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移民10年：在加拿大开店的日子（长篇全集）

法官

给被告人充足的时间，充足的条件，充分的权利，保护其利益不被侵犯(因为在法律的范畴内，被告是弱势的一方，而加拿大的法规条例永远向弱势群体倾斜)。对于我来说不管是什么结果，我想我以后再也不敢轻易地触犯法律了，也许这正是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也许也是为什么在加拿大打人的情况很少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官

事件发生大约几天后，我也试图找过被我打的人的朋友，并托其带话能否“私了”，得到的答复是：已经起诉了，还是按照法律程序来吧。其实，如果“私了”，他或许还能得到些赔偿，我也会省去些律师费，可谓两全其美，皆大欢喜。但是加拿大人好像不大喜欢这一方式。就是在马路上发生车祸，也都是各自坐在车里各自填表，写上经过，或是以画图来表示车祸发生时的状况，然后交由保险公司等候处理。肇事双方根本不对话，一切都是警察或是保险公司来裁定。想想也对，试想如果“私了”泛滥，小事几百，大事几万甚至更多，其结果将会是法律遭到践踏，金钱或是权力当道，社会公正将不复存在。

法官

2009年6月发生的“打人”的事件，到了不久前，2010年7月的一天，我接到律师的电话，他告诉我第二天，在何时、何地和他一起出庭，等待最后的裁决。对于裁决的结果我早已不在意了，但是毕竟这件事还压在我的身上，所以只是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

法官

第二天一大早9点钟，我便独自一人来到了法院大楼(怕妻子跟着着急，就叫她自己开车去购物中心转转等我的消息)，我的律师还没有到，倒是原告一方已来了一帮人，包括原告的父母、朋友(也是证人)、以及事发时处理此案的一名警察。他们有说有笑的看上去很是轻松。相比之下，我更加觉得有紧张感、压力感以及孤独感，要是在国内也一定会有家人或朋友相伴，并且以我在国内的交际面，各行各业都有朋友，说不定在法院大楼里就会有一两个熟人，正陪着我聊天呢。至少以我受过的教育，我尽可以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而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在法庭上听不懂，或是说不清。

法官

好在时隔一年有余，双方的气早都消了，原告与我相见还点头笑笑算是打个招呼，丝毫没有“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感觉，他的家人也像是来政府部门陪孩子办个什么手续，仿佛此行与我无关，对我没有半点怨恨或是异样的目光。我也不再生气，我们双方来到这儿好像只是为了等待个结果，至于是什么结果似乎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法官

过了会儿，我的律师来了，也穿了件黑色宽敞的律师服，甚是庄重。我犹如见到了主心骨，连忙迎了上去。

律师把我引到法庭隔壁的一间小屋里坐下，跟我说：一会儿到了庭上只是说无意中打到了原告，其他的不用多说。我问他，我可不可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怎么事先捣乱，后来又怎么无理取闹都说出来。律师想了一想说：不用!有了来龙去脉，你和原告就有了矛盾，有了矛盾你就有了打人的动机，后面的打人行为就不是意外了。当时我还是有些想不通，就觉得，有了他们捣乱在先，才有了我的冲动之举，我才有理。后来才明白，他们的无理构不成犯罪，即使是构成了犯罪，我也只可以起诉他们，让法院来裁定，而不是自行定罪“该打”，然后“依法”打人。

法官

由于那天人比较多，直到下午才轮到我们。

原告方先行出场，他从旁听席站起身走到正对着法庭工作人员以及法官的桌子前站好。法官让他把手放在一本厚厚的“圣经”上，并说一些“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之类的誓词。然后法官让他再把事发当日的情况描述一下，他说的都是事实，并没有太多的感情色彩以及倾向性。接下来，双方律师进行提问，当然，他的律师提出的都是对他有利的问题，诸如，被告当时是不是很生气，以及被打后的状况;而我的律师则相反，询问的话题总是围绕着我的打人动作是否有可能是个意外的刮碰。好在大家都是心平气和的问问题，回答问题。原告也似乎没有一点为难我的意思，甚至对我的律师提出的“可能是个意外”的说法，也表示有可能。

法官

然后是原告方的证人出场，也就是叙述当时事发的经过。

最后，轮到我出场，同样地宣誓，同样地手放在“圣经”上。那一刹那，我发现那本大几号“圣经”已有些破损，发黄，甚至有些卷边儿了，为什么不换本新的呢?是重实用而不讲面子的加拿大人认为能用就行，还是更多的手摸过了就更有了神圣感，我不得而知。另外，让我这个不信上帝的人(以后也许会信)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总觉得有些滑稽，要是伊斯兰信徒或者是佛教徒在法庭上宣誓也把手放在“圣经”上，他们会不会说谎呢?

法官

这个想法现在写出来要很多字，当时在脑子里只是一闪，也就是刹那间的事儿，思绪便马上又回到了法庭上。职业、姓名，然后我也同样地描述了那天事情发生的经过，当然我强调的是生气地一挥手，而不是有意打人。接下来，双方律师向我提问，同样，我的律师还是朝着对我有利的方面提问，而对方律师则一再问我当时是否生气了，我说没生气。她接着问我是不是失去耐心了，我回答是。她马上说，对了，你认为他们在故意捣乱，所以你失去了耐心，所以你便打了他，也可能你无意真的要打他，但是你失去了耐心，控制不了自己最终还是打了他。

我还是被她绕了进去。

法官

最后，全体起立，法官宣判。

法官的口气很平和，像是调节一起纠纷，跟我说：你打人的事是成立的，你以为他们是在故意捣乱，从而失去了耐心，挥手打了人，并且把他的嘴打出了血，不能说仅仅是个意外事故，但是情况又比较特殊，你开店久了，总有些人做出不礼貌，不尊重，甚至捣乱的事，使你失去了耐心，以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要从中吸取教训，以后要学会控制自己，使这种事情不会在发生。。。

法官

我对裁决的结果还算满意，我的确打了人，如果判成是意外，我倒会觉得内心有些不安，一分钱没花(律师费除外)，又没有犯罪记录，也算是有惊无险了。而原告方好像也并不想把我怎么样，当时挨了打，一气之下告了我，时间久了，气也消了，也就是把这个程序走到底就算完了，结果对他们仿佛并不重要。另外，听律师说，法庭会根据其收入情况，给于因请假出庭的原告的父母补偿一天的误工费。散了庭他们全家应该可以去搓一顿了，当然，钱还是纳税人出。

法官

移民十年：在加拿大开店的日子 (18)

实际上，便利店里发生的种种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少数，大多数的客人还是好的，绝大多数的时间店里也是风平浪静的，只是坏事往往会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倒使得许多温馨的东西在记忆中变得有些模糊了。

法官

一直有一种感觉，开店前和开店后的加拿大好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似地。不开店的时候觉得加拿大什么都好，环境优美，生活平静安逸，人们文明善良;开了店，负面的东西忽然一下子多了起来。本身开个小店接触的人多了杂了，什么事都能碰到，而这些人和事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开过店的人很难遇到和很难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想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来，中产阶级和富有阶层的人很少来便利店，好的便利店的客人以蓝领工人为主，还有的店常常来光顾的竟是那些懒人、酒鬼、妓女、吸毒者之类的最底层的人;二来，开店难，对于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环境不熟，朋友不多的中国新移民来说就更难了。虽说绝大多数的客人是好的，但诸如歧视、欺生、以及文化的碰撞的现象还是会经常出现。

法官

开店辛苦，麻烦事多，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往这个行业里冲，并且，治安好，顾客层次高的区域不去(前面说过富人的钱难赚，穷人倒相对好一些)，专门捡酒鬼多的地方找店，真可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穿了，开店就是为了“钱”。

法官

刚来的时候看加拿大人都是活雷锋，就说问路吧，甚至不用问，只要你在大街上打开地图，不出几秒钟就会有人主动过来帮你，要是说不清，或是你没听懂，他/她会陪你走出很远指给你看，直到你明白了为止。记得刚来加拿大不久，有一天，我要去乐器商店给女儿买台钢琴，出了地铁车厢，看见许多的指示牌显示着不同方向的出口，我一时不之所措，便掏出写着地址的纸条问一位女士。她似乎也不确定，便叫我等一下，然后跑到地铁服务窗口去询问，回来后跟我解释要从哪个出口出去，再转几个弯。见我的样子好想没太听懂，就说跟我来吧。我跟着她上了台阶走出地铁口，又向前走了约100米，她指给我说：前面第二个红绿灯左转就是，说完转身往回走。望着她的背影我连声说感谢，却发现她又走回到地铁入口处。看来她根本不顺路，是特意走出地铁站为我领路，然后她再走回去转乘另一条地铁，或者回到原来的地方再绕到另外的出口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