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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前中期,为了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美国在台湾国民党各派中扶持一文、一武:文的是吴国桢,武的是孙立人。但这两人都没有好下场:吴国桢被迫远走美国,孙立人被软禁多年。对此,美国纽约《中报》1988年4月17日发表声明说:“国民党退台之初,最具有国际声望的文武官员吴国桢、孙立人,在‘侯门深似海’的中国官场上,首先充当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的牺牲品。
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尽管与中共隔海对峙,但在事关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蒋介石从未改变“一个中国”的坚定立场。他常常以一种特殊方式,与中共共同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美国人为防止台湾有可能被共产党收复,美国的西太平洋战略受到“威胁”,不断制造所谓“托管”台湾与“台湾地位未定”论。对此,蒋介石总会作出强烈反应。刚去职的前“外交部长”王世杰曾在台湾发表公开讲话,严厉批驳美国的论点。他说:台湾是“收复失地”,不是“军事占领区”,中国对该岛的内政外交有绝对主权;自1941年中国对日正式宣战以来,《马关条约》已经失效,自那时起,台湾在法律上就已归还中国,到战争结束时再从日军手中实际收回。他要求大家对“帝国主义实现直接或间接控制台湾的企图”提高警惕。
由于内战的原因,此时中国已经形成国共隔海对峙局面。但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国共两党的根本性共识。人民解放军正积极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国民党蒋介石撤退台湾,虽然立足未稳,也不停地叫嚣“反攻大陆”。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地位未定”论受到海峡两岸不同方式的抵制和斗争。
当美国撇开在抗日战争中做出最重要牺牲的中国来搞所谓“对日和约”时,蒋介石于1951年6月18日发表声明,称台湾当局参加的权利不容置疑,不接受任何含歧视性条款。7月11日美英公布“对日和约”第二次方案,中国仍未被列入签字国,台湾当局即向美国提出严重抗议。9月3日,即旧金山“对日和会”开幕的前一天,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再次发表声明,称旧金山“对日和会”所签订的条约对中国没有约束力。
1952年4月28日,迫于美国的压力,台湾当局接受了同日本“单独媾和”的方案,与日本政府在台北签订“和平条约”。同日,美国宣布“旧金山和约”生效。但蒋介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态度是坚定的,他始终没有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对于“对日和约”与台日“单独媾和”,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操纵的“旧金山对日和约”是非法的,没有道理的。同时指出美国策动日本、台湾缔结条约,意在构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中国人民和政府坚决反对这个条约。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前后,美国国内某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暗中策划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杜勒斯在同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会谈时,坚持说存在着“两个中国”,正如同时存在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两个越南一样。他还面告蒋介石,美国把台湾同中国大陆之间的冲突看成是国际战争而不是内战。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在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争夺战激烈进行之时,美国策划的“外岛停火”论出笼了。所谓“外岛”,是相对于国民党占领的台、澎以外的中国沿海岛屿的总称。美国的意图就是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并争取达成停火决议。这样,既不使美国卷入沿海岛屿的争端,又能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形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在取得英国的支持后,美国将一个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称之为“神谕”的停火议案:《停止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岛屿地区敌对行动》,交由新西兰在安理会上提出。
台湾当局激烈反对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以及“停火”的建议。国民党认为,沿海岛屿争夺纯属中国内战,如交安理会讨论,可能会在联合国内出现“两个中国”的前景,危及到台湾当局的“法统”地位。而所谓的“外岛停火”论,等于要国民党放弃“反攻大陆”,为“两个中国”的合法化铺设道路。这些都是台湾当局无法接受的。当美国代表就“神谕”方案等问题与蒋介石会谈时,蒋介石坚决反对在联大讨论台海停火问题。叶公超也拜会艾森豪威尔,向他转达了蒋介石的三点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希望美国防止“两个中国”的理论和国际上的这一倾向。蒋介石还电示台驻美“大使”顾维钧:“对新西兰在安理会的行动应予以极大的保留,它将引起巨大的疑惑、忧虑和误解并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以‘两个中国’为目标的人。”台湾当局代表蒋廷黻在联大发表演讲,反对讨论“停火”问题,并痛斥“两个中国”的言论。此后,蒋介石在台北举行的“国父纪念日”大会上就国际形势发表长篇讲话,强烈谴责在外岛“停火”和“两个中国”的设想,认为这是“荒谬绝伦”的,称大陆台澎均我土地,中国领土不容任何人割裂,斥责提出此主张的“民主国家”是“不守正义”、“不讲公理”、“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自私自利者”。蒋介石还多次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抨击联合国停火建议和“两个中国”的主张,声称只有一个中国,国民党绝不放弃返回大陆的权利,联合国应当主持正义。
中国政府也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对中国主权无理干涉的“神谕”方案。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国际舞台上首次公开一致地反对同一个针对中国的提案,这使美国无可奈何,于是新西兰提案未经审议就胎死腹中了。
事实上,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美国和国民党当局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在国民党军队从大陈撤退期间,蒋介石多次发表广播演说和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声称大陈撤军是为了增强金、马防务,痛斥“停火”建议和“两个中国”的谬论。他强调: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中国不容割裂;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与此同时,台湾各政要也纷纷发表谈话,表明坚守金、马的决心。美国深感金、马是一个沉重包袱,为避免卷入中国的内战,必须让蒋介石主动放弃金门、马祖,彻底切断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金马撤军”论甚嚣尘上。对此,蒋介石在1955年2、3月间多次会见英美记者,严厉批驳了“金马撤军”及“两个中国”的谬论。他强调:不论是否获得美国的援助,都将全力防卫金门、马祖,一切在所不顾。他还说,如果现在再从金门马祖撤退,那么就连小孩子也不相信在防守台湾时他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如果他放弃金门马祖,只能导致产生进一步的压力,走向台湾被托管。为了表示坚守金、马的决心,蒋介石偕宋美龄,登上金门岛进行视察。此后,他不顾美国阻止,坚持往金门增兵。到1958年夏,已有1/3的国民党陆军被部署在这一地区,表现了蒋介石“防守”沿海岛屿的决心。
“第二次台海危机”时,美国再次逼迫蒋介石撤退金、马,蒋介石在高雄对美联社记者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谈话,表示坚决反对减少外岛驻军,反对使沿海岛屿的地位有任何改变的做法,声称台湾没有接受“停火”的义务。
在美蒋矛盾冲突中,中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逼蒋放弃金马的意图。从10月3日到13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局势。会议决定,为反对美国分离台湾的阴谋,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双方“一个中国”的共同利益。毛泽东还通过“中间人”给蒋介石传话,对蒋介石抵制美国分离台湾的行动予以高度肯定。毛泽东指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保住金门、马祖的方针。
1959年初,美国炮制的一个完整的“一中一台”方案出笼。这个方案与以前美国政府的论调的不同在于,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以“中华民国”代替中国,而准备让台湾永远“独立”出去。同时,也要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的想法。甚至肯尼迪与尼克松竞选总统的辩论也拿中国台湾“开涮”,利用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互相攻击对方。
蒋介石坚决拒绝美国方案,并密切关注有关台湾地位与命运的美国人之间的“辩论”。他对美国记者考普莱发表谈话,不点名地批评了肯尼迪的观点,坚决地宣称,台湾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放弃沿海岛屿,哪怕美国不予支持也决不改变这一立场。台湾当局“外交部”还发表声明,点名批评了肯尼迪。在美国制造的“两个中国”问题上,蒋介石的态度一向很明确,即坚决反对所谓的“两个中国”。由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坚定立场,从而使得1960年代美国历届政府所推动的在联合国实现“两个中国”的方案始终未能得逞。蒋介石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表现出坚定的立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蒋氏父子还重拳出击,坚决地反击了“台独”逆流。
“台独”是美国、日本反华势力策动、支持的产物,它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原因,它是一股历史的逆流。蒋氏父子执政期间,国民党对任何“台独”的言行,采取严厉的打击镇压政策,其武器就是将之绳之以法。台湾当局依据“刑法”和“惩治叛乱条例”,以“叛乱罪嫌”或“涉嫌台独”、“破坏国体,窃据国土”以及“颠覆政府”等罪名给“台独”治罪,并以军事法庭审判“台独”案件。典型案例是廖文毅“台独案”、1960年代最具影响的彭明敏“台独”案、1970年代的“台独联盟”案、基督长老教会案等。这对“台独”分子是有力的震慑。
对于逃亡海外的“台独”分子,台湾当局一律“列注名单”,下达通缉令,并严厉禁止“台独”分子入境返台。“台独联盟”的大小头目、先后流窜海外的“台独”分子200多人均上了“黑名单”。这些人是台湾有关部门重点掌控和“关注”的对象。
在台湾当局的严厉打击下,“台独联盟”及其一批流亡的“台独”分子,在海内外可谓臭名昭著。一般海外华人、台籍同胞,对之嗤之以鼻,其组织始终发展不起来。在美国的“台独”分子也只能靠蛊惑和欺骗行事,或龟缩一隅,干些恐怖、暗杀等黑社会的勾当。
从1940年代中期以后到1980年代末,在蒋氏父子治理台湾的四十多年里,对任何“台独”的言行都予以坚决打击,使一小撮“台独”败类在岛内无立锥之地,在海外亦处于穷途末路之境。蒋氏父子反“台独”的立场和行动,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此外,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为维护南沙群岛和钓鱼岛主权,进行了共同的斗争。蒋氏父子在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问题上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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