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独立媒体——听香港人自己讲

和者盖寡A

http://www.inmediahk.net/%E8%87%AA%E7%94%B1%E6%A8%99%E7%B1%A4/%E4%BD%94%E9%A0%98%E4%B8%AD%E7%92%B0?page=13

和者盖寡A

http://www.inmediahk.net/%E8%87%AA%E7%94%B1%E6%A8%99%E7%B1%A4/%E4%BD%94%E9%A0%98%E4%B8%AD%E7%92%B0?page=14

和者盖寡A

http://www.inmediahk.net/%E8%87%AA%E7%94%B1%E6%A8%99%E7%B1%A4/%E4%BD%94%E9%A0%98%E4%B8%AD%E7%92%B0?page=15

和者盖寡A

http://www.inmediahk.net/%E8%87%AA%E7%94%B1%E6%A8%99%E7%B1%A4/%E4%BD%94%E9%A0%98%E4%B8%AD%E7%92%B0?page=16

和者盖寡A

............

和者盖寡A

http://www.inmediahk.net/%E8%87%AA%E7%94%B1%E6%A8%99%E7%B1%A4/%E4%BD%94%E9%A0%98%E4%B8%AD%E7%92%B0?page=56

和者盖寡A

《要求平反，不如造反》 - 佔領中環六四聲明
週一 2012-06-04 佔領中環
《要求平反，不如造反》 - 佔領中環六四聲明        

坦白講，對於八九六四，我們沒有很多話要說。
沒有，關於官僚之間的爾虞我詐、權力鬥爭；
沒有，關於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誰好誰壞；
沒有，關於當天因為持續通漲、貪腐、債務失衡、管理層的苛索，致使工人們從無止盡的勞役中走上街頭，(和今日沿海城市的工人一樣)以令人驕傲姿態奮進；
沒有，關於他們的自主創造：在廣場上成立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要求為全國的基進派工人設立獨立機關，監察和影響國家勞工及經濟政策；
沒有，關於他們保護那班學生的勇氣——那班嘗試把工人推到廣場和運動的邊緣，為了保持自己「純粹」而沒有經濟面向的訴求的學生；
沒有，關於(作為社會菁英、黨未來的棟樑及大部分出身權貴的)學生和(組成人鏈立於施暴者面前的)工人被捕後相去甚遠的待遇；
沒有，關於學生和工人之間沒法成形的連結：學生的「民主訴求」空洞而抽象，但亦因而令廣場運動具備超越任何實質訴求的力量；工人堅定而剛毅，但卻沒看到自己和年輕的同志們是如何共通……

對這些種種，我們都沒甚麼要說。

每年這個時候，我們都被淹沒於「歷史」之中，但我們對精準的史實不太感興趣；
雖然這段歷史、這些回顧也很重要，但我們卻不想再斟酌於天安門內切實發生過的一切。
對很多人來說，著眼點是國家出動暴力鎮壓，是不必要的過度反應。歷史學家常告訴我們不可以離開具體的時空、抽空地說六四。對我們來說，危機正正在這裡。
危機就是：我們把天安門當成是例外、孤立地去分析和理解；
我們仍把天安門的屠殺，單看成是「落後」的史大林國家所作的野蠻行為；
我們仍幻想「民主」可令權利自我制衡、令天安門的屠殺不再出現。

對我們來說，天安門的真相： 不是那些被政治宣傳蒙蔽了的、埋藏的事件；
不是被扭曲、否認，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揭示的過去；
我們想說的真相，是當年的天安門廣場展示了我們的當下，
那籠罩著我們每天生活的、野蠻暴力的現實，和無時無刻都會降臨的——天安門的黑影，
那個在每年的燭光照耀下，所看不清的黑影。

如果這沉默的黑影能說話，它會說︰你是「市民」還是「人民公敵」由國家決定；
法庭上你站在哪一欄，由國家決定。
你是否有生存的權利、是否受其保護，由國家決定。
日以繼夜的監視，令你每秒鐘都感到自己是犯人，即使你甚麼都沒／未做。一覺醒來直至退休老死，每一刻都可被追蹤。電話、電郵、facebook、信用咭、八達通，樣樣都可被監控。我們每日都活在那些「保障我們安全」的攝錄機之下。而廿三條這恐怖主義式的法例，更陰深地壓在我們的頭上，將我們每個人都當成潛在的恐怖份子、公眾秩序的潛藏敵人。
你，作為公民的責任就是向國家證明你是清白的，而且會聽教聽話。
那條在「良好市民」和「恐怖份子」之間的線、「人」和「非人」之間的線，其實非常薄弱，甚至我們根本不會知道何時已逾過。

在1989年，中國共產黨從它的鞘內亮出每個國家都藏有的一把刀，置於它人民的頭上。這巨大而可怖的權力，是主權和憲法所附予給國家政權，去捍衛和保護它自己的權利，亦是國家不惜一切去遮掩，大家卻又心照不宣的一個威脅。
這把刀，懸在每個國家的人頭上，等待任何「緊急狀況」的出現。

這個黑影的深邃，令我們忘記了一個簡單的事實：
我們，其實就是那「緊急狀況」、那個從1848、1871、1936、1956、1968、1977、1989，到2012，令政權惴惴不安的「緊急狀況」。
當年中共政府出動的士兵坦克，衝著的並不是「現實」的學生和工人的想法和立場，或「實際」上他們拉著的旗幟和呼喊的口號。
那時槍頭對準的，是一個可能性：學生和工人能超越各自身份，逾越既有界限，令彼此之間的差異不再構成貴賤之別，不再成為分化他們的原因；拒絕留在權力指派的崗位，在一個共同的空間相遇的可能性。
這個相遇的空間，是政治的、實驗的；是可以讓改變和革命(一種政府和市場都無法滿足)的慾望，在此形成；是讓人們相遇並開放自己，期待著共同的改變；讓他們結集起來、改變「現實」。

可惜的是，知識份子和工人之間的溝壑，年深日久，在當年的天安門廣場裡，這界限還是沒有被跨越。正因如此，「事實」的層面上的討論，再沒甚意思。
因為「事實」是，那年的天安門中，那條界線本應可以被衝破，被消滅；
就如在68年五月的法國，當學生和工人趕走了那些教授、院長、政黨和工會會長，逕自在他們所佔領的大學和工廠進進出出；
就如在1977年的意大利，當知識份子和學生們發展出一套新的革命理論(「工人調查」)，並以此為基礎，連結工人、女性和失業者開展新形式的革命行動。
就如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當麵包師傅、裁縫、主婦、退役士兵、波希米亞人、藝術家們都自我武裝起來，捍衛那個從政府手上奪過來的巴黎，那個他們在三個月內(以快樂、慶典)完完全全改變了的巴黎。
就如在希臘、在突尼西亞、在埃及一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口中「共產主義的幽靈」，指的難道不正是這個可能性嗎？
這個縈繞於當下的可能性；
這個一直質問生活是否必要如此、不斷向既定的「現實」尋釁的可能性。
如果你不喜歡「共產主義」這名字(又有誰不能明白…)，
我們可以把它喚作「不受統治、團結起來的人民力量」，
這股比國家的刀更強勁的力量。
揭示了國家政權的脆弱、它的偏執和歇斯底里，
這股力量，不斷創造「特殊狀況」，逼令國家敲響警號、亮出刀刃。

所以，當我們要求平反六四，需要清楚自己說的是什麼。
因為即使他們為天安門事件道歉，也不會阻止往後一次、又一次沉默的威脅。
我們不可能要求黑影退去，因為它無處不在我們當中；
但我們要認清它的面目，對抗它、刺破它。

慶幸，我們仍能哀悼，我們為那些陌生的、死去的人痛哭；
慶幸，天安門成為我們身上一個永不磨滅的疤痕、創傷；
這創傷的力量在於，它並未過去，它不屈不撓地存在於此刻，同時亦圍困著我們的當下，甚至影響著我們每刻面對生活的能力。
請不要忽視這個傷口、或輕率地把它治療。
所謂紀念，絕非要求這個黨便宜地道歉；
所謂紀念，是和這傷口一起活下去，行動下去，不只六月四日，而是每日每刻；
思索當年廣場上逝去的生命，令我們對自己應有怎樣的要求、摃上怎樣的債；
不單單著眼於當年當日發生的事，而是直面六四的黑影——這死亡的黑影，就如八九廣場上的人一樣。

我們要無畏地、緊緊地靠在一起；
我們要在死亡的黑影下，創造出更強悍的生命；
那，就不會再有人死於無名之中。

和者盖寡A

香港人的最後奮抗 ── 無權者的權力                                                         週五 2014-08-29                       
江松澗               
                                               
1. 香港人身分的演化
在任何爭取自由的過程中，鬥爭不單存在於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往往也存在於被壓迫者相互之間。更有被壓迫者站在壓迫者那邊，反過來要求己方無條件服從當權者，認為埋怨現狀的人一定有問題，或就算抗爭也是徒勞無功，總之裂縫多多。香港人爭取自由的情形也是如此，這正源自香港歷史上是一個殖民地和移民社會。
在整個香港近代史中，打從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到今天變相被中共殖民地式管治，香港一直都只是一個殖民地，而非民主社會。就像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香港從沒有民主的傳統，沒能從一開始建構一套民主文化用以爭取自由。文化的形成和改變非一朝一夕，是需要時間的，問題是香港到底有沒有足夠的時間？（稍後會再談這一點）
在民主文化的轉變過程中，人民從被統治者（即香港人一直以來的身分）變成自治的公民。 這意味自我形像的改變，卻不代表即時就能向統治者要求公民權利，因為統治者一定不會雙手奉上。被統治者首先要把自己視作公民，名正言順爭取作為公民的一切權利，要求擁有應份屬於自己的社會，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這正是目前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情況。（不過還是那個問題，香港有沒有足夠的時間？）
甘地所講的「自治」（swaraj）是一個政治上的概念，意思即印度人要擺脫英國殖民地管治，達到政治上自治，就必須在知識上、心理上、精神上作出徹底改變，使之能好好管理自己個人及社會。他們要從被統治者變成公民，就必須為自己的生命和社會負責，拒絕讓別人在遠處發施號令。這也正是香港目前的處境。
究竟我們有否足夠時間？ 在這個公民身分和民主文化的轉變過程發生的同時，中共正策動另一強大的轉變，就是把香港融入極權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在這個看似不可阻擋的過程當中，整個香港正面臨被吞噬。
民主化或同化，哪一方會贏？時間對哪一方有利？生活在香港的人都知道，我們時日已無多了。
香港在整個現代歷史裏，不單一直被殖民地式管治，也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會。幾乎每一個香港人（或其父母、祖父母）都是上世紀從外面來的，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創造現代香港社會的，就是這群為了要逃避貧窮、戰亂、恐懼、人為飢荒、暴政、迫害和侵權而來尋求庇護的人。雖然這些移民（我們的父母、祖父母）建構了我們今天所見的香港，但從不覺得自己是香港的主人翁，他們只知道辛勤工作以改善生活，和給子女更好的機會，這是典性的移民夢。
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辛勞一生建設社會，換來的是退休之後生活沒有保障，只因香港沒有公立退休金或社會保障制度（強積金能算社會保障嗎？）。香港每三個老人當中就有一個活在貧窮，這就是對他們建設社會的回報。香港街頭經常看到老人彎腰推著載滿紙皮的手推車拿去回收，他們就這樣地勞役一生。
他們的子女就不同了。我們生於香港，對香港有歸屬感，這裏是我們的地方，我們的社會。不似我們的上一輩，我們自覺是社會的主人翁，可是我們也知道這塊地、我們的家，其實並不真正屬於我們，而是屬於在遠方的某些人。他們在香港有一班奴才代為管治，和以前的港督沒有兩樣。這種情況令我們感到正義受到侵犯，當我們每天目睹社會越變越差，卻沒資格出聲，無力感悠然而生。
在香港歷史上，從來無人──不論英國或中共──問過香港人想要什麼，香港就像一盒英國送給中國的禮物，盒子裏的香港人在驚惶大叫，令人想起電影《霍頓奇遇記》（Horton Hears a Who）裏邪惡的袋鼠在呼喊：「煮熟那塵粒！ 煮熟那塵粒！」時的情況。「移交」一詞實在形容得太貼切了，一個盛載著七百萬人的精緻盒子就這樣被「移交」給中國了。 如今，英國目睹中共對香港的擺佈卻默不作聲，在與中國簽訂貿易協議的同時對香港普選問題含糊其詞。我們無法忘記當年英國恢復與中共談判香港的移交問題，其實只在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後短短七個星期。當時香港人面對被「移交」中國無不膽戰心驚，有錢或有關係的人都爭相為自己和家人拿取外國護照，但英國依然表現得很樂觀，認為不會有任何問題。到今天，中共以為可以無了期漠視香港人對全面普選的渴求，只要等到2047年便可以脫下一國兩制的假面具，露出鐵腕統治的真面目了。當然，到時香港已被內地完全同化，變得與任何一個內地城市無異了。這就是中共的如意算盤，也解析了為何香港人的反抗激怒了中共，因為我們壞了它的好事。
只有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我們才能弄清楚整件事情。香港人的民主抗爭，只不過是要求當權者聆停他們的訴求。他們的訴求堅定而理性，「用愛與和平」，並且已再三讓步。所以當聽到政府和親中傳媒團體用「激進」來形容那些要脅用非暴力直接行動的民主組織時，實在令人氣結，因為他們只求中共信守真普選的承諾和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而已。以香港的情況來說，真正的「激進」應該是指拒絕承認基本法的合法性，因為香港人從沒認可基本法（也根本沒有機會否決）。可是所有民主組織都接受基本法，不管過程和內容多麼不公義。考慮到這重大讓步，所有香港的民主組織其實都是「溫和」，甚至可能過份溫和。香港人實在太有耐性了，竟能接受在一個被操控、對我們不利的制度裏，遵守它的遊戲規則。如今我們高聲說：夠了！ 我們受夠了！
但高呼「我們受夠了！」是否有用？我很懷疑。中共只講「真正權力」，那香港人有沒有「真正權力」？我恐怕沒多少。我們唯一擁有的可能只有「無權者的權力」。
2. 香港能跟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相比嗎？
在分析為何非暴力直接行動（較常稱為公民抗命，但這名稱不太理想）可能是香港唯一希望前，我們先把香港爭取真普選的非暴力直接行動和著名的歷史先例比較一下：
甘地和他所帶領的印度人知道勝利只是時間問題，他們比英國人能等待，始終印度在人數和資源上遠勝英國管治者，如果印度人拒絕合作，英國將無法維持管治。印度在人數上佔絕大優勢，但香港明顯沒有這方面的優勢 - 香港僅七百萬人，大陸有十億人（或更正確來說，大陸有八千六百萬共產黨員）。今天，香港人已感到幾乎被大陸遊客淹沒，每年約五萬四千人從大陸移民香港，令人懷疑中共打算將香港人口大陸化，就像西藏和新疆一樣。這和二十世紀中葉大陸人移民香港的過程大不相同。
馬丁路德金所帶領的美國民權運動屢次在聯邦法院獲勝，在一個相對民主、黑人只佔10%的州分裡贏得不少市民的同情和好感。其後一個南方德州人林登約翰遜 （譯按：美國第三十六任總統）更「大徹大悟」，把種族歧視的大山移走。可是，香港的司法機關不會在民主抗爭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它的最高權力機關，即人大常委會，正正就是阻攔真普選的巨獸，我們最多只能指望香港司法保持目前僅餘的獨立性。由於香港沒有美國的民主，政權不能反映民意，作為執政黨，中共密謀挑起香港人內鬥，分化我們，這是一貫殖民地統治的技倆。再加上，要香港行政長官像林登約翰遜一樣「大徹大悟」，簡直遙不可及。
印度和美國的非暴力直接行動運動，就算今天來看算是成功，大家也必須記得，它們是經過數以十年的努力才取得成功，而且在運動開始的多年裏都沒有顯著成果，而且還要借助天時地利才得以成事（印度的例子，二次大戰對英國國力的損耗；美國的例子，林登約翰遜的出現）。
當然不能不提發生在中國的八九民運，經過二十五年，悲慘的結局依然令人無法面對，六四在香港人心裏留下長長的陰影和恐懼。在一個中共治下地方搞非暴力直接行動運動，我們心底裏總不能完全抹殺中共出動解放軍坦克車的可能性。
中國八九民運失敗正值蘇聯的共產主義帝國瓦解，但其實中國八九民運失敗可說是常態，反而蘇聯瓦解則是例外。成功的非暴力直接行動運動其實頗為罕見，偶有發生可帶來巨大希望，但大部分情況都以失敗告終，就好像大多數政治運動一樣。（讓大家泄氣真不好意思！）
那香港會怎麼樣呢？香港人能靠甚麼？印度有人數上的優勢，美國民權運動有法庭和普遍民眾的支持，香港人能依靠誰?
依靠香港的商界？真是笑話！如果你曾幻想商界可能其實暗中支持民主，那麼反佔中運動可以教你心息了。本地商會、外國商會、國際會計師行、本地企業、中資企業等等都排著隊向中共靠攏，他們知道（或自以為知道）哪一邊有油水可撈。
香港的傳媒呢？香港雖有很多優秀的新聞工作者，但他們沒有權力。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香港的傳媒領導層不是敵視民主就是冷漠（或以「客觀」為藉口）。有擺明車馬親共的報紙（其實讀者很少），也有傳媒害怕支持民主就等於商業自殺 （因為那些親獨裁者的企業會抽起廣告，就算如匯豐和渣打等大型跨國銀行也是這樣對付唯一一份支持民主的主流報章蘋果日報）。
外國政府？美國和英國最多只會說些像「最好讓香港市民有真正選擇」的門面說話，歐盟就更「溫和」，只會一臉認真地說會「注視形勢」。
國際傳媒呢？他們過去幾個月的表現實在令人驚喜，由以往覺得香港除了商業財經之外就沒什麼值得關注，變到今天準確精闢的報導。但這對我們有多大幫助？首先，國際傳媒的關注是短暫和易變的。其次，我想起最近和一位在某大國際報刊工作的記者交談， 我感謝他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關於佔中，並將香港的情況傳開去。那記者笑說自己國家根本無人關心香港，一般人甚至不知道香港在發生甚麼事情。事實上，國際傳媒對外國政府的影響十分有限，尤其是對外國政府而言，香港的重要性在「對華政策」之下根本微不足道。
是以香港的民主運動根本談不上有甚麼真正的援手，在這情況下非暴力直接行動運動能成功實屬罕有。反佔中運動本來只是一堆廢話，但它重要之處是令香港社會裏最強大的力量都正式宣布投向當權者。
我們只有靠自己了，只有靠無權者的權力。曼德拉說過：「事情完成之前看起來總像不可能」，但他忘記了加多一句:「當然，大多數事情都沒有完成」（亦即還是不可能）。
是了，差點忘記，真理、正義、國際法律都站在我們這邊，只可惜這些在香港統統都沒什麼力量。
3. 香港人面對甚麼樣的對手？
中共是全世界最龐大、最富有、和最強大的政治組織，而剛巧也是一個獨裁者。
中共對香港的終極目標是徹底同化，雖然根據一國兩制協議，在2047年之前這不應發生，但其實自97回歸後已逐漸在進行。中共欲全面控制和管治香港，就像對其它內地城市一樣，政治上這意味中共打算在香港實施一套類似內地的選舉制度。沒錯，內地也有「選舉」，但和其他地方的選舉有一點分別，就是結果可以預知，而且一定是對當權者有利，這就是中共想在香港看到的。唯一小變化是中共會容許香港選民在兩個傀儡中選一個，但這只不過是塗脂抹粉而已。
中共自以為已經足夠地安撫、分化和收買香港人，但仍然面對那麼多反對聲音，似乎有點吃驚，不過它還有其他方法。香港的政治亂七八糟，真正管治香港的其實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組織。中共在香港雖沒有正式分支，卻無處不在，不但明顯控制政府，更與香港富商和商會聯手，並擁有精細的前線組織網路。可惜一直沒有報章深入調查這個渾濁世界的運作方式，那肯定會是非常有趣的報導，不過香港的主流媒體太妥協，亦太害怕，國際媒體則不太注意，也不太注重。
可說是中共一手創辦的民建聯，以區議會及立法會議席、經費、辦公室數目來算，已成為香港最大政黨。可以假設，中共也是民建聯背後直接或間接最大金主，不過目前香港並沒有政黨法監管政黨資金來源，政黨只以公司名義注冊，法律上無需披露戶口、資金和捐贈者。中共也積極參與創立親商界的自由黨和葉劉淑儀的新民黨。中共也有自己的協會和地區組織，與一些所謂愛國組織的關係相當密切，主要是同鄉會（譬如被揭發以每位四百元雇人參加817反佔中遊行的福建龍岩同鄉會）。
近八十萬人參與820-829 佔中公投，五十一萬人七一上街，令中共龍顏大怒，更加不顧廉恥地動員統一戰線，憑空製造「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北韓式普選？），搞了一個簽名運動 。香港所有親共分子，從政府高官、商界領袖、政黨、愛國組織、協會以至地區組織，一致宣告效忠。要讓這班一向秘密行事的組織走出台前，中共有多焦急可想而知，不過這最起碼展示了中共滲透香港社會程度有多深多廣。 這還不夠，中共還在背後策動對民主組織和傳媒的網絡攻擊，有系統地抹黑一班民主領袖。此等行徑讓我們知道必須要抵抗中共對香港進一步的控制和滲透，站出來爭取真普選。這是中共在基本法許下的承諾，有著清晰的法律責任，但中共好像已立心不守承諾，要香港人完完全全屈服。
中共知道20-30%香港人堅決要求真普選，積極參與民主運動，不會放棄; 另外20-30%人則已是囊中之物。中共希望其餘在中間的人屈服和放棄真普選的訴求，令他們覺得或許假民主也不錯，而且亦不值得為此跟中共作對。
到底這一輪反民主的文攻武嚇能否成功仍是未知之素，但有可能會出現反效果，因為這班人已露出了猙獰、粗暴和愚蠢的面目，中間的人看在眼裏可能會問自己，真的想給這些人管治香港嗎？
經過這輪猛烈的連珠炮發，中共定必以為勝券在握。它可能是對的，但也可能是錯。中共看似成功，其實自招苦果：它捏造社會現實，憑空製造了一場「運動」，到頭來反而分不出真假，也不太清楚在對付甚麼。所以當它看到那麼多香港人被白皮書激得站出來反對，就嚇得好像在一面自己虛構出來的鏡子裏看到無數自己的倒影。
此外，任何所謂勝利其實都是得不償失的，因為要成功必先破壞。假若中共成功，香港將變成一個對大多數人來說差得多的地方。當然中共也可能不在乎，對它來說，最重要的是控制，其他都是次要。
但依靠強迫和欺騙來維持權力壟斷是一項持續的工作。那些無政治意識、吃過民建聯免費海鮮餐就去投票簽名的老人家遲早會過世; 年青人早已有離心，你可以待他們中年時去拉攏，但這一刻卻無法收買他們。低社會流動性、低工資、高樓價令他們無能力結婚生子，無能力改善身邊一切，整體生活質素每況越下，凡此種種都無法令他們對中共有好感。

和者盖寡A

4. 既然非暴力直接運動極可能徒勞無功，卻為何別無他選？
與其說非暴力直接行動是必須的，不如說它是唯一的希望。我們試盡一切方法皆徒然，但香港人實在太忍耐，太聽話，太逆來順受了，遇到不幸的事情只會怪自己。深藏在我們骨子裏的殖民地專制獨裁思想，讓我們習慣向權力低頭，處處為他們設想，覺得自己低位卑微，不值得尊重，一切失敗都是個人問題。正正因為這些美德(其實也是缺憾)，我們容忍了中共十七年來一直拖延對香港的承諾，蔑視對香港應有的法律責任。從法律角度，香港政府由於不是按基本法以普選產生，它的合法性存疑，它也沒按照自己有份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給予香港一人一票普選的基本政治權利，漠視了公義。
我們容忍中共玩弄制度，壓在我們頭上，更利用人大加諸基本法的各項附件「搬龍門」(如果你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不要緊，你只需知道中共刻意把事情弄得非常複雜，以阻撓政改進程)，而我們依然嘗試在這框架裏努力，但完全無用。你可能以為中共至少會拋塊骨頭，讓小狗誤以為乖乖守規則就會有得著，但這樣做有違獨裁者一貫作風。小狗根本連幻想的機會都沒有：我們就算乖乖守規則也一無所獲。
那麼我們對這場非暴力直接行動運動如何盤算？思路如下：如果中共硬推內地式「選舉」，就會立下難以推翻的先例，奠下香港政治制度正式內地化的重要基石。能夠在香港人眼底做到這件事，更加是一項偉大的成就，勢將整個民主運動打沉。
只要泛民團結一致，中共就不能得逞（不過觀乎民主黨上次擅自離隊與中共妥協，令我們更深陷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泥沼裏，這是一個大問號）。中共現在想哄騙泛民接受其「袋住先」方案，先來一點「改進」，以後可以再「改進」。但各位，這其實並非甚麼改進，這是你們的墳墓。
對於泛民來說，寧可原地踏步也不要假普選（不過越來越多人覺得如果我們不要今次的爛方案，下次可能甚麼都沒有）。原地踏步也是中共在推行內地式選舉之外的次選，因為這樣就可以把找不到「共識」的責任推在港人身上，乘機再拖延普選承諾。 中央無法「循序漸進」推行普選，當然錯不在中央，而是香港人自己沒能好好協調。
到底真普選的機會有多大？只有盲目樂觀或不了解中共的人才會相信非暴力直接行動會帶來真普選。既然成功機會如此渺茫，我們為何還要進行非暴力直接行動？（誠然，歷史上大多數非暴力直接行動在短期都難以達到目的，它們只是無政治權力者的最後手段，而非首選方法。）理由如下：
第一，我們要清楚告訴中共，不能粗暴把我們壓倒。
第二，中共只知權力，泛民在建制內根本沒有權力，中共不會放在眼內。一旦泛民突破制度，以佔領中環相脅，就能迫使中共認真看待（不然怎麼解析中共用盡力氣打壓佔中？）
第三，佔中吸引一班本欲置身事外的香港人的注意（很多香港人每天形形役役工作，沒空注意是可以理解的），及讓全世界知道香港的嚴峻情況。他們現在都比以前留意了。
第四，佔中如果成功（我只是說如果），就會迫使中共作出反應。甚麼反應當然沒有人會知道，最壞情況是出動解放軍，這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1989年北京出動解放軍屠殺平民同樣令人難以置信。更大可能是中共會被迫作出一些妥協或讓步作為下台階，令它在世人面前沒那麼難看（雖然外國不會對中國怎麼樣），尤其是台灣正盯著中共在香港的一舉一動。
第五，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甚麼，反正我們現在也沒什麼可以輸。有些人會不同意，認為佔中會激怒中共，令它對香港更強硬。但中共會對香港怎樣呢？除了出動坦克車之外，想做的大概都做了。故此，我不認為以非暴力直接行動爭取民主是不負責任或拿香港的前途來玩。當然沒有人能準確預測未來，尤其是政治，但我們的情況不可能因此變得比現在更壞，更不會變得比中共得逞更壞。
最後，假若民主運動能堅持下去（如果真的可以），中共將難以順利做任何事情 （除非出動坦克），甚至有可能像骨牌般倒下。泛民必須團結一致。
有時我會想，人是否真的知道發生甚麼事？他們是否真的知道這是香港的最後奮抗？我們從沒如此強大，也極其脆弱。跟中共不同，我們太過聽天由命了。時機成熟時，人們真的會出來佔中嗎？雖然民間公投和七一遊行的結果令人鼓舞，但我們真的不知道，只能希望。從網上投票或花幾個小時遊行到投身佔領是一個很大突破：你不用上班嗎？你不怕被捕嗎？我們之所以要依靠年青人，不單因為他們的激情、投入、不輕易妥協，也因為他們不用工作，沒有家庭負擔。
儘管我將當前香港情形描述為民主和公民文化的發展，從被統治者成為公民的心路歷程，但佔中是一場豪賭，一旦壯烈失敗，整個民主運動將有沒頂之虞。
如果你有更好的策略，就請告訴我們吧！ 對佔中尖銳批評的人，沒有一個能夠提出更好策略。（我指的是全盤策略，而非具體行動戰術。我們犯了不少戰術上錯誤，以致步履有點蹣跚；但在基本策略上，我們的選擇非常有限，我確實想不出有甚麼比非暴力直接行動更好。）
我們最起碼要讓人知道我們是公民，而不是被統治者，我們拒絕被統治。
5. 一旦運動失敗了怎麼辦？這只是一個開始
相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示威活動，香港的非暴力直接行動運動肯定是最精心計劃的──花了十八個月依然未有行動！ 這可能有點可笑，然而當你想想，過去十多年間全球幾次最大型的民主遊行示威都發生在香港，而竟不為我們的政府所重視，你就會同意，佔領中環是我們過去十多年來試盡一切方法之後的一個合理決定。
每次你問起佔中發起人，他們都會告訴你最不希望就是佔中！有時真想把他們硬拉出來。中共作為世上最強大的政治組織，在香港一向秘密行事，而香港的非暴力直接行動運動最特別之處就是一直不願行動，這真太有趣了，令人想起村上春樹書裏的情節。
如果運動失敗了，我們失敗了，接下來會怎樣？中共得逞，香港將會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香港將加速內地化，更多內地人移居香港，更多內地遊客來港觀光，在中共與香港政府、媒體、商界之間本來已很脆弱的屏障將會徹底消失，在這情況下很難想像香港的司法完全不受影響。香港的人口結構會大幅改變，能走的人都會走，但大部份人不能走，只能困在這裏繼續被剝削。香港的貧富懸殊會越趨嚴重，人才流失，賺到錢的人會留低，但知識分子會開始向外尋求機會，因為香港的機會越來越少，整個環境變得越來越不利，有想法、願意貢獻社會的人會吃力不討好，只有謀求離開這得地方。像我剛才所說，大部份人沒有選擇下只能困在這裏，能走的雖只是少數，但以對社會的貢獻而言，他們的離開會造成很大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認識無權者的權力。這是大家都有份的社會，這是香港最後的奮抗，我們已到了在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作出困難抉擇的關頭了。就算長遠來說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一致，但兩者短線上往往有所分歧。你可能會問自己，為何要去管？有用嗎？反正機會如此渺茫，情況如此惡劣，我不如做點別的事輕鬆一下算了。既然那麼多香港人都不理解，我為何還要趕這趟渾水？為何浪費時間？
我不能用一個簡單答案去說服自己或說服別人，我只能這樣解析：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香港，為民主而抗爭，也等於為自己的靈魂而抗爭。在一定意義上，抗爭本身就是目的，不管結果是否在控制之內。我們雖然在這片小地上進行抗爭，但實際上這是更大抗爭──全球抗爭──的一部分。香港和世界會否在這個世紀裏變得像中共治下的內地，抑或中共治下的內地變得尊重人權和民主呢？我們是否進入獨裁主義全球當道的新紀元，抑或世界會變得更民主呢？我不知道，不確定的事太多了，控制範圍之外的東西太多了。
1978年哈維爾寫了《無權者的權力》一文，他相信當時的捷克在共產黨牢牢控制下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行動，所謂「無權者的權力」是指我們就算在極度壓迫的環境下，都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每一個生活細節，我們要生活得好像活在一個自由社會裏一樣，希望透過這些行為逐漸改造自己和改造社會。這是一個自我解放的過程，當我們的行動累積起來時，社會就會真的變得更自由了。
1979年的捷克和2014年的香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環境。哈維爾的策略主要是靜待壓迫的結束，他相信共產獨裁政權不能無止境地扭曲社會，在靜待的同時要做好心理準備，時機成熟就採取政治行動。在香港，時機已經成熟了，我們再等待下去將一無所有，採取行動則還有希望。空隙越來越窄，機會越來越小，讓我們開始行動吧，現在就開始吧！
我不知道我們這次是否會贏，或要等到下次、再下次、或下下次，但我們香港人、中國人、人類始終都會贏的。

和者盖寡A

從天主教觀點看佔領中環與公民抗命                                                        週二 2014-09-02                       
香港人文學會               
                                               
講者：陳麗娜（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執行秘書）
筆錄：楊健文（Frankie）
摘要：
有人以為天主教香港教區不接受佔中，這是錯誤的。天主教教理有條件接受不依法的革命，亦有條件接受願意受法律框架制裁的公民抗命。故此，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在一些條件之下，是可接受佔中的：
第一，就是所有有關人士應盡所能，持續理性地對話交談。第二，用盡任何其他所有和平地改善不良現況的方法而仍達到要求。第三，公民抗命行動必須符合正義，而行動必須試圖避免或消除不公義是合乎比例的。
換言之，當用盡所有理性、和平、合理的方法對話和試圖表達意見都不行的話，教徒便可根據良心去決定進行佔中行動。
編案：本文為香港人文學會、尋道會合辦從各大宗教哲學看「佔領中環」與公民抗命座談會的筆錄，各講者的發言將分期刊出。以下為座談會的詳細資料：
錄象連結
日期：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四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香港人文學會會址，荃灣大涌道8號TCL中心1字樓110B室（愉景新城對面、消防局側）
講員：
馮智活牧師（前立法局議員）
天主教：陳麗娜小姐（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執行秘書）
道教：余國斌先生（香港人文學會副會長兼宗教哲學文化部主任）
儒家：劉桂標博士（香港人文學會會長、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主持余國斌先生的開場白】
　　
多謝各位來香港人文學會與尋道會合辦的四教論佔中研討會。
　　
佔領中環在城中都非常熱熾。有些宗教人士，譬如聖公會的牧師管浩鳴便出來說，整個基督教都不要去佔中，有人便批評這不代表基督教的意見，這只是他個人的意見而己。
　　
天主教那方面呢？早前湯漢主教出來，我便覺得奇怪，「不要去佔中，要協商處理」。我心想，讀過西方政治哲學的都知道，順從掌權者，是舊托瑪斯主義者才說的，不要反對君王，即是没有革命權。新的托瑪斯主義在尼祿十四之後，都不是這樣說，這何以出現這麼古老的說法呢？
　　
戴耀庭本身都是基督徒，他較為開明，他與一些基督徒團體，都辦了商討日，譬如在佑寧堂都開了商討日。基督教可說有兩大陣營。
　　
關於儒道觀點，昨天我在講座都講過，除了我們人文學會，都沒有地方講了，以商業說話來說，是獨家經營。因為道教徒許多都是政治冷感，都不太說話，龜縮一處。
　　
儒家，就算是新儒家，都多是做學術，都很少談政治，我們人文學會在這方面會做多些。我們人文學會不定期舉辦民主系列，民主特約系列，都宣揚一些民主文化，比較普及化做一些推廣，即做成一個風氣，多些人關注民主文化，便可以遍地開花。今日的論壇都不例外。可能請反對那邊意見較難，會破壞形象，無人敢來。這裏論壇都是清一色肯定佔中。反對的意見，外面已有很多，大家也聽過。聽一聽贊成的意見，尤其是東方的宗教方面，比較少人說。我們請來四位開明的宗教人士，與大家討論下，從不同的宗教哲學角度來討論佔中這個問題。
　　
現在我首先介紹一下本座談會的講者，天主教方面，我們邀請到陳麗娜小姐，她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執行秘書。
　　
第二位大家也很熟悉，常常出鏡，馮智活牧師，是前立法會議員。
　　
本人余國斌，是香港人文學會副會長，及宗教文化部主任，專研道家道教哲學。
　　
在我旁邊這位，是我們的會長，劉桂標博士，是中文大學哲學兼助理教授。
　　
現在講講本座談會的程序，講者每人有二十分鐘發言時間，接著有十五分鐘台上討論，跟住就到台下討論，流程是這樣的。我會負責計時，如果過時，我會向講者示意。好，那麼我們請客人先講，首先請代表天主教的陳麗娜小姐發言。
　　
【陳麗娜小姐台上發言】
　　
剛才主持介紹我們時，提過湯樞機曾說過不贊成佔中，我要說回少少背景。要說天主教會官方便要說回上年7月24日，教區出了一份叫《緊急呼籲》的，裡面有提到天主教會如何看公民佔命這回事，是否我們完全不接受呢？其實不是。還有，說多少少，今朝都去了毅行，所以一早都走了很多路。今日由遮打花園出發，經過油麻地，接着就去了何文田，八點會去到美孚那裡，完了大家有時間也可繼續參與，接連七日的毅行，就是爭取普選，以及呼籲6月22日去投票。
　　
公民抗命
　　
究竟天主教會怎樣看公民抗命呢？其實天主教會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很有架構，亦有一套所謂的社會訓導，由社會訓導去引導我們看社會事物，所以今日我們會用回天主教的教理，去談怎樣看公民抗命。而且，有很清楚的步驟去告訴我們是否完全不可以對政權有所批判。
　　
其實佔中運動都是一種公民抗命，究竟公民抗命是甚麼呢？我們看公民抗命便是挑戰不公義法律的行動，這樣公民抗命和一般所說的示威和革命，是有分別的。我們說進行公民抗命，是一種非暴力、不合作的運動，譬如我們不交稅，這是一種公民抗命，因為交稅本身是公民責任，如果不交稅，其實即是犯法的。但我們嘗試不合作的運動，不交稅，這是一種公民抗命，由此透過不合作運動去反對施政背後出現的一些問題。公民抗命是一種挑戰不公義法律的行動，我們說用和平、非暴力、不合作、不服從的運動，突顯社會不公義和喚起大眾對該法律和政權的關注和反思。即是說，我們起挑戰不公義的法律。有人坐在中環，究竟是挑戰甚麼呢？是挑戰交通不合理？還是挑戰不能坐在街上的法律？而有人說這不是直接的公民抗命，而是間接的公民抗命。我要說公民抗命是挑戰不公義的法律，是透過佔領中環，或是坐在中環的時候，好似很間接，其實不似是直接談及民主政制，似是談到佔領街道的法律，過於政制，即是政治制度。可以說這是間接的公民抗命，不是直接挑戰一條法律。佔領中環可說是間接的公民抗命。
　　
不公義的法律就是暴力
　　
重要的是，這樣挑戰法律，並不是為了私利。我不依紅綠燈過馬路，是否公民抗命呢？這即我們不遵守交通規則。又或者違例泊車。但是違例泊車和不遵守交通規則，一般不是為了公共福利，而是為了私人的理由。如果我們為了所謂的COMMON GOOD，所謂公共的公益的話，而去挑戰法律。這不是要追求私利，而是追求公義，所以公民抗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說，本身的動機不是為了私利，而是為了大眾公益，以及願意去承擔刑責，是在法律框架底下。所以我挑戰法律，是願意承擔刑責，這就是公民抗命。其實，為何這樣做呢？目的是要喚起一些人的道德感召，即讓人去問，為何這班人要犧牲自己，付上一些刑責，去做一些所謂違反法律的事，背後的理據、道德感召是甚麼呢？其實這也是一個方法引起大家的注意。注意甚麼？注意不公義的制度和法律，這個就是公民抗命。
　　
都聽過很多人說，連政府宣傳也說，佔中是違法，你不可以違法，法律就似是至高無上，甚至吳克儉都出來恐嚇老師，說他們攪到學生都違法，需要承擔法律刑責。但我們會問：，是否所有法律都是公義的？有沒有不公義的法律呢？其實都有很多例子。甚麼叫公義的法律？是不是每一條法律都是公義的呢？其實不是，香港有很多看來是惡法，譬如說公安條例，或是之前在九七回歸時臨時立法會放棄了保護勞工的一些法例，其實都是一個不公義的表現。
　　
天主教教理，本身有一套系統，去看社會倫理的問題。天主教教理說得很清楚的，我們會認為在天主教信仰當中，所有的大地都是天主所創造的，大家去管理。所以政體的確定和行政人員的遴選，可由國民自由選擇。因為天主交了大地給我們管理，人類需要有些代表去管理國家，但是國民是有自由去遴選代表他們的人。而政權的合法性，就是要政權去為大眾服務。政權的合法性不是她特別「勁」、特別「叻」，而是本身政權的出現，是為了大眾公益的。若果她不能符合這個條件的話，在我們眼中，這個政權已經沒有正當性、合法性，所以天主教在1901條教理那裡已經說到明，如果政權是合符大眾公益或基本人權，政權就是有合法性的。所以道德力量是建基於她能否為大眾服務的。如果她不能把持這個條件的話，這其實是一種暴力。如果失去正當性的話，這是一個暴力。因為她偏離了本身我們所說的自然律，那個理性。若果政權違反正當性，或違反道德秩序的話，這個權威自動消失，沒有正當性的，而變成迫害。
　　
抵抗不義政權的條件
　　
但更加激進的是，天主教會並不是排除以武力推翻政權，這有五大條件。抗拒政權的欺壓不能合法地訴諸武力，但如果有以下五個條件的話，我們便可以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去推翻政權。第一個，基本權利侵犯已經是確實的、嚴重的和長期的；政權違反人權，這是確實的，長期的，嚴重的侵害。另一個是用盡所有方法，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另外是用這個方法，不會更加引起更惡劣的紛亂。另外，是有成功希望的充分理由。最後，是除了用這個方已看不出有更好的解決方法之下。在這五個條件之下，我們便可以推翻政權，這不是公民抗命，而是訴諸武力去抵抗政權的欺壓。
　　
公民抗命
　　
我們剛才已說公民抗命是甚麼，這裡可再說多一些，公民抗命不同於示威，示威其實是一個合法的公民行動，示威時我們也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都是在公安條件以下的示威行動。但公民抗命是直接挑戰法律。公民抗命不等同革命，革命是不依照法律去做，但公民抗命是違反和挑戰法律，並願意受法律的框架制裁，兩者是有分別的。所以公民抗命是更加需要背後道德的感召。
　　
教會公民抗命的例子
　　
其實天主教教會都有很多公民抗命的例子，在韓國教會因要在2007年開始，反對濟州興建海軍基地。當時在韓國教區的一位城長，去到海軍基地進行阻擋工程，他就被判刑半年。其實他對受判刑半年很失望，他希望判多過八個月的監禁，因為他被判監其實令人更加醒覺，見到海軍基地不單對環境的侵害，甚至對局勢的緊張化進一步加劇。最後在整個韓國教區裡的修會，應該有十五個教區的神父和修會在街上反對，表示建築工程不停止，他們會進行公民抗命，其實在韓國有公民抗命的例子。有些國家要服兵役，韓國是一個例子。如果你不去服兵役，會坐監三年，面臨一年至三年的監禁。在2005年，有一個韓國天主教學生，公開表示要跟隨耶穌，而不肯去服兵役，因為政府規定要學懂擲手留彈，學刺殺，以及不同形式的戰鬥訓練，他覺得這違反他的信仰，他情願面臨監禁，都不願意去服兵役。根據韓國教會以及人權組織的統計，全個國家已經已有一千名的人，基於良心的原因而不肯去服兵役。其實不單止是韓國，早期在香港教區徐誠斌主教的時候，當時有個法例，要求所有婚姻要在政府登記，而不可在聖堂行禮。如果在聖堂行禮，即是不是正式的婚姻。當時他表示，如果執行的話，他表明會進行公民抗命，會照樣幫新人舉行婚禮。
　　
公民抗命的道德感召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要看法律是否真的符合公義，法律如果是不義的話，其實我們有權根據我們的良心可以去違反法律，以致喚醒更多人的關注。所以在天主教教理2242條很清晰說明，當權者發出的旨令，如果是違反道德的要求，或者福音的教導，公民依照良心有責任不予順從。這個在天主教教理是很清晰的。如果那個旨令是違反道德，違反基本人權和信仰教導，人有責任去不予順從，這是很清晰說到的。在上年，教區正式談及普選和佔中，出了份文件。我記得在此之後，楊鳴章副主教接受訪問時都說，其實犯法不等於犯罪，要分開，犯法和犯罪是不同層次的。所以在教區在上年7月24日發表的《緊急呼籲》已說明，天主教香港教區認為，令香港市民不合理地喪失機會，不能實質地參與選舉政府首長及市民參政的代表，肯定地造成對基本公民權利嚴重而持續的不公義和侵犯。由於剛才談及那個對長期、嚴重的不合理的傷害，而矯正這種情況是刻不容緩的。在這份緊急呼籲說得很清晰。公民抗命要成為合理的行動，必須符合嚴格的條件。第一，就是所有有關人士應盡所能，持續理性地對話交談。第二，用盡任何其他所有和平地改善不良現況的方法，到傾無可傾時的方法。而公民抗命行動必須符合正義，而行動必須試圖避免或消除不公義是合乎比例的。其實這三個條件，有個含義就是當用盡所有理性、和平、合理的方法對話和試圖表達意見都不行的話，便根據良心去決定進行佔中行動。

現在的政治局勢
　　
而現在的政治局勢不用多說，在昨天的事件都看到吳亮星那個剪布，馮牧師都在那裡，那個場合裡面。其實現在在選委會裡面，都是有大家都很了解。在宗教界其實是有席位的，在天主教是被動地配合，是被動的選舉，天主教的選舉從來不是代表天主教。被動地配合的意義，即是任何一個教友想參選，參加選委會怎做呢？教區是不會推薦他的，便叫他自己交名給政府。教區的責任只是核實他是否教友，如果是教友便證明是教友。如果多於席位的數目，政府便自己抽籤自己「攪掂」。所以我們說所不認同的小圈子的選舉，所以是用被動配合的方式去做。
　　
民主選舉的政治要求
　　
在這裡，整個政治諮詢的時候，不斷提出「愛國愛港」，候選提名這些事。但我們看到整個民主選舉的政治要求，是要自由、公平，所以我們開始會有公民提名的選項。真正的選舉即是不同政見的黨派可以去參選，我們不會排拒任何一個團體或是社群，不會秘密投票，威嚇等等。基於整個民主選舉的條件，看回政府現在說是一人一票是否符合呢？這裡有很大的質疑。
　　
和平佔中
　　
和平佔中其實很多人都說佔，但佔了很久都未佔，都不知幾時會佔。其實整個和平佔中不是強調佔，而是強調之前商討的文化，因為公民抗命不是說剎那的行為，而更加重要的，是帶起大眾的關注、社會的關注，為何有班人願意去挑戰法律，甚至是願意承擔刑責呢？其實是想引起人去關注這件事。所以和平佔中不只是說佔那刹那的行動，而是之前的商討。和平佔中是經過三次坦誠、理性商討部份，最後得出今次有三個方案。6月22日投票其實是公民授權的方式，因為之前所說是由公民理性討論，到6月22日公民授權，到最後不行才公民抗命，是有幾部份的。但是坊間只是說違反法律那部份，其實公民抗命最重要不是談違反法律那部份，而是之前商討的文化，而是為何這班人願意用公開，事先張揚的和平、非暴力，和願意承擔刑法，而去引起道德感召，去喚醒人去留意整個政制的不公義的情況。所以到今時今日，如果根據政改幾步曲，5月3日已諮詢完畢，政府到7月已經遞交諮詢結果，8月上人大，我們相信在人大有原則性的會落實下來，可能會說到明特首就要「愛國愛港」，或不能與中央對抗的，可能8月人大開會個原則性會落下來。到年尾左右，下半年政府會諮詢一些方案，而方案最後出來是不符合國際標準的話，就應該會佔中。但如果政府的方案出來，是符合國際標準，國際標準是提名那部份。如果是符合的話，應該會有第四次的商討，而第四次的商討，參加者會決定會否對6月22日選出來的方案，和政府的方案再對決。那對決是誰勝了啦，如果市民都接受政府的方案，就等投票意願會根據第二次公投的結果做選票決定，所以如果第二次公投是政府方案輸了的話，立法會議員起碼泛民會根據個結果會投反對票。所以整個過程是一連串，讓市民可以參與討論的，所以變我們所說的是回應公民抗命背後的理念。
天主教講者發言部份至此結束。

和者盖寡A

老歌和抗命－－佔中晚會後感                                                        週二 2014-09-02                       
陳景輝               
                                               
佔中晚會，空氣滲滿陣陣無法言喻的悲憤。佔中三子的語氣明顯是激烈了，但那份集體的無法言語又好像沒有完全消失。
我內心自問，到底甚麼難以言喻？直至最後《海闊天空》的經典旋律奏起，現場關了燈，並映照出一片靜默的「光海」，自己才好像明白多了。
都說抗爭時代來臨，好像我們要做個不再一樣的人了，要跟過去道別；但《海闊天空》，這全晚唯一的歌，其所代表的思緒，卻仍舊是如此熟悉，幾近可以倒背如流，且在無數集會場合也都唱過了。老歌和新時代的「抗命」，我不覺得必然矛盾，但一時間，又好像接駁不到。
腦子在想，這全晚唯一的歌，何不唱《誰還未發聲》，因為太新或唱膩了？何不唱《雞蛋與羔羊》，是因為旋律歌詞都不夠容易上口（我私下認為更抗命feel）？況且，部分少上網的中年人也未必熟悉。鍾氐兄弟又如何？太基督教了吧。仲有，《年少無知》，一定又被人笑太TVB。
尚有甚麼其他歌呢？ 在這個象徵轉捩點的晚上，到底哪種聲音更能夠捕捉「抗命時代」的輪廓？
尋理想，愛自由，以至這道路的無人明白，《海闊天空》當然是經典，以上所談恐怕皆無可取代，可謂最具共識之歌，但也正因如此，卻彷彿象徵了一條無形的心理邊界，一份安全感。麻煩正是，這份叫人安穩的狀態，一切彷彿都不言而喻，太熟悉了，這樣一來，好像又把我從「抗命時代」的自由召喚之中拉回頭了。
似乎，自由和安全感正在互相張力，打起架來。老歌和抗命存在一份落差。
我在想：對中央，我們不存幻想了，這很清楚，但之後呢？我們對自己又該如何去想像呢？
我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新時代亦然，新語言也得從舊情境孕育。
我聽見台上正在積極地為「抗爭時代」接生，我們是：高度克己的「和平與愛佔領者」？是學民立即採取行動的狙擊者？是學聯揭穿30年來謊言下的政治苦主？無疑，他們都說準了某些部分，但又好像還欠些甚麼，有種無法言語的感覺。
本文取自未來民主大學的 facebook page

       

Beyond - 海闊天空

http://www.youtube.com/v/RkwXm7HLA1k

和者盖寡A

香港政改風波──寫給國內朋友的一些事實與觀點                                                        週四 2014-09-04                       
葉蔭聰

                               
按：這文章是寫給大陸朋友的，我的朋友透過長微博發出去，半小時內被刪除，加起來只有幾百人接觸過。後來，一位朋友透過微信再發，稍好，有過千人，但很快也被刪除了。
除了官方審查的障礙，也有其他障礙。一位大陸的熟朋友跟我說，他看了文章，也覺得「晦澀」與「有點隔」。中港溝通的確不容易。
1. 基本法23條規定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行為，為甚麼法學家賀衛方卻認為人大要求特首愛國愛港不符基本法？
基本法23條的確禁止叛國分裂國家行為，但是，法律一般是制裁已發生的行為或策劃之中的行動，在沒有行為發生或策劃之前，我們又憑甚麼預設某些人就會叛國分裂國家呢？香港還沒有就基本法23條立法（2003年擱置立法至今），而基本法又規定有關立法將來由特區負責，現在誰有權去判定某人就是可能叛國分裂國家？在沒有清楚原則，沒有法，沒有執法機關去調查，沒有司法機關去判定下，要在特首的提名制度設計上把可能叛國分裂的人過濾掉是很荒謬的。
若果現在已有人進行叛國分裂活動，只要涉及暴力，或執法及司法機關認為危害公共安全，即使香港仍未有國家安全法，也有其他法例可以制裁。例如，有人買軍火進行恐怖襲擊，這本身便已是犯了非法藏有及管有武器、嚴重傷人、意圖謀殺等等；同時，香港有《公安條例》，針對危害「公共安全」的活動及組織。如果日後有參選特首選舉者是犯法之人，根據現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犯罪（被判處3個月以上監禁）根本就會喪失參選資格，所以，根本沒有必要在提名制度上花力氣。
而且，人大常委說的不止是要排除叛國分裂國家的人， 而且是要求特首「愛國愛港」，根據任何「愛國」標準，不分裂國家的人也不一定是愛國的。香港的基本法沒有這樣的要求，「愛國愛港」的定義也不清晰，因人而異。在宣誓中你或許可以籠統地要求上任的公職人員效忠國家，但是，怎可能從制度設計上保證特首候選人符合一項這樣不清不楚的條件呢？
2. 基本法之上還有憲法，憲法的愛國要求很基本，不是也應該適用於一國之內的香港嗎？
香港的基本法制定本身以不違反中國憲法為原則，而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只要符合基本法便可，所以，就算中國憲法有愛國要求，對香港也沒有太大法律上的意義。而且，退後一步，究竟什麼叫愛國？  
如果「愛國」是指「愛國主義」，其實只有憲法第二十四條：「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 」，指的是政府會向人民灌輸的官方意識形態。至於其他可能跟「愛國」有關的，通常是指一般公民及國民的責任，例如第五十五條：「保衛祖國、抵抗侵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的神聖職責。」如果「愛國」是指這些，我們如何在沒有侵略前，知道某人是否會保衛祖國、抵抗侵略呢？而更重要的是，憲法裡沒有指明中央或地方政治領導的選舉或選拔制度，要在設計上保證選出來的人是「愛國」的。
3. 如果「愛國愛港」根本不應及不能成為提名標準，那為甚麼人大常委會要強調「愛國愛港」？
在我看來，「愛國愛港」是一個中央用來合理化所謂「普選框架」的借口，即把一個不合理的制度合理化，根本與一個人是否愛國沒有關係。
首先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人大常委多次強調，提名委員會要參照過去選出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簡稱「選委會」）的人數及「四大界別」組成方式。若果人數及組成方式完全不變，那麼，將來獲得提名的人只會是中央政府指定的人。為甚麼？
過去香港的特首都是由「選委會」選出的，香港市民沒有權投票。在上一次特首選舉中（2012年），「選委會」有1,200委員，由他們選出特首。選委會內有「四大界別」，每個界別300人，包括：
工商界（內分17個界別分組）；
專業界（內分10個界別分組）；
勞工、社會服務及宗教界（內分4個界別分組）；
立法會、港區人大、政協當然委員，以及區議會全票互選代表（即4個界別分組）。
1,200名選委由不足25萬被認定為界別分組裡的人選出，人數之少，佔全港地區直選選民人數十分之一不到。同時，這四個界別裡的選民成份複雜而不公平。例如，教育界（第2界別內的小界別）選民最多，有8萬多人，只有30票；漁農界（第3界別內的小界別）選民只有159人，卻有60票！事實上，第1界別，即工商界，選民只有2萬6千人左右，卻有300票。而且，這個界別裡的所謂「選民」，很多是公司票，而不是個人。
中央及親北京人士稱這個制度為「廣泛代表性」及「均衡參與」。一般政治分析認為，北京政府透過這個奇怪的界別選舉，控制了大部份票。港區人大及政協委員不用說，工商界的300票也基本上全在中央掌握之中，因為，工商界都要依靠與中國的政商關係做生意，而專業界裡除了個別界別（如教育界別），大部份專業亦有類似情況。甚至是社會服務及宗教界，親北京政府的政黨及社會團體也積極介入社會服務團體及宗教團體，把它們納入自己的陣營。從而保證親北京政府及為工商專業界接受的人士，可以當選特首。
清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王振民是人大常委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雖然他經常為中央治港方針作辯護，但他在最近一次訪問中說得很坦白，人大常委的普選框架，就是要保證工商專業精英能夠參與，因為這些人控制了香港經濟命脈。而他叫這為「先讓一部份人民主起來」。
若果過去的選舉委員會，或未來的提名委員會真的能反映民意，還勉強算是有道理。但是，根據過去經驗，得出的結論是相反的。香港的反對派（泛民主派）在過去的選委會的選舉之中，2007年只取得15.38%，2012年更只取得6.3%。這個比例完全無法反映全港市民的政治取向及偏好。以地區直選為例，泛民主派及建制派得票大概是「六四比」，最差的時候也平分秋色；在任何一個立法會選區中，無論輸贏，泛民主派的得票也不會少於15%。
因此，日後的提名委員會要過半數才能獲得提名（所謂「出閘」），則泛民主派根本不可能會有候選人。其實，即使降至三分之一，泛民主派也極難「出閘」，而「過半數」的規定，連一切親北京人士，若得不到中央允許，也無法「出閘」。換言之，提名委員會並沒有起碼的民意基礎，但是，又被賦予權力，把具有相當民意基礎的候選人排除掉。
正因為要維護這樣不公平的制度，所以，中央政府才要搬出「愛國愛港」、「防止外國勢力」、「國家安全」等理由，跟「均衡參與」及「廣泛代表性」一樣，都是用來粉飾一個不合理的制度，為一個本身沒有合理理由的制度，找一些好像很有道理的理由。
4. 人大常委會強調特首要「愛國愛港」，就是不希望有一位對抗中央的特首，這是很合理的要求，一個特區首長怎可以對抗中央？
任何選舉，其結果都有不確定性。如果選舉的結果是預早知道的，那便不叫選舉了。我們現在的確無法預計將來普選產生的特首的政治立場如何。
然而，即使特首「對抗中央」，是否便很可怕？首先，我們要討論甚麼叫「對抗」。如果「對抗」指的是推翻，不少人可能覺得可怕，可是我們看一下過去泛民主派的特首候選人，分別是梁家傑及何俊仁，前者是公民黨，後者是民主黨，兩位從來沒有提出過要推翻北京政府，更沒有策劃或做過推翻中央政府的事。論政見，他們在香港也屬相對溫和的派系。可以預見，未來泛民的候選人也是類似他們的人物。
何俊仁及其民主黨許多成員，的確是「支聯會」核心成員，在每年六月四日的悼念八九民運死難者晚會上，有喊過「結束一黨專政」。我們不妨細心去想一下這句口號，重點是「專政」，他們反對及要改變的是一種不民主的統治方式，口號的下一句便是「建設民主中國」。更重要的是，他們從來沒有說過或計劃要武力推翻中共，「支聯會」成立了二十五年，只有和平的燭光晚會及遊行。「結束」可以是和平方式，甚至可以由共產黨自己來結束。他們對中國政治的看法，的確與北京當局不同；但是，既然是一國兩制，共產黨不直接領導香港（甚至沒有公開的活動），為甚麼不可以讓香港的民選領導人與北京當局持有不同意見？ 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意見不合的例子，世界上多的是，這並沒有甚麼可怕。
況且，特首是選舉產生的，他／她只可連任一次，不能永遠領導香港，這次勝了，下次也會輸，有輪替的可能。親北京的政黨並不弱，憑著財力及在地區的組織工作，加上北京政府的協助，有相當數量的支持者，並不輸泛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得到的議席更是壓倒性的。北京政府為甚麼會害怕一個對自己有利的選舉？為甚麼還不放心，要在提名階段封殺任何自己指定以外的候選人？
5. 香港在殖民地時期為甚麼不爭民主，回歸了之後反而要民主了？這難道不是「海外敵對勢力」在背後作祟嗎？
「海外敵對勢力」是中央政府維護不合理提名制度的常用借口，中央從來沒有具體指出是具體是甚麼敵對勢力。其實，回歸以來，英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香港事務的興趣已降到最低點，同時，它們與中國的關係改善了許多。例如， 2010年﹐北京政府屬意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通過，美國政府馬上公告表示歡迎﹐北京沒有反感﹐香港親北京媒體更高調報導「美國支持政改」。英國更不在話下了，前陣子有兩位泛民主派人士去英國見政治人物，希望國際社會就香港政改給予北京一點壓力，結果幾乎找不到半點支持。英國與美國一樣，只想跟中國做生意，又怎會關心這個小城的政治前途？
總體來說，香港的民主運動是自發的，並不是外來的。殖民地時期的香港也不是沒有民主運動，香港的泛民主派就是1980年代開始慢慢形成，代議政制改革的呼聲亦在這個時候出現。在此之前，亦有一些零星的政治團體，向英國爭取香港民主改革。
如果說，香港民主運動有外來因素，最大的因素是中國。事實上，香港泛民主派出現，爭取民主的風氣的形成，一開始的時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政府接受「民族回歸，民主治港」的口號，在基本法裡亦定下終極普選的承諾，這些在社會科學裡叫「政治機會」。當一個政權根本沒打算民主化，爭取民主的聲音只會是少數。當打開了一線曙光，民間便會動起來，把握機會。
然而，回歸之後，落實普選的時間表一拖再拖，本來說好是2007/2008年可以了，結果人大常委釋法，又拖延了好幾年。承諾未兌現的情況下，民眾當然焦急，也對中央政府不滿，產生了許多抗議行動。後來在民間多番爭取下，中央才定出時間表。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一度讓人以為終於成功了。可是，新上任的特首又拖延政改諮詢，後來又傳出中央要在提名制度上設下重重關卡，令一人一票徒具形式，才使香港社會蘊釀出「佔領中環」等行動。
同時，中國的政治控制卻日漸滲入香港。例如，中聯辦大力介入香港選舉，大灑金錢以及安插選民等手段，幫建制派取得大量「鐵票」。另一個例子是媒體，香港大部份媒體已由親北京商人控制，令香港的媒體自主被逐步蠶食。這都激起了香港人對政治的興趣。
6. 有140萬人簽名「反佔中，保普選」，也有數以十萬人參與遊行，說明不少人接受一個暫時可能不理想的方案（所謂「袋住先」）。為甚麼有些人還是要「佔領中環」，為甚麼有議員提出，若特區政府政改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便要投票否決，破壞香港普選進程？
根據媒體調查，不少「反佔中，保普選」的遊行示威者根本不知「佔中」或「政改」是甚麼，部份人還被揭發收取酬勞來遊行。就算拋開這些不談，當參與者是真誠「反佔中」的，它與6月22日公投的民意（近80萬人認為，立法會要否決不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的差別在哪裡？前者，是要求接受北京的方案，接受一個排除相當多政見不同的候選人的方案，一個讓北京政府控制提名過程及結果的方案；後者則要求一個對各黨派盡量公平的方案。這不是支持者人數的問題，是究竟哪個方案更公正的問題。
至於「袋住先」有甚麼不好，我們大概可以預計，若方案通過，所謂一人一票選出的特首，將會是親北京的候選人，甚至是北京政府欽點的。日後要修改特首選舉方法，要遵守之前人大常委定下的所謂五步曲，第一步需由特區政府啟動，進行諮詢並向人大常委提交報告。期望一位親北京或北京欽點的特首再次啟動政改，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香港政制或會就此在「假普選」中不可自拔。而若原地踏步，維持原來1,200人小圈子選舉，當然不會令香港更好，但是一些泛民主派人士認為這或能凝聚更大的民間力量迫使北京政府接受一個較為公平的制度。無論如何，香港的政改正處在十字路口，哪條路都不易行。只是，至少，我們不能讓一個如此不公平的方案就此通過而不發出任何聲音、不做出任何反抗。遂公民抗命。

克 飞

老兄, 这一下本周贴你排我前面了.:laugh:

克 飞

64， 且不管是否如西方所说.。就是的话, 也值.。。。你看这过去的25年！

现在的中国。。。。正好从今天开始, 经济总量第一了.

和者盖寡A

老兄, 这一下本周贴你排我前面了.
克 飞 发表于 2014-9-29 19:13

瞎说，我还是名落孙山呀！不过今天每帖有特别时期加倍奖，每帖一元。所以我故意多发几贴。不像你，无禄而功。:w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