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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_ai Zhang

中国的清醒从林彪之死开始 (4)

作者：不详

1956年八大后，八届一中全会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未得全票。他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也正是在这以后，八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这明明白白是毛泽东要他做政治家的信号。

彭德怀如果有政治家头脑，他从此时即应明白毛泽东的暗示和警告：军中第一人从现在起是林彪而不是你彭德怀！从而逐步淡出权力中心，最后解甲归田，明哲保身得一善终，绝不会时至1959年还傻到在庐山会议上大发其言并给毛写什么信，往人家枪口上撞。可惜彭德怀也是军人而非政客，事实上从他从朝鲜回来主持军委工作时起，他已经身不由己地做了政治家，但却无政治家的头脑、意识和手腕。正如铁流兄于1999年写的《彭德怀的悲剧探源》中指出的“他本身的个性不是政客，却以这种个性当了政客，并干了政客的勾当！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彭德怀非政客的个性给当了政客的他造成的悲剧，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开始了。”

林彪是明白政治这柄双刃剑的，对毛的信号不敢忽视，但也绝不积极，当了中央副主席仍然以养病为主要工作，中央全会、政治局开会几乎次次请假，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仍然请假，直到毛泽东把他紧急召上庐山，委以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正式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中心，权力中心。林彪对于这些职务权力，是向往多年终于如愿，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干，谁也不敢下肯定断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这一刻起，军事家林彪已经成为历史，以后的林彪，已经是“政治林彪”了。他的悲剧也就从此开始。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参加批判彭德怀，拖出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回北京后奉毛之命开军委扩大会议斗争彭德怀，在全军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肃彭”。从政治角度讲，无可指责。政治斗争就是招招见血，必须善于伪装、能曲能伸、想东说西、心狠手辣、拉帮结派，服从现实而不服从道德标准……(欢迎大家一起来给政治及政治家作结论下定义)。我为林彪惋惜、对他开始有负面看法也是从此时开始。他的所作所为也许是主动、精心策划的，也许是已经被推上战车，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客观上，他的政坛言行不能获得历史的正面肯定。彭德怀个人的缺点错误再多，再是以一军人身份硬要去干政，可彭到底是军人而非真正的政治家，还是耿直并有正义感，他的发言和“意见书”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对老百姓、对党、国家、军队都有益，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林彪可以对彭德怀有看法以致恨彭，这都可以理解，也无可指责，谁也没有权利要求谁就一定要喜欢谁或不喜欢谁，彭德怀说话办事确有粗鲁可恨之处，为人也并不是那么可爱。但庐山上所争论的事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并非简单支持或反对彭德怀个人的事。应该怎么办？此时就看良心和人品了。政治家与良心是对立水火不容的，批彭也就批了罢，但民间实情要不要说？

jan_ai Zhang

中国的清醒从林彪之死开始 (5)

作者：不详

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明了长征中会理会议之前，他写信给军委一事与彭德怀无关(此事20多年来老毛对彭一直耿耿于怀)，提示他整彭德怀有身不由己的一面，但他显然没有以民间真实情况见告老毛。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政治会把人异化到什么样子：“军事林彪”能当面顶撞老毛：“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而“政治林彪”就能180度相反，心知肚明民间情况是什么样而不顾良心地说假话 --不是他不顾，而是政治家就是良心的天敌！

那些积极批彭的人，如刘少奇、彭真、柯庆施、罗瑞卿、李井泉等也一样，何人不知大跃进的后果和民间真实情况？何人不知彭说的是实话？只不过是出于个人利益和个人历史现实恩怨，批彭作为政治投资或泄愤罢了；许世友之类对彭德怀开口骂娘则是出于对老毛的愚忠，他反正能吃饱饭且吃得好，不必想老百姓是否饿肚子！

试想一下：如果林彪一面作为“政治林彪”，猛批彭德怀历史上反对老毛的种种“劣迹”，一面象“军事林彪”一样把真实情况私下汇报给老毛，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以老毛对林彪的欣赏和信任，他有可能一边搞掉彭德怀，去除这块心头大病，一边暗中真正大力纠“左”，挽回大跃进造成的后果，挽回自己的威信，不至于三年后在七千人大会上下“罪己诏”。要是林彪真的那么做了，历史将为他大声喝彩，彭德怀很可能就因此而黯然于历史，今天彭德怀头上所有“为民请命”、“体察下情”之类的光环都将落在林彪头上！然而，历史无情，无法假设，上述设想也许只是我们头脑简单的一厢情愿，以林彪之精明透彻，他未必没有这么考虑过，但政治有时复杂得超出我们的作为常人的逻辑和想法；出于种种我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原因，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只能看着林彪走向政治深渊。

你会说，庐山会议上对毛不说真话的何止林彪一人，那么多中央大员，包括如今为神为圣的周恩来，不也都没说实话吗？为什么只对林彪有负面看法？

提起那些大员，无论人品好坏，多数本来就是政治家或曰政客，不说真话由来已久，而林彪是有可能免当政治家而以军事家彪炳于史册的，但不幸(？)陷入政治漩涡，说话从真到假，整人从少到多，扑朔迷离，至今难于盖棺定论。你对惯说谎话的人说谎话，一般不会感到奇怪和气愤，但对以前沉默寡言不说假话的人开始说假话，则会感到不可容忍，有被出卖和愚弄的感觉。

jan_ai Zhang

中国的清醒从林彪之死开始 (6)

作者：不详

那些人中，周恩来是由于在做政治家的同时还时时有着中国老百姓得吃饭的概念，从而鞠躬尽瘁地维持着这个国家，同时又能尽量不整人，能让人过得去就过得去，才在老百姓心中有地位；如果仅凭他当政治家的那些言行，他早已与他人一样身后寂寞了。君不见刘少奇平反后又如何？有几个人怀念他，包括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别的不讲，只举一个例子：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之后，刘少奇与彭真，是肃清“高饶分子”最积极的，在东北大抓“高岗爪牙”，造成不少冤案。当然政治斗争不可心慈手软，但事情也要留有余地，不能做绝。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延扈(长青)，为人耿直，外号“橛子”，与高岗无半点历史渊源，只对刘彭如此抓高岗分子看不下去，出面说了几句公道话，惹怒了刘少奇与彭真，立刻被打成高岗同党并撤销党内职务，因为李参加革命很早，不少老人为他说话，最后处理不算重，留党察看，改任教育部副部长。但这个“橛子”本性难移，继续向中央说明东北抓高岗爪牙的真相，这一来刘少奇与彭真更加震怒，开除了李的党籍，下放至内蒙包头师范学院任副院长。岂不知李到了包头仍不断向中央写报告说明情况，而且毕竟入党多年，有很多老关系可能通天。于是在1961年8月某日，李延扈正在包头大街人行道上走路，一辆轿车神秘驶来，李延扈以“车祸”毕命。你说刘少奇、彭真挨毛泽东整是冤还是不冤？天道循环，天理昭然，“好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林彪虽然已经陷入政治，但他仍然清醒。作为政治家，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存。1959到1964年间，搞了几篇文章，点出“现在发生的一切挫折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真正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巩固了毛对他的信任；并开始由解放军报每天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之后编出了著名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著作选读》，并大力突出政治，搞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并倡导“四好连队” 和“五好战士”运动等等。这一切颇得毛的欣赏。

jan_ai Zhang

中国的清醒从林彪之死开始  (7)

作者：不详

对比林彪在东北搞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六个战术原则”，你可以发现 “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的不同。战争期间，林彪绝对务实，那么多年从不见他以与军事对立的方式突出政治。1947年9月毛泽东曾修改批转过四野3纵诉苦教育经验的报告，诉苦运动与改变解放战士的思想观点、提高战斗力及解决兵源问题直接有关，非常实用。

林彪很明白部队怎样带，兵要怎样练才顶用，1959年后，以林彪之头脑，他会不清楚当时中国军队真正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然而“身在江湖”，为了政治目的，为了取悦于毛，他在提倡鼓吹他实际上也不相信欣赏的那一套，别人抓了军训比武(这本质上是贺龙、罗瑞卿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真正治军目的而搞的，不过客观效果不错)也要无情打击。林彪岂能不知练兵对于部队的意义？这就是政治的魔力！

尽管我的前辈中有人与林彪关系相当近，因而对林彪待部下的尊重宽容和个人生活的俭朴节制多有了解，也知道许多林彪用兵的故事，但这无法代替他在政治中的颠倒黑白。我私心敬佩林彪的不可否认的优点长处，可这与他的政治行为是两个范畴的事，不容混淆。

林彪不会忘记政治的危险性。一方面作上述事，一方面仍然尽可能离权力中心远一点。从1962年秋指挥部队入闽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后，就又长时间称病休养，让罗瑞卿替他监军，政治局开会仍然请假，军委会议也是能不出席就不出席。至今军委所开重要会议会后留下的照片中，只见一张有林彪，那是1962年军委常委广州会议后的合影。

但是，既已成为“政治林彪”，再如“军事林彪”时期那样淡泊江湖，已经不可能。即使做法相同，其意义和效果也决然不同了。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你既身在其位，又躲开其位，他人需要这个位置就是自然的，搞明里暗里的阳谋阴谋抢夺此位也是合理的；而你自己除非真的不干，彻底躲开，否则玩阳谋阴谋打击对手保自己的位置也是理所当然的。反正搞政治就与良心义气厚道说真话等等无缘。

大家记得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否？“心子要黑，脸皮要厚”是搞政治的基本条件，搞政治的最高水平是，“心极黑，脸极厚，而又使人们认为其不黑不厚”，方臻于化境矣。果然，贺龙以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东奔西走，一时很成气候，而罗瑞卿这位监军也是胸怀大志，有不断进步的意向，一时间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军委、总参甚至人大，无处不见罗长子那人高马大的身影，权重一时，以致毛泽东后来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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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清醒从林彪之死开始  (8)

作者：不详

有文章说：林彪因不大管事，罗瑞卿逐渐与贺龙靠拢接近。贺龙乃一枭雄，不费几下就把罗瑞卿搞定。事实并非如此。罗瑞卿当时与贺龙接近不假，但罗绝未被贺“搞定”。贺龙无论在刘少奇眼里还是罗瑞卿眼里，都是只能利用不能依靠的人，这是对的。你细看一遍贺龙的历史、战绩及历任职务就会明白他的素质。

此外以罗的为人个性，绝不会甘心屈居于贺龙之下。刘少奇真正看重的是罗瑞卿，而罗的工作能力和“进步意向”(或曰野心)也是大家公认的。据说刘少奇曾于 1965年5月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我不知此事真假。但罗瑞卿倒台的关键原因是毛泽东失去了对他的信任，是无需争论的。

一些文章说是林彪是打倒罗瑞卿的主谋，林彪担心罗瑞卿取其位代之。而毛泽东被迫接受了这个结局，因为毛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他本人而不是刘少奇，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有文章说打倒罗瑞卿实为毛的战略部署的第一步。林彪如同在打倒彭德怀时一样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但林彪绝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哪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情况，也许我们今生看不到有关材料的解密，无法得知了。

不过我也不遗憾，两个政治家在一起协作、对局，互相猜测对方说出的话中的真实含义，或曰互相说谎，既要隐藏自己的目的又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你敢保证文件上留下的的东西就是他们真实的内心想法？也许上述两种说法都对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罗瑞卿倒台也是历史的必然，毛林不要打倒他，也会有一个什么事件让他下台，原因就是他陷入政治太深但作法在某些方面又太不“政治”，厚黑均不到家，或者厚黑到家却让人觉得其也厚也黑，也是一种不到家。后来杨成武接任代总参谋长，被毛置于毛林周及诸位中央大员之间，不到两年也进入监狱，可见非政治家在未厚未黑或厚黑未到一定水平时涉足政治的后果之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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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清醒从林彪之死开始  (9)

作者：不详

再有罗倒台的一个次要原因是他的人缘不佳。可以数一数全军有多少人在他倒霉时替他哪怕在私下说过话！？没人帮忙说话也就罢了，还有更精彩的表演。 1966年3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即“三月会议”期间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以改宋朝辛弃疾《贺新郎送嘉茂十二弟》词的下半阙来表达其欣喜之情：“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辛弃疾原词下阙第一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全词写汉朝李陵之事，叶剑英饱读诗书，博古通今，信手拈来，移花接木用在罗瑞卿身上。以“身名裂”形容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是虚写，只对一半，而以“身名裂”形容跳楼后的罗瑞卿则是写实，而且万分贴切：从无形精神上罗瑞卿名裂、意志裂，因而有此一跳，结果是从有形物质上罗瑞卿身裂、腿骨裂。叶帅真真是文采风流，以“一跳”两个字下接 “身名裂”，改得撼人心魄，入木三分，何等手笔，又何等功力！这是不是与后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少将，在北航批斗彭德怀的大会中间休息时亲自动手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有点相似？

虽然叶剑英的作法比李钟奇的行为高雅一万倍。我本人极不欣赏叶帅这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态度和作法，但遭斗争被迫跳楼后引来别人赋诗庆贺，是否跳楼者的人际关系中也存在着某种值得深思的东西和某些问题？罗瑞卿受不了军委扩大会议上众人的冷酷目光和语言，那他还记得1959年9月斗争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否？那时他可是“众人”的领头人之一，目光和语言的冷酷程度大概不次于这次“三月会议”上的众人。冥冥天道运行之中真的存在着报应？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点点记忆》文笔流畅，有一定思考深度，亦有反思，真实性也超过绝大多数回忆录，颇值一读；不过我们不知她是否知道军内很多老人称罗瑞卿“罗长子”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外在的，因为罗的个子高；另一种是内在的，来自民谚：“猴拉稀坏肠子”，“罗长(肠)子”言其整人时心肠之坏之狠。此外号内涵或可帮助说明罗瑞卿的人缘。附上一句：如果点点女士有机会看到这段文字请不必介意，我只是记述一点事实，绝无诬蔑罗将军的意思。人都是天生的保爹保妈派，非常自然和正常，我也一样。点点如果因此生气，我百分之百理解并在此预先致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5月18日林彪做了“五一八”讲话，之后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林彪推到党内第二的位置，从此时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言行也都是“政治林彪”的所作所为，史迹斑斑，无需我再多说，我也无法再对“政治林彪”心存半分敬佩。

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从“亲密战友”走向死敌是谁的责任，我们同样可能在今生无从得知真相；但这对于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其理由与我不在意是谁先想整罗瑞卿的理由相同：两个政治人物面对，尔虞我诈，谁的话可信？谁有理谁没有理？谁对谁错？如果是“军事林彪”对决毛泽东，我可能会为林彪欢呼。但“军事林彪”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林彪”对决毛泽东，从本质上来讲只是历史的悲剧兼闹剧。

jan_ai Zhang

中国的清醒从林彪之死开始  (10)

作者：不详

有人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反对毛的独裁暴政，是清醒现实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林彪上台会比毛泽东要好，云云。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我实在还看不出任何“政治林彪”恢复成为“军事林彪”的可能和迹象。如果“政治林彪”上台，不过是换了另一种表达方式的第二个毛泽东罢了，国家不可能有本质性的好转。

不过令我感到林彪还保留了一点军人气质的是，他在与毛泽东决裂后，不再与毛见面，坚决不写检查，被迫无奈出席1971年天安门上的五一晚会时敢比毛晚到达，在毛泽东不与他说话时他也不理毛泽东，坐了短短一段时间后起身拂袖而去。这是他与毛泽东见的最后一面。林彪的行为，说明他还没有完全彻底政治化。

如果是成熟的政客，不会硬顶，而会在形势不利时批评自己，以曲求伸，以求来日东山再起，象周总理那样。林彪到底是军人出身，他最后在毛泽东面前的强硬行为和无声抗议，令我在对他的负面看法中有了一点点正面的火花。

先不论谁对谁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七大以后，无一人敢在遭毛泽东批评指斥时拒不检讨、顽强对抗，周恩来没有做到，彭德怀没有做到，邓小平没有做到，陈云也只是称病而不敢相争，唯有林彪。林彪结结实实给了毛泽东当头一棒，起码，林彪让毛泽东知道了到了他已为神为圣时，还有敢于和他硬顶而拒不屈从他的意志的人，即使只有一个。此外，毛一生英明，看人极少看走眼，几乎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瞒过他，却在林彪问题上实实在在、彻彻底底地翻了车。诚如刘亚洲所说：谁也骗不了毛主席，只有林彪。林彪也让毛泽东知道了他并不能洞察一切，包括跟随他多年的人。当林彪在天安门晚会上转身离席而去、把毛泽东撇在身后时，我不知林彪是否想起了战争年代的岁月、想起了他与毛泽东的争吵和辩论，想起了当年的 “军事林彪”？他是否设想了今后自己人生的几种可能性？

1971 年9月13日夜里一声巨响，无论林彪是死于蒙古荒原，还是死于传说中的北京某地，反正他是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入了历史。这对于林彪本人和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现在我们知道的一切还远远不足以做结论。我最想知道的是：林彪本人对他自己从称病躲避政治到进入政治中心舞台，是被动还是主动？是认为不该出山还是惋惜做得不够成功？在降低高度准备迫降的三叉戟专机上，或是在开出毛的住地即将与火箭筒弹接吻的大红旗轿车上，他是否对自己成为政治人物感到了后悔？

jan_ai Zhang

中国的清醒从林彪之死开始  (11)  (完)

作者：不详

据说周恩来在证实了林彪死于蒙古之后曾嚎啕大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哭是太具有历史性、其内涵太丰富了，对此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全部理解，因为周经历过的人和事以及他所知道的党内军内不为人知的事太多太多，要研究这一哭，无论从正面从反面，从侧面还是哪一面，写一本厚书都不算多。我试着从正面猜想一点点：此刻周恩来对这个党、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一定感慨万千，对他们这一代走过的路一定有不堪回首的感觉，一定产生了与张国焘相似的想法。想当年他们个个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为了中国富强，为了社会合理，东奔西走，建党建军，出国回国，出生入死，但在崇高的革命历程中，同样发生了一切人的劣性所造成的现象，沉浮生死，曲直是非，冤屈义伸，功过荣辱……不同的只是这些发生在革命的名义下。

看得多了，经历得多了，虽然心渐硬，血渐冷，但毕竟还心存希望。革命胜利了，建了国，那些东西不但未减反而越来越烈，以致不是一个山头派系的不容，意见不同的不容，最后并肩走过这些岁月的人也反目成仇，难免一死！革命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目的？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标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党、党中之人竟到了这种地步……

文化大革命中，辽宁省有一个势力很大的流氓集团头子，称为“马二爷”。此人在得知九一三事件时的评论是：“哥们儿不够意思！”

不是“亲密战友”吗？那两个人就是哥们儿了，哥们儿之间两肋插刀都是应该的，怎么可以这样呢？他的评论可以列入“话糙理不糙”的范围。确实，即使流氓集团当中，哥们义气即互相对得起是极其重要的。谁要是“不够意思”，就丧失了继续在此集团中混下去的资格。因而江湖上流氓集团也罢，黑社会也罢，乞丐的帮派也罢，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很“铁”的。

你瞧，这就是政治家之间的友谊，到了全国全世界皆知的“亲密战友”程度，还赶不上江湖流氓们之间的关系牢靠！

刘亚洲写道，从九一三起，毛的身体势不可挡地见老，在这个意义上，林彪并没有全输，他毕竟折了毛主席的寿。刘亚洲的话对，但没有再深一步。可以说，从林彪死去的这一天起，毛泽东也死了，周恩来也死了，中国革命也死了。毛的形象、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破灭，剩下的只是维持，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这个党、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的存在。下面干什么呢？不知道。继续革命？你再动员号召，连白纸黑字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都成了“林贼”，成了敌人，有谁还真心信你的说教？你再说信任谁重用谁，“副统帅”和“亲密战友”都照样翻脸，死于非命，谁还敢一心跟着你走？

这个党、这个国家还能以这种样子继续存在和运行下去吗？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索，试图寻找答案。想一想，有多少曾经满怀革命豪情和理想、即使老毛把他们赶入“广阔天地”仍念念不忘革命的年轻人，是从林彪之死，开始对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产生幻灭感，从而彻底重新认识领袖、党、国家、世界、社会、人生、理想和现实的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以及副统帅的崇高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决裂，并在此之后非正常死亡，这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

jan_ai Zhang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 ... 1_22_39_31_219.html

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毛泽东率领中国“超英赶美”，农业领域也不甘落后。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对小规模的农业合作社不满足了。 1958年8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就说，“1955年我就提倡办大社......每社5000到6000户，2、3万人一社”。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进行抵制，“大社”在1957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没有办起来。

1958年3月，借着“大跃进”风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再次提出小社并大社，并且将区、乡政府和生产合作社合为一体。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借着大跃进风头成立第一个人民公社*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8年4月20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1958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中国官方媒体第一次向全国展示“人民公社”这个名称。7月16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又发表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文章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泽东1958年8月6日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时曾经说，“人民公社是我们农民建立政经合一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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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这些话都显示，毛泽东在推动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它的社会功能，即控制农村和农民的功能，而不是经济和生产功能，正如他1958年8月9日在山东省视察时所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且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向全国发表了这个决议，加上毛泽东多次发出“人民公社好”的赞扬，整个中国闻风而动，不出3个月，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合并成2万6千多个人民公社，1亿2千万农户进入人民公社，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以上。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粮食亩产高放卫星*

与此同时，与工业领域“超英赶美”的口号相呼应，农业的粮食“高产卫星”也纷纷上天。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一块2.9亩的小麦实验田里收获了3821斤小麦，相当于亩产2105斤。这是第一颗“高产卫星”。

随后，人民日报7月23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合作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8月13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西河乡早稻亩产3万6千9百斤；9月5日报道，《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9月18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13万斤。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放了几十颗“高产卫星”，各地媒介放的卫星更是不计其数。1958年8月22日，安徽省宣布成为全国第一个早稻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省宣布成为全国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省宣布成为千斤省。

当时有的地方喊出的口号是“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虚报产量时说：“如果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造假，比如说李井泉，现在的四川人都很清楚，他当时是造假的，他是要求底下一定要报假数字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官僚制度本身的弊病。就是他们上面考查下面的干部都用数字，那么谁的数字报得高，谁的数字让上面领导、中央喜欢，谁就会得到上边的肯定，就会得到表扬。没有哪个省委书记愿意自己的数字比别人低。所以，为什么从最开始的时候粮食产量从千斤，你报1000斤，我报1200斤，另一个地方报1500斤，然后长长长，慢慢慢慢大家互相攀比，拼命地往上报，最后报到1万多斤，就是这个道理。都是给上边看，谁都不能落在后面。”

1958年7月23日，中国粮食部宣布：中国当年的小麦产量达到779亿斤，超出美国小麦产量40亿斤，跃居世界第二大产麦国。实际上，那年中国的小麦产量只有451.8亿斤，不仅比美国当年估计的小麦产量少279.5亿斤，就是比中国1957年的小麦产量也还少21亿斤。

然而人民日报在7月23日发表社论《今年夏粮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声称“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jan_ai Zhang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出笼*

8月2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称“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估计19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6000至7000亿斤，后来又加码到7500亿斤。而实际上当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000亿斤。

1958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7500亿斤增加到1万零5百亿斤。而1959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不仅没有比1958年增加，反而减产15%。1958年，中国国家计委要求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2个5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0%左右。到1962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万5千亿斤，比1957 年增长3.8倍。而实际上，中国1963年的粮食产量为1700亿斤，仅仅恢复到1954年的水平(1695.2亿斤)。狂想和现实实在相去甚远。

*中共高层沉浸于狂热中*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们也沉浸在狂热之中。1958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问：“(亩产)一万斤，还能再多些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中国副总理陈毅在四川和广东视察时“亲眼”看到亩产百万斤的番薯、亩产60万斤的甘蔗和亩产5万斤的水稻。他感慨地写道：“在这里所看到的种种变化，也就看到了中国6亿人民正在做着震惊世界的事情！”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不会对这种“高产卫星”没有疑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毛泽东常说：“我就不相信，粮食亩产能到万斤。”  不过，他在视察各地时的所见所闻又让他不得不信。1958年8月，他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就看到了“高产田”。毛泽东对陪同的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10月，毛泽东在湖北省视察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亲自带毛泽东看到，在亩产万斤的良田上，长出的稻子密密麻麻一棵挨着一棵，人上去都踩不倒。事后李志绥得知，那是把十几亩地的水稻插在一亩地里，专门让毛泽东看的。

当时的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回忆说，1959年7月11日，他曾经在庐山会议期间问毛泽东：“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  毛泽东说，他看了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亩产几万斤，所以他相信了。

毛泽东说的这篇文章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导弹专家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他在文章中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百分之三十，加上适当的水利、肥料和劳力条件，亩产甚至可能达到4万斤。他在文章中还以河南省某些特别丰产试验田亩产160万斤蔬菜作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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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真的相信奇迹能出现*

毛泽东是否真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就相信亩产可以上万斤的神话，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对于各地报告的高产，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质疑。毛泽东常说：“对人民的热情行动，不能泼冷水。” 中国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他一直日思夜想地在想着那件事情，希望能够创造那些奇迹，所以，他是特别想看到这些奇迹。从今天看到的毛当时‘大跃进’期间的讲话，我相信毛是真的，真心相信是那个样子。”

记者：“即使他原来种过田？”

杨奎松：“那跟种田没有关系，因为他认为可以创造奇迹，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目前看来，的确有迹象显示，毛泽东真地相信中国当时的粮食太多了。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告诉他说，当年全县夏秋两季平均亩产会达到2000斤，全县人均粮食年产量会达到3500多斤。实际上，当时徐水县的粮食亩产只有200多斤。不明真相的毛泽东还颇为得意地问：“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毛泽东建议说：“一天吃5顿也行嘛！”“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

中共中央随即在徐水县进行“共产主义试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几次亲临指导。徐水县取消了商业，把房屋、家畜等个人财产全部“归公”，全部人员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样样全包。

*各地大刮“共产风”*

县委提出“我们要一步登天，达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县委第一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正如当年一句时髦的口号所说，“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堆”。

1958年9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大肆赞扬徐水县人民公社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同一天，人民日报报道说，“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当时有40多个国家的人来参观过，中国国内来参观学习的人更多。一时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响遍中国大地。然而，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当年年底就因资金匮乏而夭折了。

毛泽东1958年8月在徐水县视察时还指示要研究粮食多了以后的用途。他9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执政8年总共增产粮食1600亿斤，而1958年一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他想到，“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他提议说，“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中国科学院马上组织长春、大连、北京和上海的多个研究所进行研究，而且很快找到了将粮食转化为工业原料的方法。不过，还没等到利用这些研究结果转化多余的粮食，中国的大饥荒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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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不过，在大饥荒到来之前，中国农民享受了一段“放开肚皮吃饭”的日子。毛泽东195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说：“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取消。”

各地为了体现共产主义，纷纷取消社员的自留地，收缴社员的口粮和炊具、碗筷，办起公共食堂。毛泽东表扬说，“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视察时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它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

于是，中国人的口号中就有了“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340多万个。

*科技界紧跟大放卫星吹牛皮*

与此同时，科技界也加入了吹牛的行列。1958年7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教授同30多位各省的种田能手座谈。科学家们准备提出的粮食产量目标是小麦亩产1.5万斤，水稻亩产2万斤。但是种田能手宣称的亩产量要高得多。科学家们马上修改指标，提高到小麦亩产3万斤，水稻亩产3万斤。

中科院的科学家随后种了6亩小麦试验田。深翻10尺，每亩下种260斤到400斤，施粪肥40万到60万斤。白天用鼓风机吹，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用灯光照，以增加光合作用。结果，最好的一块地亩产也只有900斤。

1958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开会部署科学工作大跃进。一些研究所所长纷纷表态，要在5到10年之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随后，科技奇迹出现。5月下旬，中科院报告，青年科学家研制的产品有7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1项是首创。

7月1日，中科院宣布了30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包括应用物理研究所研制成功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超过美国同类产品，而且是在20天内突击研制成功的。

不到两个星期以后，中科院又宣布完成1000项科研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北京大学也不甘示弱，声称在半个月内完成了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半个月之后，北大进一步宣布3406项科研成果，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981项。所有项目都是在40天之内完成的。后来的检查发现，这种所谓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绝大多数根本是天方夜谭。

军工科技在“大跃进”期间也想“跃进”。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师生提出要自行设计新型歼击机，赶超美苏当时的先进水平。结果由于技术和工艺不过关，只好草草收场。不仅如此，就连当时中国正在仿制的苏联米格-19歼击机和直升机，3年之中也没有仿制出一架合格产品，原因是为了配合“大跃进”，盲目追求产量翻番，忽视技术和质量。

但是，各个军工厂领导为了报功，不是说“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就是把飞不起来的歼击机交给空军，并且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喜说，“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飞机照样上了天”。

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十分兴奋，中央军委又是发贺电，又是举杯庆祝。贺龙元帅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1960年11月视察这些工厂时才发现事实真相。罗瑞卿怒斥工厂领导人说：“闹了半天你们搞假招子，骗到我们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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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僚体制鼓励虚报谎报*

中国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实际上中共体制的本身还是一种官僚体制，上下的这种关系相当相当严格，很多东西完全是从上到下灌下去的。上边提出一个方针，底下就要千方百计去实行，去照办，而且还要尽可能让上级满意，那么就要干得多。越干得多，越干得好。所以‘宁左勿右’是中共的一个常态。在这种常态下，就直接导致了下面的干部是不敢向上面说困难的。你去讲困难，那么毫无疑问你就不称职。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层层加码，然后把事情搞到极端。在这种情况下，反过来他们向上面汇报的情况，他就不可能汇报问题。通常情况下，如果说中央不提出来要检讨，不提出来要反思，不提出来要复查，底下不会往上面报问题，底下报的东西都是好的。你上面想听到什么，我就给你报什么。所以，实际上在‘大跃进’期间，其实不仅是‘大跃进’，在过去的历次的各种各样的运动，或者说中共的历次政策实施过程当中，都存在着很严重的一个上情下达，但是下情不能上达的问题。就是底下的情况反映不上去。毛、刘他们那些中共的高层人士，他们对下面的情况完全不知道。”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和普通工人、农民头脑发热、口出狂言还可以理解的话，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也比赛吹牛就很难让人原谅了。然而，这又如何怪得了他们呢？1958年8月7日，中科院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认为从现在起以后的7年时间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在毛泽东这种指示的压力之下，科学家们吹牛，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