘛更要指責中國政府毀滅西藏文化了。西藏的城鎮特別是拉薩就像荒涼原始的世界屋脊上的畸形繁華的現代化綠洲。正如《天葬》指出的﹐西藏自身的資源不可能產生和供養現代化﹐西藏的現代化只能由外力（中國政府的財政補貼即漢族納稅人的血汗）來維持﹐《天葬》因此把現代化稱為“西藏的腫瘤”﹐說它不是西藏的繁榮﹐而是西藏的疾病（93）。這個問題留待後文討論。

達賴喇嘛說﹕“中共的目的只有掠奪。他們對西藏作的極少的投資﹐宣傳得非常強﹐但是對他們從西藏掠奪去的東西﹐卻一聲不吭。（94）”達賴喇嘛舉得出中國政府從西藏“掠奪”的具體內容與證據嗎﹖如前所述﹐西藏歷代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搜刮的財寶早在1950年就被達賴喇嘛自己運到錫金去了。1959年叛亂時﹐大批逃亡貴族﹑活佛﹑藏官又帶走了自己的財寶﹐留在西藏的可供中共掠奪的財寶也就所剩無幾。中共自1980年以來年年都在向寺廟與舊貴退賠﹐其數額每年高達數億元。直到1997年﹐都佔了自治區財政支出的16%。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甚至還說﹕“其實﹐如用現金數額來計算﹐僅僅從西藏運往中國的木材﹐其價值便大大超過了中國聲稱的所謂給予西藏的財政補貼數。”真是天大的笑話。1997年運出西藏的木材共12931噸（95）﹐是年中央給西藏的財政補貼為339776萬元。一公斤木材能值263元嗎（且不說伐木和運輸的高昂成本）﹖何況出售木材的收益也和西藏開礦的收益一樣全部歸西藏自治區財政﹐用在西藏各項包養藏人的事業上﹐中央政府不收分文。連“西藏流亡政府官員”達瓦才仁都承認﹕“西藏暫時來說在物質利益上面對中共沒有什麼好處（96）”﹐非常難得他說了一句真話。

注釋﹕

（88）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99頁。

（89）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18頁。

（90）《內蒙古綜合經濟實力增強》﹐《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2月25日。

（91）羅布次仁﹐《西藏經濟去年增長一成多﹐再次超過全國平均發展速度》﹐《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月5日。

（92）本段統計數字見﹕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60﹑267﹑104-105﹑101頁﹔糧價比較數字見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1996年﹐204-205頁。

（93）《天葬》﹐421-422頁。

（94）薛偉﹐《像朋友那樣真誠相待----達賴喇嘛訪談錄》﹐《北京之春》﹐1996年4月號。

（95）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234頁。

（96）亞衣﹐《讓西藏流亡者早日回歸家園----訪<西藏通訊>主編達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1997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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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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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1﹑恐懼與崇拜

中共在平叛民改中搗毀了大部分寺廟﹐遣散了大部分僧尼﹔在文革中搗毀了大部分剩下的寺廟﹐遣散了全體剩下的僧尼﹐還禁止一切宗教活動。說毛澤東企圖消滅西藏的佛教﹐是一點也不過分的。然而由西藏的自然（天）決定的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道）並未因此改變﹐他們需要新的宗教來填補心靈與生活的空白﹐這個新教就是毛澤東的共產烏托邦主義（簡稱毛教）。

《天葬》對西藏的“神界輪迴”作了精彩的論述。它說西藏的宗教起源於莫名的恐懼﹐由恐懼而敬畏﹐由敬畏而產生神。毛澤東用恐怖手段打倒了西藏的舊神﹐藏人就把毛當作新神來崇拜。鄧小平放棄了恐怖手段﹐藏人就不崇拜他﹐重新崇拜達賴喇嘛。

法國十八世紀哲學家霍爾巴赫說過﹕“恐懼第一個在地上創造出神”﹔“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於恐懼。人之所以恐懼﹐只是由於無知。人缺乏對於自然力量的認識﹐於是設想自然受一些看不見的勢力支配﹐認為依靠這些勢力﹐想象它們可以發起脾氣來對自己不利﹐也可以有利於自己的族類”（1）。西藏地廣人稀﹐自然環境又特別嚴酷﹐孤立無援的藏人的恐懼自然格外強烈。自然而外﹐還有社會。西藏的統治階級特別殘酷﹐他們的刑具並不像《天葬》說的那樣只是“文化象徵”（2）﹐尊貴如藏軍總司令龍廈尚且慘遭挖眼就是明證。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無論是農奴還是貴族﹐都無法擺脫對自然﹑對社會﹑對命運的恐懼﹐神於是應運而生。

藏人的原始宗教是本教﹐主張靈魂不死﹑靈魂轉移。這是所有原始人包括漢人的祖先的本能﹐導源於神秘莫測的夢。那時人們不理解夢的生理原因﹐認為是靈魂的活動。死人會出現在夢裡﹐可見人死後靈魂仍然存在﹐至今有些漢人還認為死人會“托夢”。由於本教的教義較簡單﹐敵不過龐大複雜的佛教。更重要的是﹐佛教為時刻生活在恐懼中的藏人指明了一條簡明扼要（這對沒有文化的藏人特別重要）﹑極為誘人而又無從驗證（這也同樣重要）的出路----因果報應﹑超度來世﹐從而使幾乎全體藏人都沉溺其中﹐難以自拔。由此可見﹐佛教並不是藏族與生俱來的宗教﹐藏人自古以來就有接受外來宗教的傳統﹐只要它適合他們的需要。

藏人同時還有崇拜強者的傳統。他們的神既然是從恐懼中產生的﹐自然具有比使他們恐懼的東西更強大的威力﹐否則如何保護他們免於恐懼﹖到過喇嘛寺的非藏人士一定會對其偶像的猙獰恐怖與色情淫蕩產生深刻印象﹐所謂歡喜佛就是兩者結合的典型﹐那是漢傳佛教絕對沒有也無法想象的。關於色情淫蕩問題暫且不論﹐只談猙獰恐怖。那既是他們害怕的東西﹐又是他們崇拜的偶像。他們在歷史上接受過蒙古人與滿洲人的統治﹐因為後兩者顯示過強大的軍事威力。當英國人剛開始進入西藏時﹐他們堅決將其拒之門外。然而當英國侵略軍在1904年殺死數千藏人﹐打進拉薩﹐用實力表明自己比滿清更強大後﹐藏人就把自己的崇拜由滿清轉向英國﹐達賴自傳中感謝英國侵略軍頭目榮赫鵬﹑讚美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文字就是明證。那麼毫不奇怪﹐當毛澤東通過平叛民改打斷西藏上層的脊樑骨後﹐藏人包括被打斷了脊樑骨的上層人士也會轉而崇拜毛﹐何況毛也確實給了西藏下層人民以看得見的利益呢﹖

如前所述﹐藏人信仰佛教﹐是因為它許諾他們通過現世的修行可以換取來世的好運。正如本書第二章所引戈倫夫的話說的那樣﹐西藏的窮人安於現狀只是出於無奈。貪圖享受﹑要求尊嚴原是人類的本性。窮奢極欲﹑愛擺排場的西藏上層就為農奴和奴隸做出了榜樣。農奴和奴隸之所以虔誠拜佛﹐不就是為了來世能像眼前的上層那樣尊榮富貴嗎﹖那麼當毛澤東打倒了上層﹐把他們的土地﹑牲畜﹑房屋﹑衣物無償分給農奴和奴隸﹐並把原先的上下層的社會地位翻了個個﹐使後者在現世就享受到他們渴望於來世的東西時﹐他們豈有不歡喜若狂﹑感恩戴德之理﹖

注釋﹕

（1）霍爾巴赫﹐《神聖的瘟疫》﹐《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商務印書館﹐北京﹐558頁。

（2）《天葬》﹐2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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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09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2﹑毛教的興衰

藏族百姓對毛澤東的崇拜既然是建立在恐懼加感恩的雙重基礎上的﹐這種感情當然要比原先僅僅建立在恐懼上的宗教感情更加強烈。然而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畢竟不同於漢族﹐他們除了出於人類的本性貪圖現世的享受外﹐還要超度來世。而中共的意識形態卻是無神論﹐不承認有來世。它不僅搗毀了大部分寺廟﹑遣散了全部僧尼﹑禁止一切宗教活動﹐還反復向藏人宣傳沒有來世﹑幸福只在現世的思想﹐那麼藏人如何解決超度來世的問題呢﹖

瑞士哲學家兼心理學家皮亞杰（Jean Piaget, 1896-1980）提出的發生認識論（Cognitive Development）（3）認為﹐人們在接觸新事物時﹐會自覺不自覺地用自己頭腦裡固有的概念﹑邏輯﹑價值體系去詮釋新事物﹐將其解釋﹑翻譯成自己可以理解的東西﹐他稱這種機制為“同化”（assimilation）。當年西方探險家斯坦因去敦煌盜竊文物時﹐哄看守人王道士說﹐他是印度的唐僧﹐倒朔著唐僧的路線到中國來取經了﹐後者馬上對這個洋唐僧肅然起敬。英國人與俄國人拉攏藏人時﹐都哄他們說﹐只有英國女王與俄國沙皇才是西天大菩薩的化身。十三世達賴喇嘛確曾相信過後者﹐還接受了後者賜給他的東正教大主教金色法衣。誠然﹐中共從來不曾告訴藏人說﹕只有毛澤東才是西天大菩薩的化身﹐只有共產主義才是最好的宗教。中共只告訴藏人﹐只有毛澤東才是藏人的大救星﹐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真正的天堂。在同化機制的作用下﹐藏人馬上把毛澤東詮釋為西天大菩薩的化身﹐特別是文殊菩薩的化身（如前所述﹐藏人曾把清朝皇帝當作文殊菩薩的化身來崇拜）﹔把共產主義詮釋為佛教裡的天堂。文革搗毀了寺廟與佛像﹐禁止一切佛事﹐卻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剛好填補了藏人的宗教感情與儀式需要。

藏人於是把毛像當成佛像﹐把鞠躬敬禮當成磕頭﹐把毛的著作﹑語錄當成佛經﹐把毛語錄牌當成瑪尼堆（藏人常在路口堆石﹐插上經幡﹐圍之轉經﹐藏語稱為瑪尼）﹐把“早請示﹑晚彙報”當成祈禱﹐把去北京當成朝聖﹐把“毛主席萬歲”當成“六字真言”﹐把“毛主席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當成毛的“轉世靈童”……確曾有許多藏人圍繞毛的塑像﹑語錄牌轉經。“早請示﹑晚彙報”﹑唸語錄﹑唱頌歌這一套本是中共從基督教那裡學來的儀式（祈禱﹑唸聖經﹑唱讚美詩）﹐用以取代佛教儀式也順理成章﹐如前所述﹐藏人本有接受外來宗教的傳統。至於某些細節上的差異----諸如毛的服裝扮相與菩薩大不一樣﹔佛教裡的天堂是在另一個世界﹐而共產主義天堂則在子孫後代的人世﹔轉世靈童只能在其前世死後誕生﹐而毛澤東死時華國鋒已經56歲了等等----藏人倒不甚計較﹐可以忽略不計。1982年我進藏時﹐華國鋒已下台一年﹐內地已看不到他的相片﹐西藏的黨政機關和百姓家裡﹐依然並排懸掛毛華的像。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把俄國沙皇當成“北方佛法大王”﹐把沙皇讓德爾智帶給他的東正教大主教的金色法衣當成袈裟時﹐也不曾計較過扮相與式樣的差異----十三世達賴喇嘛雖未見過沙皇﹐卻見過德爾智帶給他的沙皇照片﹐他的秘書長還隨德爾智去過俄國﹐見過沙皇。

當然也有藏人不為毛教所動﹐堅信佛教﹐偷藏佛像﹐在夜深人靜時悄悄拜佛﹑祈禱。戈茨坦的新著《雪獅與龍》就說起有個藏女在文革中冒著被鄰居檢舉的危險在家裡點酥油燈拜佛的故事（4）。但文革中藏人狂熱地搗毀寺廟與佛像﹑瘋狂地檢舉﹑批鬥“達賴特務”（已故的西藏農業科學院研究員盧耀曾的妻子﹑藏人達噶在文革中曾被檢舉為“達賴特務”﹐遭到殘酷批鬥﹐盧也陪鬥）﹑至今堅決要求獨立的藏人仍崇拜毛澤東（5）等事表明﹐許多藏人確曾虔誠信仰過毛教。

唐山地震﹐毛澤東駕崩﹐華國鋒也很快下台。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放棄對西藏實行恐怖手段﹐改為用現代物質文明收買。藏人便不再崇拜他們﹐轉而崇拜美國。他們從種種渠道（中國的電視報刊﹑進藏漢人的言行﹑達賴和西方的電台﹑歸國探親的流亡藏人）得知﹐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連中共都害怕它﹑崇拜它﹑千方百計地迎合它﹑討好它﹐而美國是支持達賴喇嘛的﹐所以達賴喇嘛也和美國一樣強大。中共從1979年起邀請了幾批被他們趕走的達賴喇嘛的代表團衣錦還鄉﹑待為上賓一事向藏人證明﹐中共也怕達賴喇嘛﹐藏人於是重新崇拜達賴喇嘛。藏人在歷史上曾有過恐英（國）崇英（國）的傳統﹐此時很自然地轉換成崇美媚美。鄧﹑胡﹑趙給藏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他們開始還有點感恩。後來﹐他們天天從達賴與西方的電台﹑達賴喇嘛派遣的間諜﹑喇嘛尼姑那裡聽說﹐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掠奪了全西藏﹑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共也一再向藏人道歉﹐承認毛澤東時代的錯誤﹐答應賠償﹐他們便不再感恩﹐而把中共給他們的所有好處都看成是贖罪﹐無論多少永不滿足。因為人欲無止境﹐何況他們從電視裡看到了西方生活方式﹐中共給的那些算什麼﹖洋人個個有汽車﹐中共能給每個藏人發一輛汽車嗎﹖

鄧﹑胡﹑趙反對個人迷信﹐不再大量發行領袖相片並對之搞崇拜儀式﹐這當然是好事。然而藏人有崇拜活的偶像的本能需要。中共廢止了毛澤東的“轉世靈童”華國鋒﹐1983年初在西藏下令禁止懸掛華的相片﹐卻沒有發行新的領袖的相片﹐藏人就用達賴喇嘛的相片來填充空白。1983年中共發行過六十年代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在一起的相片﹐但鄧的形象很不顯眼﹐也未用行政權力大力推廣（我當時在西藏）。1986年9月自治區黨委與政府辦公廳曾向全體藏人贈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畫像﹐這兩個辦公廳聯合發出的通知說﹕“懸掛﹑張貼和擺放領袖像﹐是一種符合西藏人民傳統習慣和心理素質的宣傳教育形式。在贈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彩色肖像時﹐要熱情細緻地介紹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姓名﹑職務﹐宣傳他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新的‘長征’﹐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所立下的豐功偉績。”為此還舉行了隆重的贈送儀式（6）﹐說明西藏當局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可惜他們忽略了如下環節﹕第一﹐既要樹立偶像﹐就只能獨樹一個。不突出個人﹐搞集體領導﹐不符合藏人的心理需要﹐沒有用處的。第二﹐既要樹立偶像﹐就要有相應的強制性的崇拜儀式﹐如文革中的“早請示﹑晚彙報”﹐唸語錄﹑唱頌歌﹐到處立塑像﹑語錄牌﹐高呼萬歲等等﹐最好是磕頭﹐方能收旗幟鮮明﹑印象深刻﹑條件反射之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用一字不識的藏人也聽得懂的宗教式的語言（而不是藏人聽不懂的“新長征”語言）﹐大張旗鼓地宣傳唯一的偶像﹐把今世與來世的一切好事全部歸功於一人﹐將其說成是無比偉大﹑無所不能﹑戰無不勝﹑法力無邊的神﹐方能把達賴喇嘛從他們的心中擠走。當然他們即使想到了也不敢做﹐那麼他們贈送的肖像就只能被藏人當作廢紙。說句笑話﹐如果中共那時在西藏大量發行鄧小平的相片﹐大搞文革式的個人崇拜﹐並告訴藏人﹕“鄧小平就是文殊菩薩（或觀音菩薩）的化身﹐你們只要崇拜他﹐就可超度來世。”也許藏人就不會那樣狂熱崇拜達賴喇嘛﹐也不會發生那樣嚴重的騷亂。

鄧﹑胡﹑趙還撥款三億多元﹐修復了1787座寺廟﹐招收了46380名僧尼﹐由政府發薪或津貼（西藏數字﹐不包括川青甘雲藏區）﹐使藏人重新回到熟悉到骨子裡去的佛教氛圍中去﹐顯赫一時的毛教頓時灰飛煙滅﹐達賴喇嘛重新變成至高無上的神。

注釋﹕

（3）Piaget, Jean, Logic and Psycholog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Marjorie Gab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7); Insights and Illusions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Wolfe Mays (New York: World Pub. Co., 1971); Adaptation and Intelligence: Organic Selection and Phenocop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Stewart Eam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60.

（5）《天葬》339頁說藏獨示威者也崇敬毛澤東﹔徐邦泰1996年去達蘭薩拉訪問時﹐問一個堅決要求獨立的藏族青年領袖“漢人中您最佩服的是誰”﹐後者竟回答“毛澤東”----徐邦泰﹐《中庸是金箴》﹐《中國之春》﹐1997年11月號。

（6）《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3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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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法輪常轉

3﹑宗教與文化

自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以來﹐中共為了向西方顯示其尊重西藏人權的誠意﹐與達賴喇嘛展開了一場狂熱吹捧西藏文化的競賽。胡在西藏幹部大會講話時就帶頭吹捧西藏文化﹐時至今日﹐中國的新聞媒體與出版物包括學術刊物與著作對於西藏文化仍只許說好﹐不許說壞。誰要是指出西藏文化的缺陷或不足﹐就是大漢族主義﹑違反民族政策（這與西方文化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最奇怪的是﹐中國所有媒體與出版物在提到藏族與藏人時﹐都要說成“藏民族”﹑“西藏人”﹑“藏族人”﹑“藏族同胞”或“藏族人民”（有時簡稱為“藏胞”與“藏民”）﹐絕對不能單獨用“藏族”與“藏人”兩字﹐似乎稱他們為藏族與藏人就是不敬﹐儘管它們提到漢族與漢人時卻一貫單獨稱“漢族”與“漢人”﹐並不以為有什麼不敬。

自1985年以來一直擔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西藏自治區黨委文教書記的丹增更是張口閉口“我們西藏擁有世界上最偉大﹑最悠久﹑最光輝﹑最燦爛的文化”﹐“西藏的宗教就是西藏的文化”（這都是我親耳聽到的）。姑且不論西藏文化是否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光輝﹑最燦爛”的文化﹐單說“最悠久”就不夠格。就拿西藏的佛教來說﹐它是從印度傳來的﹐可見西藏的宗教沒有印度的悠久。誠然佛教傳入之前西藏有本教﹐但本教能被佛教取代﹐可見本教不如佛教偉大﹑光輝﹑燦爛。據“西藏流亡政府”機關刊物《西藏通訊》每期末頁介紹﹐藏文是公元七世紀松贊幹布時代創製的﹐藏文字母則是仿傚梵文字母的。那時漢文已有了數千年歷史﹐那麼藏文也沒有漢文與梵文悠久。甚至達賴喇嘛都要比丹增謙虛一點﹐前不久達賴告訴一個漢人說﹕“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7）”雖然這話能否得到泰國﹑緬甸﹑斯里蘭卡﹑柬埔寨﹑日本﹑韓國等國的佛徒的首肯尚屬疑問﹐他們似乎從未請達賴喇嘛去佈道﹑加持﹐但至少他沒有說“最偉大﹑最悠久﹑最光輝﹑最燦爛”之類的胡話。達賴喇嘛大肆吹捧西藏文化不足為奇﹐他就是要煽動藏人的民族自大情緒與排漢仇漢心理。中共信任與重用的西藏文教書記在吹捧西藏文化上比達賴喇嘛還要達賴喇嘛﹐中共豈不是自挖牆腳嗎﹖

不過丹增有句話說對了﹐西藏文化的確是宗教文化﹐類似於被天主教會壟斷的歐洲中世紀文化與漢族的儒家文化（有人稱之為儒教）﹐其共同特點是政教合一（特指西藏與歐洲）﹑壓抑人性﹑輕視科技。歐洲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與資產階級革命﹐打倒了政教合一﹐改造了中世紀文化﹐使之順應自由﹑民主﹑人權﹑理性﹑科學的歷史潮流。中國漢族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於一役﹐“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話文﹐號召解放個性﹐從西方引進科學與民主﹐改造了儒家文化﹐使之順應自由﹑民主﹑人權﹑理性﹑科學的歷史潮流（當然沒有歐洲那麼徹底）。西藏從未出現類似的文化宗教改革運動﹐更未出現理性啟蒙運動﹐西藏文化至今仍然是一個中世紀式的宗教文化。雖然中共廢除了政教合一﹐在文革中“消滅”了西藏宗教﹐但1980年後﹐中共又不遺餘力地恢復了西藏宗教﹐於是中世紀式的西藏宗教按其本性又要求恢復政教合一﹐每次騷亂都由喇嘛尼姑打頭陣就是明證。西藏宗教重又吸收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勞動力（僧尼越來越多）與民眾的時間精力﹐使之不能用於發展生產。藏文至今無法譯介科技知識與現代社會科學。更重要的是﹐喇嘛教的非理性的思維方式繼續束縛藏人﹐使之無法發展科學與民主的必要前提----理性思維﹐藏人重又狂熱崇拜達賴喇嘛（比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更厲害）就是明證。

甚至藏人中的有識之士也在搖頭。有位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他曾聽到西藏文化廳的兩個藏幹議論宗教。來自拉薩的藏幹說﹕西藏的“宗教政策”落實得不夠﹐西藏的宗教還應大發展。來自甘南的藏幹則說﹕藏族之所以落後﹐就是宗教麻醉人民﹐阻礙社會和科技發展﹐現在宗教搞過頭了。然而中國政府自1980年以來給西藏巨額補貼﹐又派出大批漢族專業人員進藏大興土木並管理各種現代設施﹐把現代物質文明免費奉送到藏人手中﹐讓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地坐享其成﹐根本感覺不到有學習科技知識﹑培養理性思維的必要。中共不計血本培養的藏族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文史哲專業的﹐不學科技就不知道西藏文化的缺陷﹐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在對西藏文化只許說好不許說壞的指導思想與輿論環境下﹐他們大都成為和丹增一樣的西藏文化至上主義者﹐西藏大學藏文系的學生在歷次騷亂中打衝鋒﹑被稱為藏獨系就是明證。1988年3月5日騷亂時﹐西藏大學藏文系學生班長洛桑丹增持刀刺死了在大昭寺外面徒手站崗的武警班長﹑康定藏人袁石生（8）。他被捕後﹐他的同學紛紛去探監﹐尊他為藏獨英雄。他被判死緩﹐由於美國某些議員的關切﹐他被一再減刑。我在西藏時就聽一個藏族同事說過﹕我們西藏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化﹐我們藏族不需要你們漢族﹗----雖然他也和所有的藏人一樣不遺餘力地爭工資﹑爭福利﹑爭房子﹑爭美差（這些被爭的東西都是中共用漢族的血汗提供的）。中共用漢族的血汗包養西藏的結果是被包養的藏人得出藏族不需要漢族的結論﹐可謂始料未及。

注釋﹕

（7）曹長青﹐《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達蘭薩拉採訪達賴喇嘛記》﹐《世界週刊》﹐1998年4月26日。

（8）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206-2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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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法輪常轉

4﹑農牧民不關心獨立

我在上面用“藏人”一詞﹐當然是泛指﹐具體到每個藏人﹐情況又很不一樣。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越低﹑年齡越大﹑離拉薩或各中心城鎮越遠﹑從中國政府那裡得到好處越少（相對而言）﹑與漢人交道打得越少﹑生活越貧困也越傳統化的藏人如大多數農牧民﹐對達賴喇嘛越虔誠﹑對中國政府越尊敬﹑對漢人也越友好﹔反之﹐文化程度越高﹑年齡越輕﹑離鄉村越遠﹑從中國政府那裡得到的好處越多﹑與漢人關係越密切﹑生活越富裕也越漢化的藏人如藏族幹部﹑職工﹑市民﹐對達賴喇嘛越不虔誠﹑對中國政府和漢人越仇恨﹐這種矛盾的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

前一種藏人是本色的藏人﹐他們只有宗教意識﹐沒有政治﹑國家意識。他們雖然從宗教感情出發﹐對達賴喇嘛最虔誠﹐卻聽不懂達賴與西方電台的政治宣傳﹐不知自由﹑民主﹑人權﹑獨立為何物﹐也不崇美媚美﹐沒有民族主義狂熱﹐沒有政治野心﹐所以不恨中國政府﹔遠離花花世界（中心城鎮）﹐不看也看不到電視﹐對生活水平的期望值低﹐並不狂熱追求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與漢人接觸也少﹐所以不嫉恨漢人﹔由於中國政府自1980年以來﹐不僅不迫害藏人﹐不限制宗教活動﹐反而分地﹑畜到戶﹐取消農牧稅和農牧區工商稅﹐給予農牧民大量好處（全民公費醫療與教育﹑免費或廉價生產資料與技術服務﹑各種優惠貸款與福利救濟等）﹐他們對中國政府和漢人頗為感激﹑尊敬。用一個藏族老農的話來說﹕“共產黨管現世幸福﹐達賴喇嘛管來世幸福。”現世來世的幸福他們都要﹐於是在物質上認同中共﹐在精神上認同達賴﹐兩者並行不悖﹐也不覺得有什麼矛盾。當他們剛好身在騷亂現場（這樣的概率當然是很小的）﹑受到喇嘛尼姑以達賴喇嘛名義的煽動﹑處於宗教狂熱中時﹐也會跟著高喊獨立﹑打砸搶燒漢人商店與政府機關﹔當他們蹲在家鄉的承包地裡﹑享受中共的好處時﹐又尊敬政府﹑善待漢人。中共對藏農牧只實行半包養政策﹐尚未養成他們一切依賴中共供給的心理。即便家鄉的喇嘛尼姑向他們宣傳達賴喇嘛的獨立主張﹐他們也不過是一個耳朵進﹑一個耳朵出﹐他們想不出獨立對他們有什麼好處。這樣的藏人在農牧民中佔了絕大多數﹐所以拉薩的騷亂始終擴散不到鄉下去。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時發現﹐西藏“農林牧漁業勞動者”佔全區在業人員的79.1%﹐其中文盲半文盲佔79.4%﹐小學畢業佔19.7%﹐初中畢業佔0.8%﹐高中專畢業佔0.1﹐大學畢業為零（9）。如此低下的文化素質是藏農牧一方面虔誠信教﹐另一方面又聽不懂藏獨宣傳的根本原因。

如今50歲以上﹑出身農奴和奴隸的藏人對農奴制的黑暗殘酷與中共的解放之恩尚有記憶﹐他們至今認為“毛主席的恩情是永遠不能忘記的”。近年來中共在寺廟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時﹐請要求獨立的年輕喇嘛的父母去給他們憶苦思甜﹐據說還頗有成效。有位朋友告訴我﹐1986年他去當雄鄉下時﹐聽說有個40多歲的鄉黨支部書記“請假回家”（退黨辭職）了。我的朋友去採訪他﹐他說現在共產黨為資產階級服務﹐窮人貸不到款﹐富人貸款送上門﹔寺廟越修越大﹐（鄉村民辦）小學卻因沒錢解散了﹐所以他不幹了。談話間﹐他向一位鄉鄰借兩百元錢﹐後者說只有二﹑三十元。這時一個昔日的“富牧”的兒子表示願意借兩百元給他。他說﹕“你的錢再多我也不要。”“富牧”之子說﹕“你怎麼這樣說﹐你以前也沒有整過我嘛。”他說﹕“我以前不整你﹐是因為黨的政策好。”人民公社解散後﹐農牧區基層幹部失去了權力﹐他們中許多人因不善於經營而變成了窮人﹐而昔日被專政的“農奴主”﹑“牧主”﹑“富農”與“富牧”及其子女卻因頭腦靈活而發了財。但中共當年培養出來的翻身農奴幹部依然保持了當年的“階級立場”。雖然不合時宜﹐卻至少說明﹐藏農牧中還是有一批人至今對達賴喇嘛與舊西藏的社會制度持仇恨態度。如果藏獨真的成了氣候﹐只要中共一聲令下﹐他們就會堅決投入反對藏獨的戰鬥中去。至於說他們已經老化﹐很快會消逝﹐那麼他們是達賴喇嘛的同輩人﹐可以奉陪到達賴喇嘛也消逝。

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1988年去西藏進行問卷調查時意外地發現﹐拉薩老城市民中有4.8%不信教﹐而農牧民中竟有12%不信教（10）。據知情者說﹐去拉薩朝佛的藏人在“喇嘛書記”伍精華時期達到高潮﹐1990年以來大幅度減少。可見信教與否和文化程度有時並不成正比關係。推想起來﹐在經濟改革大潮中﹐大多數拉薩老城市民的生活反而沒有某些頭腦靈活的農牧民改變大﹐後者中間某些人（如前所述﹐這些人往往是文革中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學會或適應了新的﹑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嘗到了個人奮鬥﹑精明計較﹑理性思維﹑發家致富的甜頭﹐原有的安貧樂佛﹑不思進取﹑超度來世的宗教觀念因而被轟毀。不言而喻﹐藏幹不信教的比例要高得多﹐可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西藏總的氣候（天）固然恆古不變﹐但城鎮及其週圍與公路沿線的小氣候（局部的天）卻變了﹐那裡的藏人的文化心理結構（道）也會跟著變﹐這就是皮亞杰所說的“順應機制”（後文詳述）。

注釋﹕

（9）西藏自治區人口普查辦公室﹐《西藏自治區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2年﹐第2冊﹐366頁﹑421頁。

（10）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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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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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5﹑藏族精英恩將仇報

城裡的中青少年藏人在生活方式上已經漢化西化了。他們愛吃大米﹑川菜甚於糌粑﹑羊肉﹐愛喝啤酒﹑可口可樂甚於青稞酒﹑酥油茶﹐愛穿西服﹑牛仔褲甚於羊皮袍﹐愛點電燈甚於酥油燈﹐愛用自來水甚於河水﹐愛乘汽車﹑摩托車﹑飛機與騎自行車甚於騎馬﹐愛燒煤氣灶甚於牛糞﹐愛看西醫甚於藏醫﹐愛學漢語文﹑英語文甚於藏文（為了經商賺錢）﹐愛住西式鋼筋水泥公寓甚於石木藏房﹐愛用沙發﹑大衣櫥甚於藏凳﹑藏櫃﹐愛跳迪斯科甚於踢踏舞（藏族民間舞﹐跳時腳不離地﹐反復搓動﹐踢踏有聲）﹐愛聽愛唱港台流行曲甚於藏族民歌﹐愛去歌廳﹑舞廳甚於寺廟﹐愛看電視﹑電影﹑錄像甚於轉經拜佛……他們享用的這些現代文明的成果﹐全部是由中國政府用漢族納稅人的血汗錢和漢族進藏專業人員的血汗提供的﹐而不是他們用自己的血汗與智慧創造的。這樣一來﹐他們和中國政府及進藏漢人就難分難舍了。正因如此﹐他們就更加仇恨中國﹑嫉恨漢人。因為他們受過中國政府提供的免費教育﹐會聽達賴和西方電台﹐會喊自由﹑民主﹑人權﹑獨立的口號﹐曉得西藏是藏族的西藏﹐西藏自古是獨立國家﹐中國用武力霸佔了西藏﹐中國消滅了120萬藏人﹐中國毀滅了西藏文化﹐中國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國還派出那麼多漢族專業和輔助人員進藏大興土木﹐建造發電廠﹑輸電網﹑電視台﹑電視轉播網﹑電影院﹑醫院﹑學校﹑商場﹑舞廳﹑歌廳﹑賓館﹑錄像館﹑公寓樓﹑自來水廠﹑公路﹑機場……這不是殖民主義又是什麼﹖何況進藏漢族專業人員還拿和藏族職工一樣的高薪和津貼﹐穿的用的比藏人還洋氣﹐業務與技術比藏人還好﹐新名詞﹑新花樣比藏人還多﹐在藏族的土地上神氣活現﹐叫我們藏人怎麼氣得過（請回憶前文所述班禪的毫無自知之明的嫉妒心與攀比心）﹖我們藏族一定要把所有的漢人都趕出去﹐把西藏變成藏族的一統天下。我們有達賴喇嘛做領袖﹐達賴喇嘛有美國支持﹐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的國家﹐西藏獨立了﹐美國會給我們比中國政府給的財政補貼更多的錢﹐讓我們生活得比現在更富裕﹑更現代﹐就像我們從電影電視裡看到的美國人那樣﹗----以上的話並不是我憑空想象﹐而是我和我曾在或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在與藏族同事長期共事中聽到﹑觀察到﹑體驗到的藏人特別是其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中青年藏人的普遍心理﹐這也就是《天葬》所說的“藏人對漢人的依賴和對漢人的憎恨存在一個難以思議的正比關係”（11）的由來。

我之所以在“良好教育”上面打引號﹐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否良好尚屬疑問。中國政府對藏族學生在高考中一向實行優惠政策﹐1983年西藏高考錄取分數線對藏漢考生分別為100分和200分﹐相差一倍。有個藏族考生六門課總分僅為60分﹐也被錄取為大學生（12）。1986年至1991年西藏對少數民族考生的高考錄取分數線僅為200分﹐而同年其他省市的錄取分數線都在400分以上。1989年西藏大學錄取的數學專業36名新生中﹐數學最高分為51分﹐最低分為12分﹐平均26分（13）（按100分為滿分﹐60分及格）。西藏高考分數奇低反映了西藏中小學質量奇低。在西藏教育最發達的拉薩市﹐1989年中小學畢業生考試成勣如下（14）﹕

類別                漢文班              藏文班

　　　　　　平均分　及格率　平均分　   及格率

小學畢業匯考    47.1    35.0%       23.1    　1.0%

初一新生統考    50.9    39.6%       22.5    　0.0%

高中昇學考試    20.6    4.3%        9.2     　0.0%

高一新生統考    25.7    3.9%        9.5     　0.0%

據在西藏工作過30年的一位教師朋友告訴我﹐藏族學生的數理化生（物）成勣普遍很低。1990年高考時﹐西藏共有345名少數民族（絕大部分是藏族﹐此外還有西藏當地的門巴族﹑珞巴族等）考生報考理工醫農類﹐占全部少數民族考生934人的37%（63%報考文科）。這些理科考生的數學平均成勣為18分﹐物理為16分﹐化學為20分﹐生物為16分（15）。學校只好降低錄取分數線﹐把大量不合格的考生錄取為大學生。從表面上看﹐這是藏文沒有科技詞彙所致。1980年以來﹐自治區教育部門花大力氣編譯藏文中小學教材﹐為此創造了大量藏文科技詞彙﹐所以才能在拉薩市的中小學裡開設藏文班。然而造詞並不是簡單的字母相加﹐而是塑造概念的過程。這些藏文教材裡科技詞彙表意的準確度及教材的編寫質量都大成問題（前文已詳述）。從深層看﹐它反映了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維的缺陷﹐所以藏族學生大都避難就易地報考文科﹐報考研究生者更是如此。1988年西藏高校少數民族教師共有185人﹐其中教授數理化的僅佔8.65%（16）。不學數理化就無法培養理性思維﹐從而使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維的缺陷更難糾正﹐西藏文化至上主義更加昌盛。

西藏的教師水平又如何﹖西藏各大學的漢族教師大都是兩年一換的內地各大學援藏教師﹐難有穩定的統計數字。1987年西藏各高校共有少數民族教師185人﹐無一畢業研究生﹔大學本科畢業生有66人﹐佔總數的36%﹔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有119人﹐佔64%。西藏各中專共有少數民族教師218人﹐其中大學本科畢業生有70人﹐佔總數的32%﹔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148人﹐佔68%。西藏各高中共有少數民族教師81人﹐其中大學本科畢業的36人﹐佔總數的44%﹔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45人﹐佔54%（17）。經過十年發展﹐有大學文憑的少數民族教師大為增加了。然而他們大多數是由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高中﹑中專與大學教師培養出來的。不難想象﹐以如此低的考分進校的藏族學生在如此低質量的教師教育下畢業時專業水平如何﹐然而他們都被當作大學生畢業生和畢業研究生分配工作。由於中共高度強調培養藏族幹部﹐他們大多很快被提拔為官員﹐領導許多漢族業務幹部。又不難想象﹐面對有真才實學的漢族同事或部下﹐他們的心態如何。他們在內心深處自然明白自己的業務水平遠遠不如自己的漢族同事或部下﹐但為了維護自己及藏族的面子與尊嚴﹐他們又要擺出比漢族同事或部下更高明或者至少一樣高明的樣子﹐結果不免經常出洋相﹐甚至出事故。惱羞成怒之餘﹐他們恨不得把漢人全部趕走﹐那樣就再也無人和他們比較﹑出他們的洋相了。所以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藏人即藏族精英越恨漢人﹐越要鬧獨立。

《人民日報》駐拉薩記者劉偉寫道﹕“電視裡西方國家的先進使看電視的人目瞪口呆。以前在西藏﹐藏族人參照對象只有漢人﹐良莠並收﹐現在呢﹐參照對象由單一的漢人變成多元係數﹐有外國遊客﹐有香港人和明顯富有的印度﹑尼泊爾商人以及歸國藏胞。於是一些藏族人把怨氣出在了拉薩的漢人身上。我認識一個年輕的藏族大學生﹐他給我說﹐如果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英國簽約﹐西藏就歸東印度公司了﹐西藏會和印度一樣發達起來。漢人的政治災難害了你們漢人﹐也害了我們藏人。（18）”由此可見﹐缺乏理性思維不僅妨害藏族精英學好自然科學﹐還妨害他們學好社會科學﹐使他們難以具備一個現代人必須具備的起碼的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常識。那位藏族大學生似乎不知道印度早在40多年前就脫離“東印度公司”獨立了﹐也不知道今日的印度比中國還落後﹑貧窮﹐他單憑他在拉薩街頭看見的印度﹑尼泊爾富商與富有的歸國流亡藏人﹐就得出十三世達賴如把西藏賣給英國西藏今日就會像印度一樣“發達”的結論﹐真叫人啼笑皆非。西藏四週都是高聳入雲的雪山﹐拉薩就像一口深井﹐從井底看世界﹐不免會產生井蛙觀天的效應。

中共優待藏族的本意是希望藏人感恩戴德﹐結果適得其反。他們低估了西方與達賴宣傳的影響﹐也忽視了人性的某些暗區。《天葬》說﹕“奇怪的是那些從小被送到中國內地上‘西藏班’﹑‘西藏中學’和‘民族學院’的藏人﹐往往反漢情緒最強﹐而且越在中國內地的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學﹐學歷越高﹐越有西藏獨立的意識。（19）”一點也不奇怪。如前所述﹐藏文沒有科技詞彙﹐中國政府雖然千方百計地創造藏文數理化詞彙﹐編篡藏文數理化詞典﹐編譯藏文中學教材﹐由於翻譯人員的素質太差﹐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至於大學理工醫農與社會科學的詞彙﹐在藏文裡一概闕如。那麼無論在西藏的大學﹐還是在北京的大學﹐都只能用漢語文教授除藏文以外的所有課程。藏族學生本來就缺乏理性思維﹐再用非母語的漢語文學習﹐困難自然比漢族同學大得多。所以中共要將藏族考生的錄取分數線降低一半﹐然而這樣反而更糟糕。藏族學生入學後一開始就落在漢族同學後面﹐大多數直到畢業時都趕不上去。雖然漢族老師與同學受紀律約束﹐不敢嘲笑他們﹐他們自己心裡就很不好受。如果現在還是“遣唐使”時代﹐他們只會更加欽佩﹑崇敬漢文化﹐更加虛心﹑謙恭地學習漢語文。因為那時東亞各族只知道世界上唐朝文化最發達。然而當今世界乃是信息時代﹑人權時代與文化相對主義風靡的時代。當他們從西方與達賴電台及其他渠道的宣傳聽說西藏自古以來是個獨立國家﹐中國侵略了西藏﹑消滅了120萬藏人﹑毀滅了偉大悠久光輝燦爛的西藏文化﹑把西藏變成了殖民地﹐中國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全世界都嚴厲譴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世界頭號強國支持西藏獨立時﹐他們就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原來我之所以學習不好﹐在漢族老師與同學面前抬不起頭﹐不是因為我智商低﹐也不是因為藏文化比漢文化落後﹐而是因為受到了中國殖民主義的歧視壓迫﹐只有西藏獨立了﹐我才不會受漢人的歧視壓迫。於是他們變成了西藏獨立的堅決擁護者﹐中國與漢人不共戴天的敵人。

這種情形頗類我在文革中的見聞。文革前幾年﹐毛澤東大力推行階級路線﹐中國各大學不得不降低錄取分數線﹐招收了許多學習不好的貧下中農子弟。他們入學後功課趕不上﹐在領導﹑老師與同學特別是學習好出身不好的同學面前抬不起頭。文革一開始﹐毛澤東教導他們﹐文革前中國所有的學校都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了政﹐他們頓時歡喜若狂。因為他們恍然大悟﹕原來我之所以學習不好﹐在領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老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同學（剝削階級孝子賢孫﹑黑五類﹑狗崽子）面前抬不起頭﹐不是因為我腦子笨﹐而是因為我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了政。為了反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迫害﹐他們便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瘋狂地虐待﹑折磨﹑侮辱與迫害黨委領導（放低錄取分數線把他們招進大學的恩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執行者）與眾教授﹐以及出身不好而學習很好的同學。可見恩將仇報也是普遍的人性暗區﹐並非藏族獨有﹐特別是當有極其強大的權威以某種極為崇高的理論與口號大肆煽動的時候。這些在內地的藏族學生的心理狀態與文革初的某些漢族貧下中農大學生的何其相似﹐只不過是將毛澤東的教導換成了西方與達賴的宣傳﹑將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換成了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而已。

使藏族學生心理失衡的因素遠不止學習一項。單說漢地大都市的繁華就足以令他們由震驚﹑艷羨發展為失落﹑自卑﹐因為他們讀完書就必須回西藏﹐不可能終身享受那種繁華（現任西藏自治區文教書記丹增曾為復旦大學末代“工農兵學員”﹐他在畢業時曾要求分配在上海工作﹐足見藏人對漢地大城市的艷羨與留戀）。而且越是在中心大都市如北京﹐這種失落與自卑感就越強烈。失落自卑到極點就會產生逆反心理（阿Q就經常由極度的自卑轉變為極度的自尊﹐當別人嘲笑他頭上的癩瘡疤時﹐他就說﹕“你還不配”。國學大師辜鴻銘則說﹕西方人嘲笑中國人髒﹐中國人就是髒得好﹔西方人嘲笑中國女人纏小腳﹐中國女人就是纏小腳纏得好）﹐這時西方與達賴電台宣傳的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就變成為他們的心理武器﹐強烈的失落與自卑就變成為對中國與漢人的瘋狂嫉恨與仇視。許多來美國的漢族留學生與訪問學者也經歷過類似的心理歷程﹐只不過將嫉恨的對象由中國與漢人換成美國與白人而已。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還有藏族天生能歌善舞﹐不免引來某些漢族女同學的好奇。幾番交往後﹐前者便試圖向後者求愛﹐結果大多被拒。或者明知會被拒絕﹐根本不敢啟齒﹐只在心裡暗自煎熬。無論是公開被拒還是暗自煎熬﹐都被當事者視為奇恥大辱﹐都會引起極端自卑﹐於是西方與達賴電台宣傳的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獨立就變成了使極端自卑逆反成瘋狂嫉恨與仇視的酵母。

其實這類故事在西藏也每天都在發生。在西藏各單位裡都有一批業務能力強的漢人挑大梁（正因如此﹐他們才被派到西藏去）。這就引起藏族同事與上司的嫉妒。這種同行嫉妒與平庸上司對能幹下屬的嫉妒在漢族內部也司空見慣﹐但在西藏卻會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轉變成民族仇恨與獨立訴求。

又如西藏各單位的漢人每一年半可以回內地探親三個月（這也成為藏人嫉妒的理由﹐如今藏人也可同樣帶薪離職探親﹐雖然他們的家屬就住在本單位的公房裡）﹐他們回到單位時﹐就會帶回來許多新玩意﹑新花樣﹑新知識與新話題﹐諸如時裝﹑皮鞋﹑家電﹑錄像﹑CD﹑化妝品﹑流行歌曲﹑流行畫報﹑都市趣事﹑明星軼聞等﹐這些自然也會引起藏族同事的好奇與艷羨。按照文化相對主義﹐這些東西和羊皮袍﹑邦錦﹑卡墊﹑酥油桶﹑經幡﹑瑪尼堆﹑歡喜佛﹑轉經﹑神話﹑藏戲等並無高下好壞之分。可惜絕大多數藏人並不懂文化人類學與文化相對主義﹐無法超脫於“他媽的漢人就是比藏人文明﹑先進”的錯誤觀念。於是產生失落自卑感﹐然後被西方與達賴的煽動逆反成民族仇恨與藏獨訴求。

再如西藏的漢族職工只能生一個孩子﹐又善於安排生活﹐經濟上自然比收入相同卻生了兩個或更多孩子又不善於安排生活的藏族同事富裕些﹐於是這也成為嫉恨的原因﹐而對漢族同事的嫉恨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很容易發展成對中國的仇恨與對藏獨的響往。

甚至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也成為漢藏矛盾的原因。本來西藏的漢藏職工享受同樣的待遇﹐連中央照顧不適應缺氧的漢族職工的缺氧津貼﹐天生適應缺氧的藏族職工也分文不少。然而藏人卻認為中央的財政補貼是給藏人的﹐漢人到西藏來是來同藏人搶奪中央的財政補貼（我就親耳聽到這樣的話）。漢族職工自然不服﹐他們中大部分是專業人員﹐在內地也不愁找不到飯吃。他們自願或被迫到西藏來﹐本是為了向藏人提供現代化享受﹐為此他們在個人健康與家庭生活方面作出了很大的犧牲。藏人不僅不感激﹐反而說他們是來搶藏人的飯吃﹐並時時處處壓漢人一頭﹐更何況中央給西藏的財政補貼本是全國漢族的血汗﹐說起來進藏漢人更有優先權。漢人自然不敢把這話說出來﹐但藏族精英也猜得到﹐於是更加嫉恨漢人﹐在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下﹐又變成對中國的仇恨與對藏獨的嚮往。----有人可能會問﹐西藏獨立了﹐中國政府就不會給財政補貼了﹐藏族精英會不知道﹖如前所述﹐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既然美國如此關心西藏人權﹑支持西藏獨立﹐西藏獨立後﹐美國一定會送更多的錢給西藏﹐讓他們生活得更富裕更現代（不要忘記藏人的思維方式是非理性的神話--宗教思維﹐最善於幻想）。

蘇聯崩潰後﹐民族主義成了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思潮。西方趁機推波助瀾﹐利用民族主義肢解了南斯拉夫﹐間離了捷克斯洛伐克﹐還想以此分裂中國﹐西藏便成為他們的突破口。在西方的大力煽動下﹐西藏的許多精英產生了幻覺﹐似乎西藏一獨立﹐他們個個都能當上總統﹑總理﹑部長﹑大使﹐到國際舞台上大出風頭。中國政府給他們的官再大﹐也超不過省（自治區）級﹐哪有總統﹑總理﹑部長﹑大使威風﹑榮耀﹑過癮﹑瀟灑﹖

注釋﹕

（11）《天葬》﹐7頁。

（12）賴存理﹐《藏族智力開發之我見》﹐《西藏研究》﹐1986年第4期。

（13）（14）大羅桑朗杰﹑房靈敏﹐《西藏數學教學的特點﹑問題與發展對策初探》﹐《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

（15）吳德剛﹐《中國西藏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理論研究》﹐雲南教育出版社﹐昆明﹐1995年﹐106頁。

（16）（17）包智明﹑蘇日娜﹐《西藏自治區民族教育分析》﹐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西藏社會發展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7年。

（18）劉偉﹐《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334頁。

（19）《天葬》﹐3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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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12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6﹑倒過來的種族歧視

《天葬》舉了很多諸如漢人不願與藏人同座之類的例子﹐證明西藏問題起源於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20）﹐這個觀點與達賴喇嘛如出一轍。他們都迴避了如下事實﹕自1980年以來﹐中共在政治﹑經濟﹑文化﹑衛生﹑教育﹑生育﹑社會﹑司法各方面實行抑制漢人優惠藏人的政策﹐並讓藏官掌握了絕大多數單位﹑部門的實權。即便是少數掌實權的漢官﹐受中央的“民族政策”的嚴厲節制﹐對藏人也萬事讓三分。所以今日西藏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在事實上﹐都不是漢人歧視﹑壓迫藏人﹐而是藏人歧視﹑壓迫漢人。絕大多數在藏漢人已變成了二等公民﹐他們即便在心底裡歧視藏人﹐也不敢表露出來﹐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對藏人更是萬事讓十分﹐所以會有那麼多進藏大學生放棄工作﹑戶口逃離西藏。我在西藏文聯工作時﹐文聯主要領導還是漢族（“老西藏”）﹐卻也受儘了藏族上司與藏族同事的氣。漢族上司雖然同情我﹐其官職也比欺負我的藏官大﹐卻對我愛莫能助﹐他根本不敢管束飛揚跋扈﹑目空一切﹑橫行霸道﹑胡作非為的藏官。在藏官當權的單位﹐漢人的處境更為悲慘﹐時時處處（分工﹑提幹﹑昇級﹑評職稱﹑分房﹑分福利﹑去內地出差﹑報銷﹑請假等）受到歧視﹑刁難﹑排斥﹑打擊﹐年輕漢女還會受到藏族上司的性騷擾。

王力雄從未在西藏的任何一個單位工作過﹐所以從未嘗過被藏人倚仗權勢欺負的滋味﹐也沒有機會看見那種場面。他在西藏接觸了大量在藏漢人﹐而有西藏戶口的漢人大部分是為藏人提供現代化享受的專業人員（有的也有一官半職﹐但無實權）及其家屬。他們進藏時曾經披紅褂綠﹑敲鑼打鼓﹐被譽為“建設邊疆﹑振興中華”的英雄﹐到了西藏卻變成了受藏官奴役與壓迫的現代奴隸﹐自然是一肚子氣。他們在藏人面前敢怒而不敢言﹐不免要在同胞面前大發牢騷﹐於是王力雄滿耳朵都是漢人嘲笑藏人的話。他從文化相對主義出發﹐認為漢人發牢騷時描述藏人落後愚昧的話都是種族歧視﹐卻看不到藏幹（包括藏官與一般藏幹即公務員）對漢人的種族壓迫。他把漢藏關係緊張片面地歸結於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既不公平﹐也不合實際﹐未能揭示西藏問題的實質。

當然﹐在西藏的漢人免不了會有文化優越感﹐即便不敢公開流露﹐也足以讓某些敏感的藏族精英覺察。正如王力雄發現的﹐藏農牧習慣於隨地大小便﹐他還引用吳忠信的話說拉薩市民也有這樣的習慣（21）。至今拉薩老城居民也還保留了這樣的習慣﹐只消到八廓街走走就可知道。從文化相對主義來說﹐這種習慣無所謂文明或野蠻。從存在決定意識的觀點來說﹐藏農牧在荒原上隨地大小便是天然合理的。然而當藏農牧在拉薩新區的商業街上隨地大小便時﹐就難以用“不同文化的價值體系是不可互換﹐也不可相互作為標準的。在一個文化體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個文化體系卻可能是好的﹐只要當事人自己覺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觀點並不重要（22）”來辯解。因為這種行為已經影響了公共衛生﹐侵犯了別人即“局外人”的人權（享有良好的環境也是人權）。1983年3月胡耀邦發起“文明禮貌月”活動時﹐拉薩市政府發出佈告﹐禁止在拉薩市內隨地大小便﹑隨地吐痰等﹐還組織藏族小學生上街宣傳。結果差一點引起人命案﹕有個藏族牧民在大街上小便時被小學生發現﹐後者上去勸阻時﹐前者竟拔出刀來揮舞﹐嚇得後者四處逃奔。當有個漢人把這事當作笑話說時﹐我注意到未讀過大學的藏人哈哈大笑﹐而讀過大學的藏人眼裡露出憤怒的神情。後者自然明白隨地大小便是不文明的行為﹐覺得那個藏族牧民在漢人面前丟了藏族的臉。正因如此﹐他就更加仇恨不隨地大小便的漢人。這一方面說明他有了民族文化群體感與榮譽感﹐另一方面也說明他的狹隘與缺乏反省精神。

也許王力雄會說那個把此事當笑話說的漢人是種族歧視。無庸諱言﹐絕大多數在西藏的漢人不懂文化人類學與文化相對主義﹐他們必然會自覺不自覺地用自己的價值觀念去評判藏人和西藏的各種事物與現象﹔就像美國人一貫用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念去評判漢人和中國的各種事物與現象一樣。美國人還理直氣壯地聲稱﹐他們的價值觀念是人類公認的價值觀念。這裡暫且不討論在大都市的人行道上隨地大小便與人類公認的衛生﹑環境﹑法治與人權觀念的關係。單說按照心理學﹐用自己的價值觀念評判他人是人類的共性與本能﹐連兒童都是如此。如果說漢人用漢人的價值觀念去評判藏人就是種族歧視﹐那麼藏人用藏人的價值觀念去評判漢人也是種族歧視﹐世界上所有民族在評判其他民族時都在搞種族歧視。換言之﹐人類的天性就是種族歧視。將種族歧視的定義寬泛到如此地步﹐的確是一件得心應手的武器﹐可以用來打擊任何人﹑任何民族。在西藏問題上﹐則可隨心所欲地打擊漢人﹐把一切問題都推到漢族對藏族的種族歧視上去。

讓我們來看看美國學者對“歧視”（discrimination）的定義﹕“任何剝奪特定集團的公民權利的行為”（Any kind of action taken to deprive members of a certain group of their  civil rights）。種族歧視當然是“任何剝奪特定種族的公民權利的行為”。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種族歧視是一種行為﹐不是思想與言論。第二﹐被視為種族歧視的行為指的是剝奪公民權利﹐不是其他。上述學者對“種族主義”（racism）的定義是﹕“認為一個種族的人的智力或其他品質比其他種族的人要高。有關專家特別關切的是政權化的種族主義。這種種族主義滲入到社會機構如教堂﹑學校﹑政府和商務。它使少數民族的成員難以參與社會和取得進步。”（Belief that people of one racial group are superior in intelligence or other qualities to people of other races. Experts on racism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institutional racism. This racism that is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s of society like churches, schools,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This kind makes it harder for members of monority group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and get ahead.）（23）。值得注意的是﹐種族主義雖然是一種思想﹐但他們強調的仍然是種族主義的行為。

從《天葬》所列舉的一些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的例子看﹐有的確實是種族歧視﹐如在咸陽火車上漢族女學生拒絕與藏人同座﹑在青海漢族司機要漢藏乘客分座之類（在西藏自治區恐怕漢人就不敢那樣做）﹔有的卻很難說﹐可能是因為王力雄不了解西藏所致。例如他在西寧賓館裡聽一藏區漢官說﹕“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頂小喇嘛溝子不犯罪。”還說﹕“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雞交配﹐不禁拍著巴掌大笑起來﹐他這下可找到辦法解決喇嘛的性欲了。從此就有了‘雞姦’的說法。”王力雄評論道﹕“那位官員對這種下流笑話之所以能夠三十多年信以為真﹐津津樂道﹐我想就在於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過歧視的眼鏡看西藏。雖然紀律約束使他不會把這種歧視公開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會影響到他的思維﹐也肯定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他在藏區工作的決策和行為。”（24）

王力雄可能不知道﹐西藏寺廟裡確實普遍存在同性戀。1966年我去北京串聯時﹐在中央民族學院看到藏族學生寫的大字報﹐揭發十世班禪喜歡雞姦小男孩﹐並譏之為“佛光照耀在男孩的屁股上”。由於中共的禁欲主義政策﹐那時的青少年極其缺乏性知識﹐如果事出無因﹐他們怎麼想象得出那樣的事呢﹖我當時根本看不懂。無獨有偶﹐平叛民改時﹐林田也在山南一個寺廟裡發現﹕“叛匪在時﹐哲蚌寺來的一個參叛喇嘛要雞姦一名年輕喇嘛﹐年輕喇嘛不從﹐被用刀子殺死了﹐還有兩個小喇嘛﹐每人被雞姦一﹑二百次”（25）。戈倫夫也說﹕“雖然同性戀被認為是一種罪惡﹐但在僧人中間似乎很普遍。在俗人中間幾乎沒有這類事情發生。在格魯派（即由宗喀巴開創的﹑以達賴喇嘛為首的黃教----引者）同性戀似乎已經成了一種趨勢。有報道說﹐對同性戀甚至給予了鼓勵﹐因為這證明有關的僧人是‘獨身的’----意指沒有和女人發生性關係。當然也有例外﹐有些在政府中任職的格魯派僧人就和異性有性關係。”他還說﹐“鐵棒喇嘛”（寺廟裡負責治安的喇嘛----引者）“為了雞姦而綁架男孩﹐這類事件經常發生﹐以致一些男孩不得不成群結隊一起走﹐以免受害”（26）。查戈倫夫的資料來源﹐都是在舊西藏住過很長時間的歐洲人﹐如達賴喇嘛的英文老師﹑奧地利人哈勒（即美國電影《在西藏七年》的主角）﹐英國駐拉薩代表黎吉生﹐他們都會說藏語﹐出版了回憶錄﹐被西方稱為“西藏通”﹐可見西藏喇嘛盛行雞姦確是事實。王力雄可以說﹐在西藏文化裡雞姦不是罪惡或壞事﹐按照文化相對主義﹐那個漢官不應從漢族的道德觀出發嘲笑喇嘛雞姦。但他不能說﹐那個漢官出於種族歧視﹐對漢人捏造出來的醜化藏族的“下流笑話”“信以為真”﹐“津津樂道”。因為那個“下流笑話”的確是事實﹐所以也談不上是種族主義。

更重要的是﹐那個漢官只是在私人場合把這個真實的笑話告訴了另一個漢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不能被解釋為剝奪少數民族的公民權利的行為。因而根據美國學者的理論﹐這不能算是種族歧視。

王力雄還說﹕“至於倫理方面的因素﹐藏族跟漢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觀念雖然開放﹐但是用色相去換取金錢卻被他們視為極端羞恥的事﹐而已經‘市場化’了的漢人﹐早已經步入‘笑貧不笑娼’的境界﹐當妓女掙錢自然也就是漢人多。（27）”真是天大的笑話。賣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之一﹐連古羅馬都盛行嫖妓。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古代中國﹐尚未“市場化”的漢族中也有的是妓女與男妓。藏族就那麼聖潔嗎﹖我親耳聽一位藏族老作家說過﹐舊西藏拉薩街上甚至有流浪藝人為了小費而當眾表演性交的事。我在拉薩時經常聽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的傳聞﹐那時漢族流民尚未大量湧入西藏。紀實文學《神秘雪域》記錄了一個藏人的話﹐也講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拉薩騷亂紀實》則寫到了一個被八廓街派出所以賣淫罪收容的藏族妓女（28）。

王力雄還說﹕“我親自聽到過一位中共軍隊的高級軍官這樣表達他的民族觀﹔‘人都有人性和獸性雙重性﹐區別在有的人性多﹐有的獸性多。先進的民族人性在獸性之上﹐落後愚昧的民族獸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對付劣馬的方式就是用鐵夾子夾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實。’那位高級軍官參與了1989年拉薩戒嚴的指揮。可想而知﹐他這種‘哲學’會在其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29）”

王力雄在同書中引用過1934年被噶廈政府剜眼的原藏軍總司令龍廈對1939年隨吳忠信去拉薩的國民政府官員朱少逸的談話﹕“西藏當政者愚昧無知﹐吳委員長與之講道理講客氣﹐直如對牛彈琴﹐安能望其了解﹖彼等又如頑皮之學童﹐老師仁愛優容﹐於是學童濫交害友﹐日趨放縱﹔一旦老師赫然震怒﹐饗以馬鞭﹐則學童又安分如初矣﹔試觀自尼波爾人來藏﹐拉薩即成為尼波爾人之勢力﹔英國人來藏﹐拉薩即成為英國人之勢力﹔今中央主管大員來藏徹底解決藏事﹐實易如反掌耳﹗（30）”

細品龍廈對藏族性格的分析﹐與那位中共高級軍官的“哲學”有異曲同工之妙。此話出自藏人龍廈之口﹐王力雄總不能說是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吧﹖那麼﹐他們在相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不約而同作出相似的描述﹐恐怕不能說是出於偏見﹐而是對客觀存在的事物本質的真知灼見。再說﹐那也只是那個中共高級軍官在私人場合對另一個漢人的言論而已﹐並未構成剝奪公民權利的種族歧視的行為。拉薩戒嚴的確是一個政治行為﹐下一章將證明﹐導致拉薩戒嚴的騷亂即便放在美國也會遭到嚴厲鎮壓的﹐1992年4月布什總統派兵開槍鎮壓洛杉磯黑人騷亂就是一例。雖然洛杉磯的黑人也打著“反對種族歧視”的旗號﹐至今還沒有人指責布什總統侵犯人權或種族歧視。

假如有漢人說漢人比藏人能幹與勤快﹐王力雄一定會說這是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然而戈茨坦卻發現﹕“在西藏的漢人相當吃苦耐勞。甚至那些激進的西藏民族主義分子寧願僱佣漢人而不是藏人﹐因為漢人的工錢低而又省卻不少麻煩（比如﹐漢人在工作期間接受差的食物﹐也不要求西藏傳統的禮物青稞酒）。（31）”有個藏族作家也告訴美國記者Lena H, Sun說﹕“甚至藏人也寧可僱佣漢人﹐因為漢人更能幹更勤快。（32）”王力雄可能會說﹐在西藏文化裡能幹與勤快不是美德﹐無能與懶惰也不是缺陷。根據文化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不同文化的價值體系是不可互換﹐也不可相互作為標準的。在一個文化體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個文化體系卻可能是好的。上述美國學者與記者透過歧視的眼鏡去看待藏人﹐用美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去衡量西藏文化﹐所以會發出那種污衊藏人的報道。不過根據上述報道﹐似乎對漢人與藏人作出上述價值判斷（漢人比藏人更能幹更勤快）的也不是上述美國學者與記者﹐而是他們所採訪的藏人﹐而且是藏族精英﹐莫非藏族精英自己在種族歧視藏族自己﹖再說﹐戈茨坦自己就是著名文化人類學家﹐美國凱斯西部保留地大學人類學系主任與教授。想必他不會不懂什麼叫種族歧視與種族主義。顯然他認為客觀分析藏族的性格﹐指出其按美國價值觀是負面的地方﹐並不算種族歧視或種族主義﹐否則天下就沒有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了。

那麼在今日西藏究竟有沒有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呢﹖當然有﹐那就是中共的一系列抑漢優藏政策﹐這是不折不扣的針對漢族的政權化了的種族主義。即美國所謂的“倒過來的種族主義”（reverse racism）。這種政策經各單位的藏漢官員執行﹐變成了不折不扣的侵犯與部分剝奪漢人的公民權利的行為（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同工同酬----包括福利﹑醫療﹑陞遷----的權利﹑平等地享受教育機會的權利﹑不受性騷撓的權利等等）。西藏的最高領導自治區黨委書記雖然是漢人﹐但他受中央的節制﹐也不得不執行這種抑漢優藏的種族歧視政策。漢人（哪怕是漢官）充其量只敢在私人場合對別的漢人發發牢騷﹐根本不敢在實踐中違反這種政策。相反﹐他們自己都是這種政策的受害者。王力雄對這種抑漢優藏的種族歧視政策視而不見﹑不置一辭﹐卻對漢人私下裡發的牢騷大加撻伐﹐並將其誇大成西藏問題的根源﹐可謂本末倒置。

王力雄還舉了一個兵站放電視的例子﹕“只要一開電視﹐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攜家帶口一起來﹐把電視房擠得滿滿。他們聽不懂漢話﹐無須保持安靜傾聽﹐彼此大聲地喧譁議論電視畫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鬧﹐兵站的人也看不成電視。開始兵站的人裝作關掉電視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看。很快藏民也明白這種把戲﹐關電視也不走﹐除非停掉發電機。電視必須靠發電機看﹐發電機聲音成了一種信號﹐無論何時只要一響﹐週圍藏民就自動到兵站集合﹐等著開電視。兵站曾經關閉大門不讓人進﹐藏民卻善於翻牆﹐不但擋不住﹐為了報復這種不友好的舉動﹐還會從外面把兵站大門反鎖﹐不讓兵站的人出入。為了看電視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與藏民打過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敵眾。如果事鬧大了﹐變成軍隊與地方的矛盾﹐也是對軍隊的處分重﹐所以兵站就乾脆不發電也不開電視了。”不過這一次﹐王力雄沒有把這事歸罪於漢兵的種族歧視﹐他很寬大地說這是“文化上的相互誤解和習慣上的相互不適應更準確”。不過他仍然認為漢人必須為“我們已經習慣的自我意識和權利計較感到羞愧”（33）。按照他的意思﹐漢兵應該天天開放這種令雙方都看不成的電視（藏人聽不懂﹐漢兵聽不清）﹐才算高尚。假如他家住在西藏﹐不知是否願意讓大群吵吵嚷嚷的藏族鄰居天天擠滿他家看電視﹑弄得他自己也看不成﹖

此事雖小﹐卻頗能說明問題。它形象地證明了中共的抑漢優藏政策使解放軍都變成了受了藏人的欺負也只有忍氣吞聲的二等公民﹐這與王力雄反復論證的漢人在西藏歧視藏人的結論剛好相反。如果把這件事放在美國﹐又會怎樣﹖美國天天指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想必是世上最尊重人權的國家了。然而美國是個法治國家﹐一切要依法辦事。美國的軍隊並無天天招待駐地週圍的老百姓看電視的法定義務﹐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不會允許老百姓進兵站。老百姓也就不會產生去看電視的念頭﹐後來也就不會為此發生衝突。即使發生了類似的衝突﹐也要按法律辦事﹐遭到法律懲處也是挑舋鬧事的老百姓﹐而不是軍人。中共為了討好藏人﹐在西藏推行抑漢優藏政策﹐使藏人恃寵撒嬌﹑得寸進尺﹐時時處處都要佔漢人的便宜﹑壓漢人一頭﹐ 而且永不滿足。我在西藏時發現﹐藏人借了漢族同事的錢或請後者回內地時帶買東西後常常不還錢。據一位在藏北工作的朋友告訴我﹐藏北只要一下雪﹐哪怕連地面都未蓋住﹐就大叫大嚷“雪災了”﹐要求中央與自治區政府撥款救濟。當中共與漢人不能或無法滿足藏人的無限制的慾望時﹐西方與達賴的煽動便使他們產生了對中國與漢人的仇恨以及對西藏獨立的嚮往﹐這才是西藏騷亂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那些藏農牧倒未必會因此產生獨立的念頭﹐但在拉薩城裡﹐事情確實如此。

注釋﹕

（20）《天葬》﹐第10章。

（21）《天葬》﹐381頁﹑358頁。

（22）《天葬》﹐390頁。

（23）Scholastic Update, Vol.121, No.15, April 7, 1989.

（24）《天葬》﹐361頁。

（25）林田﹐《西藏春潮》﹐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61頁。

（26）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33.

（27）《天葬》﹐433頁。

（28）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227頁﹔劉偉﹐《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313頁。

（29）《天葬》﹐361頁。

（30）《天葬》﹐115頁。

（31）轉引自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81頁。

（32）The Washington Post 15 September 1994.

（33）《天葬》﹐363-3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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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12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7﹑藏族市民永不滿足

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非農業戶口的）市民總數為33.6人萬﹐其中藏族為26.7萬人﹐佔總數的80%。藏族國家職工（官員﹑普通幹部﹑工人）為11.5萬人﹐佔西藏國家職工總數的四分之三。西藏藏族市民中87%是國家職工及其子女﹐如加上這些職工的父母﹐則要超過90%。其餘藏族市民是政府資助的集體單位職工﹑個體戶﹑個體戶僱用的工人﹑臨時工與無業游民﹐以及他們的家屬。

1990年拉薩市民（不包括農業戶口）為139810人﹐其中藏族為96341人﹐佔總數的69%﹔漢族40418人﹐佔總數的29%﹔其他民族3051人﹐佔2%﹐其中大一半是回族﹐他們在拉薩已居住了許多代﹐以藏語為母語﹐信奉伊斯蘭教。拉薩藏族市民中的成年人大部分是國家職工或大學生﹐只有總人口約三萬的拉薩老城八廓街是例外。據1988年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抽樣調查﹐拉薩老城戶主中國家職工（包括退休職工）佔老城總戶數的41%﹐無業游民佔38.5%（他們以擺攤﹑打零工為生﹐年均收入855元）﹐個體戶佔15.6%﹐農牧民佔1.6%。1988年老城藏族市民中54%的學齡人口（六歲及六歲以上）是文盲﹐大大高於1990年人口普查時拉薩城關學齡人口中的文盲比例25%﹐絕大多數老年藏人不懂漢語。最後﹐拉薩老城的藏人只有4.8%不信教﹐其餘都信奉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格魯派即黃教（34）（西藏佛教分黃﹑白﹑紅﹑花教四大派﹐達賴喇嘛只是黃教之首）。從上面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拉薩老城藏人的文化程度比藏農牧高得多（後者文盲半文盲佔79%）﹐所以許多人聽得懂西方與達賴的宣傳﹔無業游民的比例比拉薩新區高得多﹐所以許多人對中國政府有怨氣﹔絕大多數信奉黃教﹐所以許多人對達賴喇嘛比藏農牧還虔誠（藏農牧中不信教的高達12%﹐信教者分屬四大教派）。加以地處西藏宗教中心（大昭寺）﹐與流亡藏人有廣泛聯係（很多流亡藏人是從老城出去的﹐1979年以後紛紛回來探親﹐其中有許多達賴喇嘛的間諜）﹐所以歷次藏獨騷亂都由老城藏人充當主力﹐以老城為基地與中心﹐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在西藏時的同事﹑已故作家秦文玉在西藏住過13年。1989年3月5-7日拉薩騷亂時他在現場觀察﹐戒嚴後採訪了許多藏人﹐包括老城的藏人。下面是若干藏人在回答“為什么會發生藏獨騷亂”時的話（35）﹕

“騷亂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共產黨管轄下﹐我們是老百姓﹔獨立了﹐我們還是老百姓﹐反正當官輪不上我們。這一回和往常一樣﹐參加鬧事的人有三多﹕無業的多﹐待業的多﹐乞丐﹑想沾便宜的多。如果有共產黨的人﹐那是自己沒把自己的孩子管好。

“不錯﹐上頭這幾年對落實政策抓得很徹底。政策落實了﹐統戰人士天天來要房子﹐國家又沒有一個妥善安排﹐叫居民往哪裡搬﹖有的被逼搬出來﹐無家可歸﹐只得投親靠友﹐有的全家五﹑六口人﹐只能住一角季（即一根柱子週圍的房子﹐約七﹑八個平米）。這些過去的房主人拿到了房子﹐有的翻修了自己住﹔有的自己也不住﹐而是租給內地來做買賣的。一般房租每月一角季四百塊錢﹐當然我們現在比民主改革前還是好多了。那時住不上房子﹐還得交耳朵稅。

“年輕人的教育無人管﹐有人做小偷﹐甚至有的做了強盜也無人管﹐家裡沒辦法﹐政府又不管﹐怎麼可能不鬧事呢﹖

“我們八廓街的居民﹐大多是合作社的手工業工人﹐工資收入都不太多﹐可是酥油﹑牛肉的價格漲得這麼厲害﹐哪裡受得了﹖75年時每斤酥油1.5元﹐80年每斤四元﹐眼下每斤漲到10.5元﹐怎麼吃得起呢﹖牛肉也是這樣﹐只能看看咽口口水。其他的物價也是見風漲。

改革好﹐我們都擁護。改革後可以信教﹐可以做買賣﹐想做什麼都可以﹐也不怕頭上戴帽子﹐不怕說錯話挨批鬥。過去多年做不起的卡墊和藏櫃﹐都做起來了。但是開放不好﹐開放使內地的漢族生意人都湧到拉薩來了﹐他們像餓鷹似的﹐恨不得連肉帶骨頭把什麼都吞進去﹐賺錢的本領賊大。錢像流水一樣嘩嘩地被他們都賺去了﹐生意都被他們搶去了﹐開放不好﹐一點都不好。

“一鬧起來﹐日子一點也不安穩﹐心慌得很。經常有傳單貼在門上﹐‘吃糌粑的站出來﹗’‘趕走漢人﹐西藏要獨立﹗’獨立之後﹐也是山那邊的人回來當官兒﹐我們能得到什麼好處呢﹖但獨立之後我們能見到益西羅布（指達賴喇嘛----引者）。

“我49年就當基層幹部﹐不是圖享受﹐是信共產黨。這麼多年﹐講良心話﹐大多數人生活水平還是提高了。但是共產黨的模樣卻不如過去好看了。幹部到底為誰﹖嘴上說的和實際做的不一樣。大長官現在跟誰親﹖廣播裡喊的和實際做的也不一樣。老百姓人口越來越多﹐住房卻越住越小﹐兒子女兒都長大了﹐工作卻不能都得到安排。現在什麼都要考試﹐當個清潔工人都要考試﹐考掃把﹖30年了﹐共產黨辦了不少好事﹐一想起第一個八年就心裡發熱。現在呢﹖難說……我們這一片500多戶﹐16個黨員﹐黨員和家屬沒有參加﹐只有十個青年參加了﹐出自七戶人家。一個30多歲﹐其他都是20上下的待業青年。這些青年跟我們當年不太一樣了﹐叫他們不要鬧﹐孩子們說﹕‘你給我工作呀﹗’”

改革開放﹐群眾有一句話﹐“自己的家鄉空著的﹐光輝照亮了別人。”內地的生意人到了拉薩﹐除了唸經和背屍體送天葬台不會幹之外﹐其他什麼都會幹﹐搶了當地人的飯碗。本地的裁縫﹑鞋匠都很失望。改革開放﹐引進人才和技術﹐而不是勞務輸出。我們這兒的勞力多得很﹐首先要眼於本區群眾的利益。現在內地各個省區都分得那麼清楚﹐寸土不讓﹐更何況我們邊遠地區﹑民族地區呢。清理﹐不能光清理康巴人和朝佛的﹐也要清理黑包工隊。市場管理人員﹐對釘鞋的本地人吆喝“去去去”﹐趕得跑來跑去﹔對那些大戶卻親熱得像貼牛糞餅﹐喚他們“阿伯喂﹗”

拉薩居民住房難。這幾年國家撥款﹐修了不少居民樓﹐但主要是分給幹部住的。普通居民房子小﹐光線暗﹐還有很多搖搖晃晃的老掉牙的房子。這些房子主人沒辦法﹐有時成群打堆地住到城關區的會堂裡去。可是你站到布達拉宮上往下一看﹐東邊﹐北邊﹐黃黃的一片儘是小院子加樓房﹐大多是一幢幢的私房。蓋得那個漂亮呀就跟壁畫上一樣。請問普通老百姓誰蓋得起﹖請問你幾十年不吃不喝工資加起來有多少﹐能蓋得起小宮殿一樣的花園樓房﹖

雞下蛋還得有個窩﹐沒有窩怎麼下蛋﹖現在居委會什麼也沒有。一個月十塊錢辦公費﹐連電話費也不夠付。手無寸鐵﹐發了根電警棍﹐又沒電﹐不如燒火棍。居委會現在只有打狗的權﹐掃地的權﹐掛牌子的權。騷亂一鬧起來﹐連你的掃把都拿跑了。有人說居委會搞土政策﹐但我們的土政策是為了貫徹洋政策。一個月開兩次會﹐不來扣副食補助﹐當然是土政策。但居民一個不剩地都來了。後來群眾說﹐“虧得你在大會上講了這麼多﹐要不我們的孩子又得遭殃了。”我們居委會在這次騷亂中只有一個人參加。群眾都慶幸得很。戒嚴﹐是對壞人的打擊﹐對群眾的保護。過去群眾舉起雙拇指說﹕“解放軍好﹗”現在有的武警同志檢查證件吆喝人把口罩摘下來。解放軍檢查了證件還向你敬個禮﹐還扶老人﹐這一扶就把金珠瑪米（藏語“解放軍”的音譯----引者）的威信扶起來了。

城市管理最基層是居民大院。這次騷亂發生後﹐達木林居民大院第一組的組長用身子堵住大門﹐大聲喊道﹕“誰也不准出去﹗誰出去我揭發誰﹗”這是一位退休的藏族老工人。事後這個大院因為清清爽爽﹐沒傷人沒死人﹐大人小孩又圍叫他“波啦”（爺爺）﹐打心底裡感謝他。可是居民組長一分錢津貼也沒有。逢年過節乾送一條哈達﹐有時一點點酥油﹐真拿不出手。群眾反映﹐以前開會太多﹐一個禮拜三﹑四次﹐現在又開得太少了﹐大家像河灘上的沙子﹐捏不攏來。

我們的黨政機關﹑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機關有沒有抹油的﹖稅務﹑工商﹑城建被砸﹐群眾出氣﹐是否政策上有問題﹖是否原原本本把中央的政策落實到基層了﹖不正之風﹐走後門﹐執法犯法﹐貪污腐敗等現象﹐連騷亂分子都在議論呢。共產黨經營了30多年﹐還是有威信的。對違法亂紀﹑欺壓群眾的典型處理一批﹐威信就又起來了。

從收容審查的情況看﹐17歲至28歲的佔7%左右﹐這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堆龍德慶一個女學生說﹐我數學本來學不好﹐老師非要叫我學﹐我在班裡騷亂一下﹐西藏獨立了﹐我就不要學數學了。

還有個騷亂分子說﹕西藏獨立了﹐漢人都走了﹐中央給我們的錢就不會給漢人賺走了。

短短幾段話﹐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自從1984年中國政府投入巨資興建43項工程後﹐大批漢族﹑回族與其他民族的個體戶追隨施工人員到西藏經商﹐這本是西方向中國推薦的市場經濟法則所致。達賴喇嘛與西方人權衛士一貫指責他們是企圖淹沒藏人的非法移民﹐那麼到中國去經商﹑投資的西方商人又算什麼﹖既然西方商人可以到中國去賺錢﹐中國內地的商販為何不可以到中國西藏去賺錢﹖這些內地商販自然要按市場經濟法則辦事﹐像西方商人一樣賺取商業利潤。這就使一向看慣了國營商店的低物價的藏人大為憤慨（國營店的物價之所以低﹐是政府不惜血本補貼的結果）。藏人一方面擋不住漢回個體戶出售的國營店裡沒有的新潮產品（時裝﹑皮鞋﹑家電﹑化妝品﹑美食﹑傢俱等等）與時髦娛樂（搖滾舞會﹑卡拉OK﹑黃色錄像等等）的誘惑﹐另一方面又心疼化掉的錢。在他們看來﹐漢人天生只應送錢給藏人﹐怎麼可以賺藏人的錢呢﹖連那個藏獨英雄都承認﹐他的錢是中國政府（在西藏人人都把中國政府稱為中央）給的﹐但他竟然認為西藏獨立後中國政府還有義務送錢給藏人﹐可見在藏人心目中﹐中國政府與漢人包養藏人是天經地義的﹑永世不變的。如今漢回個體戶竟敢賺藏人腰包裡的中國政府給的錢﹐無異於太歲頭上動土。所以藏族市民既離不開漢回個體戶﹐又恨透了漢回個體戶。每次騷亂都首先打砸搶燒漢回個體戶﹐連達賴喇嘛1993年5月25日發表的聲明在譴責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用催淚彈驅散打砸搶燒的騷亂者）的同時﹐也不得不對藏人襲擊漢人商店表示遺憾。他甚至說﹐如果藏人再使用暴力﹐他就要退出藏獨運動（36）。藏人對漢回個體戶的態度與北京上海市民既離不開個體戶的商品﹐又嫉恨個體戶發財的眼紅病如出一轍﹐可見人性都一樣。只是漢人恨個體戶﹐發發牢騷而已。藏人卻把藏獨騷亂當成了發泄這種眼紅病的絕好機會。

《天葬》證明了﹐漢回個體戶在西藏賺的主要是中國政府給西藏職工包括藏族職工的錢（37）﹐這是那個藏獨英雄也承認的。由於西藏的行政大權已交藏官掌握﹐漢回個體戶要在西藏賺錢﹐就必須向稅務﹑工商﹑城建的藏官行賄﹐把他們賺來的錢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給藏官﹐方能得到與維持營業執照。後者拿到了賄賂﹐自然對他們格外親熱﹐於是藏人也遷怒於他們﹐連他們一起砸。

如前所述﹐美國學者與記者也發現﹐藏人在工作態度﹑技巧與對報酬的要求方面都競爭不過內地來的漢族流民﹐連藏族個體戶都寧可僱佣漢人。這本是市場規律所致﹐然而藏人競爭不過漢人﹐自然又是滿腔憤怒。

如前所述﹐早在1980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孫鴻烈就發現西藏牧場嚴重超載﹐西藏的畜牧業已經到頂了。中國政府給藏人的錢越來越多﹐藏族人口也越來越多﹐可酥油牛肉由於自然資源限制無法同步增產。按照市場法則﹐其價格自然會飛漲。進藏漢人吃不慣西藏的酥油牛肉﹐他們吃的是內地運去的豬肉菜油。酥油牛肉由藏人直接在自由市場出售﹐中國政府既不經營也不收稅。它們漲價與漢人及中共毫無關係﹐卻也被藏人認為是中共與漢人的罪惡﹐成為藏獨騷亂的誘因。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共給昔日的階級敵人﹑今日的統戰人士落實了政策﹐後者反而不參加騷亂。《拉薩騷亂備忘錄》就寫到一個貴族公子去印度見了達賴喇嘛﹐後者要他留下﹐他寧可回拉薩。而昔日的翻身農奴被剝奪了勝利果實（房子）﹐就去參加騷亂。騷亂者最恨統戰人士﹐罵他們是“藏奸”﹐要砸政協。這裡可能也有眼紅病在起作用。中共從其“統一戰線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的教條出發﹐只顧討好早已威風掃地﹑老朽不堪﹑在藏族百姓中毫無號召力的舊貴族﹐卻忽略了經過文革訓練的﹑敢鬧敢打的平頭百姓﹐結果吃了大虧。

中國政府從八十年代開始才要求藏族市民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文革前與文革中根本無暇控制人口﹐藏族市民人口爆炸。西藏的企業只虧不賺﹐難以給高速增長的人口提供發薪機會。無業游民與待業青年自然滿腹怨恨﹐他們認為中國政府天生應該把他們包養起來的﹐藏獨騷亂就成了他們懲罰﹑報復中國政府的手段。

西藏的黨政官員也像內地的一樣腐敗﹐而且由於天高皇帝遠而更加腐敗。如前所述﹐西藏的藏官已佔西藏黨政官員的80%以上﹐由於中共在紀律約束上也實行抑漢優藏政策﹐也由於漢官誰也不想在西藏養老﹑繁衍子孫﹐所以在西藏用公款造私房或多佔好公房的絕大多數是藏官。藏人羨在眼裡﹐恨在心裡。這與內地漢人痛恨官倒與腐敗的原因是一樣的﹐然而各自的結論卻大不一樣。漢人認為要根治官倒與腐敗﹐必須實行民主政治﹐所以他們參加或支持八九民運﹔普通藏族市民並無這樣的政治常識﹐他們不知民主為何物﹐單知借藏獨騷亂發泄對藏官腐敗的怒氣。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漢藏人性何其相似乃爾。

藏官們何止多佔好房﹑從事官倒而已﹐他們貪污腐化﹑貪贓枉法﹑營私舞弊﹑吃喝嫖賭﹑橫行霸道﹑胡作非為﹑飛揚跋扈﹑不可一世﹐被藏人稱為新的“三大領主”。這筆賬自然也要被藏人記在中國政府身上。有好幾個藏人告訴我﹐他們寧願要漢人當上司﹐因為漢官處事比藏官公正﹑清廉﹐我在西藏時深有同感。1983年我曾去樟木口岸採訪﹐親睹回來探親的普通流亡藏人在海關過境的情景。漢官對他們的態度不冷不熱﹑公事公辦。藏官則盛氣凌人﹑趾高氣揚﹐把他們呼來喝去﹑任意斥責﹐似乎他們都是些犯人。對流亡藏人中有點“身份”的﹐經統戰部門打招呼﹐則奴顏卑膝﹐百般逢迎。我不禁想起魯迅的名言﹕“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兇到絕頂一樣。（38）”可見人性哪裡都一樣。

1988年3月騷亂後﹐西藏某部門對參加了1987年9月27日與10月1日﹑1988年3月5日三次騷亂的某居民區的190人作了一次調查。其職業分類是﹕

非國家幹部職工市民127人﹐外地來拉薩的朝佛者和流民49人﹐幹部職工14人。

對127名非國家幹部職工市民再作分類調查﹐結果如下﹕

1）獨立者（出於明確的政治目的﹐堅決要求獨立的）12人﹐佔9.4%﹔

2）復仇者（對中共政府有很深的仇恨﹐一定要推翻中共政府的）13人﹐佔10.2%﹔

3）發財者（趁火打劫）17人﹐佔13.4%﹔

4）出氣者（因為物價﹑住房﹑稅收﹑招工﹑招生等心中不滿的）29人﹐佔22.8%﹔

5）盲從者與脅迫者（受藏獨分子煽動或脅迫的﹐大多是青年。比如藏獨分子喊“吃糌粑的站出來﹐把吃大米的趕走”﹐挨家挨戶敲門﹐要他們參加騷亂﹐並說如不參加﹐將來達賴喇嘛回來了﹐就要嚴懲他們﹐許多藏人就跟著參加。過後告訴中共警察﹐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要參加﹐只知道跟著別人走﹐跟著別人喊﹐跟著別人打砸搶燒。盲從者的人數這樣多﹐幾乎佔一半﹐似乎不可思議。但只要看看上文所引用的居委會幹部的話﹐就可明白這是真的。那話說﹐有個居委會在騷亂前把居民叫來教育了一番﹐結果該居委會只有一人參加騷亂。還有個居民大院在騷亂時有個老工人出來攔了一下﹐結果無人參加。戒嚴後未參加騷亂的人衷心感激這些居民幹部﹐可見藏人的盲從心理何等強烈）55人﹐佔43.3%﹔

6）精神病患者一人﹐佔0.8%（39）。

上述有明確政治目的﹑堅決要求獨立的與對政府有仇恨的加在一起還不及出氣者多﹐那些盲從者估計也有莫名之氣要出。我在文革中發現﹐越是貧窮﹑文化程度低的人越喜歡跟別人瞎起鬨﹐越是喜歡趁群眾性騷亂之機攻擊比自己富有或文化程度高的人。說到底﹐這是一種嫉恨心理在作怪。由此可見﹐藏獨騷亂也像八九民運一樣﹐成了許多藏人對各種使他們不滿的現象的泄憤口。這些現象中有的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美國也有通貨膨脹﹑貧富懸殊﹑僱工競爭﹑失業﹑貧民窟等）﹐有的是專制政權特有的（腐敗﹑特權）﹐有的是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引起的﹐也有的是人欲無止境造成的。中國政府既然要把藏族市民包養起來﹐藏族市民就理所當然地要求它滿足其各種各樣的﹑無窮無盡的慾望﹐並把一切不滿----包括中學生學不好數學----都歸咎於中國政府。

每次大騷亂後﹐中國政府都要給藏族職工加薪﹐控制物價﹐撥出鉅款加蓋住宅﹐免費分給藏人特別是騷亂主力的老城居民。拉薩老城總共只有8000多戶居民﹐卻有2000多戶在1988年至1990年搬進了新房﹔到1997年底﹐共有5226戶搬進了新房（40）。既然騷亂能夠立竿見影地帶來巨大的物質好處﹐那麼藏人自然越鬧越起勁﹐中國政府只好再增加好處﹐結果形成了鬧則生利﹑越利越鬧的循環。1993年5月中國政府在西藏放開糧價﹐這本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改革﹐社會主義的糧本與糧票一向是西方的嘲笑對象﹐在中國內地也已放開糧價﹐沒出任何問題。為了照顧藏人﹐中國政府同時給全體藏族市民糧食補貼﹐這可是西方都沒有的仁政。不料藏人嫌補貼少﹐於5月24日在拉薩示威。開始只要求增加糧貼與工資﹐接就高呼“西藏獨立”﹐因為他們知道中國政府最怕藏人鬧獨立﹐雖然要求增加糧貼與工資和要求獨立是相互矛盾的。要求增加糧貼與工資意味著承認中國政府是他們的統治者﹐有義務包養他們﹔要求獨立意味著不承認中國政府是他們的統治者﹐如果他們有骨氣﹐就不應該用漢人的臭錢。他們還用石頭襲擊漢回個體戶﹐雖然後者與放開糧價毫無關係（41）。由此可見﹐藏族市民確確實實被中共的包養政策寵壞了﹐就像被父母寵壞了的小孩一樣﹐動輒以哭鬧逼迫父母滿足其無理要求。

當鄧﹑胡﹑趙制訂與推行懷柔政策時﹐一廂情願地認為藏人的思維方式也和漢人一樣﹐是實用理性﹐因而能自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與中共密不可分﹐從而自覺服從中共的統治。他們完全不了解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大大低估了達賴和西方所煽起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對美國的幻想。加以中共歷來喜歡進行虛的政治宣傳和學習運動﹐諸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卻很少進行實的利害關係教育運動。漢人從實用理性出發﹐會自覺考慮利害關係﹐毋需中共耳提面命。中共似乎不好意思或想不到告訴藏人﹕你們現在享受的現代物質文明都是中國政府用漢人的血汗提供的﹐西藏獨立了﹐你們就要回到舊西藏的生活水平上去。你們以為美國會出大錢包養你們﹖看看俄國和東歐的榜樣吧﹐他們變天後美國給了多少施捨﹖

注釋﹕

（34）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38-239頁﹑367-368頁。

（35）（39）（42）（43）秦文玉﹐《拉薩騷亂備忘錄》﹐《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73-240頁。

（36）（41）《拉薩再發生示威﹐中共續施鎮壓》﹐《世界日報》﹐1993年5月26日﹔《達賴揚言退出藏獨運動》﹐《世界日報》﹐1993年6月2日。

（37）《天葬》﹐第13章。

（38）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二心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73年。

（40）劉偉﹐《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70頁﹑84頁﹑144頁﹔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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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13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8﹑中共藏官反對獨立

如今不僅一般藏族幹部﹑職工和市民對美國﹑達賴和藏獨充滿幻想﹐連中共自己培養的藏族官員都在兩頭討好﹐大耍兩面派。許多藏官把子女送到達蘭薩拉去留學。

許多藏官白天在機關裡說黨話﹑做黨事﹐儼然是黨的好幹部﹔晚上在家裡卻對著達賴喇嘛的相片頂禮膜拜。1986年以來﹐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下令黨員不得信教﹐幹部不得把子女送到達蘭薩拉去（已經去的要叫回來）﹐還命令公安部門收繳幹部黨員家裡的達賴相片﹐結果走過場。據知情者告訴我﹐許多藏官把達賴像放在毛澤東像的背後﹐白天讓毛像朝外﹐晚上翻過來。中共培養的藏族第一個音樂指揮家俄珠多吉則別出心裁﹐把達賴像放在貝多芬像的背後。前幾年﹐西藏歌舞團團長去香港訪問﹐西方記者問他如何看待達賴喇嘛﹐他說達賴喇嘛是我們藏族的精神支柱﹐回來後也無人過問。西藏文化廳廳長強巴平措在“地專班子調整”時﹐被揭發有三大問題﹕一是把文化廳的女演員當成自己的妃子﹔二是用公款修私房﹔三是托人通過達賴喇嘛的哥哥活動德國文化機構邀請他訪問德國。陳奎元認為前兩件都是小事﹐第三件不是一般問題﹐結果也只是將他平級調任實權較小的西藏文聯主席兼黨組書記。1989年3月拉薩騷亂時﹐中國政府決定從3月8日零點起戒嚴﹐3月7日晚上7點廣播。為了保密﹐胡錦濤於3月7日下午5點才將此決定傳達到廳局級幹部﹐可是騷亂分子在下午兩點半就在衝賽康市場宣佈﹕今晚中共要行動﹐我們馬上撤退（42）。這說明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和常委中就有人在暗中煽動﹑指揮藏獨騷亂。流亡藏人的電腦新聞網World Tibet Network News發表的西藏新聞有許多是中共的機密﹐事後被證明是真實的﹐可見達賴特務已經成功地打進了中共西藏核心領導機構。然而中共至今對他們連立案偵察都不敢（我在西藏的朋友告訴我）﹐拉薩戒嚴後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與常委裡無一人受到處分。中共對於自己豢養的﹑吃裡爬外的藏族奴才尚且如此害怕﹑不敢嚴加管束﹐又怎能指望藏族百姓服從它的統治﹖

誠然﹐中共藏官吃裡爬外與其說是為了效忠達賴﹐毋寧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暗中煽動和指揮藏獨騷亂﹐可以向中共施加壓力﹐迫使其加緊撤退漢官﹑提拔藏官﹑加撥財政補貼﹐達到陞官發財的目的﹔強巴平措裡通達賴集團﹐可以去德國公費旅遊。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指出﹐人們在認識新事物時﹐除了同化機制外﹐還有順應機制（accommodation）﹐即經過一定的調節過程﹐使自己的認知結構部分或全部順應新事物。中共藏官特別是中高級藏官長期受到中共的訓練與漢官的影響﹐其思維方式已經順應漢人的實用理性﹐懂得冷靜地計算利害關係﹐利用中共的綏靖心理為自己牟取暴利。他們暗中煽動和指揮藏獨騷亂﹐並不意味著他們真的嚮往西藏獨立﹐更不意味著他們盼望達賴喇嘛帶流亡政府回藏奪權。果真那樣﹐他們豈不就得下台﹐失去中共給他們的地位﹑權力﹑特權﹑高薪﹑津貼﹑汽車﹑華宅﹑警衛﹑僕人﹑醫療﹑旅遊﹑妃子﹑賓館﹑豪宴……﹖相對於思維方式﹐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是更為深層﹑更為穩固的東西﹐某些中共藏官為了自己現世的榮華富貴﹐反對達賴喇嘛回藏掌權﹐但這並不妨害他們為了超度來世而偷偷頂禮膜拜達賴相片。他們的邏輯仍然是﹕現世靠中共豢養﹐來世靠達賴超度。

確實也有完全漢化﹑不信佛教的藏官﹔出身農奴或奴隸﹑對中共忠心耿耿的藏官。1989年騷亂時任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康巴翻身農奴子成對秦文玉說﹕

『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這是我們法院工作的至高原則。民憤極大的打砸搶分子﹐也必須查明實據﹐證據確鑿﹐量刑定罪。3月5日大騷亂﹐三路匯合在大昭寺廣場﹐北路﹑南路﹑東路領頭的是誰﹖打旗的是誰﹖總指揮是誰﹖必須一個一個查明實據﹐人證物證﹐鐵證如山﹐然後提交法律判決。策劃﹑煽動分裂祖國的骨幹分子必須嚴懲。

分裂思想不是今天才有的。59年一次﹐69年又一次﹐尼木﹑比如﹐捲進去18個縣﹐搶糧食倉庫﹐殺解放軍﹐打砸搶﹐這一次加了個“燒”。69年在藏醫院靠西的大語錄牌上出現了“西藏獨立隊”的傳單﹐後來很快破了案。……

有個著名的藏族老教授說得好﹕假如西藏真正獨立了﹐首先要爆發內戰﹐康巴人與衛藏人﹐山那邊流亡藏人與山這邊的紅藏人﹐首先要打內戰﹐藏族歷史上多次發生過﹐藏王朗達瑪死後他的兩個兒子還打得血流成河﹐各自割據﹐西藏分裂了三百多年﹐那才是黑頭藏民的大災難呵。』

時任武警拉薩支隊上校政委的翻身農奴曲達告訴秦文玉說﹕

『59年咱們沒有原子彈﹑沒有氫彈﹐只有一桿槍外加一個小背包。人家有噶廈政府﹑有軍隊﹑有幾千座寺廟﹐還有國際上那些白色朋友的支持。那時咱們國家打過了抗美援朝﹐也挺窮的。但那時人心齊。群眾對黨的話百說百信﹐能把心掏出來點燈。

62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群眾拼命支前﹐一仗就把山那邊打得落花流水。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情況就有些變了。黨政機關的作風變了﹐軍隊的好作風慢慢也有點丟了。黨和軍隊的威信都沒法跟從前比了。不錯﹐是從文化大革命以後開始變的。我們和老百姓過去的關係是魚和水﹐現在呢﹐有點像雲和水。三大法寶還要不要﹖當然要。但不能一根鞭子放羊﹐無主無從。放羊還得看頭羊呢。黨的建設恐怕是帶頭的。從根本上端正黨的作風﹐提高黨的威信恐怕是主要的。黨的建設帶了頭﹐黨的政委黨的組織黨的群眾路線真正有了一個新氣象﹐與此同時再抓槍桿子和統戰工作﹐恐怕局面就完全不同了。這次騷亂少數黨員幹部也捲了進去﹐相當一部分人觀望同情態度曖昧。有一個單位的黨支部書記和經理打包票﹕本單位沒有一個人參加騷亂﹐結果呢﹐一下子就查出了五個﹐還搜出“青年大會黨”的綱領﹐還有燒貨物的汽油箱。媽媽的﹐我們的人在為誰說話﹖有意無意地在掩護誰﹖去年3月5日騷亂﹐公安武警戰士受傷300多人﹐犧牲一人﹔今年3月5日及後兩天的騷亂中﹐公安武警戰士又受傷400多人﹐犧牲一人。傷亡這麼大﹐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損失那麼大﹐部份幹部群眾還很不理解﹐對我們還有意見。有人認為公佈的騷亂分子和圍觀群眾16人死亡的數字打了埋伏。天曉得﹐既然死了人已是客觀事實﹐那麼死16人與死17﹑18或更多一點並不會改變問題的性質。當然並不排除有的騷亂分子受傷或死亡後隱匿不報這種情況﹐但根據我們的6所醫院及各個渠道匯總的情況﹐千真萬確死亡者只有16人。現在最讓人難過的是真話受人懷疑﹐流言卻總信以為真。我們有些幹部戰士包括我自己﹐有時真想罵娘﹐或者躲起來哭一場。這裡我透露一點軍事秘密﹐不得已透露一點軍事秘密吧。被騷亂分子用小口徑步槍打傷的兩名戰士所在的九中隊﹐那天面對那樣嚴峻的局面﹐戰士手裡拿的不是槍而是盾牌和木棍。犧牲了一名班長的三中隊﹐有35名戰士端槍﹐另75名戰士拿著木棍。說起來外界簡直不相信﹕戰士們手上的那35桿鋼槍﹐卻沒一粒子彈﹐全部都是空槍﹗集中保管的1400發子彈全部由一名排長背在軍用背兜裡﹐排長坐在200米開外的汽車駕駛室裡。我們的小戰士就是這樣端空槍衝鋒﹐眼睜睜地用胸膛面對飛石與槍彈﹐眼睜睜地被打倒在血泊中。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這樣的軍隊﹐我不知道有誰打過這樣窩囊的戰爭﹐我們對不起的是這些小戰士的父母和他們的親人……（43）。』

這裡姑且不論細節的真偽﹐單說這兩位中共藏官的立場﹑感情﹑思維與語言﹐就可看出他們已完完全全漢化﹑黨化了。這種完全徹底站在中共立場上的藏官我在西藏接觸過很多﹐例如我在西藏文聯時的上司﹑文聯副主席﹑中共黨員﹑藏族作家益西單增在1987年10月1日騷亂後﹐在《西藏文學》1987年10月25日增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斥“獨立”的夢囈》﹐下面是其全文﹕

『打一塊石頭六毛錢﹐打呀﹐笨蛋﹐想到要錢就得動手。這真是賺錢的好機會﹐千載難逢。六毛錢是一盒煙也是二兩酒哪﹐只有傻瓜才不幹。朝那些維持秩序的警察們的頭上﹐朝那些公安人員們的頭上﹐朝那些敢於阻擋的人群頭上﹐朝那些把頭從窗戶裡伸出來的人身上﹐朝那些手拿相機和錄像機記者的臉上﹐朝區黨委大門的牌子上﹐區人民政府的牌子上﹐朝那些看得不順眼的任何人的腦袋上……。

錢發動的世界奇跡出現了。為了抽一口煙喝一口酒的乞丐們懶懶地站起來去揀石頭﹔流竄而來的盲流們歡喜若狂﹔還有那些打扮得很時髦的無業地痞﹐幾方面的人精神一下子振奮起來﹐幾分鐘內變成了拉薩街上的僱佣軍﹐變成了效忠分裂分子的衝鋒隊。

帶著宗教感情而在政治上一竅不通的長袍大漢﹐赤裸雙臂﹐拆下馬路邊沿的大塊水泥磚﹐碰撞粉碎﹐供應長驅直入的打手們。街上的有的房門突然打開﹐從裡面倒出一堆又一堆幾天來準備的大量石子。吼喊聲如狼﹐比狼聲更尖更犀利。打不還手的武警指戰員迴避﹐無奈石子如雨﹐他們一個個地倒下去了﹐鮮血染紅了八角街﹐染紅了人民路﹗

披袈裟的人很懂行﹐掀翻汽車是為了漏油﹐一把火黑煙沖天﹐十幾輛汽車和幾十輛摩托頓時化為灰燼。“來呀﹐誰讓你藏在樓裡﹐出來打呀﹐誰不打兩天後會有人來找你算賬﹗”是泥沙﹐又是旋風﹐大有顛倒乾坤之勢。衝擊派出所﹐搶走收留在那裡的犯法分子。電視機﹑錄音機﹑卡墊﹑地毯﹑戶口檔案﹑居民身份證﹐還有槍支彈藥。各取所需﹐各顯其能。如此“西藏獨立”。頃刻間子彈在燃燒的火光中頻頻爆炸……大樓﹑商店變成了殘牆斷壁。

“西藏獨立”好不威風。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的十月一日。分裂分子中風大喊﹕“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我以為太陽被雪山獅子旗遮住了﹐我以為地球發生了逆轉﹐仔細一看﹐原來只是牆頭上的草在風中動了一動﹗

不知是什麼時候學會了笑裡藏刀----微笑著接近你這個記者﹐還說﹕“你的照相機真不錯﹐給我看看﹗”你一交給他﹐他立即把相機擲在地上粉碎﹕“狗雜種我要你的命﹗”如果你稍遲半步﹐石頭就要砸破你的腦瓜﹗某些個洋人受到分裂主義分子的歡迎﹐什麼相機﹑錄像機請儘量使用﹗

當宗教感情變為第一的時候人要發瘋﹐一個披袈裟分子狂呼“獨立”﹐挽起胳膊倒上汽油燃燒汽車。這真是英雄形象﹐怎能不激動人心﹗不過﹐他早就想去自殺﹐而且也不是為了這個“獨立”。一個女的把光屁股對準消防車﹐硬是阻止了去救火的消防車的四個輪子﹗

分裂分子拿起衝鋒槍亂掃﹐無辜的孩子﹐少女倒在血泊裡。搶商店﹐搶行人的自行車和手錶。“西藏獨立”的十八般招式都用了出來﹗

雪山獅子旗﹐寫“西藏獨立”的標語滿街都是﹐奇怪的是願當分裂分子的人都不懂“雪山獅”是何原意﹐“西藏獨立”又是什麼東西﹗有一種人說“蒼蠅也是肉”﹐有人想吃蒼蠅便跟隨而去﹗

“西藏獨立”喊了幾十年﹐難道它真是那麼迷人嗎﹖就像第一次吃口香糖的人那樣﹐還想吃一次嗎﹖政教合一的達賴政權和他的噶廈政府﹐領主是領主﹐農奴是農奴﹐還想獨立到那裡去呢﹖所以﹐歷史上喊叫的“獨立”其用意是擺脫中央政府的領導﹐去投靠殖民主義者的懷抱﹗有的群眾說得好﹕“有的人總不喜歡吃自家鍋裡的肉﹐非要去喝外人碗裡的湯﹗”

那麼﹐現在又搞“西藏獨立”﹐它的意義何在﹐它有什麼好處﹖人民是追求光明與幸福﹐如果“西藏獨立”比社會主義好﹐比社會主義光明和幸福﹐那我們就沒有話說了﹐我們應該去追求真理。人總是嚮往好的嘛﹐大多數人總是能夠分辨好與壞嘛﹗可是﹐分裂分子的主張或者叫想幹的事﹔第一﹐把達賴喇嘛請回來﹐繼續當他從前的政教合一的總頭目﹐不是皇帝的皇帝﹐不是總統的總統﹐政治加宗教﹐奴役加鞭子。那麼往下又該怎麼做呢﹖就算滿足了追求者們的宗教感情和宗教願望﹐又如何過日子呢﹖分裂分子的有一句話說得很徹底﹕“各歸各﹐聽從命運的安排。”解釋應當是這樣的﹕過去的領主仍舊去當領主（共產黨拉攏的例外）﹐過去的農奴當農奴﹐烏拉差役制度不變﹐各就各位。當然﹐“那些有功的”（分裂分子）﹐大部分要變成新領主﹐要做“人上人”﹗舊社會所安排的命運是不能變了﹐解放前是什麼樣子就按那個樣子辦﹐你解放前穿什麼就穿什麼﹐吃的是什麼就吃什麼﹐住什麼樣的房子就住什麼樣的房子﹐現在的一切要全部廢除﹐這叫做“純純正正地做個藏族人﹐做個信教徒。保存藏族特色﹐保存古老文化﹗”美國的有些先生叫嚷這是“人權”。那好﹐既然有人想代表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我們就召集一個萬萬人的大會﹐讓大家舉手表決﹐看有哪些人聽從“人權”的安排去當領主﹐哪些人願意放棄現在的生活去當農奴和奴隸﹗讓我去當奴隸我是不幹的。在共產黨的解放下我好不容易得到人身的自由權利和幸福生活﹐我才不把受奴役當作什麼“人權”的追求﹗叫我去當領主我也不幹﹐我自己幹活吃飯﹐為什么還要去欺負他人和剝削他人﹖﹗

歷史是個鐵面無情誰也不能搬倒的巨人﹐你想要“西藏獨立”﹐還要問問歷史幹不幹﹖如果歷史說我願意倒走﹐倒回到原來的位置上﹐那麼﹐太陽也就會從西邊出來了﹗

我敢肯定地說﹐過去當農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願再去挨鞭子。佛教是與人為善的﹐為什么要打人呢﹖群眾說﹕“我們是信教徒﹐但舊社會我們是羊﹐領主任意宰割我們。現在我們能充分地信仰宗教﹐我們已經是過上好日子的人了。可是﹐現在還有人想把我們當成羊來往狼群裡趕﹐用心太惡毒了﹗”

“西藏獨立”的第二種做法是﹕趕走共產黨﹐趕走漢人﹐殺掉所有反對獨立的人﹗那個時候西藏也就真的清靜了﹐由現在的幾個無人區變成幾十個無人區或者幾百個無人區。農奴制度幾百年沒有抓住人心﹐共產黨政府幾十年就使西藏人民心服口服。

數一數吧﹐分裂分子﹐你們究竟有多少人﹗恐怕你們的人還沒有西藏現有的工廠﹑學校﹑醫院﹑商店﹑商樓大廈﹑公路﹑街道多﹐你們會有什麼膽量和能量﹗“我們要自治﹐我們要獨立﹗不要中國人﹐也不要外國人﹗”稀稀落落的幾個分裂分子﹐叫你們去拆共產黨領導下幾十年來建設的人手都不夠﹐還想把世界倒過來﹖你們不想要的﹐人民群眾非要不可。 你們想把已經覺悟了的翻身農奴再趕回到原始人的蠻荒生活當中去----男不男女不女﹐遮上不遮下﹐遮下不遮上。冠之以美名﹕“人權”﹐想靠個別美國人來標榜和搶救﹐這是當今最大的幼稚﹑狂妄和無能﹗我是歡迎你們按照“人權”去修行的﹕“獨立就是跟外界的一切斷絕關係﹐像喇嘛修行一樣長年住在山洞裡。”你們不能打倒人民群眾﹐因為人民群眾與你們根本不是一條心﹗“修行”是你們的唯一出路﹗

“西藏獨立”的第三種前途是去請外國人來幫忙。請求給點援助﹐給點錢﹐開恩賜福﹐可憐可憐。這是必然的﹐因為農奴制度的幾百年﹐沒有給西藏的經濟和建設帶來福音﹐相反是貧窮和衰敗。農奴能生產的一點東西都讓寄生虫們拿去了﹐還能留下什麼錢﹖﹗現在的群眾說得好﹕“祖國母親每年給八九億錢來建設西藏﹐還有哪一點對不起西藏人民﹖”可是分裂分子說﹕“不去要漢人主動給的﹐而去要自己願意討的﹐這叫普度眾生﹐真正信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去指導西藏的政治﹐難免要出現袈裟加牛仔褲﹐尼姑跳迪斯科的事情。洋人從來不白給錢和東西﹐你不跟他走﹐他就要你的命﹗在歷史上許多侵略分子想霸佔西藏﹐儘管西藏山高缺氧﹐但畢竟是旅遊的好地方﹐單是紫外線晒黑皮膚這一門生意﹐就能使臉色慘白的洋人把算盤珠子從一撥到十。

西藏能夠獨立嗎﹖能讓西藏獨立嗎﹖我敢斷定﹐在中國除了共產黨﹐別的任何集團和個人制定不了比現在更好的西藏的社會制度。如果你不信﹐咱們再舉例子比較﹐該對比的都拿來對比﹗』

姑且不論該文的黨八股腔﹐也不論文中的奇思異想和奇特邏輯（他自己不喜歡口香糖就認為別人也不喜歡﹔他認為洋人之所以支持西藏獨立﹐是因為看中了西藏陽光強烈﹐可以晒黑他們的白皮膚）﹐單看它所表達的立場與感情﹐無庸置疑﹐是堅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邊的。我在西藏時同益西單增朝夕相見﹐對他極為了解﹐深知他是個只要有官做連自己的親娘老子都可以出賣的大官迷。他什麼宗教也不信﹐只信權力拜物教。他當然明白﹐只有中共才會把他這種不懂藏文﹑只會用漢文寫作的藏人捧為“著名藏族作家”（讀者從上文即可見其漢文寫作水平之一斑）﹐給他高官厚祿﹑榮譽地位﹑華宅轎車﹐幾乎年年給他頒獎﹐還讓他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1984年）。所以他會堅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邊反對達賴喇嘛與藏獨騷亂。

與他類似的還有我的老相識﹑現任西藏作家協會主席的“著名藏族青年作家”扎西達娃。扎西達娃的父親是藏族﹐母親是漢族﹐按照中共的政策﹐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族別。他選擇了藏族﹐因為中共給藏族許許多多優惠與特權。事實上﹐西藏的漢藏混血兒個個選擇藏族。如果真像達賴喇嘛與王力雄說的那樣﹐藏族時時處處受漢族歧視﹐他們都應該選擇漢族才對﹐為什么要選擇據說是“二等公民”的藏族呢﹖扎西達娃雖然享盡了作為藏族的好處﹐出盡風頭﹐官運亨通﹐連連得獎﹐頻頻出國（美國與德國）﹐卻與益西單增一樣不懂藏文﹐只能用漢文寫作。假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決不會承認不會用藏文寫作的藏人為藏族作家的﹐更不會給他們高官厚祿﹑榮譽地位﹐所以不管他們主觀上如何以“藏族作家”自居自傲﹐客觀上卻只能靠漢族為生。

又如前西藏大學校長﹑現西藏民族學院院長次旺俊美是北京師範大學1970屆畢業生﹐由於文革影響﹐只讀了一年書﹐連個學士學位都沒有﹐也從未發表過學術論文。一個既無學位也無學術成果的人竟然可以當大學校長﹐還被中共吹捧為“藏族青年學者”﹐真是天下奇聞﹐舉世無雙。所以雖然他出身貴族﹐卻堅決反對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因為他知道﹐只有中共才會給他高官厚祿﹑榮譽地位﹑華宅轎車與出國機會。假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手下有的是歐美大學的博士﹑碩士﹐哪裡輪得到他當大學校長﹖

再如現任西藏自治區文化廳廳長德吉措姆﹐平生只在《西藏文學》上發表過一篇漢文短篇小說﹐還是由編輯根據她提供的文理不通﹑別字連篇的故事重寫的﹐居然也被中共吹捧為“藏族女作家”﹐讓她以此頭銜參加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她果然不負所望﹐很賣力地為中共說話（44）。

“西藏流亡政府”的機關刊物《西藏通訊》1998年9-10月號發表的《中共特色的信教自由》援引西藏林周縣扎嘉寺兩喇嘛(已逃亡印度)的話說﹕“1997年中共派來由十餘名藏人官員組成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隊’進駐他們的寺院﹐寺院方面看到來者全部是藏人﹐以為不會像其它寺院那樣強制他們批判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寺院也可以避免其它許多寺院被強行關閉的厄運﹐因此立即騰出幾間僧舍供他們居住和辦公﹐並盡力招待週到﹐在發下來的學習材料中大部分是有關中國憲法的精神與一些有關條款和四項基本原則等內容﹐寺僧們為了避免寺院被關閉而硬著頭皮死記硬背有關憲法和四項基本原則等內容﹐期望以此能過關﹐但不曾想到中共政協成員﹑工作組的首領一個叫降巴的藏人開會說我們要和達賴喇嘛針鋒相對﹐我們與達賴喇嘛是敵我矛盾以及其它許多讓僧侶們痛心的言論﹐迫使寺僧離開會場返回各自的僧舍。考試時﹐這個降巴又威脅說﹕寺院能否繼續存在下去﹐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實踐自由能不能享受要看你們對反分裂和批評達賴喇嘛等問題上的表現。”可見達賴方面也承認確有中共藏官堅決反對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

大多數中高級中共藏官都像他們那樣具有明確的利益意識﹐他們與中共之間雖也勾心鬥角----那是奴才看準了主子軟弱可欺而趁機敲詐----歸根結底仍然是只有在中共的卵翼下才能作威作福的家奴。

中共培養的藏族高級幹部的素質之低劣真令人難以置信。我在西藏時聽目擊者描述過這樣一個場面﹕有人去自治區文化廳聯係工作﹐受到當時的廳長格桑楊剛的刁難﹐氣得破口大罵﹕“你們文化廳的女演員都是破鞋﹐呸﹗”廳長大人毫不示弱﹐馬上回敬他一個“呸﹗”那人再回敬廳長大人一個“呸﹗”廳長大人再回敬他一個“呸﹗”兩個堂哉皇哉的藏官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眾目睽睽之中互相“呸”起來﹐就其次數﹑響度﹑射程﹑流量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對抗賽。堂堂西藏文化廳長都像個沐猴而冠的跳梁小醜﹐其他藏官的文化素質可想而知。

1990年人口普查時發現的西藏幹部的文化程度如下（45）﹕

教育水平    專業人員%   機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   辦事人員%

文盲半文盲      6.3         7.5         3.7

小學            39.2            33.4            20.7

初中            22.0            21.5            39.7

高中﹑中專      23.7            25.3            29.3

大學            8.8         12.3            6.6

總計            100         100         100

表中的“機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即黨政官員﹐“辦事人員”即一般公務員﹐“專業人員”即業務幹部﹐中共將這三類人統稱為幹部。這表未將漢族與藏族分開﹐是個缺陷。1996年藏族與其他西藏少數民族幹部在西藏（三類統稱的）幹部中佔74%（46）﹐如前章所述﹐藏官的比例一定會高於這個比例﹐藏族專業人員的比例則會低於這個比例。無論如何﹐藏族都要佔大多數。根據我的經驗﹐藏官與藏幹的平均教育程度均低於漢官與漢幹。現在假設漢藏幹部的平均教育程度相同﹐那麼上表也可看作藏官與藏幹教育程度的分類統計。從該表可以看出﹐藏官中有7.5%是文盲半文盲﹐小學與初中的佔54.9%﹐高中專與大學的僅佔37.6%﹐其素質可想而知（且不說文憑與實際文化程度之間的差距）﹔而藏族專業人員（科研人員﹑工程師﹑教師﹑醫生﹑農藝師﹑記者﹑編輯﹑經濟師﹑技師﹑獸醫等）中竟也有6.3%是文盲半文盲﹐61.2%是小學與初中程度﹐大學程度的只有8.8%﹐真是不可思議。如前所述﹐西藏高校64%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西藏中專68%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西藏高中54%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中共為了向外界顯示其“提拔藏族幹部與培養藏族人才的偉大成就”﹐或者叫做“藏族幹部茁壯成長”﹐採取了揠苗助長的辦法﹐把大批文盲半文盲與小學初中畢業生提拔為官員﹑科研人員﹑工程師﹑教師﹑醫生﹑農藝師﹑記者﹑編輯﹑經濟師﹑技師﹑獸醫等﹐可謂世界奇觀。不過後者並不會因為有了響亮的頭銜而在一夜之間具備相應的才干與能力。天下也只有中共才肯豢養這些廢物﹐離開了中共的卵翼與漢人的血汗﹐這些飛揚跋扈﹑不學無術的寄生虫如何生存﹖

可笑的是﹐由於中共一貫執行抑漢優藏政策﹐對藏官與藏幹只許吹捧與嘉獎﹑不許批評與懲處﹐這些中共豢養的寄生虫還以為自己真的具備了與其頭銜相稱的才干與能力﹐千方百計地﹑不擇手段地排斥﹑打擊漢官與漢幹。他們中雖也有不少頭腦較清楚的人明白自己與中共的利益聯係﹐但也有不少人糊裡糊涂﹐對達賴喇嘛充滿幻想﹐以為西藏獨立了自己還可以陞官發財。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1996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區人大和政協六屆四次會議黨員大會上說（47）﹕

『必須鄭重指出﹐在我們黨的隊伍裡﹐在反對達賴分裂主義集團﹐批判達賴﹑打擊分裂主義勢力的嚴肅政治鬥爭中﹐還存在思想不一致﹑步調不統一的問題。……至今仍有許多人對達賴的本質認識模糊﹐在反對達賴集團的鬥爭中﹐有的人政治立場不堅定﹐沒有站在反對達賴集團的立場上﹐沒有站在維護國家﹑民族﹑人民利益的立場上﹐黨內也時常出現消極的﹑不負責任的甚至錯誤的言論。在反對分裂鬥爭中﹐我們不僅面臨同分裂分子的鬥爭﹐也面臨內部思想不一致的問題。

達賴是什麼人﹖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應當站在什麼立場上看達賴﹖李瑞環同志講得很清楚﹕“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製造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身為共產黨員﹐對這樣的人怎麼能去頂禮膜拜﹖放棄了同達賴集團的鬥爭﹐西藏的穩定就不可能實現。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必須正確認識達賴集團的本質。達賴集團拼死進行分裂活動﹐是其階級本質決定的﹐也迎合西方敵對勢力遏制中國的需要。達賴集團對於我區的破壞力和影響力究竟有多大﹐這不僅僅取決於達賴集團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能量﹐更重要是看我們反分裂鬥爭的水平和威力。達賴集團之所以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肆虐﹐也在於我們的認識有差距﹐打擊力度有時還不夠﹐政治敏銳性不強﹐政治鑒別力不高。有些黨員認為批達賴是冒犯神靈﹐要得罪群眾﹐自己不作鬥爭﹐還對黨和人民的鬥爭存有非議﹐這是完全錯誤的。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如果把達賴看成是宗教上的偶像﹐在反分裂鬥爭中﹐迴避對達賴的批判﹐就不可能在政治上領導群眾向以達賴為首的分裂主義集團作堅決有效的鬥爭。我們根本不承認他是什麼宗教權威。』

從陳奎元的口氣不難看出﹐確實有許多藏族黨員幹部把達賴喇嘛當成宗教偶像﹐暗中頂禮膜拜。至於說他們中有多少人是出於“現世靠中共豢養﹐來世靠達賴超度”的想法﹐並不希望西藏獨立﹔有多少人是堅決要求西藏獨立的﹐恐怕誰也弄不清。

當然﹐不信佛教﹑反對藏獨的藏人仍會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蘇聯崩潰後﹐民族主義已成為世界潮流與新興宗教。英國政治學家霍布斯班（Eric Hobsbawn）指出﹕在教育程度落後﹑民眾缺乏公民意識與民主政治經驗的國家或地區﹐當原來的獨裁統治消解以後﹐語言與種族的認同就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唯一的價值。與宗教類似﹐民族主義是屬於簡單的﹑明確的﹑直覺式的信仰﹐比複雜的政綱與憲法更容易被文化程度低的民眾所理解與接受（48）。何況還有達賴與西方電台在日夜不停地煽動西藏民族主義。藏人或者把達賴喇嘛看作民族領袖﹐更加起勁地鬧事﹐堅決要求獨立﹔或者用民族自治為武器﹐更加積極地排斥漢人﹐在中共體制內牟取權﹑名﹑利。西藏自治區政府駐內地各辦事處歷來是進藏漢幹的安樂窩﹐前不久﹐在藏幹的堅決要求下派出了藏官去領導各駐內辦事處﹐以監督與控制漢幹在內地的活動﹐可見藏幹的排漢情緒已強烈到何等地步。我在西藏時就發現﹐即便是真心反對達賴與藏獨的藏官如益西單增之流也照樣千方百計排斥﹑刁難﹑壓制﹑打擊漢族幹部﹐特別是其中學歷高﹑能力強的﹐有時到了不可理喻﹑喪心病狂的程度。我不知道其動機是業務上﹑生活上的嫉妒﹐還是民族主義﹐也許是兩者的複合。聯想到半個世紀以前﹐漢族內部的地域之見也何等利害﹐以致各路軍閥只信用本省籍人士（直系﹑皖系﹑奉系﹑桂系﹑粵系﹑滇系……）﹐無情排斥外省籍人士﹔而藏人內部的地域之見（前藏﹑後藏﹑藏北﹑西康﹑青海﹑甘南……）也毫不遜色（藏語分三大方言區﹕西藏﹑西康﹑青海﹐其差異不亞於漢語各方言）﹐可見排外情緒原是人的本性﹐而且往往和文化素質與封閉程度成正比。

注釋

（41）《拉薩再發生示威﹐中共續施鎮壓》﹐《世界日報》﹐1993年5月26日﹔《達賴揚言退出藏獨運動》﹐《世界日報》﹐1993年6月2日。

（42）（43）秦文玉﹐《拉薩騷亂備忘錄》﹐《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73-240頁。

（44）丁輝﹐《西藏百萬婦女享有充分的人權》﹐《人民日報》海外版﹐1995年9月6日。   

（45）西藏自治區人口普查辦公室﹐《西藏自治區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2年﹐第2冊﹐421頁。

（46）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47）《中國之春》﹐1996年10月號﹐43-47頁。

（48）霍布斯班（Eric Hobsbawn）﹐《新民族主義的危險》﹐美洲《時報週刊》（China Times Weekly）﹐總350期﹐1991年11月9-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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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14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章﹕法輪常轉

9﹑喇嘛尼姑——藏獨主力

如前所述﹐西藏的宗教從未經過歐洲宗教改革那樣的改革﹐至今仍是一個中世紀式的宗教。中共自1980年以來全面復興﹑大力提倡宗教﹐這個中世紀式的宗教就必然會按照自己的固有傳統運作﹐並要求恢復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政教合一制度。何況還有達賴喇嘛在電台裡煽動﹐暗中派人去西藏指揮。上述陳奎元的講話裡提到﹕“今年3月9日達賴集團的頭面人物之一桑東活佛（現任“西藏流亡議會議長”----引者）一語道破天機﹐他說﹐他們37年的‘主要教訓在於未能一貫地執行政教合一的政策﹐過分地強調了宗教而忽視了政治’。他強調指出‘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組織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在西藏歷史上﹐甘丹﹑哲蚌與色拉三大寺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與經濟實力（莊園與農奴）﹐噶廈政府的許多重大決策都要有三大寺參與才能決定。1959年叛亂時﹐三大寺也最積極。所以﹐毫不奇怪﹐在八十年代最後三年拉薩歷次騷亂中﹐三大寺的喇嘛都充當了先鋒。

《人民日報》駐拉薩記者劉偉在1987年10月1日拉薩騷亂時“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採訪了一個喇嘛”（大約是謊稱自己是海外華人﹐這樣才能逃脫被打的命運﹐而且讓鬧事的喇嘛友好地回答問題）﹐下面是他們的對話﹕

問﹕你贊成西藏獨立﹖為什么﹖

答﹕贊成﹐西藏本來就是西藏人的嘛﹐我們有達賴喇嘛﹐漢人有嗎﹖漢人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嗎﹖我們不一樣。

問﹕你願意當喇嘛﹖

答﹕當然﹐藏族人最光榮的就是當喇嘛。

問﹕你對政府的宗教政策怎麼看﹖你認為西藏人現在的生活還不錯嗎﹖

答﹕他們漢人把我們西藏的寺廟都毀了﹐當然該他們修。我們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們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應﹐噶廈也專門供應﹐現在錢很少﹐寺廟裡很多值錢的東西他們都拿走了。漢人在拉薩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們住的﹐拉薩城就是修得再好﹐我們也不需要。我們希望的是到處都有寺廟﹐人人都可以做喇嘛﹐漢人沒來以前﹐我們西藏人和平相處﹐沒有鬥爭﹐沒有更多的貪心﹐貪心多了會下地獄﹐漢族人把他們的貪心帶來了﹐也教壞了我們一些藏族（49）。

劉偉還記錄了警察審問一個參加騷亂的喇嘛的對話﹕

問﹕你為什么要遊行﹐怎麼來的﹖

答﹕我們自己來的﹐我們應該享受我們的一切。

問﹕享受什麼﹖

答﹕獨立。

問﹕什麼是獨立﹖

答﹕不知道。聽了廣播﹐達賴喇嘛在國外說西藏要獨立﹐我們喇嘛就要響應。

問另一個十來歲的小喇嘛﹐他回答說﹕西藏文化革命前是獨立的﹐漢人搞了文化革命﹐西藏就不獨立了（50）。

這兩段話頗能說明今日西藏喇嘛尼姑的心態。他們作為出家人﹐對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與現代化等等一概不感興趣﹐反而認為那是貪心﹐要下地獄的。他們的理想是寺廟與喇嘛﹑信徒與供奉越多越好。中共雖然修復了許多寺廟﹐津貼了許多僧尼﹐但剝奪了寺廟的莊園與農奴﹐而且限制寺廟與僧尼無限制發展﹐自然要引起僧尼的不滿。這真像本書第四章所引的戈茨坦的《西藏現代史》結論所說的那樣﹕西藏宗教有一種喇嘛越多越好的觀念﹐為此就要向社會索取越來越多的土地與捐贈﹐反對噶廈政府為了政教事業而削減寺廟財源的任何嘗試﹐頑固擁護莊園農奴制﹐因此成為極端保守的勢力和社會進步的桎梏。----戈茨坦的結論是針對1950年前的西藏宗教的﹐只消將“反對噶廈政府為了政教事業而削減寺廟財源的任何嘗試”﹑“頑固擁護莊園農奴制”這兩句話改成“反對中國政府為了藏族的繁榮昌盛而限制寺廟無限制擴展”﹑“頑固復辟政教合一的舊制度”﹐放在今日西藏宗教頭上也絲毫不差﹐可見西藏宗教本性難易。

必須說明﹐1985年8月21日自治區黨委批轉了自治區統戰部﹑宗教局《關於清退“文革”中沒收寺廟珠寶﹑瑪瑙的意見》的通知﹐命令全區銀行﹑財政﹑文管（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其它單位把文革中存放的寺廟的珠寶﹑瑪瑙全部退還給寺廟。1988年1月24日﹐自治區黨委與政府又批復自治區統戰部﹑民族宗教委員會關於《拉薩三大寺和大昭寺當前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處理意見》﹐命令西藏各單位把保存的寺廟文物全部退還寺廟。對三大寺在文革中被查抄的的財物﹐按1985年拉薩市政府核實並宣佈過的數額﹐減去已落實的甘丹寺七萬元﹑色拉寺五萬元﹑哲蚌寺五萬元﹐其餘一次性落實給甘丹寺95萬元﹑色拉寺78.8萬元﹑哲蚌寺77.6萬元。寺廟僧尼和市民一樣享受肉價補貼。老年僧尼由政府包養（51）。如前所述﹐自1980年以來﹐自治區財政每年都有巨大的落實政策支出﹐絕大多數是給寺廟文革中損失的退賠。有個藏族幹部都對此有意見﹐他說﹕“一些市民住房條件非常不好﹐而有職位的幹部﹐有錢人在郊區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樓﹐心裡當然不滿意﹐沒錢嗎﹖每年國家把幾十萬﹑幾百萬丟給寺廟﹐老百姓得到什麼呢﹖（52）”當然﹐無論中國政府如何退賠寺廟﹐喇嘛尼姑是永遠不會滿足的。

西藏獨立本是政治訴求﹐與佛教沒有任何關係。佛經裡從來沒有“西藏獨立”的內容。然而達賴喇嘛利用自己是“觀音菩薩化身”的神話與中世紀西藏政教合一的傳統﹐借宗教的力量煽動藏獨。喇嘛尼姑們雖然不知獨立為何物﹐但出於對達賴喇嘛的絕對崇拜﹐自然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是林彪在文革中狂熱吹捧毛澤東時說的話﹐他還說毛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何況他們也朝思暮想回到“到處都有寺廟﹐人人都可以做喇嘛”﹐信徒如蟻﹑供奉如山﹐宗教可以干預政治﹑三大寺可以決定西藏前途的達賴喇嘛時代。西藏獨立與僧尼的利益就這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

喇嘛尼姑的觀念至今停留在中世紀不足為奇﹐奇的是西藏民眾至今仍保持著政教合一的中世紀觀念﹐把喇嘛尼姑當成自己的精神導師﹐把達賴喇嘛當成“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的神﹐這才是令中國政府最頭疼的事情。有個藏族小女孩告訴警察﹕我不知道舊社會﹐也不知道新社會﹐抓喇嘛反正不對。還有個藏族老太太在騷亂後的座談會上說﹕共產黨如今的政策這麼好﹐寺廟裡的喇嘛不好好唸經﹐跑到城里來鬧﹐好好的生活給擾亂了。國家有法律﹐寺廟有規矩﹐跑出寺廟做壞事就不配做喇嘛。達賴喇嘛不會搞獨立的﹐他在印度怎麼會指揮到八廓街呢﹖去印度探親﹐聽過達賴喇嘛講經﹐他還說過共產黨的好話﹐讓我們在西藏的藏族﹐好好幹活﹐好好唸經。活著靠共產黨﹐死了還得靠達賴喇嘛呢。我最恨的是那些乘騷亂中發財搶劫的壞人﹐騷亂鬧得那麼大﹐就是他們﹐也不抓他們﹐這些人大搖大擺在街上走﹐有的還說﹕太痛快了﹐再來幾次騷亂。現在聽說抓了好多喇嘛﹐教育教育還是放了他們算啦﹐因為喇嘛會唸經（53）。

可見在他們的腦子裡﹐壓根兒就沒有政教分離﹑喇嘛不得干預政治的概念。這也難怪﹐中共自己從1980年以來就在大力倡導宗教﹐“喇嘛書記”伍精華還帶頭參加宗教活動﹐怎能叫老百姓分清宗教與政治的界線﹖倒是有個頭腦清醒的藏人在座談會上說﹕政府總是翻過去的事情﹐總想做出寬懷仁厚的樣子﹐過去的傷疤越揭痛﹐當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復和平解放前的兩千多座寺廟﹐再制定哲蚌寺7700人﹑色拉寺5500人﹑甘丹寺3300人的喇嘛定額﹐宗教政策仍然不會讓一些人滿意。因為西藏過去是政教合一社會﹐總不至於落實到政教再合一﹐三大寺重新過問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級政府領導吧﹖

馬上有個學生模樣的藏族青年說﹕我們西藏應該有現代化﹐應該有一個和平安寧的環境﹐但是出於信仰的原因﹐也應該有達賴喇嘛（54）。----還是那句話﹕現世靠中國政府包養﹐來世靠達賴喇嘛超度。既然中共的意識形態永遠無法解決藏人超度來世的需求﹐既然中國政府的財力永遠無法滿足藏人對現代化享受的慾望﹐那麼鄧小平的懷柔政策就永遠不可能取得成功。

達賴喇嘛自然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在其洋高參們的指點下﹐他一心仿傚伊朗教主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在西藏進行“醬色革命”（西藏喇嘛穿醬紅色袈裟）。除了日夜向西藏廣播﹑派特務去西藏活動外﹐還以親自接見與摸頂（藏人傳統﹐被活佛特別是達賴喇嘛摸頂會交好運）為誘餌吸引藏人偷渡印度。然而這些藏人去印度後就想留下﹐達賴喇嘛無錢包養他們﹐於是改變策略﹐他利用中國政府允許流亡藏人回去探親之便﹐派大批流亡活佛回原寺活動。他深知﹕利用一個活佛﹐可以掌握一座寺廟﹔控制了一座寺廟﹐就控制了一個地區。“喇嘛書記”伍精華不知是計﹐反而大加歡迎﹐將他們奉為上賓。有人這樣描寫流亡活佛衣錦還鄉的場面﹕

“活佛回來啦﹗”活佛乘著中國政府派出的高級轎車來到原寺﹕“達賴喇嘛很想念大家﹐他讓我來看望你們﹗”眾人歡呼﹐有人下淚。“達賴喇嘛是我們藏人今生的依靠﹐來世的希望﹐是藏人的救星﹐藏人的代表。呼喊一次達賴喇嘛萬歲﹐等於唸誦了一億次六字真言﹗”

活佛還串家走門﹐自古以來活佛何時親自走進藏人家裡﹖藏人感激涕零。

活佛留下大堆達賴喇嘛的照片﹑像章﹑錄音帶﹑語錄與小冊子﹐還有他用過的法器﹑墊子與衣帽﹐帶著大量佈施走了。

“藏歷5月15日達賴喇嘛要在月亮中出現了﹗”

有個活佛回到主寺後﹐把所屬各分寺人員悉數召來﹐集中了四省區40多座寺廟80多個活佛﹐1600多僧人﹐主持了長達兩個多月的“講經活動”﹐灌輸藏獨理論與思想（55）。

流亡活佛回達蘭薩拉後向達賴喇嘛報告﹕他們的藏獨煽動取得了巨大成功﹔伍精華則去北京向胡耀邦﹑趙紫陽報告﹕他的統戰工作取得了偉大成就。

注釋

（49）（50）（52）（53）（54）劉偉﹐《拉薩騷亂紀實》﹐《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

（51）《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309-310頁﹑334頁。

（55）直雲邊吉﹐《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海南出版社﹐海口﹐1997年﹐219-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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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15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1、1987年10月1日﹕火燒派出所

自從1987年至1989年西藏爆發三次大騷亂以來﹐西方對“中國侵犯西藏人權”的譴責聲浪陡然昇高﹐至今已有十餘年﹐毫無和緩的跡象。達賴喇嘛也趁機大造輿論﹐把今日西藏描繪成人間地獄。西藏問題因而變成今日國際政治的熱點之一﹐西方婦孺皆知的熱門話題。達賴喇嘛因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一躍而變成國際政治明星。這三次大騷亂標誌鄧小平制定的﹑胡耀邦與趙紫陽執行的懷柔--綏靖政策徹底失敗。也標誌著西藏問題的大昇級﹐進入新的更加激烈對抗的階段。如果說1980年鄧小平對西藏改行懷柔政策的意義可與1951年毛澤東和平解放西藏相提並論的話﹐那麼這三次大騷亂的意義可與1959年叛亂相提並論。事實上﹐這三次大騷亂乃是不動槍炮的叛亂（這只是就其總體而言﹐實際上騷亂中有個別藏人動了槍）。對中國政府來說尤其要命的是﹐緊接著這三次大騷亂與拉薩戒嚴的是北京戒嚴與“六四”大屠殺。這就使上至國家要人﹐中至社會名流﹐下至平民百姓的西方各色人等得出了幾乎一致的結論﹕那三次大騷亂和八九民運一樣是和平的抗議活動﹐而中國政府對拉薩騷亂的鎮壓也像“六四”大屠殺一樣是對和平的抗議活動的大屠殺。於是“中國嚴重侵犯西藏人權”就成了西方人的共識﹐而達賴喇嘛對西藏局勢的描繪無論多麼離奇荒誕﹑駭人聽聞（諸如說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正在毀滅西藏文化等）﹐都被西方人信以為真﹑毫無保留地接受﹐並予以真誠的同情。以致在西方形成了一邊倒的支持西藏獨立的輿論﹐達賴喇嘛的話則“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任何人----哪怕是嚴肅的美國藏學家----只要對達賴喇嘛及西藏獨立表示異議﹐都會被視為“中共走狗”。儘管西方的政府從未頒佈過禁令﹐西方的電視﹑電台與報刊卻從不發表與達賴喇嘛及西藏獨立相左的言論。甚至在達賴喇嘛宣佈“放棄獨立”許多年﹑克林頓總統也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之後﹐西方媒體仍然在異口同聲地﹑不遺餘力地鼓吹西藏獨立﹐似乎達賴喇嘛與克林頓從未說過那樣的話。究其因﹐就在於那三次大騷亂與“六四”給西方的複合印象太深刻太惡劣了。

歷史畢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塵埃落定的十餘年後﹐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拉薩三次大騷亂的真相。

達賴喇嘛在1989年12月11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上說﹕中國政府從1987年9月到1989年3月“殘酷鎮壓”藏人的“和平示威”﹐單單在1989年3月中國政府就殺死了至少200名藏族示威者（1）。《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也說﹕中國政府“殘酷武裝鎮壓”從1987年開始的“和平抗議運動”與“和平示威遊行”。中國政府因而違反了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通過的《普遍人權宣言》第20條規定的“每個人都有和平集會的權利”﹐是對基本人權的嚴重侵犯。

達賴喇嘛的自傳揭穿了他們自己的謊言。達賴自傳說﹕1987年9月27日與10月1日“兩次示威都遵循相同的模式。起先是一群喇嘛聚集在大昭寺前喊叫‘西藏獨立’﹐很快就有成千上萬俗人參加﹐一齊吶喊。忽然一營安全人員出現﹐不加警告就逮捕了僧俗60來人﹐押到幾乎就在大昭寺對面的公安局。他們被捕前都遭到毒打。民眾要求警官釋放這些示威者﹐忽然又冒出幾十名手提攝像機的安全人員﹐拍攝群眾。有人因害怕被認出﹐開始向安全人員扔石頭。少數藏人驚惶失措﹐動手推翻警車並點上火。安全人員開始鳴槍。大多數藏人很克制。當有些安全人員丟下槍逃跑時﹐藏人撿起槍來往地下砸。在1987年10月1日的騷亂中﹐警察局很不幸地被示威者焚燒。他們是想燒燬大門﹐救出被捕的同伴。與此同時﹐安全人員不斷出來把藏人拖進去﹐並加以毆打。當群眾最後被驅散時﹐地面上躺著至少十幾具屍體﹐其中有幾個孩子。當夜與接下來的幾夜﹐好幾百人在家中被捕。最後有2000多人被捕。他們中大部分受到拷打﹐有報告說40人被處決。（2）”

達賴喇嘛在這裡也不得不承認﹐藏獨示威者首先動武﹐向警察扔石頭﹑燒警車﹐還燒了警察局（八廓街派出所）。這能算“和平示威”嗎﹖放在美國又如何﹖如果警察真的朝人群開了槍﹐他們自己還會扔下槍逃跑嗎﹖派出所還會被燒嗎﹖莫非藏人都有刀槍不入的功夫﹖

時駐北京的法國記者董尼德對這兩次事件的描述更為詳細﹕

第一幕﹕

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舉世注目下﹐抵達美國做十天的訪問。第一次被邀請到美國參﹑眾兩院組合的國會﹐達賴喇嘛就在那裡發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演說﹐他建議和中國對話。這就是著名的《五點和平計劃》……（其要旨是要中國從“大西藏”撤軍﹐連美國國務院都認為這是變相獨立﹐不能予以支持﹐後文將詳述----引者）

八名美國國會議員對達賴喇嘛的這項建議﹐正式發表他們對它的個人支持﹐並且聯合寫了一封信給中國總理趙紫陽﹐向他施加壓力。達賴喇嘛在美國的巡迴訪問獲得廣泛的支持﹐使得中國政府極為惱火。他們強烈指責美國國會公然干涉中國的內政問題。……

第二幕﹕

1987年9月24日﹐中國政府在拉薩籌劃了一場令人髮指的公審。15000名的西藏人被召集到拉薩市的“西藏體育館”﹐參加審判大會。當天﹐有八名被判囚監﹐兩名被判死刑。其中一位﹐格桑扎西被當場當眾就地處決﹐一槍斃命（這話顯然不實﹐西藏體育館是幢非常漂亮的建築﹐中國政府怎麼可能在體育館裡面槍斃犯人呢﹖----引者）﹔另外一位﹐索南堅贊也在兩天後被槍決。北京宣稱﹐這兩名被處死刑的犯人是殺人兇手。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則說﹐他們是為活動西藏的獨立而犧牲性命。在體育館裡公開審判﹐是中共認為最具有民眾教育成效而不斷運用的一貫手法。許多的西藏人認為﹐這個審判實際上是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訪問美國的回應。有很多的人認為﹐這件事是即將展開的暴亂的發動信號。

（據我在西藏的朋友告訴我﹐那些被處決與判刑的藏人確實是犯有嚴重罪行的﹑非殺﹑判不可的刑事犯。達賴喇嘛1996年12月3日在接受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採訪時說﹕“讓我給你另一個例子。我們流亡了38年。在這裡很少謀殺案﹐只有兩﹑三個。最近十年裡﹐至少有五起謀殺案----大部分是近年來從西藏逃過來的藏人幹的。他們的思維方式與行為大大改變了。他們不再容忍與尊重他人。這些案子可悲地說明了西藏的傳統文化﹑社會態度﹑和平舉止與同情心已經被中國的統治改變（3）。”連達賴喇嘛都承認近年來逃亡達蘭薩拉的藏人比老的流亡藏人更傾向於謀殺﹐為什么在西藏本土就不可能發生藏人的謀殺案呢﹖如果本土藏人殺了人也不可以依法懲處﹐豈不是會有更多的藏人被謀殺嗎﹖----引者）

第三幕﹕

1987年9月底﹐在拉薩的政府辦公樓及民宅的牆上﹐貼出了一張張的標語﹑海報。根據一些值得採信的資料顯示﹐這些都是外國人所貼的。這些標語﹑海報抄錄了1987年6月16日美國眾議院人權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並且控告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是1950年以來造成西藏百萬冤魂的元兇罪首。

（關於中共是否消滅了120萬藏人的問題﹐前面已經澄清過了。董尼德說﹐這些標語與海報是外國人在拉薩張貼的﹐我很懷疑﹐我想更可能是達賴喇嘛的特務張貼的。不管是誰張貼的﹐都說明外界勢力在用謊言煽動藏人騷亂﹐可見騷亂確實是有外來陰謀背景的﹐並非如達賴喇嘛所說的是人民的自發反抗。----引者）

結局﹕

達賴喇嘛在華盛頓發表演說的第六天﹐拉薩公審的第三天﹐拉薩發生了令中國政府大感意外的嚴重事件。在這個陽光煦煦的美麗星期天早晨﹐大約在十點鐘左右﹐十幾位西方的觀光客正在優哉遊哉地在拉薩市區觀光﹐其中大部分正在出神地注視著大昭寺的珍藏。數百名從西藏各地坐巴士﹐坐卡車﹐騎馬或是徒步而來的朝聖藏人﹐和往常一樣聚集在大昭寺前面拉薩舊市區的中心廣場。突然間﹐26名手持著代表自由西藏的藍﹑紅﹑白﹑黃旗幟的喇嘛﹐穿著茶色的長長袈裟﹐繞著大昭寺跑了起來。“雪山獅子旗”上畫著兩只在三座大雪覆蓋的峰頂（代表西藏﹑康及安多）前面咆哮的獅子﹐以及藏傳佛教的法輪。然後在一群呆如木雞的人潮前面﹐他們開始高聲喊叫﹕“西藏要獨立﹗”“中國人﹐滾出西藏﹗”這一小撮的人﹐沿著環繞大昭寺的八廓街遊行了五圈﹐然後走向“西藏自治區”的“人民政府”辦公大樓。這次示威遊行﹐前後加起來還不到一個小時。

剛開始的時候﹐中國警察手足無措﹐經過一陣猶豫不決之後﹐他們開始干涉﹐並且進行逮捕示威遊行的人﹐平常並不報道中國國內種族糾紛問題的新華社﹐在兩天後發佈了這一示威遊行的報道﹕在西藏人的記憶中﹐這一類的事件﹐從文革結束以後﹐就沒有發生過。第二天﹐阿沛阿旺晉美以中國人大副主席的身份﹐發表談話﹐認為“這些擾亂治安的騷動分子﹐只是一小撮人﹐孤立的﹐並沒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虎頷撚鬚﹐並且高聲疾呼對自由的渴望﹐的確是需要有相當膽量的。這些示威遊行的人﹐事先也很清楚地知道﹐他們的行為一定會受到中國以叛變罪犯的名義﹐而施予嚴刑峻責的。然而這個第一次的警報﹐也只不過是另一次大規模暴亂的前奏而已。

在這件騷動結束後不到一星期﹐還沒有完全消化的北京領導﹐再度受到一次更為沉重的打擊。1987年10月1日﹐中國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38週年。這一天是國慶﹐因此是不上班的國定假日﹐北京顯得一片寂靜。從1949年開始﹐習慣上這一天是政府幹部好好利用國庫公帑大擺筵席﹐互相慶祝大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性日子。然而1987年的10月1日﹐對北京卻是個可怕的夢魘。相形之下﹐在拉薩﹐這一年的這一天﹐卻是令人無比振奮的大好日子。聯結中國最高指揮部和地方的紅色電話﹐從一大早就響個不停。

早上九點時分﹐好幾百名的西藏人和平常一樣﹐聚集在大昭寺前面的廣場。也像平常日子一樣﹐朝聖者沿大昭寺繞行﹐口中喃喃地唸六字真言。其中有幾位穿著紫紅色袈裟的喇嘛﹐也有一些全身積滿散發陣陣惡臭的污垢﹑皮膚上長滿痘瘢的乞丐。當然也有一大群的西方觀光客﹐他們對事情發生始末的說法一致。突然間﹐在喇叭聲中﹐40餘名的喇嘛每人手持一面小型的“雪山獅子旗”﹐從大昭寺走出來﹐口裡大叫反對中共在西藏的口號。他們繞著大昭寺高喊﹕“西藏是個自由獨立的國家﹗”這一次﹐中國警察不再遲疑﹐立即行動。幾分鐘後﹐大部分示威遊行的人都被拖入就在附近的警察局。這是一棟三層樓房﹐據高臨下地監視這個廣場。

人群中馬上掀起一股極大的喧譁。很快地好幾百名西藏人﹐聚集在警察局門口。一陣陣狂風暴雨般的石塊砸向警察局。100餘名中國警察火急般趕來支援﹐其中有50餘名配帶著AK--47式衝鋒槍。這是中國製造﹐行銷全球的仿俄式衝鋒槍。在西藏﹐維護治安並不是普通警察的任務﹐而是全責交付武裝警察。所謂武裝警察﹐就是專門保衛政府機關﹑外國大使館及外僑住宅區的特種警察。雙方僵持了好幾個小時。局勢越來越緊張﹐不過治安單位堅持不放人。

在警察局前面﹐武裝警察和群眾對峙﹔敵對兩邊僅僅相隔幾公尺的緩衝區。面對中共的武裝警察﹐數千名心懷新愁舊恨的西藏老少男女﹐高聲辱罵中國人。恨從心頭起﹐惡就向膽邊生。小孩子猛朝頭頂鋼盔的武裝警察丟石頭。一個小孩撿到一把中國警察落荒而逃時遺留下來的槍﹐突然﹐這個小孩手握槍管用力朝地上打﹐一直打﹐打到木制的槍托破裂成片。面對這幅不可置信的情景﹐中國武裝警察一動也不動地僵在那裡。臉上流露出畏懼的神情﹐中國警察感到一場嚴重的暴亂就要來臨了。他們在警察局的四週﹐安置了十餘部車子來加強防護。

西藏人將車子放把火燒了起來。幾分鐘後﹐一股濃厚的黑煙直沖萬里無雲的藍天。不久之後﹐警察局本身也起火了﹐很快地﹐長長的火舌從窗口翻卷了出來。治安人員握緊了衝鋒槍﹐接著﹐整個廣場充滿了自動武器所發出來的噠噠噪音。一開始也只是朝頭頂上的幾次警告性射擊而已。是那位守在警察局屋頂上﹐配有手槍的警察﹐首先直接朝群眾射擊﹐他可是全神貫注地在打活靶。緊接著﹐衝鋒槍也開始向人群直接掃射。前面幾排的人倒了下去﹐鮮血開始染紅了地面。

有些被關在著火的警察局裡的西藏人﹑喇嘛﹐趁亂翻窗而逃。其中有幾個人像兔子一樣被射殺。美國紐約州水牛城來的觀光客William Kerr說﹕“我看到三個人死在大昭寺前面﹕一個青少年背部中彈﹐一個男士心臟中彈﹐第三個則是頭部中彈而亡。”來自Kristnehamn的瑞典籍觀光客Lars Pertersson說﹕“我看到一個男人頭顱破裂倒在地上﹐鮮血不斷地從他的頭部湧出來。”倫敦來的Leon Schadeberg指出另外有一位年約15﹑16歲的男孩頭部中彈﹐死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我看他死去。大量的血不斷地從他的口中流出來。”此外﹐一位不願意表明身份的旅客說﹕“一位婦女走向我﹐並且把我帶到鄰近的一條小巷子裡。她用中文對我說﹐有一個人被打傷﹐馬上就要死了﹐她希望我能拍幾張照片。他躺在一部運貨的馬車上。這是位25歲的男人﹐胸膛上有個彈孔。他的鼻子﹑嘴巴不停地嘔出大量的鮮血。人群自動地閃開讓我照相。我正在照的時候﹐他死去了。我照了幾張。對我來說﹐這已經是太多了。”

屠殺一開始﹐大昭寺附近馬上亂得一團糟。中國武器所發出的清脆響聲﹐在西藏人群中產生了極大的震撼作用﹕人數頓時少了一大半。不過還是有一群人冒著生命的危險﹐留在那裡。憤怒到極點的西藏人﹐把守在大昭寺頂上﹐正在用錄影機拍攝暴亂情形的中國便衣警察狠狠地揍了一頓﹐並且把他的錄影器材砸得稀爛。人群把一具西藏人的屍體擺在木板上﹐高抬過頭﹐走向紛紛退避的警察。很多西藏人要求外國旅客做證﹐請他們照相並且向全世界發表這件事實。一個西藏人對西德籍的觀光客說﹕“我們和中國人戰鬥到底。”另外一位觀光客說﹕“很多的西藏人對我們說﹐他們很高興今天所發生的事情。”在附近的商店裡﹐西藏人看到中國人就臭罵一頓。暴亂很快就侵襲了整個拉薩市的藏人居住區。石塊仍舊不停地打向警察局﹐而且持續好幾個小時﹐救火車沒有辦法靠近。警察局的火勢不斷地蔓延﹐到午後一時許﹐在一陣轟隆的撞擊聲中﹐屋頂倒塌了下來﹐博得人群的陣陣掌聲。警察局繼續燒了一整個晚上。

死在大昭寺前面廣場上的青少年有個名叫羅桑單增的弟弟﹐他現在也逃到達蘭薩拉的“西藏兒童村”。我在他的學校裡見到他的那一天﹐我看到的是個在外國人面前怯生生﹑眼光不敢抬起來的小孩。他身上穿的依舊是那一套磨得破舊不堪的中國式衣服。這次的訪問談話氣氛相當沉悶﹐因為﹐據他的主任說﹐他還沒有在打擊中平復過來。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羅桑單增。

你今年幾歲﹖

我今年11歲。

你是什麼時候到這裡來的﹖

1987年﹐幾月我就記不得了。

你能不能對我說說﹐你哥哥被殺死那一天﹐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我看到所有色拉寺的和尚都來了。他們人數很多﹐也許有200個吧。

羅桑單增停了下來。我們可以聽到他的同學們﹐利用課間的時間在玩耍的叫喊聲。

你知道你哥哥是被子彈打中而死的嗎﹖

是的﹐我知道。

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呢﹖

事情發生在示威的時候。我哥哥也參加了示威。我哥哥的一位朋友和中國人打架。他們拳打腳踢地打來打去。我哥哥嘗試把他的朋友拉開﹐不要和中國人打架。就在這個時候﹐他的頭被子彈打到。他幾乎是當場死亡。

他幾歲﹖

我哥哥卡薩大約有18歲。

你也丟了石頭嗎﹖

我和我自己的那一群在一起。我們也示威。我看見一輛摩托車﹐我們把它放火燒了。我們之中有一個人帶著有火柴。幾個人從油箱中倒取汽油﹐隨後我們就把這輛車放火燒了。我們大約有六﹑七個人。那時候中國人還忙得很﹐因為他們正在儘力地想要驅散示威的人潮。摩托車就被丟在那裡。

你們為什么要這麼做呢﹖

年紀較大的朋友說﹐所有屬於中國人的東西都要燒掉。所以我們就把摩托車給燒了。

你認為你們這樣做對嗎﹖

羅桑單增無言以對。

……

中國政府發表了一份只有六人死亡的傷亡報告﹔全部是警察。西方觀光客所提供的消息則說有13人死亡﹐六名中國警察﹐七名西藏人﹐另外還有十餘名受傷（4）。

引文長了一點﹐卻也出於無奈。因為只有引用堅決支持西藏獨立的西方人的話﹐才能叫懷有偏見的人買賬。董尼德的描述想必根據在場的西方遊客﹐比達賴喇嘛的詳細﹐因果關係也比達賴喇嘛說得更清楚。他的描寫說明﹐藏人首先使用暴力﹐用石頭砸警察﹑燒警車與派出所﹐然後警察才開槍。起先朝天上開﹐然後才朝人群開。就是這樣的暴力行動﹐卻也被董尼德叫做“和平示威”（5）。他說中國政府宣佈死了六人﹐全部是警察﹐這是錯誤的。新華社拉薩1987年10月2日電說﹕“拉薩市昨天發生一起由

少數分裂主義分子為配合達賴喇嘛分裂祖國活動而蓄意製造的騷亂。他們舉著‘雪山獅子旗’﹐呼喊‘西藏獨立’的口號﹐公然毆打公安人員﹐縱火燒了八廓街公安派出所的房子﹐燒燬和破壞了一些汽車。鬧事者還用石塊砸公安人員和在場的群眾﹐並有人搶了公安人員的槍支﹐向公安人員和群眾開槍。據初步了解﹐在騷亂過程中有六人死亡﹐19名公安人員受重傷。”可見中國政府也承認死了六人﹐但決不是警察或漢人。如果是警察或漢人的話﹐中國政府一定會大肆宣傳﹐將其尊為烈士﹐就像後兩次騷亂時它所作的那樣。可見中國政府默認那六個死者是藏人。董尼德引用西方遊客的話說﹐警察死了六個﹐這是虛構﹔藏人死了七個﹐離中國政府公佈的只差一個。他們虛構有六個警察死亡一事表明﹐他們的話並不可靠﹐還是中國政府的數字可靠。

一年以後﹐十世班禪告訴中新社記者﹕“去年10月1日少數喇嘛上街遊行﹐執勤的公安人員把他們帶到就近派出所進行勸說教育。部分群眾要求放喇嘛﹐同武警發生爭吵﹐後來他們燒汽車和房子。當時從中央到地方的有關部門都一再下命令強調不准開槍。我查了當時的錄音﹐確實下了不准開槍的命令﹐廣大武警都嚴格執行了不准開槍的命令。但是當派出所樓房起火快要倒塌﹐被火圍困的公安幹警和喇嘛面臨生命危險的危急情況下﹐個別公安人員朝天上和地下開槍警告﹐直接中彈而死亡一人﹐被跳彈打死一人﹐還有一人是槍走火打死的﹐騷亂中死亡的另外三人中﹐兩個是被石塊打死的﹐一個是從樓上跌下來摔死的（6）”他沒有說明死者的族別﹐但他沒有說其中有警察或漢人﹐可見都是藏人。其中三人被警察槍殺﹐兩人被藏人自己用石頭砸死（警察不會用石頭砸人）﹐那名摔死者原因不明。

班禪在1988年4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對記者說﹕“去年9月27日﹑10月1日和今年3月5日﹐先後在拉薩一個小小的範圍內發生了騷亂事件。第一次只是很少數的喇嘛發動的﹐追隨的群眾有一兩千人。當時將這少數的喇嘛收容審查。10月1日的騷亂情況比較嚴重﹐騷亂分子燒了公安派出所﹐燒了汽車﹐打傷了很多人。當時收容審查了一批鬧事的人﹐有的很快就放了。當我受中央的委託去處理這一事件時﹐還有74人繼續收審。經過我們的工作﹐釋放了59人﹐直接參加騷亂的喇嘛﹑群眾全部都寬大處理﹑釋放了。還剩下的15人﹐大部分屬於犯有打砸搶燒等嚴重刑事罪行的人﹐還有一兩個沒有直接參加騷亂﹐而是搞地下破壞活動的喇嘛沒有釋放。我回到北京後曾向中央反映﹐這15人中有些人還可以得到寬大處理。中央領導對我的意見非常讚賞。如果不是又發生今年3月5日的騷亂事件的話﹐這15人中的一部分是可以得到寬大處理的。……去年未得到寬大處理的15人中﹐只有三人被正式逮捕。（7）”班禪提供的數字（死六人﹐抓74人）與達賴的數字（當場死十幾人﹐抓2000多人﹐另有40人被處決）大相徑庭。他們兩人都是菩薩化身﹐不知誰違反了妄語戒﹖由里根總統（Lonald Reagan）簽署的《1988-1989財政年度美國外交授權法》（8）說的是“至少打死六人”﹐沒有提到處決。也不知誰在造謠﹖

注釋

（1）"The Nobel Peace Prize Lecture Delivered b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n Oslo, Norway",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2）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p.254-255.

（3）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353.

（4）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165-175頁。

（5）同上﹐199頁。

（6）《班禪談去年拉薩騷亂》﹐《報刊文摘》﹐1988年3月1日。

（7）《阿沛和班禪就西藏問題答記者問》﹐《人民日報》﹐1988年4月5日。

（8）U.S. Public Law 100-204,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88 and 1989, Wasington, DC, December 22,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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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16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2﹑放在美國怎麼樣﹖

拉薩騷亂時我已經離開西藏﹐但仍然住在國內。據我的騷亂時在現場的朋友告訴我﹐騷亂的過程大致如下﹕

1987年10月1日上午9點45分﹐40來名喇嘛在八廓街舉著雪山獅子旗﹐高喊“西藏獨立”遊行示威。轉了幾個圈子後﹐拉薩市維護社會治安指揮部命令八廓街派出所制止遊行﹐但不准開槍。警察將示威喇嘛全部帶進派出所審問。街上的藏人就向警察與派出所扔石頭﹐許多人家抬出早已準備好的成筐石頭來。有些藏人將一輛汽車推到派出所門口﹐引燃油箱。有些藏人衝進旁邊的勝利消費社和其它商店﹐拖出成捆的毛衣﹑毛毯﹑大衣﹑棉毛衫等﹐澆上汽油﹐堆在派出所門口焚燒。有個藏族婦女的個體戶攤上的氆氌也被搶走﹐丟進火中燃燒﹐那個藏婦下跪哀求也無用。藏人又燒了停在八廓街與大昭寺廣場上的11輛汽車與八輛摩托車﹔打砸搶燒了八廓街辦事處﹑許多國營商店﹑漢回個體戶與尼泊爾僑民店。老城到處是燃燒的車輛﹑貨物與房屋﹐空氣裡瀰漫著塑料與輪胎燃燒的臭味﹐不時有輪胎爆炸的巨響。

當六輛消防車開向派出所救火時﹐有個年輕藏女背對打頭的消防車褪下褲子﹐扭動光屁股（按藏族習慣﹐這是對人最厲害的侮辱與詛咒﹐意思是叫觀者像狗一樣去舔她的肛門﹐至今藏農牧中仍有大便後叫狗舔肛門的習慣﹔同一天﹐還有個年輕藏女對著新華社記者的照相機鏡頭光屁股）﹐引來許多藏人圍觀﹐消防車被迫停下。雨點般的石頭向消防車砸去﹐許多消防人員受傷﹐只好撤退。

八廓街派出所是一幢石木結構的藏式樓房﹐除了牆體是石頭外﹐柱﹑梁﹑門﹑窗﹑樓板﹑樓梯都是木質的﹐很容易燃燒。此時已經濃煙滾滾﹐隨時可能塌頂﹐上級指示藏族所長索朗撤退。但派出所外是不停地砸石頭的大群藏人﹐根本衝出不去。索朗一再請求允許開槍﹐上級始終不准。就在房頂即將崩塌之時﹐警察自行開槍﹐先朝天開﹐沒有效果﹐才朝人開。藏人四下逃竄﹐警察才逃離火窟﹐被扣的喇嘛也乘機逃跑。

喇嘛們將一名被槍殺的藏人放在木板上﹐抬著在八廓街遊行。起先追隨者並不多﹐這時一直在大昭寺頂上領呼口號的一個老喇嘛下樓來﹐把手連同胳膊伸進烈火裡﹐空氣裡頓時充滿了焦肉味（這個老喇嘛由中國警察及時送往政府醫院搶救﹐才保住了性命）。此舉大概喚醒了藏人的某種原始記憶或集體無意識﹐圍觀的藏人一齊吶喊﹐檢起石頭﹐衝向連接大昭寺與自治區政府的人民路（拉薩新區最主要的商業街）﹐打砸搶燒路邊的每個商店機關﹐一直衝到自治區政府門前。那裡有幾百武警嚴陣以待﹐但也不敢開槍。藏人也不敢再衝。一群藏族孩子大搖大擺地走向自治區政府門前的汽車﹐在上千藏人的圍觀與幾百武警的注視下﹐從容不迫地點燃油箱﹐武警也不敢制止。天黑下來﹐藏人逐漸散開。

這次騷亂後﹐歐洲議會與西德議會通過決議﹐譴責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9）﹐美國國會則通過上述《1988-1989財政年度美國外交授權法》﹐譴責中國政府開槍鎮壓“無武裝的示威者”。假如這事發生在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尊重人權的美國又會怎麼樣﹖

美國的法律規定﹐任何人要享受和平的遊行示威的人權必須事先向警方申請﹐在警方批准後在警方規定的時間﹑按警方規定的路線遊行示威。如果事先不申請﹐或者申請了不被批准﹐或者批准了不按規定的時間﹑路線遊行示威﹐警方有權取締。遊行示威時不得破壞任何私人或公共財物﹐不得破壞環境衛生﹐當然更不得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對於違反法律﹑抗拒警方執行公務的﹐警方有權使用強制手段。六﹑七十年代﹐美國曾爆發大規模的反對越南戰爭的示威與黑人民權運動﹐美國政府毫不猶豫地用暴力鎮壓。在1967年7月底特律黑人騷亂中﹐政府出動了坦克﹑直升飛機與軍隊﹐用機關槍與步槍掃射騷亂者﹐打死41人﹐打傷2250人﹐逮捕4000人（10）。在1968年8月29日芝加哥的反越戰示威中﹐警察用催淚彈﹑警棍與刺刀對付示威者﹐打傷﹑逮捕各數百人（11）。我曾從美國電視裡看到過那天警察毆打﹑逮捕示威者的情景（檔案錄像）。肯特州立學院（Kent State College, Ohio）有個示威學生在校園裡被警察槍殺﹐有個女學生對屍體大叫的照片頓時傳遍世界。在董尼德的祖國﹐1968年“五月風暴”時﹐法國警察也曾用武力鎮壓學生運動﹐打傷數百名學生（12）。

西藏喇嘛在遊行示威前從未向警方提出申請﹐按照美國的法律﹐警察有權制止他們遊行示威。當他們不聽從時﹐警察有權扣留他們。藏人向警察扔石頭﹑焚燒汽車與派出所﹑打砸搶燒商店機關﹐更是不折不扣的暴亂﹐警察完全有權開槍鎮壓。1992年4月美國的一個地方法院判決毆打黑人Rodney King的白人警官無罪後﹐洛杉磯的黑人曾借口“反對種族歧視”﹑“爭人權”﹐襲擊政府與警察機構﹑大肆搶劫商店﹑打人殺人﹑燒汽車與房屋（包括警車與政府建築）。布什總統（George Bush）毫不猶豫地派軍隊開槍鎮壓。在那次騷亂中洛杉磯共有55人喪生（不清楚其中有多少人是被暴徒打死的﹐多少人是被警察打死的）﹐2300多人受傷﹐被燒或被毀的建築1000多幢﹐事後有5000多暴徒被官方起訴（13）。迄今為止﹐世上還沒有人指責布什總統派兵開槍鎮壓洛杉磯黑人騷亂並逮捕審判暴徒是侵犯人權﹐為什么中國政府開槍鎮壓藏獨騷亂並逮捕審判暴徒就是侵犯人權呢﹖

甚至1987年10月6日路透社北京電也說﹕“一位西方外交官說﹕所有大國都有它們自己的少數民族問題﹐所以它們不會指手劃腳﹐吩咐中國人在西藏做些什麼﹐從而把注意力引向它們自己。”英法兩國議會就從不通過譴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的決議案﹐因為英國自己就有北愛爾蘭與蘇格蘭獨立問題﹔法國則有科西嘉﹑巴斯克﹑布列塔尼與大西提獨立問題（英法兩國只敢躲在歐洲議會的背後﹐以歐洲議會的名義通過決議干涉西藏問題）。加拿大與西班牙也從不對西藏問題說三道四﹐因為它們自己有魁北克與巴斯克獨立問題。連庇護達賴喇嘛的印度政府也不敢公開譴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因為它自己正在血腥鎮壓克什米爾穆斯林的獨立運動。

1976年至1980年曾任西德駐中國大使的“中國通”埃爾溫維克特在1987年10月8日西德《世界日報》上發表文章﹐評論這次騷亂﹐全文如下（14）﹕

達賴喇嘛的言論及喇嘛的行動

西藏騷亂產生的原因是不容易看出來的。但是﹐在這些騷亂和達賴喇嘛前不久在美國眾議院一個委員會提出的五點計劃之間肯定有某種聯係。

前一段時間人們從達賴喇嘛陣營裡聽到的是壓低了的蘆笛聲﹐而這個計劃聽起來則像是號角。他的計劃雖然沒有明確要求西藏在政治上獨立於中國和完全自治﹐但它無疑指向這個方向。鑒於西藏在政治上﹑歷史上同中國的長期聯係﹐這是一個爆炸的計劃。

是不是達賴喇嘛謀求同中國對抗﹖或者他只是沒有考慮到他的講話對西藏僧侶的影響﹐而對這種影響作出了錯誤估計﹖或者是否有可能﹐中國當局近來允許喇嘛們有較多的活動機會﹐而他們把較為寬容的中國方針看成是示弱﹖他們是否感到一陣晨風使思想復辟﹐即使也許不是完全恢復他們的權力地位﹖

中國領導近年以來已經看到並且承認他們在西藏所犯的錯誤。這些錯誤是早在五十年代﹐而不是在所謂文化革命中才犯的。但是﹐北京領導近年來已經主動設法彌補前失。不僅恢復了寺廟﹐而且主要的是也在財政和經濟上作了大量投資。

西藏一切可通汽車的道路是中國人建的。幾百所學校建立了起來。人們在西藏看到的一切技術設備﹑拖拉機和汽車﹐都來自中國內地。西藏人雖然知道轉經筒﹐但是﹐就幾年以前﹐當地西藏人還覺得機器輪子是可怕的。西藏在喇嘛和貴族的統治下不是欠發達﹐而是根本不發達。只有在寺廟裡才有教育﹐才有人識字。

現在人們從我們新聞媒介的某些評論中得到的印象是﹐目前的騷亂主要涉及民主和人權問題。這人權雖然不是德國的發明﹐如果好好想一想就知道﹐它在西方其他國家得到的實踐遠比我們這裡長久和一貫。有些人甚至認為﹐我們這裡不久前還粗暴地蔑視人權。可是﹐在此期間我們把這一切都補上了﹐在數據保護方面我們現在在世界上遙遙領先。因此對下面一點誰也不應該感到奇怪﹐那就是恢復了法律意識的我們先於世界上一切其他民族感到有責任到世界所有地方去建立人權和民主﹐尤其到不關我們痛痒的遙遠國家去建立人權和民主。而在鄰近的地方﹐在提及像民主德國這樣一些地名時﹐人們則小心翼翼。

至於西藏﹐也應勸人們小心為妙。因為﹐十分可懷疑的是﹕西藏寺院好鬥的喇嘛關心的是人權﹐或者他們像海納蓋斯勒那樣把這個課題看成是爭取選民的一個未被佔領的領域。說明白點﹕西藏的喇嘛對人權沒有概念。在他們居統治地位時也從沒有實踐過人權。不屬於貴族或僧侶的人民﹐當時都是農奴。直到不久前西藏人民還生活在中世紀。但是﹐他們想重新得到自己的達賴喇嘛。

如果達賴喇嘛回到西藏﹐他對人民的政治權威和權力將會是無限的。這是北京所擔心的。他作為精神領袖﹐對北京來說是不成問題的。但他的政治力量對中國人來說是個問題。他的歸來會影響西藏政局的穩定。

達賴喇嘛不久前在華盛頓提出的計劃﹐雖沒有明確地說﹐但最後結果是要求西藏人民的自決﹑自治主權。這樣﹐他就不是從精神領袖﹐而是以流亡西藏人的政治領袖的身份出現了。但他的要求同中國的下述觀點是不相容的﹐即西藏最晚從十三世紀起就屬於中國了。

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觀點無可爭辯。從國家法的角度看﹐西藏自忽比烈時代以來同中國就有依附關係。自從1720年以後﹐在拉薩有中國的駐防部隊。1912年﹐即最後一代中國王朝被推翻以後﹐中國部隊被尼泊爾幫助下的藏人趕走了。接著﹐當時的達賴喇嘛宣佈西藏獨立。對此中國從未承認過。

當毛澤東1950年再次派軍隊開往西藏並再次佔領這個地方時﹐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中國行使否決權﹐否定了聯合國對上述行動的譴責﹐因為它認為上述行動是合法的。但是﹐當時駐安理會的中國代表不是毛的人﹐而是蔣介石的人。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或新加坡﹐對於中國人來說﹐西方新聞媒介經常散佈的印象﹐即毛於1950年派軍隊到一個享有主權的外國﹐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如果把西藏今天的形勢同蘇聯佔領下的阿富汗相比的話﹐那只能遺憾地表明他對歷史和政治的無知。因此﹐出於歷史和政治的理由不能期待北京會把西藏從中國的國家聯合體中分離出去。

如果西藏的形勢緩和了﹐北京肯定會感到高興﹐這也是因為10月25日在北京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對進一步的改革方針作出了重要決定。好鬥的喇嘛教徒1959年曾試圖把中國人從西藏趕出去並恢復自己原來的政權﹐這在當時遭到了慘敗。在此之後達賴喇嘛離開了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去過流亡生活。如果達賴喇嘛呼籲寺廟的教徒和長老採取克制態度﹐從而使類似事件不致重演﹐那他才是明智的和負責任的。

西藏人是一個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和宗教的民族。但他們卻生活在中國的國家聯合體裡。這個國家聯合體和西藏人民之間的關係還是很需要改善的。

但是﹐只有經過一個長期的過程才能達到改正的目的。過去幾年的政策表明﹐已經在朝這個方向走了。事實上值得希望的是北京為西藏人提供自決權﹐雖然這種自決權按權威的國際法專家的觀點不包括脫離這個國家聯合體的權利﹐但是﹐這種自決權應該為西藏人提供獨立決定自己事務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過一次漫長的﹑有耐心的對話﹐只有當喇嘛教僧侶放棄了自己的政治領導權要求並局限於從事宗教活動﹐才能實現這樣一種事態發展。

這位西德的“中國通”分析得多麼好啊。如果事先不告訴讀者此文的作者名字﹐很可能有人會認為它出自中共理論家之手。

注釋

（9）European Parliament, Strasbourg, October 14, 1987; West German Bundestag,     Bonn, October 15, 1987.

（10）Goldman, Peter, "An American Tragedy, 1967--Detroit", Newsweek 7 August 1967.

（11）"The Battle of Chicago", "Lots of Law, Little Order", "War Photographer on Michigan Avenue", Newsweek 9 September 1968.

（12）Deming, Angus, "France at the Barricades", Newsweek 27 May 1968.

（13）《洛城騷亂五週年﹐復元稍有起色》﹐《世界日報》﹐1997年5月27日（該報數字來自The New York Times 26 May 1997）﹔ "Fire and Fury: America on Trial", Newsweek 11 May 1992.

（14）轉引自﹕直雲邊吉﹐《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海南出版社﹐海口﹐1997年﹐203-2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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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16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3﹑1988年3月5日﹕大鬧大昭寺

1987年國慶騷亂後﹐許多“老西藏”認為這是1987年初下台的胡耀邦對西藏宗教勢力即藏獨勢力姑息容讓的惡果﹐要求改變西藏政策。當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召開擴大會議研究西藏問題﹐出乎許多人意外﹐新任總書記趙紫陽一開會就說﹕“這次騷亂事件﹐基本上是長期‘左’的結果。”並決定委託班禪處理西藏宗教問題（15）。《西藏日報》隨後發表社論﹐嚴厲批判西藏幹部的“極左思潮”。

如前所述﹐在中共的語彙裡﹐“左”就是要加強控制﹐“反左”就是要放鬆控制。既然趙紫陽認為拉薩騷亂的根源是“左”﹐西藏現在必須“反左”﹐那就應該進一步放鬆對西藏宗教勢力即藏獨勢力的控制﹐而不是加強控制。

1988年藏曆新年即將來臨﹐根據趙紫陽的意圖﹐“喇嘛書記”伍精華決定照常在大昭寺舉行傳召大法會。為了向西方顯示中共對西藏宗教的寬容﹐特地邀請了西方記者到現場採訪﹐還出動了7輛從日本進口的電視轉播車作實況轉播。為了預防喇嘛鬧事﹐班禪受趙紫陽委託先去拉薩安撫眾僧。1月26日﹐他在伍精華等陪同下﹐召開三大寺喇嘛代表座談﹐會上班禪宣佈釋放去年國慶騷亂後被捕的74人中的59人﹔自治區政府主席（省長）多吉才讓宣佈了前章引述過的給三大寺落實政策﹑退賠鉅款的決定﹐並當場向甘丹寺退還了《大藏經》﹑金盔﹐付給文革被抄財物的退賠款。但哲蚌寺喇嘛益西群培搶過話筒說﹕“西藏歷來是一個獨立國家﹐1950年漢人以幫助為名﹐佔領了西藏”﹔“那些遊行要西藏獨立的喇嘛本來就沒有錯誤﹐沒有罪過﹐應該統統放掉”﹔“我們要獨立﹐落實政策是裝樣子”等等。班禪與伍精華馬上駁斥了他﹐但沒有採取任何措施（16）。

許多老喇嘛聞到了年輕喇嘛要鬧事的氣息﹐建議把傳召大法會的地點從拉薩老城的大昭寺移到拉薩郊外的哲蚌寺﹐伍精華不同意（17）。

當時身在成都的董尼德這樣描寫﹕

一直到傳召大法會結束的前一天晚上﹐一切活動都很順利地按照計劃進行。政府官員已經開始相互道賀了。所有的活動是如此有條不紊地進行﹐以至於五位被邀請參加的外國記者中有四位興趣索然﹐認為沒有什麼看頭﹐而提早收拾行李打道回府。他們的報導當然也就是錯誤的。3月5日﹐只剩下法新社的通訊員Patrick Lescot一個人。《洛杉磯時報》的記者也於當天清晨搭機離開拉薩。幾個小時之後﹐拉薩槍聲大作﹐血花四濺。（那四個西方記者提前離開表明﹐他們對中國政府不惜血本弘揚西藏佛教這樣尊重西藏人權的好事根本不感興趣﹐他們惟恐西藏不亂----引者）

1988年3月5日星期六﹐大約是早上9點50分的時候﹐聚集在大昭寺前面廣場上的數百名喇嘛﹐把整座廣場映染成一片紫紅帶金的潮海。25000名虔誠的信徒﹐也在寺前凝神佇立。傳召大法會的最後一天。只有一個“迎強巴”的節日。大昭寺裡的強巴佛像﹐被請出來﹐裝上木輪車﹐由幾名喇嘛擁護著繞大昭寺遊行一週。按照節目表﹐今天應該是以賽馬和跳舞圓滿收場的﹐可是喇嘛們有他們的想法。在轟轟的祈禱聲中﹐忽然在年輕喇嘛的行列中﹐數十只握緊的拳頭朝天高舉。他們蜂擁而上﹐搶了慶典主持人的麥克風。整個廣場迴蕩著從數百跳動的胸膛中擠壓出來的高叫聲﹕“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要獨立。西藏要獨立。西藏要獨立。打倒中國的壓迫。打倒中國的壓迫。打倒中國的壓迫。達賴喇嘛萬歲。達賴喇嘛萬歲。達賴喇嘛萬歲。”

這些喇嘛心裡有數﹐他們被中國治安單位照了相。他們也知道﹐他們是逃不過警察的控制的。他們還知道﹐他們打的是一場不可能贏的仗。他們當然知道﹐有六個軍營包圍著拉薩。他們更知道﹐不管他們有多麼英勇﹐有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可以像秋風掃落葉般地敉平所有的叛亂活動。

緊接著﹐一陣暴雨般的石頭砸向大昭寺附近的警察。幾分鐘後﹐好幾百名的喇嘛開始繞著大昭寺移動。馬上就有數千的藏胞加入他們的行列﹐並且高唱民族主義的歌曲。爬上大昭寺頂的喇嘛﹐朝著武裝警察的車子及在現場轉播傳召大法會的拉薩電視台的採訪轉播車丟了大量的石塊。20分鐘後﹐19部警車匆匆趕到現場。2000名戴鋼盔﹑拿盾牌﹑帶警棍的武裝警察﹐花了十幾分鐘擺好了陣式後﹐發射催淚瓦斯彈驅散了廣場上的人潮。百餘名的喇嘛被抓進卡車。午後﹐治安人員終於找到了法新社的通訊員﹐並且警告他要他馬上回旅店。他一回到旅店就被監視﹐禁止外出。所有的電話線﹐傳真線都被切斷﹐拉薩和外界完全隔離。

過了一陣﹐四處響起了自動武器特有的連發槍聲。一開始﹐中國政府是想要避免使用武器的﹐因為在早上﹐警察都沒有攜帶槍械。6000名藏人和警察對峙了一個下午﹐很多中國人開的商店被搶﹑被燒。示威人群對“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的辦公室及警察局特別眼紅。不少的警察被打﹐私下處死（18）。

董尼德的故事大約來自唯一在現場的西方記者﹑法新社通訊員Patrick Lescot﹐所以頗為生動。達賴喇嘛的描述就遜色得多﹕

起初還能維持平靜﹐但在3月5日有些喇嘛吶喊要求釋放名叫猶魯達瓦才仁的活佛﹐他是上年10月未經審判而監禁至今的許多示威者中的一個。接著﹐當典禮進入最後一項﹐把強巴佛抬著圍繞八廓街遊行時﹐聚集的人群大罵中國佔領西藏﹐向在一旁監視的警察扔石頭。安全人員一再衝進人群﹐用棍棒與電警棍毆打他們。後來﹐軍隊就開火了。不是隨便掃射﹐而是有目標地射殺抗議者。藏人且戰且退﹐有幾百人受傷。中午﹐警察襲擊了大昭寺﹐打死至少12名喇嘛。有一個先被毒打﹐然後被挖出雙眼﹐最後被從房頂扔到地上。西藏最神聖的地方變成了屠場。

拉薩的藏人區怒吼了。晚上﹐大約有20家其主人對藏人不友好的漢人商店被燒。同時﹐安全部隊頻頻出擊﹐抓走了數百名男人﹑女人和兒童。

當時只有幾個西方人在拉薩﹐而且都不是記者（達賴此言不實﹐根據董尼德﹐當時至少有一個法新社的通訊員Patrick Lescot在現場----引者）﹐所以消息幾乎全部被封鎖﹐幾週後我才聽到詳情。這次動亂無論在規模與範圍上都超過去年秋天的那兩次。結果實施了兩週宵禁﹐至少有2500人被捕﹐所有拉薩的藏人都感到恐懼（19）。

董尼德與達賴喇嘛都忽略了或隱瞞了最重要的細節﹕在法會進行過程中﹐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丹增與來自北京的兩名國務院的副部長自始至終坐在大昭寺內樓上觀禮（參加﹖）。鬧事一開始﹐寺內的喇嘛們就朝他們衝去﹐要把他們打死﹐被他們的保鏢拼死擋住（但不敢開槍）﹐他們被迫從面街的窗口縋牆而下（順著繩子爬下來）﹐本書插圖中即有他們縋牆的照片。所以是喇嘛們首先把“西藏最神聖的地方”變成了動私刑的場所。漢人從無挖眼的習慣﹐達賴喇嘛根據西藏風俗來想象“中共暴行”﹐謊稱中共警察挖了一名喇嘛的雙眼﹐只能表明他自己內心深處有些什麼東西﹐董尼德的描述就沒有挖眼的細節。

不過董尼德與達賴喇嘛的描述都表明﹐這次騷亂仍然是藏人先動手打警察。董尼德還說﹕藏人首先砸警車與電視轉播車（它們的任務可是弘揚西藏佛教）﹐在場的警察都沒有帶槍﹐藏人用私刑毆打﹑處死警察。他們倆也都承認﹐藏人打砸搶燒了許多商店﹐董尼德還說藏人襲擊了佛教協會與警察局。然而這一事件仍然被他倆叫做“和平示威”﹐中國政府的鎮壓則被叫做“侵犯人權”。美國眾議院在同年5月11日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西藏人權的決議》﹐也把藏獨暴力示威叫做“和平示威”﹐譴責中國政府鎮壓暴力示威“侵犯人權”（20）。天下有這樣的和平示威嗎﹖聯合國《普遍人權宣言》規定得有“人人都有打殺警察﹑砸汽車﹑搶燒商店的自由”這樣的人權嗎﹖這樣的事放在自由民主的美國與法國﹐政府能容忍嗎﹖

董尼德特地提到有警察被私刑處死﹐確有其事。騷亂發生時﹐武警班長袁石生（四川康定藏人）與士兵楊玉成正在大昭寺南側拉魯家的樓頂上執勤﹐誠如董尼德指出的﹐他們手裡沒有槍﹐只有警棍。騷亂開始後﹐30多名藏人用石塊﹑汽車搖柄﹑鐵棍毆打他倆﹐還用刀子刺殺他倆。袁石生受重傷後被暴徒扔出窗外﹐當場死亡。揚玉成死命抓住窗沿﹐撿得一命（21）。經調查﹐持刀刺殺袁石生的兇手是西藏大學藏文系學生班長洛桑丹增﹐他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連董尼德都認為“這是個非常寬容的判決”﹐他的共犯索南旺堆被判無期徒刑。另外只有25名藏人被判三到15年徒刑﹐董尼德認為這是中國政府“企圖妥協的低姿態動作”（22）。由於美國議員的關切﹐羅桑丹增被一再減刑。中國政府把袁石生尊為烈士﹐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班禪也親自向他致哀。

一個月後﹐班禪告訴記者﹕

今年3月5日的騷亂事件開始是由100多個喇嘛發動起來的﹐後來追隨他們一起遊行的有幾千人﹐加上圍觀群眾﹐最多時不過萬把人。這次騷亂事件現場死了四個人。一個是我們的武警戰士﹐被騷亂分子打成重傷﹐從樓上扔下來﹔一個是喇嘛﹐被亂石當場打死﹔還有兩名群眾是當公安幹警正當防衛﹐對天鳴槍警告時﹐中彈打死的。另外有一人受傷後送到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在騷亂過程中﹐我們的武警戰士﹑公安幹警330多人受傷﹐參加騷亂和圍觀的群眾﹐被亂石打傷送到醫院治療的有110多人﹐也可能還有些人受了點輕傷未到醫院治療。這次騷亂我們共收審200多人﹐這僅僅是收容審查﹐而不是關監獄。其中罪行較輕的﹐大部分會得到寬大處理。……

今年3月5日的騷亂事件後來發展得比較嚴重﹐是因為我們一部分領導人被騷亂分子包圍起來﹐他們的生命受到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救出這些領導人﹐警察曾經動手用棍子打了騷亂分子﹐確實打得比較厲害。因為當時為了救出這些領導人﹐許多警察被騷亂分子用石頭打傷﹐這種情況使警察生氣了﹐見到喇嘛就打得重了一些。但是說一些喇嘛被毒死了﹐這是根本沒有的﹐完全是造謠。如果有一個喇嘛講了這樣的話﹐那麼﹐他本身就不夠當一個喇嘛。他違背了宗教的戒律﹐宗教戒律是不允許說謊的（23）。

班禪說武警朝天開槍﹐怎麼會打死兩個藏人呢﹖達賴喇嘛對此嘲笑說﹕“我不禁懷疑中共是否暗示他們發明了一種專嗜藏人鮮血的子彈。（24）”我問過在場的朋友﹐他們說當時亂石如雨﹐武警趴在地上朝天開槍﹐有個別的未把槍垂直向上﹐所以打中了人。班禪說有一個喇嘛被亂石打死﹐顯然是藏人誤殺。班禪的數字（死四藏人一警察﹐抓200多人）與達賴的數字（死至少12喇嘛﹐抓至少2500人）又大相徑庭﹐不知誰在違反妄語戒﹖

注釋

（15）（16）《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333-335頁。

（17）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81-82.

（18）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182-183頁。

（19）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57.

（20）House Resolution #4570, 100th U.S. Congress 2nd Session, 1988, pp.71-73.

（21）秦文玉﹐《拉薩騷亂備忘錄》﹐《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

（22）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187頁。

（23）《班禪和阿沛就西藏問題答記者問》﹐《人民日報》﹐1988年4月5日。

（24）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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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17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4﹑班禪之死

這次騷亂並未改變趙紫陽的看法﹐這從班禪的話中可以看出﹐班禪受趙的委託處理西藏問題﹐儼然是西藏的太上皇。他在同一場合回答“西藏為什么會發生騷亂”時說﹕

有外因﹐也有內因。外因就是國內外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相互勾結﹐策劃煽動﹔內因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工作中存在著“左”的錯誤傾向﹐給人民造成了很多思想上﹑精神上﹐以及物質上的創傷﹐成為不穩定因素﹐這就給國內外的少數分裂主義分子策劃﹑煽動騷亂留下可乘之機。……

達賴喇嘛同西藏發生的騷亂有什麼關係﹐你們只要自己看看就會清楚。去年9月﹐達賴喇嘛在美國眾議院人權小組委員會上發表演說﹐就西藏問題提出了五點計劃。以後不久﹐在西藏內部的分裂主義分子就揚言他們要支持達賴喇嘛的五點計劃﹐從而在拉薩煽起了騷亂﹐這是清楚的。至於他們在地下﹑背後搞的活動﹐我今天不準備說﹐我只想講講這兩件事的現象和聯係。他要幹這種對自己的民族和宗教不負責的事是不好的﹐不應該的。……

西藏的許多幹部是在“左”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左”的思想在他們頭腦中影響很深﹐不是一時可以改變的。因此中央撥亂返正﹑落實政策的正確精神﹐在他們“左”的思想阻撓下﹐一時貫徹不下去。……西藏幹部中的“左”﹐漢族中有﹐藏族中也有。有高級幹部﹐也有一般幹部﹐就是說﹐有“左”的思想的幹部數量比較大﹐人數也比較多。……

要改進西藏的工作﹐必須從三方面努力﹕一﹑要搞好民族區域自治﹐實現真正的﹑名副其實的區域自治﹔二﹑要用很大力量去醫治過去“左”的政策所造成的種種創傷﹐也就是要認真落實各個方面的政策﹔三﹑要大力發展西藏的經濟文化建設﹐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使西藏逐步得到發展進步和繁榮。這三方面工作都做好了﹐就從根本上解決了西藏的長治久安問題。……我們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目前也還不夠完善﹐要繼續加以完善。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我們開放了 許多寺廟﹐尊重和保護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時我們也還需要落實政策﹐還有很多工作要做（25）。

總結班禪的治藏綱領﹐就是﹕一﹑要把西藏全部官員都換成藏人﹐徹底實現藏人治藏（這是他反復強調“名副其實的區域自治”的真正含義）﹔二﹑要恢復1959年前的寺廟數目與影響﹐實際上要恢復政教合一﹑喇嘛治藏的舊制度（這是他要求進一步落實宗教政策的真正含義）﹔三﹑要中國政府給西藏更多的錢（這是他要求“大力發展西藏的經濟文化建設﹐不斷改善人民生活”的真正含義）。實際上是要恢復沒有達賴喇嘛的達賴喇嘛體制﹐卻要中國政府繼續用鉅款包養西藏。那麼合乎邏輯的結論是請達賴喇嘛回來再當政教合一的最高首領囉﹖這顯然不合班禪的心意。雖然他在同一場合也說了只要達賴喇嘛放棄獨立訴求﹐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可以回來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無論住北京還是住西藏都可以。但他的真實想法是由他自己來當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首領。據知情人告訴我﹐班禪一再要求出任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趙紫陽都已同意﹐被鄧小平堅持以“政教分離”為由拒絕。

1988年6月15日至29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主管治安政法工作的喬石到西藏考察﹐旨在發現西藏騷亂的根源。他在西藏講話時說﹕落實政策不能沒有邊﹐不能沒完沒了﹑永遠落實下去。落實政策的目的和眼點是要有利於廣大藏族人民﹐落實政策側重政治上的解決問題。對寺廟落實政策的同時﹐要加強寺廟的管理﹐不能管理混亂﹐失去控制﹐在落實政策的同時﹐又不使寺廟成為騷亂的據點（26）。在西藏政協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當與會的統戰人士----昔日的貴族﹑官員與上層喇嘛----紛紛批評中共的宗教﹑語文﹑經濟政策﹐要求建立更多的寺廟﹑招收更多的喇嘛﹑學校裡只用藏語文不用漢語文﹑中國政府給予更多財政補貼時﹐喬石憤怒地反問他們﹕中共已對過去的錯誤作了賠償﹐給了他們高官厚祿﹐他們還要中共做什麼﹖把他們過去的僕人還給他們﹑讓他們像舊社會那樣生活嗎（27）﹖

喬石的話與班禪的話針鋒相對﹐反映了中共內部主張停止對藏獨勢力執行綏靖政策的那部分人的聲音。根據他的指示﹐西藏當局成立了寺廟政治清理工作辦公室﹐從該年8月下旬起派出九個工作組共181人進寺廟﹐對參與騷亂的僧尼進行“政治清理”。據他們報告﹐自1987年9月27日至1988年9月﹐拉薩發生大小十次騷亂﹐有11座寺廟﹑四所經堂和西藏佛學院的400多名僧尼﹑學僧參與。經過兩個月的清理﹐宣佈解脫161人﹐參與騷亂後下落不明暫掛九人﹐清除出寺25人﹐經過收審查清問題後原則上要清除出寺的16人﹐工作組進寺前由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按自動離寺處理的15人﹐流動僧尼交當地政府處理四人﹐無依無靠留寺以觀後效的一人﹐待處理的24人（28）。這樣溫和的措施當然解決不了問題﹐更大的騷亂不可避免。

1989年1月17日﹐班禪在日喀則扎什倫布寺主持迎接五至九世班禪遺體入靈塔儀式﹔22日又主持了班禪東陵扎什南捷開光大典。文革前﹐五至九世班禪各有靈塔﹐文革初被藏族紅衛兵搗毀。塔內的木乃伊被扔進河裡﹐由信徒撿起秘密收藏（29）。此時由中國政府出資670萬元﹑黃金218斤﹑白銀2000斤﹑水銀1330斤﹑銅11277斤﹑木材1099立方米﹑鋼材117噸﹑水泥1106噸﹑石料71782塊修了班禪東陵﹐把五位班禪的遺骸全部供放在裡面。班禪在開光大典上說﹕“宏偉壯觀的靈塔和靈塔祀殿﹐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確性和真實性的象徵﹐是藏漢兩大民族團結的象徵﹐是西藏宗教界和廣大僧俗人民愛國主義的象徵。”“文革的破壞是全國性的﹐不是專門針對藏族或西藏的﹐更不能說是漢人消滅藏人的文化。利用文革的破壞﹐特別是利用宗教寺廟遭到的破壞﹐來煽動民族情緒﹐破壞民族關係﹐純屬別有用心。”（30）

然而第二天﹐他在一次座談會上發表了平生最後一次講話﹐大發牢騷﹐下面是英文《中國日報》的報道的譯文﹕

自治區最高宗教領袖班禪大師星期一說﹐近30年來﹐西藏為了開發所付出的代價比實際上獲得的還要多。

專程前往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扎什倫布寺主持五至九世班禪大師遺體合葬靈塔祀殿----班禪東陵扎什南捷開光典禮的班禪大師表示﹕自解放以來﹐自治區有極大的改變。不過他說﹕“我們也付出了極高的代價﹐我們永遠也不應該重犯這種錯誤。”

在文革期間坐過九年零八個月牢的這位宗教領袖指出﹐就西藏的情形而言﹐由於極左分子的錯誤而造成的禍害﹐比右傾分子所造成的損害要嚴重得多。

班禪大師在一次和拉薩市以及其它五個地區的黨政高級領導的討論中﹐發表了他個人的評論。他對他們說﹐西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經驗﹐也汲取了可怕的教訓。大部分領導幹部明白這些教訓。班禪說他是一個坦誠的人。他補充說﹐有一些領導完全忘記了悲慘的往事﹐有些甚至又開始重複這些錯誤。從封建農奴制度一下子跳到社會主義制度的西藏社會﹐連社會主義最基本的階段都沒有達到。今後的重點應該放在改正極左的錯誤上面。

班禪大師說﹐在最近幾年裡﹐西藏和鄰近的漢族地區在經濟上產生了差距。西藏應該努力利用豐富的資源﹐迎頭趕上經濟發達地區。

班禪大師說有一些對西藏不友好或者敵對的人﹐利用這些經濟上的差距﹐企圖破壞漢藏關係（31）。

1月28日﹐班禪由於不適應缺氧加上操勞過度﹐心臟病發作﹐在中共為他建造的宮殿德欽格桑頗章逝世。中共在扎什倫布寺為他專門建造靈塔與祀殿（32）。許多人猜測他是被中共暗殺的﹐我以為不可能。且不說趙紫陽一心依靠班禪安撫西藏喇嘛﹐縱觀班禪的一生﹐儘管他不時發些牢騷﹐在關鍵場合還是忠心為中共說話的﹐這是由他的地位決定的。如果西藏真的在達賴喇嘛領導下獨立了﹐他豈不也要像其前世一樣被達賴喇嘛趕出西藏啦﹖他死了﹐中共到哪裡去找像他那樣身份的藏人幫中共說話呢﹖

注釋

（25）《班禪和阿沛就西藏問題答記者問》﹐《人民日報》﹐1988年4月5日。

（26）《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338頁。

（27）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92.

（28）（30）（32）《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341-347頁。

（29）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93頁。

（31）China Daily 25 January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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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18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5﹑1989年3月﹕拉薩戒嚴

1989年3月10日是噶廈政府叛亂30週年﹐西藏當局非常緊張﹐但在趙紫陽的“反左”指示約束下﹐對預期的騷亂束手無策。班禪生前也未能勸阻三大寺喇嘛鬧事﹐他死後自然更沒有人能叫他們太平。

關於1989年3月5日至7日的拉薩騷亂真相﹐至今疑團重重﹐真偽莫辨。海外民運雜誌發表的《刺刀直指拉薩----1989年西藏拉薩事件紀實》（33）（以下簡稱《刺刀》）是迄今為止描寫最詳細的文字﹐在海外華人中特別是民運人士中影響極大﹐被視為描寫那一事件的權威之作。達賴方面在美國出版的中文雜誌《西藏論壇》曾摘要轉載（34）。

根據《刺刀》的描寫﹐這場騷亂似乎是中國武警製造的“國會縱火案”（35）﹕

3月5日凌晨﹐中共西藏武警部隊接到了由中共武警總司令李連秀簽發的作戰動員令後﹐立即編排了戰鬥序列計劃﹔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五﹑特務分隊緊急抽調300人扮成市民和僧侶在5日上午打入八廓街和拉薩其他鬧事地點﹐配合公安廳﹑市公安局的便衣完成造勢的任務。1﹑燒燬大昭寺東北方向的塔經。2﹑砸搶市城鬧區（原文如此----引者）的糧店﹐引發市民哄搶商店物資。3﹑除指定地點外﹐不得對其他設施進行攻擊。4﹑在完成以上任務後﹐所有行動人員全部撤至雪城旅館（拉薩只有“雪域旅館”----引者）﹐並清點人數﹐此項任務屬於絕密﹐任何執行人員均不得將此任務外露﹐違者嚴懲。

（3月5日中午12時左右﹐由喇嘛尼姑帶頭的示威開始----引者根據原文略寫）中午12點40分左右﹐人們開始衝擊八廓街派出所﹐大小不一的石塊﹑磚頭砸向派出所的門（我在西藏從未見過磚頭﹐藏式建築用石頭﹐新式建築用水泥----引者）﹐頃刻之間﹐派出所被憤怒的示威者摧毀了。很多人擠在派出所裡﹐這些人中有些顯得很老練﹐他們搜查派出所的每一個房間﹐然後撬開辦公室裡的所有抽屜﹐開始很仔細地翻閱著檔案櫃裡的紙張﹐行動異常敏捷。隨後﹐他們將檔案紙張裝進了隨身帶來的麻袋裡﹐擠出了派出所﹐消失在人群之中﹐全部過程只有十分鐘左右﹐一些藏人發現了這一情況﹐尾隨著他們想看個究竟﹐但在八廓街口處﹐被上面人圍毆﹐有兩名藏人被人用皮帶活活勒死。沒人知道這些人是誰﹐也沒人知道他們拿著這些檔案去了哪裡。

5日中午1點40分﹐武警部隊開始向人民廣場發射催淚彈（拉薩沒有“人民廣場”﹐只有大昭寺廣場﹐1995年又修了個布達拉宮廣場----引者）﹐人群立即大亂。……2點10分左右﹐大昭寺正面的高大‘塔經’被人點著了﹐熊熊的烈火直衝天空。(按這根纏滿經幡的高大木桿樹立在大昭寺側面的八廓街南街上﹐而非“大昭寺正面”﹐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無數次的﹐它是在3月6日傍晚7點30分藏獨示威者焚燒附近的春曉商店時被風吹起火的（36）----引者)塔經顯然被澆上了大量的煤油和汽油（《民主中國》為該文配的插圖----作者提供的照片----說明﹕“3月5日被武警便衣燒燬的塔經”）﹐高溫使人們一時無法接近﹐正當一部分藏人提工具準備滅火的時候﹐武警士兵從人民廣場兩側的高層建築上向塔經週圍的群眾開火（方位﹖----引者）﹐藏人見開了槍﹐都紛紛拋掉手中的水桶和滅火工具趴在了地上﹐然後貓著腰迅速地跑進了八廓街裡。有七﹑八個藏人被打倒了﹐受傷的藏人忍著傷痛大聲呼喊著﹐希望在街裡的人能趕來救護﹐但密集的槍彈把八廓街轉經道口封得死死的﹐沒人能衝出去救回那些受傷者。

下午3點左右﹐武警特別分隊開始合圍位於市中心的八廓街﹐他們用催淚彈射向人群﹐迫使他們退入八廓街的幾條狹窄的巷子﹐藏人們利用八廓街中搭起的障礙物做為掩護﹐和前來的武警部隊展開了激烈的對抗。由於藏人們頑強的抵抗﹐武警佔領八廓街的企圖未能如願。正當400多名手持盾牌和衝鋒槍的武警從八廓街裡退出來的時候﹐青年路﹑北京東路一帶也開始了激烈的對抗﹐300多名武警士兵被藏人的磚頭﹑石塊兒封鎖﹐無法對市中心地帶構成鉗形包圍。（我不明白既然武警可以對藏人開槍﹐為什么敵不過藏人的磚頭與石塊﹖還有﹐衝鋒槍必須用雙手掌握﹐武警手持了衝鋒槍﹐怎麼可能再拿盾牌﹖----引者）

下午3點至5點﹐武警部隊奉命分別棄守了市中心的城關區政府﹑市公安局城關分局﹑吉日派出所和居民委員會﹑拉薩市小學和城關區糧站。藏人們在佔領這些地方時﹐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阻擋。城關區政府的牌子被藏人們砸毀﹐市公安局城關分局臨街一面的窗戶全部被藏人們砸爛。由於武警部隊在人民廣場一側的嚴密防守﹐藏人的衝擊自治區政府和軍區大院的設想已不可能施行（由此可見那次騷亂是藏人有計劃有組織的暴亂﹐而不是像《刺刀》所說的那樣是中國武警製造的“國會縱火案”----引者）。於是﹐他們從八廓街的北面和東面湧出去﹐在北京路﹑林廓路﹑青年路一帶設置了對武警的防線。由於武警方面對市中心的棄守﹐這時的拉薩市中心地區基本為藏人們佔領。一時間﹐市區內大亂﹐內地來拉薩經商的人害怕藏人們的報復﹐紛紛放棄了自己的飯館和商店﹐向城外躲避﹐但是絕大多數藏人們不但沒有傷害他們﹐反而幫助他們向城外疏散。在青年路﹑北京路一帶﹐很多內地人在藏人的掩護下向外城轉移。但當他們剛剛走出北京西路和青年路時﹐卻遭到了來自武警防線一側的攻擊。催淚彈和石塊兒雨點般地打了過來（我從來不曾聽說過武警會用石塊作武器﹐既然他們早已開槍﹐

此時為什么不開槍﹖----引者）﹐使他們不得不退回到藏人的防線內﹐他們不明白武警部隊為什么要攻擊他們﹐藏人們也不明白。在林廓路﹐30幾名年輕藏人護送著一些內地人和藏族的老弱病殘人員向外城突圍﹐待他們剛剛衝過武警設置的警戒線時﹐就被密集的衝鋒槍彈封鎖住了（此處又說武警開槍了----引者）。隨後﹐有成百的武警包圍過來﹐帶走了這批人。防線內的藏人們看到這一幕﹐他們用話筒向武警方面喊話﹐試圖說明那些藏族青年是護送漢人們去城外避難的。但對方的回答是機槍和衝鋒槍的點射及十幾枚催淚彈----幾乎沒有任何對話的可能﹐也沒有任何辦法走出去了。藏人們面對現實﹐似乎預想到了形勢的險惡。

由於城區失去了供應﹐一部分藏人市民開始收集物資。城關區糧店被砸開了﹐正當人們蜂擁上前準備裝這糧食的時候﹐卻有人往糧食裡潑上了大量的汽油﹑柴油﹐點燃了熊熊大火﹐在其他地點﹐物資被藏人們從商店裡抱出來堆放在街上準備分發給群眾的時候﹐也被一一點燃燒燬了﹐汽車﹑救護車﹑大量的自行車等交通工具也被這樣處理掉了。這時的市區﹐到處火焰沖天。一些藏人猛然明白了這是武警便衣們幹的。於是﹐他們見到漢人和內地人就打﹐他們在這種嚴酷的現實中開始絕望了。

這是《刺刀》對3月5日即第一天騷亂的描寫﹐真是栩栩如生﹑駭人聽聞﹐令人無法懷疑其真實性。

然而達賴喇嘛的自傳卻告訴我們完全不同的故事﹐他說﹕

自1989年3月5日起﹐拉薩又出現三天示威。其表現的強烈不滿可以說是1959年3月以來所僅見。數萬人走上街頭。中國的安全部隊改變策略﹐第一天一整天﹐他們袖手旁觀﹐只拍攝一些照片﹐晚上在電視上播放。

其原文如下﹕On 5 March 1989, there began three more days of demonstrations in Lhasa. In some of the most vigorous expressions of discontent since March 1959, many tens of thousands took to the streets. Changing their tactics, the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remained on the sidelines throughout the first day, merely filming scenes which they showed on television that night.(37)

我們應該相信誰呢﹖《刺刀》還是達賴自傳﹖我傾向於後者。如前所述﹐達賴喇嘛一貫造謠撒謊﹐然而那都是為了誇大或捏造中共罪惡的﹐當他也不得不承認中共對藏獨騷亂表現克制時﹐那顯然是真的。既然達賴喇嘛都說3月5日那天一整天中共武警根本沒有動手﹑只拍攝照片﹐那麼《刺刀》所栩栩如生地描寫的那天武警用衝鋒槍與機關槍掃射藏人的駭人聽聞的場面純屬虛構。至於《刺刀》描述的武警便衣製造“國會縱火案”﹐不僅與《刺刀》自己的描寫自相矛盾﹐也只有極端幼稚的人才會信以為真。中共最怕西藏騷亂引起西方指責﹐它怎麼會主動製造暴力事件呢﹖

上文已經在括弧裡列舉了《刺刀》的許多細節錯誤﹐《刺刀》還有一個重大錯誤。《刺刀》說﹕“3月7日晚間﹐在自治區黨委主持的聯席會議上……第一書記胡錦濤（按自1985年起﹐中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改稱書記﹐其他書記改稱副書記----引者）首先宣讀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這次事件的聯合指示﹕……九﹑中央將決定在西藏拉薩實行戒嚴﹐戒嚴令於1989年3月8日由國務院總理發佈……”﹔“8日10點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西藏人民廣播電台﹑西藏電視台同時播送了由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發佈的對西藏拉薩的戒嚴令”﹔“3月12日。西藏電台記者楊小芳報導﹕……從3月8日戒嚴令發出到9日晚20時30分﹐已有198名在拉薩旅遊的外國人分八批離開拉薩戒嚴區”。上述三段文字都說戒嚴令發佈於3月8日﹐可見不會是排印錯誤﹐而是作者的錯誤。

事實上﹐戒嚴令是3月7日晚上七點零五分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與中央電視台同時宣佈的﹐我當時在上海﹐親眼從電視裡看到了這一新聞﹐當時拉薩可以同步收聽﹑收看中央兩台的節目。1989年3月8日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也援引駐北京記者的話說﹐拉薩戒嚴令是北京時間3月7日晚上宣佈的。《西藏文學》雙月刊1989年第3期發表的羅布頓珠與阿依達寫的《戒嚴第一夜》說﹕“3月7日19時零5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同時播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的命令----自1989年3月8日零時起在拉薩實行戒嚴。”1989年3月18日的《西藏青年報》發表的該報特約記者寫的《1989年3月5日至7日拉薩騷亂真相》也說﹕3月7日19點零5分﹐中央電視台播出戒嚴令。歐洲議會1989年3月15日的聲明也說﹕“中國3月7日宣佈在西藏戒嚴”（原文﹕The European Parliament,... B） having regard to the fact that on 7 March China declared martial law in Tibet----European Parliament, Strasbourg, March 15, 1989）。

既然戒嚴令是從3月8日零點生效﹐當然要提前在3月7日晚上宣佈﹐怎麼可能遲至3月8日10點宣佈呢﹖如果《刺刀》的作者當時在拉薩﹐那是絕對不會搞錯的﹐《刺刀》把這樣重要的細節都搞錯﹐可見作者當時根本不在現場﹐事後是否作過認真的調查也大可懷疑。

關於3月6日與7日的情況﹐《刺刀》與達賴自傳大同小異。《刺刀》說3月6日上午﹐武警用機關槍和衝鋒槍普天蓋地地向八廓街的藏人射擊﹐密集的槍彈把藏人當作活靶。然後武警又向受傷的藏人補槍﹐將他們擊斃。在拉薩其它地方﹐武警也不分青紅皂白地開槍殺人﹐甚至衝進一居民家裡打死了全家九口人。3月7日武警沿街搜查示威者﹐ 許多被捕者被拷打致死或致殘﹐如此等等。《刺刀》最後說﹕“截止3月10日﹐拉薩市民共有387人在騷亂中喪生﹐其中多數是被槍彈擊斃致死的。721人在騷亂中受傷﹐其中傷勢較嚴重者126人。354人失蹤。2100多人被捕或在押。宗教界人士82人死亡。37人受傷。100多人失蹤。650人左右被捕或在押。外地藏人死亡數正在統計中。”將市民死亡數與僧尼死亡數相加﹐總共469人﹐外地藏人死亡數還不在內。

達賴自傳說﹕“但第二天（3月6日----引者）﹐他們（武警----引者）又恢復用棒子打人和不分青紅皂白地開槍﹐目擊者指出﹐他們用機關槍掃射民宅﹐把全家人都殺死。不幸的是﹐藏人的反應不但包括攻擊警方與安全部隊﹐在若干場合中﹐無辜的中國平民也成為攻擊的對象。……我雖然決不寬容暴力﹐但我承認某些程度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中共至少殺害250無武裝的藏人。（38）”

在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的演說中﹐達賴喇嘛把被殺藏人數縮小到200多人（39）。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97年發表的《西藏﹕人權與法治》（40）沒有理睬《刺刀》與達賴喇嘛的數字﹐只引用了國際大赦組織的數字。後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的鎮壓﹐1987-1992》(41)中估計﹐中國警察在1989年3月拉薩騷亂中槍殺了60到80個藏人。比達賴喇嘛的數字又小了很多。

美國眾議院1989年5月16日通過的決議又把被殺人數縮小到30到60人（42）。

不知誰在造謠﹖

中共承認有16名藏人死亡﹐一名武警班長被藏人用槍打死（43）。事件真相究竟如何呢﹖ 根據我的在現場的朋友﹐大致如下﹕

1989年2月8日清早（藏歷新年初一）﹐大昭寺頂上懸起一面雪山獅子旗。這旗並不隨風飄揚﹐原來是用釘子釘在板上的。武警奉命進寺摘旗﹐寺廟緊閉﹐門後站著手持木棍的喇嘛。自治區民族宗教委員會出面勸導﹐當天深夜﹐大昭寺喇嘛自己把這面旗摘下來。拉薩城里議論紛紛﹕八廓街獨立了一天。

3月5日中午﹐照例由喇嘛尼姑在八廓街遊行並用石頭攻擊八廓街派出所﹐拉開騷亂的序幕。武警奉命不得朝人開槍﹐這就註定了騷亂會越鬧越大。與前兩年相比﹐這次騷亂參加者更多﹐組織得更好﹐估計有好幾千人。加上以同情態度圍觀﹑喝彩的﹐有上萬人之多。當時有人用哨子指揮﹐有人用摩托車聯絡﹐許多騷亂者臉上纏著毛線套頭帽或帶著口罩與墨鏡﹐怕被錄像﹑照相。他們集中攻擊八廓街與北京路上的機關﹑學校與商店﹐特別是漢回個體戶。據統計﹐有24個政府機關與學校被攻擊﹐其中有城關區政府﹑城關區公安分局﹑城關區各派出所﹑城關區各居委會﹑新華社西藏分社﹑西藏日報社﹑拉薩市城建局﹑自治區外事辦公室﹑城關區工商管理局﹑城關區稅務局等。工商管理局被打砸搶後點火焚燒﹐全部檔案化為灰燼。有99家個體戶商店與飯店﹑八家國營與集體商店遭到徹底破壞﹐裡面的商品與設施幾乎全部被砸搶燒。有20多輛汽車﹑50多輛三輪車與自行車（自行車大都是過路行人的私人財產）被砸﹑燒。騷亂者甚至砸了街上的交通警察亭﹑紅綠燈與變壓器﹐結果自食其果----家中停電。有許多漢回平民與若干藏族職工被騷亂者毆打。騷亂者甚至企圖焚燒清真寺﹐阿訇告訴騷亂者﹕我們在印度有幾千萬穆斯林兄弟﹐你們膽敢燒我們的清真寺﹐我們就叫印度的穆斯林兄弟燒達賴喇嘛的住宅。騷亂者才不敢燒。藏人燒清真寺是有傳統的﹐1959月3月20日﹐拉薩叛亂時叛匪曾燒了清真寺與19間回民住房﹐搶劫了20家回民財物（44）﹐可見藏人對自古以來居住在拉薩﹑以藏語為母語的回族都毫不寬容﹐那情景頗類德國納粹黨人虐待國內的猶太人。

3月7日下午3點﹐騷亂者本打算進攻拉薩市政府。有中共高級藏官把中國政府要在次日零點戒嚴的消息提前泄漏給騷亂者﹐當天下午兩點多鐘﹐一個帶口罩的喇嘛與一個帶口罩的尼姑站在八廓街與北京路之間的衝賽康市場的貨架上先後演說﹕“今天的遊行就到這裡結束了﹐晚上共產黨要採取行動﹐大家散開吧﹗”

在實施戒嚴前﹐中共嚴禁武警對人開槍﹐所以騷亂才會延續三天之久。如果可以對人開槍﹐第一天就把騷亂鎮壓下去了﹐怎麼可能鬧上三天﹖當騷亂者進攻重要機關時﹐武警曾朝天開槍警告﹐有子彈打中了遠處樓上的一個瞭望者。當有個騷亂者用小口徑步槍向武警開槍﹐打死一名武警班長﹐打傷三名武警戰士時﹐武警破例還擊﹐這便是藏人總共死16人﹑武警死一人的來由。藏人從何處搞到的槍﹐至今是個謎。前引達賴自傳說起1987年10月1日騷亂時﹐有警察丟下槍逃跑（實際上是因為警察有槍不能開﹐被數量佔優勢的騷亂者搶走的）。可見確有槍支被藏人奪走。也可能是從境外偷運來的。也可能是1959年叛亂時留下的。戒嚴令發佈前四個多小時﹐騷亂者就主動撤退了﹐所以除了那次例外外﹐根本就沒有發生過軍警朝人群不分青紅皂白地掃射的事。戒嚴後中共逮捕了許多騷亂者﹐具體數目不詳。

拉薩戒嚴震動了全世界﹐達賴喇嘛馬上譴責中國政府侵犯人權﹑鎮壓“和平的示威者”﹐雖然他也承認這些“和平的示威者”曾毆打無辜的漢族平民。歐洲議會與美國國會也發表前引決議﹐譴責中國政府侵犯人權﹑鎮壓“和平的示威者”。在他們的辭典裡﹐藏人打砸搶燒殺都不算暴力﹐只有中共鎮壓暴力騷亂才算暴力。不知他們鎮壓自己國內的暴力騷亂算不算侵犯人權﹖

“六四”大屠殺後﹐我也對中共在拉薩騷亂中的克制感到疑惑﹐問過我在西藏的朋友（這位朋友在西藏參加了八九民運﹐在西藏111名漢藏新聞﹑文藝工作者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的公開信上簽了字﹐還參加了拉薩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的遊行﹐“六四”後遭到迫害）﹐他說﹐拉薩三次大騷亂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是趙紫陽﹐他在西藏問題上一貫反“左”。在他的管束下﹐西藏誰敢下令開槍﹖人們應該還記得﹐八九民運剛開始時﹐趙紫陽不僅不准鎮壓﹐反而公開表示同情﹐還命令全國新聞媒體正面報道學生運動﹐即所謂的新聞自由30天﹐這在中共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因如此﹐民運才會如此迅速地蔓延全國﹑規模越來越大。鄧小平下令戒嚴時﹐趙紫陽公開抗命﹐始終拒不檢討。據戈爾巴喬夫的回憶錄﹐趙紫陽與戈氏會見時﹐曾說過社會主義國家也要搞多黨制。所以趙紫陽在西藏問題上的溫和態度與他在民運問題上的溫和態度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在探討中共西藏政策演變時﹐切不可忘記這一點。誠然﹐趙紫陽是同意拉薩戒嚴的﹐那是因為拉薩騷亂與八九民運根本不同。八九民運始終遵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而拉薩騷亂是不折不扣的暴亂﹐當時拉薩局勢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實際上已經變成叛亂。世界上哪個政府能容忍成千上萬暴徒連續三天打砸搶燒政府機關﹑商店﹑學校﹑車輛﹑警察與平民﹖美國政府能容忍1967年7月底特律與1992年4月洛杉磯的黑人騷亂嗎﹖法國政府能容忍1968年“五月風暴”嗎﹖

注釋﹕

（33）作者﹕唐達獻﹐《民主中國》﹐第3期﹐1990年8月出版於美國﹐33-50頁。

（34）《西藏論壇》﹐1991年3月號。

（35）1933年2月27日晚﹐納粹黨徒焚燒了德國國會大廈﹐然後誣指德國共產黨所為﹐當夜進行全國大逮捕﹐史稱“國會縱火案”。

（36）秦文玉﹐《拉薩騷亂備忘錄》﹐《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

（37）（38）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p.260-261.

（39）"The Nobel Peach Prize Lecture, Delivered b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n Oslo, Norway, December 11, 1989",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40）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41）Amnesty Internationa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ression in Tibet 1987-1992, p.46.

（42）U.S. Congress House Concurrent Resolution 63, Washington, DC, May 16, 1989.

（43）秦文玉﹐《拉薩騷亂備忘錄》﹐《神秘雪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

（44）西藏自治區教委﹑西藏大學編﹐《雪域風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1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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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18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三部：鄧小平的懷柔政策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6﹑九十年代﹕胡蘿蔔加大棒

拉薩戒嚴後一個多月﹐八九民運爆發。西藏的八九民運至今鮮為人知﹐為了保存史料﹐現將1989年5月20日《西藏青年報》第126期（國內統一刊號CN54-000）發表的有關材料全文轉載如下﹕

西藏111名新聞﹑文藝工作者發往北京的聲援書

本報訊﹕5月18日﹐西藏111名新聞﹑文藝工作者聯名致電北京﹐聲援北京大學生和新聞工作者要求民主﹐剷除腐敗﹐以及要求新聞自由的請願和絕食愛國運動。

《聲援書》全文如下﹕

首都絕食請願的大學生們

首都新聞工作者請願團

我們是工作在祖國邊疆----西藏的新聞和文藝工作者。你們在天安門廣場為推進中國民主進程的壯舉﹐我們非常理解﹐請接受西藏首批聲援者誠摯的敬意和問候﹗

為了中國的光明未來﹐我們呼籲新聞要講真話﹐給新聞以自由。

為了中國的安定﹐我們強烈呼籲黨中央﹑國務院與絕食學生平等對話﹐儘早結束有傷中國未來精英的絕食行動。內地安定﹐才能保障西藏的安定。

我們相信﹐在每一個炎黃熱血子孫的努力下﹐一個偉大﹑民主﹑強盛的中國必將屹立於世界。

西藏新聞﹑文藝聲援團（名單略﹐其中藏族至少26人----引者）

1989年5月18日

聲援團絕大多數是年輕人﹐來自區內的數十家新聞和文藝單位。民族成份包括漢﹑藏﹑回﹑彝等民族。截止記者發稿時﹐還有許多人陸續要求在聲援書上簽字。

聲援團的新聞和文藝工作者考慮到拉薩正處於戒嚴期。為維護戒嚴令的嚴肅性﹐決定不搞上街遊行聲援活動。但同時委派專人前往北京天安門廣場打出聲援橫幅。

西藏大學發生大規模學生聲援活動

本報訊﹕5月18日上午﹐西藏大學600餘名大學生打著橫幅﹐喊著口號﹐走上拉薩街頭遊行請願﹐聲援北京高校學生的絕食請願愛國活動。

學生們的這次行動是從早晨9點15分開始的。他們先在學校禮堂前集合開聲援會﹐呼喊口號﹐然後在校內遊行。遊行中﹐學生們的情緒漸漸高漲﹐紛紛要求走出校園﹐上街遊行。

自治區黨政有關領導及時趕到西藏大學﹐與校方一起同大學生們協商﹐勸導同學們不要上街遊行。他們對同學們表現出來的極大的愛國熱情給予了充分肯定﹐同時指出拉薩目前正處於戒嚴的非常時期﹐西藏當前最大的矛盾是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同學們在表達愛國熱情時要考慮妥當的方式與方法﹐不要上街遊行﹐以免給少數分裂主義分子以可乘之機。

但此時熱血沸騰的學生已聽不進任何勸阻﹐在幾個情緒激動的學生帶領下﹐走上了大街。這期間﹐校方曾一度關閉大門﹐繼續苦勸學生﹐但鐵門很快便被同學們衝開﹐遊行隊伍開始了沿金珠東路由東向西的聲援遊行。部份青年教師也參加了遊行。

遊行學生打出的橫幅上寫著﹕“擁護共產黨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聲援北京高校絕食請願運動”﹑“維護祖國統一”﹑“堅決要求國家主要領導人與學生對話”等。他們呼喊的口號是﹕爭取民主自由﹑清除腐敗﹑剷除官僚﹑打倒官倒﹑新聞要說真話﹑學生運動萬歲等等。

自治區領導又趕到街上勸說遊行隊伍不要走得太遠﹐以免發生意外。經過與同學們反復磋商﹐同學們走到拉薩市政府門前便停住了。他們在市府前發表了慷慨激昂﹑感情真摯的聲援演講。

最後﹐同學們向自治區有關領導提出三點要求並得到肯定答復後﹐於中午12點過返回了校園。他們提出的三點要求是﹕

一﹑立即向黨中央﹑國務院和首都高校絕食請願學生致電﹕聲援學生的愛國運動﹐要求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儘快與絕食學生見面對話。

二﹑北京的絕食請願活動不結束﹐西藏大學的同學就要保留繼續罷課﹑遊行請願的權力。

三﹑拉薩的新聞單位要立即如實報道這天的學生愛國請願活動。

拉薩一中部分青年教師上街遊行

本報訊﹕5月18日下午3點50分拉薩市第一中學的部分青年教師從學校側門走上街頭﹐舉行聲援北京愛國學生運動的遊行。

他們打著“聲援北京學生愛國行動”﹑“國家興亡老九有責”等橫幅﹐他們的口號是﹕民主萬歲﹑人民萬歲﹑廢除專制﹑打倒官僚等。

教師們認為這是一次表示對北京學生和群眾敬意的和平遊行。在沿金珠東路向東行進時﹐與前來阻擋的武警發生了一些小的衝突。

在聲援書上簽字的111人中至少有26名藏族﹐其中包括扎西達娃與俄珠多吉（我說至少﹐因為有些藏人使用漢名﹐我難以辨認）﹐聲援書中有“祖國”與“炎黃熱血子孫”的提法﹐而藏獨分子從來不承認他們是炎黃子孫﹐當然也不承認中國是他們的祖國。西藏大學當時學生不足一千人﹐大部分是藏族﹐可見參加遊行的600多學生中至少有一半是藏族。他們的橫幅中有“維護祖國統一”﹐想必是漢族學生準備的﹐參加遊行的藏族學生也不曾反對。遊行中始終未喊“西藏獨立”的口號。毫無疑問﹐聲援書與遊行的組織者都是漢人。我不知道參加簽字與遊行的藏人有多少是真心把自己當作中國人來憂國憂民的﹐有多少是盲目起鬨的。但他們參加這種活動時﹐至少心中並無西藏獨立的念頭﹐否則決不會參加這種以“愛（中）國”為旗幟的活動。這一現象說明﹐並非所有的藏族精英都堅決要求西藏獨立。至少也說明﹐藏人的情緒多麼容易被煽動﹐服務於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目的。

1989年10月19日﹐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西藏問題。會議批判了趙紫陽關於西藏騷亂是長期“左”的結果的看法﹐強調“不能把騷亂簡單地說成是長期‘左’的結果”。會議認為西藏騷亂是“境內外分裂勢力在國際反動勢力支持下掀起的旨在分裂祖國﹑反對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嚴重政治鬥爭”。“落實政策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落實宗教政策是為了照顧和尊重群眾的宗教感情和需要﹐而不是去適應分裂主義分子或他們頭子們搞分裂活動的需要。因此﹐要加強寺廟的管理﹐一切宗教活動都必須在憲法﹑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範圍之內﹐不允許寺廟干涉政治﹑經濟﹑文化事業和恢復封建特權”。“今後要堅定不移地帶領廣大群眾把反分裂鬥爭進行到底﹐堅決反對搞‘西藏獨立’﹑‘半獨立’和‘變相獨立’的一切主張和行為。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推動西藏的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45)。

關於宗教政策的那段話顯然是一年前去過西藏的喬石的意思﹐可見被人視為改革派大將的喬石在西藏問題上是強硬派。這次會議表明﹐中共決心結束胡耀邦--趙紫陽的綏靖政策﹐改行胡蘿蔔加大棒政策。一方面繼續用鉅款提高藏人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嚴厲鎮壓一切藏獨活動。儘管如此﹐中共在對外宣傳中﹐仍然避免直接攻擊達賴喇嘛。

戈茨坦這樣評論新政策﹕“作為這些措施的結果﹐新的示威一開始就遭到控制﹐不至演化為騷亂。實際上﹐1990年戒嚴令解除後的七年裡﹐雖有頻繁的示威﹐卻沒有騷亂發生。這種控制並未限制拉薩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他們不參與政治異議活動﹐他們可以去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會朋友﹐邀請僧侶進行宗教活動﹐聚會﹐等等。這一成功使北京領導人相信他們的安全力量足以對付任何異議分子或流亡藏人的戰術。（46）”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的《西藏﹕人權與法治》也承認﹕“自從1987年到1989年的示威與騷亂之後﹐沒有確鑿證據表明再發生向和平示威者開槍的事例。（47）”

1995年5月14日﹐達賴喇嘛搶先指定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激怒了中國政府﹐從此公開點名批判達賴喇嘛。按照《欽定藏內善後章程》﹐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必須由中國的駐藏大臣用“金瓶掣籤”認定。甚至在民國年間﹐現世達賴也是由噶廈政府報國民政府批准免予抽籤並派員主持其坐床儀式的。那麼很自然的﹐十一世班禪也應由中國政府認定﹑批准和主持坐床。達賴喇嘛既已自行逃亡在外﹐本已失去了過問班禪轉世的資格﹐更無權力搶先認定班禪靈童。達賴喇嘛在搶先認定十一世班禪的聲明中說﹕“認可轉世靈童是宗教事務﹐並非政治事務﹔我希望中國政府……能給予諒解﹑合作與協助。（48）”這話單獨看似乎有理﹐然而既然達賴喇嘛自己仍在搞政教合一（按照“西藏流亡議會”1963年公佈的“西藏國憲法草案”﹐達賴喇嘛既是宗教領袖﹐又是“國家元首”﹔他一貫以宗教的名義煽動西藏獨立﹐以宗教領袖的名義從事政治活動）﹐他又有什麼資格要求中國政府將宗教事務與政治事務分開﹖己身不正﹐焉能正人﹖

從1995年秋天到1996年底﹐西藏出現了好幾起小型爆炸事件。大都發生在夜深人靜時﹑公共建築處（自治區﹑拉薩市政府大門口﹑青藏與川藏公路紀念碑等----知情者告訴作者）﹐無人受傷﹐也無人知道是誰幹的。拉薩城里議論紛紛﹐一致認為是藏獨分子所為。中共也持同樣看法（49）﹐雖然至今破不了案。中共在1989年拉薩戒嚴後﹐對上街示威的僧尼採取一出現就抓的策略﹐使之來不及擴散成大規模的騷亂﹐因而成功地控制了局勢。但小股僧尼示威不斷﹐終究是隱患。1996年5月14日陳奎元在自治區人大和政協六屆四次會議黨員大會上說﹕

目前﹐我區大多數僧尼是守法的﹑愛國愛教的﹐但要看到寺廟內的確有一些死心塌地追隨達賴的反動分子﹐敵對勢力一直企圖利用達賴的宗教影響和這些反動分子﹐把寺廟變成他們在內部從事分裂活動的基地﹑據點。今年3月9日達賴集團的頭面人物之一桑東活佛一語道破天機﹐他說﹐他們37年的‘主要教訓在於未能一貫地執行政教合一的政策﹐過分地強調了宗教而忽視了政治。’他強調指出﹐‘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組織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敵人明明在利用宗教搞分裂﹐我們怎可坐看他們控制寺廟顛覆我們的人民政權而無所作為﹖為了打擊達賴集團的分裂活動﹐保護廣大信教群眾正常的宗教生活﹐必須對區內寺廟進行有區別的整頓。堅決支持愛國愛教﹑遵經守法的僧尼﹐同時﹐對受達賴集團操縱﹑僧尼經常鬧事的寺廟堅決整頓﹐維護寺廟的聖潔本色和佛教的教義教規﹐使其不為敵對分子所操縱﹑所利用（50）。

陳奎元講話後﹐西藏當局派出以藏官與藏幹為主的工作組﹐以“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的名義進駐各寺廟----首先是三大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要求僧尼通過“學習”（西方稱之為“洗腦”）逐一簽字保證﹕擁護中國政府﹑承認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承認中國政府確認的班禪靈童﹑譴責達賴喇嘛的分裂活動﹑交出達賴喇嘛的相片﹑保證不再參加藏獨活動等。拒不簽字者開除出寺廟﹐不得進入其他寺廟。反抗者（張貼藏獨標語﹑呼喊藏獨口號﹑揮舞雪山獅子旗﹑進行藏獨宣傳﹑行兇等）以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年齡不足16歲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家。沒有寺廟編制自行出家的僧尼也一律遣送回家。據一位參加了工作組的朋友告訴我﹐甘丹寺鬧得最兇﹐工作組入寺時﹐該寺喇嘛向他們扔石頭﹐護送工作組的武警朝天鳴槍警告﹐抓了一些喇嘛﹐工作組才得以進寺。在其他小寺﹐運動頗為順利﹐僧尼們恭恭敬敬地迎接工作組入寺﹐認真學習﹐乖乖地簽字。有些年輕僧尼是在父母壓力下出家的﹐他們嚮往寺外的花花世界。這次運動中﹐他們趁機拒絕簽字﹐故意讓工作組把他們開除出寺﹐達到還俗的目的。與此相反﹐有的虔誠信教的老喇嘛寫了書面的長篇“思想認識”﹐譴責藏獨運動﹑用自己的語言與論據深刻論證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工作組告訴小寺僧尼﹐本來政府還要進一步落實宗教政策﹑給你們寺廟更多錢的﹐都是三大寺鬧藏獨﹐政府決定不給錢了﹐於是小寺的僧尼們就怨恨三大寺的喇嘛。

與此同時﹐1996年6月﹐自治區政府給全體西藏職工（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藏族）3200元一次性補助（51）﹐以穩定藏族市民。後者拿到了意外之財﹐對寺廟裡發生的事也就無動於衷。

許多被開除出寺的僧尼逃亡印度﹐向達賴喇嘛哭訴。達賴喇嘛趁機大肆攻擊中共侵犯人權。西方也掀起了新一波譴責中國政府侵犯宗教自由的浪潮。但“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確實控制了西藏局勢。由於陳奎元的主動出擊﹐拉薩連小股僧尼的零星示威也絕跡了。1997年也未再發生爆炸事件。

陳奎元接著整頓內部﹐下文件禁止幹部黨員信教﹑把子女送到達蘭薩拉學習﹐要求他們交出達賴喇嘛的相片。由於《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限制﹐西藏的行政官員幾乎全部由藏人擔任。陳奎元就讓漢人擔任各級黨委書記（這些漢官大都是三年一換的對口援藏幹部）﹐考察﹑監督藏官。陳奎元還搞了個“調整地專班子”﹐前述文化廳長強巴平措就是那時因裡通達賴而平調文聯主席的﹐還有原拉薩市委的藏族書記在中美合資的拉薩假日飯店嫖妓被平調自治區外事辦公室主任（如果他不在那種地方嫖妓就像強巴平措玩弄女演員一樣不算一回事）。可以看出﹐這樣的“處分”微不足道﹐幾乎起不了作用﹐無怪乎收繳達賴喇嘛相片會走過場。對於自治區一級的高級藏官﹐無論是裡通達賴也好（1989年3月7日把戒嚴令提前泄漏給藏獨騷亂組織者的藏官至今安然無恙﹐流亡藏人的電腦網至今源源不斷發表自治區黨委的機密）﹐貪污腐化也好（用公款造豪華私宅﹑用職權玩弄女性下屬﹑收受巨額賄賂﹑官倒﹑嫖妓等等----為了給這些身居高位的藏官留點面子﹐這裡暫不點名）﹐陳奎元根本不敢過問。由此可見﹐胡耀邦﹑趙紫陽的綏靖政策陰魂不散﹐新的大騷亂不可避免。

注釋﹕

（45）《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458-459頁﹔《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363-364頁。

（46）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93.

（47）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48）美聯社新德里1995年5月14日電﹕《達賴喇嘛宣佈尋獲班禪轉世靈童》﹐《世界日報》﹐1995年5月15日。

（49）（50）《中國之春》﹐1996年10月號﹐46-47頁。

（51）《威逼利誘迫藏人反達賴喇嘛》﹐《西藏通訊》﹐1986年7-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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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19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四部：新的冷戰

第十二章﹕冷戰在繼續

1﹑從國會山到奧斯陸

在美蘇對峙的冷戰時代﹐中共走過了先靠蘇反美﹑後聯美反蘇﹑再與蘇和解的“之”字形。在1972年2月尼克松(Richard Nixon)總統訪問中國前﹐西藏問題是西方打擊﹑遏制中共的一條戰線。特別是1959年3月噶廈政府叛亂失敗﹑達賴喇嘛逃亡後﹐西方陣營在西藏問題上掀起了滔天巨浪。前引聯合國1959年﹑1961年與1965年的三個決議與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59年與1960的兩個報告就是其集中表現。

1972年起中美聯合對付蘇聯後﹐美國放低了對達賴喇嘛的支持程度。1973年達賴喇嘛首次申請對美國進行私人訪問﹐尼克松總統拒絕給他簽證。儘管那時正當文革肆虐西藏﹐美國卻很少攻擊中共侵犯西藏人權。1979年9月達賴喇嘛首次以旅遊簽證訪問美國﹐只談宗教﹑和平﹑仁愛﹐美國官員與議員都不見他﹐國務院還拒絕了他訪問太空中心NASA的要求。那時中共是西方反蘇的得力幫手﹐達賴喇嘛在西方領導人那裡根本掛不上號。

1986年起﹐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搞改革﹐推行親西方政策﹐受到西方的喝彩﹐變成西方的寵兒。中國在西方反蘇戰略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西方仇視中共與中國的勢力開始行動。1987年6月18日﹐美國眾議院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西藏人權的修正案》（1）﹐首開八﹑九十年代西方議會干涉西藏問題的先例。正如前引董尼德所說的那樣﹐寫有這一決議要點的海報被人秘密張貼在拉薩街頭﹐引發了一系列大騷亂。該年12月15日與16日﹐此案經增修後﹐再次交參眾兩院正式討論﹑分別通過﹐附在《1988-1989年財政年度美國外交授權法》後面﹐同月22日由里根總統簽署生效（2）。該案除了重複達賴喇嘛關於中共消滅了100多萬藏人的謊言﹐譴責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外﹐還說﹕“國務院應通過國務卿對西藏人民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其他非漢民族----如東土耳其斯坦（新疆）的維吾爾人與內蒙古的蒙古人等----的權利表明態度並提請人們關注。”從此以後﹐美國國會幾乎每年都要通過議案﹐譴責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支持達賴喇嘛﹐而且調門越來越高。其他西方議會也跟上﹐紛紛通過干涉西藏問題﹑譴責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支持達賴喇嘛的議案。

1987年9月21日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邀請達賴喇嘛演講﹐這是他第一次登上美國官方的講台﹐而且是在舉世矚目的國會山。達賴喇嘛在這次演說中除了大肆造謠外（諸如說西藏自古以來是獨立國家﹐中共消滅了100多萬藏人﹐中國在西藏生產與部署核武器並棄置核廢料﹐中國在西藏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中國大量移民使藏人在“大西藏” 與自治區內都變成少數等等）﹐還提出了“五點和平計劃”。其要旨是﹕

一﹑把“大西藏”變成“和平區”和“緩衝國”。中國從“大西藏”撤軍。

二﹑中國停止向“大西藏”“移民”﹐已經定居在“大西藏”的“中國人”必須“返回中國”。

三﹑尊重西藏人民基本人權與民主自由。達賴稱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權最嚴重的地區。中國在西藏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使藏人變成“二等公民”。

四﹑保護西藏環境﹐停止中國在西藏生產核武器與棄置核廢料。

五﹑就“大西藏”的未來地位與中國政府開始對話（3）。

美國議員為他熱烈鼓掌﹐把他吹捧為人權鬥士和英雄。八名議員寫信給趙紫陽﹐要求他接受達賴喇嘛的計劃。次年﹐美國國會通過決議﹐支持達賴喇嘛的“五點和平計劃”﹐要求中國政府以此為基礎與達賴喇嘛談判（4）。從此以後﹐美國國會幾乎年年邀請達賴喇嘛演講﹐1988年7月美國國會還授予達賴喇嘛第一個人權獎----沃倫伯格獎。

1987年10月14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就西藏人權問題舉行聽證會﹐三位眾議員作證時說西藏是個獨立國家﹐有個議員要求美國政府敦促中國政府考慮達賴喇嘛的“五點計劃”。助理國務卿芮孝儉（J. Stapleton Roy）作證時說美國政府不支持達賴喇嘛的“五點計劃”﹐因其基本要求是西藏獨立﹐而美國一貫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5）。

1988年6月15日﹐歐洲議會邀請達賴喇嘛演講。除了繼續大肆造謠外﹐達賴喇嘛重新解釋了“五點計劃”。他提出把“ 大西藏”變成“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聯係的自治民主政治實體”﹐中國可以繼續負責“大西藏”的外交政策。“ 大西藏”將有一個自己的憲法與政府﹐有權決定同“大西藏”與西藏人民有關的一切事務----這就否定了中國可以負責“大西藏”的外交。他還建議召開一個地區和平會議來保證“大西藏”通過非軍事化和中立化而成為一個真正的和平聖地。在這之前﹐中國可以在“大西藏” 保持有限數量的旨在自衛的軍事設施（6）----這就是說﹐在召開了這樣一個會議以後﹐中國必須從“大西藏”全面撤軍。由於歐洲議會位於法國的斯特拉斯堡﹐達賴喇嘛把這一方案叫做“斯特拉斯堡方案”。它與“五點計劃”並無實質性的不同。

達賴喇嘛這兩次演講雖然沒有得到任何政府的支持﹐卻大大提高了他的身價。這一方面得益於國際局勢的改變﹐另一方面也得益於1987年10月1日與1988年3月5日的兩次拉薩大騷亂。

1989年是達賴喇嘛大交好運的一年﹕3月拉薩爆發了自1959年叛亂以來最嚴重的騷亂﹐使達賴喇嘛獲得了更多的資本。中共鎮壓民運的“六四”大屠殺給了全世界極為惡劣的印象﹐坐實了達賴喇嘛關於“中共消滅了120萬藏人”﹑“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權最嚴重的地方”等謊言。年底﹐東歐各國共黨全部垮台﹐蘇聯內部劇烈動蕩﹐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美國國會立即專門通過決議﹐對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表示祝賀與支持（To congratulate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of Tibet for being awarded the 1989 Nobel Peace Prize）（7）。

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被頒發給達賴喇嘛而非八九民運領袖令許多中國人大吃一驚。挪威諾貝爾協會會長解釋說﹕“達賴喇嘛具備了包括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內的其他候選人所不具備的有利條件﹐主要是因為中國對民主運動實行了鎮壓和隨後整個世界都感到義憤。選中達賴喇嘛是為了影響中國的局勢﹐也是為了承認中國學生從事民主運動的努力。達賴喇嘛獲獎人權問題不是新因素﹐政治則起了作用。（8）”

這位先生說﹐把和平獎發給達賴喇嘛是為了影響中國的政治局勢﹐而非西藏人權狀況﹐此言非常坦誠。但他說此舉是“為了承認中國學生從事民主運動的努力”﹐則是指鹿為馬﹑荒謬絕倫。八九民運曾被所有參加者和同情者稱為愛國民主運動﹐這個國當然是中國。在愛國的旗幟下﹐中國各族學生團結一致﹐不分彼此﹐沒有任何民族偏見。維吾爾人吾爾開希被漢族佔壓倒多數的北京學生推為領袖就是明證。西藏的藏族新聞﹑文藝工作者與藏族學生同漢族一起聲援北京學生也證明了這一點。然而達賴喇嘛領導的藏獨運動是要分裂中國﹐在中國挑起波斯尼亞式的種族戰爭﹐使包括藏族在內的中國各族人民陷入血海與浩劫之中（下章詳述）﹐這與北京學生從事民主運動的目的----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中國----完全是背道而馳的。一位參加過八九民運的學生說﹕“六四”死難者做夢也想不到他們流的血換來的是達賴喇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而他們如果活著﹐都會堅決反對西藏獨立（9）。我當時在國內﹐聽到許多參加過八九民運的學生與知識分子對此表示困惑與失望。

確實﹐洋大人們的想法與其中國崇拜者完全不同。崇拜西方的中國學生天真地認為﹐既然他們聽從洋大人們的教誨﹐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奉為至寶﹐不惜為之流血犧牲﹐洋大人們就一定會不遺餘力地支持他們﹑嘉獎他們。殊不知西方對分裂中國比使中國民主化更感興趣。在他們看來﹐一個擁有十幾億黃種人口﹑上千萬平方公里領土的中國即便民主化了﹐也是對西方白人世界的巨大威脅。只有讓中國分裂﹑解體﹐才符合西方白人世界的利益﹐達賴喇嘛就是他們分裂﹑肢解中國的頭號得力工具。為了分裂﹑肢解中國﹐哪怕讓達賴喇嘛把中國拖到種族戰爭的血海中去也在所不惜。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達賴喇嘛所傳遞的就是這樣的信息。這裡的要害已經不是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或社會制度的分歧﹐而是種族的分野。隱藏在諾貝爾評獎委員會關於“和平﹑自由﹑民主﹑人權”的華美詞藻背後的﹐正是這種令中國人不寒而慄的﹐與和平﹑自由﹑民主﹑人權背道而馳的冷酷計算。

台灣藏學家﹑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張駿逸教授指出﹕“西方有些人企圖分裂西藏是害怕中國的強大﹐近幾年‘中國威脅論’聲囂塵上﹐西方強權害怕如果中國保持一個統一強大的國家﹐它們的利益可能就會受到損害。尤其是近年來祖國大陸在經濟上的發展和各方面的建設﹐大家有目共睹﹐但這是西方國家的某些人不願意看到的。”台灣藏學界元老呂秋文教授也認為“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少數人圖謀西藏獨立﹐是不希望中國強大”（10）。

1989年10月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了如下社論﹕

達賴喇嘛因何得和平獎﹖

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是頒給流亡國外的西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這個決定可能會使許多人感到意外﹐但在深一層分析後﹐人們就會覺得這其實也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首先﹐諾貝爾獎頒發﹐本來就沒有一個可令各方面心悅誠服的標準﹐尤其是和平獎的提名遴選與頒發過程﹐更是經常引起眾多非議。這是挪威國會一個委員會的決定﹐它的決定常有令人啼笑皆非之處﹐最“傳為佳話”的例子﹐莫過於它在1973年把和平獎頒給基辛格與當時北越和談代表黎德壽共享。和平獎委員會的這番盛情﹐連黎德壽本人都不好意思接受。越南過後侵佔柬埔寨﹐以及黎德壽本人的表現﹐充分反映了所謂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有時候真是形同兒戲。

在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後不久﹐就已盛傳中國異議分子的領袖柴玲可能獲頒和平獎﹐如果柴玲或吾爾開希等人真的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雖然還是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也許還可以反映有關的委員會至少還有根據某種原則來決定﹐如今和平獎頒給達賴喇嘛﹐就非常令人匪夷所思了。

達賴喇嘛憑什麼得到和平獎呢﹖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表揚他“避開暴力﹐使用和平方法﹐要使西藏自中國統治解放出來”。姑不論達賴是否完全不鼓吹暴力﹐委員會如此表揚他﹐決定頒之以重獎﹐就等於公然支持他的脫離中國運動﹐也就等於公開聲明他們認為西藏並非屬於中國。

西藏主權屬於中國﹐這是連美國政府都承認的事。即使對這個問題還存有疑點﹐也純粹是中國政府與西藏人民之間的問題﹐如果要找任何國際組織“主持公道”﹐那聯合國之類的組織也許更加恰當。無論如何﹐像這類高度政治性﹑爭論性的事情﹐卻是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之類的組織所不應為的。

達賴喇嘛所象徵的﹐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一種“政治鬥爭”。一個以促進和平為己任的委員會﹐的確不應該在這種高度爭論性的政治鬥爭中﹐如此明目張膽地偏向其中一方。

一個地區的人民基於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而不願意接受中央的統治﹐並不是現在才有的事﹐更不是中國才有的問題。這類的問題﹐必須通過理性與忍讓的態度來解決。但諾貝爾委員會的這項決定﹐卻可能開一個“危險的”先例。達賴喇嘛到西方求援之時﹐西方“好打抱不平”的人也只是給他口頭上的支持﹐因此諾貝爾委員會這次的決定﹐真正的用意其實只是在給中國政府好看﹐這跟北京“六四事件”的發生及其餘波﹐相信也不無關係。中國政府如能平心靜氣想想﹐也應理解出其中值得他們反思的地方﹔但諾貝爾委員會為了要做給人好看﹐甘冒干涉別國內政之指責﹐有違它原有的宗旨﹐有損它本身的形象﹐恐怕也是“得不償失”。

這篇文章說得多麼好啊。順便說說﹐挪威在歷史上雖然從未派兵侵略過中國﹐卻分享過庚子賠款﹐挪威是欠了中國人民的債的。如前所述﹐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一方面得益於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它使西方不再需要利用中國反蘇﹐從而可以放手支持達賴喇嘛分裂中國﹔另一方面得益於拉薩戒嚴與“六四”大屠殺﹐它們使達賴喇嘛身價倍增﹑使中共聲名狼藉﹐而拉薩大騷亂是鄧﹑胡﹑趙寵出來的﹐“六四”是鄧小平的最大敗筆﹐所以達賴喇嘛的和平獎實際上是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聯合奉送給他的。

注釋﹕

（1）U.S.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33, no. 98 and 100, 1987.

（2）United States Public Law 100-204,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88 and 1989,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2, 1987.

（3）"Address to the U.S.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Five Point Peace Plan for Tibet",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4）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165頁﹔United States Congress, S. Con. Res. 129,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6, 1988.

（5）Human Rights in Tibe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s on Human Rights, and on Asian and Pscific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00th U.S. Congress 1st session, October 14, 1987.

（6）"Address to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7）United States Congress, S. Con. Res. 75, Washington DC, October 5, 1989.

（8）轉引自﹕直雲邊吉﹐《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海南出版社﹐海口﹐1997年﹐109頁。

（9）《天葬》﹐517頁。

（10）張永清﹐《出席藏學討論會的台灣學者表示反對西方分裂西藏的行徑》﹐《人民日報》海外版﹐199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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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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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冷戰在繼續

3﹑從雙重標準到怪圈22

如前所述﹐鄧﹑胡﹑趙自1980年以來在西藏實行懷柔--綏靖政策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安撫藏人﹑穩定西藏﹐更重要的是想從西方特別是美國那裡贏得“尊重西藏人權”的好評﹐緩和西方特別是美國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政府的譴責與壓力﹐在經濟上從西方特別是美國得到更多的好處﹐其結果也像用鉅款安撫藏人那樣適得其反。

《天葬》指出﹕“在觀眾圍聚的國際拳台上﹐中共雖是勢力強大的一方﹐卻因為規則是西方的﹐並且由西方進行裁判﹐頻頻得分的倒是對西方規則遊刃有餘的達賴喇嘛。中共在拳台上步履蹣跚﹐破綻百出﹐不斷被動挨打﹐丟儘臉面。（20）”中國政府在國際政治拳台上之所以只輸不贏﹐並非達賴喇嘛的拳術多麼高明或多麼精通比賽規則﹐而是西方裁判極不公正﹐毫無遮掩地袒護達賴喇嘛﹐從而使中國政府永遠不可能贏。

記得新加坡元老李光耀說過﹕當東方學會了西方的游戲規則之後﹐西方就修改游戲規則。在西藏問題上﹐西方豈止修改游戲規則﹐他們採取絕對有利於達賴喇嘛的雙重標準﹐或者乾脆就無視他們自己制定的游戲規則﹐隨心所欲地給中國政府橫加罪名。

如前所述﹐西方可以不顧達賴喇嘛自己都承認的藏人首先使用暴力的事實﹐把打砸搶燒的藏獨騷亂叫做“和平示威”﹔也不顧他們在自己國內也鎮壓暴亂的事實﹐譴責中國政府鎮壓藏獨暴亂是“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與自由”﹐這不是對1948年聯合國《普遍人權宣言》第20條“每個人都有和平集會的自由”的公然篡改與雙重標準嗎﹖至於說他們毫無保留地﹑不厭其煩地重複達賴喇嘛的謊言﹐諸如西藏自古以來是獨立國家﹐中國侵略西藏﹑消滅了100多萬藏人﹑大量移民西藏﹑正在毀滅西藏文化宗教等更是違背了起碼的公正原則與客觀態度﹐令人想起“謊言重複一千遍就變成真理”這句話。

在民族自決問題上也是如此。聯合國1960年《給予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立的宣言》（21）第二條規定﹕“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根據這一權利﹐他們可以自由地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自由地發展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第六條與第七條卻規定﹕“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與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和原則相違背的”﹔“一切國家應在平等﹑不干涉一切國家的內政和尊重所有國家人民的主權及其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忠實地﹑嚴格地遵守《聯合國憲章》﹑《普遍人權宣言》和本宣言的規定”。這文件本身就有矛盾﹐西方於是根據自己的需要﹐時而引用第二條﹐時而引用第六﹑七條﹐從而構成雙重標準。比如說﹐當他們支持西藏﹑蘇聯各加盟國與南斯拉夫各國獨立的時候﹐就援引“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當他們禁止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獨立的時候﹐就援引“主權國家不得分裂”。甚至派飛機去轟炸﹑派軍隊去彈壓塞爾維亞人。

西方也從不支持英國的北愛爾蘭﹑蘇格蘭與威爾士獨立﹑不支持法國的科西嘉﹑巴斯克﹑布列塔尼與大西提獨立﹑不支持加拿大的魁北克獨立（美國總統曾公開反對）﹑不支持西班牙的巴斯克與加泰羅尼亞獨立﹑不支持意大利北部獨立﹑不支持土耳其與伊拉克的庫爾德人獨立﹑不支持印度的克什米爾與錫克獨立﹑不支持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獨立﹑不支持俄國的車臣獨立﹑不支持烏克蘭的克里米亞獨立﹑不支持格魯吉亞的阿布哈玆獨立﹑不支持阿塞拜疆的納---卡地區獨立﹑不支持摩爾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國”獨立﹑甚至也不支持南斯拉夫的科索沃獨立﹐也不承認已自行獨立25年之久的“北塞普路斯土耳其共和國”。他們單單支持西藏﹑蘇聯各加盟國與南斯拉夫各國獨立。這不是地地道道的雙重標準嗎﹖

不難看出﹐西方的雙重標準是為冷戰服務的。凡是他們的冷戰對象國內鬧獨立﹐他們就一概支持﹔否則就反對。當克羅地亞與波斯尼亞宣佈獨立時﹐德國搶先承認﹐還向他們提供武器﹐其目的是肢解南斯拉夫。結果自食其果﹐德國被迫接受了20萬波斯尼亞難民。波斯尼亞戰爭結束後﹐德國要遣返他們﹐他們卻賴在德國不走。當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援引西方支持波斯尼亞獨立的同一理由----民族自決權----要求獨立時﹐西方卻堅決反對﹐不惜大動干戈。因為塞爾維亞人是俄國的傳統盟友﹐禁止他們獨立與北大西洋公約集團東擴一樣﹐是為了遏制俄國的勢力。雖然俄國已經“民主化”並得到了西方的讚揚﹐但西方仍然把俄國看作軍事上的頭號敵人。由此可見﹐即便中國也“民主化”了﹐西方也不會拿它當“自己人”看。

西方支持西藏獨立的借口是人權問題﹐然而西班牙至今仍把500多名巴斯克獨立分子關在監獄裡﹐佔該國該族人口的萬分之五（22）。西班牙政府還派出暗殺小分隊追殺巴斯克獨立分子（23）。土耳其正在血腥鎮壓庫爾德獨立分子----庫爾德工人黨游擊隊﹐甚至越過邊境到伊拉克境內追殺庫爾德游擊隊。據土耳其軍方宣佈﹐自1984年到1998年﹐土耳其消滅了39900名庫爾德獨立分子（24）。西方各國領導人與議會對此或者裝聾作啞﹐或者輕描淡寫﹐從未施加過像他們在西藏問題上施加過與正在施加的那麼大壓力。更未像他們對付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問題那樣以武力威脅﹐強迫其撤軍。因為西﹑土兩國都是北大西洋公約集團的盟國。印度曾經血腥鎮壓錫克族的獨立運動（英迪拉甘地總理就是因此被其錫克衛兵刺殺的）﹑正在血腥鎮壓克什米爾穆斯林的獨立運動。斯里蘭卡正在血腥鎮壓泰米爾人的獨立運動﹐並受到印度的支持（拉吉夫甘地總理就是因此被一名泰米爾婦女刺殺的﹐他們母子兩代總理都死於民族矛盾）。然而西方對此也裝聾作啞﹑輕描淡寫﹐因為印﹑斯兩國都是“民主國家”。西方在人權問題上也持雙重標準。

有鑒於波斯尼亞戰爭的教訓﹐1993年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規定﹕“實現自決權不得被解釋為授權或鼓勵採取任何行動去全面或局部地肢解或侵犯主權和獨立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統一。（25）”西方人權衛士也終於認識到濫用自決權的危害了。1996年6月21日﹐我在德國波恩“漢藏對話會”上作完報告後﹐有個德國學者站起來說﹕“西藏獨立的法律根據並不充分﹐要說西藏與中國在歷史上毫無關係﹐那是胡說八道。《聯合國憲章》與《普遍人權宣言》都是從理想主義出發的﹐我們不是幼稚的理想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忘記波斯尼亞戰爭的教訓。所以我讚同徐先生的意見﹐西藏只能自治﹐不能獨立。”

世界上共有兩三千個民族﹐其中人口超過百萬的有三百多個（26）﹐卻只有一百多個國家。除了少數幾個島國外﹐世界上170多個國家裡﹐只有不足一打的國家是語言與民族單一的。而即使是它們﹐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包容一個種族（27）。如果每一個民族都要求自決﹑獨立建國﹐那還得了﹖國界如何劃﹖領土如何分﹖只有靠武力解決﹐那麼絕大多數國家都將陷入種族戰爭﹐那將是人類的浩劫﹑世界的末日。正如英國政治學家Eric Hobsbawn指出的﹕由馬志尼在十九世紀創立的民族主義信念----每個民族應該形成一個國家﹐每個國家只有一個民族----是永遠行不通的。比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的模式﹐來解決現在的危機﹐並不是萬靈妙藥（28）。為了人類生存與世界和平﹐西方人權衛士只好將民族自決或人民自決束之高閣。然而正因如此﹐他們對“西藏人權”的特殊關心就顯得格外可疑。

且不說美國國會九十年代的一系列決議案與外交授權法把西藏叫做“被佔領的國家”﹐也且不說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97年的報告還要求中國讓全體藏族在聯合國的監督下就“大西藏”的前途進行“自決”﹐單說西方對中國政府鎮壓藏獨暴亂的譴責﹐實際上就是要逼迫中國允許西藏獨立。試想﹐如果中國政府聽任藏獨分子在拉薩打砸搶燒政府機關﹑商店學校與警察平民﹐其後果當然是聽任藏獨分子佔領拉薩﹐宣佈西藏獨立。某些西方人權衛士礙於國際公法﹐口頭上不得不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再表白他們只是關心西藏人權﹐而不是支持西藏獨立。但他們所謂的“西藏人權”﹐其實就是打砸搶燒﹑分裂中國與西藏獨立的代名詞﹐只不過轉了一個彎而已。

西方在其它許多問題上對“中國侵犯西藏人權”的指責也似是而非﹐常常令人想起美國成語Catch 22。Catch22本是美國作家海勒（Joseph Heller）1961年發表的小說的標題﹐中文翻譯成《第二十二條軍規》。這條軍規是這樣的﹕如果一個飛行員不停地飛行而不要求休息﹐說明他精神不正常﹔但是如果他真的要求休息﹐又說明他的精神很正常﹐必須繼續不斷地飛行。Catch 22從此變成了美國成語。據《美國遺產成語詞典》的定義﹐Catch 22就是“永遠不可能贏的怪圈或悖論”（A no-win dilemma or paradox）。比如﹕沒有工作經歷就找不到工作﹐然而找不到工作就永遠不會有工作經歷（29）。把Catch 22翻譯成“第二十二條軍規”未免冗長拗口﹐我想稱之為“怪圈22”更簡潔傳神。

比如說﹕《1988-1989財政年度美國外交授權法》（30）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西藏人權”的小標題下說﹐“發現----國會發現﹕”“九﹑西藏的經濟﹑教育﹑衛生和人類服務遠遠落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平均水平﹔十﹑中華人民共和國鼓勵大批漢人去西藏﹐損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與文化傳統”。

這兩條單獨看都很有道理﹐放在一起就荒謬絕倫。正因為西藏的經濟﹑教育﹑衛生和人類服務遠遠落後於中國的平均水平﹐所以中國政府才派出大批工程技術人員﹑經濟管理人員﹑醫療衛生人員﹑教師﹑科研人員﹑文化工作者及其輔助人員到西藏去大興土木﹐建造醫院﹑學校﹑發電廠﹑輸電網﹑電視台﹑電視轉播網﹑電話局﹑電台﹑公寓樓﹑自來水廠﹑上下水道﹑公路﹑飛機場﹑輸油管﹑加油站﹑商場﹑飯店﹑電影院﹑舞廳﹑圖書館以及各種各樣的金融機構﹑通訊機構﹑運輸機構﹑科研機構﹑維修機構﹑管理機構……提高西藏的經濟﹑教育﹑衛生和人類服務水平﹐讓藏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然而這樣尊重西藏人權的大好事卻被叫做“鼓勵大批漢人去西藏﹐損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與文化傳統”。那麼如果中國政府不派大批漢人去西藏大興土木﹐建造醫院﹑學校﹑發電廠……呢﹖又會被指責為“西藏的經濟﹑教育﹑衛生和人類服務遠遠落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平均水平”。

中國政府要逃脫美國的議員先生們的譴責﹐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給每個藏人發一盞阿拉丁的神燈。藏人只消對著這個燈說一聲“我要電燈﹑電視﹑電影﹑電話﹑自來水﹑煤氣灶﹑公寓樓﹑醫院﹑學校﹑自行車﹑摩托車﹑汽車﹑飛機﹑商場﹑舞廳……”那些東西就會自動出現﹐毋需中國政府派出大批工程技術人員﹑經濟管理人員﹑醫療衛生人員﹑教師﹑科研人員﹑文化工作者及其輔助人員去西藏。可惜自從《天方夜譚》的時代消逝以後﹐伊拉克就不再生產阿拉丁的神燈了。中國政府無從進口阿拉丁的神燈﹐自己又不會製造﹐只好頂著“損害藏族人民的政治與文化傳統”的罪名派人去西藏大興土木。這就叫做怪圈22﹐教中國政府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永遠無法逃脫“侵犯西藏人權”的罪名。

順便說說﹐美國國會關於“中國向西藏大量移民”的指責也像它關於“中國消滅了100多萬藏人”的指責一樣﹐是從達賴喇嘛那裡聽來的。達賴喇嘛在1987年9月21日演講“五點計劃”時﹐就大肆指責“中國的移民政策”﹐後文將詳論。

如果中國政府真的給每個藏人發一盞阿拉丁的神燈﹐使藏人的經濟﹑教育﹑文化和人類服務水平在沒有一個漢人進藏的情況下大大提高了﹐美國的人權衛士是否就會說好呢﹖也不會。美國國務院1996年的人權報告中國部分說﹕“最近幾年來﹐政府的開發政策改善了少數民族的生活條件。據政府的統計﹐從1991年到1995年﹐少數民族地區的年經濟增長率為11%。但是﹐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的收入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開發計劃破壞了少數民族傳統的生活方式﹐如西藏人和新疆西部維吾爾族人的生活方式。（31）”這“但是”後面的第一句話譴責中國政府未能把少數民族的收入提高到中國平均水平﹐第二句話又譴責中國政府旨在提高少數民族收入的開發計劃破壞了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又是一個怪圈22。

美國國務院1997年的西藏人權報告（32）也說﹕“ 總的來說﹐政府的發展政策提高了許多藏人的生活水平”----按照上述《1988-1989財政年度美國外交授權法》的意思﹐這應該是尊重西藏人權的大好事囉﹖不料該報告話鋒一轉﹐“中國政府補貼的經濟發展政策使西藏社會部分現代化﹐改變了西藏的傳統生活方式。”“經濟的高速增長﹑旅遊業的發展和現代文化的影響破壞了傳統的生活方式與風俗﹐導致環境問題﹐威脅西藏的傳統文化。”還是一個怪圈22。

按照世界公認的定義﹐提高生活水平就是現代化﹐那當然要改變傳統生活方式﹐使部分社會現代化。比如藏人以前點酥油燈﹐現在點電燈﹔以前燒牛糞﹐現在燒煤氣灶﹔以前要下河背水﹐現在家裡就有自來水﹔以前每年只在沐浴節（九月間﹐為期一週）去拉薩河洗一次澡﹐現在天天可在家中浴室洗澡﹔以前沒有電視﹑電話﹑電腦﹑電影﹑收錄機﹑音響﹑自行車﹑摩托車﹑汽車﹑飛機﹑西式醫院﹑現代學校﹑百貨公司﹑舞廳﹑卡拉OK﹑游泳池﹑體育館﹑圖書館﹑電教館﹑西服﹑牛仔褲﹑可口可樂﹑啤酒﹑耐克鞋……現在有了。 這本是全世界經濟落後民族﹐包括美國的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亞人都無限嚮往﹐美國政府正在努力向他們提供的東西呀。如果中國政府不向藏人提供這些東西﹐西方人權衛士一定會指責說﹕藏人的生活如此落後﹑貧窮﹐他們沒有電燈﹑電話﹑電視﹑電影﹑電腦﹑汽車﹑飛機﹑西式醫院﹑現代學校﹑百貨公司﹑圖書館……這是種族歧視。現在中國政府用漢人的血汗提供了這些東西﹐他們又說是改變西藏傳統生活方式﹐威脅西藏傳統文化。那教中國政府怎麼辦﹖

從美國電影《在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裡可以看到﹐少年時期的達賴喇嘛就在玩汽車﹑電影放映機﹑收音機﹑留聲機﹑望遠鏡﹑畫報等物。這個電影是根據達賴喇嘛的英文老師﹑奧地利人哈勒（Heinrich Harrer）的同名回憶錄拍攝的﹐所以這些細節都是真的。那些洋玩意兒都來自英國﹐是西藏傳統生活中沒有的。而且當時全西藏只有達賴喇嘛一人有電燈﹑汽車與電影放映機。由此可見﹐正是達賴喇嘛在中共進藏之前就帶頭使西藏社會部分現代化﹑帶頭改變西藏傳統生活方式﹑帶頭毀滅西藏傳統文化。

按照美國國務院的西藏人權報告的邏輯﹐中國政府只有讓藏人滯留在中世紀生活方式中才算尊重西藏人權。他們大概不知道﹐今日藏人是如何如飢似渴地﹑如痴如狂地追求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誰要想剝奪他們享受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的權利﹐他們大概就會同誰拼命。美籍華人作家陳若曦去西藏時問過許多藏人“西藏最需要什麼﹖”不約而同的回答都是“現代化”（33）。連董尼德都發現﹕“老一輩的還在手轉經筒﹐口誦咒語﹐年輕的一代卻夢想沒有神祗﹐沒有菩薩﹐只有金錢﹑時裝﹑物質享受的天堂。（34）”1986年聯合國《發展權宣言》說﹕“確認發展權也是不可剝奪的人權”。世界公認﹐發展就是現代化﹐“發展中國家”就是想現代化而尚未現代化﹑正在向現代化發展的國家。美國的人權衛士要剝奪藏人的發展權﹐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侵犯西藏人權呢﹖美國讓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阿留申人與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亞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是不是也在改變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威脅他們的文化﹑侵犯他們的人權﹖

美國國務院1996年中國人權報告還說﹕“在少數民族人口眾多的許多地區﹐學校分別用普通話（漢語----引者）和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教學﹐學生可選擇到使用其中任何一種語言的學校上課。這種做法的意圖是保護和保存少數民族文化﹐但它的一個副作用是強化了一種隔離式的教育制度。”----又是一個怪圈22。

美國國務院1997年西藏人權報告也指責說﹕“鄉村小學用藏語教課”﹐“大部分地方的中學生繼續用藏語文接受某些課程﹐但漢文知識對於進大學是必不可少的”。“雖然在大學招生中給予藏族優惠﹐但漢族學生也因漢文優秀而得以錄取”。

美國國務院的先生們可能不知道﹐藏文沒有科技詞彙與現代社會科學詞彙。中國政府雖然下大力發明創造藏文數理化詞彙﹐但由於藏文翻譯隊伍的素質關係﹐所創造的藏文數理化詞彙還不夠成熟。而大學理工醫農與現代社會科學（經濟學﹑法學等）的詞彙在藏文裡更是盡付闕如。這是連達賴喇嘛都無法解決的難題﹐他開辦的流亡藏人學校也不得不用英語教授數理化。如果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小學裡只教藏文不教漢文﹐藏人將永遠無法進大學與中專學習﹐那麼西方人權衛士與達賴喇嘛一定會說這是種族歧視﹔如果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小學裡既教藏文也教漢文﹐那麼他們又說這是“毀滅西藏獨特的語言遺產”（美國國務院1997年西藏人權報告語）----還是一個怪圈22。

美國的人權衛士可以不知道西藏語言的獨特就獨特在沒有科技詞彙與現代社會科學詞彙﹐但他們應該知道印第安語與波里尼西亞語也沒有科技詞彙與現代社會科學詞彙﹐所以在美國的印第安保留地與夏威夷的中小學裡也不得不用英語教授數理化生與社會科學。美國的印第安人與波里尼西亞人要上大學﹐英語更是必不可少的﹑頭等重要的語言﹐那麼這是否也是在毀滅他們獨特的語言﹑侵犯他們的人權呢﹖

尤其可笑的是董尼德把西化指鹿為馬地叫做“漢化”。他在《西藏生與死》裡化了一節十多頁的篇幅來譴責“漢化的武器”（該節小標題）（35）。除了前述語言問題外﹐他還說﹕“西藏漢化的另一種措施﹐就是開放旅遊”。“這種利用外國第三者進行顛覆活動的策略﹐從某些角度來看﹐已經成功地動搖了拉薩及其他列入開放旅遊城市的習俗與生活方式。”這真是天下奇文。去西藏旅遊的外國遊客帶去的當然是西方的思想﹑習俗﹑語言與生活方式﹐怎麼會成為漢化的武器呢﹖莫非西方遊客在去西藏前﹐先使自己完全漢化﹐然後再使西藏漢化﹖

他也把西藏流行西服﹑西方流行音樂﹑迪斯科與搖滾舞叫做漢化﹐甚至說﹕“電視又將要謀殺西藏文化”。他還有起碼的常識嗎﹖

董尼德也承認中國政府花費鉅款造房子﹐使大批藏人“離開破舊危險的房子﹐搬進有自來水﹑有衛生設備的新房子”。然而這只是“漢化”的陰謀。“到處可以看到高大的中國樓房取代了傳統房子”﹐“白柱藍窗的低矮藏式建築消失了”。“這些新的建築物有些外貌看起來有點像藏式建築﹐它們可全部都是用水泥蓋的中國式樓房”。他忘記了鋼筋水泥與鋼筋水泥樓都是西方的發明﹐中國傳統建築是磚木結構的四合院﹐沒有樓。他把藏式建築的特徵概括成“白柱藍窗”是錯誤的。隨便找本西藏畫冊看看就可發現﹐藏式建築的柱子一般是紅色的﹐也有黃色的﹐沒有白色的﹔窗框一律是黑色的。當他讚美“十七世紀時期建築的達賴喇嘛的故宮﹐布達拉宮纖細優美的金頂”時﹐也忘記了﹕布達拉宮的金頂乃是仿傚漢式大屋頂的（請比較北京故宮的金頂）。大昭寺﹑扎什倫布寺﹑色拉寺與羅布林卡都有這樣的仿漢式金頂﹐建於十四世紀的夏魯寺甚至有地地道道的漢式琉璃瓦歇山頂﹑斗拱﹑飛檐翹角與四合院佈局。不過這些都是藏人在中共誕生前很久就自覺自願“漢化”的證據﹐與董尼德說的“共產黨陰謀”毫不相干。董尼德的文化學與建築學知識幾乎等於零﹐卻硬要挖空心思地指責中共“漢化”西藏文化與建築﹐結果只能當眾出醜。

無獨有偶﹐1993年9月27日我在華盛頓參加美國和平研究所召開的西藏問題討論會時﹐有個美國教授在會上得意洋洋地朗讀了他的新書的開頭的文字。那段文字說﹕他一到拉薩﹐滿眼只見穿漢式服裝的漢人和漢式房屋﹐幾乎看不到藏人與藏式房屋﹐這是中國的人口侵略與文化侵略﹗他說完後﹐我拿出美國報紙發表的西方遊客拍攝的1993年5月24日拉薩藏人示威的照片說﹕這位先生所謂的漢式服裝﹐其實是西式服裝﹐現在連漢人都很少穿中山裝了。這些藏獨示威者都穿著西式上衣（jacket）﹐就像我一樣（我指了指自己的西服）﹐如果他們沒有舉著寫有藏文的標語﹐誰能分辨出他們是藏人還是漢人﹖這位先生把穿西服的藏人當成了漢人﹐所以得出漢族人口侵略的結論。至於中國政府在拉薩修建的醫院﹑學校﹑公寓樓﹑商廈﹑影劇院﹑辦公樓等﹐大都是鋼筋水泥的西式建築﹐沒有一幢是漢族傳統的四合院。如果說這是文化侵略﹐那是西方的文化侵略﹐不是漢族的文化侵略。今天﹐不僅藏族市民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樓﹐中國內地的漢族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樓﹐連亞洲各國的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樓﹐可見西方的文化侵略已經深入到亞洲各國各地。那位美國教授啞口無言。

董尼德在西方人中頗具代表性。許多西方遊客去西藏﹐就是為了看看中世紀生活方式。他們在西藏一看見現代物質文明﹐就大罵中共侵犯西藏人權﹑毀滅西藏文化。他們自己在西藏旅遊時是要用電燈﹑看電視﹑打電話﹑坐汽車﹑住有自來水與衛生間的洋樓的﹐卻希望藏人永遠不要享用這些東西﹐像中世紀留下的活化石一樣供他們觀賞。

前引陳若曦的文章也說﹕“保存佛教文化的迫切性實超過現代化”﹐“真正要保護的是佛教文化的精華﹐以及藏族的生活方式”﹐“若現代化傷殘了難能可貴的藏族文化﹐對中華民族﹑對全世界﹐都將是無可彌補的損失”。她尤其欣賞藏北牧民的生活﹕“一頂帳篷伴著嬉耍的小狗和幼童﹐主婦一旁搗桶打酥油﹐遠方一群牛羊﹐山坡上坐著喝青稞酒的男子。任誰也會承認﹐這是世界上最和平自足的生活。只須存一點鹽和茶﹐他們可以一整年不與外人接觸。牛糞燒火﹐酥油點燈﹐肉奶不斷﹐骨針縫皮袍﹐大地任倘佯﹐來生有希望﹐今生夫何求﹖這種生活方式不會燒山毀林﹐一切取其自然﹐又回歸自然﹐與天地和諧如一﹐原始也健康。若把電燈﹑塑料和可口可樂強加給這些自然的兒女﹐對造物毋寧是種褻瀆。何況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已普遍公認為一項基本人權。”這是典型的觀光客的感想。

陳若曦是否知道﹐由於藏人幾千年來一直以牛糞為燃料﹐又因人口爆炸而過度放牧﹐西藏草場的有機質越來越少﹐產草量越來越低﹐大片草場退化﹑沙化﹐已嚴重威脅到西藏的畜牧業與“自然的兒女”的生存﹖她去西藏時正當夏季﹐所以看到如此美妙的圖畫。她是否知道﹐本世紀二十年代末﹐藏北發生大雪災﹐噶廈政府不聞不問﹐無數牲畜與牧民凍死餓死﹔1985年﹑1990年與1997年藏北又遭大雪災﹐全靠中國政府出動軍隊與飛機救援﹐無償給予大量物質﹐才使這些“自然的兒女”免遭自然的毒手﹖中國政府並不曾強加電燈﹑塑料與可口可樂給藏農牧﹐只強加公費醫療給藏農牧﹐又不敢要求藏農牧計劃生育﹐致使藏族人口爆炸﹐草場更加超載﹐燃料更加缺乏。我在十幾年前就在拉薩街頭看到藏農牧大量出售草根（供市民作燃料）﹐這無異於毀滅他們的自然母親。這樣的生活方式原始則原始矣﹐和平則和平矣﹔健康則未必﹐自足也未必----需要中國政府用漢人的血汗去給予醫療與救濟。董尼德強調﹕“昔日的西藏已經不存在了﹐如果她想要生存﹐她就必須要能適應現代的世界。（36）”然而他卻憤怒譴責中國政府用鉅款使西藏現代化﹐他還有起碼的邏輯概念嗎﹖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中共從來沒有強迫藏人穿西服與牛仔褲﹑跳迪斯科與搖滾舞﹑看好萊塢電影﹑聽西方流行音樂……那都是藏人自己的選擇。如果中共禁止藏人選擇那些洋玩意﹐就像中共在1983年秋“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時在漢地所做的那樣﹐董尼德一定會譴責說﹕中共不准藏人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是侵犯西藏人權。又是一個怪圈22。

注釋﹕

（20）《天葬》﹐449頁。

（21）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tries and People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1514(XV), New York, December, 1960.

（22）《挽救人質﹐西班牙大示威》﹐《世界日報》﹐1997年7月13日。

（23）"Short Takes", The News Tribune 21 July 1995, South King County Edition, Tacoma, WA, USA.

（24）《土國宣稱14年消滅4萬叛軍》﹐《世界日報》﹐1998年4月26日。

（25）轉引自﹕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712頁。

（26）《世界民族概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北京﹐1993年﹐31-32頁。

（27）（28）Eric Hobsbawn﹐《新民族主義的危險》﹐美洲《時報週刊》（China Times Weekly）﹐總350期﹐1991年11月9-15日。

（29）Ammer, Charistine,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Idio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7).

（30）United States Public Law 100-204,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88 and 1989,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2, 1987.

（31）《北京之春》﹐1997年5月號﹐54頁。

（32）"Full Text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1997 Report on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X:I (February 1998).

（33）陳若曦﹐《西藏最需要什麼﹖》﹐《明報週刊》﹐1085期。

（34）（35）（36）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6-27頁﹑223-233頁﹑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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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22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四部：新的冷戰

第十二章﹕冷戰在繼續

4﹑從宗教迫害到政教分離

自從中共1996年起派工作組進寺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以來﹐美國對“中國在西藏進行宗教迫害”的譴責聲浪陡然昇高。1997年8月9日至13日﹐美國眾議員沃爾夫（Frank R. Wolf）以普通旅遊者的身份（不讓中國政府知道他是美國議員﹐從而擺脫了中國政府的監視）﹑帶著一名藏語翻譯與一名助手訪問了西藏。他在那裡採訪了許多藏人﹐聽到了許多故事﹐回來後又是舉行記者招待會﹐又是在國會作報告﹐又是向國會提案﹐著實熱鬧了一番。他向國會遞交的報告（37）說﹐中國政府在西藏正在實行“文化絕滅”與“宗教迫害”﹐西藏成了恐怖世界﹔西藏現在最興旺的工業是監獄﹐許多藏人因為同西方人說話﹑保留達賴喇嘛的相片而被捕﹔每個寺廟裡都有一小群中國監視者﹐他們嚴密控制寺廟的活動﹔許多僧尼因為拒絕譴責達賴喇嘛而被捕或趕出寺廟﹐15歲以下的僧尼全部被迫回家﹐僧尼們不能唸經﹐被迫接受“再教育”﹔西藏已經被漢人淹沒﹐拉薩的藏漢人口之比是10萬對16萬﹐拉薩所有的商店都是漢人開的﹐招牌上的漢字大於藏字﹔他重複了達賴喇嘛關於中國消滅了100多萬藏人等謊言﹐甚至中國政府拆毀拉薩老城的破舊危房為藏人建新居﹑修建布達拉宮廣場也成了“毀滅西藏文化”的罪證。拆房問題不值一駁﹐難道只有讓藏人繼續住在破舊危房裡才算保存西藏文化﹖他說修布達拉宮廣場是毀滅西藏文化的理由是布達拉宮廣場像天安門廣場﹐其實一點不像。順便說說﹐天安門廣場倒是仿傚美國華盛頓的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的﹐它們中間都是紀念碑﹐四週都是國會﹑博物館與偉人紀念堂。布達拉宮廣場中間沒有紀念碑﹐四週除了布達拉宮外也沒有高大建築﹐無非是一塊襯托布達拉宮的雄偉（建築學認為高大的建築只有配以大廣場才能顯得更雄偉﹐所以美國人要把國會山造在國家廣場邊上）兼供藏人散步﹑觀賞鴿子（這鴿子是上海人民捐贈的）﹑放風箏的平地而已。沃爾夫先生為什么不指責中共仿傚美國修建天安門廣場是毀滅中國文化呢﹖

沃爾夫的報告還說﹐他遇到的每個藏人都要求美國拯救西藏﹐幫助達賴喇嘛實現西藏獨立。他最後提出了一系列措施﹐要求美國國會﹑政府與宗教人士向中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促使中國政府釋放“良心犯”（藏獨分子）﹑與達賴喇嘛談判。

可能是行色匆匆的緣故﹐沃爾夫的報告充滿了憤怒與激情﹐卻沒有多少細節﹐與其說像個調查報告﹐不如說像個印象記錄﹐所以很難與之論理。相比之下﹐美國國務院同年（1997年）的西藏人權報告倒比它翔實﹑客觀一些﹐它描繪的圖畫與沃爾夫的報告也不儘相同。該報告承認﹕“政府繼續修復寺廟﹐其中許多寺廟毀於文化革命。政府為修復寺廟撥出了鉅款﹐部分是為了發展旅遊業。寺廟繼續招收與訓練年輕僧侶以繼承西藏佛教傳統。雖然法律禁止16歲以下的孩子出家﹐許多小孩事實上仍然進入了寺廟。”這與沃爾夫說的西藏僧尼不能唸經﹑16歲以下小孩全部被趕出寺廟相矛盾。順便說說﹐中國政府禁止16歲以下的小孩出家﹐是為了保護兒童的人權。他們在思想沒有成熟﹑無力決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前就被父母送進寺廟﹑終生不能結婚﹐實際上被剝奪了自主選擇人生道路的自由。美國允許小孩出家當修道士嗎﹖中國政府做得不夠的﹐不是把16歲以下的小孩趕出寺廟﹐而是沒有採取更有力的措施禁止小孩偷偷摸摸地進寺廟當僧尼。

美國國務院的上述報告繼續說﹕“在西藏佛教寺廟與藏獨勢力關係密切”﹐“當局允許許多傳統的宗教活動與群眾性的宗教信仰﹐只有會引起政治異議的活動被禁止﹐並遭到迅速鎮壓”﹔“政府允許許多宗教活動﹐但不允許鼓吹西藏獨立與分裂主義的活動”﹔“政府譴責達賴喇嘛的政治活動與流亡政府領導人。政府的媒體不斷反對他（達賴喇嘛----引者）﹐把他描繪成陰謀分裂中國的罪犯﹐以此損害他的宗教權威與威信。官員們堅持說與達賴喇嘛對話是不可能的﹐達賴喇嘛的行為與他反復公開聲稱的不追求西藏獨立的說法不相符合”﹔“今年以來﹐政府把去年從三大寺開始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推廣到西藏自治區各地的寺廟。這個在改變藏人的態度上很不成功的運動旨在控制寺廟與驅逐藏獨與達賴的支持者。據達賴喇嘛說﹐僧侶們被要求‘愛國’﹐簽字反對藏獨﹑不承認達賴認定的班禪靈童﹑譴責達賴﹑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保證不聽美國之音”。這些話也比沃爾夫的報告更具體﹑客觀﹐但中國政府的上述行為是否侵犯宗教自由呢﹖

讓我們來看看西方的宗教政策。眾所週知﹐反自由反人權的政教合一是歐洲中世紀黑暗與殘酷的根源﹐它導致了歐洲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如今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把政教分離當作立國原則。法國憲法第二條說﹕“法蘭西是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政教分離的﹑民主的與社會的共和國。”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說﹕“國會不得通過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據美國法學家解釋﹐它的精神就是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38）。可見宗教自由是以政教分離為前提的。政教合一意味著教權與政權合而為一﹐在這樣的體制下﹐怎麼可能有宗教自由呢﹖日本政教合一的天皇制曾導致日本偷襲珍珠港與侵略亞洲各國﹐在美軍佔領下﹐日本戰後憲法規定政教分離﹐天皇不得干預政治﹐日本才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美國前總統肯尼迪1960年9月12日在休斯頓演講時說﹕“我認為在政教絕對分離的美國﹐天主教神父不可以告訴一個信仰天主教的總統怎樣行事﹐新教牧師也不可以告訴他的信徒投誰的票。任何教堂或教會都不可以獲得公共基金或政治特權。總統或人民不可以因為被任命者或被選舉者與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同而不任命或不選舉他（她）為官員。我認為美國沒有官方宗教﹐不管是天主教也好﹐新教也好﹐猶太教也好。任何美國官員都不得請示或接受羅馬教皇﹑全美新教理事會或其他新教組織的政治性指示。任何美國宗教機構都不得直接或間接地將自己的意志施加於公眾或政府官員。而人們的宗教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反對某一教會的行為應被視為對所有教會的反對。（39）”

西藏以前的制度則與此相反﹐達賴喇嘛作為西藏的教皇﹐擁有（在清朝時僅次於中國皇帝的）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那是徹頭徹尾的專制獨裁制度。正如藏獨人士阿沛晉美承認的﹕“我認為西藏以前的制度是一個過時的﹑相對來說是落後的封建制度﹐它類似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國家﹐不是什麼奴隸制度。當然不是說它一無是處﹐但基本上來說﹐這種政教合一的﹑封建的制度已經不合乎世界的潮流。它有許多弊病﹐比如于大海在《北京之春》的文章裡提到的達賴喇嘛制度。于大海說也許今天的達賴是個好人﹐但是如果以後的達賴喇嘛是個壞皇帝怎麼辦﹐出現的概率很大。他說得是對的﹐這種制度應該改革。（40）”

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是否學會了民主呢﹖沒有。“西藏流亡議會”1963年通過的“西藏國憲法草案”仍然規定達賴喇嘛是“國家元首”﹐有權任命“內閣”﹑否決“議會決議”﹑“頒佈法律”等(41)。達瓦才仁也承認﹕“現在的西藏流亡政府還是政教合一的”（42）。1992年達賴喇嘛公佈了一個《西藏未來政體與憲法特徵要旨》（43）﹐按照“西藏流亡政府”機關刊物《西藏通訊》的銓釋﹐“對未來西藏﹐達賴喇嘛指出﹕西藏將成為一個和平中心﹔以非暴力的和平思想為基礎﹐致力於自由﹑社會福利﹑政教合一﹑民主﹑聯盟以及環保等各項建設”（44）。把自由民主與政教合一相提並論﹐真是對自由民主的極大諷刺。1998年5月﹐達賴喇嘛訪問美國時﹐竟然多地多次遇到藏族喇嘛與美國白人喇嘛的示威﹐他們打“達賴喇嘛還我宗教自由”的標語﹐抗議達賴喇嘛在印度流亡藏人中迫害金剛派（喇嘛教的一個派別）教徒。美國著名時事雜誌《時代》以《僧侶對僧侶》為題﹑《新聞週刊》以《給鐵氟龍喇嘛搔痒》（45）為題都作了報道﹐前者還發了示威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標語。這已經不是對異教徒的宗教迫害﹐而是在喇嘛教內部的教派迫害了。這對達賴喇嘛作為“民主領袖”與“人權斗士”的形象都是無情的嘲弄。1998年5月印度核試驗後﹐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同聲譴責﹐惟有達賴喇嘛公開為印度辯護﹐說是印度有權發展核武器（46）。他還能算“和平主義者”嗎﹖

然而西方輿論卻繼續大肆吹捧達賴喇嘛為民主英雄﹑人權斗士﹑和平主義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上述《僧侶對僧侶》在報導金剛派抗議達賴喇嘛的同時說﹕“那些率先開創了全球性運動的眾神都要向他低頭。除了德萊莎媽媽（Mother Teresa）與曼德拉（Nelson Mandela）﹐近年來很少有人能像達賴喇嘛那樣獲得對聖人般的歡呼。他被其信徒當作慈悲佛來崇敬。這位西藏政教領袖不僅因為替他的被中國佔領的祖國奮鬥而榮獲1989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而且在信奉犬儒哲學的﹑沉溺於咖啡因的世界裡一致獲得了作為真理﹑和平與寧靜的源泉的聲譽。”《給鐵氟龍喇嘛搔痒》則說﹕“達賴喇嘛當然是世界上最慈祥的宗教人物。作為西藏政治與精神領袖﹐他通過呼籲人權與宗教自由﹐使他的國家的困境變成了國際熱點。雖然對於其他國家與其它傳統的佛教徒來說﹐達賴喇嘛不過是另一個國家與傳統的僧人﹐但對大多數西方人來說﹐他的臉卻是佛教的招牌。那是一張開放﹑樂觀和熱情的臉﹐它的微笑幾乎每個月都出現在西方雜誌上﹐錯雜在巴黎時尚﹑各種名人與搖滾樂之中。別的西藏喇嘛沉溺於酒﹑女人與金錢。但是儘管達賴喇嘛經常與政治家﹑基金會﹑媒體及電影明星做交易﹐他陛下的聲譽仍然像喜馬拉雅山一樣崇高。他是一個鐵氟龍喇嘛。”（“鐵氟龍”----Teflon----即聚四氟乙烯﹐是一種非常光滑的塑料物質﹐美國人用以稱呼總是能從困境裡滑脫出來的﹑八面玲瓏﹑永遠幸運的人----引者）

這種肉麻的語句在西方報刊中比比皆是﹐我常常為此感嘆﹕當歷史的錯位與政治的陰謀與種族的偏見揉合在一起時﹐可以將西方人誤導到何等荒謬的地步。達賴喇嘛所代表的本是比路易十六的法國還要黑暗﹑反動與殘酷的社會制度﹐然而因為摧毀這一制度的是對中國人民犯下了許多暴行的中共﹐所以被中共摧毀的農奴制也就變成了美德與聖物﹐農奴制的代表也就變成了天使與聖人。傳統的西藏文化本與被西方人自己革命革掉了的中世紀歐洲文化極為相似﹐然而因為革這一文化命的是發動過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中共﹐又因為中共使西藏現代化時西方人正“膩煩”與“饜足”了現代化﹐於是中世紀西藏就變成了天堂與樂土﹐傳統西藏文化的象徵就變成了救星與上帝。西方某些勢力支持藏獨本是為了分裂中國﹐然而當這一陰謀與西方的“白人世界霸權不容挑戰”的集體無意識相共鳴時﹐達賴喇嘛就成了西方的頭號英雄與明星。

達賴喇嘛不滿足於在流亡藏人中搞政教合一﹑為未來的西藏設計政教合一﹐他還利用絕大多數藏人深受政教合一傳統的影響﹑不懂政教分離的弱點﹐借助於自己作為宗教領袖與觀音菩薩化身的號召力﹐把佛經中根本沒有的西藏獨立這樣一個政治口號說成是佛的旨意﹐日夜不停地煽動藏人分裂主權國家﹐這是不折不扣地以宗教的名義干涉政治。他在國外煽動﹐西藏的僧尼就在國內響應。僧尼們打著雪山獅子旗﹑高喊“西藏獨立”上街示威﹐或者在寺廟裡借講經為名宣傳西藏獨立﹐利用宗教對民眾的影響力煽動分裂主權國家。這也不是宗教活動﹐而是政治活動。達瓦才仁狡辯說﹕“有人說僧侶不能干涉政治﹐可是僧侶也是人﹐也有參與政治的權利﹐這種權利不能剝奪。（47）”首先﹐根據國際公法與《聯合國憲章》﹐任何人都無權分裂主權國家。聯合國《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19條在規定人人有思想﹑言論﹑出版等自由時﹐又規定這些權利的行使要受下列條件的限制﹕A﹑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B﹑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衛生﹑公共道德。林肯總統用武力鎮壓南方獨立﹑美國現政府用武力鎮壓“德克薩斯共和國”就是光輝榜樣（case law）﹔其次﹐達賴喇嘛與西藏僧尼都違背了肯尼迪說的“任何美國宗教機構都不得直接或間接地將自己的意志施加於公眾或政府官員”的精神（藏獨示威與宣傳就是要把喇嘛教會的意志以佛與菩薩的名義施加於公眾與政府官員）﹐所以中國政府鎮壓藏獨騷亂﹑取締藏獨示威﹑要求（逼迫）僧尼保證不參與分裂活動﹑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等不過是在學習﹑貫徹美國的民主制度。

達賴喇嘛作為政治領袖﹐是一個40年來不遺餘力地分裂中國的叛國集團首領﹐這樣的叛國首領放在法國與美國一定會受到法律追究﹐因為他違反了法國憲法規定的法國的“統一而不可分割”性﹔美國憲法第三條規定﹕“背叛合眾國與合眾國作戰﹐依附﹑幫助或安慰合眾國的敵人者﹐犯叛國罪。”所以他放在美國也是叛國犯。中國政府禁止藏人懸掛﹑崇拜這樣一個叛國首領的相片﹐也是合理合法的事。中國法庭沒有缺席審判他﹐已經是非常寬大了。難道因為他是宗教領袖﹐就可以不受法律的約束﹐肆無忌憚地﹑隨心所欲地從事叛國活動﹖美國的宗教領袖有這樣的豁免權嗎﹖

沃爾夫秘密訪問西藏離中國主席江澤民首次訪問美國只有兩個月﹐他在美國國會與輿論界掀起的譴責中國在西藏的“宗教迫害”的狂飆使中國政府非常難堪。美國國會甚至有人提案﹐要禁止參與宗教迫害的中國官員進入美國（48）﹐隱然把矛頭指向了江澤民。為了給自己的宗教政策辯護﹐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1997年10月16日（江澤民訪美前夕）發表了《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狀況》白皮書。可笑的是﹐它對於美國攻擊最力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一字不提﹐這就給人以心虛理虧的感覺。尤其可笑的是﹐在這份談論宗教政策的白皮書裡﹐始終沒有出現“政教分離”的字樣（只提到了“宗教與教育分離”）﹐真是荒謬絕倫。本來中共把那場運動叫做“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就很不策略。西方人權衛士與達賴喇嘛可以說﹐西藏自古以來是個獨立國家﹐你們現在要強迫藏人愛中國而不愛西藏國﹐這不是殖民主義嗎﹖----所以﹐“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就是“殖民主義教育運動”。如果中共將其稱為“政教分離教育運動”﹐並理直氣壯地宣稱﹕這場運動的目的就是為了學習美英法國的民主制度﹐禁止西藏僧尼利用宗教干涉政治﹐西方人權衛士與達賴喇嘛就啞口無言。這份白皮書說明﹐中國國務院的理論家們對於西方政治制度與西方政治理論十分隔膜﹑極為無知﹐所以根本想不到用西方的制度與理論來反駮西方人權衛士。它發表的當天﹐有家對中國廣播的電台就來採訪我﹐要我對它發表評論。我講了上述意思。四個月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白皮書（1998年2月24日）﹐文中終於出現了“政教分離”的字樣。

注釋﹕

（37）"Tibet: A First Look, Representative Frank Wolf's Report on His Visit to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IX:IV (October, 1997).

（38）United States History, 1600-198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 p.40.

（39）Shafritz, Jay M., The Harper Collin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1992, p.519.

（40）亞衣﹐《以佛的善念對待世界----訪國際聲援西藏中心政治分析員阿沛晉美先生》﹐《北京之春》﹐1995年5月號。

（41）（44）《西藏的民主道路》﹐《西藏通訊》﹐1995年冬季號。

（42）（47）亞衣﹐《讓西藏流亡者早回家園----訪<西藏通訊>主編達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1997年11月號。

（43）Dalai Lama, "Guidelines for Future Tibet's Polity and Basic Features of its Constitution", Tibetan Review (October, 1992).

（45）Biema, David Van, "Monks vs. Monks", Time 11 May 1998, p.70; Woodward, Kenneth L., "A Scratch in the Teflon Lama", Newsweek 11 May 1998, pp. 64-65.

（46）"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View on India's Nuclear Tests", World Tibet Network News 20 May 1998.

（48）"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oves Tibet Resolution", Tibet Press Watch X:I (Februar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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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23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四部：新的冷戰

第十二章﹕冷戰在繼續

5﹑從“六四”到“一一一”

無數事實告訴我們﹐民族主義是一種非理性的情緒﹐極容易被煽動起來﹐特別是有超級大國在煽動的時候。如果美國也像煽動藏獨一樣不遺餘力地煽動蘇格蘭﹑威爾士﹑科西嘉與布列塔尼獨立﹐不出十年﹐蘇格蘭﹑威爾士﹑科西嘉與布列塔尼的獨立運動就會像藏獨運動一樣鬧得不可收拾（蘇格蘭已經有一個鬧獨立的政黨﹐就叫蘇格蘭獨立黨﹔科西嘉也有個科西嘉解放陣線﹐不時搞點恐怖活動。順便說說﹐蘇格蘭與威爾士的民族與英格蘭族不一樣﹔科西嘉與布列塔尼的民族也與法蘭西族不一樣）。至於北愛爾蘭﹑魁北克﹑巴斯克等獨立運動﹐毋需別人煽動就鬧得如火如荼。美國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亞人的後裔也在鬧獨立﹐還有自己的政黨夏威夷自由黨。它們所在的美﹑英﹑法﹑加拿大與西班牙等國可都是地地道道的民主國家。

1993年6月12日﹐美國眾議院人權委員會以口頭表決的形式通過決議“敦促克林頓總統向中國政府的最高層提出漢族人口遷進西藏的問題”。美國國務院一官員在參議院通過此修正案後說﹕“參議院這一行動可能給西藏人民帶來的任何好處﹐都不足以蓋過幾乎肯定會給美中關係造成的損害。達賴的五點和平計劃是一個隱蔽的獨立計劃﹐而在這個特別時候﹐國會支持西藏獨立就是向更兇暴的分子發出錯誤的信號﹐只能導致更多的流血事件。（49）”

美國的議員先生們也許巴不得藏獨分子在西藏挑起更多的流血事件﹐這樣他們就可以通過更多的決議譴責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教中國政府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有聽任西藏獨立。他們的目的本是要中國像蘇聯那樣崩潰﹐然而他們這樣做的效果卻也像中國政府用鉅款包養西藏一樣適得其反。

蘇聯與中國最大的區別在於﹕俄羅斯族僅佔蘇聯人口的一半（50）﹐而漢族卻佔中國人口的92%（51）。所以只要漢族不分裂﹑不打內戰﹐中國就不可能像蘇聯那樣解體﹔而只要中共不垮台﹐漢族就不會分裂﹑不會打內戰。西方對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的支持恰恰起到了幫助中共團結漢族﹑鞏固統治的作用。

1995年4月號《北京之春》刊登了中國民聯南非支部負責人尹超的來信《一個值得警惕的傾向》﹐信中說﹕中國國內親友讀了《北京之春》1994年11月號發表的某些中國民運人士支持或讚同西藏獨立的文章後議論紛紛﹐“大家議論的結果還是支持共產黨﹐因為至少共產黨掌權的時候﹐中國還不至分裂”。“大家不願意看到共產黨如此‘國’不下去﹐但更不願意看到某些民運先生們如此的去‘不國’。現在大陸的許多人都持相同的看法﹐現在不是共產黨說服他們去忍受共產黨了﹐而是某些民運人士‘說服’他們去選擇共產黨了。”

某些民運人士支持或讚同西藏獨立也許是出於毛澤東的邏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52）”在民族問題上﹐事情不是那麼簡單。蔣介石與蔣經國也堅決反對西藏獨立﹐中共並未因為自己的敵人蔣氏父子反對藏獨就擁護藏獨﹔反之﹐中共也未因為自己的敵人藏獨分子反對蔣氏父子就擁護蔣氏父子。敵人的敵人並未成為朋友。這是因為在西藏問題上﹐歷代中國政府----清朝﹑北洋軍閥﹑國民黨﹑共產黨----所代表的都是中國的合法（國際法）利益。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復辟帝制當皇帝﹐被陳伯達稱為“竊國大盜”﹐中國人皆曰可殺。然而當他拒絕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時﹐中國人也應反對或譴責他嗎﹖

反之﹐藏獨分子包括十三世與現世達賴喇嘛從來把中國當成敵人﹐不僅僅把中共當成敵人。他們在滿清﹑北洋軍閥與國民黨時代就投靠英國鬧獨立﹐製造過兩次驅漢事件﹐十三世達賴喇嘛還派兵主動進攻國民黨的軍隊。中共政府在他們眼裡也不過是與國民政府一樣的中國政府而已。假如中共垮台﹐中國成立了民主政府﹐他們也一定會把中國民主政府當成敵人。

“六四”大屠殺後﹐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認為﹐中共已經喪盡人心﹐中國的學生與精英將會一代比一代更恨中共﹐一代比一代更親西方----特別是美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1997年11月1日江澤民去哈佛大學演講時﹐有上千人向他示威﹐分屬於西藏獨立﹑台灣獨立與中國民運三派﹐即所謂3T運動（Tibet, Taiwan, Tiananmen）。其中人數最多的是藏獨示威者﹐絕大多數是美國白人。有兩個美國白人學生在會場裡始終背對江澤民站著﹐向他顯示其背上的“給西藏以自由”（Free Tibet）的字樣。與此同時﹐卻有大約四千名中國人與華人歡迎江澤民﹐其主力是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的中國學生學者﹐也有許多其他學校的中國學生學者﹑來自大陸台灣香港與其它地方的華僑與當地華人。他們揮動五星紅旗﹐不斷高喊“熱烈歡迎江主席”﹐不斷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歌唱祖國》與《團結就是力量》﹐自始至終情緒飽滿﹐態度激昂。最令人意外的是﹐劍橋中文學校的學生娃娃也舉著“江爺爺您好”的標語﹐手持五星紅旗沿街列隊歡迎。歡迎者與示威者不時發生辯論（由於大批美國警察在場﹐沒有任何暴力衝突發生）﹐有一段對話令我震驚﹕一個年輕的女示威者走到歡迎人群前面說﹕“永遠不要忘記六四屠殺﹐我看到他們殺人﹐他們殺男孩﹐他們殺年輕人﹐他們殺抗議者。”一個女歡迎者高聲反駮說﹕“我住在北京﹐我沒有看到這種事。”（53）

那些中文學生娃娃的父母絕大多數是中國學生學者﹐其年齡在30歲出頭﹐“六四”時當為大學生﹑研究生或大學教師﹑科研人員﹐想必也參加過或同情過八九民運。那些年輕的中國留學生在“六四”時大多當為中學生﹐想必也同情過八九民運。為什么在八年後﹐一齊歡迎起“江主席”來了呢﹖我想不是因為他們來到了自由民主的美國後改變了觀點﹐喜歡起中共的專制獨裁了﹐而是憤慨於美國朝野對西藏獨立的狂熱支持。也不知有意還是無意﹐哈佛當局把離江澤民演講的會場最近的地方劃給了藏獨示威者。有個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一針見血地告訴我﹕“如果沒有那麼多美國人參加藏獨示威﹐就不會有那麼多中國人歡迎江澤民。”江澤民到哈佛的前幾天﹐哈佛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召開“西藏問題討論會”﹐實際上是聲討藏獨大會。會場爆滿﹐群情激昂﹐開成了歡迎江澤民的動員﹑誓師大會。誠然﹐中共駐紐約總領事館也派人到波士頓組織歡迎﹐但沒有這種共同的逆反心理﹐他們再有天大的本領也拉不到那麼多人的。

不僅大陸人反對藏獨﹐某些台灣人也反對。來自台灣的閻公駿對記者說﹕“江澤民訪美活動中的幾次講話都滿有水平。”他的妻子﹐大波士頓華人文化協會主席熊晶則說﹕“美國人根本不了解中國歷史﹐不懂得西藏早已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受藏獨分子蒙蔽譴責中共進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與自己的孩子都經常爭論。實際上﹐中國政府派兵進藏與當年林肯總統打南北戰爭的目的很相似﹐一是消滅農奴制﹐二是防止國家分裂。如果說中共迫害藏人壓制人權﹐那麼當年在農奴制下遭受殘酷迫害的藏民就有人權嗎﹖”（54）

有意思的是﹐美國主流社會的電視與報刊幾乎不報導多達四千人的歡迎人群﹐卻大肆宣傳只有一千人的抗議示威﹐甚至把歡迎者的人數也算進抗議者中去﹐有個電視台乾脆把歡迎者說成是抗議者。當許多中國人打電話給這些電視台與報刊表示不滿時﹐後者竟然反問前者是不是中國政府派來的。這種傲慢與偏見進一步加深了中國人的反感﹐並對美國的“言論自由”產生幻滅。倒是親國民黨的美國《世界日報》在報導此事時比美國主流媒體公正﹑客觀得多（55）。

從中文網絡也可看出﹐中國留學生一代比一代更激烈地反對藏獨與台獨﹐其民族主義情緒遠遠超過老一代留學生。這與國內“中國可以對美國說不”的聲浪是一致的。誠然﹐“六四”以後﹐中共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不得不把愛國主義當作救生圈。但要說留學生的民族主義也是中共煽動起來的﹐未免高估了中共的號召力與影響力。真正的原因還在於美國對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的支持所引起的逆反心理。

五四運動與八九民運都證明﹐精英是中國民眾的靈魂。留美中國學生學者可謂精英了﹐能夠到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來的更是精英中的精英了。他們中即便有一小半人回國﹐也會對中國未來的局勢產生深刻的影響。何況國內本來就有對西方的逆反心理。西方不遺餘力地支持藏獨一方面給中共製造出許多麻煩﹐另一方面又幫助中共強化漢族的民族主義情緒。於是出現了這樣的悖論﹕西方越是支持藏獨達賴就越是活躍----中國的精英就越加對西方反感越加擁護中共----中共統治就越加鞏固漢族就越加團結（豈止漢族﹐如前所述﹐回族對藏獨也極為反感）----藏獨疆獨蒙獨就越加不可能成功中國就越加不會分裂。西方某些勢力與達賴喇嘛本想搞垮中共﹑分裂中國﹐結果在客觀上起到了幫助中共鞏固統治﹑增強合法性﹑凝聚中國與防止分裂的作用﹐他們自己也陷入了怪圈22。這對促進中國民主化也沒有什麼好處﹐毋寧是幫倒忙。

我願借此機會奉勸達賴與藏獨的西方支持者﹐你們如果真的希望中國民主化﹐就應當停止刺激中國各族的民族主義（無論是漢族的還是藏族維族蒙族的）﹐像克林頓那樣告誡達賴喇嘛接受中國對西藏的主權（56）。你們如果執意要分裂中國﹐那就要考慮玩火的代價。不要以為你們可以隔岸觀火﹐那時會有幾億難民像《黃禍》描寫的那樣漂洋而來﹐你們如何對付﹖

注釋﹕

（49）轉引自﹕直雲邊吉﹐《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海南出版社﹐海口﹐1997年﹐82-83頁。

（50）1990年數字﹐見Time 9 September 1991。

（51）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司編﹐《中國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1冊﹐19頁。

（52）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印﹐《毛主席語錄》﹐14頁。

（53）徐德清﹐《百聞不如一見----評美國主流媒體對江澤民訪問哈佛的報導》﹔韓恩厚﹐《江澤民主席訪問波城觀感》﹐兩文均見《波士頓新聞》﹐1997年11月7-13日。朱偉憶﹐《中國主席江澤民來訪波士頓與美中台關係》﹐《舢舨》﹐1997年11月7日。曾慧燕﹐《江澤民哈佛演講》﹐《世界日報》﹐1997年11月2日。以及上述三報發表的照片新聞。

（54）朱偉憶﹐《中國主席江澤民來訪波士頓與美中台關係》﹐《舢舨》（波士頓中英文合璧報）﹐1997年11月7日。

（55）徐德清﹐《百聞不如一見----評美國主流媒體對江澤民訪問哈佛的報導》﹐《波士頓新聞》﹐1997年11月7-13日。

（56）《江澤民克林頓記者招待會》﹐《北京之春》﹐1998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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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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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新的冷戰

第十三章達賴喇嘛向何去﹖

1﹑“大西藏”的神話

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演說“五點和平計劃”時說﹕“中國公民大量移民西藏違反了第四屆日內瓦會議﹐威脅藏人作為獨特民族的生存。在西藏的東部﹐中國人口遠比藏族人口多。舉例來說﹐在我出生的安多省（指青海省----引者）﹐根據中國統計﹐有250萬中國人﹐但只有75萬藏人。即使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西藏中部與西部）﹐中國官方資料也證實中國人口比藏人多。（1）”如前所述﹐最後一句話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公佈過那樣的資料。

三年後出版的達賴自傳說﹕“中國公民大量移民西藏直接違反了第四屆日內瓦會議﹐其結果是﹐在我國的東部﹐中國人比藏人多。以我的出生地﹑現被劃入青海省的安多為例﹐據中國的統計﹐現有250萬中國人﹐只有75萬藏人。即使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西藏中部與西部）﹐我們的資料表明﹐中國人也比藏人多。（2）”前面的話一模一樣﹐最後一句話把“中國官方資料”悄悄改成了“我們的資料”﹐可見達賴喇嘛自己造謠心虛。

達賴喇嘛這裡說的“西藏”當然是指“大西藏”。王力雄對達賴喇嘛說“大西藏”內有750萬中國人深感困惑。他說根據中國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與西藏自治區人口普查辦公室寫的《當代中國西藏人口》﹐1987年西藏自治區漢人只有78800人﹐即便加上一﹑二十萬流動人口﹐也不過二十幾萬﹐怎會超過自治區的藏族人口190萬﹖按照同書的數字﹐即便在“大西藏”----西藏自治區加上青海﹑四川﹑甘肅﹑雲南的十個藏族自治州﹑兩個藏族自治縣與一個藏族自治鄉----漢人總數也僅為152.1萬（佔總人口的26.9%）﹐只有達賴喇嘛所說的五分之一。王力雄認為﹕“在數字化管理越來越成為治理現代國家的關鍵因素時﹐它（指中國政府----引者）不可能把所有的數字都做成給別人看的假數字。除此之外﹐我還有親身在西藏的所見。雖然我不可能搞人口統計﹐但以我在西藏接觸的範圍和深入程度﹐應該已經達到比較充分的隨機化。在這種隨機化基礎上產生的感覺﹐我判斷中共方面的數字更接近實際。達賴喇嘛之所以提出這樣一個數字﹐除了他的情報系統有放大﹐以及為了加強政治宣傳的效果﹐我想可能還有一個因素﹐即達賴喇嘛的大西藏版圖比中共認定的藏區更大﹐進入了漢人稠密區﹐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3）

把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97年的報告《西藏﹕人權與法治》（4）扉頁的“大西藏”地圖（該地圖當然是達賴方面提供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仔細對照﹐就可發現達賴喇嘛的“大西藏”版圖不僅包含了西藏自治區﹐還囊括了整個青海省﹑半個四川省﹑半個甘肅省與四分之一個雲南省﹐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南部。其面積佔中國的四分之一強。其中包含如下非藏地區﹕

青海省的西寧市與海東專區（主要居民是漢族與回族）﹑門源回族自治縣﹑化隆回族自治縣﹑互助土族自治縣﹑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河南蒙古自治縣﹐還有一個混合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薩克族自治州﹔雲南省的怒江栗僳族自治州﹑麗江納西族自治縣﹑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寧蒗彝族自治縣﹑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楚雄彝族自治州北部﹔四川省的混合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涼山彝族自治州西部（包括其首府西昌市）和許多漢人縣如平武﹑寶興﹑石棉﹑鹽邊等﹔甘肅省的臨夏回族自治州﹑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肅北蒙古族自治縣﹐以及漢人居住的整個河西走廊﹐包括安西﹑玉門﹑嘉峪關﹑酒泉﹑金塔﹑高台﹑臨澤﹑張掖﹑山丹﹑民樂﹑永昌﹑金昌﹑武威﹑古浪﹑永登等市﹑縣﹐還有甘南漢人縣如岷縣﹑宕昌﹑武都﹑文縣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南部。

除藏族外﹐在達賴喇嘛的“大西藏”內還居住著漢﹑回﹑蒙古﹑土﹑撒拉﹑哈薩克﹑栗僳﹑納西﹑獨龍﹑怒﹑彝﹑白﹑裕固﹑東鄉﹑羌﹑維吾爾﹑保安等17個非藏民族。達賴喇嘛說他們都是中國政府送去的移民﹐又是彌天大謊。眾所週知﹐1949年前的青海省主席馬麒﹑馬步芳父子都是回民﹐他們擁有一支強大的騎兵﹐曾在1932年擊退了十三世達賴喇嘛對青海玉樹地區的進犯﹐又在1935年消滅了中共紅軍的西路軍。可見青海的回民決不是中國政府移民過去的。達賴喇嘛自己也明白﹐把上述16個非藏非漢少數民族都說成是中國政府送去的移民是無人相信的﹐所以他故意含糊其辭地把他們都叫做Chinese（中國人）﹐從而給西方人以他們都是漢人的印象﹐製造“漢人在藏人自己的土地上（指“大西藏”）淹沒藏人”的神話。

那麼“大西藏”內的漢人呢﹖眾所週知﹐早在兩千一百年以前﹐絲綢之路的要道河西走廊就已經是西漢皇朝的領土----涼州。比松贊幹布定都拉薩﹐建立第一個藏族國家吐蕃王朝早了七﹑八百年（我把松贊幹布建立的吐番王朝稱為藏族第一個國家基於如下理由﹕第一﹐據“西藏流亡政府”機關刊物《西藏通訊》每期末頁介紹﹐藏族有文字始於松贊幹布時代﹐可見此前藏族無文字記載的歷史﹐只有傳說中的歷史﹐不足為憑。第二﹐藏族的政權從松贊幹布開始才與西藏週圍的國家如中國唐朝與尼泊爾發生交往﹐用現代的政治術語來說﹐即發生外交關係並獲得國際承認。此前藏族傳說中的贊普只能算部落酋長﹐算不得國王）。唐王昌齡詩《出塞》云﹕“秦時明月漢時關”﹐這關就是河西走廊的咽喉﹑漢朝建立的玉門關。達賴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竟然把自古以來屬於漢人的河西走廊也劃進了“大西藏”﹐足見其領土野心已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

讓我們再來看被達賴喇嘛叫做“安多省”的青海省。達瓦才仁說﹕“青海自古是藏人生息繁衍的地方﹐現在青海境內的各民族中﹐除藏族外﹐其餘全是十三世紀後逐漸遷入青海的﹐而漢族遷入更是本世紀中葉以後的事。漢族最早進入青海是新朝的王莽﹐曾拓邊到青海並設立西海郡﹐徙犯人屯田﹐不過幾年﹐這些地方又為藏人收復。（5）”這話自相矛盾。王莽新朝在公元9至23年﹐達瓦才仁既然承認漢族那時已在青海設郡屯田﹐又怎能說“現在青海境內的各民族中﹐除藏族外﹐其餘全是十三世紀後逐漸遷入青海的”呢﹖

看來達瓦才仁對青海的歷史十分無知﹐有必要多花點筆墨介紹青海歷史。據《後漢書》《西羌傳》﹐西羌祖先是三苗﹐原居湖南衡山附近。舜將三苗遷移到三危（今甘肅境內﹐敦煌附近）﹑河關（今蘭州附近）西南地區﹐在賜支河（今青海東部黃河彎曲處）沿岸定居﹐其活動範圍東起隴西﹐西迄黃河源﹐南下青藏高原﹐西北達新疆中部。羌人的後裔至今仍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生活。

青海的第二代移民是漢人。公元前121年（比松贊幹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754年）﹐西漢皇朝設立令居塞（今甘肅天祝藏族自治縣）以控制河湟地區。在湟水沿岸築西平亭（今西寧）﹐設置臨羌縣（今西寧市境內）﹑破羌縣（今青海樂都縣境內）﹑浩門縣（今青海民和縣境內）﹐還設護羌校尉管轄羌人並屯田。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在青海三角城（今青海海晏縣境內）設置西海郡。1944年10月在三角城遺址挖出一個花崗石虎﹐下有石座﹐上刻“西海郡始建國X河南”九字（第七字不清）。這“始建國”是王莽稱帝後第一年年號。600多年後﹐松贊幹布大臣吞米桑布才仿照梵文字母創制了藏文字母。

王莽死後﹐西海郡廢棄。公元25年（比松贊幹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608年）﹐東漢皇朝在青海除了恢復原有的臨羌﹑破羌﹑浩門三縣外﹐增設安夷縣（今西寧市東）﹑白土縣（今民和縣南）﹑龍支縣（今民和縣境內）﹐又分置臨羌縣為西都縣﹔公元210年設西平郡（今西寧市）﹐復置護羌校尉﹐管轄青海羌人﹐並移民屯田。那時松贊幹布與吐蕃王朝尚未誕生﹐何來達瓦才仁所說的“不過幾年﹐這些地方又為藏人收復”﹖按照先來後到的順序﹐漢人比藏人更有權利說﹐青海自古以來就是漢人的地方。

三國年間﹐魏國繼續以西平郡管轄臨羌﹑破羌﹑安夷﹑白土﹑浩門﹑西都等縣。

青海的第三代移民是鮮卑----土谷渾。公元280年﹐遼東鮮卑慕容氏遷移到陰山﹔公元310年（比松贊幹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323年）﹐再遷到甘肅南部﹑青海與四川北部﹐與當地羌人融合﹐以土谷渾為稱號﹐以西晉為正統。《北史》《土谷渾傳》云﹕土谷渾“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週圍千餘里”。唐王昌齡詩《從軍行》云﹕“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夜戰桃河北﹐已報生擒土谷渾。”（詩中“桃”字左邊應為三點水﹐我的中文軟件沒有這個字）這桃河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內﹐按照達瓦才仁的邏輯﹐土谷渾也有權說﹐青海與甘南自古以來是土谷渾的土地﹐可惜今天已經無從考證其後裔了。

公元596年（比松贊幹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37年）﹐隋文帝以光化公主嫁土谷渾首領世伏。公元609年（比松贊幹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24年）﹐隋煬帝親自率軍趕走土谷渾首領伏允﹐在土谷渾首府伏俟城設西海郡﹐在赤水城（今青海南部）設河源郡。隋滅後﹐伏允重返青海東部。公元640年﹐唐太宗以弘化公主嫁土谷渾首領諾曷缽。次年﹐文成公主經青海入藏時﹐諾曷缽與弘化公主夫婦為文成公主沿途建行館﹑設盛宴﹐贈送厚禮。

青海的第四代移民才是藏人。公元660年左右﹐吐蕃王朝恩將仇報﹐襲擊土谷渾。663年諾曷缽﹑弘化公主夫婦逃到涼州﹐向唐朝求援。670年唐朝派薛仁貴率軍入青海﹐幫助土谷渾收復失地﹐大敗。公元734年唐使張守圭﹑李行韋與吐蕃使者奔布支會同在赤嶺（今青海湟源縣日月山）分別立碑為界。不久﹐唐蕃戰事又起﹐唐將哥舒翰屢敗吐蕃﹐封西平郡王。《唐書》《哥舒翰傳》云﹕“吐蕃盜邊﹐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披靡﹐虜駭走﹐只馬無還者。逾年﹐築神威城青海上﹐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故唐西鄙人詩《哥舒歌》云﹕“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公元755年安史之亂時唐軍東調﹐吐蕃趁虛而入﹐於757年佔領鄯州首府西平（西寧）﹐760年佔領廓州（青海東部）﹐只在這時﹐藏人才控制了青海全境。然而好景不長﹐吐蕃王朝於842年贊普朗達瑪被刺身亡後即告崩潰﹐此後四百多年﹐西藏陷入群雄割據﹑爭戰不休的極度混亂之中﹐直至被蒙古人征服﹐沒有統一的政權。

公元1099年﹐宋軍收復河湟地區﹐置隴右節度。公元1104年﹐改鄯州為西寧州﹐設隴右都護府﹐是為西寧這一地名的起源。

青海的第五﹑六代移民是蒙古人與蒙古人帶來的中亞穆斯林(回族的祖先)。公元1372年明朝改西寧州為西寧衛﹐1375年至1397年在柴達木地區設立安定﹑阿端﹑曲先﹑罕東四衛﹐歸西寧衛統轄。清朝年間青海東部屬於甘肅省﹐西部由欽差辦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務大臣管轄。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青海東部仍屬甘肅省西寧道﹐西部由青海辦事長官管轄。

1929年中華民國在青海建省﹐以西寧為省會﹐由孫仲良任省主席。同年中原大戰爆發﹐孫率軍東去﹐回民馬麒代省主席。1932年十三世達賴喇嘛趁國民政府忙於對付國難（日本侵佔東北的“九一八”事件）﹐派軍進襲青海與西藏交界的玉樹地區﹐被馬家軍擊敗。1936年馬麒之子馬步芳代省主席﹐1938年正式任省主席﹐直至1949年逃亡台灣（6）。

由此可見﹐中國皇朝最先將青海納入中國版圖﹐治理青海的時間也最長。歷代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從來沒有統治過青海﹐青海在中共建政之前就是一個以漢人為主的省。連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97年的報告《西藏﹕人權與法治》都承認﹐1949年青海已有70多萬漢人﹐只有43萬8千藏人（7）。達賴喇嘛總不能說﹐那70多萬漢人也是中共移民吧﹖既然青海自古以來是漢人為主的土地﹐此後無論有多少漢人遷入青海﹐藏人都沒有資格說三道四。達賴喇嘛借口青海境內有藏人而企圖吞併整個青海﹐就像希特勒借口捷克境內有德意志人而吞併捷克一樣無恥。

本書第八章開頭引用過噶廈政府1949年11月4日給英國的呼籲信﹐信中說﹕“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已經佔領了中國的省份蘭州（原文如此﹐當為甘肅----引者）﹑青海和西康﹐因為這些省份鄰近西藏邊境﹐我們已經給中共政府領袖毛澤東先生發信﹐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領土完整。”可見那時噶廈政府也承認青海省﹑包括甘南藏區在內的甘肅省﹑包括甘孜與阿壩藏區在內的西康省都是中國的省份。

戈倫夫指出﹕“歷史事實是達賴喇嘛自從十八世紀中葉從未統治過西藏自治區外的藏族居住區。在1913年的西姆拉會議上﹐十三世達賴喇嘛甚至願意簽字放棄對它們的權利。（8）”戈茨坦也說﹕“無論如何﹐大西藏的目標在政治上是不現實的。西藏已有一個世紀或更長時間未曾統治過那些地方﹐也難以想像中國會將四川﹑青海﹑甘肅與雲南的大片土地交出來。那裡的許多漢族與回族早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很久就定居在那裡了。（9）”連一貫堅決支持藏獨的美國人權組織亞洲觀察委員會都說﹕“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關於750萬漢人這個數字﹐包括了居住在一些區域例如西寧這個青海省會城市中的漢人﹐這個城市幾個世紀以來就不屬於藏族﹐而且位於由各類藏人﹑半藏人自治地區所組成的藏族居住區域之外”（10）。

達賴喇嘛把那麼多自古以來就是漢﹑回﹑蒙古﹑土﹑撒拉﹑哈薩克﹑栗粟﹑東鄉﹑羌﹑保安﹑維吾爾﹑納西﹑獨龍﹑怒﹑彝﹑白﹑裕固等17個非藏民族的土地統統劃入“大西藏”版圖﹐自然會使藏族人口在“大西藏”內變成少數。按照他的地圖﹐“大西藏”內何止750萬“中國人”（上述17個非藏民族）﹖單單河西走廊就有好幾百萬漢族居民。達賴喇嘛在地圖上吞併了那麼多其他民族的土地後反咬一口﹐誣指“中國移民”使藏族“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正在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少數民族”（11）。借用達賴喇嘛自己的話說﹐他的指責是“一種卑鄙而令人遺憾的遁辭”（12）。而所謂“大西藏”不過是俄國極端民族主義狂人日里諾夫斯基的“大俄羅斯”（包括整個蘇聯﹑東歐的大部﹑伊朗﹑阿富汗與美國的阿拉斯加）的翻版。

達賴喇嘛在1987年美國國會講話與自傳裡都說﹕“這套移民政策並不新鮮﹐中國曾有系統地在其它地區運用。本世紀初﹐滿洲人還是個擁有自己獨特文化與傳統的民族﹐現在滿洲只有兩至三百萬滿洲人﹐卻有7500萬中國移民。（13）”達賴喇嘛大概從來沒有讀過中國歷史﹐所以不知道滿洲人入關後﹐曾用武力向漢族地區大量移民（做官﹑駐軍）﹐從而抽空了自己的家鄉。滿清政府還派出許多蒙古兵去漢族地區鎮壓漢人﹐使蒙古人口空虛。十九世紀中葉﹐為了抵禦俄國的侵略﹐滿清政府推行“移民實邊”政策﹐允許與鼓勵漢族遷入滿洲﹑內蒙古與新疆﹐甚至派出“墾務大臣”去內蒙古督辦此事（14）。1912年內蒙古的漢人達到100萬﹐超過了蒙古人80萬（15）。滿洲人走得更多﹐漢人去得自然更多。滿洲人作為中國的統治民族﹐自願放棄了自己的文化傳統﹐接受了漢族的文化傳統﹐這也是漢人（達賴喇嘛所謂的“中國人”）的罪過嗎﹖

尤為奇妙的是﹐達瓦才仁竟然把其他民族也說成是藏族。例如他說青海的回族是“信奉伊斯蘭教的藏人”（16）﹐以此證明青海自古以來就是藏族的土地。他為什么不把漢族也說成是“不信喇嘛教的藏人”呢﹖那樣就可以把全中國都劃入“大西藏”的版圖了。

注釋﹕

（1）（13）Dalai Lama, "Address to the U.S.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Five Point Peace Plan for Tibet",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2）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hp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50.

（3）《天葬》﹐352-353頁。

（4）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5）達瓦才仁﹐《誰在製造西藏的神話﹖》﹐《北京之春》﹐1997年2月號。

（6）以上參見﹕青海省志編篡委員會﹐《青海歷史紀要》﹐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寧﹐1979年。

（7）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101.

（8）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245.

（9）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71.

（10）Merciless Repression: Human Rights in Tibet (Washington DC, Asian Watch Committee, 1990), p.74.

（11）（12）《達賴喇嘛在西藏自由抗暴38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國之春》﹐1997年4月號。

（14）翁獨健主編﹐《內蒙古簡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85年﹐276頁。

（15）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15頁。

（16）達瓦才仁﹐《對西藏的殖民與藏人的生存危機》﹐《中國之春》﹐1998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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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24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四部：新的冷戰

第十三章達賴喇嘛向何去﹖

2﹑西藏獨立的災難

我們既已弄清達賴喇嘛的“大西藏”的真相﹐就不難想象“大西藏”獨立的後果。自古以來就居住在那裡的漢﹑回﹑蒙古﹑哈薩克﹑東鄉﹑撒拉﹑裕固﹑白﹑彝﹑納西﹑怒﹑獨龍﹑保安﹑維吾爾﹑土﹑羌與栗粟等17個非藏民族一定會奮起反抗﹐那時在中國四分之一強的土地上就會爆發波斯尼亞式的種族--宗教戰爭﹐這是包括藏族在內的各族人民都難以承受的浩劫。早在1932年青海的回民騎兵就擊退過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藏軍﹐1993年初甘南與阿壩都發生過因掌權的藏人禁止當地回族修清真寺而起的大規模流血衝突（17）﹐可見回族第一個會起來反抗達賴喇嘛﹐其他穆斯林民族也一樣﹐更不必說漢族了。由於達賴喇嘛的擴張主義野心﹐“大西藏”內非藏人口超過了藏族人口﹐即便中國政府從“大西藏”撤軍﹐達賴喇嘛也絕無勝利的希望。北大西洋公約集團可能派兵越過印度洋與南亞次大陸﹑穿過喜馬拉雅山與雅魯藏布江去幫助達賴喇嘛鎮壓17個非藏民族的反抗嗎﹖如不能﹐那麼“大西藏”獨立就只能是夢囈而已。

更有甚者﹐1993年10月5日﹐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與《西藏論壇》聯合召開的漢藏對話會上﹐有藏人揚言要請美國像組織聯合國軍打伊拉克解放科威特那樣組織聯合國軍打中國解放西藏﹐真是幼稚得可愛。

達賴喇嘛在1987年美國國會演講“五點和平計劃”時﹐還要求“中國人”（上述17個自古以來就居住在那裡的非藏民族）全部撤出“大西藏”﹐這同“種族清除”有何區別﹖

那麼西藏自治區----“小西藏”----有無可能獨立﹖

藏族在西藏自治區人口中佔96.4%﹐所以如果西藏自治區獨立﹐不會爆發種族戰爭﹐然而達賴喇嘛立即要面對的難題是如何養活那裡的兩百多萬藏人。

如前所述﹐中國政府每年都要給西藏自治區三十幾億元財政補貼﹐且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遞增﹐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以包養十幾萬藏族職工（官員﹑幹部與工人）及其十幾萬家屬。假如西藏獨立﹐中國政府當然沒有義務再包養他們﹐那時他們就會向達賴喇嘛要飯吃﹑要錢花。達賴喇嘛有錢包養他們嗎﹖如沒有﹐這些飛揚跋扈﹑不學無術﹑養尊處優﹑游手好閑的寄生虫就會立即失業﹑挨餓。那時他們就會重新上街向達賴喇嘛示威﹐打砸搶燒達賴喇嘛的政府機關。無論達賴喇嘛用來世上天堂去安慰他們﹐或者用來世下地獄去恐嚇他們﹐恐怕都無濟於事。當然達賴喇嘛有一大法寶----向西方行乞﹐然而蘇聯與東歐各國“民主化”後﹐也一再向西方行乞﹐西方給了多少﹖

達賴喇嘛還可以讓他們回鄉種地放羊﹐且不說這些過慣了不勞而獲的寄生生活的藏族新貴是否還願意勞動﹐即便願意﹐也必須把1980年以來分給藏農牧自由經營的土地牲畜收一部分回來重新分配﹐那就會引起藏農牧的堅決反抗。

還有十多萬流亡藏人怎麼辦﹖印度﹑尼泊爾與不丹等國自己人口爆炸﹐那時決不會再收留他們。達賴喇嘛如何安置他們﹖他將面臨與養活藏族市民同樣的問題﹐甚至更嚴峻----流亡藏人可是藏獨的大功臣哩。

王力雄認為﹐“達賴喇嘛不但不會在西藏復辟舊制度﹐還將在西藏實行遠比現在的共產極權制度更有利於人民的民主制度。（18）”如前所述﹐根據《西藏未來政體與憲法特徵要旨》（19）﹐達賴喇嘛的“民主制度”就是政教合一﹐那是對民主的諷刺與嘲弄。該《要旨》還說西藏的政治必須遵循佛法的指導﹐多麼像中共憲法關於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條款。當然﹐那時藏人可以充分享受自由與人權----自由地高喊西藏獨立﹐自由地崇拜達賴喇嘛﹐自由地修建無限多的寺廟﹐自由地招收無限多的僧尼﹐自由地打砸搶燒漢回個體戶（如果後者賴在西藏不走的話）……自由地做中共現在禁止他們做的一切事情﹔但不能自由地做達賴喇嘛禁止的事﹐諸如崇拜金剛派。還有12%的藏農牧已不信教﹐藏官與藏幹不信教的比例恐怕還要高﹐當達賴喇嘛復辟了政教合一的體制後﹐他們的信仰自由（即不信教的自由）還能否得到保障呢﹖焉知達賴喇嘛手下的人不會根據達賴喇嘛制訂的憲法迫害他們或強迫他們重新信教﹖王力雄斷言達賴喇嘛將在西藏實行民主制度未免言之過早。

而況常識告訴我們﹐除了餓死的自由外﹐世上所有其它自由都要以“有飯吃”為前提。美國前總統羅斯福(Roosevelt)提出的“四大自由”中就有一條“免於匱乏的自由”（其它三條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與“免於恐懼的自由”）﹐達賴喇嘛如何保證藏人享受“免於匱乏的自由”呢﹖

關於西藏獨立後的經濟制度﹐達賴喇嘛在《西藏未來政體與憲法特徵要旨》裡只說了三句話﹕“西藏應有獨特的經濟制度。根據它自己的需要﹐不走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極端。稅制以收入為準。”這個既非資本主義亦非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究竟是什麼東西----比如說﹐是不是農奴制﹖----達賴喇嘛語焉不詳﹐我不敢妄加猜測。但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他要收稅。如前所述﹐西藏的企業只虧不贏﹐全靠中國政府撥款維持。西藏一旦獨立﹐這些企業就會馬上破產﹐叫達賴喇嘛無稅可收。所以達賴喇嘛計劃中的收稅的主要對象只可能是農牧民。然而中國政府自1980年以來就不收農牧稅﹐藏農牧已近20年不用繳稅﹐早已把不繳稅視為天經地義﹐如今達賴喇嘛要叫他們繳稅又談何容易﹖中國政府自1980年以來﹐不僅不收農牧稅﹐而且大量提供無息或低息貸款﹑免費或廉價的生產資料與技術以及廉價生活必需品﹐但由於西藏的自然條件實在太差與農牧民人口爆炸﹐藏農牧的人均純收入也只及全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一半﹐大多數只是維持溫飽而已。西藏獨立了﹐中國政府的資助就沒有了﹐藏農牧的收入就要大幅度下降﹐許多人就會落到貧困線以下去。在這樣的情況下﹐達賴喇嘛還要向農牧民收稅﹐難保農牧民不會起來反抗----不要忘記藏農牧中還有許多與達賴喇嘛同輩的﹑對舊西藏持仇視態度的﹑不信喇嘛教的翻身農奴。達賴喇嘛收不到稅﹐用什麼錢來養活他的政府與軍隊﹖沒有政府與軍隊﹐達賴喇嘛又如何收稅與鎮壓反抗﹖

當然﹐最嚴重的問題仍是藏族職工及其家屬----二十幾萬藏族市民。他們早已被中共的高工資﹑高獎金﹑高津貼與高福利寵壞了﹐把這一切視為天經地義。他們中的年輕人已經像老一代藏人酷嗜喇嘛教一樣酷嗜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如果達賴喇嘛沒有錢包養藏族市民﹐給予他們同樣的收入與福利﹐讓他們享受同樣的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他們就會像鴉片煙鬼斷了鴉片一樣難受。這時﹐同樣由於失去了權力與特權而像斷了鴉片的鴉片煙鬼一樣難受的原中共藏官就會組織他們起來造反﹐以要求中國政府重新補貼西藏為號召﹐並聯合不願意繳稅的農牧民﹐一起反抗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或者名義上擁護達賴喇嘛﹐卻把矛頭指向其主要追隨者﹐先架空達賴喇嘛﹐然後剝奪其實權﹐將其軟禁。中共藏官在藏族職工中約佔三分之一﹐有四萬人左右﹐加上家屬有十來萬﹐如把由中共津貼的農牧民幹部及其家屬也算上﹐就有十幾萬之眾。他們分佈在西藏城鄉各地﹐有現成的組織聯係﹐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這可是中共教給他們的看家本領）與廣泛的社會影響﹐許多人還受過軍事訓練。單單他們就完全有能力也有膽量發動內戰。北大西洋公約集團可能派兵越過印度洋與南亞次大陸﹑穿過喜馬拉雅山與雅魯藏布江去幫助達賴喇嘛鎮壓藏族人民的起義嗎﹖如不能﹐那麼“小西藏”的獨立也只能是夢囈而已。

注釋﹕

（17）《世界日報》﹐1993年3月9日。

（18）《天葬》﹐340頁。

（19）Dalai Lama, "Guidelines for Future Tibet's Polity and Basic Features of its Constitution", Tibetan Review (Octob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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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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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新的冷戰

第十三章達賴喇嘛向何去﹖

3﹑戈茨坦的幻想

至少有一個美國人看出了達賴喇嘛的困境﹐那就是戈茨坦。他在1997年出版的新著《雪獅與龍》中指出﹕達賴喇嘛目前的戰略是利用他的個人魅力﹐通過持續不斷地攻擊中國侵犯人權﹐從美國與歐洲得到儘可能多的支持。他與他的追隨者越來越依賴這一點。但美國與其它西方國家已經表明﹐他們並不想因為人權問題而疏遠中國。於是達賴喇嘛就像一個正在輸球的足球隊（原文如此----引者）﹐雖然因為其出色的表演而贏得滿場喝彩﹐卻不能改變失敗的結果。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成功只能激怒中國﹐使流亡藏人變得更加頑固不化﹐從而使西藏的局勢越來越惡化。毫無疑問﹐達賴喇嘛的這種政策建立在指望中共很快像清朝在1911年﹑蘇聯在1991年那樣崩潰﹐這樣西藏就可以得到獨立。所以達賴喇嘛目前的政策是一種等待政策﹐等待歷史來圓滿地解決他的兩難處境。為此他企圖保持國際上對西藏問題的熱度﹐然而時間不在達賴喇嘛一邊。

戈茨坦忠告達賴喇嘛﹕作為一個62歲的人﹐他必須考慮如何在其餘生更好地維護自己的人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達賴喇嘛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不顧流亡藏人的反對﹐把400萬本土藏人的利益放在13萬流亡藏人的利益之上﹐向中國作出更大的讓步﹔還有一種是組織恐怖活動﹐迫使中國向他讓步。如果恐怖活動真的搞起來了﹐中國政府一定會用鐵腕鎮壓﹐那就會使美國陷入兩難處境。如果不支持恐怖活動﹐美國政府就會面臨來自國內的壓力﹔如果支持﹐就會損害中美關係。戈茨坦認為﹐美國在過去幾十年裡未能解決西藏問題或軟化中國的西藏政策﹐而只是幫助達賴喇嘛在西方越來越走紅。美國的這種參與有害無益﹐因為它使藏人相信美國堅決支持達賴喇嘛在西藏實行民主（獨立的代名詞----引者）﹐並鼓勵藏人繼續反對（分裂----引者）中國。

戈茨坦回憶了一件事。他在西藏哲蚌寺從事研究時﹐有個喇嘛悄悄問他﹐美國什麼時候把中國趕出西藏﹑讓達賴喇嘛回來﹖當戈茨坦告訴他﹐中國是個強國﹐美國不可能做任何切實有力的事時﹐那個喇嘛拒絕聽下去。他強調說﹕“不﹐不﹐我知道美國比中國更強大﹐美國會幫助我們的。”戈茨坦繼續寫道﹕可見北京認為美國正在攪亂西藏﹑威脅中國在西藏的戰略利益並非毫無根據。而美國這樣做﹐只能使中國政府內部主張對西藏實行溫和政策的那一派受到強硬派的批評﹐並使西藏局勢更加惡化。戈茨坦認為美國的西藏政策是錯誤的﹐因為它既未能向中國與達賴兩方面都施加壓力﹐迫使他們達成妥協﹔又未能預防流亡藏人轉向恐怖活動。

戈茨坦隨後提出了他自己的解決方案。他認為對西藏來說﹐政治上的自由（獨立的代名詞----引者）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保存西藏的語言﹑文化﹑宗教與人口的單純性。在流亡藏人看來﹐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辦法當然是獨立或高度自治（“斯特拉斯堡方案”或“一國兩制”）。但既然這是中國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是不現實的。達賴喇嘛必須降低要價以求妥協。雖然這對藏人來說很不公平﹐但雙方的力量對比實在太懸殊了﹐如果藏人再不讓步﹐達賴喇嘛死後獨特的西藏將不復存在。

戈茨坦指出﹐關鍵是在北京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即在不改變共產制度的前提下建立一個純藏人的西藏。他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的﹐其方案如下﹕

中國必須讓步﹐讓西藏自治區成為純藏人與純藏語區。政治上﹐這個“新”自治區將保留現有的社會制度﹐但北京必須逐步讓藏人出任所有黨政官員﹐包括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十年以後﹐藏官的比例將從目前的60-70%上昇到85-90%。

在文化上﹐必須保證藏語文的主導地位。西藏各級政府必須用藏語文作為基本工作語言﹐雖然所有藏族高幹必須懂得漢語文﹐在西藏大學裡也可以教授漢語文。

在宗教上﹐必須取消對僧侶數量的限制﹐並允許國外的僧侶（指流亡藏僧----引者）給予指導。

在人口上﹐北京必須堅決減少在西藏的非藏人﹐從而降低外省人與藏人之間的經濟競爭﹐使藏人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得益者。北京將繼續發展西藏經濟（給錢----引者）﹐因為藏人希望經濟發展（享受現代物質文明與商業娛樂----引者）﹐但發展的速度可以放慢。在藏非藏人的比例應降低到1959年叛亂前的程度。

這樣﹐西藏將恢復為藏人的西藏﹐雖然仍在藏族共產黨人的領導下﹐這將得到絕大多數藏人的支持。如果中國民主化了﹐實行多黨制﹐西藏也可以跟上。這樣做的前提是使西藏在現代化的同時又完美地保持其語言﹑文化與宗教﹐這將符合雙方的利益。最大的障礙來自流亡藏人要求建立“大西藏”。雖然從文化﹑宗教與人種上說﹐安多與康與西藏相似﹐但歷史差異與現實政治使“大西藏”根本不可能。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北京在其它藏區進行與自治區平行的改變。五年或十年後﹐雙方建立了信任﹑信心與尊重後﹐再討論合併問題。

北京當然會擔心這一方案會威脅中國在西藏的地位﹐只有達賴喇嘛可以讓北京放心。達賴喇嘛必須回中國西藏﹐公開接受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承認中國認定的十一世班禪﹐說服藏人不要鬧事﹑接受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關鍵在於中國領導人與達賴喇嘛必須發展新的互相信任與尊重的關係。根據達賴喇嘛過去的脾氣﹐他似乎很難接受這樣的方案﹐雙方很可能重新轉為對抗。美國可以發揮促進者與保證人的作用。美國將向達賴喇嘛保證﹐如果中國在達賴喇嘛回藏後違約﹐美國將對中國採取強硬措施。

戈茨坦最後說﹐西藏局勢正在迅速惡化﹐達賴喇嘛可以繼續袖手旁觀﹐希望外力推翻他的敵人。但他最好行動起來﹐或者接受上述方案﹐或者組織恐怖活動。就美國的利益而言﹐應該促使達賴喇嘛接受前者而非後者（20）。

戈茨坦是位文化人類學家﹐所以他最關心的是文化問題。他似乎不明白﹐西藏問題之所以鬧得如此兇﹐首先是西方（本世紀上半葉主要是英國﹐下半葉正如戈茨坦自己指出的那樣主要是美國）干涉的結果。而西方干涉西藏的目的是分裂中國﹐所以西藏問題首先是個政治問題﹐文化不過是個借口。當年英俄兩國之所以干涉西藏﹐並非清朝毀滅西藏文化﹐英俄也從來不曾提出保護西藏文化的問題﹐他們干涉西藏純粹是為了自己的殖民利益。今日美國打著保護西藏文化的旗號干涉西藏問題﹐是為了搞垮中共﹑分裂中國﹐美國何曾熱心保護過印第安﹑愛斯基摩與波里尼西亞文化﹖

戈茨坦的方案沒有提到如何處置十幾萬流亡藏人與“西藏流亡政府”﹐似乎是讓他們繼續留在國外﹐因為他說要允許流亡藏僧指導國內藏僧。這是行不通的﹐因為他的方案要求達賴喇嘛回西藏。而只要達賴喇嘛一走﹐人口爆炸的印度﹑尼泊爾與不丹馬上就會對流亡藏人下逐客令。1994年4月23日﹐達蘭薩拉的一名流亡藏人持刀殺死了一名當地的印度青年。當地居民在當地官員的支持下﹐打砸搶燒了一些藏人的商店﹑學校﹑機關與汽車﹐並在達賴喇嘛住宅前示威﹐要求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滾蛋。達賴喇嘛曾打算“遷都”﹐被印度政府“勸阻”（21）。類似的事件多次發生﹐究其因是流亡藏人有西方援助﹐生活比當地居民富裕﹔又仗著有西方支持﹐對當地居民橫行霸道。由此可見前引達賴喇嘛對國際法學家委員會說流亡藏人何等和平﹑富於同情心﹑絕少謀殺案的言論是何等虛偽。

再說達賴喇嘛也不會甘心回藏當光桿司令﹐同與他格格不入的中共藏官合作。他一定要帶他的“流亡政府”回藏。然而這一來問題就大了。“西藏流亡政府”1992年就有1300多人員（22）﹐他們都是西藏獨立的大功臣﹐又自恃有西方支持﹐客居印度﹑寄人籬下時尚且敢對當地居民耀武揚威﹐如果他們也跟著達賴喇嘛回到西藏﹐怎會甘心情願地接受中共藏官的統治﹖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從印度回到西藏後﹐曾血腥鎮壓親漢藏官﹑貴族與喇嘛﹐逼走九世班禪﹐迫害其親屬。現世達賴喇嘛的攝政大扎曾殺害其前任熱振活佛﹐血腥鎮壓親熱振的喇嘛。1934年藏軍總司令龍廈甚至被剜眼。由於達賴喇嘛迫害流亡藏人內部的金剛派﹐後者在1997年2月刺殺了達賴喇嘛手下的一名重要僧官﹐還企圖刺殺達賴喇嘛本人（23）。無論證諸歷史與現實﹐藏人一向有黨同伐異﹑相互傾軋﹑自相殘殺的傳統﹐何況還有前述極為棘手的生活﹑工作安置與權力﹑資源重新分配問題。所以在流亡藏官與中共藏官﹑流亡藏人與本土藏人之間一定會發生尖銳的衝突﹐很可能會爆發內戰。

退一步說﹐即便印度﹑尼泊爾與不丹允許流亡藏人及其“流亡政府”在達賴喇嘛回藏後留在那裡﹐他們又怎會甘心被達賴喇嘛“拋棄”﹖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地破壞戈茨坦設計的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進程﹐就像哈瑪斯千方百計地破壞巴勒斯坦的和平進程一樣。

戈茨坦說西藏的語言﹑文化與宗教正面臨毀滅﹐達賴喇嘛死後獨特的西藏將不復存在﹐看從什麼角度理解。如果只有讓西藏像活化石一樣停留在中世紀的政教合一﹑農奴制與近乎原始的生產﹑生活方式中才算保存了獨特的西藏﹐那麼的確﹐這樣的西藏也像中世紀歐洲一樣已經滅亡。戈茨坦自己的《西藏現代史》的結論也指出﹐“喇嘛王國”滅亡的原因就是宗教勢力頑固拒絕任何現代化的改革。可見戈茨坦自己也認為中世紀西藏是必然要滅亡的﹐然而他又千方百計地要恢復中世紀西藏﹐豈不自相矛盾﹖

戈茨坦在《西藏現代史》裡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傳統﹐西藏曾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為僧﹐消耗了社會的大部分財源﹐這也是導致“喇嘛王國”滅亡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方案卻要求取消對僧侶數量的限制﹐不又自相矛盾嗎﹖

戈茨坦通曉藏語文﹐曾用英文編過藏語文教科書﹐想必也知道藏文沒有科技詞彙與現代社會科學（經濟學﹑法學等）詞彙。然而他一方面要求發展西藏經濟﹑使之現代化----這就意味著必須在西藏使用有科技詞彙與現代社會科學詞彙的非藏語文（諸如漢語文﹑英語文等）﹐否則如何發展西藏經濟﹑使之現代化﹖----另一方面又要求把西藏變成“純藏語區”﹐不又自相矛盾嗎﹖

同樣﹐由於藏族專業與管理人員的教育程度與業務水平遠不足以擔負起發展西藏經濟的重任（參見本書第十章的西藏專業與管理人員文化程度統計表）﹐要發展西藏經濟﹑使之現代化就必須保留大量漢族專業與管理人員﹐或從國外聘請大量專業與管理人員﹐但戈茨坦又主張把西藏變成“純藏人區”﹐不又自相矛盾嗎﹖

戈茨坦的矛盾反映了文化人類學的矛盾﹐本書在導論裡已作過論述。文化人類學家總是希望他們的研究對象越古老越原始越純朴越好﹐並且像活化石一樣永遠不變﹐這與某些膩煩了現代文明的西方遊客希望他們的鑒賞對象永遠古老原始純朴有異曲同工之妙。可惜人類的本性是貪圖物質與感官享受的﹐任何古老原始純朴的民族都擋不住現代文明的誘惑﹐而且一經嘗試便如醉如痴難以自拔﹐本書第十章引用的《天葬》關於藏農為了看電視而與駐軍打架的故事就是明證。人們同時又懷戀從小習慣的舊風俗舊習慣舊觀念舊文化﹐既喜新厭舊﹐又喜舊厭新。即便在漢族內部﹐自改革開放以來﹐不也有既要享受現代物質文明﹐又搖頭感嘆“人心不古”的矛盾現象嗎﹖他們認識不到﹐現代物質文明必然要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與語言文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早已被證明是行不通的。當西方學者論述歐洲的文化變遷時﹐從來不曾把中世紀文化被現代文化取代叫做“毀滅歐洲文化”﹐而是稱之為“發展與進步”。中國漢族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確乎有一批國粹派痛心疾首於“國粹淪亡”﹐還有掌權者一再下令“尊孔讀經”﹐如今這一切已成笑談。為什么西藏文化就無權發展與進步﹐一發展就是“毀滅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權”﹖

在西藏問題上﹐上述人性本身的矛盾（既貪圖現代物質享受又懷戀傳統文化風俗）又與另外兩個矛盾糾纏在一起。一是藏人出於人類本性嚮往現代化生活與西藏的自然資源不可能提供現代化的矛盾。這就意味著要讓藏人享受現代化生活﹐必然要有外力介入﹐要有外人大量進入西藏﹐提供金錢﹑物質﹑技術與管理。本來現代化就必然要改變傳統文化﹐外族與外族文化送來的現代化﹐自然更要改變西藏的傳統文化。漢族傳統文化----還有日本﹑韓國及亞洲其它各國的傳統文化----不也是被西方人與西方文化改變得面目全非了嗎﹖迄今為止﹐似乎還沒有人----不論是亞洲人自己還是西方人權衛士----指責西方改變亞洲各國的傳統文化是毀滅亞洲文化﹑侵犯亞洲人權。如果沒有西方與冷戰的介入﹐那麼藏人也會像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人與夏威夷的波里尼西亞人平靜地接受美國人送去的現代化那樣平靜地接受漢人送去的現代化。不幸的是﹐西藏的現代化遇到了西方發動的新冷戰的旋風----這是由黃種人的中國要發展而白種人的西方害怕中國發展的矛盾引起的----於是在國際舞台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如前所述﹐西方人權衛士在西藏的現代化問題上為中國政府設置了怪圈22的陷阱。如果中國政府不派人送現代化去﹐他們就指責它讓西藏如此貧窮落後﹐是種族歧視﹔如果中國政府派人送現代化去﹐他們就指責它向西藏大量移民﹑用漢人淹沒藏人﹔當藏人享受到漢人送去的現代化﹑文化風俗發生變化時﹐他們又指責中國政府改變西藏傳統生活方式﹑毀滅西藏獨特的語言﹑文化與宗教。這的確是一個戰無不勝的武器。西方人權衛士為什么不指責西方改變中國﹑日本﹑韓國以及其它亞洲國家的傳統生活方式﹑毀滅亞洲各國的獨特文化﹖為什么不指責美國在阿拉斯加與夏威夷的現代化和英國在蘇格蘭﹑威爾士與北愛爾蘭的現代化改變了當地土著的傳統生活方式﹑毀滅了他們的獨特文化﹖

曾去西藏考察的美國文化人類學家莎拉給馬麗華的信說﹕“干預和幫助之間的區別在於對方是否在尋求。在西藏人尋求幫助以達到進步時﹐也只是在此時﹐如果你想要並能夠幫助﹐你的幫助才會被理解為是一種社會的進步受到歡迎。然後你才能成為幫助者﹐成為身穿錚亮盔甲的騎士﹐成為救星。而如果他們沒有接受能力﹐所謂的幫助者就會成為反派人物﹐成為壓迫者﹐你希望給予的所有幫助﹐你所有的良好動機﹐都會浪費在敵意的環境中。因此幫助必須是他們所尋求的﹐希望的﹐已經提出來的。（24）”

假如藏人從來沒有看見過﹑聽說過電燈﹑電話﹑電影﹑電視﹑自行車﹑摩托車﹑汽車﹑飛機﹑自來水﹑煤氣灶﹑西式醫院﹑現代學校﹑西裝﹑牛仔褲﹑耐克鞋﹑啤酒﹑可口可樂﹑迪斯科﹑搖滾樂﹑卡拉OK……他們當然不會產生要求漢人幫助他們享受這些東西的念頭。然而那時西方人權衛士就會出來幫藏人打抱不平﹐他們會指責中國政府說﹕藏人沒有電燈﹑電話﹑電影﹑電視﹑汽車﹑飛機﹑自來水﹑煤氣灶﹑西式醫院﹑現代學校……其生活水平遠遠低於中國平均水平﹐這是種族歧視﹗於是中國政府只好派漢人送去。藏人倒是欣然接受﹑歡喜若狂﹐只厭其少﹑不厭其多﹐莎拉卻說中國政府是“反派人物”﹑“壓迫者”﹐因為它在藏人沒有“尋求幫助”時幫助了他們﹐多麼高明的邏輯啊。

在西方不遺餘力的煽動下﹐藏人也學會了怪圈22。陳若曦去西藏時問過許多藏人“西藏最需要什麼﹖”“不約而同的答案都是‘現代化’。若再追問下去﹐有的說‘同時要保持藏族文化’（即只用藏語文不用漢語文﹑只學佛經不學科技﹑寺廟與喇嘛越多越好﹑恢復政教合一的達賴喇嘛體制等等----引者）﹐有的說‘也要高度自治’（即不要漢人在西藏----引者）。（25）”與戈茨坦的“現代化的純藏人藏語區”的烏托邦方案非常相似﹐這就叫做“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至於拉薩的某些藏族青年﹐一方面用中國政府給他們的錢大穿其西裝﹑牛仔褲與耐克鞋﹐大喝其啤酒﹑咖啡與可口可樂﹐天天去夜總會在搖滾樂伴奏下大跳其迪斯科﹑大看其西方黃色錄像﹑對著卡拉OK機大唱其港台流行曲﹐另一方面卻學著西方人權衛士的腔調嚴厲譴責中國政府毀滅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權----其目的只是為了逼迫中國政府給他們更多的錢去狂歌勁舞﹑縱情聲色﹐讓他們更加起勁地“改變西藏傳統生活方式”﹑“毀滅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權”----更是虛偽得令人作嘔﹐這就叫做“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

《天葬》指出﹕“西藏卻由於‘天’的因素﹐決定了其內部不具備現代化的條件和可能﹐它的現代化只能是外力加於西藏﹑並且由外力維持的。這被外力施加給西藏的現代化﹐與西藏社會的本質並不相容﹐因此它就不可能完成把西藏傳統社會也拉進現代化的任務。西藏社會的二元化狀態將長久地存在﹐呈現為文明的一種分裂狀態。”“具有本質意義的現代化﹐是通過中共對西藏的佔領而強行‘崁入’西藏社會的。我用‘崁入’這個詞彙﹐是強調那種現代化並非出於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也沒有同西藏的傳統社會相融合﹐而是從外部進入並且自成一體的。”“因為西藏的現代化只能是外來的﹐並且是西藏自身所不能供養的﹐因此無論這種現代化在今日西藏凸起到如何顯眼的程度﹐我也只將其視為生長在西藏肌體上的腫瘤----它給西藏帶來的不是繁榮﹐而是病。”（26）

上引王力雄的第一段話是顛扑不滅的真理﹐本書開頭論證過了。但他說現代化並非出於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這話與陳若曦發現的藏人的頭號需求是“現代化”相矛盾﹐更與拉薩藏族青年如醉如痴地追求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的事實相矛盾﹐頗有“飽人不知餓人饑”的味道﹐本書導論已作過論述。王力雄還忽略了另一種“強行崁入”的外力----西方人權衛士。中共何嘗心甘情願掏出大把鈔票來供養西藏的現代化﹖他們是害怕西方人權衛士的攻擊與壓力﹐不得不掏錢呀。當然﹐他們掏錢後﹐西方人權衛士就換一種罪名﹐更加起勁地攻擊他們﹐這就叫做“慾加之罪﹐何患無詞”。

注釋﹕

（20）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113-131.

（21）"Violence in Dharamsala Leaves the Tibetan Community Shaken", Tibet Press Watch VI:II (May 1994), p.13.

（22）"Tibet In Exile At A Glance",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101.

（23）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141.

（24）馬麗華﹐《走過西藏》﹐作家出版社﹐北京﹐1997年﹐631頁。

（25）陳若曦﹐《西藏最需要什麼﹖》﹐《明報週刊》﹐1085期。

（26）《天葬》﹐378﹑395﹑4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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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27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四部：新的冷戰

第十三章達賴喇嘛向何去﹖

4﹑達賴喇嘛的騙局

達賴喇嘛自從1959年逃亡印度後﹐一直要求“大西藏”獨立。1972年後﹐由於美國聯中反蘇﹐達賴喇嘛不得不改變策略﹐採取指鹿為馬的辦法﹐把變相獨立說成是自治。1987年他的“五點和平計劃”連美國國務院的官員都說是“隱蔽的獨立計劃”﹐1988年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換湯不換藥﹐達賴喇嘛卻聲稱他已作了最大的讓步﹐放棄了獨立訴求。“西藏流亡政府”向中國駐印度大使說明﹐“斯特拉斯堡方案”符合鄧小平1979年3月12日對嘉樂頓珠說的“除了西藏獨立不能談﹐其他問題都可以談”的精神（27）。中國政府回答說﹐達賴喇嘛的“五點和平計劃”與“斯特拉斯堡方案”沒有從根本上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不能作為談判的基礎（28）。達賴喇嘛就說中國政府對談判預設先決條件﹐而他們要求無條件談判（29）。其實他們自己向中國駐印度大使說明“斯特拉斯堡方案”符合鄧小平的意思﹐就等於承認他們接受鄧的意思是談判的先決條件。

蘇聯的崩潰給了達賴喇嘛極大鼓舞﹐他的調門不斷陞高。1991年3月10日﹐他在“抗暴紀念日”的講話中說﹕如在不長的時間內﹐中國政府對他提出的談判建議仍不做出積極反應﹐他將認為他不再受“斯特拉斯堡方案”的約束（30）。

同月22日﹐達賴喇嘛在倫敦提出“亞洲民主共同體”﹐把西藏﹑內蒙古與新疆當作獨立會員﹐與中國平等（31）。

4月16日﹐美國總統布什接見達賴喇嘛﹐他的腰桿更硬了。

8月19日﹐達賴喇嘛宣佈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堅決要求西藏完全獨立（32）。

12月1日﹐烏克蘭舉行公民投票﹐90%的投票者要求獨立。達賴喇嘛正在英國﹐第二天他被英國首相梅杰接見後對記者預言﹕西藏將在五到十年內完全獨立（33）。

1992年3月10日﹐達賴喇嘛在“抗暴紀念日”講話中說﹕“我相信在不遠的一天﹐我們的人民和內蒙古﹑東土耳其斯坦(現稱新疆)都要完全自由地回到各自的國家。（34）”顯然他認為中共很快就會像蘇共那樣垮台﹐中國也很快會像蘇聯那樣崩潰。儘管如此﹐中國政府一直與他的代表聯係﹐商討談判事宜。

1993年8月11日與10月3日﹐達賴喇嘛突然在印度發表令西方大吃一驚的談話。下面是這兩個談話的全文﹕

合眾國際社與路透社1993年8月11日印度新德里電----達賴喇嘛星期四說他只要求在喜馬拉雅地區實行政治自治﹐不要求脫離中國完全獨立。他在新德里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說﹐他認為現實的解決辦法是西藏實行自治﹐其外交國防事務仍然由中國掌管。“我們要的是中間道路----一國兩制。”達賴喇嘛說﹐“自治對我已經足夠了----讓西藏人民去決定獨立問題。”

北京一直拒絕與達賴喇嘛談判﹐除非他放棄獨立訴求。達賴喇嘛說中國駐印度大使願意會見他。“這是一個進步﹐”他說﹐“我非常非常樂觀。我們期望在我的代表與這位大使之間會有認真的談判。”但他說﹐“我只有在取得了確實的進展後才會會見他。”達賴喇嘛說中國希望他幫助尋找班禪的轉世靈童﹐班禪是西藏第二號重要的精神領袖﹐死於1989年。“這對我們要做的事來說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以前中國人一直說尋找班禪靈童是他們的內政﹐我們沒有資格過問。”

在過去14年裡有11個西藏代表團訪問過中國。達賴喇嘛說﹐上個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官員與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之間的會談是好的。他請求印度總理拉奧在下個月訪問中國時提起西藏自治問題。新德里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禁止在印度的十萬流亡藏人從事反華活動。1991年印度逮捕了幾百名藏人﹐因為他們向訪問新德里的中國總理李鵬示威。

合眾國際社1993年10月3日加爾各答電----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星期天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最近達成的協議可以作為解決西藏自治問題的榜樣。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朝前看。”他說﹐“甚至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都擺脫了幾十年的仇恨與暴力﹐在和解的精神下謀求和平。我堅信如果西藏人與中國人雙方都採取理性態度﹐我們將會發現和諧的解決辦法。”

這位西藏神王把他的方案叫做“中間道路”﹐他說他願意接受在中國內部實行有限自治﹐而不是脫離中國完全獨立。

達賴喇嘛這兩個談話比起“五點和平計劃”與“斯特拉斯堡方案”來﹐似乎是作了大幅度的讓步。那兩個計劃都要求中國從西藏撤軍﹐這兩個談話卻允許中國掌管西藏的外交國防大權。他甚至引用了中國政府許諾給香港台灣的政策“一國兩制”﹐似乎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尤其重要的是他明確宣佈放棄獨立訴求﹐只要自治﹐這同他在兩年前宣佈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堅決要求完全獨立﹐簡直判若兩人。

他為什么（至少是在口頭上）要作180度的轉彎呢﹖因為中國的形勢並未按照他預計的那樣發展。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曾經預言中共與中國很快將垮台與崩潰的西方觀察家們紛紛改變腔調﹐預言中國將在21世紀上半葉趕上美國﹐成為世界新超強。為了從高速發展的中國市場撈取實惠﹐西方各國爭先恐後地向中國示好。達賴喇嘛極其被動﹐不得不也改變腔調。他在改變腔調之前大概沒有通知他的部下﹐所以我在1993年9月27日至28日美國和平研究所於華盛頓召開的西藏問題討論會上引用並散發達賴喇嘛1993年8月11日的談話時﹐達賴喇嘛駐美國與聯合國首席代表洛地甲日（Lodi Gyari）竟然說那個談話是媒體捏造的﹐達賴喇嘛根本不可能說出那樣的話（指不要獨立）。而與會的美國教授們（都是赫赫有名的西藏問題專家或中國問題專家）雖然並不否認這一談話的真實性﹐卻繼續大談西藏獨立﹐根本不理睬達賴喇嘛的新意圖。看他們的口氣﹐似乎西藏問題應該如何解決（獨立還是自治）並不由達賴喇嘛或中國政府決定﹐而要由他們決定。

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的政策與達賴喇嘛的要求大相徑庭。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接見嘉樂頓珠時宣佈了對達賴喇嘛的“五條方針”﹕一﹑我們的國家﹐已經走上政治上能夠長期安定﹐經濟上能夠不斷繁榮﹐各民族能夠更好地團結互助這樣一個新時期。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都是聰明的﹐應該相信這一條。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幾年也可以。二﹑達賴喇嘛和他派來和我們接觸的人﹐應該是開誠佈公﹐不要採取捉迷藏或者是做買賣的辦法。對過去的歷史可以不再糾纏。即1959年那段歷史﹐大家忘掉它算了。三﹑我們誠心誠意歡迎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回來定居﹐目的是歡迎他能維護我們國家的統一﹐增進藏漢民族和各民族的團結﹐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做貢獻。四﹑達賴喇嘛回來定居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變﹐黨中央可以向人大建議﹐還當副委員長。至於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職務就不要兼了。當然也可以經常回西藏去看看。五﹑達賴喇嘛什麼時候回來﹐他可以向報界發表一個簡單聲明﹐聲明怎麼說﹐由他自己定（35）。

胡的講話是對外的﹐1984年10月2日﹐西藏自治區黨委印發了中央對達賴喇嘛的方針政策﹐供內部掌握。其主要內容是﹕一﹑達賴出走外逃﹐在國外搞“西藏獨立”並散佈了許多錯誤言論﹐這兩件事幹得不好﹐他對不起國家﹐對不起西藏人民﹐也敗壞了他自己的名譽。二﹑我們對達賴仍然是繼續做工作﹐爭取他向好的方向轉化﹐跟著達賴外逃的一批人﹐願意回祖國的﹐我們一律歡迎﹔回來不走的﹐妥善安排﹔回來有要走的﹐禮送出境﹔早回來﹐我們歡迎﹔遲回來﹐我們等待﹔不回來﹐我們爭取﹔搞分裂﹐我們反對。三﹑中央對達賴喇嘛的五條方針不變。四﹑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不能搞獨立﹐也不能搞半獨立。對台灣的“九條”（即“一國兩制”----引者）不適用於西藏﹐西藏和台灣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但區別很大﹐西藏解放30多年﹐已實行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廢除了舊制度﹐是中央統一領導下的自治地方﹐因此西藏和台灣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美國在搞“一中一台”﹐還有人想搞“一中一台一藏”﹐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要搞什麼“大藏族自治區”也是不現實﹐不可能的。五﹑達賴集團一再提出要派國外藏胞中的青年知識分子回藏教學（教藏文----引者）﹐有他們的目的。我們的答復﹕願意回國工作﹐我們歡迎﹐但必須承認是中國公民﹐服從分配﹐有長期打算（達賴方面聽說要他們的藏文教師承認自己是中國公民﹐就打退堂鼓了----引者）。六﹑中央和達賴之間不存在談判問題（36）。

也許是意識到胡耀邦的“五條方針”不准達賴喇嘛回藏居住太過分﹐趙紫陽作了修改。1988年4月4日班禪在人大記者會上說﹕“對達賴喇嘛的方針﹐中央已明確闡述過五條方針﹐是沒有變動的。達賴喇嘛回到祖國﹑回到西藏有什麼條件﹖唯一的條件就是要他放棄搞西藏獨立﹐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同全國各兄弟民族一道為維護祖國統一﹑增強民族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和社會主義的西藏共同努力﹐這是唯一的條件。有了這樣一個條件﹐回到祖國﹐對他的政治地位﹐中央已經明確宣佈﹕仍然可以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至於他住在哪裡﹐按照我們國家的憲法﹐任何一個公民都有自己的居住自由。他想住北京可以住北京﹐想住西藏可以住西藏。但是必須有一個前面講到的必要的條件﹐如果他在那兒說可以接受這些條件﹐而回來以後在內部繼續從事分裂活動﹐那我們是不能答應的。因此﹐如果他堅持獨立﹐堅持搞分裂﹐那麼上面所說的也不存在﹐談判沒有基礎﹐也就沒有什麼好談的。（37）”

中共一貫聲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西藏”。如果允許達賴喇嘛回藏搞“一國兩制”﹐豈非意味著社會主義救不了西藏﹑進而危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嗎﹖（香港本來是資本主義﹐中共允許它再搞50年資本主義也無妨）中共拒絕讓達賴喇嘛回西藏搞“一國兩制”﹐只許諾一個有名無實的人大副委員長﹐達賴喇嘛有洋大人撐腰﹐怎麼會接受﹖中共卻還要“爭取”他﹐真是癡心妄想﹑異想天開﹐天真得可愛。其實際效果只能是向達賴喇嘛示弱﹐使他更加趾高氣揚﹑狂妄自大。同時也給本土藏人“中共怕達賴”的感覺﹐使他們更加崇拜達賴喇嘛。達賴喇嘛本來一無所有﹐他在談判中只能得到﹐不會失去﹔中共本來控制著西藏﹐卻要與達賴喇嘛談判﹐它在談判中只能失去﹐不會得到。這樣簡單的道理﹐中共居然也不懂得。

奇怪的是﹐正當達賴喇嘛1993年8月11日談話從“五點和平計劃”與“斯特拉斯堡方案”作了大幅度後退﹐中國駐印度大使也願意會見達賴喇嘛﹐達賴喇嘛表示他“非常非常樂觀”時﹐達賴方面突然就在這個月單方面中止了與中國政府的聯係﹐自己關上了談判的大門（38）。個中的奧秘至今無人知曉。我想是因為“西藏流亡政府”聽到了達賴喇嘛的上述談話後﹐害怕他真的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與中共達成妥協﹐乾脆中斷與中國政府的聯係。“西藏流亡政府”已經被“少壯派”控制﹐他們不是出生在印度﹐就是在十歲以前就離開了西藏﹐對西藏的自然與社會沒有切身體驗﹐不明白西藏在政治與經濟上都無法自立﹐卻自小接受達賴喇嘛關於“西藏自古以來是個獨立國家”﹑“中國消滅了120萬藏人”的教導﹐滿腦袋自由﹑民主﹑自決﹑獨立的口號與仇恨中國的思想﹐當然不會允許達賴喇嘛與中國政府達成妥協。達賴喇嘛正在收穫他自己播下的仇恨的種子所結出的苦果﹐變成他自己教育出來的流亡藏人的人質。還可能是西方人權衛士害怕達賴喇嘛與中國政府達成妥協﹐指示“西藏流亡政府”切斷與中國政府的聯係﹐教達賴喇嘛談不成﹐達賴喇嘛也已變成他投靠的洋主子的人質。由此可見﹐阻礙談判的不是中國政府﹐而是達賴喇嘛自己手下或背後的人。

尤其奇怪的是﹐儘管達賴方面自己關上了談判的大門﹐達賴喇嘛卻繼續不知疲倦地呼籲中國政府與他談判﹐並反復聲稱他不要獨立﹑只要自治﹐他願走“中間道路”﹑搞“一國兩制”。例如﹐1994年6月6日﹐他告訴《中央日報》記者陳王慧﹐他願意接受“一國兩制”﹐由北京負責西藏的國防外交（39）。1997年3月他訪問台灣時也說他不要獨立（40）。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後﹐他又說﹐他從“一國兩制”看到了解決西藏問題的道路（41）。與此同時﹐他繼續在世界各地演講﹐不遺餘力地宣傳西藏自古以來是獨立國家﹐譴責中國移民西藏﹑毀滅西藏文化﹑消滅120萬藏人等﹐還要求由藏族舉行公民投票﹐決定西藏前途（42）。----他所說的西藏當然是“大西藏”﹐撇開佔“大西藏”總人口一半以上的17個非藏民族﹐單單由藏族投票決定西藏前途﹐可謂居心險惡。如果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能單獨投票決定北愛爾蘭的前途﹐北愛爾蘭早就獨立了或與愛爾蘭合併了。如果魁北克的法裔能單獨投票決定魁北克的前途﹐魁北克也早就獨立了。可惜國際公法與國際輿論都不允許。達賴喇嘛要剝奪佔“大西藏”總人口一半以上的﹑自古以來就生活在那裡的17個非藏民族的投票權﹐這是駭人聽聞的獨裁專制與侵犯人權。

達賴喇嘛還不時漏出獨立的言論。他告訴台灣記者﹐他對台灣有人支持藏獨深受感動﹐但不能明說（43）。他還對民進黨省議員余政道說﹕“西藏獨立永遠有希望。（44）”與此同時﹐“西藏流亡政府”的出版物與“官員”的言論繼續大肆宣傳西藏獨立﹐好像達賴喇嘛從來沒有說過不要獨立似的﹐又好像“西藏流亡政府”已經不再受達賴喇嘛的領導。

例如在1996年6月21日至22日於波恩與1997年10月11日至12日於倫敦舉行的“漢藏對話會”上﹐儘管我的報告及散發的論文都引用與附錄了前引達賴喇嘛1993年的兩個談話的英文文本。“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負責人”索南達波仍然只提“五點和平計劃”與“斯特拉斯堡方案”（如前所述﹐這兩個計劃要求中國從西藏撤軍﹐所以是獨立計劃﹐美國國務院也這樣認為）﹐卻閉口不提達賴喇嘛後來發表的不要獨立只要自治﹑允許中國政府掌管西藏國防外交的言論（見其在會上的報告與散發的論文）。“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研究中心主任”才嘉則在後一個會上說﹕“由於一國兩制這一詞組包含著西藏原本則為中國之一部分的含義……這樣的自治難以為西藏所認同。如前所述歷史上西藏與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未來西藏自治的法律也必須有西藏人民自己制定﹐所以西藏問題的解決無法直接套用一國兩制模式﹐但可將一國兩制作為參考和先例﹐通過談判﹐以中庸之道解決中藏間的糾紛。（45）”可見他連達賴喇嘛向中國政府乞求的“一國兩制”都不接受。其他與會的“流亡政府官員”也無不高談自由﹑自決﹑獨立﹐根本不理睬達賴喇嘛放棄獨立的言論。

流亡藏人中的“少壯派”顯然越來越不把達賴喇嘛放在眼裡﹐曾任達賴喇嘛駐英國代表的平措旺杰說﹕“他們相信達賴喇嘛什麼都知道。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他是神﹐所以他不會犯錯。我可不信這一套。我是佛教徒﹐沒錯。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個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缺點。我常常對我的同胞說﹐達賴喇嘛變老了﹐我們必須要問這個問題﹕他到底是不是菩薩的化身﹖不過他現在身體狀況不是很好﹐沒有人去想這個問題。同樣的﹐當他做錯事的時候﹐我們也應該問這些問題。當他犯錯的時候﹐我們有義務提醒他。（46）”----他所謂的達賴喇嘛的錯事﹐就是指口頭上放棄獨立。

戈茨坦曾批評流亡藏人的領導人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非常幼稚（47）。其實從利益的角度看﹐流亡藏人繼續高喊獨立也有其現實意義。他們把獨立叫得越響﹐西方人權衛士給他們的錢就越多﹐他們的日子就越好過。如果他們停止叫喊獨立﹐洋大人就不給錢了﹐他們就會餓死。

達賴喇嘛的兩面派言行當然無法叫中國政府相信他真的不要獨立了﹐所以中國政府一貫把達賴喇嘛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停止分裂活動作為與他談判的前提﹐而達賴喇嘛堅決拒絕作此承認。1992年12月27日達賴喇嘛在巴黎告訴法新社記者﹕“假如他們（指中國政府----引者）願意會見我的代表團﹐那就讓談判從此開始。不過﹐他們如果還是堅持我必須首先發表聲明﹐宣佈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我是不會同意的。”1997年11月1日江澤民在哈佛大學演講時﹐有人問他為何不與達賴喇嘛對話﹐他說﹕“我想我們對達賴的方針非常明確﹐他必須公開承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開放棄西藏獨立﹐同時停止一切分裂祖國的活動。但我感到十分遺憾的是﹐達賴並沒有這樣做﹐他從來沒有停止過分裂祖國的活動。（48）”兩天以後﹐達賴喇嘛的首席代表才旺單東（“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長”）發表談話說﹕“江澤民主席要求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等於要求達賴喇嘛重寫西藏歷史﹐接受西藏在歷史上是中國一部分這一種說法。達賴喇嘛永遠不可能這樣做﹐他一貫說這樣做是撒謊﹐而他作為一個佛教徒是不可以撒謊的。（49）”

聯合國與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法律事實。《聯合國憲章》規定﹐必須尊重主權國家的領土完整。中國政府要求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符合國際公法與《聯合國憲章》。1998年6月27日﹐江澤民在北京與克林頓舉行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重申了上述條件並增加了要達賴喇嘛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後﹐克林頓馬上說﹕“我同意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為中國的自治區之一。我能理解為什么承認這一點必須是與達賴喇嘛展開對話的先決條件。”（50）6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一方面承認達賴“不尋求獨立”﹐另一方面又堅持要求和中國政府“無條件談判”（51）。他們連克林頓都讚同的先決條件都不承認﹐說明他們蔑視國際公法與克林頓總統﹐根本沒有談判的誠意。

達賴方面既說不要獨立只要自治﹐又拒不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自相矛盾的。美國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都指出﹐自治的前提是承認中央政府對自治區的主權﹔《美國政府與政治學詞典》則說﹕自治低於獨立﹐自治是在一個主權國家內部的某個地區擁有某種程度的管理內政的權利（52）。達賴喇嘛既然拒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說明他們所謂的自治不過是變相獨立﹐是他精心設計的騙局與暗藏殺機的陷阱。達賴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加在接受董尼德採訪時一語道破了達賴喇嘛的策略﹕“我們先求自治﹐然後再把中國人趕走﹗……就像英國人被趕出印度一樣﹗……自治將是個起步。”（53）達賴喇嘛的如意算盤是﹐先在不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前提下回“大西藏”“自治”﹐等站穩腳跟後再宣佈獨立﹐重演1959年的事件。他把江澤民與克林頓都當成傻瓜﹐這是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談不起來的根本原因。

就像流亡藏人繼續高喊獨立有其經濟上的考慮一樣﹐達賴喇嘛在口頭上放棄獨立也有其經濟上的考慮。他已經認識到﹐假如西藏完全獨立﹐他沒有能力養活如今由中國政府包養的西藏藏族市民﹐更無力安置流亡藏人。他在1997年接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新聞學院院長夏偉（Orville Schell）時說﹕他1997年3月訪問台灣與民進黨領導人會談時﹐“我還進一步對他們談了對台灣獨立的看法。從感情上來說﹐每個人都希望獨立﹐但是﹐從感情上來看待這個問題是不對的。我們必須冷靜地從經濟方面來考慮這個問題。首先是幾乎沒有徹底獨立的條件﹐台灣經濟非常依賴中國大陸。……我們西藏也是處於這種情況。我認為﹐即使為了西藏的長遠利益﹐經濟方面的利益﹐我們也應該在這個基礎上處理和中國的關係。西藏是個內陸國家﹐地域廣闊﹐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但同時自然資源很豐富。為了更快地進行物質建設﹐如果我們和另外一個比我們先進的大國結合起來﹐我們就會比完全獨立獲得更大的利益。這就是我的基本立場﹐這就是我尋求真正自治而不是尋求獨立的原因。” 達賴喇嘛甚至從“西藏自古以來是獨立國家”後退了半步﹐他說﹕“我的立場是尋求真正的自治﹐而不是尋求獨立。當然﹐我認為從歷史上看西藏是一個獨立的民族。西藏過去到底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需要歷史專家和法律專家來回答﹐而不是靠政治來解答﹐不是靠政治人物來回答。如果追溯過去﹐有許多問題需要解答。所以﹐最好還是忘記過去。歷史就是歷史﹐現在應該向前看﹐這樣甚至兩個毫不相干的民族都可以很容易地合併為一個國家。這就是我的基本立場。”（54）

1997年11月28日﹐達賴喇嘛又在達蘭薩拉告訴一個漢人﹕“如果我回到西藏﹐會把西藏建成一個和平區﹐不建立任何軍隊﹐除了少數必要的警察。因此我們需要強大的中國的保護﹐也需要中國的物質援助。雖然我們也能得到其他國家的援助﹐但如果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就有責任在物質上幫助我們。而我們回饋給中國佛教文化﹐這樣雙方可以互助互益。中國現在就有幾百萬佛教徒﹐將來更需要佛教。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當然不是唯一的宗教。我們非常尊重其他的宗教﹐西藏佛教不僅對藏人有益處﹐也對十二億中國兄弟姐妹﹐尤其是對中國青年人重建精神信仰有益處。當中國的佛教徒和其他中國人認識到這一點時﹐他們就會主動關心佛教文化不被毀滅。如果中國人尊重西藏文化﹐尊重西藏的環境﹐把藏人當做兄弟姐妹﹐我們幹嘛要獨立﹐要分離﹖正因為在我眼裡﹐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地位更重要﹐所以我才尋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獨立。（55）”

在這兩個談話裡﹐達賴喇嘛照例大肆攻擊中國政府毀滅西藏文化﹑宗教與環境。關於西藏文化與宗教問題﹐前面已經說過很多。至於環境問題﹐主要是由西藏人口爆炸造成的。本來人口爆炸破壞環境是全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世界環境大會每次開會都要討論這個問題﹔聯合國還專門成立了人口基金會﹐鼓勵與幫助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各國科學家更是大聲疾呼﹐呼籲人類節育。達賴喇嘛自己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也說﹕“人口問題是一個嚴峻的現實。在印度﹐由於宗教的傳統﹐一些人難以接受計劃生育。……我想﹐這種情況最好從一開始就被制止----計劃生育。當然﹐總的說來﹐從佛教的觀點來看﹐墮胎是一種殺戮行為﹐是不好的。但這要看情況而定。如果未出生的孩子將來會有殘疾﹐或者孩子生下來會給父母帶來嚴重問題﹐這些都是可以例外的情況。（56）”他在“抗暴38週年紀念會”上還說﹕“由於軍事基地的擴張﹑各種建設以及人口增長等因素﹐環境正在遭到破壞。（57）”

如前所述﹐西藏面積雖大﹐但大部分是雪山﹑石山﹑寒漠土與冰緣寒凍土﹐可耕地與可牧地面積很小﹔由於高寒﹑乾燥﹑缺氧與大風﹐產量也很低。1980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孫鴻烈去考察時就已發現西藏的牧場已經嚴重超載。我在拉薩時經常看到藏人把草根挖出來當燃料賣。這都是中國政府懾於西方輿論﹐不敢要求藏農牧實行計劃生育所致。達賴喇嘛也承認﹕人口爆炸會破壞環境﹐實行計劃生育勢在必行。然而他在一貫攻擊中國政府破壞西藏環境的同時又一貫攻擊中國政府要求西藏市民只生兩個孩子是“侵犯人權”與“種族絕滅”﹐足見他何等虛偽﹑陰險﹑狡詐﹑毒辣。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97年的報告《西藏﹕人權與法治》也是如此。它一方面指責說﹕“中國政府不允許藏婦生產超過當局規定的數目的孩子﹐但限額沒有像對漢婦那麼利害。在實施這一政策方面﹐也因地區不同而差別甚大。對超生者會採取侵犯其合法權利的措施﹐如罰款﹑強制墮胎與絕育手術。”它故意隱瞞了中國政府對藏農牧不實行計劃生育的事實﹐把中國政府對西藏市民的生育政策誇大為對全體藏人的政策。另一方面它又指責說﹕“中國人所造成的對環境最嚴重的破壞是使牧場退化﹐使大片牲畜與野生動物賴以生存的廣大地區變成沙漠。”（58）它所謂的中國人是指漢人﹐漢人會跑到西藏的牧場去過度放牧﹑挖掘草根嗎﹖漢人也吃不慣西藏的牛羊肉與酥油奶茶﹐西藏牧場的退化沙化純粹是藏農牧人口爆炸造成的。達賴喇嘛與西方人權衛士一方面大造輿論﹐指責中國政府要求藏族市民計劃生育是“種族絕滅”﹐使中國政府不敢控制藏農牧人口﹔另一方面又把藏農牧人口爆炸造成的災難性的環境問題嫁禍於中國政府﹐這又是一個怪圈22。

達賴喇嘛說“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純屬夜郎自大。且不說泰國﹑緬甸﹑斯里蘭卡與柬埔寨等佛教國家從來不請他去當太上皇或太上師﹔日本與韓國的廣大佛教徒也從不崇拜他。單說漢族佛教徒對他也不感興趣。這也難怪﹐達賴喇嘛不懂漢文﹐也不讀中國歷史（參見前文）﹐所以他不知道佛教傳入漢地比傳入西藏早得多﹔漢譯佛教典籍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較之藏譯佛教典籍毫不遜色﹐時間上也要早得多。史載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來到長安﹐向西漢文官景盧口授《浮屠經》。1998年3月﹐中國佛教協會對“伊存授經”作為佛法初傳中國的標誌予以確認﹐並於同年11月22日在北京舉行大會﹐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59）。“伊存授經”後約500年﹐公元五世紀﹐傳說有寶盒自天降落西藏﹐內有佛像﹑佛經﹑寶塔等﹐然而當時藏族尚無文字﹐也無人能識用梵文寫成的佛經（60）。直到公元七世紀﹐尼泊爾尺尊公主與唐朝文成公主從西東兩方帶了釋迦牟尼像﹑佛經﹑法器等嫁給松贊幹布﹐佛教才開始在西藏傳播開來。這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認的﹕“由於迎娶尼泊爾和中國的公主對佛教在西藏的傳播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所以﹐在西藏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順便說說﹐尺尊公主帶去的是密宗﹐文成公主帶去的是顯宗）公元645年﹐玄裝法師從印度取經回來﹐在長安主持翻譯佛經﹐共譯出佛經75部1335卷﹐是為中原大規模翻譯佛經的開始（61）。西藏大規模翻譯佛經是從赤松德贊公元775年建立桑耶寺開始的﹐比玄裝法師譯經晚了一百多年（62）。漢傳佛學較之藏傳也毫不遜色。如果漢人認為佛教對他們重建精神信仰有用﹐自會去請教漢族佛學大師﹐何須求助於達賴喇嘛﹖

如果漢人都像達賴喇嘛所希望的那樣把全部心思與精力都放在轉經拜佛﹑超度來世上﹐怎能憚精竭慮地發展科技﹑廢寢忘食地工作﹐從而創造出大量物質財富來包養經濟上無法自立的藏人﹐讓藏人既能不費吹灰之力地坐享現代物質文明﹐又能消遙自在地轉經拜佛﹑超度來世﹖

達賴喇嘛還告訴留美中國學生學者﹕“最近幾十年裡﹐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中出現了極端的功利主義的傾向﹐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在極大的程度上破壞了中國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價值觀。一個精神和道德價值觀的荒漠正在中國社會迅速蔓延﹐在這種情況下﹐西藏的佛教和佛教哲學能夠幫助千百萬中國兄弟姐妹找到精神上的歸宿。（63）”眾所週知﹐全民信佛的泰國自從經濟起飛後﹐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與世俗主義瀰漫﹐僧尼作為民眾精神與心靈導師的地位一落千丈。可見現代化必然導致佛教衰落﹐這一歷史趨向既不是共產黨的陰謀造成的﹐也不是哪個佛教大師或教主所能阻擋的。何況漢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是實用理性﹐天生拒斥非理性的喇嘛教﹐元清兩朝皇帝如此禮遇喇嘛教主﹑廣大漢人始終不為喇嘛教所動就是明證。達賴喇嘛在二十世紀即將告終的時候來向漢人推銷喇嘛教﹐企圖重溫“大元帝師”的舊夢﹑當12億漢人的教主﹐可謂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達賴喇嘛1997年4月在華盛頓會見中國民運人士時說過﹕西藏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無法自立﹐只能依靠中印兩大鄰國中的一個﹐比較起來﹐靠中國更好些（據與會者告訴我）。他沒有解釋為什么﹐達瓦才仁倒是透露了一點信息。他說﹕“西藏夾在中國與印度兩個大國之間總是左右為難﹐兩面壓﹐兩面擠。因為西藏的地理位置﹐總要靠一邊﹐我認為靠中國比靠印度要好﹐因為中國人的宗教意識比較淡薄﹐容易跟西藏人相處。而印度人的宗教意識非常濃﹐宗教之間的衝突引發起來不得了。……我們在印度就感覺到﹐有些西藏人在印度呆了三﹑四十年﹐卻很難看到有印度人朋友。（64）”

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印度人大都信印度教﹐又屬高加索人種（白種人）﹐無論在宗教與人種上與藏人差距都很大。達賴喇嘛曾說﹕“因為佛教是從印度傳到西藏的﹐伴隨佛教傳入﹐還有許多其它重要的文化影響。因此我心中毫無疑問地認為印度比中國更有理由聲稱擁有西藏的主權﹐中國對西藏只有很小的影響。（65）”等藏人在印度住下來後﹐才發現滿不是這麼回事。達賴喇嘛與達瓦才仁都沒有解釋﹐他們所謂的“靠”是什麼意思﹐想必不是指宗教----達賴喇嘛自信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還用得著靠誰嗎﹖----而是政治經濟。因為中國比印度更富裕更慷慨﹐肯出大錢包養藏人。達賴喇嘛的如意算盤是﹕既要中國政府繼續包養藏人﹐又要中國政府把“大西藏”的行政權交給他﹐還要中國政府把佔“大西藏”總人口一半以上的17個非藏民族強行遷走（種族清除）﹐最後﹐還要允許他保留隨時宣佈獨立的權利﹐他真是精明到家了。

達賴喇嘛為了欺騙國際輿論﹐無所不用其極地造謠﹐本書已經揭露了許多﹐這裡再舉幾個例子。

達賴自傳說﹕“中國把三分之一以上的核武器部署在西藏的土地上。因為西藏是世界上鈾礦最豐富的地區之一﹐中國似乎想通過開採鈾礦使西藏大部分地區遭受放射性污染。在我誕生的安多----西藏東北部的省份----有一個眾所週知的大型古拉格（蘇聯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引者）﹐有人估計可以監禁一千萬人。（66）”他在1987年美國國會演講“五點和平計劃”時也說中國在西藏部署核武器與安放核廢料。1993年9月美國和平研究所召開的西藏問題討論會的總結報告卻否定了達賴喇嘛的這些謊言。這個報告充滿了對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的譴責與對西藏獨立的同情﹐卻也不得不說﹕“有在西藏放置核廢料的傳聞。這些核廢料據說來自西藏高原東部的鈾礦與西藏中部的核設施。這種指控從未被法官或國際社會所證實。（67）”青海省一共只有四百多萬人口﹐居然有一個可以關押一千萬人的集中營﹐連勞改專家吳宏達都聞所未聞﹐有誰會相信這樣的神話呢﹖（根據吳宏達主持的美國勞改研究基金會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編印的1997-1998年《勞改手冊》﹐青海省最大的勞改農場共和縣哇玉香卡農場也只有11134人）

又如﹕“有些藏族小孩被迫當奴工”（68）﹔“中國誇口說要在‘15年內’根除藏語”﹔“許多西藏學校只是孩子的勞動營。真正得到適當教育的孩子只有1500人左右”（69）﹔“中國領導人要絕滅藏人”(70)﹔“中國人在西藏推行被他們自己叫做‘隔離與同化’的種族歧視政策”（71）。前面這些指控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最後一條自相矛盾----如果漢人要同化藏人﹐怎麼會把藏人與漢人隔離開來呢﹖

達賴喇嘛也學會了怪圈22﹐他一方面指責中國政府讓藏人處於悲慘的﹑可憐的貧窮中﹐諸如缺少醫療﹑教育與電力等（72）﹔另一方面又指責說﹕“1984年5月﹐中國對西藏的政策已有明顯的改變。胡耀邦提出的減少在西藏的85%的中國官員的要求未被採納﹐相反的卻開始大力鼓勵移民。在‘發展’的口號下﹐六萬名有技術和無技術的工人﹐在政府提供工資﹑房屋與休假的條件下進入西藏。（73）”在達賴喇嘛統治西藏時代﹐西藏根本沒有現代醫院與學校（我對現代學校的定義是不僅教授語言文字﹐還教授數理化生）﹐除達賴喇嘛本人與極少數與之關係密切的豪門外﹐也無人有電燈﹐所以達賴喇嘛根本沒有資格指責中國政府治下的西藏缺少醫療﹑教育與電力。達賴喇嘛所謂的“有技術和無技術的工人”正是建設43項工程的工程技術人員﹑經濟管理人員﹑醫療衛生人員﹑科研人員﹑文教工作者與他們的輔助人員﹐其任務是建造與管理醫院﹑學校﹑發電廠等﹐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卻被達賴喇嘛叫做旨在消滅藏族的大規模移民。達賴喇嘛的卑劣正堪與他的狂妄相媲美。

尤為荒謬的是﹐達賴喇嘛在1998年11月2日在“國際聲援西藏會議”上說﹕中國政府一貫拒絕承認西藏獨特的文化（74）。如前所述﹐胡耀邦在1980年西藏講話時就大肆吹捧西藏文化﹐要求大力繁榮與發展西藏文化﹐將其與發展經濟並列﹐稱為“兩個發展”。他在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又強調西藏文化的特殊性即宗教性﹐要求大力繁榮與發展西藏宗教文化。1984年﹐江澤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又說“要注意弘揚藏族傳統的優秀文化”（75）。如前所述﹐中國政府撥款3億元修復了1787座寺廟﹐開辦了許多佛教學院﹑藏學研究機構與藏學刊物。1987年西藏自治區四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草案）》﹐並認真付諸實踐。如今西藏電視台與電台都用漢藏兩種語言運作﹐還有專門的藏語電影譯製廠﹐藏文報刊書籍隨處可見﹑汗牛充棟﹐小學絕大部分用藏語教學﹐大中學裡也都有藏文課。中國政府還成立了許多專門機構蒐集﹑整理﹑研究﹑出版西藏的文化遺產。達賴喇嘛大概實在想不出罪名來攻擊中國政府了﹐只好信口開河造謠﹐這只能證明他已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

注釋﹕

（27）（29）（30）《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

（28）新華社評論員﹐《是要求談判﹐還是假談判之名搞分裂﹖----評達賴近年來要求談判的言論》﹐《人民日報》海外版﹐1997年4月18日。

（31）《達賴鼓吹“亞洲民主共同體”》﹐《中央日報》國際版﹐1991年3月24日。

（32）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61頁。

（33）《達賴喇嘛訪倫敦﹐會晤英相梅杰爾》﹐《世界日報》﹐1991年12月3日。

（34）《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言論選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新聞部印行﹐1993年﹐84頁。

（35）（36）《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259﹑295頁。

（37）《阿沛和班禪就西藏問題答記者問》﹐《人民日報》﹐1988年4月5日。

（38）新華社評論員﹐《是要求談判還是假談判之名搞分裂﹖----評達賴近年來要求談判的言論》﹐《人民日報》海外版﹐1997年4月18日﹔記者林照真﹐《達賴﹕目前與中共對話比訪台重要》﹐《中國時報》﹐1998年7月17日。

（39）《中央日報》國際版﹐1994年6月7日。

（40）路透社1997年1月20日印度達蘭薩拉電﹔法新社1997年3月27日台北電。

（41）《聯合報》國際版﹐1997年7月21日。

（42）法新社1995年9月3日新德里電。

（43）本報台北電﹐《達賴訪台前曾知會北京》﹐《世界日報》﹐1997年3月24日。

（44）本報台北電﹐《達賴余政道對談藏獨台獨》﹐《世界日報》﹐1997年3月24日。

（45）才嘉﹐《尋求解決西藏問題的途徑》﹐《中國之春》﹐1997年11月號。

（46）（53）    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74﹑271頁。

（47）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72.

（48）《江澤民哈佛演講》﹐《世界日報》﹐1997年11月2日。

（49）法新社1997年11月4日電﹐《達賴喇嘛拒絕北京關於西藏談判的條件》。

（50）《江澤民克林頓記者招待會》﹐《北京之春》﹐1998年8月號。

（51）《西藏通訊》﹐1998年7﹑8月號。

（52）Shafritz, Jay M., The Harper Collin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1992, p.46.

（54）達賴喇嘛這一談話由美國之音焦點透視節目1997年9月13日播送﹐本書引文摘自美國之音中文部向筆者提供的該談話記錄。

（55）曹長青﹐《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達蘭薩拉採訪達賴喇嘛記》﹐《世界週刊》﹐1998年4月26日。

（56）The New York Times 28 November 1993.

（57）《達賴喇嘛在西藏自由抗暴38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北京之春》﹐1997年4月號。

（58）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20, p.16.

（59）陳曉鐘﹐《首都佛教界集會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1月23日。

（60）赤烈曲扎﹐《西藏風土誌》﹐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85年﹐21頁。

（61）鄭雲山主編﹐《中外史地知識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2頁。

（62）彭英全主編﹐《西藏宗教概說》﹐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83年﹐21頁。

（63）《達賴喇嘛在波士頓給中國學生學者的講話﹐1996年10月9日》﹐《西藏通訊》﹐1996年11-12月號。

（64）《漢蒙藏對話----民族問題座談會紀要》﹐《北京之春》﹐1997年11月號。

（65）（66）（68）（69）（70）（71）（72）（73） 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hp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150; p.237; p.231; p.234; p.268; p.251; p.233-234; p.245.

（67）Little, David; Hibbard, Scott W., Sino-Tibetan Coexistence, Creating Space for Tibetan Self-Direction, A Conference Report (Was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4), p.20.

（74）法新社1998年11月2日德國電﹐《達賴喇嘛希望西藏真正自治》﹐《世界日報》﹐1998年11月2日。

（75）新華社1994年7月26日北京電﹐《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京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人民日報》海外版﹐1994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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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29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徐明旭

第四部：新的冷戰

第十三章達賴喇嘛向何去﹖

5﹑西藏的未來

克林頓1998年對中國的訪問給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雙方增加了壓力。克林頓在與江澤民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說﹕“我敦促江主席與達賴喇嘛恢復對話﹐以換取雙方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並承認西藏具有獨特的文化和宗教傳統。”江澤民在招待會結束時說﹕“很抱歉﹐還要耽誤你們五分鐘﹐我想講講關於達賴喇嘛的問題。”他先列舉了1959年達賴喇嘛逃亡後西藏的變化﹐特意指出﹕“第一﹐政教合一的制度從此一去不復返。雖然很遺憾的﹐它比歐洲的文藝復興之前的政教合一分開的時間要晚得多。”其次是解放農奴﹑民族自治﹑巨額補貼﹑宗教自由等。然後他提出了與達賴喇嘛談判的條件﹕“如果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同時也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那麼﹐我看我們談判的大門是敞開的﹐而且我們有若干的溝通的渠道﹐這一點﹐我希望達賴他能有積極的回應。”克林頓接著說﹕“首先﹐我同意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為中國的一個自治區之一。我能理解何以承認此點必須是與達賴喇嘛展開對話的先決條件。不過我也認為﹐有許許多多的西藏人仍然十分敬重達賴喇嘛﹐視他為他們的精神領袖。江主席指出﹐達賴喇嘛甚至在美國與歐洲也有一些西藏佛教跟隨者。不過﹐達賴喇嘛的大多數跟隨者並未放棄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的跟隨者中有基督徒----支持者----對不起﹐不是跟隨者而是支持者﹐有基督徒﹑猶太教徒﹑回教徒﹐這些人相信神的統一﹐也相信他是一位神聖的人。對於我們而言﹐問題的根本不在宗教﹐而在政治。也就是說﹐我們相信其他人有權去信奉他們的宗教信仰﹐而如果有此一人﹐誠誠懇懇地提出這樣的條件﹐中國即應與他展開對話。容我說句可能不受用的話。我曾與達賴喇嘛會面﹐我相信他是一位誠實的人。而且我相信如果江澤民和他對話﹐他們將會互相欣賞。”（76）

達賴方面大聲歡呼克林頓的講話﹐稱之為“西藏的一大突破”（77）。有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員”甚至造謠說中國政府與他們的秘密談判已經在美國的溝通下在國外開始（78）。達賴喇嘛的反應並沒有那麼樂觀﹐他對江澤民增加了“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作為談判條件感到“更加陷入困境”﹐決定無限期推遲訪問台灣﹐還申明他不支持台灣獨立運動﹐以免激怒中共（79）----達賴喇嘛1997年訪問台灣時受到台獨勢力的熱烈歡迎﹐達賴喇嘛自己也對民進黨省議員余政道說過﹕“西藏獨立永遠有希望”﹐所以中共認為藏獨與台獨同流合污並非毫無根據（80）。但他仍然拒絕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並狡辯說﹕“我已經非常明確地說我不尋求西藏獨立﹐我只尋求真正的自治﹐這就間接地承認了中國的主權。（81）”為了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達賴喇嘛還請求法國總理喬斯潘（Lionel Jospin）在1998年9月25日訪問中國會見江澤民時傳話﹐要求談判﹐江澤民稱他的傳話毫無新意﹐並重申了他的條件（82）。

1998年10月2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唐國強又重申關於談判的條件﹕達賴喇嘛必須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並停止分裂活動。他還說﹐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有某些接觸的渠道。如果達賴喇嘛不理睬既有的渠道而在國際上大造輿論﹐說明他沒有誠意（83）。西藏自治區副主席尼瑪次仁也在10月15日告訴來訪的美國新聞基金會主席﹕達賴喇嘛提出的國防外交由中央政府決定﹐其它的事由西藏自己解決的提法是一種半獨立或變相獨立的做法﹐不符合廣大西藏人民的願望。西藏目前在《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指導下﹐已經享有充分的自治權（84）。

其實只要達賴喇嘛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完全可以把西藏自治區交給他治理﹐撤退除駐軍與外事官員外的所有漢人﹐停撥一切財政補貼﹐只保留西藏的國防外交大權﹐隨達賴喇嘛搞什麼制度﹐就像對香港一樣。達賴喇嘛唸經與造謠的本領再大﹐也無法解決西藏的經濟問題﹐西方也不可能每年送他幾十億財政援助﹐那時西藏就會大亂。那些吃裡爬外﹑恩將仇報的中共藏官只有在失去了中國政府給他們的高官厚祿與權力特權後才會感念中國政府的好處（姑且假設流亡藏人不報復他們）﹐他們一定會組織起來反對達賴喇嘛﹐要求中國政府重新直接治理西藏﹔那些吃裡爬外﹑恩將仇報的藏族精英與藏族市民只有在失去了中國政府奉送的高工資﹑高獎金﹑高津貼與高福利之後﹐才會感念中國政府的好處﹐那時他們就會重新上街示威﹐打砸搶燒達賴喇嘛的政府機構與流亡藏人開設的商店﹐要求中國政府重新撥款包養西藏﹔那些對達賴喇嘛無限崇拜﹑無限虔誠的農牧民也只有在失去了中國政府的免稅優惠﹑免費或廉價生產資料與技術及廉價生活必需品﹑嘗到了橫徵暴斂的滋味後才會感念中國政府的好處﹐那時他們就會抗拒繳稅﹔那十幾萬流亡藏人回到西藏﹐開始也許歡天喜地﹐但他們馬上會要求達賴喇嘛給他們工作或土地﹐那時達賴喇嘛只有兩條出路﹕或者跪在新華門前﹐哀求中國政府重新撥款包養西藏﹔或者翻過喜馬拉雅山﹐重新逃亡印度----如果印度還願意收留他的話。

也許是意識到自己來日無多﹐達賴喇嘛決心在2000年前回到西藏。1998年11月5日到13日﹐他再訪美國﹐向主子求援。行前他大造輿論﹐10月24日他的駐美國與聯合國的首席代表洛地甲日無中生有地告訴《南華早報》記者說﹕達賴喇嘛將去中國五台山朝聖﹐並會見江澤民﹐討論西藏問題。他又說﹐達賴喇嘛將發表一個聲明（statement）﹐回答江澤民提出的與他進行對話的先決條件（85）。11月2日﹐“西藏流亡議會議長”桑東活佛也放風說﹐達賴喇嘛12月可能去五台山朝佛﹐去北京會見江澤民。他要求的高度自治不限於西藏自治區﹐而是“大西藏”（86）。11月4日﹐達賴喇嘛的一名“高級助理”向德國報界透露﹐達賴喇嘛願意承認西藏和台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以求中國政府與他談判（87）。西方輿論紛紛猜測﹐達賴喇嘛將在美國期間發表這個聲明﹐承認中國對西藏與台灣的主權。看來他似乎真的要邁出江澤民提出的﹑克林頓也讚同的關鍵的一步了。

11月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否認了達賴喇嘛12月將去五台山朝聖與會見江澤民兩事﹐並重申了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談判的先決條件﹐要求他拿出實際行動來（88）。11月5日﹐即達賴喇嘛到達美國之日﹐中國駐美大使館舉行記者招待會﹐指責達賴喇嘛撇開已有的與中國政府聯係的渠道﹐大肆宣傳中國毀滅西藏文化﹐誤導國際輿論﹐繼續進行分裂活動。並說西藏已經實行了真正的自治﹐達賴喇嘛要求西藏高度自治是什麼意思（89）。

11月6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回答是否承認西藏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時說﹐他要先“跟中國政府討論”﹐“我還沒有準備好”﹐“現在不是我說話的時候”（90）。第二天﹐他對旅美藏人說﹕他只追求西藏完全自治﹐並非分離。如果他的要求得到滿足﹐他願意讓西藏加入中國。但目前並未獲得中方善意的回應﹐因此他仍呼籲國際社會大力支持西藏運動（即西藏獨立運動----引者）。他還說﹐最近新聞界頻頻報道﹐說他可能在訪美期間發表重要聲明﹐回答江澤民的要求﹐弄得流亡藏人人心惶惶。他要旅美藏人放心﹐他說江澤民的要求（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引者）是重大問題﹐須從歷史﹑現實﹑法律各方面考慮﹐不是能在短期內決定的。他說他希望經由不斷接觸﹑了解﹐與北京逐漸尋求共識﹐所以他不會在這次訪美時作出重大聲明（91）。很顯然﹐他的洋主子不允許他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這也難怪﹐洋大人們豢養了他40年﹐吹捧了他40年﹐就是為了利用他搞垮中共﹑分裂中國﹐他們怎會允許他接受江澤民的條件﹑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中共妥協﹖

曾在1995年7月29日發文鼓吹“遏制中國”的英國雜誌《經濟學家》在達賴喇嘛1998年11月訪問美國後幾天發表的《西藏的突破》（92）頗能說明某些西方人的心態﹐對於讀者理解西藏問題的實質大有補益﹐其全文如下﹕

如果中國不與達賴喇嘛談判﹐西藏將變得更加險惡。

那些認定中國是個負責任的﹑實用主義的強國的人由於它對待西藏的態度而產生了惶惑。北京在這個星期裡投向藏人和他們的流亡領袖達賴喇嘛的嚴厲而語無倫次的話簡直就是列寧用以使土耳其斯坦屈服的話的翻版。在國際場合進行詭辯與禁閉一個小孩的正是同一批共產黨領導人。那小孩的罪過不過是因為被達賴喇嘛搶先宣佈為班禪靈童。班禪是西藏第二號最受尊敬的佛教人物。中國的強硬政策正在毀滅一個獨特民族的文化的最後一點殘餘。這是不應該發生的。事實上﹐許多中國人私下裡也說這是不應該發生的。現在達賴喇嘛正在發出和解的聲音﹐中國遇到了一個罕見的機會一勞永逸地解決它的“西藏問題”。

要這樣做﹐中國必須拋棄許多陳詞濫調。它一貫沉溺於它自己的歷史觀點﹐聲稱西藏從來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人大肆宣傳1792年他們的清朝皇帝乾隆命令達賴喇嘛和其他轉世活佛必需在北京通過金瓶掣籤加以認定（根據《欽定藏內善後章程》﹐“金瓶掣籤”由駐藏大臣監督在拉薩舉行----引者）。他們說這證明了中國對西藏的霸權（中國政府用的是“主權”sovereignty﹐該文別有用心地將“主權”一詞偷換為“霸權”hegemony----引者）。現代西藏學生的基本觀點是﹕中國從來沒有直接統治過西藏﹔從1913年到1950年中共入侵西藏前﹐西藏是一個事實上獨立的國家----如果它玩牌玩得巧妙﹐今天也仍然是個獨立國家﹐就像蒙古一樣。

中國在西藏有合法的利益嗎﹖過去﹐中國皇帝只有在西藏的混戰威脅到自己家裡時才去干預（此言不合史實﹐清朝自1727年起派駐藏大臣進藏到1912年辛亥革命﹐從未中斷----引者）。今天並無這樣的危險。很長時間裡﹐西藏也未曾成為外國軍隊入侵的戰場（該文作者忘記了正是英國軍隊在1904年侵略了西藏﹐屠殺了幾千藏人﹐一直打到拉薩﹐迫使十三世達賴喇嘛逃亡----引者）。如今中國的最大利益在於從西藏撤退。它在西藏的警衛部隊----其主要任務是鎮壓內部----正在消耗國庫。它在西藏放置核廢料正在引起怨恨。總而言之﹐中國一方面鎮壓一方面給予大量財貼----其中大部分使漢族移民受益---使240萬藏人更加堅決地反對中國的統治。繼續詆毀達賴喇嘛將是最後一根（壓斷駱駝背的----引者）稻草。還要多久藏人將重新發動血腥的﹑哪怕是徒勞的起義﹖

雙方都應當讓達賴喇嘛知道西方的抗議者具有兩張面孔（這句話令人費解----引者）。事實上﹐中國人可以在西藏做他們想做的事情。但只有達賴喇嘛有權威說服藏人接受中國的統治。達賴喇嘛週圍的人說他準備做出讓步﹐只要能得到相應的回報。實際上﹐他將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以此換取西藏的自治。這雖然比他終生為之奮鬥的目標小得多﹐但卻比藏人現有的東西更有價值。達賴喇嘛是勇敢的﹐因為他放棄了許多流亡藏人和他們的時髦的好萊塢支持者的更加崇高的目標。他還排除了他擔任公職的可能性。

中國主席江澤民必須抓住這個機會。他必須把藏語文作為西藏學校與政府的主要語文（該文作者大概不知道藏文沒有科技與現代社會科學詞彙----引者）﹐保證真正的宗教自由（即宗教勢力干涉政治﹑分裂國家的自由----引者）﹐釋放600多名政治犯----大多數是僧尼。統治這個國家（指西藏----引者）的漢族共黨強硬派必需換成藏人﹐江先生必須承諾不僅把軍隊﹑而且把淹沒西藏的幾十萬漢族非法移民從西藏撤出來。

中國不會從這一政策中失去什麼﹐卻會得到很多。這將有助於讓台灣相信中國將負責地保證它的領土（指不吞併台灣----引者）。這將使中國去掉內政與外交上的一大麻煩。不僅如此﹐這還可使中國領導人在世界上更高地抬起頭來。

這篇文章也像西方報刊上的大多數有關西藏的文章一樣重複了達賴喇嘛的許多謊言﹐諸如說西藏自古以來是個獨立國家﹑中國正在毀滅西藏文化﹑中國在西藏放置核廢料﹑中國向西藏大量移民﹑中國給西藏的巨額補貼只使漢族移民獲益等等﹐對於這些謊言本書已經用事實駁斥過了。

該文雖然發表於達賴喇嘛離開美國後（達賴喇嘛是11月13日離開美國的）﹐想必是在達賴喇嘛訪美前寫的﹐所以它說達賴喇嘛週圍的人（指“西藏流亡政府官員”）說達賴喇嘛願意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以換取西藏自治。該文作者沒有想到達賴喇嘛到美國後改換了口風﹐不肯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了﹐所以該文說達賴喇嘛願意讓步與和解﹑這是中國政府解決西藏問題的罕見機會並威脅中國政府如不與達賴喇嘛談判西藏局勢就會更險惡云云就變成了對達賴喇嘛的諷刺與嘲弄。該文與西方大多數有關西藏問題的文章不同之處在於﹕它公然用藏人再次發動血腥起義來威脅中國政府﹐實際上是在號召藏人使用暴力﹐它為什么不號召北愛爾蘭天主教徒與蘇格蘭人發動血腥起義﹖它還公然用命令的口氣要求中國政府從西藏撤出軍隊﹐而且是在達賴喇嘛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後從西藏撤軍﹐不知國際公法中有哪個條款要求一個主權國家從它自己的合法領土上撤軍﹖它為什么不命令英國從北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以及馬爾維納斯群島撤軍﹖那樣英國領導人不更可以在世界上更高地抬起頭來了嗎﹖

該文還要求中國政府從西藏撤出漢官。中國政府在西藏保留少量漢族專業人員及其輔助人員（佔西藏國家職工的四分之一）﹐是為了提高藏人的教育﹑醫療﹑生活水平﹐讓藏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否則藏人就會上街打砸搶燒﹑西方人權衛士就會指責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中國政府在西藏保留少數漢族官員（總數不足西藏黨政官員的五分之一）﹐是因為達賴喇嘛蔑視國際公法﹑違背西方所有民主國家都視為立國基礎的政教分離原則﹐利用藏人不懂政教分離的傳統﹐不擇手段地﹑不遺餘力地利用宗教煽動藏人分裂中國﹑破壞社會秩序。所以中國政府不得不派漢官去西藏貫徹﹑執行政教分離政策﹐維護國家主權﹐維持社會秩序----也是為了學習西方民主制度。要問中國政府有什麼權利派官去西藏貫徹﹑執行政教分離政策﹐維護國家主權﹐維持社會秩序﹖回答是《聯合國憲章》規定必須尊重主權國家的領土完整﹐而國際公認西藏是中國的合法領土﹐就像國際公認北愛爾蘭﹑蘇格蘭與威爾士是英國的合法領土一樣。英國甚至還派兵派官到遠在萬里外的﹑從未被國際公認為英國領土的馬爾維納斯群島去大動干戈﹐英國人有什麼資格要求中國從西藏撤軍撤官﹖如果中國政府在西藏保留不足五分之一的漢官違背了民族自治的民主原則﹐那麼這是因為達賴喇嘛首先違背了政教分離的民主原則。既然達賴喇嘛首先違反民主政治的游戲規則﹐中國政府也只好違反民主政治的游戲規則。達賴喇嘛違反游戲規則的同時也違反了國際公法﹐中國政府違反游戲規則是為了維護國際公法。西方人權衛士只指責中國政府違反民族自治的民主原則﹐卻縱容與支持達賴喇嘛違反政教分離的民主原則﹐動輒指責中國政府貫徹政教分離原則是宗教迫害﹑侵犯人權。這是極不公平的游戲﹐也是極不公正的裁判。

該文的語氣極其蠻橫﹑霸道﹐似乎是一篇最後通諜。我不知道該文作者把自己當成什麼----上帝還是將要向中國宣戰的國家元首﹖我也不知道該文作者還有沒有起碼的時代感﹐莫非他認為今日還是鴉片戰爭時代﹖

按照政治學常識與國際公法﹐無論什麼樣的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談判﹐都必須以國際公法為基礎。正因國際公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克林頓才會在北京讚同江澤民提出的與達賴喇嘛談判的先決條件。達賴喇嘛連克林頓都同意的先決條件都拒不承認﹐說明他不僅毫無誠意﹐而且極其狂妄﹐根本不把克林頓放在眼裡﹐更不把國際公法放在眼裡。也進一步說明了他反復聲稱的“不要獨立﹐只要自治”不過是指鹿為馬的騙局與暗藏殺機的陷阱。我不知道他的後台有多麼硬﹐但我相信無論他的後台有多麼硬﹐畢竟不會是萬能的主。達賴喇嘛可以繼續玩弄兩面派手法﹐在國際上信口雌黃﹑欺騙輿論﹑乞求援助﹑大出風頭。然而正如戈茨坦指出的﹐時間不在他那一邊。他在1998年7月6日即已滿63週歲﹐一旦去世﹐藏獨運動就失去了舉世聞名的領袖﹐就會被國際社會冷落。他很怕這一點﹐1997年7月29日他在達蘭薩拉對流亡藏人說﹕如果十四世達賴喇嘛（指他自己----引者）有生之年未能返回西藏﹐而西藏人民又覺得有必要尋找﹐則十五世達賴喇嘛必將會在自由世界轉世﹐而絕對不會轉世在現今中國政府控制的地區。他還表示十五世將會繼續十四世的未竟事業（93）。

達賴喇嘛忘記了﹐他自己在九十年代初為了標榜“民主”而作的聲明﹕達賴喇嘛這種制度﹐隨著時代的變遷﹐已不再成為必要了。他可能就是最後一任達賴喇嘛（94）。如今他不要民主了﹐這對大肆吹捧他為“民主領袖”的西方人權衛士來說不啻是又一辛辣的嘲弄與諷刺。

誠然﹐“西藏流亡政府”可以拋開“民主”的假面具﹐在達賴喇嘛身後推出他的轉世靈童﹐後者也可以繼承達賴喇嘛的名號﹐但不能繼承諾貝爾和平獎﹐在國際上毫無號召力。西方人權衛士再支持藏獨﹐也無法把一個幾歲的小孩吹捧成“民族英雄”﹑“民主領袖”與“人權鬥士”。中國政府則可以告訴本土藏人﹕“西藏流亡政府”違反了西藏尋找達賴靈童的傳統辦法（在西藏任布縣與加查縣的神湖察看神意﹐在布達拉宮占卜﹑坐床----因為那些地方都在中國政府控制下）﹐所以他們找到的靈童是假的﹐這就使他對本土藏人也毫無號召力。中國政府倒是可以自尋自認達賴靈童﹐命令本土藏人接受。大多數藏人並不在乎真假﹐只要有個偶像供他們崇拜就行。失去了國際社會的支持與本土藏人的擁戴﹐藏獨運動就會自行瓦解﹐流亡藏人則會被當地社會同化﹐西藏問題也就不了了之﹑煙消雲散。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成功地控制了西藏局勢﹐所以它並不急於和達賴喇嘛談判﹐寧可靜待他自動消失。如果不是西方的壓力﹐它可能連願意談判的姿態都懶得做。當然﹐中共的這一策略能否成功﹐取決於它在達賴喇嘛消失前能否保持經濟增長。中共現在給西藏的財政補貼每年遞增10%以上﹐還有大筆基建款與專項款﹐大大超過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如果中國經濟停滯或惡化﹐拿不出那麼多錢來包養西藏﹐藏人就會重新上街打砸搶燒。中共將不得不與達賴喇嘛談判﹐那時達賴喇嘛一定會漫天要價﹐叫中共無法接受﹐中共將不得不恢復毛澤東的高壓政策﹐所以達賴與中共妥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如果中共在達賴喇嘛生前垮台﹐藏人一定會大鬧特鬧獨立。中國民主政府只好與達賴喇嘛談判﹐達賴喇嘛更會漫天要價﹐諸如把“大西藏”交給他統治﹐這將引起佔其總人口一半以上的17個非藏民族的反抗﹑在中國四分之一強的土地上引發波斯尼亞式的種族戰爭﹐並在新疆﹑內蒙引起連鎖反應﹐這是任何人﹑任何黨在北京當權都不敢答應的﹔又如要求完全獨立或在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的條件下讓達賴喇嘛回藏“自治”﹑即保留隨時宣佈獨立的權利﹐這將引發新的五四運動﹐數億漢人將上街抗議示威﹐指斥民主政府賣國﹐軍隊就會打出“順應民意﹑維護國家統一﹑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旗號發動政變﹐立足未穩的民主政府就會頃刻垮台﹐導致共產黨復辟﹐再用鐵腕鎮壓藏獨運動。

何況民主政府就一定不能鎮壓藏獨運動嗎﹖美國﹑英國﹑法國﹑西班牙﹑印度等民主政府都已做出了以武力鎮壓分裂運動的榜樣。

流亡藏人也很怕達賴喇嘛消失後藏獨運動自動瓦解﹐紛紛鼓吹恐怖活動。達賴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加說﹕“非常難以想像中國人會灑脫地自己離去﹔除非是我們使用這個（他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機的手勢）。……我們必須要製造流血事件……我想中國人只聽得懂暴力的語言。他們不是說過槍桿子裡出政權嗎﹖很好﹐我們就在這上面較量較量吧﹗”曾任達賴喇嘛駐英國代表的平措旺杰說﹕“當阿拉法特殺人﹐製造恐怖的時候﹐各國政府爭相會晤他。他由此得到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和同情。”流亡藏人中的少壯派“西藏青年大會”更為激烈。該會秘書長扎西南杰說﹕“如果我們殺了中國人﹐沒有人可以指責我們是恐怖分子﹐因為沒有一個在西藏的中國人是無辜的……在這場戰爭中﹐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絕對正當的……我們使用恐怖手段﹐所有對抗中國人的手段都是正當的﹗”（95）該會副主席葛瑪益西說﹕“在爭取獨立與自由的鬥爭中﹐採取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都是合法且正義的。（96）”該會主席才旦諾布則說﹐現在達賴喇嘛在世﹐一切聽達賴喇嘛的﹔達賴喇嘛不在世了﹐就搞暴力恐怖活動（97）。

甚至“非暴力主義者”達賴喇嘛本人也在悄悄地認可暴力﹐他在一次電視採訪中說﹕“意圖比行動更重要﹐如果行動﹐即便是暴力﹐是出於純潔的意圖的話﹐那不是邪惡的東西。（98）”

丹增曲加有一句話說對了﹐就像美國人不會灑脫地離開德克薩斯﹑夏威夷與阿拉斯加﹑英國人不會灑脫地離開北愛爾蘭﹑蘇格蘭與威爾士﹑法國人不會灑脫地離開科西嘉﹑巴斯克與布列塔尼﹑西班牙人不會灑脫地離開巴斯克與加泰羅尼亞﹑加拿大人不會灑脫地離開魁北克﹑印度人不會灑脫地離開克什米爾與錫克一樣﹐中國人當然不會灑脫地離開西藏----不管是“大西藏”還是“小西藏”----國際公法保證他們擁有那些地區的主權﹐誰也無權要求他們離開。

流亡藏人中的少壯派想仿傚巴勒斯坦人搞恐怖活動﹐未免不自量力。阿拉法特靠恐怖活動贏得了部分土地﹐這是事實。他成功的因素很多﹐首先﹐巴勒斯坦有四百萬人口﹐以色列有六百萬人口﹐雙方差距不大﹔而藏族至多只有六百萬人口﹐漢族有12億人口﹐簡直天差地別。其次﹐在巴勒斯坦背後站著一億多阿拉伯人﹐他們包圍著以色列﹐掌握著西方的經濟命脈----石油。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時（贖罪日戰爭）﹐阿拉伯國家曾用停止向西方國家出售石油的辦法迫使西方壓以色列停戰。西藏有那樣雄厚的資源嗎﹖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巴勒斯坦人敢於犧牲﹐用自殺炸彈炸得以色列人膽戰心驚﹑雞飛狗跳。藏人卻怕死﹐不敢犧牲。近年來西藏的爆炸事件都發生在夜深人靜時﹑無人居住處﹐說明爆破者膽小怕死。這也難怪﹐如今西藏民族主義情緒最激烈的是城鎮青年﹐他們（包括藏族精英）最貪圖現代物質享受與現代商業娛樂﹐每天狂歌勁舞﹑縱情聲色﹐而貪圖聲色之樂的人是決不肯為了獨立自由之類犧牲自己的生命的。即便是1959年的“自由戰士”也怕死﹐布達拉宮﹑大昭寺與三大寺的叛軍都是高舉哈達向解放軍投降的。

如果流亡藏人潛回西藏搞恐怖活動﹐中國政府就有借口對西藏實行軍管﹐派軍隊接管西藏各級政府﹐控制各大寺廟﹐甚至重新宣佈拉薩戒嚴﹐把西藏牢牢地捏在手心裡。中國政府還可以根據聯合國有關反恐怖主義的文件﹐要求印度嚴厲控制流亡藏人﹐取締其恐怖組織。就像愛爾蘭共和國應英國要求宣佈愛爾蘭共和軍非法一樣。當然印度不會輕易聽從﹐那不要緊﹐ 印度有自己的阿契里斯之踵----克什米爾穆斯林獨立運動。中國只消告訴印度﹕如果印度繼續放任流亡藏人搞恐怖活動﹐中國就要向克什米爾穆斯林獨立運動提供武器與基地----不巧的是﹐印佔克什米爾與中國接壤----印度一定會嚇得魂不附體﹐馬上對搞恐怖活動的流亡藏人採取嚴厲措施。那時西方人權衛士也救不了他們﹐因為恐怖活動是違反國際公法的﹑人人痛恨的。所以我猜想﹐中共很可能巴不得流亡藏人搞恐怖活動﹐那樣它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理直氣壯地回到毛澤東的高壓政策上去﹐省下大筆財政補貼。

本書不打算給西藏問題開藥方﹐那是沒有意義的。我把解決方案設計得再好﹐有關方面不接受﹐只不過是紙上談兵。我只想探討西藏問題的幾個可能的發展方向﹐供有關各方參考。王力雄希望“從一個漢人的角度﹐把對西藏的熱愛變成改造中國的動力﹐使中國能夠變得更為民主﹑寬容﹑平等﹐從而可以從中國這一方面主動化解民族衝突﹐把中藏人民迎接未來的代價降到最低。（99）”我對他的真誠願望甚為欣賞﹐但現實政治是嚴酷的﹐真誠的願望並不一定能換來真誠的回應。民主也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靈丹妙藥﹐否則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西班牙與印度等民主國家的民族分裂問題早就煙消雲散了。胡耀邦﹑趙紫陽對藏人可謂寬容之至了﹐得到的回報卻是三次大騷亂。即便中共垮台﹐成立了民主政府﹐只要不寬容到把佔中國領土四分之一強的“大西藏”交給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獨立建國﹐同時幫他們在“大西藏”進行種族清除----把佔“大西藏”總人口一半以上的﹑自古以來就居住在那裡的17個非藏民族全部強行撤回中國剩下的領土上去----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是決不會罷休的。

至於流亡藏人的洋後台﹐除非民主政府寬容到讓“大西藏”﹑“東土耳其斯坦”（新疆）與內蒙古也一起獨立﹐並把那裡的漢回等族全部清除乾淨﹐否則他們也永遠不會滿意的。不過那樣的話﹐中國一半以上的土地上必將爆發空前殘酷的種族戰爭﹐不僅“大西藏”內18個民族會互相撕殺﹐新疆各族（維吾爾﹑哈薩克﹑塔吉克﹑烏孜別克﹑柯爾克孜﹑錫伯﹑回﹑蒙古﹑塔塔爾﹑達斡爾﹑俄羅斯﹑滿﹑漢等族﹐其中維吾爾族人口也未過半）也會互相撕殺﹐內蒙古更不必說。由於達賴方面的“大西藏”地圖還囊括了新疆的一部分﹐那時“大西藏國”還會同“東土耳其斯坦國”互相撕殺。中國大地上絕不會出現王力雄所希望的民主﹑寬容與平等﹐而只有空前規模的大屠殺﹑大飢荒與大逃亡﹐就像他的小說《黃禍》所描寫的那樣----《黃禍》描寫中國的崩潰始於黃河決堤﹑福建（以一國兩制的名義）獨立與台灣介入﹐我以為更可能始於西藏獨立----那些日夜盼望中國像蘇聯那樣崩潰的西方人權衛士願意接受幾億中國難民嗎﹖

注釋﹕

（76）《江澤民克林頓記者招待會》﹐《北京之春》﹐1998年8月號。

（77）"A Breakthrough For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X:III (August, 1998).

（78）Pomfret, John(Washington Post Service), "Jiang Cracks Open Window to Tibet", Tbet Press Watch X:III (August 1998).

（79）林照真﹐《達賴﹕目前與中共對話比訪台重要》﹐《中國時報》﹐1998年7月17日。

（80）新華社1997年2月28日北京電﹐《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發言人就達賴將訪台一事發表談話》﹐《人民日報》海外版﹐1997年3月1日。

（81）"Dalai Lama's Hopes Are Raised by Summit Debate", Tibet Press Watch X:III (August, 1998).

（82）法新社合肥1998年9月25日電。

（83）法新社1998年10月26日北京電。

（84）新華社拉薩10月15日電﹐《西藏自治區官員會見美國新聞基金會主席》﹐《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0月17日。

（85）法新社香港1998年10月24日電。

（86）法新社新德里1998年11月2日電。

（87）法新社波恩1998年11月4日電。

（88）王玉燕﹐《北京否認達賴將赴五台山》﹐《世界日報》﹐1998年11月4日。

（89）林寶慶﹐《北京反對克林頓見達賴》﹐《世界日報》﹐1998年11月6日。

（90）中央社華盛頓1998年11月6日電﹔路透社維吉尼亞州夏洛蒂市1998年11月6日電。

（91）林寶慶﹐《達賴訪美期間不會宣佈對北京重大讓步》﹐《世界日報》﹐1998年11月8日。

（92）"A Break for Tibet", The Economist, 14-20 November 1998.

（93）《達蘭薩拉簡訊》﹐《西藏通訊》﹐1997年7-8月號。

（94）《流亡政府實行民主化改革》﹐《西藏論壇》﹐1991年第3期。

（95）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企業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69-273頁。

（96）《有關西藏前途的討論》﹐《西藏通訊》﹐1997年1-2月號。

（97）曹長青﹐《西藏獨立與政治改革----訪問西藏青年大會主席才旦諾布》﹐香港《開放》﹐1998年2月號。

（98）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141.

（99）《天葬》﹐5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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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0-29 22:32
标题: 请谈谈您读了徐明旭的专著后的感想
最初由[Bird9]发布
[评论]看看加国教育局是如何篡改中国历史的

我赞同你为校方将西藏与中国并列一事上的所做的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就真的非常了解西藏的真正的历史吗？我们常年在中共欺骗舆论和愚民教育的蒙蔽下，我们在大陆了解的西藏历史就一定是真正的没有扭曲的历史吗？本人对西藏的历史也没有什么了解，但我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人支持藏独和达赖，他们难道没有最基本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吗？多大授予达赖名誉博士，难道多大的历史教授们都不了解西藏的历史吗，或者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吗？ 至于教育局在教科书里面的“扭曲的西藏历史“，根据加拿大教科书的业务水准，这不会是一个技术错误，但如果他们故意“编造”历史，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在这样一个诚信为本的国家，政府无原由的随意“编造”别国的历史，这也太荒诞了吧。
我们不能仅凭中共的说法就下结论，也许我们还要看看国民党的史料，香港背景的资料或西方的史料。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真正了解西藏历史的人，最好是在西方学校里研究过西藏历史的人，让我们知道西藏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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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cccccccccc    时间: 2004-10-29 23:34
这位北山兄,有那么长时间贴这些东西,不如翻译出来给老外看.
的确,学校应该道歉,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新移民来了这边为什么都那么懦弱,什么事都怕找麻烦,加拿大是个法制民主的国家,你们怕什么啊?
你们口口声声爱国,这点反抗的勇气都没有,真可怜那些胆小怕事的家长.就你们这样连最起码的自信的都没有,到了哪里也只是胆小鬼,一事无成.要想在加拿大过的好,我告诉你们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自信慢慢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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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广东农民    时间: 2004-10-30 10:29
谢谢北山, 你贴的文章令人视野一亮, 另僻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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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哇咧    时间: 2004-10-30 11:30
标题: 徐明旭
徐明旭的文章不足为训。

中國科學院的國情研究報告《生存與發展》（12）和何博傳的《山坳上的中國》（13）則詳細論述了中國的人口與資源的矛盾﹐暗示中國將很快滅亡。 例如前者說中國資源的人口承載極限是15億到16億﹐照目前的中國人口增長速度﹐2015年將突破15億。“我們正以中國歷史上最嚴峻的生態環境﹐負擔中國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活動能力﹐上述壓力超過了大自然許多系統的臨界平衡極限﹐已直接威脅當代以及子孫後代的生存條件”﹐那時（2015年）“恐怕連中華民族的基本生存條件都難以維持”（14）。前中國國務院環保局局長曲格平和李金昌合著的《中國的人口與環境》則明確指出﹐中國人口一旦突破16億﹐中國社會將全面崩潰。王力雄的《黃禍》用浪漫主義的圖畫﹐描寫了這一末世景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既然地大物博的中國都將在大約二十年以後滅亡﹐其資源最貧乏的那一部分----西藏（目前其農牧業已無法養活其藏族人口﹐其工業幾乎為零且無發展潛力）豈能逃脫此劫﹖既然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都將很快滅亡﹐還有什麼西藏問題可言可解﹖

20年后中国灭亡，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動筆不久﹐就讀到了大陸作家王力雄的《天葬---西藏的命運》（8）。這本書用迄今為止無人企及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剖析了西藏的歷史變遷﹐特別是近二十年來西藏社會的巨大變化﹐印證了我在1991年發表的兩篇論文《西藏問題﹕歷史﹑現狀與未來》和《西藏示威的真正幕後鼓動者》（9）的許多觀點﹐諸如對今日西藏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共藏幹出於既得利益反對達賴回來和西藏獨立﹐但又暗中鼓動藏獨示威以迫使中共加緊提拔藏幹和增撥巨款﹔喇嘛尼姑出於宗教觀念和對政教合一的懷念堅決要求獨立﹔新一代知識分子出於自由民主理念嚮往獨立﹔佔人口大多數的農牧民和市民則持雙重標準﹕現世靠中共﹐來世靠達賴﹔物質生活上認同中共﹐精神生活上認同達賴）。

如果以上真的是当今西藏的现实状况，那么西藏的大多数人都是认同达赖喇嘛的，只不过是中央政府希望维持对西藏的控制罢了。那么达赖喇嘛没错，加拿大政府和西方国家的立场也没错，安省的历史教科书也没错嘛。作者只不过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批判达赖喇嘛和西方的立场，其根据和出发点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立场，不是更高层次的民族自治和民族自决。

这个问题是典型的“立场不一样，观点也不同”。至于最早提到的大学生和学生家长的问题，我认为家长有必要重新学习一下。请试想一下70年代在中国大陆说“资本主义好”的下场是什么样～在中国大陆不可能认同西方的价值观；那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就不可能要求子女认同中国政府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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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真的好人    时间: 2004-10-30 12:05
真不知中国住外使领馆一天到晚都干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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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枫泾草    时间: 2004-10-30 20:33
标题: 回复：徐明旭
没错,西藏大多数人特别是藏民对达赖是认同的, 中央政府希望维持对西藏的控制也没错,但这和西藏的归属有何干系? 历史就是历史, 容不得篡改! "立场不一样，观点也不同"不是放之四海皆而准的判断依据, 何况这和认同西方的价值观与否根本是两回事.  明摆着的事实你视而不见, 不由得怀疑这样的所谓"立场不一样，观点也不同"的真正目的是不是混淆视听.


最初由[哇咧]发布
徐明旭

徐明旭的文章不足为训。



20年后中国灭亡，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如果以上真的是当今西藏的现实状况，那么西藏的大多数人都是认同达赖喇嘛的，只不过是中央政府希望维持对西藏的控制罢了。那么达赖喇嘛没错，加拿大政府和西方国家的立场也没错，安省的历史教科书也没错嘛。作者只不过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批判达赖喇嘛和西方的立场，其根据和出发点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立场，不是更高层次的民族自治和民族自决。

这个问题是典型的“立场不一样，观点也不同”。至于最早提到的大学生和学生家长的问题，我认为家长有必要重新学习一下。请试想一下70年代在中国大陆说“资本主义好”的下场是什么样～在中国大陆不可能认同西方的价值观；那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就不可能要求子女认同中国政府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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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身外化身    时间: 2004-10-31 02:49
既然都移民加拿大了, 子女必然受到这边的教育. 家长当初不是为了子女的教育才移民的吗? 现在又觉得教育不好了?  

还不是为了省那几个钱!

对于历史, 说实话,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历史是什么. 因为历史是人写的. 自然不同立场的人各写各的一套.  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生长在这边的孩子长大了就是纯粹的加拿大人, 似乎也该和其他本地人一样, 受同样的教育自然有同样的世界观.  家长们用不着太在意这些, 如果觉得这种"代沟"无法忍受, 想想自己为什么要移民?  孩子又为什么会这样理解历史和中国?  真的怪孩子们吗?  还是该怪加拿大政府?  谁对谁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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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1-1 11:35
标题: 回复：徐明旭
最初由[哇咧]发布
徐明旭

如果以上真的是当今西藏的现实状况，那么西藏的大多数人都是认同达赖喇嘛的，只不过是中央政府希望维持对西藏的控制罢了。那么达赖喇嘛没错，加拿大政府和西方国家的立场也没错，安省的历史教科书也没错嘛。作者只不过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批判达赖喇嘛和西方的立场，其根据和出发点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立场，不是更高层次的民族自治和民族自决。

这个问题是典型的“立场不一样，观点也不同”。至于最早提到的大学生和学生家长的问题，我认为家长有必要重新学习一下。请试想一下70年代在中国大陆说“资本主义好”的下场是什么样～在中国大陆不可能认同西方的价值观；那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就不可能要求子女认同中国政府的价值观。

请你看看这一段:

達賴喇嘛曾告訴法國記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如果您從社會制度及社會上不同的層次來看的話﹐西藏是屬於封建制度。這好像是很不好的。不過﹐在事實上﹐大體而言﹐那個時期西藏群體是很祥和的﹐很快樂。中國人老是在提農奴與地主﹐實際上﹐地主與他們的僱佣之間的關係﹐說起來應該算是不錯的。時常﹐這些單純的人有一種屬於地主的感受﹐使他們對地主忠心不貳。……就是政治制度也是屬於封建制的。

戈茨坦毫不含糊地指出﹐舊西藏的農民是世襲的被束縛於領主的農奴（4）﹐農奴主有權對農奴行使司法權（5）。“除了大約三百個貴族家庭﹐所有西藏俗人男女都是農奴﹐他們通過莊園以及對應的遺傳關係歸屬於具體的領主，也就是說兒子生來就屬於他父親的領主﹐而女兒屬於她母親的領主。（6）”戈倫夫也說﹕“絕大多數藏人都是農奴……農奴被拴在他們主人的手中。為了能在地裡勞動﹐他們必須納稅和服勞役。他們毫無權利﹐即使要走進寺廟要結婚﹐也要徵得主人的同意。如果分屬於不同領主的兩個農奴結了婚﹐所生的男孩要歸父親的領主﹔如果是女孩﹐要歸母親的領主。（注意﹐這裡的“歸”字﹐原文是 reverted, 在英文裡是表明財產歸屬的法律術語----引者）農奴要想離開莊園﹐哪怕是一小會兒﹐也要得到領主的許可。（7）”連堅決支持西藏獨立的董尼德也不得不承認﹐舊西藏是“做得太過分的封建農奴制”

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總不能說這些西方學者也是中共的代言人吧﹖無論西藏的農奴主多麼仁慈﹐無論西藏的農奴多麼熱愛農奴主﹑在農奴主的監護下多麼快樂﹐農奴制畢竟是農奴制。身為農奴就意味著世世代代失去了人身自由﹐即便他們生活富裕﹐即便他們不受虐待﹐他們仍然失去了最基本﹑最起碼的人權。

这样的农奴制难道是西藏人民向往的?

说到"立场不一样,观点也不同",讲究人权的加拿大和西方国家是什么立场?拥护农奴制吗?

"哇咧"先生,您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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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ird9    时间: 2004-11-2 01:54
标题: 谢谢
谢谢北山贴了这么长的文章。但本人实在很忙没有时间细看，所以没法给出回应，不好意思了。

另外我对该书作者的个人背景也很好奇，因为作者的背景将直接影响书的内容，还有成书时作者所处的环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西藏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不管中共在西藏究竟干了什么，比起农奴制（如果达赖的确搞过和打算搞农奴制的话）肯定是好很多的。

正因为对中共及其宣传机器的了解，我对中共的任何说法都习惯性的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但这并不是说中共所说的一切都是错的是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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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1-2 11:48
标题: 不客气,我们共同探讨
最初由[Bird9]发布
谢谢

谢谢北山贴了这么长的文章。但本人实在很忙没有时间细看，所以没法给出回应，不好意思了。

另外我对该书作者的个人背景也很好奇，因为作者的背景将直接影响书的内容，还有成书时作者所处的环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西藏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不管中共在西藏究竟干了什么，比起农奴制（如果达赖的确搞过和打算搞农奴制的话）肯定是好很多的。

正因为对中共及其宣传机器的了解，我对中共的任何说法都习惯性的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但这并不是说中共所说的一切都是错的是骗人的。

虽然我们是在中共的"红色"教育体制下长大的,但是我们经受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各种风浪,阅读过大量的国内外人士的文章和著作,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

中共想要骗我们,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当然,达赖要想骗我们,也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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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哇咧    时间: 2004-11-2 19:03
标题: 这样的农奴制难道是西藏人民向往的?
最初由[北山]发布
回复：徐明旭

请你看看这一段:

達賴喇嘛曾告訴法國記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如果您從社會制度及社會上不同的層次來看的話﹐西藏是屬於封建制度。這好像是很不好的。不過﹐在事實上﹐大體而言﹐那個時期西藏群體是很祥和的﹐很快樂。中國人老是在提農奴與地主﹐實際上﹐地主與他們的僱佣之間的關係﹐說起來應該算是不錯的。時常﹐這些單純的人有一種屬於地主的感受﹐使他們對地主忠心不貳。……就是政治制度也是屬於封建制的。

戈茨坦毫不含糊地指出﹐舊西藏的農民是世襲的被束縛於領主的農奴（4）﹐農奴主有權對農奴行使司法權（5）。“除了大約三百個貴族家庭﹐所有西藏俗人男女都是農奴﹐他們通過莊園以及對應的遺傳關係歸屬於具體的領主，也就是說兒子生來就屬於他父親的領主﹐而女兒屬於她母親的領主。（6）”戈倫夫也說﹕“絕大多數藏人都是農奴……農奴被拴在他們主人的手中。為了能在地裡勞動﹐他們必須納稅和服勞役。他們毫無權利﹐即使要走進寺廟要結婚﹐也要徵得主人的同意。如果分屬於不同領主的兩個農奴結了婚﹐所生的男孩要歸父親的領主﹔如果是女孩﹐要歸母親的領主。（注意﹐這裡的“歸”字﹐原文是 reverted, 在英文裡是表明財產歸屬的法律術語----引者）農奴要想離開莊園﹐哪怕是一小會兒﹐也要得到領主的許可。（7）”連堅決支持西藏獨立的董尼德也不得不承認﹐舊西藏是“做得太過分的封建農奴制”

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總不能說這些西方學者也是中共的代言人吧﹖無論西藏的農奴主多麼仁慈﹐無論西藏的農奴多麼熱愛農奴主﹑在農奴主的監護下多麼快樂﹐農奴制畢竟是農奴制。身為農奴就意味著世世代代失去了人身自由﹐即便他們生活富裕﹐即便他們不受虐待﹐他們仍然失去了最基本﹑最起碼的人權。

这样的农奴制难道是西藏人民向往的?

说到"立场不一样,观点也不同",讲究人权的加拿大和西方国家是什么立场?拥护农奴制吗?

"哇咧"先生,您自己呢?

北山兄：小弟的确观察到了各方对西藏问题的不同观点。现在的问题是非常实际得，在中国大陆受教育的从小就受中国官方的教育，我小时候看小说：欧阳海，里面欧阳海在部队就经常看西藏农奴制度的电影，包括开天目等镜头，所以欧阳海一心想成为西藏平叛的英雄。我自己也是部队子弟，所以对于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完全没有异议。

但是另一方面，在加拿大或者国外长大的小孩，你怎么可能让他对问题的认识程度（或者看问题的角度）达到我们在国内受教育而形成的角度和程度呢？我看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小孩可以整天叫喊解放军展开毒渡海战役解放台湾之类，在加拿大长大的小孩（即便父母都是中国人）可能参加解放军解放台湾吗？

我在多伦多还认识西藏难民，一起吃过饭呢。我没法跟他们交谈因为他们不会英文，我也不会藏文。我的问题是：
要是西藏那么好，他们何必外逃？难道是吃饱了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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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1-3 19:25
标题: 回复：这样的农奴制难道是西藏人民向往的?
最初由[哇咧]发布
这样的农奴制难道是西藏人民向往的?



我在多伦多还认识西藏难民，一起吃过饭呢。我没法跟他们交谈因为他们不会英文，我也不会藏文。我的问题是：
要是西藏那么好，他们何必外逃？难道是吃饱了撑的？！

你的问题虽然很简单.但要回答起来确实很不容易.因为你的发问有点......怎么说呢?......"does'nt make sense"

首先,"要是西藏那么好"是什么意思?

我同意的观点是,对藏族人民来说,今天的生活与50年代以前的农奴制下的生活来比,有着天壤之别.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实事求是的.

但是,西藏在各方面还都是不发达的,与中国内地相比还有差距,更比不上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所以,"要是西藏那么好"这句话,得有个参照,才有意义.

至于说到逃出中国的藏族人,可能有以下出逃原因:

1.早年属于西藏农奴主或上层贵族,眼看着共产党要推翻农奴制,自己的好日子快没了,就跟随达赖搞叛乱,被解放军打败后,逃了出来.--------当然这些人的后代现在也长大了,不能回西藏,只好满世界转悠.

2.参加后来几次骚乱(80年代)的人,逃了出来.

3.并非政治上的原因,而仅仅是想出国,想移民(与其他汉族人一样).

所以,他们不是吃饱了撑的,而是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呆在国外的.

哇咧, 你同意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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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1-3 19:55
标题: "黑暗﹑野蠻﹑殘酷﹑反動"的旧西藏,達賴喇嘛也好意思自吹?
中共的人民公社制度雖已堪稱準農奴制﹐畢竟比西藏的農奴制文明一點﹐至少人民公社無權買賣社員。

達賴喇嘛天天都在攻擊中共﹐但他也從來不敢說﹐在中共統治下﹐藏人就像牲畜一樣被買賣（中國至今有人拐賣婦女﹐那屬於犯罪﹐是政府打擊的對象）﹐而這是在他統治西藏時天天發生的事情﹐並受到他頒佈的法律的保護。

黑暗﹑野蠻﹑殘酷﹑反動等形容詞都是相對的﹐那麼當黑暗﹑野蠻﹑殘酷﹑反動的中共廢除更黑暗﹑更野蠻﹑更殘酷﹑更反動的西藏農奴制時﹐我們作為歷史研究者﹐為什么不敢肯定這種行動呢﹖

林肯解放了黑奴﹐但他並沒有給解放了的黑奴普選權﹐解放了的黑奴仍然是受白人歧視的二等公民﹐在美國南方仍然有種族隔離制度。所以在林肯廢奴一百年後﹐馬丁路德金還要領導黑人爭人權﹐最後被白人種族主義者暗殺。

和今日美國保障所有種族的普選權與其他人權的民主制度相比﹐在林肯廢奴後的一百年間剝奪黑人普選權﹑在南方實行種族隔離的社會制度（那時也叫民主制度）也堪稱黑暗﹑反動﹐但沒有人因此否認林肯解放黑奴的正義性.

同樣我們也不應否認中共解放西藏農奴與奴隸的正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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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育婴亲子    时间: 2004-11-3 20:40
标题: 这种事应该和加拿大政府商量，或者抗议，在这里能争个什么出来。只能越抹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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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广东农民    时间: 2004-11-3 20:58
有理,  谁能列出加拿大教材的书号,  书名,  是那个年级的课本? 应该去和教育部论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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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1-3 21:13
标题: 越抹越黑?把谁抹黑了?
最初由[黄老板]发布
这种事应该和加拿大政府商量，或者抗议，在这里能争个什么出来。只能越抹越黑。

BIRD希望大家多了解关于西藏的资料,讨论事实的真相.

什么叫抹黑?

你要是真有两下子就站出来,替达赖说两句.让我们见识见识.

象你这样阴阳怪气的,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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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1-5 12:38
标题: 总的来说,加拿大的教育是很好的
特别重视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与国内的应试教育形成了对比.

当然,一些涉及到与中国有关的政治方面的内容,则必然与国内的观点有矛盾.

其实,这不奇怪."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中国在变,加拿大也在变.

孩子们会知道真正的历史的,别担心!

最初由[身外化身]发布
既然都移民加拿大了, 子女必然受到这边的教育. 家长当初不是为了子女的教育才移民的吗? 现在又觉得教育不好了?  

还不是为了省那几个钱!

对于历史, 说实话,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历史是什么. 因为历史是人写的. 自然不同立场的人各写各的一套.  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生长在这边的孩子长大了就是纯粹的加拿大人, 似乎也该和其他本地人一样, 受同样的教育自然有同样的世界观.  家长们用不着太在意这些, 如果觉得这种"代沟"无法忍受, 想想自己为什么要移民?  孩子又为什么会这样理解历史和中国?  真的怪孩子们吗?  还是该怪加拿大政府?  谁对谁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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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育婴亲子    时间: 2004-11-5 14:56
标题: 有人整天在华人圈里叫唤西藏有事了，小心达赖啊，神经兮兮的。世上本无事。。。。。。
最初由[北山]发布
越抹越黑?把谁抹黑了?



BIRD希望大家多了解关于西藏的资料,讨论事实的真相.

什么叫抹黑?

你要是真有两下子就站出来,替达赖说两句.让我们见识见识.

象你这样阴阳怪气的,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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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山    时间: 2004-11-6 11:13
标题: 有人看到西藏问题的真相被揭开,无法再利用这个问题来骗人,感到沮丧...郁闷...
最初由[黄老板]发布
有人整天在华人圈里叫唤西藏有事了，小心达赖啊，神经兮兮的。世上本无事。。。。。。



又不敢直接站出来替达赖辩护,心里又痒,真把他难受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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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广东农民    时间: 2004-11-6 20:34
都是网友,  互相攻击就伤和气了......对事不要对人,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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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瑞    时间: 2004-11-10 12:50
读了这篇文章，真是霍然开朗，长了很多见识， 但愿北山先生能多发一些好文章！ 达赖喇嘛的确是很可笑的， 然而存在既是有它的道理， 或许把他视作一个靠发表言论而维持生计的公司更加贴切一点, 毕竟， 当前还有他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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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哇咧    时间: 2004-11-10 12:59
标题: 又回来了
回复了中餐馆的文章，终于找到这个栏目了。

北山兄：
我阅读了徐明旭的文章，有了更多的了解。
现在是否能允许我推存一下西藏通讯，这个海外藏族人经常看的网站，大家都看看？

http://www.xizang-zhiye.org/gb/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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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unclecharlie    时间: 2004-11-10 18:42
who cares if you called "Quebec" a country! you guys from Mainland China are too senst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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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育婴亲子    时间: 2004-11-10 18:52
标题: 好啊，好啊，北山要看一下。海外藏族人关怀北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最初由[哇咧]发布
又回来了

回复了中餐馆的文章，终于找到这个栏目了。

北山兄：
我阅读了徐明旭的文章，有了更多的了解。
现在是否能允许我推存一下西藏通讯，这个海外藏族人经常看的网站，大家都看看？

http://www.xizang-zhiye.org/gb/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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