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西方民主真的该吃药了

克 飞

张维为：西方民主真的该吃药了——观察者网专访张维为教授

编者按：当失去羽翼的雄鹰还在依靠惯性向前滑翔的时候，阴影中的夜莺却率先感知到周围的危机。乌克兰乱局愈演愈烈之际，知识界的夜莺歌手、著名自由主义刊物《经济学人》3月1日撰文反思西方民主危机，其后不久，台湾“立法院”又上演了“文革”戏码，成为该文的注脚。《经济学人》是继福山之后，又一个西方政治危机的先知之音，但相比中国人对西方体制的反思已经显得落后。2010年3月，张维为教授在日内瓦与西方学者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政治的辩论，因为观点过于鲜明犀利，被西方媒体果断封杀，不予报道。但事实无法被永久封禁，这一点西方人甚至比中国知识界部分人士更清醒。时隔四年，《经济学人》在文章中主动引用张维为教授的观点——“（西方）民主正在毁掉西方，尤其是美国，因为这种制度使政治僵局制度化，使决策平庸化，还经常选出一些像小布什这样的二流领导人”。

西方媒体在吸纳一些批评言论的同时，将来自中国的批评之声称作意识形态软战。作为“冷战”的发起者，西方容易把自己的心思投射到别人身上，习惯于用战争对抗思维来度量别人。我们不妨顺其所愿将意识形态软战继续下去。

夜莺的吞吞吐吐只能警示，却并不足以提供宽阔的思路。中国人有条件有实力担当起为世界重新规划思想革新的担子。观察者网陆续推出研究员的系列文章，为西方把脉，并深入这场意识形态软战。敬请期待。

张维为教授应观察者网之邀，回顾数年前那场遭遇西方媒体言论不自由的历史，结合当下经验，详细分析西方民主话语与结构性现实危机的矛盾。世界是否能走出西方民主的迷思，中国模式可以为世界民主的发展提供哪些经验？

【此前，观察者网曾全文翻译《经济学人》封面文章《西方民主病在哪儿》，并由《当西方的夜莺开始悲鸣》一文开启一场对中西民主和意识形态“软战”的持续探讨。我们也期待有识之士的加入，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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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

观察者网：原本被视为世界典范的西方民主体制最近几年似乎正在变得过时而无用。《经济学人》在近期一篇剖析西方民主病的文章中引用您的观点称，“（西方）民主正在毁掉西方，尤其是美国，因为这种制度使政治僵局制度化，使决策平庸化，还经常选出一些像小布什这样的二流领导人”。

在您看来，西方民主模式遭遇的结构性问题有哪些？

张维为：西方陷入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后，很多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的问题。《经济学人》的文章似乎表明西方的自我反思开始进入了政治领域，这是好事情。文章引用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中国学者的观点，至少说明我们对西方民主模式的一些批评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历史上的西方政治精英，包括美国的国父们，在民主问题上，比现在西方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当时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宣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历史的终结”，我们不仅看到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傲慢，也看到了这种傲慢给西方本身带来的代价。冷战时代结束后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宗教传教士的热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西方民主模式，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但20多年过去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成绩单几乎乏善可陈，倒是坚决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规模迅速崛起。

我多次讲过一个观点：一个非西方国家或社会，如果采用了今天的西方民主模式，基本上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如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坦、中国台湾等；另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问题是这种结局是否也开始降临到西方国家？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已不能完全排除了。虽然多数西方国家目前还没有陷入从希望到绝望，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仍然享有早先积累的财富（包括大量的不义之财）和国际秩序中的一些特权，如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西方民众对自己国家现状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从希望到失望或持续失望的状况。根据美国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调，美国民众在2009年和2012年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分别为30%和29%；英国为30%和30%；法国为32%和29%；意大利为25%和11%。如果西方国家还是拒绝改革，西方整体走衰的趋势估计还会加速，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国家滑入“第三世界”的可能，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似乎正在整体地滑向“第三世界”。

西方今天的民主模式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现在看来主要是它的三个基本假设出了问题，这三个假设可以概括为（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这三个假设现在看来更像是西方民主模式的三个“基因缺陷”。“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所谓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随着新兴媒体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在民粹主义煽动下，往往更容易占上风。

所谓“权利是绝对的”，就是权利与义务本来应该是平衡的，这也是中国人一贯的观点，但在西方模式中，权利绝对化已成为主流。美国两党把自己的权利放在美国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互相否决，连福山都看不下去，称之为“否决政治”。美国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哀叹：美国是全世界权利种类最为繁多、权利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结果导致了各种权利的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以及社会责任的缺乏。

“程序是万能的”则导致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游戏化：民主已经被简化为竞选程序，竞选程序又被简化为政治营销，政治营销又被等同于拼资源、拼谋略、拼演艺表演。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西方所谓“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的“游戏民主”似乎越来越玩不转。没有人才观念的公司要破产，没有人才观念的军队打不了仗，没有人才观念的政治制度将走衰，这是中国人笃信不疑的理念。坦率地说，今天多数国家实行的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遗留下来的家产，如西方许多国家那样，他自然还可以继续挥霍和“游戏”，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恐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对于那些没有祖上留下家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成了宠坏的孩子，则无药可救。

西方文明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而最大的短处大概就是唯我独尊的倾向，缺少一点中国人“和谐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以为人类历史将终止于西方模式，西方将绝对主导世界的未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怎么可能会终于西方政治模式？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只能用“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来形容。当今世界上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正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还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

观察者网：西方民主的失灵在非西方地区体现得或许更为明显，许多引进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遭遇社会动荡和骚乱。如埃及、乌克兰，正在挑战着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甚至被当做圣经的民主化理论命题。

您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在全球遭遇挫折的表现及其原因有哪些？

张维为：埃及革命爆发不久，我和福山先生在上海有过一场辩论，他认为中国也可能出现“阿拉伯之春”，我说，不仅中国不会，而且“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时间证明我的判断是准确的，我去过埃及四次，走访过十来个阿拉伯国家。埃及的问题不是西方人描述的什么“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如果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那么埃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但实际上埃及的问题是人口爆炸，贫穷问题，住房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这些问题西方模式一个也解决不了，非但解决不了，还会使这些问题复杂化。埃及现在正陷入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模式普遍经历的那种恶性循环：即普选产生民粹主义领袖，但他们搞不好经济，然后军队就发动政变，但军队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埃及可能已经陷入这种恶性循环。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寄托着一些西方势力扳倒中国的期望，那么“颜色革命”则更是西方势力企图颠覆中国政体的样板，因为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如乌克兰，吉尔吉斯坦，格鲁吉亚都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某种意义上与中国的可比性比阿拉伯国家大得多。但是西方势力还是打错了算盘，颜色革命失败得如此之快，连西方很多人都感到脸上无光。

以乌克兰为例，2004年乌克兰爆发所谓的“橙色革命”，背后是欧美势力的支持，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所谓的“公民社会”输送了大量资金，然后又通过外交和舆论施加压力，最后亲西方的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上台执政，引来西方世界的一片欢呼，但好景不长，随着通货膨胀，经济凋敝，腐败激增，当年被“颜色革命”推翻的亚努科维奇又卷土重来，以微弱多数获得了2010年大选的胜利。乌克兰主流民意对颜色革命也从“希望”转为“失望”：美国皮尤中心2009年在乌克兰所做的民调表明，乌克兰人中仅有30%支持“民主”，比1991年时低了整整42个百分点。2014年西方又公开支持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基辅成了血腥的战场，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这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讽刺有多大。现在克里米亚已宣布要加入俄罗斯，乌克兰早已国库空空，现在国家也分裂了，甚至可能导致美俄冷战等世界性危机。

我们不妨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评价一下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邓小平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否好，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如果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这些经历了所谓革命的国家，这些经历了“革命”的国家表现都属于彻头彻尾的不及格。这些国家的政局不是更稳定了，而是更动荡了，人民不是更加团结了，而是更分裂了；老百姓的生活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因为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破坏。

这些所谓的“革命”先后失败有多种原因，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它至少包括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而西方民主模式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的政治层面的一些表象，另外两个层面根本改变不了，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也非常之慢，这种水土不服的“西方民主陷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这就像说汽车是个好东西，因为汽车比马车跑得快，谁都懂这个道理，但我们还要了解道路的状况，泥泞的小路汽车就没法开。另外，比汽车跑得更快的交通工具还有很多，如高速火车、磁悬浮、飞机等，人类还会有新的创新。所以与其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还不如说“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变得更为深入和全面。

观察者网：西方体制真的已经走到尽头了吗？每当西方遭遇危机，都有人说要相信西方体制的自我纠错能力。您的看法如何？

张维为：西方民主的光环确实在迅速退色，但我们要注意，西方民主模式尽管遭遇重大挫折，但西方民主话语的红利还没有耗尽，美国还可以继续唱“空城计”，还是可以忽悠一大批糊涂人。西方推动的所谓“民主与专制”范式还是被不少人接受，尽管这个范式漏洞百出，根本解释不了这个复杂的世界。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民主几乎成了宗教，背后还有一大批既得利益者，靠在世界煽风点火，搞颜色革命为生的，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力量的破坏作用，包括对中国的破坏作用。但历史大势不可逆转，除非西方走出自己模式的迷思，否则西方总体实力还将继续走衰。如果要让中国人给西方开个药方，那就是“与时俱进”四个字。西方越来越多的许多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利时2011年曾经历了50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之后比利时的一批知识分子于2011年11月发表了《千人集团宣言》，对西方民主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除了民主，现在全世界的革新无处不在。如公司必须不断创新，科学家必须不断跨越学科藩篱，运动员必须不断打破世界记录，艺术家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但说到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我们显然仍满足于1830年代的程序。我们为什么必须死抱着两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着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

我们一些知识精英有点像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执迷于西方政治话语，至今还认为西方标准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我们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学习、接近，最终达到西方标准。这些人最需要的是思想解放，从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他们希望中国能尽快融入西方代表的所谓主流文明。一个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国参与形成的，比如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法体系，这没有问题。但如果不是中国人一起参与形成的，我们则要谨慎对待。看一看前苏联的经历就知道了：苏共下台了，国家分裂了，但西方还是不放过，继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难怪俄罗斯驻北约大使干脆发飚：北约先是要借你的车库，然后要借你的卧室，最后要和你夫人睡觉，所以“我们不再容忍了”。他的话俗了些，但反映出了俄罗斯人今天对西方的情绪。戈尔巴乔夫今天依然在西方受宠，但他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始终超不出1%。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总体上已经走出了这个迷思，这对中国的意义，对世界的意义都将是深远的。中国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另外一种选择，这就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坚定地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并争取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最终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会认识到跟着西方模式走，路只会越走越窄，而大胆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才可能真正成功。坦率地说，美国是1965年才开始搞一人一票的，中国是1978年才开始搞改革开放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都是新生事物，两个模式可以竞争，我更看好中国模式，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胜出，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014-04-11 07:2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