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 远 舰

指路明灯

等待回国的“定远”舰

访问日本时停泊在长崎港的“定远”舰

停泊在岸旁的“定远”舰

军官：

“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字子香，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福州）北洋水师右翼总兵，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并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在英国实习其间担任英国地中海舰队旗舰副舰长，回国后参与制定了《北洋水师章程》，在黄海大战中指挥舰队英勇杀敌，在威海卫即将失守、“定远”舰被重创失去战斗力时，毅然决定把自己监造并一直指挥的“定远”舰自爆，当日夜间一代海军名将追随自己的爱舰为国成仁。

“定远”舰副管驾李鼎新，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留英学生，民国时任海军总长。

“定远”舰副管驾泰莱（Taylor），英国人，从海关借调。

“定远”舰帮带大副江仁辉，船生出身。

“定远”舰驾驶大副朱声岗，福州船政学堂毕业，清末重建海军时任“楚有”舰管带。

“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广东香山人，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

“定远”舰枪炮大副宋文翙，广东香山人，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甲午战前调任“广甲”舰帮带大副，清末重建海军后历任“江元”、“镜清”舰管带。

“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留英学生。

“定远”舰炮务二副高承锡，福州船政学堂毕业。

“定远”舰枪炮三副孙景仁，福建闽县人，船生出身。

“定远”舰船械三副蒋拯，福建侯官人，天津水师学堂毕业，民国时先后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海军马江临时警备戒严司令、海军部军衡司司长、练习舰队司令、第一舰队司令、海军总司令，授咸威将军。

“定远”舰总管轮陈兆锵，福建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民国时先后任海军部舰政局局长、江南造船所所长、福州船政局局长、福州海军学校校长、福州海军飞潜学校校长。

“定远”舰总管轮迈斯脱，德国人，任职期间1885－1889。

“定远”舰总管轮阿壁成（Albrecht.J），德国人，黄海海战中受伤，被清廷授予三等第一宝星勋章，赏戴双眼花翎。

“定远”舰帮办总管轮尼格路士（Nicholls），英国人，黄海海战中忠于职守，负重伤身亡，经李鸿章奏请，给予其家眷三年薪俸以示抚恤。

“定远”舰大管轮陈楠，机匠出身。

“定远”舰二管轮林敬先。


舰船资料：

“定远”舰，在西方又被称为“萨克森”改进型军舰。铁甲舰在当时海军中的地位相当今天的航空母舰，当时堪称“亚洲第一巨舰”。舰长94.5米、宽18米、吃水6米，正常排水量7144吨、满载排水量7670吨、动力为两部水平式三汽缸往复式蒸汽机，8座圆式燃煤锅炉，功率6200匹马力，航速14.5节（“镇远”为7200匹马力，航速15.4节），续航能力4500海里/10节，配有照度为8千支烛光与2万支烛光的探照灯各一具，由3台发电机（“镇远”为2台发电机）提供70千瓦的电力。装甲总重为1461吨、铁甲堡水线上装甲厚14英寸(355.6mm)、水线下装甲厚12英寸(304.8mm)、主炮露炮台装甲厚304mm，炮罩厚15mm，司令塔装甲厚203mm，煤柜载煤量700吨、最大载煤量1000吨、编制329－363人，管带为总兵衔。


主要武器：

主炮为克虏伯305mm后膛炮4门（分左右2座双联装露炮台，水压动力，每门炮重31.5吨，25倍口径）、克虏伯150mm后膛副炮2门（露炮台式，首尾各一门，每门炮重4.75吨，35倍口径）、75mm克虏伯舢板炮4门、37mm五管哈乞开斯机关炮8门、57mm、47mm哈乞开斯速射炮各2门，14吋鱼雷发射管3具(两舷各一具、舰尾一具，备有21枚鱼雷)。

此外两舰各装备舰载鱼雷艇2艘（一说3艘），分名为“定一”“定二”、“镇一”“镇二”，排水量16吨，艇长19.5米，110匹马力，航速15节，装备1门37mm哈乞开斯机关炮、2具14吋鱼雷发射管（艇艏左右各一），4艇在威海卫保卫战后期都随同“左一”逃跑，“定一”在威海西海岸搁浅，被日艇拖出后，在阴山附近海面被风浪击沉；“定二”、“镇一”逃至烟台附近搁浅，后自毁；“镇二”被击中在刘公岛铁码头附近沉没，后被日军捞起编入日本舰队，改名为“第二十八号”。


舰史：

1880年（清光绪六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向德国坦特伯雷度的伏尔铿造船厂订造， 并派刘步蟾、魏瀚、陈兆翱、郑清廉等驻厂监造，该级舰设计时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英国“英弗来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二舰的优点，为“遍地球第一等之铁甲舰”，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为二舰命名，“定”、“镇”二舰和“济远”舰为同批建造，本应于1884交付中国，但当时正值中法开战，德国遂以此为理由拒绝交舰，直到1895年中法议和后方将交付中国，三舰悬挂德国商船旗由德国水兵驾驶护送于1885年10月底抵达天津大沽口交付中国，其中“定远”舰成为北洋水师旗舰。1886年8月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在停泊日本长崎补给、维护时（据推测是为铁甲舰例行上油，以防锈蚀，当时因中国尚无可以容纳铁甲舰的船坞，所以只得前往日本），“定”、“镇”二舰的坚甲巨炮引起日本朝野一片恐慌。13日、15日中国上岸休假的水兵因嫖妓和购物与日本人发生争斗，造成多人死伤，后在中国的外交、军事压力和西方列强的调停下，以互赔损失告终，史称“崎案”。自此之后日本便下定决心以“定”、“镇”二舰为假想敌，制造了所谓的三景舰。
略。。。。。。。。。。。。。。。。。。。。。。。

指路明灯

"……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敗之因，苟能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以不去舊謀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

指路明灯

作者：许华 摘自《北洋海军研究》


    在中外关于黄海海战的一些史料中，记载了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在黄海海战打响前对全舰队各舰所下达命令中的三条：（一）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二）始终以舰首向敌，借得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战术；（三）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之。这里，第一条是要各小队保持队形不散，以利战斗；第三条要各舰视旗舰“定远”之运动而运动。这两条虽不够具体，但尚不失其可行性；但关键是其第二条“始终以舰首向敌”实在是带有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一战术违背了当时海战中舰队或舰艇编队行动的规律，必然招致严重的恶果。其具体表现如下：

    1、“始终以舰首向敌”，导致了北洋舰队不得不采取雁行阵或斜列阵的阵法；而在实际战斗中，其采用的是一字雁行阵（尽管它没能整齐划一）。

    2、“始终以舰首向敌”，导致了北洋舰队各舰的射击舷角几乎都被迫限制在0度方向，只有舰首炮能发扬火力，全部的舰尾炮和大部分舷炮不能射击，而且位于雁行阵翼端的诸舰之舰首炮也很难射击。这样一来，全舰队在单位时间内所能发射的炮弹数，必然会大大减少，其整体攻击力必然大大降低。

    3、战斗开始后，排成纵队的日方舰队愈是接近北洋舰队的队列线，北洋舰队左翼个各舰势必逐渐向左转向；而且，越是外沿舰，其转向的幅度就越大。这样，北洋舰队的射击舷角就势必因受蔽于邻舰而更加缩小了，其攻击力自然更加减弱；以致当日方舰队抵近北洋舰队的队列线时，处于队列线翼侧末端的北洋舰队各舰（即外沿舰）势必因受蔽于己方并列之舰而跟本无法射击，全舰队的整体攻击力势必降至最低程度，而不幸的是，此时正是海战的关键时刻。日本学者浅野正恭在其所著的《近世海战史--日清海战史》一书中，对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紧要关头所处的这种严重不利之情状，作了如下描述：“游击队（指日方先头小队）横过支那舰队（指北洋舰队）之前面，而攻其右翼，相距至一千七百码之近，遂猛攻‘扬威’、‘超勇’。少时，火发，炎上不可遏，右舷倾斜；‘扬威’亦有不能支持之状。而斯时之阵形，支那全舰队之半被蔽于己舰，而不能发炮。”

    4、在日方舰队第一游击队两次向右后大旋回的分割兜抄下，北洋舰队被迫形成失去统一指挥、失去任何阵法的无组织团块（丁汝昌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命令均亦荡然无存），各自为战，在日舰的攻击下被击破。

    假如在迎战准备之际（10时30分），北洋舰队以单行鱼贯阵（单纵队）迎击；或在接战时（12时50分），丁汝昌针对当时战场的敌我阵势，能果断地指挥北洋舰队向右齐转（或是向左齐转），立即变换成单行鱼贯阵（其队列线为西北--东南），以舰队的一舷拦击日方舰队，争取对其实施“T”字战法的攻击；这样，日方舰队的战场处置可能是：被迫处于完全不利态势下被攻击；或是被迫全队向左（或是向右）作大角度（大于90度）的鱼贯转向，以致同北洋舰队形成同向异舷或异向同舷的舰炮对射战。倘若如此，那么黄海海战的过程和结局可能就大为改观了。

指路明灯

从海军角度看大东沟海战，清军设计的双犄角雁行阵型并不是仓促而为(实战中后来打成了半弧形横队)，更不是不通兵法，而是在研究了中日双方的特点以后，周密考虑之下，制订的相当有针对性的打法，在它的后面，是一套完整的富有攻击性的凶狠的作战方案。

　　北洋舰队的指挥官们已经无法为自己辩解，但这个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如果作为军人，还可能会相当欣赏它的想象力。

　　丁汝昌本是淮军宿将，作战中素以剽悍凶狠著称，且作战严谨，深通兵法，李鸿章素有知人之名，不会挑选一个窝囊废来统带他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从开战到大东沟海战的时间足够丁考虑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事实上他也不可能没有一个这样的计划。因此，面对长期假想敌的日本舰队，他绝非仓促应战。

　　让我们看看丁汝昌为北洋水师摆下的雁行阵，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和纳西莫夫打锡诺普海战的阵型多么相似，而这个阵型在战术上的价值就是迅速的分割对方，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从锡诺普海战看，甚至可以说这是破T字型炮战队形的克星。

　　丁汝昌的战术思想并非简单的灵光乍现，就象下棋一样他考虑到了几步后手。仔细分析，北洋水师的队形排列，包括谁先谁后，航速的分配，都是经过了精心的规划。

　　简单地说，北洋水师的想法就是分割包抄。

　　以“镇远”、“定远”突前领队，形成“八”字型阵列，突向日军的“一”字横队，在最短时间内切割日舰编队，随后转向，实施左右包抄。

　　“镇远”、“定远”为什么要突前？要完成这个计划，先导舰的任务是最重的，它是刀刃，要承担分割的任务，会受到两面敌军的夹攻，且航向意图极为明显，同时它要完成随后的包抄夹击，战术动作比其他各舰都要复杂，所以北洋海军使用“定远”、“镇远”两条巨舰来担任这个最艰巨的任务，原因是：第一、它们最坚固，能够承受打击；第二、丁汝昌和刘步蟾就在这二舰上，在军舰之间通讯可能被破坏的情况下，它们是最容易完成指挥意志的舰只。而他们后面的两翼“超勇”、“扬威”等距离敌舰远，且仅仅迎击一侧敌舰，中弹概率低，用弱舰就可以完成任务。这样使各舰受到的威胁得到平衡，既保护了弱舰，又能够发挥铁甲舰的优势。

　　北洋水师航速慢，但日舰是一字长蛇阵，清军这个阵型的优点，就是让日舰队面对拦腰斩来的北洋水师几乎无法机动改变队形，除非它也向右转，形成只有舰首对敌的态势(舰首对敌正是清军阵型挨批评的一个重点)。日舰是单纵队，纵深不足，北洋水师的切割将在一瞬间完成，正是打在日军的薄弱环节上！使用这种办法可以有效的使日舰为了相互救援而必须和北洋水师绞成一团而不能发挥机动优势。按照海战的实况看,北洋水师在开战时指挥的相当出色,切割点正选择在日军本队和第一游击队之间!

　　预料北洋水师的作战指导思想应该是切割日舰队形后，“定远”、“镇远”分别左右转，兜转至日舰左舷，使日舰本队先导舰同时承受前方、左方、右方的夹击，而第一游击队必定掉头援救本队，此时，它的先导舰也会同样遭到三面环攻。这样的打法对日舰队先导舰的打击后果会是怎样的呢？纳尔逊在亚历山大全歼拿破仑东方舰队的毁灭性战例就是证明。

　　从全局来看，北洋水师是以“定远”、“镇远”为饵，换取将日舰切割并包围的阵型优势，然后以日军航速缓慢的本队为抵押，逼迫日军高速的第一游击队自投罗网(即使不投，它的殿后舰在三面环攻之下也难逃一死)。然后以“超勇”、“扬威”为砧，以“定远”、“镇远”为锤将日军砸成碎片。

　　按照这样的作战计划，北洋水师的舰队最终会形成一个躺倒的H型，夹住日舰的两队，使其无法机动，如果日舰突围，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至少先歼其一队。如果日舰拼死合龙集中战力，则位于中央的中国军舰(看看舰艇的排序，正好是灵活的“致远”和“靖远”)可以让开一条大路让日舰完全位于内线，而形成一条长长的海上火胡同，这显然是一个全歼日舰的富有野心的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从军事角度看完全有实现的依据。

　　首先，日舰没有能够消灭“定远”、“镇远”的武器，对着它们狂轰对中国军队来说正中下怀，用这二者的装甲为其他舰只换取损失，但是根本没法阻止它们的突破(丁汝昌敢于把自己的座舰放到最前面，的确很有勇气，很象他和捻军战斗时亮出旗鼓诱敌攻击的作战风格，但是有轻敌之嫌，也为失利埋下了伏笔)。在实战中，没有一门日军火炮能够穿透“定、镇”的厚甲。

　　其次，伊东祐亨为了避免被包围，唯一的应手只能是向右转向，它们的打法也无非沿着中国舰队两侧展开，形成“八”字形的两条战线居于外线(很象后来的实战)，但这就给北洋水师带来两个好处：第一、日舰在八字顶端有一个固定的转向位置，等于给北洋水师提供了固定打靶的机会，北洋水师在八字顶端的，恰恰是日舰无法击毁的“定远”、“镇远”！这样，能够和中国军舰形成战列对峙的日舰势必已经伤痕累累，越接近八字形的底部，损伤必然越严重；第二、日舰是分成两队，力分则薄，中国舰队则左右逢源——注意，中国舰队两列纵队中间是空的，不会遭到两面夹击，而且呈八字形，日舰两队必然越打越远，位于八字顶端的“定远”、“镇远”在一旦形成八字炮战局面之后就可以变成机动队，可以想象此时北洋舰队以左右翼弱舰拖住日舰队形(所以丁汝昌才不会怕后队速度慢呢，本来就没有准备让后队赶上前队)，“定远”、“镇远”象两头饿虎一样从后面扑上来，依次干掉队尾的敌舰(“定远”、“镇远”会不会分开左右翼？我想不会，丁汝昌的阵型之精髓就是集中优势兵力，他必然会把“镇远”、“定远”全部用于日舰旗舰所在的本队方面)，没有一艘日舰可以单独长时间抵抗“定远”、“镇远”加上当面其他舰只的合力攻击，而日舰对中国舰只却攥不成拳头，因为中国舰队的队形是两列长墙，如果绕到八字底端去包抄，不说包抄进去也是挨到两面夹击，大概等打进去它队尾的舰只早就让“定远”、“镇远”打成奥运会火炬了。

　　这是何等考虑周到，狡猾又老辣的打法！非沙场老将不能为也！难怪在作战会议中那些饱读海军经典的将领毫无疑义。

　　为什么丁汝昌采用这样一个阵型呢？我还有一个猜测的想法，那就是丁汝昌的思路在怕日舰逃掉不能全歼！

　　所以他要从一开战就死死缠住对方，不和对方打远距离的炮战或少打，拖日舰到悬崖边上决斗，使对方不能抽身而退，否则日舰发挥航速优势，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岂不糟糕。大概丁汝昌还准备把日本军舰揍成火炬以后让港内的镇字号和鱼雷艇来结束最后的战斗吧？他们打机动战当然不行，打死靶正好发挥其威力大的特点，也符合清军打仗战功人人有分的习惯。

后世对清军阵型的百般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

　　第一、日军抢占了T字炮战阵位，这一点，其实北洋水师已经有所准备，那就是双方打成的阵位后来更象一个“六”字。众所周知，T型阵位打的就是对方的先导舰，而丁汝昌的阵型先导舰有两艘，可以大大分散对方的攻击，同时两翼左右分开，比纯粹的T字炮战多少能发挥后方舰只的火力，事实上，作为先导舰的“定远”、“镇远”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相反起到了吸引敌军火力的作用，只是让日军一下子打掉了指挥部，是北洋水师最大的败笔。

　　第二、开战之初，舰艏对敌，各舰只能开主炮，后部火炮无法发挥优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但这是为了取得阵型优势的必然牺牲，就象对马海战东乡平八郎的阵前回头一样，挨了不少炮弹，换来一个T字炮战的有利阵位，只是丁汝昌失败了，东乡成功了，所以他们获得的评价才如此不同。这两个问题和后面的战斗比较，不能算大的问题——看到一位朋友的评论，有一句话令人茅塞顿开，那就是北洋水师的舰艇前后主炮不平衡，前炮大大优于尾炮，因此正面对敌牺牲的火力并不太大。

　　那么，事实上北洋舰队的确分割日军舰队成功，这么好的队形，周密的计划，这么高昂的士气，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呢？我认为这主要有六个原因：

　　第一、计划太复杂

　　这种“考虑周密”的复杂的作战计划在实战中往往难以实现，简单的计划更好些，因为实战中各舰不可能象平时一样没有干扰的实施计划，就仿佛射门的足球运动员，在拉拉扯扯之下复杂花哨的动作往往难以成功。日本海军最后一场大战：莱特湾大海战，就是败在了一个纵横几千公里的“周密”的复杂作战计划上。

　　第二、对日军火力估计不足

　　对日军战斗力和战争的惨烈程度估计不足，可以说只有开战之后北洋水师的官兵才完全明白日军的战斗力，日军密集而准确的炮火、精确的指挥使北洋水师大吃一惊，也严重影响了士气。如果事先知道日舰的命中率那么高，“致远”决不会冲出去独挡日舰全队的炮弹，那本来是只有“定远”、“镇远”才能做的事情。丁汝昌的负伤。从“头面烧烂”等状况看，根本不可能是飞桥断裂，很明显是挨了日军的炮弹，只是清军无法相信日军的炮弹会那么准确！这造成的影响在后面还要叙述，但是可以看出清军对挨上这样凶猛的打击没有思想准备，这就影响了北洋水师实施后面计划的决心，象吴敬荣，肯定没有这种思想准备，于是就此精神崩溃。北洋水师大概抱着狩猎的态度来的，没想到却是一场浴血死战！北洋水师领导人的思想这时肯定从彻底歼灭敌人向保护自己不被歼灭快速转变，而这在原来的作战计划中考虑不多，仓促改变作战方针，北洋舰队战斗力和计划的优势当然大打折扣，在这种肉搏战中，日军快炮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清军对自己军械的落后和士兵素质的不足考虑不周。

　　第三、兵力不够充足

　　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左五右五，没有预备队，哪条船也不能沉才能完成，没有考虑到日军可以在最初的战斗中就给与北洋舰队重大的打击，切割敌编队虽然成功，随着“济远”、“广甲”的逃走，即便指挥健全，这个计划也已经很难实行。

　　第四、失去指挥

　　最重要的一点，这个计划需要各舰作为一个整体，协调一致，并加以流畅的指挥才能实现，何时包抄，怎样应对敌舰的反扑，都要从舰队的角度而不是某一条军舰的角度考虑，而清军恰恰是一开战就失去了指挥，又没有指定预备指挥官(“镇远”不是很好的预备旗舰吗？为什么没有指定？大概还是轻敌了吧)，造成了后面的大混乱。我看到有关于“致远”升旗问题的讨论，想起马尾海战中参将高腾胜也曾经在“飞云”号上升起龙旗，根据台湾钟汉波将军的解释，那只是表示舰上有高级将领，相当于后来的将旗，在海战中亮出来，表示决一死战的意思，并非接管指挥权。日军的评价是“勇者过勇，怯者过怯”，“致远”的出队和“济远”的逃跑把舰队的八字形阵拆得七零八落，随着丁汝昌的负伤，清军根本就失去了统一的指挥，而这个计划没有指挥是根本无法进行下去的！清军的各舰没有自己的头脑，其思维是由失去控制的旗舰代行的，不乱怎么得了？ 想想林彪在打虎山战役中下达了攻击命令后就让各纵队各行其是，那才是最高级的作战计划呢！

　　　第五、指挥官结构有问题

　　北洋水师内部，大约只有丁汝昌真正是打过仗的(还有显然没有统帅气质的方伯谦)，也有指挥全军的能力。次一级的指挥官即使优秀者如刘步蟾都显然缺乏战略的全盘考虑，刘可以指挥一艘战舰打得有声有色，但无力也没有经验指挥全队的战斗，所谓有将才没有帅才，何况他本身也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战斗，对他的要求无法过高，所以在丁负伤之后，就没有一个能够有才能和魄力，负责贯彻这一计划的指挥官了。

　　第六、运气不好

　　这个计划是典型的中国人崇尚的“后发制人”，所以在前半部分是要注定要吃亏的，而真正分割了敌人，可以自己赚便宜的时候，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去赚，所以看起来清军在整个战役全盘都在吃亏，看不到一点亮点，因此后世对丁汝昌的雁行阵只有批评。

　　个人认为北洋海军的失利和阵型的关系应该远远比单纵阵和雁行阵那样简单的对比深刻。后人评价，往往把先人都看作老气横秋或窝窝囊囊之辈(他们确实比我们老么)，但是实际上当时的人物也都是一时豪俊，必有自己的血气和智慧，丁汝昌为了北洋水师的胜利，可能比谁都要呕心沥血，而他的才干也比评价他的人可能要高很多……您认为我这样的分析是否有一定道理呐？

　　北洋水师的失败，必然因素以外也有很多偶然因素，简单的举个例子，黄海海战之后本来是日舰先退，结果中方搁浅舰只却被日军回头击毁，否则“广甲”和“超勇”都有挽救的可能(叶祖圭这时干什么去了？追不上日本人还不能照顾自己的伤舰么?)，加上“济远”撞“扬威”(存疑)，其实北洋水师可能把损失轻易降低到2条船，而完全不是5条，“镇远”触礁更是自毁长城了。

　　以上的拙见，只作山野村言吧，不过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丁汝昌的计划实现，将是哪几艘日舰倒霉呢？唉，凭栏怀古，只有浩叹。(北洋水师网站)(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

指路明灯

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战后以“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中撞扬威”三条大罪被正法于旅顺军前。有人认为，三条罪名并不成立，方伯谦被杀不是罪有应得，而是晚清一桩冤案。

    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1894年9月18日)清晨，即黄海海战的次日，方伯谦担任管带的济远舰以炮毁船坏，无法归队先于舰队直接回旅顺。八月二十三日，丁汝昌、刘步蟾于电李鸿章称：“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拦腰撞
坏扬威”，对方伯谦要“严行拿办”。八月二十四日，方伯谦为丁汝昌所拘，二十五日天未明时，即被处死。：
    丁汝昌从电请参办方伯谦到对方伯谦的正法，只短短三天，中间且未经任何审讯。有人认为，李鸿章、丁汝昌以雷霆手段处死方伯谦，其实质在于把方伯谦当作替罪羊，为李鸿章、丁汝昌的战败责任开脱。因为黄海战败，北洋海军
的最高指挥者李鸿章难辞其咎，舰队提督丁汝昌也罪责难逃。为了脱罪，他们千方百计找替罪羊，炮制出诬方的三条罪状，将战败责任全推在方伯谦头上。为了证明这一点，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济远舰不是“首先退避”。济远舰是因在战斗中遭受日舰的炮击引起舰体起大火而不得不于下午1时10分之后首先退出战场，这是事实，连李鸿章在处斩方氏之后，也不得不承认。真正“临阵退缩”者应是广甲舰吴敬荣。济远舰是在被4敌舰截击在阵外受围攻，激战三个小时之后，左翼的致远已沉，广甲惧逃，经远离阵自救，只剩济远一舰孤军作战，得不到主队的救援，又因船坏炮毁，人员伤亡严重，于危急情景下冲出重围西撤的。从3时30分以后至5时30分，济远舰始终在战场上与敌舰周旋，且战且退，“战至日舰收队”。
    其次，北洋舰队战阵之乱，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非方伯谦之罪， 实应由丁汝昌、刘步蟾负组织指挥不当，编队队形失误之责任。
    指挥不当。开战之初阵势已散乱，并把最弱之舰抛于阵脚。当丁汝昌获得日军舰队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军起锚追击。“各军闻令，争先起锚”，由于各舰速度不一，且有些舰只起锚时间较长，于是北洋舰队“不及列队，零落而出”。而就是如此情况下，丁汝昌却令旗舰以八节的速度航行，以致在后之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均赶不及。舰队阵形有似单雁行，又似双雁行。战争发动后，丁受伤，但伤势并不重，却放弃了统帅全军作战之责。舰队没有总指挥，旗舰失去指挥作战功能，敌乘势以快船攻右翼弱舰，复又夹攻；北洋舰队，截击左翼诸舰于阵西，使北洋舰队形势处于极不利地位。这点就连日军后来在总结这次战役时，都发出感叹：“方其战时支那舰队泛沉于汪洋巨浸中，若离若合，一似全无纪律者”，“支那舰队本无次序，至此更无纪律……而其散漫无纪，可叹也”。
    刘步蟾擅自改变舰队接战队形，更使船队混乱。海战开始，旗舰“信号所示为诸舰相并横列以主舰居其中”，以致“自其开始交馁，即列成凌乱之半月形”。这种阵势，形成了在海战中的不利态势，不利于舰队机动，不利于舰船火炮的发挥，只能使用前主炮射击，不能发挥后主炮和两舷副炮同时射击作用，又不易保持队形，反易遭敌舰炮火命中。刘步蟾又过早下令发炮，“所击皆不中，尽落于海”，并把丁汝昌震掀受伤。此皆组织指挥不当所致。交战不久，定远舰帅旗于第三次排炮时，被敌炮击落，坠人海中便不再升，战阵更乱，“督旗不升，各舰耳目无所系属，督船忽左忽右，亦无旗令，而阵益散”。舰队
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形成全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各舰处于各自为战，被动挨打局面。不仅如此，由于日本躲开定、镇巨炮，避强攻弱，围两翼弱舰，逐个围击，于是北洋舰队的队形更形紊乱。
    最后，扬威舰不是为济远舰所撞。扬威在开战后不久，于1时10分即已中敌炮起火，向大鹿岛方向撤退，并在大鹿岛附近(东经123°40北纬39°37处)搁浅，于十九日被日海军用水雷轰碎。济远舰退出战场是在3时30分之后，此时，扬威已不在战场，因此，可以断定济远舰绝不可能在战场上把扬威撞坏。同时，济远舰又不可能驶进大鹿岛搁浅处撞坏扬威。这因为扬威是在战阵的右翼外侧，而济远则在战阵之左翼，一左一右两个极端相撞是不可能的。扬威由战场向西北方向大鹿岛驶去，济远则向战场的西南转西方向旅顺驶回，两舰相背而驶，间距愈离愈远，无论如何在行驶中是不可能相撞。
    方伯谦被杀是不是冤案，恐怕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证。但是，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败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败在这个王朝从制度上的根本腐败则是肯定无疑的。这个王朝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压力下，也曾被迫学习西方，训练新式海陆军，但这些学习只是在一时被打痛了的情况下的生理反应。一旦伤疤好了，不感到痛了，就转而追求享乐，将保国卫土的有限资源用于个人的奢侈生活，用于维持其对中国人民的专制统治上。战争失败了，不是检讨自己的错误，励精图治，而是忙于推诿责任，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道光帝之于林则徐、李鸿章丁汝昌之于方伯谦，无不如此。

指路明灯

——从北洋水师致败的素质、兵器因素看洋务运动的历史悲剧

　　　　　　　　　　　　　　　　·李　信·

　　１９９７年初夏，香港回归前夕，我作为旅游者登临山东威海刘公岛，以中
国人特有的复杂心态瞻仰了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在衙署深处，赫然见一巨炮，身
长丈余，状如虎踞，虽已锈蚀斑驳，但其当年之威仪、怒吼时之气壮山河，尽管
已被无情岁月削减殆尽，仍令今人凛凛有所感。据称，该炮系自“定远”（或“
镇远”）上卸下的遗物，正为爱国主义教育发挥着余热，许多游客在此驻足良久，
默然以对。当时，我还没从史学角度对近代中国的“近代化”问题发生更深刻的
兴趣，故而并未留意此巨炮和它沉睡海底的同伴们竟是将一出历史悲剧推向高潮
的重要道具。

　　　　　　　　　（一）百年情结：爱国＋科技＝自强

　　１９３２年初，当美国人费正清飘洋过海开始有生以来第一次中国学术之旅
的时候，他的登陆地——上海正处在“１·２８”的硝烟之中，望着从身边驶过
的日本快速舰队，职业敏感使他毫不犹豫的将历史与现实连缀了起来：“１８９
４年，日本军舰开始进入现代海军时代，保持纵队阵势，围攻停泊在鸭绿江口外
的新建的中国舰队，在那里的中国海军提督原是一个年老的骑兵军官，竟让他的
舰队横排成一线，结果他们只能使用军舰前部的炮塔。现在日本人在这里又一次
舷炮齐射，正在向吴淞炮台实行围攻。”（《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费氏的上述议论，在一些专门研究甲午战争的学者看来，显然是不够全面和
严谨的，这种略显轻蔑的口吻多少有点儿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况且，对于北洋
水师，历来就有许多动人心魄、令人振奋的史学描述，诸如“一支很有战斗力的
近代海军”、“实力不逊于日军”、甲午之战“败于陆军”等等。我觉得，有国
人一直在用惋惜的眼光看待这支短命的舰队（尽管它被敌人打得稀烂，但毕竟是
一支凝结着爱国热情与先进军事技术的近代化海军），这种眼光无论来自前人、
还是今人，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中国社会对近代化思想的某种意识，即：中体西
用。技术进步足以带动国家整体富强（爱国＋科技＝自强）。百多年来直至今日，
这种观点不断变换形态、反复出现，从１８６４年李鸿章曰“中国但有开花大炮、
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到７０多年后钱穆说“中国社会之所以赶不上近世文
化之阶段者，其惟一机括，只在科学机械方面之落后”（《国史大纲》），颇有
薪火相传的神韵。当然还不能将它们简单地等同于“科学救国论”或“实业救国
论”，否则就会忽略其深藏于核心的政治内涵。用惋惜的眼光来看，作为洋务运
动最佳产品的北洋水师，其覆灭主要是战术性错误（李鸿章的主和、避战、保船）
或战略性错误（清流党纸上谈兵，误导了朝廷的对日政策，使中国与日本过早“
摊牌”——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所致，水师本身则是“中体西用”的结晶，
已达船坚炮利之“化境”，本来是有胜算的，如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大纲》所
论：“那时我们的海军力比日军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
一位……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悻悻之情溢于言表，问题
在于，这个自命的“世界第八”果真名实相符吗？

　　　　　　　　　（二）世界第八：神话，还是笑话？

　　诚如费正清所言，在黄海大战中，指挥官的临场失态使北洋水师一接战便处
于被动，但好象主要责任不全在丁汝昌，而在近年来一直颇受褒扬的刘步蟾。当
阵形凌乱的舰队距敌尚有５３００米之遥时，刘竟在未向丁请示的情况下擅令“
定远”主炮开火，打响了海战第一炮，被一些史家目为先发制人之举，而美国著
名海军理论家马汉却有相反的评论：“这样远距离的射击，海军舆论能否首肯，
我的回答是否。战斗的关键在于最初，最初的射击已经决定胜负的一半，并尽可
能要短兵相接。”事实正是如此，舰队随“定远”发动的第一波攻击，炮弹尽落
于海，无一命中。丁汝昌是外行，刘步蟾却是“明白人”，为何如此孟浪？一位
亲历海战的水师军官解释为“初经战阵心慌意乱耳”（以上分析源自９９年第二
期《近代史研究》苏小东文《北洋海军管带群体与甲午海战》）。与之相比，日
军指挥官虽然也是初临大战，却有章法得多，由坪井少将率领的先头分舰队一直
逼近到３５００米，才在有利阵位上发炮，给北洋舰队的右翼以致命的打击。

　　如果说刘步蟾这次劳而无功的“先发制人”显示出北洋海军高级将领的素质
缺陷的话，那么，其在武器装备上与日舰的差距就更是致命，虽然北洋舰队在“
定远”、“镇远”两艘装甲战列舰上配备了４门１２英寸的大型火炮，但速射炮
在全舰队却只有三门，且都是小口径的。这一点让美国海军学院编写《世界海军
史》的专家们迷惑不解，因为速射炮是那个时期最有效的海军炮，正是进行马汉
所谓“短兵相接”的最佳利器，日本舰队的主要装备就是这种炮，数量二十倍于
北洋舰队。战斗中，日军的速射炮一再扫过北洋战舰的甲板，杀伤暴露的炮手，
北洋舰队的大型火炮尽管威力巨大，但发炮密度远低于速射炮，最终难有作为，
先发制人、反受制于人。因此西方的军史专家断言“日本人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
掌握了占压倒优势的速射炮”（解放军出版社编译《世界海军史》），时人亦谓
“鸭绿江之战，最足发人深省者，莫如快炮”（林乐知《中东战记》）。

　　北洋水师在敌人面前显得手忙脚乱、捉襟见肘，人与炮均不济事，焉能不败？

　　　　　　　　　（三）“唯技术论”：一枚苦枳

　　怎样看待世界第八大海军“出人意料”的不堪一击呢？其实，即便在当时，
这也不是出人意料的。刘步蟾、方伯谦都曾向上司力陈尽快添置新式快船快炮的
必要性、紧迫性，显然他们注意到了自己与日本海军的差距正在加大，后世史家
那种认为两军总排水量、平均航速、舰艇和火炮数量不相上下便是旗鼓相当的观
点，已在战场上被速射炮预先否定。再看军人素质，东乡平八郎在近距离观察了
济远舰之后便断定“中国海军可以击灭”，他说该舰威力虽足恃，但细看舰上各
处殊不整洁，甚至主炮上晒着水兵的短裤，主炮是军舰的灵魂，如此亵渎之，可
见全军的纪律与士气（田汉《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我原不敢苟同因琅
威理于“撤旗事件”后拂袖而去遂导致北洋水师训练、军纪废弛的个人决定论，
但史料表明，此事确乎是整个舰队由全盛而滑坡的转折点，这只能理解为，在舰
队的主导思想中，琅威理是代表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一个“符号”，他的被“送
客”，意味着这个“符号”因为压抑了水师诸将传统官僚性格的释放，而被从舰
队的意识形态里抹掉了，这是对旧行伍作风的精神复归，“中体”压倒了“西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洋水师之为近代海军，实在只是表面很象而已，这是洋
务派“唯技术论”制造的一件近代化“残次品”，“残次品”在应用时毛病百出
是很自然的。

　　洋务派对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自始至终采取了坚定的甄别、遴选的
审慎态度，他们对“自强”过程中学习、引进的认识，全在一个“用”字上，“
他们虽然意在使国家实现富强，但却不敢提出文化、制度方面的改革，即变革国
‘体’，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体’本质上是优越的”（第２２期《国外中国近代
史研究》魏丕信文《洋务运动与防务破产》）。关于“唯技术论”，李鸿章有一
个十分精到的解释：“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但恰恰是这个“文武制度”使西方的工业技术在中国由南橘而成北枳，“朝野上
下花费这样大的代价而建设起来的国防工业，因为以官办为主，缺乏私人创业的
精神，效率非常低下，故生产出来的武器仍旧敌不过外国坚船利炮的武力”（全
汉升文《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需知，西方工业革命是在资产阶
级夺取政权、建立民主政体许久以后的事，封建官僚体制的低效率和腐败，正是
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大敌，它消耗和吞噬了洋务运动少得可怜的近代化成果，
这一点在防务上表现得犹为突出，北洋水师最初装备的武器在当时原是领先的，
但随后几年舰队更新装备的进度日渐缓慢，直至战前陷于停顿，这恐怕是包括洋
务派在内的清政府决策层对世界军事理论和技术的快速进步缺乏足够认识的一种
表现，反映在实战上，就是重炮与快炮的巨大差别，定远、镇远“仅发一炮，日
吉野舰已约有四十弹丛集我舰”（罗尔纲《晚清兵志》）。还有人分析，清廷之
所以不断克扣北洋海军的军费，系翁同和挟私怨以所辖户部钳制李鸿章，是耶、
非耶一时难以搞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污浊的封建官场上，国事不敌家事、
公事即是私事，历来都是正常现象。

　　　　　　　　　（四）有限变革：为了守旧的进步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洋务派变革的限度，是客观环境给划定的。这就
使他们颇有几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先知相，但我认为，坚守“中体”、将“
西用”牢牢圈在技术性的范畴内是洋务派心照不宣的集体共识，与顽固派的斗争
只是维护旧制度的方法之争，与维新派和后党的斗争有本质的不同。洋务派无一
不是旧制度的受益者，只要这个制度在，他们就将继续受益，一旦这个制度被置
换掉，封建官僚的惰性将使他们既不愿出让既得利益、也不接受新的社会角色，
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世界末日，怎能用自己的手把它变为现实呢？可见，洋务
派具备“外新内旧”的保守性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它本质上是顽固派的一个变种。

　　虽然李鸿章学着西方的样子发展近代海军，但用处却不一样。在他意识到“
欲求自强，仍非破除成见，定购铁甲不可”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海军军事学
院院长马汉正在形成他的制海权理论，这两者的本质不同在于，李鸿章经营海军
是为了防守（郭嵩焘将其概括为“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
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马汉提出海权论则是为了进攻，而后者的思
想大大影响了日本政军两界，西方用海军来争夺世界霸权，而李鸿章只想用它来
给业已千疮百孔的老大帝国看家护院，显得毫无进取之心，自强运动的领袖们骨
子里只是想给没落的王朝覆上一层坚硬的铁甲、以新技术加固旧制度罢了。北洋
水师之所以输在素质和兵器上，是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的，洋务派以坚船利炮为
代表的“夷之长技”捍卫纲常名教的深谋远虑至此无可挽回的破产了，妄图通过
在封建主义之树上嫁接从民主制度中剥离出的实业和技术、从而收获富强的累累
硕果，一如缘木求鱼般徒劳。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所谓现代化，首先是要
改变社会本体，即小生产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是一个有
机体的结构系统，作为结构的改变转换，有赖于它的诸因素相互作用所造成。…
…这个社会结构机体的改变，光引进西方的科技、工艺和兴办实业，是不能成功
的；光经济改革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有政治体制（上层建筑）和观念文化（意识
形态）上的改革并行来相辅相成，现代化才有可能”（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
论》）。

　　从客观上看，洋务派使中国的近代化终于迈出了一小步，这是应该肯定的；
从主观上看，他们作为封建官僚所进行的变革，终极目的不过是一种伪近代化，
这是应该认清的。

（寄自中国大陆）

指路明灯

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失败，以前都把责任推到济远舰管带方伯谦
身上，说他在海战开始后首先临阵脱逃，以致“牵乱阵势”，导致海
战的失败。战后，李鸿章和丁汝昌以方伯谦“临阵脱逃”罪奏报朝廷，
依旨正法。在之后很长的时间内，方伯谦“临阵脱逃”成为定论，虽
早有人提出疑问，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八十年代以来，方伯谦
案是否冤枉一时成为近代史的一个热点。维持原说者有之（正方），
翻案者有之（反方）。后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竟然结集出版，这
在出版史上是少有的。下面我们先来看看正方是怎么论证的：

　　正方阐述这样一个基本史实：海战中济远舰累中敌炮，首先挂起
表示本舰受重伤不能再战的白旗，后来看见邓世昌的致远舰被击沉后，
管带方伯谦产生畏惧心理，首先率舰逃出阵外，驶回旅顺基地。广甲
舰见济远逃跑，也尾随其后撤回，慌乱中触礁搁浅。济远、广甲的退
出，使北洋舰队的阵势出现严重混乱，被日军各个击破，最终导致海
战的失败。战后，水师提督汝丁昌向李鸿章报告海战情形，以“济远
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
而期振作。”李鸿章根据丁汝昌的报告上报军机处，请将济远舰管带
方伯谦即行正法。军机处依报同意。随即，方伯谦在旅顺被斩首。广
甲舰管带吴敬荣则只受到“撤职留营”的处分。

　　上方的这个论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并且被写进
了历史教科书。虽然在当时就有人为方伯谦喊冤，但只是被当成野史
而姑存一说。1980年，季平子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对方
伯谦案提出了疑义，率先引发了争论。次年，主张前说的戚其章先生
进行了辩解，坚持认为方伯谦是罪有应得。季先生不服，隔年又写文
章反驳。一时正反两方争论得难解难分。后来，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
又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辩论的行列。

　　反方根据尚未发表过的卢毓英手稿《卢氏甲午前后杂记》，论证
方伯谦案确系冤案。卢氏是广甲舰上的管轮，亲自参加了甲午海战。
广甲舰触礁搁浅后，他搭乘济远舰回到旅顺。因是作者亲临现场，所
记史事应该是最为可靠的。从他的杂记和其他史料里可以清楚地了解
到以下的史实：

　　首先，甲午海战中我方阵势的混乱是由于战术上的轻敌和提督丁
汝昌指挥不力造成的，并不是因为济远舰的撤出才“将船伍牵乱”的。
是丁汝昌未等舰队列队完毕，就轻率地发出进攻的命令，以致使我方
阵势出现混乱状态，被日舰各个击破。

　　其次，真正首先逃跑的是广甲舰而不是济远舰。广甲舰在致远舰
的后面，一看到致远舰被击沉，顿时“全军胆落，心愈慌乱”，在
“未受一炮”的情况下就仓皇逃离战场，慌乱中触礁搁浅。而济远舰
因为“当敌之冲迎击既久，炮多炸裂倾倒，无从应敌”，才被迫撤出
战场的。从先后来说，广甲舰远比济远舰逃离战场早；从性质来说，
广甲舰是畏敌逃命，而济远舰是因为受到重伤不能再战才撤出战列的。


　　第三，丁汝昌和方伯谦平日结下仇怨，丁乘机报复，制造了方伯
谦冤案。方、丁二人曾在刘公岛争地造屋，结果方触犯了丁的私利，
丁一直怀恨在心。另外，方、丁二人“在沪同溺一妓，俱欲以金屋贮
之。妓以丁年老貌劣，不及方之壮伟，誓愿嫁方。”因此，丁汝昌深
恨方伯谦“夺其所好”。

　　第四，甲午海战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丁汝昌指挥不力造成
的。丁为了推卸责任，就把方伯谦当成替罪羊推上了断头台。同时，
海战中真正畏敌逃跑的广甲舰管带吴敬荣，是丁汝昌的同乡心腹，丁
汝昌之害死方伯谦，正可遮掩吴敬荣的罪行。

　　但是正方对以上说法不以为然，他们提出了以下理由：

　　一，方伯谦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就离开战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根据北洋海军的有关章程，显然应该“临阵逃亡，斩立决”，即使不
存在将队伍牵乱的问题，被正法也是不冤枉的。

　　二，“卢氏杂记”本身就露出破绽，作了济远舰先逃的佐证：卢
氏在广甲舰里亲眼见到并记录了经远舰沉没的情形，而方伯谦在他的
报告中对经远舰沉没这一重大事件却只字未提。可见，经远舰沉没的
时候，方伯谦已经逃离了现场，而广甲舰是在经远舰沉没后才离开战
场的。

　　三，济远舰是否因受重伤不能再战才退出战斗的问题？正方指出，
日本海军方面的材料对和定远、镇远、来远、靖远、经远、致远等中
方舰只的交战情况描写非常详细，偏偏没有对济远舰有所描述，说济
远受伤如此严重值得怀疑。而且，济远舰处于队列的左翼，而海战的
焦点却是在右翼。卢氏对济远舰的伤情则是夸大其词的，因为，如果
济远受重伤，那么，它为什么能够按正常的速度驶回旅顺？

　　如上所述，正反双方各执一辞，使“方伯谦案”像近代史上的其
他谜一样，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苏生文）

广东农民

指路明灯

如果仔细查找当时的文献，宣传材料中的邓世昌其实并不全面。

真实的邓世昌是一个人情世故通达的高级军官。邓世昌是那批赴英留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而最小的是后来大清最后一代海军军门：萨镇冰。同时，他也是唯一有社会经验的。在加入马尾学堂成为军人之前，邓世昌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港商，他的人情练达超过了他所有的同学。

他在北洋水师中，本来有着先天的不足。邓世昌是北洋水师舰长中唯一的非闽籍汉族军官。而福建人的排外，是连丁汝昌也头疼不已的事情。后来，直到抗战胜利，中国中央海军始终被冠为“闽系海军”，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而邓世昌就能够和闽系军官们很好的相处，使他们能够对他较好的接纳。因此，他在同辈中才能够脱颖而出，丁汝昌对他倚若心腹，这可以从邓世昌的头衔看出来。

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水师的军官中，最高军官丁汝昌是海军中将-提督，以下是刘，林两海军少将-总兵，一般的舰长，都是海军上校（副将），比如济远的方伯谦，经远的林永升，军舰小的就更低些，比如超勇巡洋舰的舰长林履中，就是中校（参将），还有少校（守备）的，比如平远巡洋舰舰长李和。而邓世昌则比一般舰长要高，他的职务应该是海军准将（中军副将记名总兵），和杨用霖持平，地位仅次于李鸿章青眼关照的刘步蟾和林泰曾。而邓的致远巡洋舰属于轻巡洋舰（快碰船），其实档次低于邱宝仁的来远和林永升的经远，它们都是重巡洋舰（炮塔舰），邓能够得到这样的头衔，显然不是由于统带军舰的重要，而是因为他作为中军副将，带有参军长或副官长性质的职务和中枢更为接近。如果他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署理这个位置是很难想象的。

值得一提的是刘，林，邓，杨这四名优秀的中国第一批现代军官，全部在甲午战争中以身殉国。可见，在对军官的基本品质选择上，传统的教育和官僚体系，也自有它独到的地方。

真实的邓世昌同时又是一个勇敢而多少有些鲁莽的军官。他练兵有方，勤奋过人，出海常在大洋上作演习而闻名，他带兵非常严格，甚至近乎苛刻。在大东沟海战前，他正在受到审查，理由就是治军太严，而“鞭打士兵致死”。他带船多年，事故率在北洋水师各舰长中最高，他担任镇字号炮舰舰长的时候，曾经在风浪中把军舰搁浅，担任扬威舰舰长的时候，一次煤带的不足，在海上漂流了许久，一次因为不熟悉水情，螺旋桨叶片刮底受损。这些记录因为他另有敢做敢为的精神而没有影响他的升迁，但是作为舰长，邓大人也难辞其咎。

在水兵中因此称邓世昌为“邓半吊子”，意思大概是“太酷了”。北洋水师的官兵起外号挺有水平的，比如称方伯谦为“黄鼠狼”，就惟妙惟肖。

对邓世昌最后牺牲的描述其实并不十分清楚，比如他“扼犬浩叹”“义不独生”等等，都只能是当时救援水兵的印象，是不可能派记者潜到水下找邓大人核实的。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两个重要的细节。

第一，邓世昌的致远舰为什么会身负重伤，舰身倾斜。

那是因为邓世昌下令突出阵前，独自抵抗日军本队和第一游击队的几乎全部炮火。他并不是疯狂，而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当时北洋水师摆成的队形类似一个八字，旗舰定远在最前面，因此顿成日军集火射击的目标，北洋舰队没有想到日军炮火如此准确和凶猛，顿时被打掉了指挥部，全军陷入混乱。

邓世昌的致远在定远左侧后方，他的职务是“中军副将”，现在说法，直属队的指挥官，他和其他舰长不同的责任就是救护和掩护旗舰，面对日军的狂攻，他毅然采用了一种富有个性的做法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冲出队前，升旗吸引敌人火力。关于邓升旗的目的还有一些争议，但基本结论是他并不是要接管指挥，而是升起类似将旗，或者日本海军Z字旗那样的旗帜，表示挑战。

结果对致远舰是灾难性的，因为致远号属于英国制造的轻巡洋舰，装甲薄而机动灵活，拼防御力是它的弱点。但是，它的牺牲换得定远镇远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重整旗鼓，如果不是丁汝昌这时已经负了重伤，此战胜负还很难料。

邓世昌是尽到自己的职责了。

第二，邓世昌为什么去撞击吉野

弹药垂尽应该是文人的杜撰。真正的原因是邓世昌冷静的在采取里萨海战的撞击战术，这是甲午海战前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海战，也是最能参考的吧，那一战，意大利人就依靠撞击一举改变了战局--当然，邓世昌无从知道这也是海战史上最后一次成功的主力舰撞击作战。这表现了邓世昌优秀的战术素养，他的致远舰速度是北洋舰队最快的，而且船首下暗藏冲角，他也了解对手，所以直扑日本巡洋舰吉野，而不是比睿这种装甲舰，吉野是火炮射速快，但是装甲较薄的英国军舰，如果真的撞上吉野，他应该是比较有把握送它到海底的。

事实上十年以后，吉野号也的确是被撞沉的，它被日本海军自己的战舰误撞，立即就沉没了，邓世昌选择目标相当的冷静。

至于吉野号比致远号快，那不是问题，因为日军当时是首尾鱼贯阵，吉野是在队列之中，面对撞击它不能随便改变位置和航速，否则就有会和前后的日舰相撞的危险。这相当于一个死靶子！

确切的说，致远对吉野，不是“追”，而是“截”，所以，吉野就算快，也无法发挥它的机动优势。

邓世昌不愧是一个优秀的职业海军军官！

致远舰是功败垂成，传统认为它是被日军鱼雷击沉，而实际资料显示日军并没有在海战中发射鱼雷，当时的鱼雷水准很低，还不适合于攻击机动目标，中国福龙号雷击舰对西京丸的攻击也一样失败，此时的鱼雷，更适合攻击锚泊固定目标。由于致远舰沉没太象典型的中雷沉没，现在的普遍看法是日军炮弹引爆了致远舰的鱼雷。

我个人认为，致远的沉没，邓世昌不够细致的性格和战斗作风或许也起了一定因素。因为北洋舰队接战之前，曾经明令各舰把鱼雷投弃水中，以免殉爆，而致远舰由于某种故障，恰恰无法投放自己舷侧发射管中的鱼雷（致远水兵证实）。而邓世昌对此的反应是：随它去吧。没有积极采取措施排除故障，带着这个“危险品”就急切的投入了战斗，恰恰是这颗随它去吧的鱼雷，造成了致远舰的覆没。

也许真实的邓世昌，才是有血有肉的。对他的评价，还是让光绪给他写的诗句来说吧：“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摘自春秋战国网站）

指路明灯

——倪乐雄教授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演讲


(2005年4月17日)

　　思想者小传
　　倪乐雄1956年12月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2000年度美国国务院新闻总署东北亚安全事务国际访问者。学术研究范围：战争与文化、东西方战争文化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史、国际军事战略、国际政治。出版专著《帷幄与决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性会战述评》，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寻找敌人——战争文化与国际军事问题透视》。发表学术论文和时评文章190余篇。
　　八年前，我从战争与文明的角度研究明代郑成功现象时发现，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陆权主义传统，很难适应以海洋贸易经济为基础的西方海权主义。当西方文明主导世界历史的潮流后，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传统，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已经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完成从传统的陆权主义向海权主义的转型、中国未来的海权战略如何适应自身的发展、并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就成了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最近重读马汉（1840-1914，美国海军理论家）《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有关章节，发现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海权意识的迅速觉醒，与17世纪在英国、荷兰发生的情况十分相似。当国家从“内向型经济”转向国际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后，国家安全的空间便向海洋拓展，人们对国家海上力量也开始关注起来，这种带有历史规律性的现象，似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上演。
　　根据历史经验，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最根本的动力是海外贸易。国家经济结构中，海外贸易成分不占相当大的比重，也就不存在发展强大而持久的海上力量的基础。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就立志：“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由于那时经济不是外向型，因而海军建设处于落后状态。最近十几年里，我国的经济结构中海外贸易比重越来越大，“海洋生命线”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需要变得越来越现实，而“台独”的政治因素则进一步刺激了这一需要。
　　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在被迫投入战争后，因失却制海权而失败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是个典型的例子。1652年到1654年的第一次英荷战争中，荷兰因无力夺得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不能对自己的商船进行有效护航，在战争进行到18个月时，荷兰的海运事业完全瘫痪，国家主要收入来源的渔业、商业几乎全部枯竭。作坊关闭、工厂停业，国内到处是乞丐，街道杂草丛生，首都阿姆斯特丹有1500幢房子没人租用。最后，荷兰只能以接受蒙受耻辱的和约为条件才使国家免遭毁灭。
　　这场战争给正在崛起的英国以及后来的强国一个重要的警示：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国家，“若要保持国内的繁荣，首先必须在海外保持其力量”。海洋国家的盛衰同海上力量的强弱相对应的现象，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露出端倪，这是地中海文明贯穿于历史中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今天美国的强大也是同它的海上力量无可匹敌有着密切联系，有人指出：美国的富强之道是一百多年前马汉指引的。今天，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国民经济结构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历史性转换的时刻，海权战略的选择变得十分迫切了。
　　海权战略的现实依据
　　中国未来海权的战略选择，不能简单地以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理论为依据，而应以世界文明程度为依据。现在全部问题取决于我们对现在所处的时代以及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文明程度的判断。
　　目前国内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国应该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另一种认为中国不应按传统海权观念行事，追求强大的海上力量，因为当前世界形势已今非昔比，“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各国利益互相渗透，相互依赖程度大大加强，一个国家要保证自己的海上生命线，只有通过“合作”，而不是传统的“单打独斗”；一个国家控制全部重要国际水道的做法再也行不通了，“合作”甚至可能是中国的唯一选择。这派学者还认为：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很可能会刺激现存海上霸权国家，从而引火烧身，弄不好会重蹈德国追求海权最终导致两次大战失败的覆辙。
　　第一种观点显然继承了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观，是建立在以往海权实践的历史经验之上的。第二种观点是建立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之交出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上的。对于第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是否肯定不能颠覆传统海权战略的基础？对于第二种选择，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以往的历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肯定不会重复？这两个问题目前都没有答案，因此这两种海权战略的选择的依据有待进一步推敲。
　　那么，中国未来海权战略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会发现，以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观念是对古希腊、罗马时代到19世纪这2000多年来海权实践史经验的总结，在一定时间和空间里具有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特定时空内的文明性质、程度的派生物。进一步说，马汉的海权理论是“霍布斯法则”的派生物。
　　17世纪英国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把没有权威制约的社会描述成“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下社会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虽然人不能等同于国家，但没有比国家更强大的权威制约下的国家关系，本质上也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我们把人类这段历史姑且称之为“霍布斯时代”，把“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姑且也称之为“霍布斯法则”，以便于我们的讨论。很明显，“霍布斯时代”产生的马汉海权理论具有客观必然性，“霍布斯法则”同马汉海权理论是一种因果关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
　　因此，中国未来海权的战略选择，不能简单地以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理论为依据，而应以世界文明程度为依据。现在全部问题取决于我们对现在所处的时代以及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文明程度的判断。也就是要判断，“霍布斯时代”是否已经结束、或正在结束？世界正在迈向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时代”、或是已经进入永久和平时代？
　　从理论上推导，如果世界文明已经进入永久和平时代，或者退一步说，已经不可逆转地由“霍布斯时代”向“永久和平时代”转型，那么我们仍然坚持传统的海权观念，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合时宜的愚蠢之举；如果世界还没有摆脱“霍布斯法则”的支配，我们就以康德“永久和平时代”的原则来确立我们的海权战略，那就是过犹不及，试图用理想来代替现实，这种超前同样是愚蠢的。
　　我们现在处于怎样一个时代呢？考察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状况，科索沃战争、国际恐怖战争、阿富汗战争、美伊战争接踵而来。再看我们的周边环境，台湾统一问题，“台独”势力的嚣张、南沙群岛的纷争、钓鱼岛的领土纠葛，尤其日本一些在野党最近向政府建议，要用武力维护所谓的东海能源权益，还有最近《美日安保条约》明确了干涉台海局势的企图。这一切表明：在所有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纠纷中，当政治的、和平的手段用尽后，最后还是不能排除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当然我们不否认不乏和平妥协的例子，但“霍布斯法则”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霍布斯时代”远没有结束，康德“永久和平时代”远没有到来，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只有当“霍布斯法则”退出历史舞台之日，才是传统的海权观念谢幕之时，既然今天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世界仍然受“霍布斯法则”支配，那么中国就不能无视历史上的经验和传统的海权观念，中国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不仅是现实和未来的要求，也是逻辑的要求。
　　也许有人会指责：如果每一个国家都以“霍布斯时代”没有消失考虑自己的国防，那么所有国家都将掉进“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人类何时才能摆脱“霍布斯法则”的噩运？何时进入“永久和平”的天堂？对此，我们的回答是：一、历史上有哪个国家是以牺牲未来国家安全、或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冒灭顶之灾的危险，来实践康德的永久和平的？二、我们这代人能够完成下几代人都难以完成的事吗？况且历史上任何性质的和平都是以武力作后盾的，没有武力作后盾的和平是不存在的。谁能设想康德的永久和平是没有武力作保障的？
　　目前我们只能判定世界还没有走出“霍布斯时代”,但却不能断定世界是否已经不可逆转地向永久和平方向迈进，虽然我们希望如此，但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不确定的。那些不主张建立强大海军、认为“国际合作”才是保障海上生命线的唯一选择的观点，实际上存在着错误的预设前提：世界已不可逆转地朝永久和平方向发展了。这是用“希望”代替“不确定性”，而中国海权的战略考虑不应建立在主观愿望性质的“希望”之上，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建立在“不确定性”之上。
　　基于世界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霍布斯法则”还支配着这个世界，中国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是必要的选择。中国的海权战略选择应考虑能同时应对这两种可能性：既能应对“霍布斯时代”某些强国可能对我们“外向型经济”安全构成的威胁，又能应对在“永久和平时代”成为康德所说的“各民族的联盟”、“世界共和国”政府管辖下的世界海军之一部分，而在由“霍布斯时代”向“永久和平时代”的转型过程中，奉行和平发展原则的中国的强大海上力量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由此，我们同样也得出了中国必须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结论，但这一结论不是建立在历史表层的经验上的，而是建立在对世界文明程度的考察之上。
　　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战前少投入750万两银子，战败后被迫付出6亿两，这是甲午战争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仅钱款一项损失就是原来的80倍，还不算割让台湾以及国家长期陷于内乱外战的困境等各种经济和非经济的损失。
　　有一种观点认为：建设国家强大的海上力量耗费巨大，尤其和平时期，没有仗打，仅维护修理就花费很大，加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军事技术、武器装备要随之不停地更换，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这一观点非常危险，说出这样的话起码是没有记住甲午战争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大家知道，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我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的混乱和落后,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场战争的关键是制海权的争夺。马汉在对两千多年海战史进行研究后认为：谁掌握了制海权，谁就能改变历史，制海权是通过海上决定性会战获得的，而海上决定性会战的胜利是由作战双方的火力强弱决定的。
　　当时日本联合舰队的火力是北洋舰队的4-6倍，日本舰队摆出纵列队形，以侧舷火力交战，这种队形的特点是，以军舰最大受弹面积为代价，换取火力的最大发扬和侧舷火炮的最大射角。因火力强弱悬殊，北洋舰队不敢以纵列队形进行侧舷火力对抗，只能以“一字燕行阵”舰首对敌迎战，这一战斗队形特点是，放弃部分火力（尾炮）和减小侧舷火炮射角，换取军舰最小受弹面积。本来北洋舰队的火力已不强，为争取最小受弹面积又削弱部分火力，所以5艘军舰被打沉，日方一艘未沉，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
　　附带说明一下，北洋舰队采取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斗队形。稍知海军常识的人都知道，两支舰队对抗时，最有利和最不利的交战队形可用英文字母“T”来表示，处于“T”一横位置最有利，可充分发挥首炮、尾炮和舷炮组成的一侧火力。处于“T”一竖位置最不利，因为除了首炮能充分发挥外，侧舷炮射角受到极大限制，还要放弃尾炮火力。由于日本联合舰队自始至终保持良好队形，对北洋舰队“环而击之”，致使舰对舰交火时，北洋舰队的舰只都处于“T”字一竖的最不利的位置上。但如果北洋舰队摆出和日军同样的纵列队形，以侧舷火力交战，那么在同样条件下，击中对方一炮，自己将被击中4-6炮，损失会更惨，可能被打沉的不止5艘军舰。所以，北洋舰队战斗队形的选择是当时条件下“最佳”选择。国内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丁汝昌指挥失误，错误的战斗队形导致了失败云云，都属不谙军事的外行话，不足为训。
　　为什么日本联合舰队的火力超出北洋舰队4-6倍呢？因为日本海军战前实现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装备了最新式的速射炮，大小口径共173门。北洋舰队成军后十年里几乎未添加什么舰炮，只有江南制造局仿制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的12门速射炮，其余都是已经落伍的旧式慢速后膛炮。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北洋海军访问日本时，右翼总兵刘步蟾凭着职业军人的敏锐，发现北洋海军的战斗力远远不如日本海军，丁汝昌因此向李鸿章大声疾呼：海军添船换炮、更新装备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但朝野人士大都眼光短浅，认为海军耗费太大，翁同騄主管的户部对海军方面的警告置若罔闻，决定海军装备停购两年。更有甚者，还挪用海军经费750万两白银修缮颐和园，为慈禧太后祝寿，而750万两白银足可用来淘汰旧式中小口径火炮、添加最先进的速射炮280多门了。这里暂且不论户部用于奢侈的“三海工程”上另外浪费的1000万两白银。临战前，北洋舰队准备花32万两白银购买12门速射炮，居然因无法凑到这笔款子而放弃。最令人痛心的是，打沉北洋海军多艘军舰、包括邓世昌的“致远”号的日本主力舰“吉野”号，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工厂生产的当时世界上速射火力最强、航速最快的巡洋舰，中国原先已打算买下，但因经费短缺而作罢，后被日本买去，成为海战中我们的“

指路明灯

［ 作者：李方    转贴自：舰船知识    点击数：274    更新时间：2005-5-21    文章录入：admin ］

110年前的9月17日12时50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右主炮发出第一声怒吼，中日黄海海战正式打响。

　　这一炮的结果是，强大的后坐力震塌了定远号的舰桥，水师提督丁汝昌跌落受伤。从此，北洋海军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下与日本舰队缠斗，直至17时45分日舰主动撤出战场。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场大规模铁甲舰海战。中方自认完败，理由是己方被击沉5艘而日舰仅数艘受伤无一沉没。事实上，糜费甚巨的旧中国海军数十年竟无一击沉敌舰的战例，历来为我爱国青年痛心疾首不已。

　　然而有些西方评论家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从战役角度看，黄海海战的胜利者应该是北洋舰队，因为完成了护航任务，并且是日本舰队率先撤离战场。(事实上，北洋舰队的剩余舰只还虚张声势地尾随日舰撤退方向追击了一阵。然而我们知道，日舰平均航速超过北洋舰队甚多，而且当时中方军舰大都已遭重创。)

　　客观地讲，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从战役角度而言也还远远谈不上完全失败。后世研究者多纠缠于战术细节，例如迎敌的阵型问题、方伯谦的临阵脱逃问题、弹药储备问题等等。再或上升到中日战争意志的比较，例如李鸿章就此下令保舰为要，导致制海权从此完全落入日人之手。而日方的举国欢腾，恐怕并非全为实际战果，主要还在于战绩大大超出其事先预期。事实上，此前的日本海军建设，主要假想敌便是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两舰。

　　我想有一个关键细节我们必须注意到：同样是开回基地的伤痕累累的中日军舰，李鸿章下死命令，靖远等舰必须在10天内修复，定远、镇远两主力舰则限期一个月；而日本方面的情况是，全部参战舰艇在9月22日之前(也就是5天内)都已经修复完毕，9月23日日舰便重又出现在中国近海。

　　因此，仅从作战支持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来看，即便李鸿章不下保舰令而督促北洋海军继续出洋迎战，效果与后来相比恐怕也不会有很大不同。

　　“总体战”的概念要到20世纪初才被提出，然而1894年的中日战争实际上已经初见端倪。将军决战岂只战场，双方比较的更在于综合国力、动员能力、工业能力，乃至制度因素。曾有历史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败，败于日本以倾国之力来打李鸿章的淮军，这是就动员能力和动员机制而言。至于我前文所举中日海军恢复能力的差别，实际上就是工业基础、技工素质、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距――这些因素在导致战争胜负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很遗憾地被一直被我们忽略了。

　　我不相信真有什么卖国贼，谁不希望打赢？李鸿章长期背负卖国贼的名声，实在是因为，作为洋务运动教父，他远比同侪清楚，中国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被拖入战争。大海上的胜败，也许在船坞里就已经决定了。

　　今年是中日黄海海战110周年祭。历来此方面的研究极多，我并没有更多的心得可说。我只是注意到一个现象，应该是从黄海海战刚打完就开始，直到今天，不论当年的水师提督丁汝昌，还是当下的爱国青年，都把双方军舰的比较和损失，作为判断胜负并进而找原因讲道理的着眼点。也正是在这套逻辑里，我们承认失败。而像西方的评论家，由于他们的考察指标不同，甚至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战争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与需要达到的目的相比，装备的损失甚至战役的结果，应该说都是相对次要的。然而遗憾的是，当下我们很多的爱国青年，他们更关注装备、手段这个层面的问题。谈黄海海战则必比较中日双方的海军实力，比较损失情况；谈未来的台海问题甚至中美问题，则着眼于双方具体战力的消涨，比如某型战机与对方同类战机作战能力的比较，甚至不厌其详地罗列从不同渠道包括可疑渠道搜罗来的各种技术参数，以为只要这些参数不落下风，我方即有胜算。同样热衷比较的例子还包括战舰、导弹、卫星等等。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黄海海战之前，北洋舰队总吨位、火力相比日本并不落下风。因此，如果抓一个今天的爱国青年放在当时，也许他同样会得出某种乐观的结论。当然，如果他知道日舰普遍装备了速射炮，则他的乐观未免要打些折扣，但基调应该大致不变。至于邓世昌在军舰上养狗、定远舰舰桥年久失修、方伯谦贪生怕死等等，不到临战是无法显露出来的，我们的爱国青年自然无从关注。但是他必然能够从各种渠道得知，日本人对我定远、镇远畏之如虎，这无疑会大大增强他作为民间主战派的信心和分贝。

　　当然，邓世昌是否在军舰上养狗，并不影响他作战勇敢，这些事情知不知道也没太大所谓。然而有所谓的是，我们的爱国青年是否了解中日海军基地的比较情况，对于各自基地的技工、设施、效率是否略知一二。从今天爱国青年的关注点或者兴奋点来看，他们对此应该说是不怎么放在心上的。然而事实是，就算北洋舰队没在黄海海战中被打垮，甚至像西方人所言打胜了，可是人家日本海军5天后便重新投入战场，而北洋舰队快则10天晚则要到一个月后，你再说说是谁胜了――未来，这样的事情未必不会重演。近年来各种报道都说中国严重缺乏熟练工人和高级技工，乃至他们的工资可以抬高到硕士毕业生的水平，难道这仅仅是民用生产领域的忧虑吗？未来若有战事，就算你在战场上不吃亏，若你的军舰战机回来很多天没能力修好，这跟在战场上被消灭又有多大差别？

　　遗憾的是，这些可能性被我们很多的爱国青年严重忽略了。在他们眼里，只有战机型号，只有技术参数，惟独没有人。当年日本人发现北洋水兵在舰炮上晾裤头儿(当然很可能是谣传)，而这些东西应该是不入我们今天爱国青年的法眼的。

指路明灯

［ 作者：李方    转贴自：舰船知识    点击数：274    更新时间：2005-5-21    文章录入：admin ］

110年前的9月17日12时50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右主炮发出第一声怒吼，中日黄海海战正式打响。

　　这一炮的结果是，强大的后坐力震塌了定远号的舰桥，水师提督丁汝昌跌落受伤。从此，北洋海军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下与日本舰队缠斗，直至17时45分日舰主动撤出战场。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场大规模铁甲舰海战。中方自认完败，理由是己方被击沉5艘而日舰仅数艘受伤无一沉没。事实上，糜费甚巨的旧中国海军数十年竟无一击沉敌舰的战例，历来为我爱国青年痛心疾首不已。

　　然而有些西方评论家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从战役角度看，黄海海战的胜利者应该是北洋舰队，因为完成了护航任务，并且是日本舰队率先撤离战场。(事实上，北洋舰队的剩余舰只还虚张声势地尾随日舰撤退方向追击了一阵。然而我们知道，日舰平均航速超过北洋舰队甚多，而且当时中方军舰大都已遭重创。)

　　客观地讲，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从战役角度而言也还远远谈不上完全失败。后世研究者多纠缠于战术细节，例如迎敌的阵型问题、方伯谦的临阵脱逃问题、弹药储备问题等等。再或上升到中日战争意志的比较，例如李鸿章就此下令保舰为要，导致制海权从此完全落入日人之手。而日方的举国欢腾，恐怕并非全为实际战果，主要还在于战绩大大超出其事先预期。事实上，此前的日本海军建设，主要假想敌便是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两舰。

　　我想有一个关键细节我们必须注意到：同样是开回基地的伤痕累累的中日军舰，李鸿章下死命令，靖远等舰必须在10天内修复，定远、镇远两主力舰则限期一个月；而日本方面的情况是，全部参战舰艇在9月22日之前(也就是5天内)都已经修复完毕，9月23日日舰便重又出现在中国近海。

　　因此，仅从作战支持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来看，即便李鸿章不下保舰令而督促北洋海军继续出洋迎战，效果与后来相比恐怕也不会有很大不同。

　　“总体战”的概念要到20世纪初才被提出，然而1894年的中日战争实际上已经初见端倪。将军决战岂只战场，双方比较的更在于综合国力、动员能力、工业能力，乃至制度因素。曾有历史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败，败于日本以倾国之力来打李鸿章的淮军，这是就动员能力和动员机制而言。至于我前文所举中日海军恢复能力的差别，实际上就是工业基础、技工素质、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距――这些因素在导致战争胜负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很遗憾地被一直被我们忽略了。

　　我不相信真有什么卖国贼，谁不希望打赢？李鸿章长期背负卖国贼的名声，实在是因为，作为洋务运动教父，他远比同侪清楚，中国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被拖入战争。大海上的胜败，也许在船坞里就已经决定了。

　　今年是中日黄海海战110周年祭。历来此方面的研究极多，我并没有更多的心得可说。我只是注意到一个现象，应该是从黄海海战刚打完就开始，直到今天，不论当年的水师提督丁汝昌，还是当下的爱国青年，都把双方军舰的比较和损失，作为判断胜负并进而找原因讲道理的着眼点。也正是在这套逻辑里，我们承认失败。而像西方的评论家，由于他们的考察指标不同，甚至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战争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与需要达到的目的相比，装备的损失甚至战役的结果，应该说都是相对次要的。然而遗憾的是，当下我们很多的爱国青年，他们更关注装备、手段这个层面的问题。谈黄海海战则必比较中日双方的海军实力，比较损失情况；谈未来的台海问题甚至中美问题，则着眼于双方具体战力的消涨，比如某型战机与对方同类战机作战能力的比较，甚至不厌其详地罗列从不同渠道包括可疑渠道搜罗来的各种技术参数，以为只要这些参数不落下风，我方即有胜算。同样热衷比较的例子还包括战舰、导弹、卫星等等。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黄海海战之前，北洋舰队总吨位、火力相比日本并不落下风。因此，如果抓一个今天的爱国青年放在当时，也许他同样会得出某种乐观的结论。当然，如果他知道日舰普遍装备了速射炮，则他的乐观未免要打些折扣，但基调应该大致不变。至于邓世昌在军舰上养狗、定远舰舰桥年久失修、方伯谦贪生怕死等等，不到临战是无法显露出来的，我们的爱国青年自然无从关注。但是他必然能够从各种渠道得知，日本人对我定远、镇远畏之如虎，这无疑会大大增强他作为民间主战派的信心和分贝。

　　当然，邓世昌是否在军舰上养狗，并不影响他作战勇敢，这些事情知不知道也没太大所谓。然而有所谓的是，我们的爱国青年是否了解中日海军基地的比较情况，对于各自基地的技工、设施、效率是否略知一二。从今天爱国青年的关注点或者兴奋点来看，他们对此应该说是不怎么放在心上的。然而事实是，就算北洋舰队没在黄海海战中被打垮，甚至像西方人所言打胜了，可是人家日本海军5天后便重新投入战场，而北洋舰队快则10天晚则要到一个月后，你再说说是谁胜了――未来，这样的事情未必不会重演。近年来各种报道都说中国严重缺乏熟练工人和高级技工，乃至他们的工资可以抬高到硕士毕业生的水平，难道这仅仅是民用生产领域的忧虑吗？未来若有战事，就算你在战场上不吃亏，若你的军舰战机回来很多天没能力修好，这跟在战场上被消灭又有多大差别？

　　遗憾的是，这些可能性被我们很多的爱国青年严重忽略了。在他们眼里，只有战机型号，只有技术参数，惟独没有人。当年日本人发现北洋水兵在舰炮上晾裤头儿(当然很可能是谣传)，而这些东西应该是不入我们今天爱国青年的法眼的。

指路明灯

［ 作者：李方    转贴自：舰船知识    点击数：274    更新时间：2005-5-21    文章录入：admin ］

110年前的9月17日12时50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右主炮发出第一声怒吼，中日黄海海战正式打响。

　　这一炮的结果是，强大的后坐力震塌了定远号的舰桥，水师提督丁汝昌跌落受伤。从此，北洋海军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下与日本舰队缠斗，直至17时45分日舰主动撤出战场。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场大规模铁甲舰海战。中方自认完败，理由是己方被击沉5艘而日舰仅数艘受伤无一沉没。事实上，糜费甚巨的旧中国海军数十年竟无一击沉敌舰的战例，历来为我爱国青年痛心疾首不已。

　　然而有些西方评论家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从战役角度看，黄海海战的胜利者应该是北洋舰队，因为完成了护航任务，并且是日本舰队率先撤离战场。(事实上，北洋舰队的剩余舰只还虚张声势地尾随日舰撤退方向追击了一阵。然而我们知道，日舰平均航速超过北洋舰队甚多，而且当时中方军舰大都已遭重创。)

　　客观地讲，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从战役角度而言也还远远谈不上完全失败。后世研究者多纠缠于战术细节，例如迎敌的阵型问题、方伯谦的临阵脱逃问题、弹药储备问题等等。再或上升到中日战争意志的比较，例如李鸿章就此下令保舰为要，导致制海权从此完全落入日人之手。而日方的举国欢腾，恐怕并非全为实际战果，主要还在于战绩大大超出其事先预期。事实上，此前的日本海军建设，主要假想敌便是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两舰。

　　我想有一个关键细节我们必须注意到：同样是开回基地的伤痕累累的中日军舰，李鸿章下死命令，靖远等舰必须在10天内修复，定远、镇远两主力舰则限期一个月；而日本方面的情况是，全部参战舰艇在9月22日之前(也就是5天内)都已经修复完毕，9月23日日舰便重又出现在中国近海。

　　因此，仅从作战支持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来看，即便李鸿章不下保舰令而督促北洋海军继续出洋迎战，效果与后来相比恐怕也不会有很大不同。

　　“总体战”的概念要到20世纪初才被提出，然而1894年的中日战争实际上已经初见端倪。将军决战岂只战场，双方比较的更在于综合国力、动员能力、工业能力，乃至制度因素。曾有历史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败，败于日本以倾国之力来打李鸿章的淮军，这是就动员能力和动员机制而言。至于我前文所举中日海军恢复能力的差别，实际上就是工业基础、技工素质、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距――这些因素在导致战争胜负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很遗憾地被一直被我们忽略了。

　　我不相信真有什么卖国贼，谁不希望打赢？李鸿章长期背负卖国贼的名声，实在是因为，作为洋务运动教父，他远比同侪清楚，中国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被拖入战争。大海上的胜败，也许在船坞里就已经决定了。

　　今年是中日黄海海战110周年祭。历来此方面的研究极多，我并没有更多的心得可说。我只是注意到一个现象，应该是从黄海海战刚打完就开始，直到今天，不论当年的水师提督丁汝昌，还是当下的爱国青年，都把双方军舰的比较和损失，作为判断胜负并进而找原因讲道理的着眼点。也正是在这套逻辑里，我们承认失败。而像西方的评论家，由于他们的考察指标不同，甚至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战争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与需要达到的目的相比，装备的损失甚至战役的结果，应该说都是相对次要的。然而遗憾的是，当下我们很多的爱国青年，他们更关注装备、手段这个层面的问题。谈黄海海战则必比较中日双方的海军实力，比较损失情况；谈未来的台海问题甚至中美问题，则着眼于双方具体战力的消涨，比如某型战机与对方同类战机作战能力的比较，甚至不厌其详地罗列从不同渠道包括可疑渠道搜罗来的各种技术参数，以为只要这些参数不落下风，我方即有胜算。同样热衷比较的例子还包括战舰、导弹、卫星等等。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黄海海战之前，北洋舰队总吨位、火力相比日本并不落下风。因此，如果抓一个今天的爱国青年放在当时，也许他同样会得出某种乐观的结论。当然，如果他知道日舰普遍装备了速射炮，则他的乐观未免要打些折扣，但基调应该大致不变。至于邓世昌在军舰上养狗、定远舰舰桥年久失修、方伯谦贪生怕死等等，不到临战是无法显露出来的，我们的爱国青年自然无从关注。但是他必然能够从各种渠道得知，日本人对我定远、镇远畏之如虎，这无疑会大大增强他作为民间主战派的信心和分贝。

　　当然，邓世昌是否在军舰上养狗，并不影响他作战勇敢，这些事情知不知道也没太大所谓。然而有所谓的是，我们的爱国青年是否了解中日海军基地的比较情况，对于各自基地的技工、设施、效率是否略知一二。从今天爱国青年的关注点或者兴奋点来看，他们对此应该说是不怎么放在心上的。然而事实是，就算北洋舰队没在黄海海战中被打垮，甚至像西方人所言打胜了，可是人家日本海军5天后便重新投入战场，而北洋舰队快则10天晚则要到一个月后，你再说说是谁胜了――未来，这样的事情未必不会重演。近年来各种报道都说中国严重缺乏熟练工人和高级技工，乃至他们的工资可以抬高到硕士毕业生的水平，难道这仅仅是民用生产领域的忧虑吗？未来若有战事，就算你在战场上不吃亏，若你的军舰战机回来很多天没能力修好，这跟在战场上被消灭又有多大差别？

　　遗憾的是，这些可能性被我们很多的爱国青年严重忽略了。在他们眼里，只有战机型号，只有技术参数，惟独没有人。当年日本人发现北洋水兵在舰炮上晾裤头儿(当然很可能是谣传)，而这些东西应该是不入我们今天爱国青年的法眼的。

定远

北洋各舰修复其实没有按时完成...理由是没有拨银。船工没银子不肯开工。
这是令人痛心的现实。
甲午海战其实不能算是完败，它被打败的是士气。在海战后中国便一直不能修复、不敢出战。尤其是炮弹供应不足。
而陆军则根本不足以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陆军，人事主宰一切的恶劣后果极严重，尤其是指挥官如果拚掉队伍便失去一切的体制。
在感叹海军的英勇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平时的骄怠与蓄意的松懈是造成失利的根本原因。不检讨这一点，无以面对未来，也使先辈的牺牲失去意义。
甲午有耻。

指路明灯

我知道的就有方舟子，定远舰等几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就那位威名赫赫的定远？

看照片你好象年纪不大呀?:hel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