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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的成长期” 张艺谋1950年出生，在西安读小学、中学，直到“文革”开始后，在陕西乾县农村插队，后来去了咸阳国棉八厂当工人。他一直没变的，就是要拍“文革”题材，用他的话说，“那是我的成长期”。 编剧邹静之比张艺谋小两岁，“文革”也是他的成长期。邹静之在北京的机关大院里长大，住在九栋——“臭高知”住的地方。他眼见、耳闻各种真人真事： 地主婆，我的养母，自杀了，用剪刀剪喉咙，一下一下地剪，血喷了一墙； 小建子的爸爸是革命干部，他急不可耐地挤上去，觉得抽张奶奶是一种身份的证明，正要准备抽的时候，他妈妈喊了一声，“小建子，回来！”那声音很冰冷，不响，但坚决。 邹静之比张艺谋晚一年上山下乡，1969年去了黑龙江劳动，后来又去了河南农村插队。 2010年，邹静之把这些故事写成了书，就叫《九栋》，在《陆犯焉识》出版前一年出版。 张艺谋希望邹静之把《陆犯焉识》的那后20页改编成剧本。邹静之不太喜欢改编别人的东西，怕被束缚，但还是用一个星期看完了全书，读后感三个字：很传奇。 “枝蔓很多，有好处。”对邹静之来说，更重要的是，严歌苓托人转告，随便改，怎么改都可以。 2012年是龙年，大年初二邹静之得了一个小外孙，初三这天走进了张艺谋工作室，从此开始了近两年半的剧本修改期。这是邹静之第二次和张艺谋合作，上一次是《千里走单骑》。 邹静之不愿意再写那种平直的叙述人生沧桑的编年史，他要写的，“不是直的，而是弯曲的”：“以色列卡梅尔剧院来演过一个话剧，根据契诃夫小说改的，叫《安魂曲》。一个不满18岁的年轻妈妈，孩子被人烫死了。它没有用直接的、惨烈的东西告诉你是非，不彰显伤感，但你能感受到它的伤感。这也是心疼观众。这就是弯曲产生的厚度。” 邹静之说，小说没有生发的一个点，恰恰是触动他们想写这部戏的点：开始相认不相见，结果相见不相认。 “列宾有一张画叫《意外归来》，一个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突然回家，进门的时候，一家人从悲伤转成意外，兴奋，所有的情感，那种感觉。我们大概写了一场相似的戏，我特别喜欢。有那种风俗画卷，写实的感觉。”邹静之说，因为原小说人物众多，大女儿、二女儿、小女儿，还有儿子、孙子，张艺谋一度想把影片拍成上下两集。 2013年，也是一个春节。 “以前我去张艺谋工作室的时候，非常冷清，可以说门可罗雀。他和张伟平分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门庭若市，经常看到各种熟悉的大老板工作室底下等着要跟他谈，很大的老板。我们在上面谈戏，人家就在底下等着。”邹静之回忆说，就是那个时候，删减成三个人物的想法出来了。 两人一拍即合，三个人：爹、妈、女儿。女儿叫丹丹，小说中的“冯婉喻”改了一个字，叫“冯婉瑜”，惟一没变的名字，是陆焉识。 邹静之说，后来陈道明知道他写了这么大量的剧本，特别兴奋，说可以弄一个周播剧。 斯皮尔伯格看完《归来》，看到的是忠诚，他说陆焉识是一个忠诚的人。李安看到的是记忆和压抑。 邹静之让张艺谋和陈道明都看过女歌唱家张权和她丈夫莫桂新年轻时候的照片：“那种风范、那种优雅。我在北大荒的时候还去见过张权，她唱的《我住长江头》，真的好，她可能是中国最早唱歌剧的女演员之一。你看那张照片，你突然就觉得那种感触，你看到了油也可以，你看到了下面的水也可以，你看到水里更深的世界也可以。” 张权和莫桂新，跟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因为直言不讳，被打成右派，下放、劳改……莫桂新在北大荒吃了有毒的猪肉去世，死后没有墓碑，只有一块牌子“劳动教养分子莫桂新”。 “巩俐很不简单”巩俐也看过很多“文革”回忆录：“不是所有人都会出卖别人，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人，都是真事。” 巩俐是1965年出生的，“文革”时她还很小。等她开始记事时，只记得妈妈经常不在家，去北京了，又去北京了。 “那时候我们在济南，很向往北京。妈妈去北京干什么了，我不知道，每次都觉得她从北京回来也不说带点好吃的回来。”巩俐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突然有一年，她发现妈妈的头发白了，“白得很多，我问我爸爸和哥哥，他们说妈妈去告状了”。 巩俐的妈妈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她也不太确定，到底妈妈是被打成了走资派，还是现行反革命，总之是受了牵连。 妈妈很忙，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家写东西，写很多很多东西——告状信，很坚强，也很执著。 “我爸爸、妈妈从大学到了工厂。我姐姐和我哥哥高中没毕业全都送到农村上山下乡，我们家送了两个，一般是一个嘛，他们两个都去了。我还有一个哥哥也去了工厂。他们都想考大学的，结果全都不能考。”巩俐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着，语气平静而缓和，家里没人怨妈妈。 后来妈妈平反了，再后来，巩俐把妈妈告状的故事，搬进了《秋菊打官司》的表演里。 严歌苓跟人提起过，她在《归来》片场看到，没戏的时候，巩俐也会搬张凳子，坐在旁边看。 “我老坐在那个凳子上，我喜欢一直在那儿坐着，我不会出来，那就是我那个家。”巩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她多年拍戏的一个习惯。 巩俐说话不多，但声音洪亮、爽脆。在拍《归来》的时候，她说自己不是巩俐，80%就是冯婉瑜：“那4个月里，我经常能听到有一个声音跟我说：我是冯婉瑜，我知道你在讲我的故事，我希望你把我的故事讲好。我能感觉她就在我身边，她在看着我。” 塑造每个角色时，巩俐都有这样的感觉，只是有些声音轻，有些声音重：“像《菊豆》、《迈阿密风云》、《艺伎回忆录》，还有《秋菊打官司》，跟我说话的声音会重一些。” 这个声音不会告诉她，不该做什么，只是鼓励她。不该做什么是她自己琢磨的，甚至张艺谋也帮不了。 冯婉瑜失忆了，她牢牢记得，不能再把丈夫陆焉识锁在门外，记得他写信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记得他回来的时间，就是记不得他的脸。 “难度太大了，最不好演的是有很多很大的特写，她一丝丝病情的恶化，病情随着不同时期变化，要通过肌肉的抽动、一个眼神传递给观众，表演需要相当的细致和分寸。”对巩俐来说，只有“演得好”和“演得不好”这两个结果，没有“还可以”。 张艺谋给她的关键词提示是：“我相信你会演好。” “导演说，我没法教你怎么演，你是演员，你应该自己去把握。他知道我喜欢挑战。”和南方周末记者提到张艺谋时，巩俐从来都是叫“导演”。 拍摄前，巩俐去医院、老人院做过很多采访，跟失忆的老人聊天，观察他们，包括导演黄蜀芹：“黄蜀芹老师现在已经有这个病了，跟冯婉瑜一样的病。她的精神状态很好，只是说忘了很多事情。她基本清醒的时候，跟我们讲了很多事情，比如会写一些纸条、经常忘了关水管，这些都是她提供的。”巩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电影里的很多细节，都是通过体验生活得来的。 “巩俐很不简单，大演员就是有这个情怀。”张艺谋对巩俐赞不绝口。 “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当面赞扬过我，我经常问他，导演你觉得这个可以吗？没问题。没问题就是他觉得最好的了。”巩俐听说后有点意外。 张艺谋说巩俐是大演员的，是一场被删掉的戏：丹丹告发爸爸后，给妈妈演出票，妈妈没去看。回家后，母女吃饭的时候，丹丹故意跟她吵架。 “演员都拍得很好，有一个拍桌子镜头，巩俐把手都拍肿了，拍了好几遍，真的是很使劲，我很舍不得那场戏，后来是巩俐提议拿掉的。”张艺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巩俐坚决希望拿掉，她认为：“在那个年代结束的时候，就是那把空椅子，我没有出席，把空间留给观众。” “哦，我记得那场。”巩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表演里的加减法都是很正常的，那场是自己的戏，多余的，删了，对大局更好。 冯婉瑜多年来不能原谅女儿出卖了自己的爸爸，但如果女儿、自己的亲人，出卖的是自己，巩俐会原谅吗？“也会。”巩俐脱口而出，“因为她也在忏悔。” “感觉像是打了鸡血”对90后的张慧雯和她的小伙伴来说，四十多年前发生的“文革”，太遥远了，最多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页纸，甚至都不是考试题。 2013年3月，一个副导演到她们的舞蹈学校挑演员，录了段视频，几天后通知她去试镜，层层选拔，半年之后，她成了新一代“谋女郎”。 两个多月的秘密训练里，除了突击学习跳芭蕾外，张慧雯还自学了张艺谋的电影——用PPS上网看了三部：《英雄》、《十面埋伏》和《活着》。 对她来说，《活着》是一部很老的电影了，画面都是花的：“细节很打动我，都是非常生活化的细节，比如说一开始葛优老师赌博的细节，他演得特别真实，就是一个赌棍的形象。” 不能少的是看样板戏，《红灯记》和《红色娘子军》，“感觉特别像打了鸡血。”她确实不太能理解“文革”时期，那些人“非常亢奋、追求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张慧雯在《归来》里演女儿丹丹，学校汇演《红色娘子军》，她是跳主角吴清华的种子选手。就在确定到底谁跳吴清华的当口，父亲陆焉识从劳改农场逃了出来，不交待父亲去哪儿了，她就只能跳战士。 因为要当主角而去出卖和背叛亲人，张慧雯一直不能理解，“太极端了，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啊。” 张慧雯尽量说服自己：“丹丹的父亲一直不在她身边，也是那个时代的影响，让她做了这样一个无奈的决定，其实她并不是真的想去告发、出卖她的父亲。” 片中，张慧雯饰演的丹丹，有着和“文革”时期亢奋红卫兵一样凶狠的眼神，张艺谋也是看上了她眼神中的“狠”。 身边有没有遇到或者听说过，为了演一个角色不择手段的事情，面对南方周末记者，张慧雯想了很久：“和老师搞好关系，为了一个角色和老师套近乎，去跳舞蹈的主角，我听说过。” 张艺谋也知道，这些孩子对“文革”完全没概念：“演完也没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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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3 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