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圣經找答案

小盐粒儿

絶大多数人發帖都是憑記憶, 基本真確, 但細節可能記不清楚, 吹毛求庛的人就拿着微小的出入做文章, 因小小的差別而妄圖全盤否定。我把那篇文章轉帖之前, 己看过所講真有其事, 但畢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又那記得準確年份?
作者是这样寫的:

到了八四年，以色列強硬鷹派沙朗將軍，
借口追捕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派出數百名以色列士兵，
開進當時在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難民營，
所有士兵拿著美制M16步槍，進營後一言不發，
對著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人亂槍掃射，
一時間難民營內變成人間煉獄，難民營外的聯合國人員，
眼巴巴看著二次大戰以來最殘酷的人間屠殺，毫無辦法。
最後有二千多人被以軍屠殺，當中超過八成是小孩及女人。
沙朗將軍並不是猶太教人，而是不折不扣的基督徒，

當天晚上，洛杉磯時報訪問沙朗將軍，
他說他的責任是保存護聖經內所說的迦南地不被外邦人佔據，
所以他對自己所作所為永不後悔。

小盐粒儿最拿手就是上网找資料, 給他找出年份不符:

1982年，时任国防部长的沙龙策划以军突袭黎巴嫩，企图铲除以该国为大本营的巴勒斯坦游击队。

1983年，由于司法当局调查发现沙龙涉嫌对在贝鲁特发生的屠杀平民事件负有间接责任，他在国内外压力下被迫辞职。

一九八四年他早己下台了? 又怎可以指揮大屠殺? 所以, 正確年份応是一九八二年。

給你指出年份錯了又怎样, 这就可以說沙朗沒有下令大屠殺嗎?

小盐粒儿問: “沙龙是基督徒？”, 作者是这样說, 究竟是不是,我不清楚。就算他不是基督徒, 他的殘暴行為, 也是以圣經作依据的, 做得理真氣壯。而猶太人的圣經,也就是基督教的旧約, 所以, 猶太教徒認為理直氣壯的事, 基督教徒一样認為理直氣壯。
费事傾 发表于 2014-3-1 17:35

您开裸体雕塑店为了要看别人的裸体也是“做得理真氣壯”啦！

费事傾

您开裸体雕塑店为了要看别人的裸体也是“做得理真氣壯”啦！
小盐粒儿 发表于 2014-3-3 10:33

打个比喻, 說有人開裸体彫塑店, 一定要有各色人種做model, 才可以造出各色人種的彫塑, 所以, 天上的神要照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 造各色人種, 就一定要有男神, 女神, 有各色神種。

洋教教竟拿这个比喻, 一而再指我開裸体彫塑店, 洋教徒除了胡搞蠻纒之外, 就沒有話好講了。

Ａ球

:laugh::laugh:

两栖青蛙

In God We Trust, All Others Pay Cash。

费事傾

In God We Trust这句話落伍了。老美早就把它改成In Gold We Trust。

孙参001

In God We Trust。 In Gold We Trust。
:laugh::laugh:gold is good。ilove gold

孙参001

All Others Pay Cash；:laugh::laugh:

孙参001

libery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自由党？

小盐粒儿

打个比喻, 說有人開裸体彫塑店, 一定要有各色人種做model, 才可以造出各色人種的彫塑, 所以, 天上的神要照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 造各色人種, 就一定要有男神, 女神, 有各色神種。

洋教教竟拿这个比喻, 一而再指我開裸体彫塑店, 洋教徒除了胡搞蠻纒之外, 就沒有話好講了。
费事傾 发表于 2014-3-3 19:07

“洋教教”又是个啥比喻？

老是这比喻，那比喻，光说不练假把式，先捏个自己的雕塑给大家看看？

骑马海

打个比喻, 說有人開裸体彫塑店, 一定要有各色人種做model, 才可以造出各色人種的彫塑, 所以, 天上的神要照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 造各色人種, 就一定要有男神, 女神, 有各色神種。

洋教教竟拿这个比喻, 一而再指我開裸体彫塑店, 洋教徒除了胡搞蠻纒之外, 就沒有話好講了。
费事傾 发表于 2014-3-3 19:07

不要争论了！免伤和气。我猜还是西游记最合理，上帝向孙悟空学了七十二变法，於是这分钟变男，造了亜当，下分钟变女，造了夏娃，另分钟变红番，造了红亜当、红夏娃，又一分钟变马来人，造了棕亜当，棕夏娃，再变个黑人，造个黑炭头亜当和黑珍珠夏娃，最后变了个炎黄子孙，造出了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龙的传人！哈哈！这就解决了你们的争拗啦！

孙大圣看的满意极了，於是帮忙吹一口气，把这些各色人种，吹到东胜瀛洲，南瞻部洲，北苇芦洲，西罗巴洲，中圣神洲去，开枝散叶，完成造人大计，皆大欢喜！哈哈…

费事傾

跟無聊的洋教徒歪纒, 实屬無謂, 不如看清楚洋教士的面孔吧:

转载 八国联军的先遣队——基督教传教士

来自: 坚决投诉组长 2012-05-27 22:19:51
稍有历史知识的朋友们绝对不会不知道八国联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作为八国联军先遣队的基督教传教士和基督徒却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人，以宣传教义的美名，行潜伏、刺探之实。为了还原历史真实，这里向朋友们介绍一些原始资料，以供参考。

　　鼓动鸦片战争的传教士——裨治文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一1861），1829年9月自神学院毕业，成为美国基督教美部会（后称公理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 美国传教士，奉命到中国向“那众多的人民”传播“福音”，并及时报告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状况。

　　裨治文于1830年2月15日到达广州。当时，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只有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一人。早在裨治文离开美国前，上级就要求他凡事 向马礼逊请教。裨治文到广州后，立即拜马礼逊为师学习汉语，并执行相应的指令。

　　1832年5月起，根据马礼逊的要求，裨治文开始主编一份英文的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一般译作《中国丛报》，又译作《中 国文库》，办刊的钞票由广州的美商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提供。（1833年来华的美国教士卫三畏也加入其中）

　　自此至1851年12月约10年间，《中国丛报》共出版20卷（每月1期，每年1卷），刊载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调查资料，乃至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官方的活动。

　　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年间，《中国丛报》使出吃奶的力气，研究、论证了中国军事力量不堪一击，积极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如不（对中国）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这些耶稣的弟子们公开宣称：“我们是主张采用有力的果断措施的鼓吹者”。

　　这，就是这位传教士的真实面目。

　　传教士的祖师爷——马礼逊

　　鸦片战争前后，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是靠英国东印度公司吃饭的。千里迢迢来中国的原因，用他们自己的话：“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07年1月8日被授为牧师，1月31日搭乘美国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的三叉号鸦片走私船，当年（嘉庆十二年）9月7日到达广州。

　　马礼逊到达中国后，因努力学习汉语，1809年，当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汉文翻译，年俸500英镑（高薪啊，当时在英国，年薪200英镑已是非常了不得），同时传教。由于清朝禁绝传播洋教，他便以马六甲为据点，翻译出版《新约全书》、《新旧约全书》等书，成为将基 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他还编辑《华英字典》，出版汉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7月，英国派特使阿美士德来中国，到北京觐见皇帝，马礼逊任汉文翻译随行同到北京，被东印度公司的经理称为“此行的主要人物”。1833年（道光十三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成立，第二年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英国国王特任命马礼逊为律劳卑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年俸一千三百英镑，可以穿上副领事的制服，缀上皇家的领扣”。为律劳卑忙前跑后，“马礼逊做了许多翻译的工作”，因积劳成疾，于8月1日死于广州。

　　马礼逊任东印度公司的中文译员长达25年，多次建议英国政府在中国自设法庭；在参加英国对华外交谈判中，把宗教、经济、政治与文化教育打包在一起，积极推动宗教为侵略服务的方针。作为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祖师爷，马礼逊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美国传教士——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1834年6月1日在纽约长老会教堂被任命为传教医生，10月受派广州，成为基督教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医生。

　　1838年2月21日，在大毒枭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中华医药传教会”在广州成立，东印度公司哥利支医生任会长，伯驾任副会长。洋和尚也坦白道，他们办医院，目的有二：一是将医学科学“移植于中国可能产生有益的效果”二是“将可以从这个方法搜集情报，这将对传教士和商人都有极高的价值”。

　　伯驾积极地、公开地鼓吹侵略中国。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期间的1841年1月，伯驾急不可耐地专门回到美国拜访时任美国总统凡?勃俊和国务卿福西瑟，提出“立即派遣全权公使迳驻道光的宫廷”。随后，又拜访新任总统约翰.泰勒和国务卿韦伯斯特，并策动曾任美国总统的亚达姆斯

作为美国的专使来华。

　　当年11月伯驾从美国返抵广州后，发现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更是催促美国政府赶紧来中国趁火打劫。由于伯驾等人的鼓动，1843年夏天，美国派顾盛为专使来华。在1844年7月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时，伯驾既当顾盛的译员，又是顾盛的谋士，成为顾盛的左膀右臂。

　　因功劳卓著，1845年至1855年，伯驾任美国驻华使馆头等参赞，并三次代理公使职务。1855—1857年，他正式出任美国驻华公使。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又主张美国出兵侵占台湾岛。

　　1857年8月伯驾卸任回国，1879年后在美国任《中国医务传教会》会长。

　　鸦片战争的祸首——马儒翰

　　马儒翰（JohnRobert Morrison，1814-1843），马礼逊的长子，1814年生于澳门。1830年（道光十年）十六岁时就在广州为英国商人作翻译。1832年编成《英华行名录》，1833年著《中国商务指南》，创办《福音传道师》杂志。

　　1834年，马礼逊死后，他子承父业，继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因为缺德的冒烟，被林则徐看做“最坏的人”。

　　他热心传教事务，但最关心的是英国的国家利益，使出吃奶的力气参加英国侵华活动。

　　1840年（道光二十年）7月，他与义律乘英国舰艇到达天津大沽口，与琦善谈判；1841年1月，参与迫订《穿鼻草约》的谈判。

　　在以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攻打中国过程中，他自始至终为璞鼎查出谋划策，这位传教士的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

　　在英军进入长江口后，他知道长江沿岸清军防御空虚，积极鼓动深入作战；

　　到了京口，他以种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强索白银60万两；

　　到了南京，他威胁英军将要入城就食，索取“军饷”300万两；

　　在南京条约谈判签署过程中，他“来往传说”，以污秽傲慢言语威逼恫吓清廷，(费事傾按: 跟51的洋教徒何其相似)为英军捞取利益；

　　条约签订后，他同璞鼎查到定海、厦门等地，所到之处，大做文章，进行经济、军事和政治敲诈讹诈。

　　1842年，他获得了回报：被任命为香港立法行政委员会委员兼香港殖民政府秘书。不过，老天有眼，1843年，这恶棍便因疟疾死于香港，终年29岁。

　　对此，璞鼎查伤心不已，说这是“国家的一大灾难”。

　　侵华恶棍、鸦片贩子、德国传教士——郭实腊

　　郭实腊（Gtzlaff，Karl Friedrich August，1803～1851），又名郭士腊、郭士立，德国基督教传教士。此人智商很高，精通多种语言，包括中国多种方言，但是道德极差，典型的缺德。

　　他利用自己精通汉语、信息准确的优势，积极参与贩卖鸦片，为鸦片贩子们提供各种有偿服务。有个鸦片贩子说：“我为郭士立的三天时间付了1000美元”。以至于大鸦片贩子威廉?查顿专门要求手下与他合作：“你将很高兴就与改变自己的有关的所有问题与郭士立博士商量，他在语言及中国人的特点方面的广博知识，对你制订及实施计划很有益处。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要很好地意识到合作双方的热情”。

　　1831年，他到澳门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曾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口岸，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并在“阿美士德”间谍船上活动，同时散发宗教书刊。因撰写《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内容涉及从广东沿海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宣称“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架置妥帖的大炮更能激起他们对我们的尊敬，它无声的语言对我们更有用，胜过德摩斯梯尼最出色的辩论。”引起西方侵略者的关注和欣赏。

　　为了实现侵略中国的目的，1832年，他与胡夏米一行78人乘坐“阿美士德”号船从澳门出发，沿途经过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威海卫等地，复折往朝鲜、琉球，而后回到澳门。他们一面掌握各地的现实情况，一面测量沿途的河道、河湾、绘制航海地图等，为英军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情报。

　　1835年，他担任英国对华商务监督的汉语秘书职务。1839年9月5日，他直接参与挑起九龙之战。

　　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以翻译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全过程。英军进攻定海，他利用以前在沿海水域和港口城市的经验，参加侦察探险队，搜集清军布置、军事设施等情报。他加入了第一批登陆部队，随身带来了安民告示，被任命为定海知县，向中国人民发号施令。他继续跟随英军，

在英军占领的宁波等地做民政官。

　　1842年，他参加了《南京条约》的最后谈判和多次谈判会议。

　　战争结束后，他又做了8年香港驻华商务总督的秘书，直至1851年病死于香港。

小盐粒儿

回复 401# 费事傾

口口声声说大陆对中文如何如何，现在还不是用简体字的故事来忽悠人，您这叫窝头翻个儿，现眼！

请看看这些资料（将分几帖分别介绍这几位宣教士的事迹）

裨治文：美國第一位赴華宣教士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於1801年四月二十二日，生在麻薩諸塞州貝勒塞屯（Belchertown）的一個務農家庭。得敬虔的母親培育，十一歲的時候，在一次復興聚會中，裨治文受聖靈感動，有清楚重生悔改得救的經歷，參加公理會。他勤勞負責，要幫助父親幹活，耽誤了學校教育；致力自修向學讀書；到二十二歲，才得進入安賀斯特大學（Amherst College）。1826年畢業，到當時以差遣國外宣教士知名的安道華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在校的時候，裨治文對國外宣教的呼召，越來越清楚。

　　神學畢業後，受美國國外宣教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差遣，於1829年十月十四日，自紐約登船遠航，遶過南美洲的崎角，到中國宣教。經過長而辛苦的海上航行，於1830年二月十九日抵達廣州。二月二十五日，他遵照差會的指示介紹，去見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開始跟那位先進的蘇格蘭宣教士學習中文。馬禮遜比裨治文大十八歲，於1807年首先來華，是英國倫敦會的第一位宣教士。那時，因為清政府思想閉塞，對洋人疑忌，不能公開以傳教士身分工作，在東印度公司任職；像馬禮遜一樣，裨治文得寄名美商同孚洋行，也居留在洋行貿易特區內，有時並旅行往返澳門，新加坡等地。

　　以後，他在華工作三十年，有十七年以廣州及附近的澳門為基地，後十三年則在上海，也在上海離世。

　　裨治文是一位有遠見的宣教士，滿有奉獻的精神，事奉的熱誠。他知道宣教語文的需要，超過懂幾句話，在市場上簡單交談就可應付。他認為學習中文，應該包括文化，宗教在內，注意“將人的思想奪回，使它都順服基督”（哥林多後書10:4,5）。

　　1832年，英文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月刊）創刊，介紹有關中國的知識。由裨治文和馬禮遜共同創辦，裨治文主編。這不僅可見裨治文的熱心，也是他中文的精進，獲得相當普遍的認同和尊重。據裨治文自己說，這也是學以致用的方法。他見及洋人對中國一知半解，有時搞出可怕的笑話，覺得需要溝通東西的知識，才可以互相了解，藉以交通。撰稿者有宣教士，學者，外交官，馬禮遜，及少數中國人。叢報報導中國語言，文化，歷史，藝術，典制，風俗，宗教，迷信；中有德國宣教士郭實臘讀紅樓夢的文章，是西人對紅道有興趣的第一人；並刊載“中國女皇帝武則天”一文，可能是為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加冕的那年，表明中國已有先例；叢報並屢次刊文，指出纏足，及鴉片的禍害；纏足後來成為外國女宣教士努力的目標，到二十世紀初收穫美好的效果；反鴉片的文章，則前後刊載四十八篇，其中有十五篇為裨治文自己所寫，在美國激起反鴉片的浪潮，為中國仗義執言。裨治文的注重文字和教育，是非凡的遠見，可能是收到啟蒙運動的影響，也許與他後千禧年信仰有關。

　　1833年，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繼受美國宣教會差遣來華，因那年輕人無適當學歷，預備來華作宣教印刷工人；裨治文見他可以培育，盡力提拔，使他由助理漸漸接替叢報編務。1853年，衛三畏隨美國海軍伯力將軍（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去日本，結果，雖然打破了日本的鎖國政策，卻使叢報編輯乏人，因而停刊。衛三畏並且放棄傳教，專任美國駐華公使祕書和譯員，後來成為耶魯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

　　裨治文更多作譯寫，他把中國的孝經譯為英文。更感覺中國人並非智慧低，而是長久的蔽塞，造成對外面世界缺乏了解。裨治文用中文編寫了美國志略（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不僅是一本地理書，更介紹美國的歷史，制度，其用意在藉以顯明美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

　　1838年，湖廣總督林則徐奉欽命查禁鴉片。他是清廷少數有見識的官員之一，亟欲了解西學，讀過裨治文的中文作品，深知鴉片的禍害，並想要得到一本世界地圖，以了解外洋的情況。所以林欽差大人樂於折節同裨治文結交。

　　1839年六月三日，林則徐下令將查獲英商的鴉片，在虎門焚燒，裨治文是應邀見證的目擊者之一；外商銜恨散播濫言，說是鴉片僅消毀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走後門流入市場；裨治文則在美國報刊撰文，詳細敘述事件經過，對執行的認真大加讚賞。不過，他無以阻止以後事件的演變，更遠不能改正英國見利忘義的行為。最不名譽的鴉片戰爭終於打了起來。

　　1841年，裨治文獲紐約大學贈予神學博士榮譽學位。

　　中英鴉片戰爭的結果，是中國戰敗。1842年，與英訂立南京條約，賠款之外，割讓香港，開“五口通商”：以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等五通商口岸，洋人得以居住，貿易，並建立教堂，醫院。這是十九世紀不平等條約浪潮的先鋒。

　　那時，他曾協助美國公使顧聖（Caleb Cushing），翻譯與中國政府訂立的“望廈條約”，規定禁止鴉片貿易，最惠國待遇等，近於平等條約。其中不難跡尋所受裨治文的影響。

　　1847年，上海漸成為洋人聚居貿易的中心，裨治文也移居上海。次年，即創立上海文學與科學會，學人每月集會，並印行學報；不到一年，即改名為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由裨治文任會長，可見他的學術成就多麼受尊重。

　　裨治文任一個小教會的牧師，並教導一個有名的聖經班。

　　他的妻子伊麗莎（Eliza J. Gillett Bridgman），於1850年，在上海創立裨文女塾，是中國第一所女校，開中國女子受學校教育的先河。

　　1852年，裨治文夫婦回美，只逗留四個月，那是他在華工作三十年來，僅有的一次休假。

　　裨治文把一生傾注在中國，在漢學上的有卓越成就，動因是因為他摯愛中國人，而願了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為了中國人今生和永世的利益而盡心盡力，遠非其他膚淺應付的人可及。因此，他以熱誠奉獻的精神，具特殊語文天才，和透徹的分析能力，治學嚴謹，博大精深，才可以作出偉大的貢獻，為所有洋人器重。他不僅是第一位美國宣教士，也是第一位美國漢學家，可能也是西方近代第一位漢學家。

　　1861年九月，裨治文染痢疾。十月的皇家亞洲學會，他不能出席。至十一月，終於不治，在上海逝世。他把福音的光帶到中國，也以真理和科學的智慧，啟迪中國社會。

　　1864年，裨治文夫人在北京創立貝滿女校，紀念她的丈夫。

　　這雙美國第一宣教士夫婦，他們的生命，正如其名，注重“治文”，也成為溝通中西文化的“造橋人”（Bridge-Man）。

轉載自翼報 http://www.ebaomonthly.com/ebao/readebao.php?a=20070116”

费事傾

教會怎會自揭醜史? 第三者講述才可信。

刘汉在四川是個大善人, 如果他沒有被捕, 會自爆醜史嗎?

两栖青蛙

回复 402# 小盐粒儿

小盐最拿手在网转载一些对教内有利的资料，对不利传教者眼不见为干净，掩耳盗铃自欺骗人。‘以理服人’对小盐来说相信有一定难度。理据以第一手资料准确性最高，例如老费指出裨治文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20年间详细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政经、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笫一手文献价值（笼统来说，《丛报》每年卷或跨年卷每卷12期，实际上第9卷只有8期，20卷共236期而不是240期，文献参考列为‘期刊’）。

刊物原本已经很难一见，全文翻译只有日本一家出版社丸善株式會社（Maruzen Co., Ltd）于1941年出版的影印本，但只有前15卷。中文只有选译文集及提要，如广东省省文史研究所的《鸦片战争史料选译》( 中华书局, 1983年)。

现选录译文片断供小盐开开其天眼：-

*    1834年 12月號：“我們認為任何對中國有所了解的人。。。都將會同意他們的主要立場，那就是，最好的辦法是采取果斷措施。”；“中國這種態度。。。如果各國不能說服她，就強迫她走上一條與各國的權利和義務更為一致的路線上來。”

*    1835 年1 月號《中國叢報》竟然鼓吹戰爭：“當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護和維護一個國家的國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時，這樣一種手段永遠不會受到譴責。”；“根據中華帝國目前的態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沒有一個政府可與之保持體面交往。”

*    1836 年2 月號：題為《與中國訂約一個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提到：“最近在沿海偵察証明，天朝的聯合艦隊無能驅趕一艘只配備數名歐籍武裝人員的商船。。。可以斷言，英國兵只要一個團就可以擊退他們几個省的軍隊。”；“倘若我們希望同中國締結一項條約，就必須在刺刀下命令它這樣做，用大炮的口來增強辯論。”

1836 年8 月號發表了一篇中國軍事實力的情報調查，認為從軍事角度看，中國實不堪一擊。1840年 2 、3 月間，英國決定發動戰爭的時候，裨治文在《中國叢報》上宣稱：“時間已到，中國必須屈服或挫敗。”《中國叢報》就是這樣被稱為“關于中國情報的礦藏”和駐華外商及傳教士的喉舌。它通過制造輿論，鼓吹戰爭，提供情報，影響英國政府的對華政策。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告終，傳教士們對于第二次鴉片戰爭也傾注了大量的熱忱并積極參與。

傳教士衛三畏1857年1月的一封信中說，“如果西方最強大的四國能夠真誠合作，毫無猜忌，共同強迫中國政府建立更多的外交關系，這是它最好的安全保障。。。我巴不得福音能夠在不破壞中國政體和不瓜分中國的領土的情況下傳給中國人。但是，這也許不是中國人獲得改造的道路。[按: 假仁假义一如在51传教那几位]

傳教士對西方列強殖民侵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如美國駐華全權公使列維廉所說：“但若采取一種實際的觀點來看問題，我不能不說傳教士所作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有關的傳教活動，對于我們國家的利益是很必要的。若是沒有他們充當翻譯，一切公務就無法進行，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我在這兒履行職責時就無法前進一步。也無法閱讀繕寫和了解一切公函和條文。有了他們就沒有遭到任何困難與不便。[按: 有了传教的'帮忙'，真个事事如意。在这里传教的，利用他们的主内肢体不断洗板刷页，天天推高点击率。]

这些记录了当时在华的传教士的一个信条：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爭，要使鴉片战爭成為将耶穌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黑纸白字，无法
遮掩的。

小盐粒儿

回复 404# 两栖青蛙
您果然继承了家庭传统，甘愿为腐朽的满清朝廷效犬马之劳，甘当奴才。难道没有鸦片战争，清朝就不会垮台？当年裨治文说过的话：“其政府的排外精神，其官员的欺诈和背信弃义的行径，与所有的正义和理性原则是不相符的。”直到今天，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反腐倡廉，就是由历史的前车之鉴。


您下回贴图，最好找原版的，拿个广西某某大学出版社的翻版能说明什么问题？

在华西人报刊与鸦片战争

【作者简介】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和中国基督教史

1827年11月8日，以英国散商商行查顿·马地臣行(Jardine, Matheson & Co.)为背景的《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在广州发行。到1830年代，依托在华西人群体，又相继有《中国信使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1831)、《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1835)等在广州创刊发行。此外，还有一些短期发行的西人连续出版物也出现在广州口岸。在1839年春中英关系破裂后，除在1833年停刊的《中国信使报》外，上述报刊迁往澳门继续发行。这些英文报刊成为来华西人群体的舆论喉舌，与印度、南洋等地的西人报刊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声势的舆论空间，代表着西方势力在东方世界的声音，影响广泛，及于欧美各国及其在东方的势力范围。1830年代，这些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对华关系的文章，在鸦片危机前就已逐渐制造出对华军事威慑乃至发动对华战争的舆论。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另有专文论述。本文将考察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开始至《南京条约》签订期间，以上报刊关于中西关系的舆论，以及其中反映出来的各种利益集团与中英战争、中英谈判之关系。
    一、对中英冲突和对华战争的鼓动
    《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等报刊背后最大的利益群体是在华英国商人集团。1839年的禁烟运动，引起他们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其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对鸦片危机的反应　林则徐缴烟之际，在华英商报纸一面用最激烈的语言诅咒林及中国政府，一面把该事件当做“永久解决”对华关系问题的机会。3月12日林则徐发出缴烟令后不久，《广州纪事报》就以威胁性的口吻说：“让中国政府行动吧——让他们迈出第一步”。当天该报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也说，“危机正在临近，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问题，即作为他们未来商业行为之基础的条件，必须要解决”。①在林则徐严令之下，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主持上缴了两万余箱鸦片。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将这些鸦片销毁。声称遭到“重大损失”的英商，更起劲地敦促英政府立即行动。
    1839年5月23日，以著名鸦片贩子颠地(Lancelot Dent)、林赛(H. H. Lindsay)领衔的数十名英商和巴斯商人上书英国外相巴麦尊(Palmerston)，就林则徐停止贸易、包围商馆、强令缴烟、迫签甘结等“侵略行为”，向巴麦尊提出“控诉”。他们在函件中重点就其从事鸦片贸易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他们表示承认“中国政府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利禁止鸦片贸易”，但认为相关法令“从未被中华帝国的官员当做规章来执行”，这些官员热衷于收受贿赂，充当违背禁令的“共谋”，故鸦片商人“有充分理由质疑中国政府制止鸦片输入的诚意”；在此情况下，突然让他们无条件地缴出库存的并不属于他们个人的鸦片，这是“外国人难以遵从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官员也不应以死刑相威胁。颠地等要求英国政府尽早承认对被没收鸦片的赔偿，并以此为契机，将鸦片问题的解决与对华关系结合起来处理，“以免将来再次出现类似的、或更为严重的暴行”。他们宣称，“对华关系的重大改变是绝对必须的；在一个我们的人身和财产由变化莫测的腐败政府任意摆布的国家里，英国(对华)贸易是无法安全进行的，更无法走向繁荣”，因此，必须获得“安全与永久的基础”。②9月，颠地等人再次上书巴麦尊，就5月上书后英人在澳门所受到的中国当局的“压迫”，陈诉10条“冤屈”，催促英国政府加快对华军事入侵的步伐。③在此期间，英国政府还收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此类上书，包括巴斯鸦片贩子、印度孟买的英商商会、英国各大城市的商会、伦敦的“印度与中国协会”等商人机构的上书等。至于英商报纸对林则徐的禁烟和抵抗政策的抨击，有关对华战争的叫嚣，真可谓连篇累牍。④这些言论都在英商报纸上全文刊登，形成了渴望战争的舆论氛围。这几份报纸不仅对中国的事态进行密集报道，而且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英国国内。英国政府决定发动对华战争的重要消息，很快在这些报纸上刊登出来。1840年春，英国议会就对华战争进行辩论，执政的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展开了颇为激烈的较量。从事鸦片贸易的来华英商给予力主发动战争的巴麦尊及辉格党以狂热的支持。他们所办的报纸则设法将在万里之外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的文献尽早刊登。离开广州后又被驱逐出澳门的英国商人们大多没有离开，他们在等待英国政府的战争决定以及他们已经料定的胜利。“天朝必须屈服，或者崩溃”⑤，《广州周报》的这句断言，代表了来华英商对中英关系未来的基本看法。
    1839年春天的鸦片危机之后，在广州的外国人相继于5月，或是不久之后，撤离广州商馆区。几家英文报刊也随之迁到澳门，在短暂中断后继续发行。是年9月，林则徐将以义律为首的英国人驱逐出澳门，但这几家英文报刊在鸦片战争期间，却继续留在澳门，基本上按时出版发行，继续就英商的鸦片利益和对华战争问题制造舆论。
    2.关于鸦片赔偿问题　这些报刊在鸦片危机后关心的一件大事，就是英美鸦片贩子因上缴鸦片而遭受的“损失”如何弥补。它们刊登了大量的报道、评论以及形形色色的鸦片贩子申诉书，营造索取鸦片烟价的舆论氛围。1839年5月23日颠地、林赛等上书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求英国政府为他们取得鸦片赔偿。在此期间，印度的一些英人报纸对中国局势发表评论，批评义律在鸦片危机爆发时所采取的缴烟措施，并认为英国政府不应对被收缴的鸦片作出赔偿。《广州周报》为此发表评论，对印度报纸的观点进行了责难和攻击，并为义律的行为和英国在华鸦片商的利益作了长篇辩护。⑥1840年3月，英国政府拒绝赔偿义律收缴的鸦片，《广州纪事报》的评论显得极为恼火。据该报的消息，“财政部的大人们拒绝兑付义律上校签发的票据，这在伦敦引起了普遍的惊讶；而政府不必要地主动提出的‘陛下政府不反对议会对赔付鸦片问题进行一项表决’的消息，在中国和印度所引起的惊奇和失望并不比前者更小”，因为议会支持赔偿的可能性很小。该报文章写道，据说当时的英国首相墨尔本(William Lamb Melbourne)对有关鸦片赔偿的要求“发笑”。果真如此的话，“他就是在笑自己亲手做的事情”，因为命令缴烟的义律就是墨尔本的辉格党政府任命的；而且，义律从1838年底起，多次严重警告英国政府鸦片危机即将到来，但“英国和印度政府不仅对此保持沉默，而且他们还敦促将鸦片产量扩到极致。那么，英国和印度政府不就是公开而非默默地鼓励鸦片贸易了吗”？既然如此，它就应该负责为它的驻华商务监督收缴的鸦片进行赔偿，或是为鸦片贩子取得补偿。⑦
    甚至在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义律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全权公使后，对因英国政府拒绝赔偿鸦片价值而对义律在缴烟问题上所作所为的批评，仍然是英人报刊的主题之一。仍将赔偿问题保留在读者的视野之内，显示了鸦片利益集团对其切身利益的关注程度。以《广州纪事报》为例，1840年7月7日，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一篇关于义律与缴烟问题的文章。同时，还发表了一篇整整3版的英国著名鸦片贸易辩护者塞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的题为《鸦片问题》的评介文章。⑧14日，该报又将一些相关文献集中发表。9月8、15日，有关鸦片赔偿问题的英国议会听证记录，出现在《广州纪事报》上。9月22、29日，该报又发表对义律于1839年11月28日就收缴鸦片问题写给巴麦尊信的评论，主要讨论的依然是义律对权力的逾越和英国政府的责任。在1840年6月29日的议会辩论中，外相巴麦尊再次表示，英国政府不能承担赔偿烟价之责。该报在10月13日再次刊登长篇评论，对英国政府进行指责。指出，“自1800年以来，由于她在中国和印度商人的劳作和资本，大英帝国通过鸦片所得到的纯利润至少有4700万英镑，而且应当记住，这个数目是由那些消费者支付的”；“如果没有鸦片商的帮助，或者说没有鸦片贸易的利润，英国臣民就要纳税以弥补这一数目，那样的话，印度的实际状况将会怎样？”“现在考虑这些情况，大臣们拒绝赔付鸦片烟价是极为不义的”。⑨《广州周报》同样就英国政府拒赔英商所缴鸦片发表了大量言论，表示强烈不满。有一篇文章从中、英两国政策和英国法律的角度，论证英人贩烟的合法性。作者引经据典，断章取义地引用瑞士法学家滑达尔(M. de Vattel)《国际法》的片段，来为英国鸦片商的行为辩护。他认为英国政府职责有二：“第一，政府有责任保护所有从事合法事业的臣民；第二，政府有责任为其臣民因受不义的错待而遭到的弊害取得赔偿”⑩。该报还发表了多篇类似的评论文章，观点亦与《广州纪事报》的文章相同。
    除登载大量类似言论外，英人报纸还刊登一些印度和英国国内的相关文献，引为奥援。7月23日，《广州纪事报》登载了孟买英国商人给英国枢密院的请愿书，以及孟买商会给英国各地的中国与东印度协会的公开信，呼吁英国政府赔偿在华商人上缴给义律的鸦片，并采取措施“保护”对华贸易。同日，该报还刊登一封孟加拉商人写给当地报纸的来信，对义律收缴鸦片之事作出评论，鼓吹向中国政府索偿。(11)9月，再次刊登这位商人于5月29日写给Bengal Hurkaru的长信，反复说明英国政府有为上缴鸦片提供赔偿的责任。(12)9月28日，《广州周报》登载了孟买10名巴斯商人在6月10日致英印总督奥克兰(Lord Auckland)的信，要求英国政府为他们赔偿因缴烟而造成的损失。(13)10月1日，《广州纪事报》刊登了加尔各答英国商人在7月12日写给英国政府的内容相似的申诉书，以及几封读者来信。1840年1月18日，《广州周报》发表占两个整版多的署名“一位长期中国居民”致英国银行家、英格兰银行总监帕尔默(John Horsley Palmer)的信，就鸦片贸易进行了系统的辩护。(14)4月18日，该报又转载《加尔各答信使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反驳美国商人查尔斯·经(Charles King)在一本小册子中，有关“中国政府监禁英国商人是完全正当的，而英国鸦片商向英国政府索取赔偿是不存在合适理由的”的言论。(15)4月21日，《广州纪事报》全文发表了孟买商会主席斯金纳的一封公开信，其中也谈到鸦片赔偿问题。同时还有一封匿名的《致所有团体》的很长的公开信，就对华贸易以及鸦片问题进行全面讨论，其中有相当篇幅涉及鸦片赔偿。(16)这两份长篇文献的主旨相同。虽然该报的编者并非同意其中所有的观点和建议，但对他们主张的对华强硬的调门和为上缴的鸦片索取赔偿的呼吁，显然是很满意的。7月18日、8月4日，《广州周报》都登载了英国议会的讨论情况。11月3日和10日，《广州纪事报》以一整版有余的篇幅，转载原刊于爱丁堡《黑木杂志》(Blackwood Magazine)的一篇题为《鸦片与中国问题》的长文。11月3日、17日和24日，12月1日、8日，该报还将英国议会举行的关于鸦片赔偿问题的听证纪录，以及议会辩论的纪录择要发表。此后直至《南京条约》解决鸦片赔偿问题之时，英国国内及印度的鸦片利益集团的相关文献，都经常出现在澳门(后迁往香港)的英文报刊之上，形成鼓吹赔偿鸦片价值和对华采取行动的舆论。
    1842年3月17日，在决心向中国索取烟价的背景下，英国议会就鸦片问题召开会议。曾在广州贩卖鸦片的林赛首先提出，在1841年5月义律向广东当局逼取的“赎城费”数目内向英国商人赔偿烟价。此议为众多议员所赞成。原本坚持反对由英国政府赔偿烟价的外相巴麦尊也改口说，政府应该“接受这种请求”。(17)《广州纪事报》为此刊发号外，对英国国内报章有关这次议会辩论情况的报道加以摘载。稍后，该报又报道说，巴麦尊说过：“对华军事远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英国商人向中国政府官员上缴财产而遭受的损失取得赔偿”(18)。鸦片商人透过他们的喉舌，开始看到了赔偿的希望。
    3.关于对华战争的言论　林则徐在1839年3月包围商馆而迫使鸦片贩子屈服，在广州英文媒体中引起一片喧嚣，纷纷指责林则徐“不守信用”、“粗暴”，使外国人遭受“屈辱”，采取“敌视所有的外国人”的“不义”政策，等等。在英国“远征军”抵达中国海岸前，两份英商报纸刊登了大量敌视中国的言论。《中国丛报》作为美国传教士所办刊物，虽然没有公开鼓吹武力，但对林则徐的措施也有诸多微词。裨治文(E. C. Bridgman)等传教士从原来的反鸦片、反战的立场，逐渐滑向支持“惩罚”中国的立场。(19)裨治文在1840年1月为《中国丛报》所写的评论中说，鸦片的确在摧毁中国人的健康和道德，而中国人也试图终结这种邪恶的事物，“但是现在，这个目的可以达到吗？谁将制止这种贸易？迄今为止为此进行的努力不仅没有效果，而且几乎摧毁了所有外国与这个国家的贸易，而且造成了将这个国家卷入战争的灾难的威胁”(20)。他的矛头无疑也是指向中国。
    英人退出广州到英国“远征军”抵达中国1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些媒体密切关注时局演变的同时，继续就中英关系问题发表越来越激烈的议论，抨击林则徐对英人的政策。其中，《广州纪事报》将对华敌意表露得最为明显。1839年5月，该报将英国鸦片贩子戈登(G. J. Gordon)写于1835年的《致大不列颠人民的信》重新摘要刊登，重点突出其“远征中国的12条目标”(21)。《广州周报》6月1日转载了《泰晤士报》上署名“一个番鬼”的来信，信中对1838年马他仑(Frederick Maitland)率领英国战船来华“没有让中国人害怕”感到遗憾，认为新一轮冲突必将使贸易停顿，从而使商人和英国政府、印度政府都受到损失。(22)《广州周报》编者莫勒(Edmund Moller)声称，他既非英国人，亦非美国人，“将努力保持不偏不倚，在此讨论中，不受派别和民族感情或偏见之影响”；“我们既不是英国人的报纸，也不是美国人的报纸，我们所要捍卫的是所有来华外国人的利益，我们急于忠实地履行这一职责”(23)。但实际上该报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说话。它在随后的评论中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归咎于中国司法制度的缺陷、地方政府执法的失败以及中国鸦片贩子的走私行为，最后，归咎于中国政府的腐败。(24)这些话虽然没有错，但作者的目的显然是为英美鸦片贩子的罪孽开脱。1839年8月10日，该报又转载《印度之友报》的一篇文章，开头就说，“走入了危机的英中关系需要英国内阁动用其所有的智慧和胆量，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被置于一个安全和平等的基础之上，还是听任一个狂暴的野蛮政府的摆布，取决于现在它要作出的决定”。并声称中国有权“根绝一种不道德的走私，将国家从一种巨大的邪恶中拯救出来”，但所采用的手段令英国不能容忍。(25)
    1839年10月，《广州纪事报》发表文章，策划如何进攻虎门、台湾、厦门等地，并讨论如何用中国的“纹银、丝绸和茶叶”来赔偿英国人的“所有损失”。(26)而《广州周报》的一篇占将近两整版的文章，详细讨论英国对华“远征”的战略问题，就从印度经过陆路进攻、从海上进攻、封锁中国港口和占领中国沿海岛屿等几种方式进行考察，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占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等省的河流出海口附近的岛屿，称这样能在给中国人以教训的同时，还能在将来“维持友好的关系”，以有利于开展贸易。(27)12月14日，该报又发表同一作者的另一封长信，继续讨论对华关系问题。他在阐述自己的占领岛屿战略的同时，又强调英人所遭受的“伤害”必须得到“昭雪”，至少要实现5点要求：中国皇帝放弃对英国君主的优越姿态；钦差大臣(林则徐)公开对义律和英国商人，就“暴力的和不义的”围困广州商馆事件道歉；林则徐和邓廷桢还要为将英人逐出澳门道歉；就近期在九龙附近攻击英国船只作出说明；中国政府须满足所有英国人提出的赔偿要求。(28)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义律在撤离广州商馆后，采取了一系列挑衅性的措施使中英关系陷入持续恶化的状态，但这些报纸却一直对他加以指责。在多数场合下，它们批评的调门是，义律的对华态度还不够强硬。甚至在义律与英军司令懿律率军北上后，澳门的报纸还在对义律几乎每一个行动进行指责，并且揪住他在1839年之前的历次行动不放。这不仅因为英商群体与这位商务监督之间有着由来已久的宿怨，而且因为义律收缴鸦片后，却无法使英国政府同意对这些鸦片立即作出赔偿。(29)此外，媒体表现出来对义律的怨愤，还因为义律自1839年9月开始，在没有得到英国政府指示的情况下，实行的对广州和珠江口的封锁和禁运措施，使英国商人无法交易，从而使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当时，有些英国商船跟随“远征军”到中国沿海地区贸易，但大部分英国商船还停留在珠江口附近的水域。1840年12月1日，有人在《广州纪事报》上刊登了义律的“非法行动清单”9条，其中6条涉及禁运和阻止贸易，其余3条则是义律和英商之间关于司法等问题的争端。(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