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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man, 你还需要多少证据才能把你脑细胞上的老茧磨平?
转载按:共产党的兄弟部队之间还争抢日本军火呢。这可是党内刊物讲的。还有没有不能讲的争抢日本军火的事呢?
李运昌将军与“新兵新枪,老兵老枪”事件
http://www.cpcnews.cn/GB/68742/70423/70424/5278141.html
杜士林 | | |
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刚刚开始之时,我军在接收东北的初期,曾闹过一场沸沸扬扬的“新兵新枪,老兵老枪”风波。由于当时身居高位的林彪推波助澜,致使先机挺进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等人,不但劳而无功,还被扣上了“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大帽子,并且为此蒙受冤屈,尤其在“文革”中受害更甚。此事件被林彪一伙颠倒黑白,掩盖了历史真相,多年来鲜为人知。
苏军不守信用造成我军被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初,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凯奉命率部最先挺进东北,进入大城市沈阳,接收抗日胜利果实,收复失地,解放那里的人民,经过同苏军艰难地谈判交涉,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在我军与苏军关系还比较融洽的情况下,苏军当时把沈阳的一个大型日本军火库悄悄地交给了我军看管,据说这里储藏的武器可以装备60多万军队,这是一批重要的抗日胜利果实,也是我军急需的武器装备。虽然苏联与国民党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答应把东北的抗日胜利果实和地盘给国民党,但我党我军在冀热辽地区坚持了8年艰苦抗战,理应有接收的权力。曾克林部就借着看管仓库的机会,在苏军默许的情况下,从库里拉了三天三夜的武器,前后大约共二万多支步枪、1000多挺机枪和100多门火炮。拉运出这批武器后,冀热辽部队就利用已经缴获的火车,由沈阳运往鞍山、营口、安东一大批,及时武装了先期到达东北的三五九旅和山东一些部队,还有一批武装了沈阳及其附近地区我军新扩展的部队。9月14日,经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同意,曾克林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后,苏军把武器库交给八路军保管的消息不胫而走,西方通讯社开始披露八路军从日军仓库中运走武器的消息,蒋介石十分震怒,美国还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正式交涉。这样,苏军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仅把仓库交给我军保管了三天时间,就急忙收回,不让我军再继续看管。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来到沈阳时,苏军又主动对东北局书记彭真说,有一个可以武装10万人的武器仓库准备交给我军,并表示苏军不要日本人的武器。之后,东北局立即将此消息用电报报告了党中央。
可是,曾克林此时身在延安,由于通讯不便,他并不知道在东北苏军已把武器仓库收回。在向中央汇报时,仍然报告了我军看管的武器仓库内有大批武器弹药这件事。中央听了汇报后,在发给各解放区的《东北情况通报》中说,“在沈阳各地,堆积之种种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10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粮食无数。武器资财落在民间者甚多。”在接了东北局的电报后,中央又依据曾克林的汇报和东北局的电报内容,随即致电各解放区,让挺进东北的我军各部队将现有的武器留下,到达东北后由东北局重新分配武器。中央当时是相信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也相信苏联。但是,苏军先前说的话却没能兑现,日军投降后留下的大批武器是在,但没有交给我军(部分被我军缴获的除外),仍由苏军看管了起来,结果造成我军的被动。我军许多部队得到了中央的情况通报和通知后,在挺进东北时,把武器都留在了当地,徒手来到了东北,亟需要武器装备。可是,他们到了之后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都认为先到东北的李运昌部“近水楼台先得月”“发了一大笔洋财”,已经掌握了东北的全部武器,哪知他们此时已两手空空,没有多余的武器发给兄弟部队了。这些后到的部队,大部分是主力部队,都是经过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战火考验的老兵,一看先到东北的部队已装备上了,他们千里迢迢赶来却没来得及装备上,就产生了很大的意见。于是,“新兵新枪,老兵老枪”(一说是“老兵没枪”)的说法就产生了,并且反映十分强烈。这些后期挺进东北的兄弟部队,对东北局和李运昌产生了很大的误会。
东北武器分配的真相
作为挥师先机挺进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是于1945年9月14日下午率东进第二梯队到达东北的中心——沈阳市的。这时,李运昌听了东进支队的汇报,得知日本在苏家屯的武器仓库已被苏军收回,但对于苏军向我东北局说,要把一个武器仓库交给我东北局这件事,他当时并不知道,是以后才听说的。因为在这年的10月中旬,他已经接受东北局的命令,离开沈阳回锦州了,他率兵出沈阳时没从这里带走武器。在锦州,他所率领的八路军老十八团,经过战斗,收缴了盘踞在这里的两个伪满洲国的武器装备,又接收了驻在这里的苏军给的一部分日本武器,装备了1.5万多人的部队。之后,这些武器装备已所剩不多了。正在这时,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道之来了,向李运昌要武器,李运昌这里已经没有了,他就从周家美、吴宗鹏的22旅那里抽调了2300支步枪,3门山炮交给了冀东军分区,他们之后用这批武器武装了新成立的第47团,并用送给他们的这几门山炮,打开了日伪盘踞的玉田县城,解放了那里的人民。
与此同时,李运昌通过中央电文,得知黄克诚、梁兴初两部要到东北来,他就打电报给中央,要求这两支部队先到山海关,参加保卫山海关的战斗,并为他们准备了一批武器。结果由于林彪不同意,中央没有回电,这两支部队也没来山海关。正在这时,黄永胜、文年生带部队从热河来到锦州,他们在路过叶柏寿时,看到一列满载武器的火车,足有14节车皮,当时只有5名苏军看管。黄永胜于是向李运昌报告说,叶柏寿铁路断了,武器在车上放着很危险,因为周围有2000多土匪准备抢劫这批武器,怎么办?李运昌听了这个报告,一看这个情况确实很危险,就当即打电报给东北局请示说,山海关战斗已经打起来了,延安一批老部队已到锦州,他们没武器,是否把这列车武器拉到锦州来,武装准备保卫山海关的部队?东北局同意此建议之后,李运昌就派黄永胜把这批武器用火车从叶柏寿拉到锦州来了。黄永胜在负责拉运这批武器时,半路上从火车上拿走了100挺机枪,装备了自己的部队。
直到这时,李运昌才利用这批武器,首先装备了从延安来的教二旅丁盛团,剩下的发给了黄永胜部1200支步枪,发给了文年生部2800支步枪,然后,黄、文两部与冀热辽新部队合编。就这样,这支部队就武装了起来,成为保卫辽西的重要武装力量。后来,才知道这车武器是东北局先批给热河的,当时由于情况紧急,就拉到锦州来了。
冀热辽部队先机挺进东北,究竟收缴了多少武器?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至今也说不太清楚,一些资料都估计大约在10万支左右。这些武器的分配去向,据李运昌后来回忆说:一、分发给了先机挺进东北后新扩编的部队,这是大量的,大约有几万支;二、发给了进入东北的各解放区的老部队,如三五九旅、第二旅、警一旅、山东第二师、第七师、冀中部队及新四军第三师等,但分配不均,早来的就全部武装起来了,来晚的就差些;三、曾克林按照东北局的指示,利用葫芦岛、营口、庄河等港口,向山东龙口运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光子弹、炮弹就有500多万发,陈毅收到这批武器弹药后,还高兴得及时回了感谢电;四、支援热河、冀东一部分,数量不多。由于时间仓促,情况紧急,讯息不畅等各种因素,造成武器分配的状况不尽如人意,这是客观事实,但这些武器毕竟都发给了我军自己的部队,使这些抗日“胜利果实”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也作出了回答,李运昌、曾克林及冀热辽部队的做法是着眼大局、问心无愧的。更何况,在此后不久,就实现了新老部队的合编,李运昌把冀热辽的10万多合编部队全部移交给了东北局和林彪指挥,所谓“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李运昌为此背了个大“黑锅”
在分配这些武器当中,李运昌还特地命令留下一批武器,是准备发给远道而来的黄克诚、梁兴初两部的,准备让他们支援山海关作战,这两支部队的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大约3个人才平均两支枪,但他们来得太晚了,直到11月25日才到达江家屯。这时,我军已从山海关、锦州撤退了,所以他们没有得到武器。1945年11月27日,即锦州失守第二天,李运昌(经中央任命,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总司令,总司令为林彪)给林彪打电报反映:“敌继续猛进,我无兵阻止,北票、朝阳亦可能被敌占领,大批物资转运不便,前方部队需用甚急。我意黄克诚师派部队到北票、朝阳来取冬装装备,以防损失,请决定。冬季天寒,如被服丢掉就无办法,沈阳物资再外运困难。”后来,北票、朝阳储备的被服都发给了黄克诚的部队。
之后,李运昌率部撤到义县后,黄克诚又亲自来找李运昌说,东北局早有电报,让他到李这里来领武器。可是,李运昌此时在这里哪里还有武器,就只好解释说:“你们来晚了,山海关、锦州失守后,我这里的武器都发完了,只剩下一些弹药。”黄克诚说:“弹药也好,都给我们吧!”于是,李运昌就把几车弹药,共计有几万发,还有十几门大炮全部给了黄克诚部。
由于没武器发了,黄克诚对李运昌产生不满,后来的山东部队也对李运昌不满,就向上反映李运昌有武器也不发给他们,在自己部队的仓库里存放着,最后状告到林彪那里。林彪已经到了这里一个多月的时间,对这些情况都十分清楚,而他却什么也不说,也不向下边做解释工作,而是组织了一个清查小组,以洪学智为首,王亢及另外两个同志参加,联合清查李运昌部在北票的仓库,结果一查里边只有1500支不能使用的旧枪,全是部队换下来的,根本没有什么其他多余的武器了。事实虽然查清了,李运昌根本不存在有武器不发给老部队这回事了,可林彪却别有用心,尽管他俩同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校友,但仍然把“本位主义”这顶大帽子狠狠地扣在了李运昌的头上。
这件事还曾经惊动了毛泽东。李运昌1949年底经中央批准,由热河省委书记、热河省政府主席调任新中国第一任交通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部长为章伯钧)时,毛泽东找他谈话,还提起了这件事,主席问李运昌:大黄(黄克诚同志)反映的“新兵新枪,老兵老枪”与你有直接责任对不对?李答不对,并汇报了当时的情况并说把最后的所存棉衣、被服和弹药都支援了黄部,最后清查仓库也没有多余的武器。主席又问他,小黄(指黄永胜)也这么反映对不对?李运昌回答,他这么反映就更不对了,这批武器是他发现并运回来的,怎么分的他也清楚,他反而这样汇报,真是两面三刀!别有用心!毛泽东听了他的汇报后,鼓励道:这都是历史了,都已过去了,我这里清楚了,你就在交通部好好干吧!
谁知“文革”开始后,林彪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使出卑鄙伎俩,由林彪的黑干将,原李运昌的部下黄永胜亲自出马,给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李运昌贴出大字报,又扣上了三顶大“帽子”:一、抢先派人到东北接管日伪城市是抢占地盘;二、猛烈扩军是“招降纳叛”;三、把武器都发给了新部队,不发给老部队,即所谓“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新兵不能打,老兵打不上”,是最大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于是林彪煽动造反派对李运昌进行残酷迫害打击。林彪和黄永胜唆使部下,利用特权,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李运昌,入冤狱7年多。
冤案终有平反时
1979年,李运昌的冤案获得彻底平反,党中央任命魏文伯和他共同组建司法部,后来魏文伯病倒,组建司法部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肩上,经过李运昌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司法行政机关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法制部门,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具有多方面的职能,发挥着积极的、其他机关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时,压在他头上几十年的由所谓“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所引出的几顶“帽子”也被摘掉,有了公正的结论。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为此事说了公道话:“由于出关部队完成任务出色,苏联红军对他们(指李运昌部——作者注)态度很好。他们进入沈阳之初,苏军曾经把关东军的武器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仓库里存放的武器,能装备几十万人。曾克林同志带领的部队,从仓库里取出一批武器,发给了扩编的部队使用。
就在曾克林去延安之后,苏联红军收回了武器仓库。
曾克林到延安汇报工作时,讲了接收武器仓库的情况。党中央听了汇报后,曾经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命令调往东北地区的部队,把武器留在原地,到东北重新发给武器。可是,当各解放区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的时候,武器仓库已被苏军收回,哪里还有武器发给兄弟部队呢?此事,使李运昌、曾克林同志受到很大埋怨。其实,这件事不怪他们。”“那时候,林彪是东北人民自治军(不久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他本来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应该出面说明这一情况,以免兄弟部队之间产生误会。可是,林彪不仅没有这样做,还散布舆论,制造隔阂。他到辽西地区以后,专门成立了清查小组,清查了出关部队的仓库。结果没有发现仓库里存放着武器,也没查出丢失武器,才把这件事搁下了。”
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也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的始末:“当时彭真同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与苏方会谈都由我为他翻译。大约是第二或第三次接触时,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放十万多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部队和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的部队,把自己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受这批新武器。两周以后,奉命接收武器的部队已经陆续到达东北,我们正要苏军实践自己的诺言,却意外地得到他们内容相反的通知,说是由于国际上的种种原因,那批日军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按原计划给我们了。这一下弄得我们非常被动,出关的部队已经将原来的武器留在了关内,预定得到的新武器却一件也到不了手,成了一群徒手士兵,部队上下都在埋怨。
当时流传一个说法:‘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其实,更确切地应当说‘新兵有枪,老兵没枪’,这都是苏联方面说话不算数造成的。他们所以出尔反尔,其主要原因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得很苦,害怕因支援我军再引起战争,结果造成了我们的被动局面。
彭真和李运昌为此受到许多指责。林彪后来也拿此事攻击彭真,李运昌也大受批评,成了他们的一大罪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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