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并没有发生过正面交锋,但是,在大会小会上,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里,二人的思想观点确实发生了激烈碰撞,两位党内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可谓针锋相对,火星四射;最终二人彻底分道扬镳,势如参商。
毛、张二人可谓几十年的“政治冤家”。1930年代红军时期,张的地位在毛之上,毛受到张的压制;遵义会议上张转而支持毛,使毛获得翻身机会,从此二人搭档8年,张为名义上的总书记,毛为实际上的“核心”,张的虚怀大度,被毛视为“明君”。1942年延安整风,受到批判的张闻天把头把交椅交给毛以后,他却故意远离开政治中心,对毛敬而远之。当年便到陕北、晋西北搞了一年农村调查;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马上便离开延安到东北工作,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新中国刚建立,1951年以外交部副部长身份出任驻苏联大使。1956年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马上一头扎到到农村巡视调查。 张闻天离开权力中心以后,喜欢经济建设工作,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然后发而为文,把实践材料上升为理性知识,从他的笔下流淌出大量的闪射出真知灼见的理论著作,用以指导当时的经济建设。 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张闻天,由30年代的“左倾”,在50年代一下变为“右倾”。之所以称之为为“右倾”,就是和毛泽东在50年代鼓动的急躁冒进的极左思潮格格不入;毛泽东一再批判的“右倾保守”思想,恰恰是张闻天不断赞扬和支持的。而他的“右倾”,实际上就是联系实际,结合实践,讲求实效和稳妥,倾听群众的呼声,时时不脱离国情。 在大跃进时代,一个具有忧国忧民责任感的高级干部,只要联系群众,结合实际,就必然掌握大量的问题和缺点。因为大跃进的各项活动本身就是脱离实际、违背民意、劳民伤财的产物。 1956年周恩来等人反冒进,张闻天表示支持。他在驻外使馆说,国内有冒进,供应紧张,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这是主观主义。他对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和 后来的大跃进,是有抵触情绪的。对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开始是拥护的,但看到大量的缺点错误后,就发生动摇,表示怀疑。尤其对大炼钢铁表示不满。外交部机关也有炼钢任务,由于没有原料,他就下令停止。外交部党委开会,张闻天和陈毅等领导都对当时的极左不满,对共产风、浮夸风的批评尤其尖锐。1959年3月在两广参观时,发现了许多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活动,粮食和副食品的缺乏更是触目惊心。在庐山会议前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一再陈述大跃进的弊端,认为在宣传中要承认缺点和错误,说大跃进的问题已经使我国的国际威信受到影响。但他在发言时竟被人顶了回去。 终于,庐山会议来了! 他装了一肚子的有关大跃进的缺点、错误、问题、弊端,终于可以像江河决口一样奔涌而出了! 他认为,庐山会议的主题应当的纠左。毛泽东虽然连续进行了9个月的纠左,但是收效甚微;一些左倾祸害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大跃进的问题堆积如山,国民经济在不断下滑,老百姓依然在忍饥挨饿,可是不少领导却躺在“纠左已经成功”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使他忧心忡忡。他同彭德怀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以及各自在东欧访问时,二人都有深谈,对大跃进的看法完全一致;他赞成彭德怀写信,他准备在会议上发言,共同为纠左出一把力。 1959年7月21日,张闻天在第二组抓住时机,作了近三个小时的讲话。此时距毛泽东7月23日讲话只有两天,彭德怀的信已发下5、6天,已遭到一些非难,风声吃紧。就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当天早晨,胡乔木还打来电话予以关照,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大炼钢铁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可是,张闻天谢绝好意,以大无畏的果敢精神,以确凿的事实,科学的语言,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大跃进的大量缺点和问题。第二组组长是极左大将柯庆施,他挑动几个人不断打断张闻天的发言,不断提出质疑,不断发表不同的意见,但张闻天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既定提纲,滔滔不绝,非讲不可。 张闻天首先对当时流行的一种怪论提出批评。有人说,多说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就会使人泄气,就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他说,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才有利于改正缺点。我们从前犯过盲动主义,毛主席经常提及。对缺点不要轻描淡写,要采取郑重态度。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的是真理;我们现在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 【开篇即讲如何对待大跃进缺点问题,如当头棒喝,击中一些讳疾忌医、掩盖错误的极左人物的要害,表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观点。有些词汇可能让毛泽东等人不舒服,如“有些虚”“真理不够”等,但却是苦口良药,有利治病。作者首先扫清这些怪论,为下面大量揭露缺点作了铺垫。】 张闻天指出,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一些: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讲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方法。如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太长;“三边”(边勘查、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差;新增工人太多,招2000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成套,任务朝令夕改,不能实现价值;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等等。从而造成大量资金和物资浪费、积压,市场供应紧张,物资储备减少,财政结余用光,外贸出口不能完成等等恶果。 【这一段具体讲大跃进的缺点,共产风、浮夸风产生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后果,每一句都是触目惊心的客观事实,和彭德怀、李云仲的意见如出一辙。如果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是绝对总结不出如此具体详实、条分缕析的缺点错误的。如果那些当事者认真听取这些逆耳忠言,立马采取补救和改正措施,我国经济建设将会避免多少重大损失啊!】 胡乔木要张闻天不要讲大炼钢铁问题,因为这是毛泽东最看重、最忌讳的事情。但是张闻天偏偏大讲特讲,大跃进的头等大戏,怎么能不讲呢?他慷慨说道: “‘全民炼钢’不单赔了50个亿,最大问题还在9000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不能丰收。‘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情都是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让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多干一些)。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查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年有没有其它办法能够增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铁产量可以超过700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上,提高原有厂的利用系数,再按各地条件,搞一些小洋高炉,那么,把钢产量搞到800万吨,恐怕是有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后来却提出了钢产量1000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样一种方法。当然我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 【这一段用确凿的事实,揭露了大炼钢铁的错误做法和严重危害,完全符合实际,完全合乎民心。有些词句就是针对毛泽东提出的“1070”高指标和发动全民大炼钢铁的做法。如果在大跃进发动之初就认真听取张闻天的这些建议,就可以避免那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荒唐闹剧。可惜这只是“事后诸葛”的建议,巨大灾难已成事实,可是我们的领袖却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一再用动听的言辞来掩饰这一事实。毛在“7.23讲话”中,竟激愤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可能就是针对张闻天(当然包括彭德怀、李云仲等人)的这种说法,回击“得不偿失”论者。】 毛泽东最看重“吃饭不要钱”、实行供给制的公共食堂,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标志。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说道:“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就是共产主义。”报纸上也一度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判按劳取酬。张闻天在发言中与之针锋相对。他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丧失劳动力的人。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社会主义要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权,这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 【这一段发言洋洋洒洒,首先批判了祸国殃民的公共食堂。毛泽东大力倡导食堂“吃饭不要钱”,说是“中国人民太苦了”。殊不知,这种“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亿万人民推进了更加贫苦的深渊。关键问题是,吃饭不要钱表面看是照顾穷人的好事,但是,粮食吃完了谁来管?谁来供给?你国家一颗粮食也不拿,反而要从农民手中夺粮食,完全让农民“鼻子流嘴自吃自”,消耗完了只好饿肚子,这不是坑害农民吗?至于按劳分配的观点,保护个人所有权的观点;关于勤劳致富,懒汉该穷的观点;社会主义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的观点,完全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顺应民心人情的真知灼见。20多年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民务实的言论里,就有不少张闻天的思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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