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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新加坡人的生活环境，在李光耀的安排下，还是很优越的，至少工作机会非常充足：新加坡现有公民和绿卡约330万人，另外还有约120万外来打工者。而在新加坡，和西方国家一样，只要有点学历有份工作，买房养车养小孩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在前两个消费上，政府都会刮走一大笔油水。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光耀个人的成就，要远远超出香港以李嘉诚为首的所有香港精英。香港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富裕，大半是靠当中国的窗口挣的代理费和贸易费，而香港的大半富豪，都是靠香港的房地产发财，其结果除了造就几个富豪之外，绝大多数香港人并没有什么好处，反而生活变得压力重重，只能蜗居在鸽笼大的房子里当房奴。很讽刺的是，现在香港人的就业，有近一半是靠大陆来的中资公司提供。客观的说，香港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只不过大多数香港人还看不到这一点，还在很无知的为很虚无缥缈的所谓投票权愤愤不平。本来，香港可以借港币作为人民币窗口的特殊作用向金融中心发展，但对着一半还有身份认同危机的香港人，北京政府可能会很无奈地丢掉这个想法，看看李泽楷父子在香港电信的买卖上的表现就明白了。李嘉诚应该可以算传统华人，而从小在美国读书的李泽楷，已经是海峡华人了。 但是，新加坡的致命弱点，也在于李光耀。正如诸葛亮一手缔造了蜀国，却后继乏人一样，新加坡的危机，就在于，李光耀之后怎么办? 内的媒体常提到李光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是“退而不休”，而国内的媒体的反应只是感慨其工作的热情而已，可能很少人明白这句话后面的意思。 1990年，李光耀决定让出总理一职，让位给一个接班人，自己则任了个新职务叫“资政”。在国人和外界看来，这似乎是个顾问之类的头衔，和台北的“总统府国策顾问”差不多。当时他挑选的接班人叫陈庆炎，任当时的国防部长，此人的性格很像李光耀，性格很强悍，当时李光耀的大多数手下：国会议员和部长们，都不喜欢此人。在投票时，大多数人都投给了性格随和，人缘很好的吴作栋。李光耀对投票结果很不满意，于是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李只好让吴作栋来做总理。而吴作栋刚上任时，很不能上台面，在镜头面前很不自然，也不会讲话。于是李找人专门对他做了三个月的礼仪培训，然后吴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风度翩翩，举止得体。对此，一个不会说中文的新加坡老人评论说：世界上什么行业都难做，只有新加坡的总理最好当。 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2002年，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吴不需要担心任何事，因为要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都有一个人帮他决定了，他只需要在台上表演一下而已。另一个意思是，吴只是新加坡版的严家淦，蒋经国翅膀硬了，他就该下来了。2004年八月，在所有人的意料中，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 2005年7月，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淡马锡控股旗下的新加坡航空的飞行员协会因为不满管理层对其工资的削减，决定罢工。其时，李光耀已经专任GIC的董事长，专门负责海外的资产。儿媳何晶是淡马锡的CEO，李显龙任总理已有一年，而其之前长期担任部长的财政部，是淡马锡控股100%的控股股东。 之所以要强调这些关系，是因为在飞行员协会威胁罢工之时，发生了外界很疑惑但对新加坡人很正常的事：李光耀跳出来发表强硬讲话。他很简单的告诉那些飞行员：所有和政府对抗的行为都不会有好下场。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这件事也说明了一点，非典期间吴的言论，李显龙就职前对台湾的访问，其实他们都是只是奉命行事。 对比一下小说教父里的表现，教父的老三麦克在接任教父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对手下布置任务，老教父也列席，但一言不发。会后他的两个老部下找到他，说对麦克的决定有意见。老教父的回答是：那是新教父麦克的决定，所有人包括他本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 由此看来，李光耀在接班问题上，似乎要走诸葛亮的老路。而新加坡人，这个他一手教育培养出来的东南亚海峡华人群体，可以在他之后安全平稳地按照他的安排的方向走下去吗? 新加坡，或者说李光耀能有今天的成就，当然与他个人的能力分不开，但是，也离不开五十年来国际大环境的变迁影响。 二战以后，日本虽然在广场协定后为了排除巨大的经济泡沫，在东南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日本除了和新加坡得到了一点类似经济盟友的关系之外，并没有在东南亚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用亨廷顿的话讲，东南亚国家大都对日本是经济上有钱就拿，政治上并没有当回事。影响东南亚和东南亚华人的，始终只有两个巨人的影子，那就是美国和中国。
1949年以前，海峡华人在东南亚的华人中基本没什么影响，绝大多数华人都追随陈嘉庚。1938年10月，来自南洋各埠的168名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华侨筹贩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宾)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宣言》，历数近代以来日寇侵华种种罪行，揭露日寇不仅企图吞并中国， 还妄想征服世界。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号召我南洋八百万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抗战，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一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达十三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一亿六千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以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其中南洋侨汇居多。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和捐款中断。欧美等地华侨继续以侨汇和捐款为祖国抗战做贡献。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 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三干批以上，每月平均一百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献。抗战后，海路被封锁，支持祖国抗战的大批海外战略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运输。当时，国内机工及汽车奇缺，运输十分困难。陈嘉庚受国内西南运输公司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间，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10批共3200人，并捐 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大西南，在异常崎岖艰险的千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平均每天300吨以上，日积月累运量可观。而很多南洋华人也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他们中最有名的，是共和国上将叶飞，菲律宾华侨。 抗日战争后到1949年，南洋的传统华人们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时期，因为他们大多数不了解国共斗争的原因，对他们来说，只要认中国就行了，党派之争对他们来说是很陌生的事情，因为他们懂得最多的，除了中华民族大义，就是经商，他们普遍对政治一窍不通。在政治方面，他们没有一个是李光耀的对手。 虽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南洋的传统华人们还很惶惑，但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让他们非常振奋：短短的五年，中国就从一个被小日本随便欺负的弱国，变成了能打败头号强国美国的东方大国。共产党的号召力在东南亚华人中也越来越大。1957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和新加坡共产党结盟，1959年，人民行动党-共产党联盟在立法会选举中则获得压倒性胜利，取得51席中的43席，李光耀就任(马来亚联邦属)新加坡首任总理。1961年联盟分裂，人民行动党一度在议会中只比共产党多出一席。李光耀及时取得马来西亚执政的马来首相东姑的支持，加上新加坡共产党错误地盲目发动街头游.行和暴.动，让李光耀以反对暴力为借口，将共产党三个主要领袖投入监狱，从而赢得了1963年大选。1965年，新加坡共产党响应中共产党的世界革命路线，放弃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西亚共产党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了一些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镇压。1965年，印尼将军苏.哈.托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下发动政变，并且发动排华运动。 从此东南亚共产党走向衰亡，马共总书记陈平只能呆在湖南当电台主持人。 1965年8月，新加坡建国。李光耀虽然取得了对新加坡共产党的绝对胜利，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因为他的执政在1980年以前，一直要面对一个人的巨大身影，这就是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的鼓舞是无比巨大的。鸦片战争以来，海外的华人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深受鼓舞的陈嘉庚也回到了厦门，拿出了全部家产一千万元(有人估算过按当时的金价到现在价值一亿美元)，从此呆在国内专心办学，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所集美学校(现全部合并为厦门集美大学，取集美这个名字是纪念他的家乡福建集美乡，陈六使也是集美人)。1953年陈六使在中华总商会会议上提出创办南洋大学，从此南洋大学成为南洋华人在思想和文化上认同新中国的重要纽带。1959年人民行动党-共产党联盟联盟取得新加坡自治领首届大选胜利，当时讨论国旗方案，有人提出国旗上一定要和中国一样，有五颗星和红色，这个提案得到了传统华人的一致同意。于是就有了现在看到的新加坡国旗。 1971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在中国和新加坡球队比赛时，球场上有一大群新加坡观众为中国队加油，并且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李光耀于是下令禁止30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该禁令下达后，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 1976年5月，李光耀率团访问中国，并受到老毛短暂的接见。在去之前，所有人对见到老毛时的描述都是“敬畏”，基辛格甚至有和他女儿见到偶像一样被电击的眩晕。而李光耀的心情更为复杂，因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主要对手，共产党和南洋大学所代表的南洋传统华人们，都是这个巨人的追随者，他实际上只是在和这个巨人的影子在战斗。而在这个巨人眼里，他显然是很微不足道的。 李光耀后来在回忆录中多次详细描写了那次会见时从车到中南海一直到十五分钟会面结束的每一个细节。这充分说明了他当时心情的紧张。不过，那次会见的结果，让李光耀是有些解脱的。因为他看到的不是那个让基辛格们触电的神像，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接近老年痴呆的垂暮老人。而且他见到的老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看上去也不怎么样，这样，在他从政治之初头上一直压着的中国神像，也开始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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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5-3-25 22: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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