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盛雪：达兰萨拉不是故乡

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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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雪：达兰萨拉不是故乡

作者：盛雪
  




今天多伦多市中心一个街头广场举行了有约千人参加的“维护西藏真相，捍卫祖国统一”的集会。广场上红旗似海，许多人慷慨激昂的发言，表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强烈意见。他们谴责“西方反华媒体抹黑中国，歪曲报导西藏动乱”。群情激荡，场面热烈。许多人并在网络论坛留言表示，“非常激动，看到了中国人的力量”。

我则在28日夜约12点从香港回到多伦多家中，29日上午赶去出席了在领事馆门前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由“中国人权网络”主办，中国人权网络包括当地大赦国际、中国民运、藏人、维吾尔人、台湾人、香港人、法轮功修炼者等十一个团体。现场除了藏人、加拿大当地人，只有十多名华人。

我在发言中谈到了以下几点：

1，我是一个自豪的中国人，也是一个自豪的加拿大公民。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独立尊严的个人，不受任何政治势力驱使、操纵、收买、蒙蔽。

2，我尊重组织集会的中国人在加拿大这个民主环境中自由表达意愿的权利。践行民主是有益的。

3，呼吁中国政府、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华人社团领袖，不要再继续利用年轻一代，不要继续欺瞒他们，不要让他们继续蒙羞。要“维护真相”，首先要有权利知道真相，有渠道了解真相。呼吁中国政府开放新闻自由，允许媒体到当地自由采访报导；允许人权考察团进入西藏，实地了解发生的事实真相。

4，呼吁组织集会的人士，向中国政府争取在中国境内举办集会的权利，也为藏人争取在西藏境内举办集会的权利。只有这样才有资格说，要做一个自豪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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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雪女士与达兰萨拉难民接待中心的孩子们（盛雪女士提供）

达兰萨拉不是故乡

达兰萨拉这个好听的名字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除了在几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当中见到过之外，对它没有任何印象。十一月十二号凌晨三点，在断断续续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之后，终于到了印度首都德里。当天晚上在火车上会合了从纽约到德里参加会议、随后前往达兰萨拉访问的项小吉，又坐了十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再坐上由西藏流亡政府派到火车站接我们的吉普车，最后，在经过了又三个多小时的，在盘山路上的颠簸、攀爬、旋转等一系列惊险动作之后，终于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脚下，见了山峦掩映中的小城达兰萨拉。

小山城远远看上去清雅而朴素，我们兴奋地叫司机洛桑将吉普车停下来让我们拍照。好像我们是怀着好奇心前来观光的游客。

很快，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小山城的中心。很快，一种复杂的，莫名的辛酸和悲凉的情绪就取代了兴奋的观光心情。小城本身就迷漫着一股辛酸、悲凉的气氛，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悲凉的故事等着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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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山上绵延的逃亡人群

在达兰萨拉城中心的难民接待中心，从八九年以来，每年都要接待约两千名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藏人。去年以来更猛增到了四千。我和项小吉在抵达的当天下午，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官员达瓦才仁陪同，来到难民接待中心访问。

难民接待中心是夹在两边的建筑物中的一栋两层的房子。下边一层屋里，沿墙和窗户，以及在中间，是几排通铺，住着刚刚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难民。上一层则就地住着一些女难民。难民接待中心里，当时有约七八十名最近才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藏人，其中有许多是几岁或十几岁的儿童，有些儿童甚至并没有父母陪伴，是他们的父母委托逃亡的人将这些幼小的子女带了出来。

我们走进难民接待中心，大家都怯生生的看着我们。我坐到孩子堆里试着和几个孩子说话，他们很快就放松下来。尤其是小孩子们好奇的围过来。我拿出从加拿大买的笔，分给孩子们，孩子们立即兴奋起来。于是我开始了和他们之间的交谈。

我问一个看上去十岁左右的男孩：“你叫什么名字？”
他用纯正的普通话回答我：
“我叫索南米多。”
“你现在多大了？”
“十四岁。”
“你从拉萨来的？”
“对，我逃出来了。”
“你是结伴和朋友一起出来的，还是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那路上需要很长时间吧，用了多久呀？”
“用了二十几天。”
“路上要二十几天，那你在路上害怕不害怕呀，一个人？”
“怕，很怕。”
“怕啊！那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怎么办’，赶快走，快快走。”
“嗯，快快走，想快快走到这里是不是？”
“是，想快快见达赖喇嘛。”

看着这名只有十四岁的孩子，独自一人，经过二十多天，从拉萨经喜马拉雅山的雪山口逃亡到达兰萨拉，我知道他是那些能够活着到达目的地的幸运者之一。而要翻越常年冰封雪覆、海拔五六千米的喜马拉雅山，随时都有可能遇到雪崩、雪裂，或被冻死、饿死。

我转向另一位约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说他叫巴登　江作。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到这儿多久了？”
“我从四川康巴来，四川省甘孜州的。来了快一个月了。”
“你为什么要逃亡出来呢？”
“第一个是，我想见见达赖喇嘛；第二，我想出来学点技术和文化。”
“那你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是否还想回去？”这时，在边的23岁的画家小伙子抢着说：“不回去，逃出来了，就不会回去了。将来藏人有了自由的时候再回去。”

而在我来难民接待中心的路上，遇到的那个十四岁的男孩，就更不会再回到西藏去了。因为他的双脚在翻越喜马拉雅山，逃亡到达兰萨拉的路上已经冻掉了。

男孩有一头黝黑、卷曲的头发，一双眼睛黑黑、亮亮的但十分忧郁。我见到他时，他正在路边的石头上坐着休息。看到我们几个人走近，用他那双黑眼睛，冷漠的、定定的盯着我们看。我于是走近他向他问好，问他多大了。他移开目光，不置可否的让嘴角动了一下，说了句“十四”。我微笑着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在休息，他要到达兰萨拉的医院去治疗。我问他生了什么病，为什么要到医院去，他说他脚上的伤口还没有好。我很好奇问他脚怎么了，为什么会伤。他撩起裤腿，我看到他两条小腿上，转圈绑着几条塑料片，把一双鞋固定在脚上。男孩慢慢的解开绑着塑料片的带子，脱下鞋，我只看到拄在地上的两条腿，没有脚。

我张着嘴怔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男孩轻轻的说：“在我逃过来的路上冻掉了。”

我的心中一阵刺痛，我不能想像，一个这样年龄的孩子，怎么样用一双冻烂的、或说已经没有脚的双脚，爬过了世界上最壮丽、最令人赞叹的喜马拉雅山。

我蹲下来，用手轻轻的托起他的一双“脚”，两只脚都在脚踝骨以下就没有了，伤口还是皱皱的疤痕，我告诉自己要记住这疤痕，这不只是在这孩子脚上的疤痕，这是藏族人在四十年的逃亡路上的一个小小的标记。

我的思绪被身边的争论声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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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兰萨拉难民接待中心的孩子们（盛雪女士提供）

另一边，项小吉正在和一名刚刚从四川逃亡出来的，叫多吉才仁的小伙子，谈论着西藏是否应该，和能否独立的问题。

小伙子说：“我自己的观点是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的境内，要求高度的自治、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人权。”项小吉追问：“你不要求独立是不是？”小伙子声音微弱的说：“我不是不要独立，但是这希望太渺小了。”项小吉非常思辨的提示：“可能不可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谈应该不应该。”小伙子顿在那里没有讲话。

我在旁边半开玩笑地插话说：“项小吉，话说得不要太理论。”

但是这时多吉才仁却突然大声说：“我很希望独立，很希望独立。”跟着，他眼晴红了，声音也颤抖了。他说：“从我们藏人在中国境内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够独立，我们自己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捍卫我们民族的尊严，和我们的宗教。我很希望独立，我真的很希望独立…”。我和项小吉看着他那压抑和难过的样子，只好等他情绪平静下来。

我告诉他，我们也是不能回家的流亡者，在目前中国专制极权的统治下，汉人一样没有自由，没有尊严。

我问他：“有一天中国的制度变了，实现了民主，是民主社会了，西藏可以得到真正的自治了。那个时候你还觉得西藏独立特别重要吗？”
小伙子略想了一下说：
“我认为，如果中国真的有人权和民主了，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能够把共产党霸权、专制推翻以后，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相依相存。那样，我愿意留在中国，和汉族人民一起共进退、共存亡。我想，在那种情况下独立不独立并不重要了”。

刚刚到达兰萨拉才十几天的多吉才仁说，在中国他从小就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后来懂事之后，听到父母讲的一些西藏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等，和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完全不同，他感觉到，做为一个藏族人，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自己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是谁，越来越不了解自己民族的真相。于是，他产生了要到外面的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的想法。他说：“到了外边，我感觉到很可怜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下，对外界的认识太少了。我很可怜他们至今生活在一个新闻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我很庆幸我能够逃出来，我真的很可怜他们。”

在中国境内坐了27年牢的仁切桑竹先生，在难民接待中心为难民们做了七年饭。他告诉我们，冬天到了，逃亡到达兰萨拉的难民又要多起来了。仁切　桑竹说：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活在寒冷的青藏高原上的藏人，无法很快适应印度平原夏天的炎热，有些逃亡出来的藏人在夏天抵达印度时，不久就会染病，甚至死亡；另一方面，在严寒的冬季，逃亡路上必经的河流都结冰了，比较容易通行。但他强调，每年都有许多藏人在翻越常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时，被冻死或饿死在逃亡路上，有些人被冻坏了手、脚，变成终身残废。

仁切桑竹并向我们介绍，抵达达兰萨拉的难民，都得到了流亡政府妥善的安置。六岁以下，而有没有父母陪伴的小难民，送到流亡政府的孤儿院中抚养。六岁到十七岁的儿童，送到流亡政府设立的儿童村中，并按不同的年龄分至儿童村学校中不同的年级里读书。十八岁以上的青年送到流亡政府设立的“成人教育学校”里学习。而老年人则有流亡政府的老人院接收。以上所有费用都是由流亡政府负担。

仁切桑竹说，所有逃亡出来刚刚抵达的人，都会成批的得到达赖喇嘛的亲自接见，甚至许多人冒死逃亡前来，就是为了能够见到达赖喇嘛一面。但是，由于逃亡的人数越来越多，流亡政府越来越难负担如此庞大的支出，所以，流亡政府不得不劝说一些人在见了达赖喇嘛之后再返回西藏。

遥远的山城有中国民运的关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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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雪女士达兰萨拉（盛雪女士提供）

达兰萨拉这个黄昏暮景中的小山城并不沉寂，倒是很像在中国乡村中赶晚集时的景象，人们在仅有的几条坑凹不平的街道间往来，小街两边的店铺和餐馆漫不经心地招待着游客。

在我们中午抵达时，我们曾邀请往返用了七个多小时接我们上山的司机---洛桑和我们共进午餐，我让他叫一道地道的西藏饭菜，我也和他叫同样的，尝尝藏人的口味。等了许久，厨房端出来两大碗热腾腾的“鸡蛋肉丝汤面”。我目瞪口呆，我问洛桑难道这就是典型的西藏饭？洛桑笑了笑，快乐地吃了起来。

傍晚，我和项小吉走出旅馆（山城中心的西藏饭店），想到街上随便转转。几十米外就是小城的中心地带，我们盘算着是否在街上随便找一家餐馆。尝尝地道的西藏口味。我和项小吉在一家灯火闪烁的餐馆前犹豫，怕错进了印度餐馆。这时，背后有一个十分清脆、十分肯定的声音用普通话说：“你是项小吉，我认识你，你就是项小吉。”我们惊讶的转过身，一个二十岁出头，很俊秀的年轻人正笑眯眯的盯着项小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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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提到的三次出逃到印度的嘉杨达杰（盛雪女士提供）

小伙子自报家门说他叫嘉杨达杰，在《北京之春》杂志上读到过项小吉的文章，和看到过项小吉的像片，所以一下子就把项小吉给认了出来。连项小吉这个平时总是表现得城府深邃、不露痕迹的人，当时也有点“百感交集”，他万万想不到，在这遥远的、异国的小山城上，竟然有他的知音。

于是嘉杨和他的朋友陪着我们一起吃了饭，酸辣汤和炒面。嘉杨说：“由于印度无法种植青稞，所以当地的藏人吃的东西和汉人很相似。其实就连西藏内地的饮食也很汉化了。”

吃饭期间，嘉杨向我们谈起他三次出逃，两次到达达兰萨拉的奇特经历。

在青海省，海东地区长大的嘉杨，在1993年他16岁那一年，决定和两个同学结伴逃亡。他们从青海先到了拉萨，再坐车到通往边境的日喀则，然后开始步行。他们在喜马拉雅山冰雪间经过了十几天的跋涉，并在路上遇到了一对也在逃亡的兄妹、哥哥走在路上掉到了被冻裂开的山缝隙里，嘉杨三个人赶紧帮助救。可是，哥哥很快就被冻成了冰人，和冰雪凝在了一起，几个手指头部被嘉杨他们想要救他的人拉掉了。

哥哥死了，妹妹伤心欲绝，决定放弃继续逃亡，往来路上走去。很快就被边防军抓获，从而使得嘉杨等三人在中尼（尼泊尔）边境附近，被骑马追赶上来的中国边防军抓获。嘉杨的第一次逃亡失败了。

但是，他在被送回中国境内之后，立即就开始准备第二次逃亡，这一次，他和另外二十个人一起，经过了一个月零二十八天，在冰天雪地的难苦跋涉之后，终于在九四年二月份，到了尼泊尔境内，来到了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这一次的路上，嘉杨亲眼看到两尼姑，站立着被冻死在喜马拉雅山--白雪皑皑的山上。嘉杨说：“他们太可怜了，谁也不会知道他们是谁，家里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下落。为了逃亡，好多人就这样死在路上。”

令人感慨的是，当时16岁的嘉杨，在达兰萨拉生活了半年之后，决定返回西藏。他在外边的世界看到了太多东西，都和他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他在达兰萨拉的图书馆里阅读了太多东西，都和他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他在达兰萨拉的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介绍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的书籍，以及关于中国军队当年入藏对藏人的屠杀的资料。在这期间，他还看到了那时由日本民运组织出版的《民主中国》杂志，开始对中国民主运动有了解。他也理解到，中国人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和藏人有着共同的命运。这一切，让他既兴奋又震惊。

于是他背上了一个大背囊，里面装了二十六本《民主中国》和许多关于西藏历史真相的书藉、资料，以及达赖喇嘛的讲话录音、录相等，上路了。

他走了十四天，回到中国境内。把身上带的所有书籍、杂志、录音、录相等，都分发给了他见到的藏人。后来他被捕了，并被辗转于七个监狱中，关押了一年另六个月。最后，由于他在监狱中病得奄奄一息，被狱方送到医院治疗，于是他又选择了第三次逃亡。

嘉杨于九七年一月份，再次来到达兰萨拉。嘉杨说，他现在可以看到《北京之春》杂志，从那里他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国民主运动的消息，他很关心中国民运的情况，因为他明白，只有中国实现了民主，藏人才会有自由和尊严，藏人才有机会得到真正自治的权力。嘉杨还说，每当他看到民运中有内门的消息，他就心里很难过。

逃亡不应该是人类的命运

嘉杨现在二十二岁了。我看着眼前这个瘦削、俊秀的小伙子，感慨着在他十六岁到二十二岁的年轻生命中，“逃亡”竟然是他生命的主题。项小吉是个十分深沉、情绪极少外露的人，他除了几声小心的，重重的叹息之外，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相信他心里翻腾的应该是同一种滋味。

我也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今年夏天以来，六艘偷渡船，载有六百到八百名中国大陆的逃亡者，远涉重洋，在海上分别飘流了四十几天到六十几天的时间，来到加拿大。在那破烂不堪、锈迹斑斑、没有任何救生设施的破船上，成数倍的超载着来自中国的逃亡者。如果在几十天的飘流中遇到任何风浪或故障，船上的人几乎必死无疑。

而我也很清楚，从中国起航的偷渡船，不止是驶向加拿大，它们驶向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墨西哥，总之，它们驶向任何接收中国人的地方，驶向任何给予那些中国人一点自由、一点尊严、一点保障、一点未来的希望的地方。而中国人偷渡的大潮，正向藏人绵延排列在喜马拉雅雪上的血脚印一样，已经汹涌了十年。

很久以来，我已经越来越参不透，什么“主权”、“领土”、“疆界”、“国家”这些词汇的意义。人类生存仰赖的是苍天大地、自然万物。

不错，人类自始就有屠杀、有战事，但无不为争夺生存资源。今日社会科技的进步，文化的昌明，人类也已经发现和创造了丰富的生存资源，但今天人类对人类的仇视和屠杀，人类对人类的无情驱逐和阴谋灭绝，并没有稍微减少，并都是出于要维护什么“主权”的完整，保卫“领土”的神圣，巩固“疆界”的安全，特别是为了“国家”的尊严。

今天，我严重质疑这些词汇所应该具有的意义。人类、所有人类（并不只是强势的群体，自认为优越的族群，或那些拥有控制别人生存权的小利益集团）的福祉是最高原则。而达致这一原则的唯一道路就是：人类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之间的宽容、尊重、和爱。

如果“主权”只是强权欺凌弱小的凭藉，如果“领土”只是政权炫耀的资本，如果“疆界”只是圈禁人民的藩篱，如果“国家”只是杀戳百姓的机器；那么，这些东西于我们何用？在中尼（尼泊尔）、中不（不丹）、中金（金边）边界上部署的边防军，难道是为了防范这些弱小国家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侵犯？不是，那里的边防哨所，是为了严防中国境内的人民外逃；那里边防军的铁蹄，搜寻的是逃亡藏人带血的脚印。

欢快的孩子们到底有没有未来

在逃亡出来的藏人当中，有大量的儿童和青少年。而且其中很多人并不是有父母陪伴一起逃亡出来的。我们在难民接待中心听到这样一件事：西藏某个乡村的书记决定要出亡到印度达兰萨拉，结果听到消息的同村邻里，纷纷将家里的孩子送到书记家，希望他帮助带到达兰萨拉。结果这位书记到达达兰萨拉时，带来了同村十一户人家的孩子。

到底中国境内有多少藏人把他们的梦想寄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然后，又把他们孩子的梦想寄托在了达兰萨拉这个小山城上了。

达瓦才仁陪同项小吉先生、我、和刚刚上山的倪育贤先生，一起访问了达兰萨拉的儿童村。达瓦才仁向我们介绍，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五个地方设立了儿童村。这些儿童村中90%的儿童，是从中国境内，包括从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西藏等地逃亡出来的西族儿童，而其中大部份儿童没有父母在身边，他们有些是孤儿，有些儿童的父母仍在中国境内。

位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的儿童村，有约一万名年龄从六岁到十三岁的儿童。我们在访问中发现，这些孩子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大多是为了能在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学校里接受更好的教育，特别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学习藏语及继承藏族的宗教、文化传统。

来到儿童村，发现孩子们正忙着在一面朝阳的小山破上摆上一些艺术品。那些艺术品是他们根据一些大块的石头的自然形状在这些石头上画的动物图像。有些是可爱的猫、狗、山羊，有些是凶悍的犀牛、狮子或老虎，大都栩栩如生。达瓦才仁说，达赖喇嘛明天会来看望孩子们，孩子们正准备迎接达赖喇嘛。

孩子们看上去都很快乐，喜气洋洋的忙活着。

我想找几个孩子聊一聊，达瓦才仁说，在这里的孩子不比在难民接待中心的孩子们，那些孩子刚刚到，只要上过一点学，就会讲英语。但是，这里有很多孩子来了一段时间，就不会讲汉语了。

我故技重演，混进正在忙碌的孩子堆里，和他们闲聊。会说汉语的孩子很快有了兴致。他们告诉我，他们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六点半吃早饭，七点开始上课，课程是藏文、英文、和数学。午饭以后还要继续上课到四点钟，然后就是自由活动时间了。但大部份学生会用些时间作功课或自习。

一个叫巫山·多杰的男孩主动过来介绍自己：“我是从拉萨来的，”我和他聊起来：
“你来了多久了？”
“八年了。”
“你出来八年了，还能说这么好的汉语？”
“我在西藏上到初一才出来。”
“你为什么要出来呢？”
“我的爸爸、妈妈要我到印度来学习。”
“为什么一定要你到印度来学习呢？”
“为什么？因为印度有我们的达赖喇嘛呀，达赖喇嘛他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呀，在印度可以学我们的藏语，所以爸爸、妈妈让我到这里来学习。”
“那你在这里的学习生活快乐吗？是你想学的东西吗？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很喜欢英语，我长大了想回家乡当一个英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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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达兰萨拉儿童村的孩子们（盛雪女士提供）

另一个看上去有八九岁的孩子，也跑过来清脆的自报家门说：“我叫扎西·才仁”。男孩大大的眼睛，扬着尖下巴脸，很是可爱。我问他来了多久了，是不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的。他说他来了刚刚一个月，是从青海省来的，爸爸、妈妈没有来，自己是爸爸、妈妈托人带来的。
“你路上用了多长时间？”
“一个月，”
“为什么爸爸、妈妈要送你到这里来学习呢？你知道吗？”
“这里的学习条件好，这里能学藏语，还能学英语。”
“小扎西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在这里能见到达赖喇嘛，在中国见不到。”
“你在中国时学藏语吗？”
“学一点点，主要学汉语。”
“那么每天的课程当中有几节是藏语，有几节是汉语？”
“早上四节课，有两节是汉语，一节数学一节是藏语。”
“在家乡时生活得好不好？高兴不高兴”
“不高兴。上学要给钱，一个学期两千多。”
“那你爸爸、妈妈付不起钱，所以让你到这里来学习，是吗？”
“是，在这里可以学到好多有用的知识，长大了有文化。”
“你想爸爸、妈妈吗？”
“想，很想。”
“那怎么办呢？想不想回家去？”
“长大了再回去，在这里先好好学习。”

十七岁的女孩索兰德洁在达兰萨拉已经生活了七年了。她也是七年前在她十岁大的时候被逃亡的人带到了印度，她说她虽然很喜欢这里的生活，但是也很想念亲人。她只能靠写信诉说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她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回到西藏去。

我们随同达瓦·才仁来到儿童村孩子们的住处，看到有些住房前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小挪威，或美国加洲等等字样。达瓦才仁说，儿童村得到了许多西方国家的资助，才得以设立和维持，这些流亡出来的藏族孩子们也才有了一个安定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儿童村里一切都井井有条，孩子们也很快乐，但似乎每个孩子都作着一个，将来长大了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的梦。

然而，藏人流亡了四十年，眼下还没有任何迹象可以给他们一个确定的承诺。

这些孩子，难道他们注定了是流亡者？
……
十年不能回中国，一直让我耿耿于怀。虽然不管任何人问起，我总说，我早知道我跟强权作对是有代价的，我付得起，无所谓。但，我心里一直很痛。

访问了达兰萨拉，我心里有了更痛的一块地方。回到家里，常常只是静静的坐着，静静地感受着流亡藏人在漫漫的四十年的流亡生活中的挣扎、期待、希望、和绝望。不知道当初他们决定和强权作对时，他们是否想过，那将是什么代价，他们是否付得起。

移来移去

不要反共反对共产党作的一切。

Orientspear

是想展示和藏独的勾搭呢？还是想讨好藏独？

Ceal

中国向世界各地偷渡的人，有几个是有所谓政治抱负的，几乎全是想多挣点钱，让家人或以后回家乡过上好日子的。在文章里就全变成政治上受迫害的了。要不是稍微了解一点多伦多的难民的情况，还真信了她的了。藏人也想自己或把小孩送出国，最方便就是印度了。这位女士我还真没法同情您。

HarryLee

通过西藏事件，看民运分子的真面目



西藏暴乱以来，笔者看到的所有民运分子，都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达赖一边。这使得笔者对这些人的最后一点好感也荡然无存。



八九年的时候，我曾经感动于学生们的热血。所以，长期以来，对流亡于海外的民主人士还抱有一丝好感。所以，当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骂中国政府，骂共产党，很少反对。因为共产党政府的确很多地方做得不合格，的确该骂。


但这次共产党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毕竟站在了中国一边，对得起他头上的中国二字。而这些“民主人士”呢，一个个先后跳出来，发表所谓的声明，卖起国来唯恐不快。


他们去过西藏么?知道那里受压迫和歧视性对待的实际上是汉人么？
他们想过没有，一旦达赖的所谓独立得逞，在西藏生活的数百万汉人他们的遭遇会如何？


打着民主的旗号，却从事着出卖中国的事情。中国百姓怎么会相信他们？


因此，我奉劝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一句，醒醒吧，如果你们真希望中国走上民主道路，就多做些有益于这个国家的事情，而不是造谣搬弄为其抹黑。


如果，你们还记得十九年前的热情和执着，就请好好检视一下自己行为。中国的百姓不是傻子，不是你一忽悠就会跟你走的。他们会清楚地看到背后的是非。


请不要再玷污当年的理想和热血。

一生一世

很明显是反华分子,一通屁话!几岁的小孩都搬出来了!是东西也不会去参加那藏独活动!而且写的很虚伪!开始还假装很公正的样子,结果看着看着,就说的不象人话!慢慢造吧!

吃猫鼠

楼上说的也对也不对。至少连盛雪这样已经和轮子混在一起的民运，也不得不表态有限支持大游行，这本身就是游行的伟大胜利。当然也就不能说民运旗帜鲜明地支持达赖了。哦，好象王希蛰这次也是支持中共的。
至于她这是真心话大冒险，还是言不由衷，那又是另外一回事。给她一点面子如何？我觉得她做的比其他一些人已经好很多了。

整个民运现在在随着轮子转向，似乎以中共为基准划线，凡是中共支持的就一定反对，凡是中共反对的就一定支持。甚至这次轮子的人员圣火，我也看到几个我曾经很仰慕的人的名字也出现在了支持者中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轮子的反共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决不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上，民运的这种做法，属于典型的饮鸩止渴，最终要走入深渊。

梦工作室

对于西藏，我还是认为西藏处于统一的中国之内对藏族人民、对中国、对世界更好一些。

现在世界上一个比较时髦的行动就是谴责谁谁谁破坏生态平衡。可是比破坏生态平衡更不应该做的事应该是西方社会流行的把别人几百年上千年处于一个国家的各民族拆开。

这些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性原因，互相之间曾经是不分彼此的完整经济体、曾经是互相适应的文化集团。如果用突然的变革生拆开，会引起很多动荡、引起世界性灾难。比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恶果更直接。

中国有其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加拿大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权利为着满足自己成就感而不顾千里之外的人民生灵涂炭。你的才华应该用在帮助中国在中国的框架内解决民族纠纷。

挟洋人压中国政府来达到某各目地的做法在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屡试不爽。可是，每一次中国政府的屈服（甚至破产）总是带来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灾难。如是，仁人志士的愿望再先进又有什么用呢？

您所谈到的329和平集会我深深的参与了，在坚持温和基调这件事上，我是一个麦田的守望者。翻翻我在这里发表的各种言论，我和中国政府及其代表机构并不经常保持一致。活动的发起人黑白色在刚刚开始时是和多伦多中国总领馆联系过，领馆认为不便参与。

我认为领馆持这样的态度是因为领馆没有办法控制这种活动的发展趋势、没有把握避免可能的外交纠纷。还是后来我劝说黑白色，“你是中国公民，多伦多中国总领馆是中国政府在本地的正式代表，你有义务通报事情的发展状况、了解领馆的意见。”

后来黑白色说领馆只是在避免冲突上做了一些叮嘱，基本就是说如果不能避免发生冲突就不必搞。－－在这件事上，和领馆关系密切的几个社团互相态度都很不一致。何来盛女士说的“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华人社团领袖利用年轻一代、欺瞒他们”？

并不是凡是和中国政府对着干就是有独立人格。我可以很自毫的说，这次参与活动我保持了我的独立人格，我通过穿旗装、跳藏舞：

向不了解中国的人展示藏文化在中国各民族中间有地位、没有消亡；
向年轻的华人展示藏文化美丽可爱、博大精深。

从事前、事中、事后看，我达到了目的。

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从善如流。如果能有机会向盛女士当面请教，我将感到无比光荣。

Ceal

梦工，你也有挺可爱的时候。

梦工作室

最初由[Ceal]发布
梦工，你也有挺可爱的时候。

Orientspear

最初由[梦工作室]发布
盛女士，您是执着的、真诚的、也是严肃的。我很敬佩，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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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其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加拿大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权利为着满足自己成就感而不顾千里之外的人民生灵涂炭。你的才华应该用在帮助中国在中国的框架内解决民族纠纷。

挟洋人压中国政府来达到某各目地的做法在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屡试不爽。可是，每一次中国政府的屈服（甚至破产）总是带来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灾难。如是，仁人志士的愿望再先进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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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这样，现在好些民运人士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尽做一些连海外华人都看不下去的事情，还能指望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

Ceal

无耻的CNN来看看吧?这就是你们想要的西藏?西方人笔下西藏农奴制  


　　西藏民主改革已经40年了，40年前的西藏农奴制是什么样的，它真如达赖喇嘛所说“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之心的制度”吗？  

　　最近，笔者重新披阅本世纪早期的几位西方旅行家、藏学家甚至美国侵略者的闻见录，感到触目惊心。我想，从他们的书中摘引出一些段落，看看当年他们在西藏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或许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   

　　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这样一来，所有农民就自然而然地要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他们不得不向地方上的豪强如宗本、某位领主的管家以及附近寺院的总管借钱、借粮、借牲畜，这都要偿付很高的利息，偿还的至少要比实际借到的高出一倍，如果是借钱，每个月光利息就是百分之十。  

　　  
难道用来年的收成就可以还清高利贷者的债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还不起债，还得请求债主们让他们继续借下去，或者续借未还清的那一部分。由于拖延偿还期限，利息早已提高不知多少倍，即使得到宽限，仅有的粮食以及保存下来的其它食物，几乎从来也不够全家吃到来年收获时节。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籽……。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  

　　我旅行时身上穿的是藏袍，开口讲的是藏语……因此他们很直率地同我说话，毫无隐瞒地向我诉说着他们的痛苦与穷困，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徭役。沉重的徭役还常常迫使他们在农忙时节离开田野，这些无偿的义务，实际与一切压在藏族人头上的其他重负并无区别。到处都在为官府施工，修筑道路，建造房屋等等，五花八门。所有这些繁重的劳役都压在可怜的村民身上，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而除了官府强制分派的工作外，农民们还得无偿地为那些手持差票的过往客人运送行李和货物，还必须为他们及其随从提供牲畜，饲料和食粮。……像所有他们的同类人一样，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份的苛刻的头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也曾经逃到邻近的地区去，但最后还是被头人从新家抢出来，带回村子，吃了一顿棍棒被判罚巨额罚金。由于非常惧怕头人对其亲属施行的惩罚，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为一人逃走，所有亲属就得遭殃。头人会遣责他们没有阻拦出逃者，那么，逃跑者的兄弟、叔舅、表亲等人就会被头人抽打一顿，然后再替他偿付罚金。   

　　由于上述原因，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永远呆在他们贫穷的土地上。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西藏的民歌这样唱：“山上有没主的野兽，山下没有没主的人。”为什么农牧奴不能离开土地？现代人类学家梅尔文·C·戈尔茨坦，辛西娅·M·比尔通过实地研究，在他们的《今日西藏牧民－－美国人眼中的西藏》指出：“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置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  

　　拉格雅帕·伊荷强的牧民家庭拥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处置。但是他们不能随便离开这片土地，或带着牲畜到另一个领地去，即使那里欢迎他们也不行。……拉格雅帕·伊荷强实行的这种封建式“领地”制度在西藏的农业区也并行不悖，它确保了宗教界和贵族上层人物(以及政府本身)拥有一定的劳动力来开发他们所控制的土地。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拉萨的西藏政府，但是几百年来，都划归贵族家族、大活佛及寺庙所有，以此作为其修缮费和维持生计的来源。由于光有土地，没有劳动力来耕作或放牧，不管是农业耕地还是牧区草地，都不能成为生活资料，因此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属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从本质上看，给予领主的领地与中世纪欧洲、沙俄和封建日本时代的采邑非常相似。   

    残酷的法律反映了残酷的制度，残酷的制度产生残酷的法律。  

　　查尔斯·贝尔在《西藏志》里说，西藏仍在封建时期，其贵族握有大权，势力浩大，贵族与僧侣，共同盘据政府中的重要位置，其财产之巨大，亦不弱于寺院。贵族对于佃农，可以行使官府权力……没收牲口，罚款、笞杖、短期拘禁以及其它一切处罚，贵族皆得随时行之。   

　　大卫·麦克唐纳在他的《西藏写真》里写道，西藏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生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加之以解体干颅之惨状。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能将犯人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约5分钟开始下降，后视其犹有生息，则再掷沉之，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躯体投之河中，随流而去……。断肢刑，用于冒犯及抗拒之确有证据者，而小贼在旷野抢劫，亦用此刑。断肢刑系将其手与足切断，四肢当切断时，务须缚紧，以免血迹之溢流……断肢之外，又有一种剜眼之凶刑，或用凹形之煨铁，置于眼内，或用滚油，或开水，倒于眼内，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视力，然后将其眼球用铁钩攫出……囚犯一入监狱，罕有能避死而生存者。即能生存，亦因种种摧残，而损失丧其本原。罪囚及嫌疑犯，常幽于潮湿、黑暗、污秽及有害于卫生之土牢中，永远不见天日。西藏官府，对于罪犯，每日只发些微之口粮不足维持其生活……。且西藏之罪犯，又间有鞭笞及痛拷之刑。又制一种绞链，以锁其手足，且判定其期限，至期始开释之，以复其自由。有时亦用枷刑，配以铁锁。最重之笞刑，可以至一千鞭。甲本及高等官吏，始能实行最重之刑法。受笞打之刑者，两手分开，面孔贴地，由施笞刑之二人，各携皮鞭或柳条，以笞挞其大腿之两臀……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里写道，西藏的刑法是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严重违法者，既使用颈枷也使用手铐。颈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块沉重的方木块。对杀人犯和惯偷惯盗，则使用铁制脚镣。对很严重的罪，诸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罪等，则要剁手(齐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于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来，给扔进河里。  

受理刑事案件的地方官是一个地区的首脑，即宗本，还有庄园主(当案件只涉及他们的佃户时)。另有四名地方长官负责处理圣城及其近郊的案件。这些地区行政长官中，有一名可以随意鞭打被告人，高兴打多少鞭就打多少鞭，高兴几时打就几时打，只要不将其打死就成。当被盗财产尚未找回之时，被告人往往被鞭打好几次，以诱使他说出被盗财产藏在什么地方。宗本所科罚金是有限度的。他除了每年一次将小部分提交政府外，其余大部分归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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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里说，偷窃所受到的惩处最为残酷，象在世界各地一样，犯这种罪的人多为居民中的穷人。在拉萨，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贪图别人的财产而受到了惩罚的人，他们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其次，西藏还习惯于让罪犯终生脖套圆形小木枷，脚戴镣铐，流放到边远地区和送给贵族或各宗长官为奴。  

            　　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但僧侣也有高低之分，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即使是在寺院里，普通僧人也随时面临着刑罚，甚至死刑……  

            　　埃德蒙·坎德勒在他的《拉萨真面目》说，西藏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控制着封建领主的是僧侣。因为西藏人虔信他们那种形式的佛教，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这个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这些穷人和那些小佃农毫无怨言地为他们的精神上的主人干活，对这些人他们怀有盲目的崇拜。虽然他们要将自己微薄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强的那部分交给寺院，但他们并没有不满情绪。必须记住的是，每家每户至少要送一人去当喇嘛。   

              
            　　荣赫鹏在《英国侵略西藏史·拉萨印象记》里写道，西藏各寺院各自成一市镇，皆以坚固之砖石筑成，各有无数房舍、厅堂及禅院。街市虽湫隘不洁，而寺院则皆宽广。……余因时日匆促，观察肤浅，所得印象，无可称道，惟日僧川口氏之名著《旅藏三年记》，则能发予所未发，……据川口观察，“藏人作喇嘛之主要目的，不过藉此争名夺利耳。至于寻求宗教真理，从事救人济世，则绝非若辈所愿为。若辈所希求者，无非逃避现实人生之苦痛，而享受今生与来世之逸乐生活耳。”川口氏对于西藏宗教生活之观察，真可谓透彻无比，为众生服务之说，在藏僧心目中，实不值一顾也。  

            　　……至于此辈喇嘛道德上之素养，川口对之亦无好评。终身不娶之僧侣贵族，大都另有所欢，而低级军人僧侣生活之放荡，尤不堪问。普通迎神赛会之场，直是人欲横流之所。……彼贵族僧侣貌似谨愿，而暗中营私舞弊，诡诈多端，盖皆假仁慈之面具以作恶者。……高级僧侣生活极安适，各有私人第宅或庵堂，且有雇佣仆役七八十人者。低级僧侣生活殊恶劣，其穷苦之状信如川口所云，“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各僧徒须自谋生计，课业又过于繁忙不容更事以供给其日用所需。彼等惟茶不须付资，但无佐饮之品；常两日不能得食，其惨苦有如此也。  

            高踞旧西藏权力机构之巅的达赖喇嘛是如何实施统治的？   

            　　《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中写道，满清于1751年确立了卫藏管理新制度。居于新制度首位的是由四名噶伦官员(或叫沙布帕)组成的会议，这四名噶伦是最高政府当局从本地人中加以任命的。……除他们之外，被任命的还有五名代本，三名第巴和一名堪布。代本是高级军事长官(一千名士兵的指挥官)，相当于我们的将军。第巴是管理委员会某些部门的官员。堪布是宗教事务的主管人。所有上述高级官员应聚会共同解决西藏事务，他们要服从达赖喇嘛和拉萨的驻藏大臣。这种管理体制的构成一直保留到今天。这种管理体制(通常称之为“代巴顺”)的首脑，即达赖喇嘛。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说，达赖喇嘛在世俗方面的任务殊属不易。最高权力机构以他为首组成，然后是噶伦，当时有三位噶伦，后来却只有一位。再下是噶厦和译仓，噶厦和译仓之下才是国民议会或称国会。  

            　　达赖喇嘛……有比口才或无线电更厉害的东西，因为他能在今生与来世里进行赏罚。“你下一辈子是人还是猪，难道对你没什么关系吗？达赖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当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个佛教兴盛的国度里当大喇嘛。”  

            　　对一个西藏人来说，没有比来世的投胎更重要的事了，那是因为：如果他今生不幸，又没有人来替他排除这种不幸，他就甚至有可能被打入地狱一千多年。在这样一种环境里，   

            达赖喇嘛权力之不可抗拒，便可想而知了。  

            　　《拉萨真面目·拉萨及其失踪之神》，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法以维持他们的影响和将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手中。当喇嘛说他们的宗教受到了我们入侵时，他们肯定是在考虑其神秘面纱又一次要被揭开了，这是使他们害怕的物质和理智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他们那些愚昧无知的农奴将逐渐接触到生活的真实面貌，将会开始怀疑若干世纪以来存在于他们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公正。但在目前，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我敢说，在世界历史上顽固和黑暗如此突然地暴露在科学面前是没有先例的。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在这里所引的非常有限，不过，不管是当年的侵略军头目，还是徒步旅行家或者香客，不管是达赖喇嘛的“密友”，还是藏学家，他们在西藏见到的真实情形，虽然还非常有限，但是他们的这些实录，已使我们深知旧西藏的“佛光”是如何“照耀”广大农奴，这种农奴制度又是如何“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了。

迎春

Ceal, 非常感谢你收集的这些珍贵的资料！看那些天天为达赖喇嘛高唱颂歌的人还有什么要说的？

管仲

从盛雪女士的流畅的行文，我们看出了她当年那出众的才华，但从今天她的文章，我感叹这样的才华竟用于偏颇的判断，我感叹时间的变化竟使人变得如此莫生。仇恨的力量竟能使人变成这样。
我们是同龄人，我们都经历过类似的困惑和迷茫，都曾为祖国的前途、民族的未来而不眠的夏夜，又都曾有过为某些权贵贪腐和社会的分化而痛心疾首的苦闷。
但是，无论个人的经历如何坎坷，无论祖国的命运如何多舛，有一点的不变的，任何将祖国引向分裂和战争的精英，最后都变成了令人唾弃的粪土，因为在战争中受苦受罪的永远是劳苦的人民大众，永远是那些养肥官僚熬断脊梁的劳苦的百姓。无论哪个民族，在连年战乱，分崩离析的政局下，首当其冲的就是民不聊生。
所以我同意梦工的结论，我对任休用巧饰的谎言掩饰复仇的私欲的人都产生了一种鄙视，这也是我坚持用我平和的理由出国的原因。
别再为了平息自己的伤口而让另一些人流血了，历史会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