捂了半个世纪的中国丑闻还要捂多久？

一粒散沙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事实，我们要承认历史，面对事实。不过我也想问问借此抨击共产党的人，你们的用意是什么？到底是在说共产党50年前犯下的错误呢，还是在借此抨击现在的中国政府？当年就算饿死了5000万人，够多了吧？可是现在中国人口从6亿变成了14亿人！！你能否认么？到底饿死了多少这50年，我想问问？


现在是统治者不承认这些历史事实。我也想问问：企图掩盖历史事实，到底是什么用意呢？即使是说要翻过这页历史，也得把历史的真相呈现给子孙后代，才能真正翻过这一页。

紫黄

瞧这嘴脸

只要一说实话就扣上轮子的帽子

小时候你爸妈揍过你没？难道他们揍过你你就说他们是FLG?

国内那些贪官你看着顺眼不？他们也是FLG？

难道杨尚昆回忆录里可能透露饿死人的数量你也说他老人家是FLG？

这意识形态，真让人可笑又可气


我见到几个法轮常客在兴奋，点他们一下，有什么不可以的？没踩到你尾巴，你何必跳出来？难道把你这样的宵小扔在一边不搭理，让你很失落？对不起，无论文人、官人、土匪、混混，我要看他的功力，一般的混混我还看不上，懒得搭理。

一粒散沙

我们村是江苏江南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 当时总人口大概700。人均耕地3亩半，相对较多。 饿死10 几个， 也就是2%。

安徽， 贵州， 四川，河南，河北等省的农村非常贫困。地少人多。俄死人数不会少。

现在能统计出来的。过几年就没法统计了。但是，没有政府支持，谁敢统计？脑袋不要了？



我们村在广东山区，根据父辈的口头讲述，当时我们村的人口不到200人，但饿死的人显然不止5-6个人。父亲的说法是，很多人饿得不行，到山上采松针-松树叶子-磨成粉来吃；也有吃观音土的，吃了观音土，肚子都涨鼓鼓的，撑死了。

一粒散沙

第一章祸起中原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
多，饥饿也十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1957 年7 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 万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15％。1958 年又在党内开展
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浮夸和残忍，也
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其中，“信阳事件”最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信阳事件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
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
阳事件”。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
壤。在1958 年，信阳地区辖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
确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阳、遂平、上蔡、平舆、正阳18 个县和信阳、驻马店两个市
镇（当时驻马店为镇）。全区面积28000 平方公里，850 万人口。这个区的一大半面积曾是
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了数十万人。当地的老人说：“对共产
党来说，大别山树有功，草也有功。”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
毛竹、油桐、药材，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著名的鸡公山风景区就在信阳。人们
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
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1959 年冬到1960 年春，至少有100 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
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40 年，外界
还不知其中内幕。
1999 年9 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
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
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
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
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
间完成了调查任务。
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
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
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1、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
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杨、王”（见后文）之后，接
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 年月11 月11 日，
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右倾”和“蜕化变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19
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
发，打耳光，踢膝盖。12 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
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 日又
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
走路了。14 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 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
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 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
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 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 日说张盼望
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 日中午张福洪死了。
据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后来的回忆中说，1959 年春天，为了解决农民饥饿问题，马龙山曾
让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当时其它地方也这样做，中共中央没有批评）。庐
山会议以后，把包产到户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马龙山不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
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搞的。在专制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张福洪落得这
样悲惨的结局。
其它各县的反右倾斗争也很残酷，如息县批斗县委副书记丰佩然，说他否定三面红旗。
县委书记徐锡兰主持。徐锡兰坐在上面，手枪放在旁边。丰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
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踢。
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 人次。在政治高
压下各级干部不得不胡言乱语。
1958 年6 月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 亩小麦平均亩
产2105 斤的新闻，消息传开之后，6 月1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
一大队2 分队平均亩产3530.75 斤的消息。7 月1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西平县城关公社
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 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
这三颗“大卫星”都是信阳地区放出来的，是反右倾斗争的“硕果”。在高压的政治气
氛中，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就给谁带上“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等政治帽子，谁要
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
1959 年信阳出现旱灾。在当时全国一片狂热的情况下，信阳地委提出“大旱大丰收”
的口号。明明受灾减产，却要说产量超过1958 年。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在8
月初开了一个各县负责人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
种蔬菜等，预防饥荒。这个会议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庐山会议精神传了下来，政治压力越
来越大，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计产量。在这样的气氛下，产量越报越多，后报的比先报的多，
各县领导不敢先报，怕报少了挨批。据当时大会工作人员余德鸿40 年后向本书作者回忆，
开始报了300 亿斤。当时张树藩和邱进敏二人不相信这么多，让大家再报，报了150 亿斤，
最后落实到72 亿斤。地委常委讨论时，九名常委中有8 名认为1959 年比1958 年更丰收，1958
年是56 亿斤，1959 年72 亿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张树藩只相信30 亿到40 亿斤。
8 月底9 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信阳由张树藩带领县
委书记出席（地委书记路宪文没有出席）。会议一开始就让各地委书记报产量。张树藩先报
了地委常委讨论的72 亿斤，然后又讲了他自己的意见（30 亿到40 亿斤），省委对张树藩很
不满意，问地委书记路宪文：“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在省委的逼压下，路宪文又召集到
省里开会的县委书记重新报产量，县委书记们都低头不说话。在路宪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
不得不大胆地反问：“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吗？”路宪文说：“有人对家里报的产量有看法。”
“有人”就是指张树藩。接着，召开扩大会议，按照省委的意图要各地区找右倾典型，并对
右倾典型开展批斗。对说过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随即撤了曹明的职务。
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指标
浮夸不是数字游戏，最终要由农民来承担实实在在的恶果。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河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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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是粮食大省，粮食征购的压力很大，对所属地县，能多征购就多征购。张树藩在上引回忆
录中写道：
扩大会议以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 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
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 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没
饭吃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现象。很多公共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以红薯叶、
野菜充饥。
中央和省委工作组1960 年6 月18 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
中讲的征购数比张树藩说的16 亿斤小一些，但也认为征购过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1959 年信阳旱灾。全区粮食产量32.58 亿斤，比1958 年减产46.1%。而当时信阳地委把
产量估计为64.27 亿斤。省里根据这个产量安排信阳征购任务为9.6 亿斤，比1958 年多征
4300 万斤。地委又向各县加码5%，征购任务总共10.49 亿斤。全区完成征购任务之后，除
了种子、饲料之外，剩下的口粮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5 斤（原粮）。按每人每月35 斤计，
可吃4 个月。当时没有副食，没有油，35 斤原粮只有25 斤左右粮食，也是半饥半饱。加上
全区有180 万人搞水利，吃掉了相当一部分粮食。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检查说：“去年信阳全区秋季粮食总产量估计只有20 多亿斤，却夸大
为64 亿斤，省里给信阳地区分配的征购任务是9．6 亿斤，而地、县、社又层层加码，比省
里任务又多了20％以上。10 月中旬征购任务完成了7 亿多斤，就有3751 个食堂仃伙（37
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搞反瞒产，认为瞒产私分具有普遍性，几乎社社有，队队有。” 从
而进一步加大了反瞒产私分的力度，加剧了饥饿。
1958 年，信阳地区组织了120 万劳动力大办钢铁，占全地区劳动力总数的30％。商城
县放出日产钢铁6000 吨的“超级卫星”，冶金部在商城开现场会。土炉子里炼不出铁，就把
农民做饭的锅，门上的铁鼻，庙里的钟，全都化了铁块向上级报喜。大炼钢铁消耗了一些粮
食。50 多万劳动力大办滚珠轴承，水利工地上的200 万人，这些上工地的劳力曾一度放开
肚皮吃，也消耗了一些粮食，留在生产队的粮食就更少了。
3、血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
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
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
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 年12 月6 日，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
县召开万人大会反瞒产斗争的经验。
鸡公山现场会把反瞒产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 年3 月，77 岁的李瑞英（张树藩夫人）
向我介始了她亲身经历的鸡公山现场会的情况。她当时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1959 年6 月，
地委让妇联主任李瑞英带一个工作组去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这是信阳县委
书记徐国樑的试点。李瑞英等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农民都在挨饿。她
没有总结经验，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要求给这个公社21 万斤粮食。
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去。王秉林
到鸡公山公社也发现社员挨饿，回来对路宪文说了实话。路宪文说：“王秉林也动摇了。”王
秉林怕被打成右倾，按照路宪文的意见，在鸡公山公社组织了一个反瞒产私分成果的现场会。
会上展示查出来的瞒产私分的粮食。在这些箔屯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粮食，下面都是稻
壳。在鸡公山现场会上，地委提出，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干部要过“三关”：群众叫喊关，
人口外流关，食堂停伙关。接着，又组织干部参观罗山县“四摊子反瞒产私分会”（四摊子：
干部会，贫农会，统计会计会，富裕中农会），在这以后，大部分县召开了贫雇农大会、现
场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谁要是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
定三面红旗”、“否定大丰收”、“右倾”等政治帽子，并进行批判斗争。还把食堂缺粮停伙说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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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群众威胁干部，把群众遗弃子女、饿死路旁说成是“向党进攻”。
图1－1：（ lmag-15）1999 年9 月10 日，大饥荒年代任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王秉林在信阳狮河
宾馆接受本书作者采访。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 人被打，其中105
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 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
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 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9 毒打，因伤
势过重，5 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 年10 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
天死亡；
1959 年10 月13 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
死去，留下14 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 年10 月15 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
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
张被打死后留下8 岁、10 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 年10 月19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
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 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
饿死；
1959 年10 月20 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 天后
死去；
1959 年10 月24 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
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 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 年10 月25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
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 年11 月8 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
打，6 天后死亡。徐一家6 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 年11 月8 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 年11 月10 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8 年11 月12 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 年11 月13 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 岁的女儿余来凤
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 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3 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
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3 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
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 年11 月14 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 天后
死去；
1959 年11 月14 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
棍棒毒打，10 天后死亡；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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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11 月15 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24 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 次，直至死亡；
1959 年12 月9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
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 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
死；
1959 年12 月9 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 天后死亡；
1960 年1 月8 日，陈湾小队54 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
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 多个农民，
打死4 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
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 年11 月28 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
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 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 斤，总产1191 万斤。公社党委报
亩产626 斤，总产4610 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 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
购入库1039 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
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
斗争持续8 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 人，8027 户。从1959 年9 月到1960 年6 月，死亡12134 人（其中，男7013
人，女5121 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 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
一个村原有45 人，死亡44 人，只剩下一个60 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 人，打过人的就有628 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
被打的有3528 人（其中干部231 名），当场打死群众558 人，打后致死的636 人，致残的141
人，逼死14 人，打跑43 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
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 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
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
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 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
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
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 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 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
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压、残酷斗争的情况下，说假话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潢川县委委员宿世
良、农工部长徐从在伞陂寺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白天在生产队里吃不上一顿饭，被迫
晚上回公社吃一顿，但不敢说生产队已经停伙的情况。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莫怀光在下面工
作一天半没有吃到饭，回公社不敢说下面的情况。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贾新元在信阳事件发生
后对省委工作组说：“当时我不是不知道，去年报名服兵役的200 人当中，体重合格的只占40
％，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曾经三次到县里反映情况，但因怕戴
右倾帽子，走到县委院里、门口，返回来了。回来还不得不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书记
宋士九到伞陂大队督促征购，这个大队的队长对他说：“下面实在没有粮食了。”宋书记批评
大队长：“你这是右倾思想，你看问题太简单了！”这个大队共召开了四次的反瞒产、查漏洞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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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会，四个生产队长都被批判，三个队长被大会斗争，24 个作业组长人人过关，其中19
人被斗。这个大队被迫报出藏粮24 万斤，但验收时一颗粮也没有找到。
1999 年9 月，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老农民余文海（他1958 年曾任生产队会计）向本书
作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把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张李开会。让报粮食。不报就集训、批判、
斗争、拷打。结果说出这里有一仓库谷子，那里有一仓库黄豆。报了粮食就要上交，明天几
点钟送到。为了过关，我们队也说了假话。第二天我守在队里的电话旁，10 点钟，电话响
了，问：粮食送来没有？我说，正在装。12 点钟又来电话；粮食为什么还没送到？我说正
跑在路上呢！后来又来电话催，我说，我是会计，不知道！晚上又集中开会，不说假话就挨
打。怕挨打，多数人都说假话。”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潢
川县任务完成得不好，省委让他们写一个报告。潢川县委1959 年10 月30 日的报告认为，
粮食征购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
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粮食问题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斗争的焦点缺
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右倾思想成了粮食工作的主要危险，突
出表现是不承认大丰收。第三是干部作风不够深入，抓得不具体，不细致。这个报告提出要
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辩论来搞征购。其实，写这个报告时，潢川县已经大量饿死
人了，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欢这个报告，并于11 月17 日向全省转发，提出了要组织粮食
入库的新高潮。怎样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转发潢川县委的报告的按语中写道：
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的情况很具体，不仅找到了粮食征购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
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材料准备。
潢川县桃林公社，食堂停伙、社员挨饿不仅没有放松征购，反而更加紧了。县里说，下
面有粮食，就是不拿出来，别看白天食堂停伙，晚上吃干饭，让各级查漏洞、查隐瞒，见粮
就往上送。吴集大队杨楼生产队留了25 斤“泥巴苏”稻种（水稻的一个品种），也拿去顶征
购任务入库了。县、公社几乎每天开电话会议，要进度，搞评比，让任务完成不好的队在大
会上作检查。有的大队书记听说要开电话会议就吓得发抖。何陂大队为了查漏洞、查瞒产，
搞车轮战术，大队干部轮流值班，一连开了十天十夜生产队干部会，动员，辩论，自报隐藏
粮食数量，下去验收，验收没找到粮食就再动员，再辩论，再自报。最后把全大队所有的草
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3000 多斤粮食。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信阳事件发生后，
中共潢川县委在1960 年6 月3 日的检查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
务，保持连续三年潢川在征购工作中的红旗。在征购任务完成了60％进展很困难时，地委
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排到了倒数第三名，省委宋致和书记在电话会上点了潢川的名。”“ 我
们分不清实事求是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患得患失，不敢说实话，怕
把产量报低了，说是否定大跃进、大丰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官员是上
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
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
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11 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强征购、
反瞒产仍在继续进行。公社代理第一书记钱庆怀，在他主持的10 个大队中，每天夜里12
点开汇报会，凡是征购任务完成排在后三名的，当夜进行批斗。据这个片8 个大队统计，被
斗的大队干部22 人，小队干部39 人，作业组长44 人，当场打死1 人，打后死去的7 人。
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绩”、“右倾分子”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叶庄大队党支
部书记刘炳智说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当场被斗，四个人抬起刘的四肢，像“打夯”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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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伤。40 年以后，我到息县采访，这里的老农民还记得
这位钱书记。老农民说，钱庆怀原来是副书记，公社书记熊永宽到县里开会去了，让钱留下
来搜粮食，他带领十员大将（公社武装部长等打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搜，有一点粮食
就弄走，搜走了上万斤粮食，因此他有“政绩”，由副书记升为代理书记。息县在反瞒产私
分的斗争中，对被斗对象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捆绑、吊打、揪头发、炒盐豆。
我在调查中发现，山东、甘肃在反瞒产中也有这种刑罚。什么叫炒盐豆？1999 年，我
问了不少河南人和山东人都说不知道。2000 年8 月，我在甘肃省通渭县找到了一位被炒过
豆子的老干部，他向我介绍了这个刑罚的情况：执行者有很多人，他们站成一个圆圈，被炒
的人（一个或多个）站在中间，四周的人把他们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这样
不停地推来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来继续“炒”，直“炒”到站不起来被
抬出去。一些有心脏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把这种刑罚称为“洗毛芋头”。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 人，其中当场打死226
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 人，自杀的479 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 人，打残46 人。据防
胡公社9 个大队统计，29 个干部打死群众91 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 多人。副支
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 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
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 人，他自己只承认3 人。
1959 年冬天，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称卫星人民公社）第二
任党委书记郭书志（第一任书记陈丙寅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嵖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
出访印度）接任时，粮食已被征购一空，他正发愁没粮食吃的时候，接到了地委书记路宪文
的电话，路书记火冒三丈地吼：“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
丰收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
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
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
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开展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
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
的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在路宪文的命令下，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急忙赶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对郭书志说：“开
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办公处前的空
场上。他们的讲话很严厉；“我们要下决心、下狠心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该斗的
斗，该捕的捕，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谁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斗。”接着分组讨论，
自报粮食。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三天反瞒产私分大会上吓病了，在家吃了几天
药刚刚见好。听到通知他开会，心里就很紧张。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
发黑，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
脚地把他抬进屋子里，仍然浑身发抖。一位叫包根的小队会计，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对
他开展批斗。包根经不住拳打脚踢，就说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粮食500 斤。朱遂平
立即就成了批斗对象。他开始看不起包根的软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间。一阵拳打脚踢
之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头发拉了起来。有人拿来一条凳子，让朱用一只脚站在凳
子上面做“金鸡独立”。没待朱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踢翻凳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们
冲上去又是一暴打。打过，又让他做“金鸡独立”。朱被打得血流满面，还没承认藏粮食。
于是，就用一根细麻绳把朱捆了个结实，麻绳勒进肌肉里，再把绳子搭到树上，使劲一拉，
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满脸豆大汗珠往下滚，脸呈猪肝色。朱遂
平开始求饶：“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参加会议的生产队干部看到这势头纷纷交待：这
里藏粮食多少万斤，那里藏豆子多少万斤。三级干部会大获全胜。中共遂平县委立即向信阳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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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委报喜：三天挖出粮食45900 多斤。会后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有找到。
1959 年12 月，已经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了，河南省委还念念不忘征购任务。省委副书
记宋致和12 月4 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农村生产情况很好，“在逐步认清农村阶级斗争形
势、强调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发动群众深入工作后，部分县（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购进
度有较快的进展，完成了任务，而有些征购进度仍然迟缓，至今完成情况很差。”他认为“没
有完成任务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种”，一是大丰收，征购任务不重，能够完成任务，基层干部
存在思想问题；二是有思想问题，也有工作问题；三是工作努力，但生产差。他认为“凡是
大队和生产队贫下中农占优势、掌握了领导权的，既能完成征购任务，也能安排社员生活；
凡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篡夺了领导权的，瞒产私分严重，既
不肯完成征购任务，社员生活也没有很好安排，因为他们瞒产私分的真正目的是要搞垮食
堂。”，不过，宋致和在这个报告中还是拐弯抹角地为农民说了两句话：“这些地区目前不应
该单纯地抓粮食征购了，必须全力转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员生活，．．．．如果再硬突粮食征
购，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
食堂停伙以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
大队组织了一个由12 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25 个党员中，
有21 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346 户，死绝了的有39 户，原
有人口1496 人，死亡555 人，其中，饿死490 人，打死55 人，逼死10 人，遭受毒打的有438
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5 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
估计不下50％，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
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扣成风。”
4、恐怖的饥饿和死亡
粮食强行收走了，1959 年9 月份就出现食堂缺粮现象。当时就多吃菜，少吃粮，劳动
力吃粮，非劳动力吃菜，一天吃一顿或两顿，后来有的食堂几天吃一顿。到了10 月和11
月，食堂普遍停伙。11 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12 个大队122 个生产队的291 个食堂，缺
粮的为100％，断粮80 多天。吴集大队在9 月中旬（农历8 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
向食堂拨粮食，10 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
吃光。桃林公社从1959 年9 月有7645 户，34897 人，其中男15349 人，女19548 人。1960
年5 月剩下6953 户，29438 人，其中，男14349 人，女15044 人。人口死亡5459 人，死亡
率为15.64％，绝户692 户，绝户率为9.27％。何陂大队死亡率为24.9％，其中劳动力死亡
率为49％。断粮80 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临死时
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至大喊要
吃饭。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儿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三
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群众死亡率达14％以上。
在断粮以后，公共食堂寻找了各种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喂牛喂马盖房搓绳的材料。现在，人们先用铡刀把稻草铡碎，放在大锅
里炒干焦，再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过箩成面状，再掺上百分之三十红
薯干面再做成窝窝头。
吃玉米杆。玉米杆是农民烧火做饭的燃料，平常年景连牲畜也不吃，现在也成了食品。
吃的办法是，去掉外皮，放进锅里炒干切碎，磨成面，掺上红薯干，做成窝窝头。
吃白鹭屎。白鹭是一种水鸟，以鱼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饥饿的人们把白鹭屎挖回
家，用水洗洗，放在锅里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树皮、蚌壳、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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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9 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
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
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
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
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
人吃饭，喝皮丝汤。”
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
他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1999 年9 月10 日，在信阳狮河宾馆，71 岁的余德鸿（1959-1960 年任信阳地区专员张
树藩的秘书）向本书的作者回忆说：
粮食被征购走了，秋收刚过农民就没粮食吃。我们到遂平县石寨铺检查农业生产，路经
青石桥大队，想住在这个大队里。大队长慌得不得了，我们说：“简单一点，随便弄点吃的
就行。”一直到晚上9 点半他才端上吃的来，是几块南瓜做的糊糊。大队长说：“瞒也瞒不住
了，你们不来我们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伙几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这两个小南瓜
纽纽。”我们到息县东岳庙公社王庙大队，已经下午5 点半了还没有人下地。为什么不下地？
农民说：“今天的饭还没吃呢！”我们还看到两棵榆树被砍倒，树皮被剥光，有人还一边剥一
边吃。第二天到唐坡，高梁还没有打苞，就把秫杆青的吃了。这还是秋收过后不到一个月的
情况。以后的情况更惨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农历10 月草根树皮吃光了。以后
就大量饿死人。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6
具尸体，回到离我家5 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 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
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 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
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村，
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 个8-12 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个月。
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38 万多人（本书作者注：信阳地
方志上写的是48.3 万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
105 万人。我认为，105 万这个数字不算多，我是淮滨人，这个县40 多万人死了18 万，防
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 万人死了2 万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队吴寨大队死了52%，我
家所在的生产队共75 人，1959 年冬天两三个月就死了38 人，我家里死了6 口：我父、二
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
我采访余德鸿两年以后，他给我寄来一份他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其中写道：
在全地区18 个县市中虽然有好有坏，灾情有轻有重，饿死人有多有少，但悬殊不是很
大的，没有饿死人的社队是没有的，没有饿死人的农户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对淮滨县的情况
了解得更多些，因为我不仅是淮滨县人，五十年代初期,我还在那里担任过土改工作队的大
队长、区团委书记、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副县长等职。记得当时淮滨县有50 万人左右，
有人说死了18 万，也有人说死了16 万或17 万，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防胡
公社来看，说全县的死亡30％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任宽回忆，防胡公社5 万
人左右，共饿死了2.2 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那个大队）死亡人数
占人口的52％。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12 户、75 口人，共饿死38 人。冯庄大
队小李生产队13 户人家死绝了9 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有400 多人，饿死了300 人左右。
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 人，饿死107 人，其中死绝了6 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在
老家的共有6 口人，死了4 口。总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
我于1959 年12 月份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到防胡的9 公里的路旁，见到尸体约10 具左右，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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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极其难过。从防胡回家
的4 公里的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发现大片尸体，可能有
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
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图1-2：余德鸿、余文海等照片
1999 年秋，我到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见到了70 多岁的老农民余文海和
他的两个儿子余海龙、余海滨。家里空空的，余海滨在北京打工，刚回来秋收。余文海当年
是小队会计。他回忆说：
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村西头一个坑里埋
了上百人。那时四个庄一个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饭。锅拿走了，
家里不让做吃的，连烧开水的东西也没有，只好用搪瓷缸烧开水喝。在家里想弄点野菜吃也
难。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
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
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
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
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
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谈到这里，送我来采访的司机小陈问：人肉好吃吗？余
文海回答说：蛮好吃的！就是软一点。）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
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
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
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
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1958 年挖的，原来
是作别的用途）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
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
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
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图1-3 死人坑上的大树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中央工作组1960 年6 月18 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
称，据地委6 月8 日统计，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4 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 人，
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 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 人，占总人口的1.96%。
据工作组调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
报告称，死亡人数中男多女少。据1959 年9 月底统计，全区共有人口8042097 人，其
中男4081717 人，女3960380 人，到1960 年4 月统计，全区实有人口7647874 人，其中男
3769499 人，女3878379 人，改变了原来的男多女少的情况。固始县死亡的人数当中，男的
占72.3%，女的占28.7%。另据平舆、汝南等8 个县死亡人数统计，男的占56.6% ，女的占
43.4%
报告称，壮年劳动力死亡多。潢川县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54.7%，固始县青壮年占
67.9%，淮滨县6 大队死亡的1464 人当中，劳动力占54.2%。与此相关的是造成很多孤儿。
仅固始县七一公社就有370 多名孤儿，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就有200 多名孤儿。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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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各地有一些死绝户。据潢川县仁和公社的陈湾、杨集、彭店等5 个大队统计，
死绝户为238 户，占原有2373 户的10%。陈湾大队因死亡人数过多，把原有的51 个村庄
合并为41 个村庄。
报告称，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
万围大队、生产队干部死亡占8.8%（204 人，死亡18 人），社员1515 人，死亡404 人，占
26.7%；左围干部死亡占11.8%，社员死亡占15.24%。该县城郊公社杨波大队共有156 户,
没有死人的31 户,其中干部13 户，炊事员4 户，磨面的1 户。该大队前店生产队共31 户，
没有死人的6 户中就有干部5 户，炊事员1 户。
“五类分子”（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上
述左围大队统计，该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3%，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31%，
坏分子214 人，死亡8 人。
信阳饿死人最多的时间是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1 月这4 个月。1 月后还在继续饿死
人。
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1960 年6 月3 日提供的报告称：
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4 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 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比例为14.5
％，谈店大队黄营生产小队小黄营食堂原是四个村庄21 户、96 人，死50 人，占原有总人
口的53％，死绝了两户，现在这四个村庄并为一个村庄。徐营子一家4 口人，大人先死，
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
小队原有23 户、119 人，死51 人，死绝3 户。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
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
埋了36 具尸体。
全社10 月半开始停伙，到12 月7 日，共停伙53 天。县里干部都知道，不敢说。朱岗
食堂，37 户，共138 人，死亡47 人，死绝5 户。没死人的户是干部、会计和劳动力多（挖
野菜的人多），死绝户是劳动力少，没人挖野菜。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
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
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
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百年潮》发表张树藩这篇回忆时，删去了这一段。本书作者依据张树藩夫人李瑞英
提供的原稿补上这一段。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
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
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
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 个村
庄没有人烟。”
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
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 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
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 多人。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1960 年10 月9 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
告中说：
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4 月，息县共死亡104，523 人，占全
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
实际上10 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 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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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 万到14 万之间。县公安
局统计数是13 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 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 个，现在只有4805 个，
减少了639 个。.....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 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
每斤3 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
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
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 岁，息县项店公社人，
中农成份。去年11 月29 日，将他病重的6 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 月2 日，又将队里的两
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 年，已死于狱中。
在群众大量饿死的时候，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比较普遍，淮滨县汤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
社员说：“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就是这个汤坡大队，在1959 年10 月上旬，每人每天
半斤红薯，另加红薯叶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0 月21 日到11 月25 日，每人每天四两红薯
和少量的红薯叶，11 月26 日到12 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2 月中旬，5
天时间每人一天只吃一顿菜，在这以后连续停伙五天。就在这种情况下，抗旱20 天，每天
只睡两三小时。省委检查中心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
的检查报告》中说，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全大队60
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23 个大队干部不仅
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去秋以来，到1960 年5 月13
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3000 斤，鸭子300 余只，鱼150 斤，羊15 只，香油570
斤，粮食5000 多斤）。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
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
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
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信阳地委副书记王达夫分管反右倾运动，态度很坚决，整人很厉害。他是新蔡县人，新
蔡饿死人不少，他家不少亲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实情况的，但他反右倾越反越有劲。信阳
事件以后他还是当地委副书记。余德鸿等到省委告他，说他在信阳事件中有责任，省委才给
他记过处分并调动工作。
就在信阳大量饿死人、人相食普遍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连
续发表七篇“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 亿多斤，当年产量29 多亿斤，共40 亿斤。守着这么多粮
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
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
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
旁边。
尤太忠将军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最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
湖北省长张体学是新县八里畈人，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
用。在那种体制下，连这样的高官说真话都没人听，老百姓就更没有地方说话了。
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 年6 月的统计数是436882 人，10 月的统计数是549171 人，12
月的统计数是100 万人：
中央调查组引用的地委6 月8 日统计，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4 月，信阳地区死亡
总数436882 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 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 人，
占总人口的1.96%。
河南省委在1960 年11 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是这样写的：“据今年10 月分统计，信
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 人，占全区总人口840 万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30
始、息县潢川、商城、正阳、罗山等7 个县。在全区4473 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
数20％以上的有520 个大队，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50％以上。光山死亡97154 人，占
总人数的19.87％，死绝户5639 户。”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60 年12 月6 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上说：“整个死亡数字
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 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
1999 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
认为，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100 万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书前面已介绍过，在反瞒产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饿得没办法的农民如果偷吃
了一点东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讲真话的，不听话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河南省委书记
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
死2104 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 人。光山县被打死的1008 人中，县委书记处书
记一人，大队干部4 人，小队干部47 人，党员11 人，团员61 人，基本群众848 人，“五类
分子”（地、富、反、坏、右）87 人。
杨蔚屏报告说，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6 月，光山县的53 个生产大队被打死的群众
就有404 人（其中活埋1 人），这404 人当中，生产队以上的干部199 人。干部打社员更是
家常便饭了。泼河公社陶湾大队，11 个大队干部、16 个小队干部打过社员。支部书记黄某，
在正月十五这天早晨就打了社员47 人，并把一位县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团委书记
胡某亲手打过92 人，并用“点天灯”的残酷手段烧死2 人。
我采访的当事人说，杨慰屏提供的数字比实际情况要小。
中央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 年10 月9 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
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惨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 人，其中，当场打死226 人，打后死亡360
人，被逼自杀479 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 人，打残46 人。
夏庄公社罗圈子大队队长杨某和统计员罗某于1959 年11 月28 日，将偷耕牛的7 名社
员用一根铁丝穿7 个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游街，一边走一边打。该大队有两名
社员因杀牛被打死。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三个干部打死8 名社员。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刘宝和生产队社员赵强，饿得两腿浮肿还得赶着牛下地干活。他在地
头昏了过去。醒来，他爬到收获了的玉米堆里，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经干得发黄的玉米叶子，
把嘴扎得直流血。他意外地发现一个没有收尽的玉米，如获至宝，想起家中饿得奄奄一息的
小孩，他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怀里。谁知被队长闫某发现了，闫某把赵强捆了起来，手拿
扁担没头没脑地往赵强身上打，打得鲜血直流。打了以后还让赵强干活。赵摇摇晃晃地站了
起来，刚走到地头，就一头栽倒地上死了。
一天夜里，遂平县嵖岈山公社李尧大队死了一头老母猪。饲养员宋和看到四下无人，就
把死母猪扛回家里。用刀子一开膛，发现猪肚里还有12 只粉嫩的猪娃子。宋和十分心疼。
他想，先把猪娃子吃了，把母猪埋起来以后慢慢吃。然而，他还没动手，大队长翟某带了一
伙人闯进来，二话没说先劈头盖脸地给宋和一记耳光，打得宋和满嘴流血。接着把他五花大
绑送到大队部，吊在大队办公室的梁上。大队委员们连夜把母猪肉吃了，宋和被吊了一夜，
疼得大叫也没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吊着猪娃子和猪头，被队干部押着游街示众，一边
游一边喊：“我是贼，我偷杀了猪。”游街一天，宋和滴水未进，倒在路旁死了。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老头饿得没办法，偷杀了一只羊，煮到半熟时，被民兵
营长发现了，当场被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上，挂在老头的脖子上游街。游完街后，用绳
子捆起来吊在树上。从上午一直吊到晚上。老头不停地惨叫求饶，没人理睬。老头惨死在树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31
上后，民兵营长把尸体拉到河坡上，盖上麦杆，点一把火烧了。嵖岈山公社袁庄大队饲养员
刘志兰和袁志红，弄死了一头小猪崽，被生产队长发现后，一个人脖子上挂一块猪崽肉游街。
接着开会批斗。两人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
1959 年11 月12 日，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大队黄西店小食堂停伙两个月了，全小队社员共
同商议，把本队一头牛杀了分吃，由队里17 名社员执行。此事被大队干部发觉后，率领打
手队，把17 名社员绑到大队部，一起吊起来毒打了一整天，刘太国、黄兰友、黄国孚、王
申喜、王声召、王元福六人被打死。
乔培华根据档案写的《信阳事件》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事例：
1959 年11 月8 日，干部发现徐湾小队社员方正义家中有一小块牛肉，方正义立即遭到毒打，
6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25 日，晏湾小队社员胡德厚，没有按干部派的活去拔菜，遭到残酷毒打，两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日，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5 天后死亡。晏
的妻子黄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干部抓住，以偷粮的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然后将黄捆绑，
用冷水淋冻，不久死亡。家中5 个小孩，除14 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4 个全都饿
死；
1959 年11 月20 日，韩湾小队社员阮祥海，因没有听从干部的安排去捡牛粪，遭到捆绑毒
打后不让吃饭。阮饿得没办法，到食堂拿点花生米吃，被当场打死。
河南打人的情况如此严重，是因为从中央到省里制止不力。早在1958 年，长葛县坡胡人民
公社有一封群众来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十分严重，
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没有打人的干部被扣上
了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1958 年11 月29 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吴芝圃。在批语中，毛
泽东虽然提出要处理，但态度极不坚决。怎样处理呢？他写道：“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
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
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他这里说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就是打人凶手。毛泽东怕
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
1999 年秋天，信阳一些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那年头，打人
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对共产党忠诚。不打人不是好人。
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
6、各级党委都极力掩盖死人真相
农民挨饿，还向外封锁消息，不让向外面写信，所有的邮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中共信
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 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 个党员饿死了20 个，剩下3
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
压，并下令查处。光山县一位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结
果这个医生被逮捕法办了。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
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
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
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
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
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
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 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
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10 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 年11 月
到1960 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 多人，其中打死12 人，剥掉了195 人的衣服。潢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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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收容所67 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
动，不给饭吃。这67 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 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
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300 多人，每天抬
出的死人少则3 人，多则10 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
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孤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 个，其
中有4 个没有断气。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 年3
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
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
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
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
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为了掩盖真相，不惜残酷打击向外面透露情况的人。1960 年8 月以前，息县全县反映
没有粮食吃的人民来信58 件，其中6 件匿名信当“反动信件”交公安局侦破，有一封是写
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匿名信，经对笔迹定为汝南银行干部郑连邦，立即将他逮捕。1960 年3
月12 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
丞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
信阳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专员张树藩的夫人），到西平县看到饿死人，还听说有吃死
人尸体的情况，想向在华北局工作的老战友李雪峰反映。为了不被人发现，她先给李雪峰的
夫人翟英写了一封短信：“你们在家吗？如果在家请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们。”这封
信第二天就退回来了。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像他这样的高级
干部都没有通信自由，可见极权制度的严酷。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
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的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
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
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事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一位在郑州工作的
女子，回到家乡光山县（一份资料说是潢川县）探亲看到饿死人，才写了这封信。
我1999 年到河南调查时，在一些老人中传说张铁匠冒死上访的故事。后来在档案馆中
我才得知这件事的详情。张铁匠即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张富，铁匠出身。他1959 年12
月到信阳调查生产救灾情况。他先后两次把所了解的情况向省委书记宋致和和省委常委兼省
监委书记刘名榜汇报过。张富在潢川县了解了仁和、双柳两个公社。仁和公社杨楼大队有
1900 多人，当时死了300 多人，双柳公社从1959 年10 月1 日到12 月26 日死亡2363 人。
张富把所了解的上述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打印后分送潢川县委、省民政厅和刘名榜，并于12
月底向宋致和与刘名榜作了口头汇报。
春节期间，张富又以拜年为名，到刘名榜家中反映信阳死人的情况。刘名榜装作打盹，只说
了一句：“工作上有错误，以后写个报告吧！”张富很着急，准备向中央反映。张富找到省检
察院副检察长肖剑波，表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意思。肖怒气冲冲地说：“下面不是你说的
那个情况。谁欺上瞒下？你到中央去告谁？”第二天，张富偶尔见到了刘名榜，刘问张：“你
为什么要到中央告状？你知道底下的问题没解决吗？什么事都要你过问！”张富准备去北京，
受到阻止。先是民政厅的处长找他谈话，威胁他，接着民政厅党支部副书记找他谈话，并紧
盯着张富一步也不离开。还对张富说：“省监委来电话，不让你去中央，已经通知了公安部
门，你想走也走不了。”后来民政厅赵厅长劝张富休息。第二天，张富去火车站买票，又受
到阻止。
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不顾各种阻力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人也越来越多。1960 年4 月初，
身为监委书记的刘名榜看到已经掩盖不住了，不得不向中央监委反映了固始县饿死人的情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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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农民饿得走不动了，还不能在外人面前显出饥饿的样子，有的
地方（如光山县）不让走不动的饥民走路拄拐棍。捂是捂不住的，有的信件还是转到了中央。
中央派人到信阳调查。
7、死人事件暴露后还极力捂盖子
1960 年5 月。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
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 多人，不准多报。并连夜派人到各大
队进行部署。经过部署的团结大队当即下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
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 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队分
配数字如下：一队4 人，二队5 人，三队5 人，四队5 人，五队2 人，六队7 人，七队4
人，八队2 人。”还下通知规定，12 岁以下的小孩不能统计。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
人数523 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 人（后又改为2907 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
人。
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
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
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随着问题的暴露，死亡人的数字就多了起来。“正阳县原报去冬今
春死亡18000 多人，现已初步查明已达8 万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 万来人，现已增加
到近10 万人。嵖岈山公社过去只报死600 多人，现在查明死4000 多人，占总人口的10％。”
信阳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揭发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的材料中说：1960 年5 月，
杨蔚屏到信阳检查工作。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接待并陪同。使王秉林感到意外的是，杨书记
一直没有提到去冬今春发生的问题。王秉林主动向他汇报信阳死人的问题，杨不表态。光山
县秦河公社书记讲公社死人的情况，杨书记还是不表态。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向杨书记反映
光山死了38800 人，杨书记指示：“弄清死人数字要心中有数，死人的原因主要是灾荒，死
人问题以后不必再追究了，不必再查了......”
王秉林说，杨书记这次来信阳共10 天，除在嵖岈山公社吃了一顿招待饭以外，其余都
是在县以上的机关吃的，每顿都是五六个菜和一个汤，有肉有鸡蛋，还喝酒，看了一次戏和
三次电影。
王秉林说，1960 年5 月，地委向省委书面报告死人的数字，省委在地委报告上加了“（包括
正常死亡在内）”，以图缩小死亡人数，然后上报中央和下发各县。信阳地委在自己的检查报
告中认为自己犯的是“方针政策上的错误”，杨蔚屏改为“是粮食工作中的错误，是主观主
义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杨书记这一改，就把信阳的错误性质大大减轻了。
1960 年7 月的地委扩大会议（即鸡公山会议）是捂盖子会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瑞
英向本书作者介绍：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李立，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刘名榜主持这次
会议，信阳地委的领导人和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继续肯定“大好形势”，
其目的是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掩盖省委和地委的错误，减小省委和地委在信阳事件上的责
任。鸡公山位于湖北、河南交界处，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在这里建造了
一些避暑的别墅，民国年间被达官贵人辟为避暑胜地。一望无边的绿色山头上掩荫着一幢一
幢白色的小别墅。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
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
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杨蔚屏在会上讲：“信阳的工作总的是好的，省委是满意的。一般
地讲，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的干劲都很大，热情高，有力争上游的劲头。错误是暂时的，
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潜力是很大的。”“ 至于死人数字，48 万或者45 万都没有关
系，不是数字少3 万就好，多3 万就厉害。”“ 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如果上半年搞还搞不下
去，现在可以了，可以坐下来解决问题了。因为毛泽东主席给了我们一个指头的机会。”这
是指毛泽东讲“三面红旗”中出的问题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有了毛泽东这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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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说是“一个指头了”。
插李瑞英老人照片。文件：lmage-17
由于这“一个指头”的限制，会上不让彻底揭问题，很多与会者还没有发言，会议就开
始作总结了。接着，由对地委的批评转为对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等个人的批判。这时，地委
党校副校长严仲儒发言，继续尖锐批评地委的错误。杨蔚屏对地委副书记王达夫说：“这个
人（指严仲儒）观点不对头，要跟他谈话。”第二天，杨蔚屏在讲话中就不指名批评了严仲
儒。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说：“你们党校怎么出了这么一个副校长？”在严仲儒发言之后，
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也发言批评地委。杨蔚屏说：“固始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不作检讨，还
抓住地委不放。叫他作检讨。”根据杨蔚屏的指示，地委决定，将严仲儒的发言交给各小组
进行“讨论”，叫杨守绩在大会上作检讨。在鸡公山会议捂盖子的时候，老红军、副省长王
国华上了山，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路宪文，为张树藩和李瑞英夫妇说话，张树藩回忆
中说：“王国华的发言在会上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说
话的。”在鸡公山会议上，决定逮捕马龙山，并准备将他判死刑。省委是想用杀马龙山一个
人来表示省委已经对信阳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2001 年11 月9 日寄给我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中是这样介绍
鸡公山会议的：
信阳饿死人的问题已经掩盖不住了，李坚、李振海等花了三个月时间的调查报告中，写
上了饿死105 万人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省、地委主要负责人心急如焚，从7 月20 日开
始，信阳地委在鸡公山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派杨蔚屏、李立、刘名榜参加。原来被打
成右倾的干部对这次会抱着很大希望。希望能揭开盖子。但是，这次会议还是捂盖子。面对
这种情况，张树藩同志连续做了三次发言（总计长达1.4 万字），揭出了信阳地区的实质问
题，从而打乱了会议部署。路宪文、王达夫、延炳玉、武建华等人，背着张树藩开了秘密会
议，认为张树藩继续进行右倾机会主义翻案，决定将会议转向集中批张。后在杨蔚屏等的干
预下，才没有进行。....会议开到8 月15 日结束，最后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拘留。
1960 年9 月底，省委派杨蔚屏、刘名榜再次到信阳。由刘名榜向地委常委传达吴芝圃
的指示：“信阳地区在历史上工作是很好的，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成绩不小。发生这个
问题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一个时期来说，至多也是三七开，至于广大干部党员，全区坏人
也只占4%－5％，个别严重的地方也不过占10%－20％，不会太多。”“ 信阳地区的问题是
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有错误。”在这个传达会上，杨蔚屏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
省委对路宪文的处理（当时路已被撤消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央没
指示，省委也没有权处理他。”
1960 年11 月，中央派来的李先念、徐子荣、王从吾和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
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让张树藩在信阳步兵学校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喝茶时，吴芝
圃当着中央领导人的面对张树藩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
知道，把省委蒙在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
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对吴芝圃这种虚伪态度，张树藩毫不客气地反驳：
“芝圃同志，你真是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吗？对我进行了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
的吗？否则路宪文敢斗我吗？既然省委批准的，又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
灾会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计产量时我说得少，反瞒产私分时我不仅没反出粮食反而拿出了
700 多万斤粮食去给群众吃吗？我说干部强迫命令、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才给我扣上了右
倾帽子进行批斗。省委批斗我的根据不就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么说一点不了解
呢？对我的批斗不是你安排的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吴芝圃的脸红得像一块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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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难堪。张树藩还要继续说，陶铸连忙阻止说：“不要再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你
批错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了。
8、中央对信阳事件的调查和决策
据张树藩回忆，1960 年2 月，中央内务部郭处长到信阳作过调查，郭处长听说饿死了20
－30 万人，立即回北京作了汇报。“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以后，向部领导做了汇报，部领
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必武马上派
李坚、李振海两位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
本书作者从李坚那里得知，1960 年4 月，中监委接到河南省监委的报告，派调查组到
河南调查，调查组成员有李坚、李振海等人。2001 年3 月，经过李瑞英老人的介绍，本书
作者到万寿路李坚的家中，采访了80 多岁的李坚。中监委是中纪委的前身，李坚从中纪委
副主任的职位上离休。这位老人思维还很清晰，但耳朵聋，交谈很不方便。经三次艰难的交
谈，他告诉我他“三下河南”的情况：
1960 年4 月8 日，王从吾将河南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反映固始的情况向中央书记处作了
汇报。4 月12 日，中央监委书记办公会议听取了王从吾向董必武汇报的全国城市党的监察
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据董必武在会上的指示，中央监委派我们去河南固始。
在这之前内务部钱瑛反映浮肿病死人的情况，谭震林批评了内务部，说：“浮肿是不是
粮食问题造成的还没有结论。”所以去河南我是有顾虑的。我带了两个人去河南，在省里见
了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他谈了一些情况，但谈得不多。省里又派了两个人，一共5 个人一
起去信阳。我们5 个人都有顾虑：“彭德怀都挨整了，我们还能说话吗！”到了信阳，地委又
派了两个人，一共7 人。我们出信阳，经罗山到潢川，看到在山坡上、水沟里都有没掩埋的
尸体。
我们到了固始，说死了3 万多人。杨守绩在省党委校学习，我们就住在杨守绩的办公室
里。第二天早晨起来，在固始县城街上，看到十多个人被五花大绑，用一根绳子穿起来游街，
说是被抓的“流窜犯”，实际是逃荒的农民。
我们到商城，看到还在修水利。县委副书记告诉调查组，商城死了几万人。从商城到新
县（将军县），路上看到一个妇女趴在路边不动，一看，快死了，用手摸她的鼻孔，还有气，
就把她带到公社，让食堂给点吃的，活过来了。在光山县泼河公社，找水利工地上的人谈，
他们都说家里死了多少人，公社死了多少人。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山东肥城人，南下干部，
他说的死亡人数少。从光山县回到信阳路上，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男青年死在路边，尸体上
趴满了苍蝇，天热了，尸体有气味。我们回到信阳地委，找到地委书记路宪文，希望他加强
救灾措施。我问路宪文：死这么多人，是不是坏人破坏造成的？路回答说：不可能是坏人破
坏。他说饿死人的原因是浮夸，加上吃食堂。如果让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致于死这么
多人。专员张树藩见到我哭了，我问死了多少人，张说40 万。这40 万是公安局说的数字。
我怕这个数字站不住，我让我带的两个人在监委会上向各县监委书记分头核实各县死亡人数
（后来告诉我105 万）。我再到确山看一看，又到许昌看一看。在许昌停一天就回到郑州。
到郑州核对，也说信阳死了40 万。在郑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当时毛主席也在郑州，
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饿死40 万，这是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事，想找毛主席汇报这事。想
来想去，还是没有去。我在郑州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省干部的活动。
吴芝圃让农业书记找我谈。我说，路上还有死人，救灾力度要加强，水利工程要缓一缓。
我们在河南除调查了信阳以外，还看了其它地方。我认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区一是信阳，第
二是南阳，第三是许昌。我们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调查情况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中监委
还没有上报中央，谭震林就不同意这个报告。他是书记处书记，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的。对
这个报告意见不一致，就没法上报。中央监委常务书记刘澜涛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去调查。
于桑调查的数字是60 万。这时才以王从吾的名义写了报告送给刘少奇。刘少奇批示：“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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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把形势扭转过来。”刘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着手解决信阳的领导班子。1960
年10 月，我们第二次去信阳。我带了三个人（有中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个人。这次调
查的数字是饿死人100 万。我从信阳到新乡了解情况，看到原阳也饿死了人。我亲眼看到一
个戴皮帽子的人饿死路边。在原阳我接到电话，中央要我回去汇报。我回北京后，安子文听
了我的汇报，听完汇报后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
在这期间，毛泽东也派人作了调查。11 月15 日，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批示：“在讲大
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也要解决三分之一地区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的批示，把信
阳事件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样,就把大批基层干部集中起来“集训”。
1961 年1 月，王从吾到中央党校当校长去了，我又到河南调查。到新乡、开封，也发
现饿死了不少人。还说老百姓暴乱了。到下面一看，原来一个妇女，说自己是“皇姑”，向
群众说：“解放猪，解放羊，解放粮食散食堂。”这个“皇姑”被抓起来了。
1960 年10 月21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
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李富春处。10 月24 日，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26 日上午，毛泽东在
李富春送的报告中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这四名干部是不是李
坚等四人？也许是李坚向我介绍时，大概时间太久，误将李富春错为周恩来；也许是从另一
渠道的四名干部送材料给李富春。王从吾、徐子荣1960 年12 月1 日《关于信阳地区封建势
力复辟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情况的报告》上呈的领导人中，有周恩来、李富春，可见，除
了周恩来以外，李富春是过问过信阳事件的。河南省委党校乔培华1990 年10 月30 日上午
访问王从吾记录提出了与李坚说的大体相同，是中监委通过安子文向周恩来汇报的：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排除重重困难，直接到村子里找农民群众了解情况。这才知道问
题太严重了，饿死人的数目很大。后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又调查了其他几个县，情况同
样严重。通过初步调查，查有实据死人数目70 多万。这一情况立即汇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
和中央组织部的主要领导，他们感到问题重大，决定当天晚上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向
周恩来总理汇报信阳的情况，紧接着，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又写了一个关于信阳事件
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的报告后，感到问题的
严重性，随即向毛泽东主席谈了信阳事件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
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
大的事，我有责任，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会议上周恩来决定立即成立中央
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由周恩来亲自点将所
组成的工作组是高规格的。组长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副组长是国家公安部
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他们率领从三个单位抽出来的几十人前往信阳地
区。中央工作组在信阳调查了一个多月，情况比较严重的县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组回
到北京后，又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份正式报告并附有零星报告和随时报告。后来根据毛
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调拨大批粮食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指示从河南省直属单
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社整风运动。
从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看，从1960 年2 月开始到1960 年10 月，中央不同的部门几次
派人到信阳作过调查，10 月份，毛泽东就拿出了基本看法。
毛泽东是怎样看信阳事件的呢？在中共中央转发的《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
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4 号）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坏人当权，
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
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文件一再强调“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
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
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但是，毛泽东这些话在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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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文件上批的，我还没有找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徐子荣给“主席、总理、富春同志并
子文同志、中南局陶铸、任重同志并省委”的报告称：“从群众的控诉揭发的事实看，完全
证实了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千真万确的是反革命复辟，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地主、
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
在甘肃省档案馆我看到了西北局张德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传达资料。
张德生传达说，毛泽东主席1960 年10 月27 日、28 日两次谈话，其中谈到信阳问题。
毛泽东主席说，信阳很多地、富、反、坏篡夺了领导权，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大好
形势，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有三种情况：一是地主封建残余钻到我们
队伍中来了；第二种是我们的人蜕化变质，如信阳地区9 个县委第一书记讨了地主的女儿做
老婆，成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一个没有变；第三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打人、杀人成
性。
刘少奇也曾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让信
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为什么能如此猖狂？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
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过去所说的“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对象是地主、富农
和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这个逻辑，对信阳事件的处理，除了应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
主革命补课”。
实际上，信阳是老区，民主革命不可能不彻底。土改以后省委副书记孟飞曾代表中南局
到信阳搞土改复查，结论是肯定的。但是，毛泽东既然这么说了，下面就得百分之百地执行
他的意见。
于是，在信阳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矛头直指农村基层干部。
9、基层干部承担了饿死人的责任
1960 年11 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阳落实中央的精神。李先念是在大别山创建根
地起家的，对这里民主革命是不是彻底，他应当很清楚，但他还是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意见。
看见死了这么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说，我一辈子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在长征时西路军突
围回到陕北，这是第二次。
张树藩回忆说，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前，中央派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的
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不久，就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中
央和省里来的干部亲自主持鸡公山会议揭信阳的盖子，搞民主革命补课。说信阳干部都不行
了。中央从各部委抽调452 名干部、省委抽调1844 干部，信阳地委又抽调1483 名干部，一
共4779 人（另一资料说中央派干部359 人，河南省委派干部765 人，抽调各市县干部2986
人），来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一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
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
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
人，已经集训了8000 多人，特别集训5000 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 多人。有些罪大恶极
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 人，逮捕法办的275 人。已经
有1327 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1621 大队，其余大队正在
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训了有开斗争。”李先念说，对这些人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
吴芝圃、戴苏理亲自到固始县开万人大会，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当场逮捕。为什么对杨守
绩特别重视呢？因为在1959 年开始出现浮肿病人并有人饿死时，杨守绩没经地委同意就向
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吴芝圃这么重视
杨守绩，显然是捂盖子，掩盖自己的责任。
大量的农村基层干部在劫难逃。以潢川县为例，当时的整风领导小组认为，全县12 个
公社中，6 个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6 个已蜕化变质。在178 个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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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占总数的82％；部分烂掉的25 个，占14％。在1710 个生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100
个，占总数的70.3％；部分烂掉的有360 个，占21％。潢川县整风领导小组统计，全县生
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5156 人当中，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地、富、反、坏分子有2144 人。
中央专案组于1960 年11 月20 日上报了《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这个报告
说：
信阳地区在去冬今春，由于路宪文等反坏分子篡夺了党政领导，以反右倾为掩护，大搞
反瞒产运动，采取乱打、乱捕、乱杀等地主、国民党的手段，对全区800 万人民，实行了大
规模的阶级报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恐怖局面。
信阳的问题，不是一般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是违法乱纪问题，是地主、国民党
的阶级报复活动，....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国民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各级领导干部变
成了统治、残害人民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杀人凶手。
报告说，根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和省委指示精神，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专案
审查，审查对象是县委书记、书记处书记、县长、地直机关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干部，
其他应审查干部由各县进行审查。报告说，初步审查的情况是：
按上述范围，现列入专案审查的39 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13 人：地委
第一书记路宪文、地委副书记王达夫、石富荣、延炳玉、武建华、副秘书长王秉林、文教部
副部长王墨林、宣传部副部长刘培林、工业部副部长贾西雨、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书
记刘文彩、孙广生、淮滨县委第一书记石绍举，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罗山县委第一书
记许文波、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等。
中央专案组将上述人员分三类：第一类是阶级异己分子夺了权，共12 人，占30％。这
些人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如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农身份混入
党内；第二类是被反坏分子拉出去了的，与反坏分子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共4 人，占10
％，如马龙山；第三类是蜕化变质分子，共21 人，占60％，如王秉林、石绍举等。
在县以下的公社和大队，掀起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像土改时斗争地主一样，召开诉苦
大会，对前两年为非作歹的基层干部进行控诉和批斗。群众运动一起，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出
现了，有的公社干部80％、甚至100％地受到惩处。打骂、肉刑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上蔡县
几千人被打，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又加在基层干部身上。
继全面夺权之后，又全面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措施是，将原信阳地区的各级干部，包括
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和社队不脱产干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员、会计、炊事员等人，统统集
中起来审查。每县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机关、学校的房子都关满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
余德鸿说是40 万人，张树藩回忆录说是20 万人。集中起来的人，根据问题大小分别编为两
种班次。问题大的编入特训班，限制人身自由，门前架着机关枪，在周围设岗哨；问题轻的
编入集训班，也限制自由和武装看管，但较松一些。
应当说，在极权制度下，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的确干了不少坏事。那些作恶多端的
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大饥荒是全国性的事件，是由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方针
政策造成的，从更深一层讲，是由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把责任完全推给基层干部，
让他们作替罪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执行者当成“反革命”、“阶级敌
人”，而制定政策的中共中央还是“正确、光荣”，始作蛹者毛泽东还是“英明、伟大”，产
生饥荒的制度照样是“无比优越”，这是一种妇孺都能辨别的低级谎言。
从中央派来大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对信阳事件的看法。
1960 年12 月6 日，河南省委召开常委会，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
记）、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王从吾（中央监委副书记）分别就信阳事件作了重要讲话。
王任重说：
这次中央开会，毛泽东主席两次谈了关于革命运动的问题。主席说，不仅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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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完成，民主革命也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要继续搞革命。虽然上
一次主席就提出信阳问题是敌我问题，但是认识不深刻。这次主席这么一讲，特别是同志们
讲了情况以后，认识更深刻了。
听了主席的指示，到光山县看了以后，思想才明确了，确确实实县社都有敌我问题。
现在看来，目前我们认识上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不是把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
我矛盾处理呢？不，显然不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认识上有错误，那就是对明明显显的敌
我矛盾认识不足，对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国民党实行资产阶级报复的本质没看清楚。
国民党残酷烧杀抢掠也不过如此。最有名的湖北红安在10 年内战时期被敌人杀了10 万人。
全县48 万人剩下38 万，但那是10 年搞的。比较起来，光山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残酷
的情况如果说不是敌人搞的，那就不可理解了。
明明看着群众死亡，硬是扣着口粮不发，明明看到食堂停伙，也不准群众家里冒烟，不
准群众挖野菜，不准群众出去逃荒，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对待人民不如牛
马，任意打骂，一直打到死，连一点人性都没有，这不是敌人是什么？
要爱人民恨敌人，要领导人民申冤报仇。我看起码要杀他几千，甚至杀他上万。这些人为了
保存他们自己，大批杀了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非狠狠地杀他一批不可。
在这些地方要进行第二次剿匪反霸，进行第二次土改镇反，进行第二次民主革命，要发动群
众，打倒敌人搞革命。
为什么干部队伍烂掉这么多？为什么“五风如此严重？为什么党的政策贯彻不力？主席
也问过我们，是不是搞了以后还会再犯？我们说，真正采取革命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搞
好了，干部群众觉悟提高了，也许不至于再犯。
今后怎么办？挑选干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地主女儿结婚，起码对领导干部要加以
控制。
徐子荣在讲话中说，要把这一仗打好，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战斗。要把民主革命这一课
补好，现在已经开始了，作为一个革命来讲，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现在是贯彻下去的
问题了。现在看来，信阳问题暴露得差不多了，整个死亡人数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
万人口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这确实是敌人的大谋杀。信阳从去年11 月到今年7 月经历了
一场很严重的白色恐怖。如商城中铺公社88000 多人死了8000 多人，有500 多个村庄被毁
灭掉了。除了干部及其家属外，群众没有一家一户能幸免，一家死一个两个是轻的，有1900
多户死绝了。
按照当时的思路，出现了问题就认为是阶级成份不好的人干的。事实上这些成份不好的
人本身是受害最深者（中央调查组已有统计：信阳事件中五类分子比劳动群众死亡多），他
们在土改、镇反以及各项政治运动中已经下入了十八层地狱，他们不可能干这么大的坏事。
作为从事公安工作的徐子荣眼睛还是盯在这些人身上。徐子荣在这次讲话中说，有很多县社
钻进来的五类分子、地主恶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动会道门、特务可是不少。应当肯定有
的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石绍举有一班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胡闹一气，为
了提拔坏人把地主改成富农。徐锡兰也是提拔了一批坏人搞坏事。马龙山问题更大，和香港
派来的特务有勾结。分析起来，这个地区土改不彻底。现在专案不少，都要查，信阳已有三
五千了。
王从吾在讲话中说，从信阳和其它地区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指
示，信阳问题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对劳动人中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是阶级敌
人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办国民党的事，是反革命复辟。信阳地区的党政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
夺取了，变质了，基本上烂掉了。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初步调查是地主出身，入党后私自
改为中农，抗战时期和托派张慕陶有关系。其他5 个书记，除一个被打击排斥以外，4 个书
记对信阳事件都有严重罪责。地委基本上烂掉了。全区18 个县市先后任县委书记20 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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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查出2 个当过汉奸，12 个蜕化变质，其中8 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儿做老婆。这14 个人
当中70％都有严重问题，现已停职反省。在职6 个当中，一个当过伪保长，一个犯过严重
错误，另4 个待继续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罗山5 个县的县委书记共41 人，有
钻进党内的漏网富农，日伪保安队员、维持会长、三青团、强奸犯4 人，蜕化变质25 人，
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 人，这29 人占总数的70％。
由于对信阳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复辟，因此，在对主要责任人定罪的问题上，中央监委和
中南局的主要领导人曾经拟定过，在信阳，大县杀800 人，小县杀400 人，每个大队杀3－
5 个人，全地区杀上万人。这个方案中央没有批准。最后决定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
县委书记杨守绩。后请示毛泽东，他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判3 年徒刑，8 个县委书记的处理结果是：光山县
委书记马龙山判死缓，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罗山县委书记徐书波、息县县委书记徐
锡兰、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代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淮滨县委书记石
绍举、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信阳法院院长丁张喜、信阳专署公安局局
长韩仁炳，都判了几年徒刑。这些人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县委书记被逮捕法办以后，他们的家庭、亲属也受到株连。息县徐锡兰被抓走后，妻子
也被抓走，抄了家，封了门，扫地出门。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儿子，因母亲关押不能带孩子，
只好强行断奶，活活饿死。其余三个孩子最大7 岁，最小的3 岁，沿街要饭达三年之久。光
县县委书记马龙山被捕以后，妻子带着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县，到处流浪，以拾菜根、要饭
充饥，拾垃圾、卖破烂度日。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被捕后，妻子也抓起来了，三个孩子在家
受凌辱，同学们对他们又骂又打。
当时在民主革命补课的大风暴中，他们都作了不很深刻的检查。路宪文的检查说：“我
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去冬今春在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
经济生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问题上，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违背了党的
方针政策，在一个时期工作方针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说，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对抗旱斗争胜利后的农村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秋季产量作了浮夸
的估计，把灾年当丰年。高估了粮食产量，多征购了粮食；第二，对农村政治形势作了错误
的分析，在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把粮食紧张的一切现象都说
成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因而错误地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反瞒产的斗争。第三，我毫无群
众观点，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我在粮食工作中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观点，在征购上总想多征
购一些，认为国家掌握了粮食出了问题有办法，在统销上总想少销一些。
显然，路宪文的检查和上级对他的定性相差很远。当时被认为十恶不赦的光山县委第一
书记马龙山在1960 年10 月21 日的检查中倒是说了一些当时没人敢说的真话。他除了承担
一些责任以外，还认为：“这样严重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个县或一个公社，而是全区性的，
并且普遍而严重。这就足以证明了地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够正确的。”
（如果他知道这样严重的事件不仅发生在信阳，而且发生在全国，他敢说中共中央不正确
吗？）他在检查中还认为，出现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几年来，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单纯强
调所谓国家观点，将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并以此为纲，大反右倾，实行错误的思想方法和
措施。”马龙山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简单，可能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才豁出来说出
这样的话。
这些倒霉的县委书记现在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1999 年秋，我到信阳第二干休所找到
了风烛残年的石绍举。在一个大院子里有一排一排的房子，信阳的一部分离休的老干部住在
这里。走进院子，看到一位手拿拐杖、衣着不整的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这就是石绍
举。他步履蹣跚地把我们领到家里。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家里摆设简单而杂乱。在一楼的客
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很大的毛泽东主席像。我采访时他已经81 岁了，思维不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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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过去的事还记得。他说1958 年在郑州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看戏，看的是穆桂英挂帅。“毛泽
东主席坐在第七排，吴芝圃陪着，我也在第七排，在边上。”他把和毛泽东一起看过戏当作
终生的荣誉。石绍举是江苏人，1940 年参军，七次负伤，1958 年前后在淮滨县和固始县都
当过县委书记。他老伴张生芝，当年任固始县妇联主任，倒是记忆清晰，表达得也很清楚：
1960 年农历11 月7 日晚上10 点钟，全地区同一个时间捕人，捕县委书记、县长、公
社书记、大队和小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有的也捕了。固始县就押了3 万多。先把他
的枪下了，戴上手铐押走了。家抄了，门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训。他是
被捕，我是集训。集训班四面都架着机枪。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
主就倒霉了。杨守绩的老婆出身地主，两口子全都抓起来了。他们4 个孩子当时都很小，大
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父母抓走了，孩子们哭着喊爸喊妈。在固始开万人大会批杨守绩。
大概是老伴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回忆，石绍举也接上了话荐：
对我是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过，还是吃干部粮。当时的事不能提，提起
来我就睡不着觉。当时不是没有粮食，就是不敢动。看到农民没吃的，我找粮食局副书记周
义原，我想借出三五百万斤，等收完了粮食再补上。周义原说，粮食是有，但是吴芝圃书记
说过，国库里的粮食一粒不能动，每天进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区里报，一下子拿三五百万
斤那怎么行？其实当时早两个月发粮食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谈起饿死人，老太太把话接了过去。她说：
我奶奶饿死了，我姐姐也饿死了。我姐在息县，是头年11 月饿死的。死后放在家里，
没有埋。为的是想顶个名额，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实际上，食堂早就停伙了。第二年2 月埋
的。放了几个月，眼和脸被老鼠啃得不成样子了。家乡的人饿得没办法跑到我这里来，我不
敢留，那时不让农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给点吃的赶紧把他们打发走。
我是妇联主任，最知道妇女的苦处。那时百分之六十的妇女不来月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
妇女子宫下垂，直到1961 年才有人生孩子。
图1-4 石绍举夫妇照片）
后来由于河南省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信阳的情况，再说信阳是反革命复辟就太不符
合实际了。对被关押的县委书记们也逐步放松了。1963 年9 月到10 月间，他们先后从牢里
放出来，分别到农场、农村劳动，每月发几十元生活费。1978 年12 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整个社会都解冻，又批准他们重新入党，重新定级，重新安排工作。有的人
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人世。当他们知道全国各地都发生类似信阳的问题后，他们不服
气，还不断地写信上诉，要求彻底平反。他们认为信阳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其责任不
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更有责任。
路宪文是1937 年入党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较俭朴。在那种体制下死心眼紧跟吴芝圃，
在吴芝圃的多次表扬下忘乎所以，加上下面几个专说好听的参谋，所以犯了错误。信阳饿死
人的问题暴露以后，吴芝圃把责任全推到路宪文身上。他在批判路宪文的会上说：“人心隔
肚皮，虎心隔毛皮。我过去不认识你路宪文，现在我可认识你了！”下面干部就在省委书记
面前求表现，纷纷上去殴打路宪文。原来一直保路宪文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慰屏表态说：信
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应当立即枪决。
路宪文在申诉书中一再强调，在信阳发生的事情1959 年在商丘就发生了，信阳问题是
商丘问题的继续和发展。饿死人的情况在全省都发生了，把信阳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处理是
错误的。1993 年，离休已经10 年的路宪文得了癌症，他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
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文中总结信阳事件发生的原因时说，“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用政治
斗争的办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面，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这是一条重要教训。文中还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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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因为党一再宣
传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群众为空洞的宣传所鼓舞，都想马上过共产主义生活。
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都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生产管理权、生
活主动权，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所关心，群众对党组织有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粮食
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就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
不会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
社这种组织形式是产生信阳事件的社会原因。
我很想见一见路宪文，准备同他深刻谈一次，但是，在电话中，他当律师的女婿说老人
身体不好，婉言谢绝。
二、“潘、杨、王”事件
路宪文说得对，信阳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南阳，在许昌，在商丘以及其它地方，都
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只不过信阳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而已。河南问题不是某个
地区的局部问题，而是全省的问题。有人说，没有“潘、杨、王”事件，就没有全省的大饥
荒，也就没有信阳事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潘、杨、王”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1958 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反
党集团”。几个月之间，十多万人挨整，20 多万人受株连，100 多人致死。两年以后，又说
搞错了，为被整的人平了反。
多年来，人们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情况不甚清楚。2001 年3 月到5 月间，我三次访问当
事人杨珏。从林业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杨珏住在王府井西边不远的晨光街10 号5－14 号。
这是一个高级干部住宅区。他虽然已86 岁，但思维清晰，他夫人冀雨不时插话补充。为了
帮助我弄清历史真相，杨珏还打电话给在山西的王庭栋（在省人大常委主任的职务上离休），
王庭栋很快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回忆材料。此外，我还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这个事件的来
龙去脉才比较清楚。
“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
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杨珏是平原省委副
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1952 年12
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来当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这时给他当秘
书）。当时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张玺推荐潘复生到河南接替他
的职务。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省任副秘书长。1955 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张玺任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吴芝圃是第二书记，吴是河南人。在一般情况下，张玺调走了，吴芝
圃很可能接任第一把手。潘复生来了，河南干部中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一个省委第一书
记？”这是批判”潘、杨、王”的人事背景。
吴芝圃，1906 年3 月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 年夏，考入杞县县立甲种农
校。在这里，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24 年暑假，吴芝圃考入了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
中班，1925 年3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2 月，他
衩组织派遣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毛泽东主讲的农民运动等课程，临近毕业的时
候，他跟随毛泽东先后到曲江、海丰等地，参观学习阮啸仙、彭湃等领导的农民运动。革命
战争年代，吴芝圃作为河南地方主要负责人之一，为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对毛泽东崇
拜有加。他也像毛泽东一样，酷爱古书，下乡时还带上一竹箱线装书随时阅读。杨珏说，在
北京开会时，吴芝圃到琉璃厂花300 多元买了一本旧书，非常高兴，一回到宾馆就津津有味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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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吟诵。下基层时坐着小面包车，还带着一箱古书。路过试验田，有人说：“你看这麦子长
得多好，下去看看吧！”他们下去看了赞不绝口，到了地委，地委书记路宪文在汇报时说今
年收成不好，吴芝圃反驳说：“你应当下去看看，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
1、潘、杨、王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为什么要批判这三个人？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分歧是从农业合作
化问题上开始的。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等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
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书记吴
芝圃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
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
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
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
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
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
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
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
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 年下半年到1957 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
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临汝县1956 年下半年31 个农业社发生“闹
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 人。商丘地区1956 年12 月到1957 年1 月，130 个
高级社中的242 个生产队和40 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
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
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 年春节前
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
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 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
人。
1954 年7 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主持了
工作。他一上任，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
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
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 条40 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
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
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
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
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
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宣传要点》经
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 年6 月25 日公布实行。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
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这个《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这个《宣传
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
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
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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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
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
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
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
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380 斤以上的队才征
购余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
政策的罪状。
1958 年4 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
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
制，按月发工资（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
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
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
越性。
2、潘复生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免职
1957 年8 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扩大）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
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会
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 年7 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
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违背
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1958 年5 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
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
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把潘复生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
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冯白
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确的，不处理也对”；“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
“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
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
还是把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在会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了河南的党内斗争，
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
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
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 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
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
这个发言。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 月18 日到20 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
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 月18 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
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3、“潘、杨、王”的“八大罪状”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
年6 月6 日到7 月1 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
义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
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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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
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
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
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
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 年7 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毛泽东
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
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
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
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
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消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
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
的决议》。吴芝圃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
斗争……”
4、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此时杨
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
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
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 插红旗、拔白
旗”的政治运动。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
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运动声势浩大。《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
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
的专刊。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京广、陇海铁路的火
车一进入河南境界，从车厢里的广播中就会听揭批“潘、杨、王”的稿件。根据省委布置的
任务，全省各地到处都写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
判“潘、杨、王”的剧本。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部署和讨论，并且通
过座谈会、算帐对比会、报告会、展览会、广播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大字报铺天
盖地，据省委1958 年10 月统计，全省共贴出批判“潘、杨、王”的大字报16 亿多张（原
统计资料如此）。大字报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层层往下布置。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
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从省委机关到农村生产队，都在批“潘、杨、王”，都在“拔
白旗”，谁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经同意《宣传要点》的看法，就成为“白旗”被“拔”掉，
成为“小潘杨王”而受批判。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会成为“红旗”而受到提拔重
用。其实，多数农民是不得不跟着走，有不少人连什么是“潘、杨、王”也搞不清楚，很多
农民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是一个凶恶的人。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九次全体会上，潘复生正患着病，发高烧
躺在家里，与会者把他“揪”到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不准他坐，不让喝水，批判者指着鼻子
大声斥责，他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批判以后，潘复生拖着病体，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儿，
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复生家门口扎了三个稻草人，象征潘、杨、王三个人（这种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
有）。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还组织小学生从窗户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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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家屋里撒尿、砸石块。潘、杨、王三家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烂，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
床上地下满是砸进来的石头瓦片。他们除了要写交待、检查材料以外，还在专案人员的看管
下，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声念揭、批自己的大字报，念得口干舌燥不给水喝。每天下午都要
挨斗，他们站在中间，低着头，批判的人辱骂他，有些人拳打脚踢，往他们脸上吐口水，吐
得他们满头满脸。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潘复生的夫人赵玉琴是老病号，也拉出来一场一场地批斗，杨
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省委领导杨蔚屏多
次逼她揭发杨珏，冀雨没有揭发，就一次一次地批斗，也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由正
厅级降到副厅级。王庭栋的夫人刚生下孩子两天，被人认出，立即被赶出医院。他们三家的
孩子也受到歧视，有的被撤消了学生干部职务，有的被摘掉红领巾，身心受到摧残。王庭栋
的儿子患病不准住医院。连杨珏家不识字的保姆也被强令揭发，并动员她离开杨家，这位保
姆说：“我走了，五个小孩谁管？”坚持留了下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 级降为11 级，
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 级降为12 级，在省里公开批
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
社员。
1958 年7 月15 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祝贺：
“我首先向河南的同志道喜。我祝贺河南省夏季大丰收，也祝贺河南战胜了以潘复生为首的
右倾机会主义，拔掉了这一面白旗，也祝贺你们巩固了以吴芝圃同志为首的这一面红旗。”
谭副总理的祝贺在会场上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的暴风雨强化了政治斗争的暴风雨。
几乎各县都揪出了“小潘复生”，这些“小潘复生”所遭受的摧残比潘复生严重得多。据估
计，全省揪出“小潘杨王”十多万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 万人，摧残致死一百多人。
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封住了人们的嘴，为说假话扫清了障碍。谁要对高产卫星、人民公社、大
办钢铁等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就会成为“怀疑派”。“怀疑派”是和“潘、
杨、王”“ 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就会成为辩论对象。而当时的所谓“辩论”，就是不让不
同意见的人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判，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一听到不同的看法，就
会有人说：“辩论他！” 就会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挨打，接受
训斥。
谁是谁非，群众心里最清楚，农民同情潘复生、不满意吴芝圃，省里张贴的布告后面吴
芝圃的名字，被农民用牛屎糊起来了。
三、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旗帜
自1957 年河南揪出7 万名右派分子以后，知识界已经噤若寒蝉。1958 年又揪出“潘杨
王反党集团”，在党内和干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压气氛，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中共全国八大
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就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
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讲假话更是异想天开。河南省演出了一场场闹
剧，不仅给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全国起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
打倒了潘复生，吴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一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上台以后继
续反右。以激进的态度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国注目的地方。
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是河南最先搞起来的，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创造的，不讲科学
地兴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断地出经验，《人民日报》经常介绍河南的经
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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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利建设不讲科学，劳民伤财
水利事业不是单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而极权制度正好有这个优势。
因为它掌握了全社会的资源，它可以调动全国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平心而论，在毛泽东主政
的时候，中国的水利事业还是有成绩的，有的水利工程在邓小平时代还在受惠。但是，当时
把事情做过了头，让老百姓作出了难以承受的牺牲。在搞水利工程时，不讲科学，只顾蛮干，
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加以迫害，使得不少水利工程实际成了大祸害。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是最
典型的祸害。三门峡水库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泥沙问题，抬高了黄河上游的水位，使渭河成为
高出地面的悬河，造成了2003 年巨大的渭河水灾。
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1957
年10 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
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谭震林亲自赴会讲话。11 月
到12 月初，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
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
面大跃进。谭震林再次赴会讲话。12 月7 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简报》，称全省
1500 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
991 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于是，1958 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
林水利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 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 万亩、灌
溉面积增加到3，000 万亩的高指标。1 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共中央南
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
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据吴芝圃说，河南省投入1958 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 万，1957 年10 月至1958 年6
月，“共完成土、石方88 亿立方，蓄水能力262 亿立方……灌溉面积共达到12546 万亩”；
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48 条巴拿马运河”。实际上，1957 年度（1956 年10 月至1957
年9 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土石方2909 万立方，后来持续跃进的1960 年度（ 1959
年10 月至1960 年9 月），也只完成土石方1.34 亿立方。80 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
亿立方，到80 年代，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 万亩。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1958
年度是1.6 亿元，1959 年度是2.1 亿元，至於群众投入劳动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
从计算了。
1958 年同时有9 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 亿立方米（其中7 个省办大
型水库库容达46 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投入河南民工3 万人。1959
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11 个，加上几十个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
的承受能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科学态度被“敢想敢于”所代替。昭平台、鸭河
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 年代后期或70 年代
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 年11 月至1958 年7 月），宣
传可灌溉1000 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 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
民跃进渠（1958 年3 月至1958 年8 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蓄水40 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
的。1959 年11 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 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
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
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标，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
严重次生盐碱化，1961 年盐碱化面积达519.88 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1958-1959 年，
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
“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可是在瞎指
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铁佛寺、白果冲两座水
库在没有建成导流工程的情况下，就将大坝合龙，在1960 年5 月17 日夜突降暴雨时，大坝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48
冲毁，近2000 人被淹死。
在水利工地上的农民，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头两个月还能吃饱饭，到1958 年10
月以后，以及1959 年和1960 年，基本上饿着肚子从事繁重劳动。水利工地上的干部作风极
为恶劣，对农民任意打骂和摧残，在水利工地上饿死、打死无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1960
年12 月6 日在河南省讲话中说，仅固始县三个大的水利工地上就饿死17000 多人。上蔡，
新蔡，罗山，遂平和豫北共产主义渠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饿死人也很多。
4、大放“卫星” 农民遭殃
毛泽东在1958 年3 月8 日至26 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对河南
省的高指标和大跃进起著关键的作用。吴芝圃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前述指标的
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泽东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
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在3 月20 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
书作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毛泽东
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
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
岂不更好。”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会
议过程中，毛泽东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
万亩”。被毛泽东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 年实际指标的2.4 倍。当然，毛泽东也曾几次对河
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芝圃还是鼓励多于批评。
4 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 亿
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6 年苏联放了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所以，1958 年，中国农村就把农业取得很高的产量称为放了“卫星”。“放卫
星”就是“浮夸风”最突出的表现。
浮夸风是从1958 年夏收开始的。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开始
叫卫星人民公社）韩楼大队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等种了2 亩9 分地的试验田，小麦
确实长得不错。正准备收割的时候，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等叫到大队部，
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钟德清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
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
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陈世俊问：“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钟德清说：“至少
亩产3000 斤。”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过去一亩才打100 多斤，一下子打这么多，
是不是太离谱了。钟德清说：“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曹玉娥说：“这块
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钟德清说：“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大
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10 亩地的麦子
放到一起打。”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曹玉娥说：“那不是哄人吗？”
钟德清说：“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
争光的事，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就这样，他们连夜割麦，割完就打。
打完过秤，总共11178 斤，按2.9 亩算，平均亩产3854 斤，最后扣点麦余籽，按3530 斤上
报。第二天（1958 年6 月1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方璜的报道：
卫星公社放出第二颗卫星--2 亩9 分小麦亩产3530 斤。继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
产大队5 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 斤的消息传开之后（这个消息登在《人民日报》6 月8 日第
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继续打场脱粒，10 日第一大队2 分队又有2 亩9 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6
斤，平均亩产3530.75 斤，比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 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750 斤
的3 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2 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
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6 人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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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2 亩9 分地的小麦长得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120
多万株。在麦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 日，这2 亩9
分地的小麦脱粒时，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
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吾、卫星社社长钟德清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
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过数次丈量，丰产事实完全可靠。……
方璜是本书作者的同事，是前辈，她已离休多年，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眼中，她是一
位和蔼可亲的好老太太。在她75 岁的时候，本书作者向她问起这件事。谈起这段历史，她
唏嘘不已。“我是奉命下乡寻找卫星的，下去后听县里的领导同志说韩楼放了一颗亩产3583
斤大卫星，将信将疑。到了现场一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麦囤，又是当着县社的领导过的秤，
心里虽然有点嘀咕，也不敢提出疑问，只好如实报道。谁知是假的！在这种体制下当记者，
留下的只是惭愧和遗憾。”是的，在专制体制下，新闻只不过是专制者的喉舌。写什么，不
写什么，记者是不能作主的。方璜一直对我说她有责任，对不起人民。其实，当时派谁去也
得这样写，除非不工作。
《人民日报》为放卫星的消息配的社论更是加油添醋：
社论一开头就引用了一首诗：“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
明年火车还嫌小。”接着写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多少
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的幻想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人们歌唱着的，
就是已经实现了的或者很快就要实现的。”“ 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
星农业社。有2、亩9 分小麦亩产达到了3530.75 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
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当年在公社搞展览的原遂平县一中教师魏玉超对康健回忆说：报纸登了高产消息以后，
省里来通知要办粮食丰产展览，要我们公社派人去。公社党委让我和曹玉娥去。展览布置好
后曹玉娥回来了，我还留在展览会上。记得8 月初，天很热，通知说中央领导来参观展览。
原来是周总理来了。大伙儿很激动，手都拍红了。周总理来到遂平县人民公社展室时，讲解
员江玉兰激动得忘了讲解词。周总理笑着对她说：“别着急，慢慢讲。”江玉兰才恢复平静，
讲起了亩产3853 斤的经过。周总理说：“你们放的卫星不小啊，听说西平县比你们胆子更大
一些，放了亩产7320 的卫星。”
周恩来于1958 年7 月19 日和8 月6 日两次参观丰产展览，当他看到西平县和平社二亩
小麦平均亩产7320 斤和猛进社一亩七分地的小麦平均亩产7201 斤时，非常重视。他说：“西
平在你们那里，西平是第一的，是状元。”
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 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人们用常识作出判断：7320
斤，在一亩面积的打麦场上平铺将近半米厚，这是不可能的。在人们的怀疑中，地委派副秘
书长王秉林去核实。王秉林回来说是真的。1999 年，早已离休在家的王秉林在信阳市狮河
宾馆同本书作者谈起了这段经历，他说，那是麦收后一个月才报的产量，我们看了装在箔屯
子里的麦，也量了土地面积。当时我心里怀疑不是一亩地打出来的，在那种政治气氛下谁敢
说呀？只好说是真的。我还没回来，《河南日报》就登了。
对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下
面引用康健先生记录的一场“小辩论”的情况：
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
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一万二千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
产一万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
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
“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一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
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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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
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
“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这么一说，人
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三根肋
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能打一万二千斤吗？”答：“真
能打一万二千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
康健先生就是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一直在当地工作，他这本书的材料都跟当事人谈过，
是可信的。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一旦成为风气，就
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愈演愈烈。
秋收期间，河南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
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10
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 斤、芝麻5600 斤，单产增长70 倍以上；而玉米、高粱、
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他引用
毛泽东1955 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泽东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
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表1-1 1957-1961 年河南省粮食情况
项目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246 281 217.6 185.9 144.2
贸易粮213.91 244.35 189.22 161.65 125.39
征购(亿斤) 63.89 99.79 67.65 26.58 22.62
销售(亿斤) 46.27 73.49 73.20 40.28 31.27
净拥有(亿斤) 196.29 218.05 194.77 175.35 134.04
总人口(万) 4840 4943 4979 4818 4830
人均净拥有(斤) 405.56 441.13 391.18 363.95 277.5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 年8 月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注：表1-1 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一，《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原粮，征购
和销售是贸易粮，为了便于计算，将原粮数换算成贸易粮（原粮数除以1.15 即是）。二，此
表中的（产量－征购＋销售），即为当年河南省的粮食净拥有数。但是，《粮食部计划司粮食
资料提要》中产量是生产年度（当年1 月－12 月），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当年7 月1 日
到次年6 月30 日）。例如，1958 年粮食产量244.35 亿斤（贸易粮），是当年夏收和秋收之和。
而1958－1959 粮食年度，所对应的产量是1958 年的秋收与1959 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
计算出来的河南省各年粮食净拥有量是一个近似数。差别是，计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
一年的夏收。由于夏收在总产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误差不是很大。表中“净拥有”等
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
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本书其安各省的粮食表格都同此注，不再另注。
1958 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 亿斤（粮食部这个数字也是偏大）,却浮夸到702
亿斤。1959 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217.6 亿斤，又浮夸到450 亿斤。高估产的后果
是高征购，1958 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 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6%，达到99.79 亿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51
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40.84％。1959 年征购67.65 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5.75％，此
外公社还征了5.5 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
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而吴芝圃不相信农民没有粮食，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
影响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认为“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全省大搞“以
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挨户搜查，拆屋掘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众
被摧残致死。前面介绍的信阳地区血腥地反瞒产私分情况，仅是河南省的一个局部。
4、“大跃进”花样翻新
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为了让车子推得更快，
又要求在车子轴上安滚珠轴承，实现“轴承化”。轴承是一种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
钢制造的机器零件，一般工厂是没有条件生产的。而河南省要求农民自己做。仅商丘地区投
入人员达100 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当响”。当然，这样用手敲出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即
使这样，“轴承化”的经验在《人民日报》的鼓动下在全国迅速推广。种红薯与土地深翻是
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红薯2500 万亩，深翻土地1.5
尺，每亩施肥3 万到5 万斤。7 月27 日，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
会。吴芝圃吹嘘全省深翻土地8000 万亩，每亩施肥5 万斤。7 月到9 月，每天有3000 人参
观嵖岈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 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
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 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 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 户，入
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商城县人民公社的规模达2 万户，7 月20 日，在城关镇召开成
立大会，有10 万人参加，除了国内多家新闻单位以外，还邀请了外国记者。苏联驻华使馆
官员也应邀到会。会后，《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作了显著报道，国务院还为此发了奖状。
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
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上
层建筑的大跃进吗？”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大办共产主义新村…，这些“大
办”的资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二调三收款”得到的，即靠无偿剥夺农民得到的。连各家做
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交了大办钢铁的任务，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作小高炉的
燃料。而这些“大办”都是搞大兵团作战，“白天一片红（旗），晚上一片灯”，瞎指挥，强
迫命令，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受摧残的人不计其数。1958 年10 月20 日，长
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众来信反映干部吊打社员逼人致死的情况，这封信经毛泽东批示
后，中共长葛县监委调查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从1958 年8 月初
到10 月20 日止，被打人员共122 人，捆绑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
皮带等10 多种；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
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
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杀。
河南省大炼钢铁也走在各省前面。1958 年3 月18 日，河南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
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 月再次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年产钢30
万吨，铁150.9 万吨”。9 月又召开大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
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9 月12 日，《河南日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9
月15《河南日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 个，禹县高达4,396 吨。9 月17 日
《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 万吨，放了“卫星”。10
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
称，全省有577 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 万余座。10 月11 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
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
者人山人海。
由于征调农民去“全民炼钢”、“大办工业”、“大办水利”，1958 年秋季收获时全省有一半粮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52
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
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
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家务劳动没人干。于是，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搞什
么“家务劳动社会化”。吴芝圃在《中国青年》9 月号上发表题为《论人民公社》的文章，
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
家政权融为一体。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
看不上眼。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
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
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
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
查组，教师带领150 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
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
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强劲的“共产风”。省委的报告却自豪地介绍，
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
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
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猪羊鸡鸭归公社，
大蒜、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
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宣传为是吃饭不要钱的天堂，
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剥夺了农民自己拿饭碗的权利。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市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1958 年全省基建投
入16.04 亿元（当年财政收入仅14.16 亿元），吴芝圃高兴地说：“截至8 月底，全省新建和
扩建各种厂矿378000 多个。”这一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129 万人，职工总数超过1957
年一倍多。城市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市的共产风也将市民的
私人房产收归集体所有。
1959 年4 月，在全国一度对1958 年狂热进行反思，河南也对1959 年计划指标进行调
整，钢由80 万吨调为22 万吨，生铁由150 万吨调为80 万吨，粮食由500 亿公斤调整为325
亿公斤，基建投资由18.6 亿元调整为13.6 亿元。可是调整后的指标依然高不可攀，年终落
实产量，钢只有5.14 万吨，生铁69 万吨，粮食只有97 亿公斤。基建投资竟然仍按原计划，
强行完成18 亿。但是吴芝圃并不正视1959 年的实情，在12 月中下旬的计划会议上，要求1960
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 年增长55.7%，粮食270 亿公斤，
钢铁达到150 万吨。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河南工农业、城乡供需关系、财政金融、人民生
活日趋紧张，农村问题已非常严重。可是，吴芝圃仍然要高举“三面红旗”。1960 年2 月4
日至19 日，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 年的持
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
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
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吴芝圃等受宠
若惊，进一步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动脑筋，1959 年2 月开始，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
据说改革炊具32 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1959 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
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
庐山。于是，省城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
由于发言中批评“五风”的多，没有打开炊具机械。毛泽东7 月23 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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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主任冒充炊事员担任讲解员。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些炊具
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毛说上了史向生的当。
面对农村的严峻现实，一些农民和乡村干部在1959 年尝试“包产到户”，新乡地委书记
耿起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支持支持这些救命措施。秋后的反右倾斗
争，这些措施被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
会主义分子。大批干部受到迫害。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
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
四、至少饿死三百万
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河南省官方
公布数字，1959 年农业产值35.55 亿元，比1958 年下降8.9%，粮食总产量97.45 亿公斤，
下降22.9%；1960 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 亿公斤。由于高指标、高征
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口粮告罄。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大量
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 万头）。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
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1960 年入春，公
共食堂一一断粮。吴芝圃在1962 年1 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 年、59 年粮食产
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
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
候。”
1959 年1 月至2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
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
1959 年1 月20 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
天，在夏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
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
月25 日，署名“山东即墨县1220 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
粮每天只有4.8 两（16 进位，相当于10 进位的3 两），谁要说吃不饱，就要被批判和挨打，
说他们是右派。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不敢说话了。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 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春意浓”为题，
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1960 年2 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
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 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
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1960 年3 月，
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两
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
在饿死人，但在毛泽东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 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
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并于4 月15 日，率中共代表团
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力图保住信阳
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
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南阳、
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死亡比例不
低于信阳地区。
南阳地区的唐河县毕可旦，1958 年秋也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报人民公社、办公共食
堂唐河都不落后。1958 年秋，唐河县建起炼钢炉4617 个，将锄头、铁锨等农具也扔进炼铁
炉，让80 多岁的老太太拉风箱，他还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出钢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54
铁。” 1958 年6 月7 日《河南日报》在报眼位置报道了“唐河县湖阳镇民主农业社二亩四
分小麦，平均亩产1106 斤”的消息。6 月9 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唐河县郭滩乡、岗柳乡、
长秋乡、湖阳镇、源潭乡平均每亩实产超千斤的消息。6 月20 日《河南日报》又在报道唐
河县先锋一社谷子：“估计亩产可达11625 斤。”既然粮食产量高，征购指标也就高，唐河县
粮食大量外调。1959 年9 月，食堂被迫停火。大批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到1960 年春，因
饥饿而死的农民达数万。毕可旦头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返销粮，都遭到拒绝。由
于唐河县“反隐瞒”不积极、被地区天天点名批评。接着，省、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唐河，认
为唐河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组认为唐河县的班子已“烂掉
了”毕可旦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同时，南阳地委将淅川县、邓县、新野县4 名主要领导逮
捕，报省里执行枪决，省里又上报了中央，虽然最后未获批准，但是南阳各县的主要领导都
很震惊。11 月21 日，中共唐河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实行“面对面、背靠背”揭发，毕可旦
有意站在会议室门口同与会者一一握了手，当时同事们以为毕书记是准备去坐牢而告别。
1960 年头11 月22 日凌晨，毕可旦和妻子刘桂香带领4 个孩子排着队一步步挪向井台，挨
个跳进了井里。经抢救，只有刘桂香及14 岁儿子毕剑增被救活，毕可旦及3 个女儿毕金荣、
毕玉春、毕玉英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饥饿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县共发现吃死人肉的情
况20 多起。据中央工作组魏震报告，鹿邑县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11 月，发现人吃人
的事件6 起。马庄公社马庄大队庞王庄贫农王玉娥（女，18 岁），于1960 年4 月19 日，将
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怀郎（5 岁）活活地溺死煮吃了。怀郎的亲姐姐小朋（14 岁）也因饥饿
难忍吃了弟弟的肉。
饥饿的农民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很多家庭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偷藏、偷吃
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除了饿死以外，被打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究竟河南在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
判吴芝圃，有说死了300 万。到20 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500 万。这些说法都没有
提出确切的根据。
我们可以用《河南统计年鉴》上提供的人口数据作一粗略的计算。
表1-2 河南省历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年份年平均人口（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 ）
1955 4606 30.79 11.75 19.04
1956 4693 35.85 14.00 21.85
1957 4787 33.67 11.80 21.87
1958 4891 33.15 12.69 20.46
1959 4961 28.06 14.10 13.95
1960 4898 13.98 39.56 －25.58
1961 481115.25 10.20 5.05
1962 4872 37.50 8.04 29.46
1963 4970 45.08 9.43 35.65
1964 5089 35.84 10.61 25.23
1965 5170 36.10 8.45 27.65
1966 36.04 8.24 27.80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00 年，第103 页
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分两个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饥饿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55
人口。这两部分可用下面两个公式计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1955，1956，1957 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1964，1965，1966 年三年
出生率之和）／3]／2
正常死亡率＝[（1955，1956，1957 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1963，1965，1966 年三年
死亡率之和）／3]／2
当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年底人口）／2
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 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
取1962 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计算出生率时，终点不取1962 年而取1964
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 年人口普查，
各地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人口，使得1964 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
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 年，1965 年和1966 年。
用表1-2 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0.61‰；正常出生率为34.71‰。
计算结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 年分别为10.17 万、17.31 万和141.8 万，
合计169.28 万。1958-1961 年少出生人口分别为7.63 万、32.99 万、101.54 万和93.62 万，
合计235.78 万。由于数据是官方的，这个死亡数字显然比实际要少。我们可以粗算一下，
信阳至少饿死100 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 万。豫
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11
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 万以上。他没有说1958 底到1959 年10 月年和1961 年的死亡的人
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300 万人。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诃南饿死300 万，实际情况只会高于此数。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
结果是，1959－1961 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93．9 万人，与我的分析相近。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中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中共中央对基层干
部和高级干部采取了双重标准。
1961 年1 月30 日到2 月12 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
个会的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 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所谓揭盖子会。
这次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
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
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
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死
官僚，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
行法办。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和王任重没有理睬这些批评，反而引导大家把省委的错误定调
为“不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而是执行中央路线中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这就是说，
河南省委没有犯“路线错误”，而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这样，错误的性质
就大大减轻了。
陶铸和王任重对省委领导人和地县级领导人，采取了双重标准：地县级领导人是阶级异
己分子，是反革命复辟，一律法办；而省委领导人却连“路线错误”也谈不上。显然，这种
丢卒保车的办法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王任重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如果他认为中央路线是造成大
饥荒的原因，倒也是实话，但他认为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他列举：从1955 年潘复生生病，
吴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书记期间，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
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同潘复生右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56
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只是中间有点缺点，那是枝节问题；1958 年大
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也是执行了中央路线，当然，1958 年也犯了一些错误。王任重对
河南省委的工作进行历史回顾以后说：“河南省委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占什么比重呢？应该
是三七开，成绩是七分，缺点错误是三分。”王任重为省委干部作了开脱以后说：“信阳地区
死人到底谁负主要责任？信阳那么多人的血债应记在谁的头上？主要责任在哪里？应当说
路宪文、马龙山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祸首。”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
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
他这种推脱的根据，与毛说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一致，毛听了也会高
兴。吴芝圃在检查中说：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
大队已经超过了40％。最近排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43 个，占全省104 个县的41.35
％，三类公社256 个，占全省1193 个公社的44.05％，三类大队10476 个，占全省27739
个大队的37.8％。在这么多的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
害造成的困难机会，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进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
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
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
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
氓的黑暗世界。估计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11 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 万以上。
陶铸将会议意见汇报给周恩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
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吴芝圃没
有受任何处分，陶铸对这个决定解释说：“吴芝圃和潘复生的情况不同。潘复生是路线错误，
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错误。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几年来工作上的
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几个月时间内犯了错误，而且中央一揭发，就坚决拥护，坚决改正。”
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
长。7 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 年4 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
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 年1 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
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
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
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
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
“我欠河南5000 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调到中南局主管文教。临走时带走了
100 多箱线装古书。广东老干部金明说，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铸将书记处书记向毛一
一介绍，毛主席见了吴芝圃说：“啊，你在这儿咧！”吴哭了。还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
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Old-Gentleman

表1-2 河南省历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年份年平均人口（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 ）
1955 4606 30.79 11.75 19.04
1956 4693 35.85 14.00 21.85
1957 4787 33.67 11.80 21.87
1958 4891 33.15 12.69 20.46
1959 4961 28.06 14.10 13.95
1960 4898 13.98 39.56 －25.58
1961 481115.25 10.20 5.05
1962 4872 37.50 8.04 29.46
1963 4970 45.08 9.43 35.65
1964 5089 35.84 10.61 25.23
1965 5170 36.10 8.45 27.65
1966 36.04 8.24 27.80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00 年，第103 页

估计快乐散沙把我们都累死后就更快乐了

河南是重灾区，60年代末期我还在湖北见过很多要饭的河南游民。假如河南饿死人数不超过1000万，估计全国很难完成3000多万的指标。我简单算了一下，按人口基数5000万，正常自然死亡率1%，59-61三年中大概多死了500万，所以上面的数字不准确。

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情况看，60年应该是重灾年，与袁隆平的故事有出入。

283y

it's 2009年4月8日A9版, not 19. a mistable in the ariticle, no idea why.


Well done!

google cache:
http://209.85.173.132/search?q=c ... p;ct=clnk&gl=ca

current one on gzdaily: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9-04/08/content_528349.htm

the first one has this paragraph

"我给你举了个例子，你们年纪轻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same with xinhuanet: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 ... tent_11146015_1.htm

Apparently 广州日报 changed the online article and removed his comments regarding 大跃进 and 三年困难, what a shame!

满意得直哼哼

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的理由,以前说的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国民党卖国,不抗日,第二个是腐败.以前是毛泽东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蒙蔽欺骗人民群众,使人民不知道真相.现在抗日的历史已经越来越公开,我们已经知道,抗日的功劳,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那是芝麻比西瓜,可是毛泽东这个臭不要脸的政治流氓,颠倒黑白,血口喷人,自己大发国难财还不算,倒还要诬蔑国民党摘桃子,满口的谎言,真是流氓下作到极点.这第一点颠覆国民政府的理由已经不成立.第二点所谓国民党腐败,可是世界人都知道,共产党现在比当年的国民党更腐败,并且共产党也拿不出什么好方法可以治理腐败.那么这第二点颠覆国民政府的理由也不成立,那么共产党凭什么要颠覆一个合法的对抗日有功的国民政府呢?蒋介石当年允许一个政敌的党派有合法的武装抗日,已经是最大的民主,毛泽东不要说让另一个政党有武装,就是连一丁点言论自由都没有,就是对共产党内也没有,共产党哪一点比国民党好了?
至于说到毛泽东的政绩,那我只好说他是一个白痴,独裁统治几十年,没有任何政治对手,在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必须执行的情况下,却取得了活活饿死人民几千万的赫赫成果,终其统治一生,中国人民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一个最简单的事,让人民吃饱饭,他都做不到,还有什么脸躺在天安门广场,要人民去祭拜?把他那干尸腊肉,拿去喂狗狗都嫌脏!
这里那些维护毛的左派们,你们其实也知道饿死人的真相,但为了你们的主子给你的那点好处,拼命在饿死一千万还是五千万上争论作文章,有意义么?不管饿死一千万还是五千万,毛泽东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罪人.

Old-Gentleman

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的理由,以前说的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国民党卖国,不抗日,第二个是腐败.以前是毛泽东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蒙蔽欺骗人民群众,使人民不知道真相.现在抗日的历史已经越来越公开,我们已经知道,抗日的功劳,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那是芝麻比西瓜,可是毛泽东这个臭不要脸的政治流氓,颠倒黑白,血口喷人,自己大发国难财还不算,倒还要诬蔑国民党摘桃子,满口的谎言,真是流氓下作到极点.这第一点颠覆国民政府的理由已经不成立.第二点所谓国民党腐败,可是世界人都知道,共产党现在比当年的国民党更腐败,并且共产党也拿不出什么好方法可以治理腐败.那么这第二点颠覆国民政府的理由也不成立,那么共产党凭什么要颠覆一个合法的对抗日有功的国民政府呢?蒋介石当年允许一个政敌的党派有合法的武装抗日,已经是最大的民主,毛泽东不要说让另一个政党有武装,就是连一丁点言论自由都没有,就是对共产党内也没有,共产党哪一点比国民党好了?
至于说到毛泽东的政绩,那我只好说他是一个白痴,独裁统治几十年,没有任何政治对手,在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必须执行的情况下,却取得了活活饿死人民几千万的赫赫成果,终其统治一生,中国人民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一个最简单的事,让人民吃饱饭,他都做不到,还有什么脸躺在天安门广场,要人民去祭拜?把他那干尸腊肉,拿去喂狗狗都嫌脏!
这里那些维护毛的左派们,你们其实也知道饿死人的真相,但为了你们的主子给你的那点好处,拼命在饿死一千万还是五千万上争论作文章,有意义么?不管饿死一千万还是五千万,毛泽东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罪人.

哼哼，你好。我看你是气得直哼哼吧。

你关于“芝麻比西瓜”的理论虽说有点夸张，但还是有道理的。不过我有点疑问。

首先，对你所说的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的两个理由不能认同。国共战争在抗日之前就发生了，所以第一个理由不成立能力；而腐败只是中共为推翻国民党的一种宣传，就像现在法轮功攻击中共一样；我认为，国共之间主要是理念(主义)不同，当然也不排除都想当皇帝。

中共“诬蔑国民党摘桃子”，好像是抗战结束时双方在接收日占区时就提出了。假如这个理由一点不成立，那只会造成当时国统区知识分子的不满，也会使劲哼哼地。实际上，当时中共想收复的主要是日占的游击区，而国民党已经占据的地盘，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和胆量去霸占。当时是凭实力说话，中共显然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所以中共一定要争取民心，靠说谎能取得民心吗？不要以为中国人都像某些人那样弱智。

我认为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是好事，起码让国民党卧薪尝胆；现在大陆想统一也是好事，可以让他检讨自己的不足。

你对毛泽东的评价实际上是谩骂，所以说你是被气得直哼哼，不值得评论。

好了，您继续哼哼吧，小心气坏身子骨。

远方思想随笔

《麦苗儿青菜花黄》第四章“大饥荒”（2）

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东夫著，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5月出版

第四章　大饥荒

　　第三节 苦寒冬春

满意得直哼哼

哼哼，你好。我看你是气得直哼哼吧。

你关于“芝麻比西瓜”的理论虽说有点夸张，但还是有道理的。不过我有点疑问。

首先，对你所说的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的两个理由不能认同。国共战争在抗日之前就发生了，所以第一个理由不成立能力；而腐败只是中共为推翻国民党的一种宣传，就像现在法轮功攻击中共一样；我认为，国共之间主要是理念(主义)不同，当然也不排除都想当皇帝。

中共“诬蔑国民党摘桃子”，好像是抗战结束时双方在接收日占区时就提出了。假如这个理由一点不成立，那只会造成当时国统区知识分子的不满，也会使劲哼哼地。实际上，当时中共想收复的主要是日占的游击区，而国民党已经占据的地盘，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和胆量去霸占。当时是凭实力说话，中共显然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所以中共一定要争取民心，靠说谎能取得民心吗？不要以为中国人都像某些人那样弱智。

我认为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是好事，起码让国民党卧薪尝胆；现在大陆想统一也是好事，可以让他检讨自己的不足。

你对毛泽东的评价实际上是谩骂，所以说你是被气得直哼哼，不值得评论。

好了，您继续哼哼吧，小心气坏身子骨。

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的理由,是他们自己为了宣传的需要,为了赢得民心不顾事实而提出的,你恐怕没听过这首可能创作于"解放战争"时,在五十年代初期还流行的蛊惑人心的共产党歌曲,"怒火燃烧,吼声冲天,坚决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看,卖国,就是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的理由.共产党就是这样来诬蔑和打倒国民党的."靠说谎能取得民心吗?"说谎在一定的时期内是可以有效的,要不德国法西斯说了,谎言重复三遍就成了真理,毛共是深得其中真味的.所以毛共统治时期,撒谎成了他的家常便饭.由于他的错误政策,造成活活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便被他编造成三年天灾,苏修逼债.不是也把人民哄过去了吗?
我和"墓碑"的作者一样,经历了那三年大饥荒,还经历了毛贼的法西斯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一切苦难,对毛贼的憎恨,不是你这样的站在干岸上的人所能理解的,你说我对毛贼的评价实际是谩骂,就好象说,犹太人对希特勒的评价实际是漫骂,犹太人是气得直哼哼,不值得评价.
好了,你要坚持你的观点也有你的自由,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我也不指望能说服你,不过好在那个任由毛贼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歪曲历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公道自在人心,他们会对蒋介石和毛贼东作出自己的评价的.

Old-Gentleman

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的理由,是他们自己为了宣传的需要,为了赢得民心不顾事实而提出的,你恐怕没听过这首可能创作于"解放战争"时,在五十年代初期还流行的蛊惑人心的共产党歌曲,"怒火燃烧,吼声冲天,坚决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看,卖国,就是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的理由.共产党就是这样来诬蔑和打倒国民党的."靠说谎能取得民心吗?"说谎在一定的时期内是可以有效的,要不德国法西斯说了,谎言重复三遍就成了真理,毛共是深得其中真味的.所以毛共统治时期,撒谎成了他的家常便饭.由于他的错误政策,造成活活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便被他编造成三年天灾,苏修逼债.不是也把人民哄过去了吗?
我和"墓碑"的作者一样,经历了那三年大饥荒,还经历了毛贼的法西斯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一切苦难,对毛贼的憎恨,不是你这样的站在干岸上的人所能理解的,你说我对毛贼的评价实际是谩骂,就好象说,犹太人对希特勒的评价实际是漫骂,犹太人是气得直哼哼,不值得评价.
好了,你要坚持你的观点也有你的自由,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我也不指望能说服你,不过好在那个任由毛贼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歪曲历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公道自在人心,他们会对蒋介石和毛贼东作出自己的评价的.

你哼哼的声音太单调。假如共产党只会造国民党卖国的谣，怎么可能在短短的4年中就将国民党打败？说谎在一定的时期内是可以有效的，但你不要忘了，当时掌控中国的国民党的嗓门比共产党还大，哼得还要响，为什么不管用呢？或者说为什么没有挡住失败的命运呢？被共匪毛贼赶到海岛上确实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可惜骂了很多年、造了很多谣，也没反攻得了大陆。好好想一想，不要光会哼哼。

正巧前两天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德国司法机关指控说，代姆扬尤克1943年在波兰境内的索比布尔纳粹集中营担任警卫期间，曾参与谋杀了至少2.9万名犹太人。二战后他设法潜逃，并于1952年移民美国。当他参与纳粹大屠杀的经历曝光后，1986年被引渡到以色列接受审判，并被判死刑。但1993年以色列最高法院因为身份不能确定，推翻了对他的定罪和死刑判决，他又回到美国。”从这则消息可以看出，犹太人并不像你所说的只会哼哼，所以请不要用你的水平来衡量犹太人的水平。

满意得直哼哼

我文中的意思是说犹太人只会哼哼吗?你好象对中文的理解力有问题,我是说你对法西斯统治受难者发出的愤怒呼声和控诉,一概冷嘲热讽为哼哼,你好象是一个没有心肝的冷血人.

Old-Gentleman

我文中的意思是说犹太人只会哼哼吗?你好象对中文的理解力有问题,我是说你对法西斯统治受难者发出的愤怒呼声和控诉,一概冷嘲热讽为哼哼,你好象是一个没有心肝的冷血人.

是我的理解问题，还是你的表达问题？

你前文中说：“你说我对毛贼的评价实际是谩骂,就好象说,犹太人对希特勒的评价实际是漫骂,犹太人是气得直哼哼,不值得评价。”让我怎么理解？犹太人对希特勒的暴行非常气愤，到了谩骂的程度，“气得直哼哼”。所以，我把“谩骂”和“哼哼”划了等号。另外，好好复习一下你的帖子，是不是有很多谩骂性的言词？

我前文中讲：“从这则消息可以看出，犹太人并不像你所说的只会哼哼，所以请不要用你的水平来衡量犹太人的水平。”你把“哼哼”换成“谩骂”，可以有助于你对中文的理解。

我是在冷嘲热讽，因为我不喜欢说脏话，尤其是在公共场合。那样做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随地大小便。当然，有时尿急了，偶然方便一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养成随处便溺习惯就不好了。

BTW，希特勒对犹太人是种族灭绝，是一种故意行为；中国的大饥荒饿死人是政策的失误。从法律的角度讲，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犯罪。如果你有证据支持毛泽东是故意造成大饥荒饿死人，我就支持你的观点。

满意得直哼哼

你好象对中共仍然统治中国觉得就是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你没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已经全面崩溃,土崩瓦解,只剩下一个朝鲜一个古巴在苟延殘喘?而现在的中国还是毛主义的中国么?要是的话,以你这样的毛泽东的死忠派,也不会到加拿大来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个还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别的什么党而已,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呵呵,西方国家已经和平瓦解了共产党.你是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毛贼窃国,是有一套,不然也不会成功的,他那一套东西是值得民主阵营的国家研究,吸取教训,但他那一套只可以得逞于一时,而不可能得逞于永远,现在国内政府就把一些铁杆毛派创立的"毛泽东主义"论坛驱赶得无立足之地,只能把网站搬往国外,这不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的最大失败?毛泽东主义在国内都站不住脚,只有靠你们这些人在这里发出一点嗡嗡声,真是可怜啊.

Old-Gentleman

你好象对中共仍然统治中国觉得就是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你没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已经全面崩溃,土崩瓦解,只剩下一个朝鲜一个古巴在苟延殘喘?而现在的中国还是毛主义的中国么?要是的话,以你这样的毛泽东的死忠派,也不会到加拿大来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个还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别的什么党而已,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呵呵,西方国家已经和平瓦解了共产党.你是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毛贼窃国,是有一套,不然也不会成功的,他那一套东西是值得民主阵营的国家研究,吸取教训,但他那一套只可以得逞于一时,而不可能得逞于永远,现在国内政府就把一些铁杆毛派创立的"毛泽东主义"论坛驱赶得无立足之地,只能把网站搬往国外,这不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的最大失败?毛泽东主义在国内都站不住脚,只有靠你们这些人在这里发出一点嗡嗡声,真是可怜啊.

你这次的发言多少带有理性的思维，只是给人幼稚的感觉。

共产主义从来就没有实现过，所以谈不上在“全世界已经全面崩溃”。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对我来说，它就像圣经里讲的天堂一样，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可望不可及。

你讲得不错，“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个还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别的什么党而已,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所以，不要在名称上斤斤计较。国民党也有过黑暗的过去，连他自己的党员都骂他，但现在国民党又得到了台湾多数人的支持，你能因为他过去的错误/犯罪，就说他今后都不会好吗？！最近，台湾在纪念小蒋，虽然小蒋当年主导台湾情治部门，也杀了很多不该杀的人。但他当政时，台湾经济起飞，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以台湾人民不会忘记他。怀念他的功绩并不代表怀念他杀人。

从民主的角度讲，毛泽东网站被赶到国外是国人的悲哀。

假如有一天，你改变了骂人的习惯，那么“哼哼”的含义也会改变的。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