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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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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13 17: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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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抗日最积极”——事实是：毛泽东不愧是杰出的宣传家，他的抗日口号喊得比蒋介石响，还写了《论持久战》等著作，从他的言论文章看，他无疑是积极抗日的人，但实际情况大不相同，与毛打过四年交道的苏共弗氏说：“毛泽东的话与他的行动往往正好相反。”事实表明，毛是个阴媒家和说谎家。如1937年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宣称要坚持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要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团结抗日，他还动员各将领联名给蒋介石发致敬电，称颂蒋委员长万岁，可是同时却向将领们发出号令：部队的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扩充军队，为今后夺取政权打基础；在统一战线中，要掌握领导权，要和顽固派、投降派（指国军与蒋介石）做斗争；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不要受爱国主义的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以后他对党内干脆把抗日战争称为“日蒋矛盾”，表明他与抗日无关，他已退出了抗日阵营，专心致志于打内战了。
苏共弗氏写道：“中共领导阶层把国民党视为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占夺国军控制的土地，不择手段来达到此目的。中共这种活动，显然损害了抗日力量，增添中国人民的许多牺牲。”“毛泽东把自己的人民当作夺取政权的工具，几百万人流血与苦难，不幸与忧伤，对他完全是抽象的概念。”
“共产党将实行民主宪政”——这是毛泽东抗日后期向国内外发出的最强音。这时他看到抗战快胜利了，国军已被日寇严重地削弱，而中共的实力已大大增强（已占领了从陕北到华北再到华东沿海的一大片土地，部队己扩大到120万正规军、200万民兵）改朝换代的野心快实现了，为了迷惑国内外人们站到他一边，就在会见美国政要、中外记者、中国各党派人士时大唱民主赞歌，宣称他要实行美国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实行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要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宪政，要实行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宣传毛的民主宪政主张，一时蛊惑了美国大使、特使、中外记者、中国民主人士，他们纷纷到延安去朝圣、会谈，美国大使赫尔利甚至与毛签订了合作协议，中国一些党派开始站到中共一边反对蒋介石专政，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景，对中共心响往之。可是毛泽东这位民主吹鼓手，不久就原形毕露，在中共战时统治区和后来的新中国，专制独裁远远超过了蒋介石，超过了秦始皇加斯大林，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都上当受骗了。
和平谈判
日寇侵华，正如俗话所说：贪心不足蛇吞象，它的财力军力均不可能并吞中国，于是采取“以战养战”、“和谈诱降”等毒计，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与日寇和谈，由于两人对抗战的态度和立场不同，他们与日寇谈判的结果也大不相同。南京沦陷后，日寇派人向蒋介石谈判诱降，蒋介石起先拒绝，由于党内外不少高层人士（如于右任、胡适等）对抗战前途悲观，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遂派曾任北平、天津市长的秦德纯赴香港与日使谈判，蒋的要求是完全恢复芦沟桥事件前的领土主权，日方则提出苛刻条件：承认伪满州国，赔偿战争损失，订防共条约、经济合作条约，华北驻军等，蒋认为丧权辱国，不予理睬，日又降低条件，不谈赔偿和伪满州国，其他大体不变，蒋拒不接受，日又请德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又被蒋拒绝，蒋在《日记》中称：“倭寇亡我之心不死，无和平可言也。”日寇恼怒，公开宣布不再承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以财力己难支撑抗战，暗中派人赴港与日谈判，蒋获知后严词批评，后悉孔仍在与日谈判，大为震怒，下令：“今后再有人与日寇谈和，以汉奸论处，杀无赦！”于是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
毛泽东则不同。为了实现他的“三国志”谋略（联日反蒋），他主动派人与日方谈判。据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王明在《回忆录》中记载：“毛泽东不经政治局委员们同意，由军委秘密电台发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要他派人代表毛去与日汪商谈合作反蒋事宜，同时停止中共对日汪的军事行动。”又据苏共弗氏记载：“我看到一份新四军参谋部的报告，它确切地表明，中共领导层与南京日本派遣军参谋部之间有着长期不断的接触，双方情报传递的终点是南京和延安。”随着众多知情人的揭露，毛泽东与日汪的合作关系逐渐清晰了。
原来饶漱石接到毛的指令后，就把中共与日汪商谈反蒋合作的任务交给了新四军情报部长潘汉年。其实潘早在1939年起就与日寇驻香港和上海二个总领事馆特工建立了针对国民政府的“情报交换”关系，接到毛的指令后，潘轻车熟路到上海，找到密友袁殊（留日共产党员，因参加共产国际情报活动被国民党逮捕，成为军统特工，后又成为日寇特工，当时任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负责人）即偕同去见日外务省在中国的情报头头岩井英一，岩井见潘己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刮目相看，优礼有加，当即发给潘“特别通行证”（各地通行无阻），让他利用“岩井公馆”秘密电台与延安和新四军通报，并在上海最豪华的汇中饭店租一套房，供他居住，又让潘以“胡越明”的假名每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随后就带领潘去见日寇在华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头头影佐侦召少将。影佐对毛泽东特使也热烈欢迎，隆重接待，经几次商谈，商定了合作办法。接着影佐批准潘去见汪精卫（影佐是汪伪政府太上皇，汪的一切行动须得影佐批准）。这样潘就与另一位好友李士群（留苏共产党员，被捕后成军统特工，后又成为汪伪政府特务头子——调查统计部长及江苏省主席）赴南京会见汪精卫。汪原是毛泽东的恩师（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曾提拔毛任副部长）对潘更显亲切，即邀请毛派人参加他的议会和政府，潘则对汪表示：如汪与日合作有困难，欢迎汪到新四军来。潘与汪也谈妥了合作办法。
潘汉年与日汪商谈虽未签订书面协议（原因是毛泽东的抗日言论喊得比蒋介石响，日寇怀疑毛心中有诈，暂时不敢轻信）但仍取得多项重要默契：（1）日军与八路军新四军互不攻击，保持和平共处；（2）中共部队不再破坏铁路，保持交通顺畅；（3）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药品和通讯器材等）不受查禁；（4）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通过汪伪管理的长江封锁线，不予阻挠查扣。以上合作办法使日汪与中共均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抗击和威胁，得以腾出大量兵力来进攻蒋介石的抗日部队，同时因平汉、粤汉等铁路不再受中共部队破坏和威胁，日本国内和在朝鲜、东北的兵力可顺利经铁路送往东南亚进攻盟军（海运受英美海军所阻），并把在东南亚掠夺的物资运回国内。至于中共，它得到日寇不再扫荡的保证，可以放手大胆地抢占国民党的敌后根据地和扩充军队，为推翻国民党政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就实现了毛泽东“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
潘汉年的活动为中共力量的壮大发展立了大功，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却遭到残酷镇压，从上海副市长任上撤下，长期投入监狱，直至病死在湖南劳改农场，官方宣布的罪状是：“瞒着党中央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但毛去世后，党中央成立专案组对潘的历史审查了几年，发现他的一切活动都经毛泽东批准，根本没有“瞒着党中央”和“违反党纪”，而且他也主要是与日寇商谈而不是与汪精卫商谈，可见他的罪状隐瞒了重要的情节。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这位功臣如此狠毒呢？显然因为潘掌握了毛泽东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罪证，毛担心潘对此有所泄露，毛就会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罪名遗臭万年，为了他的“名誉”，他才下狠心对潘栽赃和灭口，正象他后来对彭德怀、刘少奇、高岗、饶漱石等栽脏灭口一样，反映了他杀功臣的阴险毒辣的一贯手段。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毛的卖国罪行昭然若揭，能掩盖得住吗？
中流砥柱
中共和国民党都自称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据《辞海》解释，中流砥柱是指支撑危局，担当重任的人。是否中流砥柱，要用一些条件来衡量，不是谁自己说说就算数的，用什么条件来衡量呢？就是看谁参加的战役多和大，谁杀伤敌人的数量多，谁的牺牲大，谁对抗战的作用大。现在就这几项作个对比：
参加战役数——蒋介石的国军参加10万人以上的会战22次，大型战斗（如台儿庄战役）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部队打了平型关伏击战和“百团大战”两场小仗后再无战斗记录。
杀伤敌军数——国军杀伤日军198万4千人，其中日军战死48万人，其余为战伤。中共部队杀伤日军：平型关战役1千多人，“百团大战”1千多人。这两次战役以后，再无任何记录。杀伤日军将领为：国军杀死日将领126人，中共部队杀死日军将领3人。
国共两军牺牲人数——国军中陆军阵亡131万9千人，加上失踪和负伤共321万1千人，空军阵亡4300人。中共部队在平型关战斗中死伤千余人，在“百团大战”中伤亡1万1千人。自这两次战役后再无伤亡记录。国共两军阵亡将领：国军阵亡211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5人，少将158人。中共阵亡团级以上军官5人（大部分为内战中阵亡）。
（中共平型关战役是山西会战的一部分，是伏击日寇的一支辎重车队和护卫队，缴获日汽车80辆与一些物资，消灭日护卫队约千人；“百团大战”为破坏正太、同蒲铁路和车站及矿山，遭日军扫荡，牺牲万余人）
以上数字表明，国军作战次数、杀伤日军数、牺牲人数均超过中共部队千倍以上，国军为抗战主力，贡献最大，事实俱在。但毛泽东为掩饰真相，竟谎报战绩，捏造数字，声称中共毙伤日军百多万，消灭伪军近百万，牵制侵华日军的大部分，但却拿不出战役的时间、地点和战役经过的具体证据，实属伪造显无疑议。毛泽东经常把这类“战绩”交苏共弗氏向斯大林报告邀功，弗氏每次都在毛的报告后批注：“这是不真实的，是向外宣传用的”弗氏又写道：“毛泽东弄虚作假的数字，掩饰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真相及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性，歪曲了历史真相，隐瞒他的真实意图”。“夸张是延安军方和党的负责人无例外地使用的手法，在这里是没法听到真话的。由于毛泽东的领导，说谎话成为一个策略，毛用他的假数字策略，向莫斯科报告。”中共拿不出对日作战的具体证据，就大事宣传“地雷战”、“地道战”，用来欺骗世人，实际上地雷战、地道战不过是中共为逃避作战而采取的消极自卫措施，是在和日军玩捉迷藏游戏，根本杀伤不了几个日本兵。
国共在抗战中的作用——蒋介石领导的国军负责正面战场，担负着抗战的主要责任，日寇以人数最多和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进攻国军，企图以速战速决战略消灭国军，蒋介石深知日寇的经济和军力均难支撑长期战争，就坚持持久战拖跨日寇。在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的进攻下，装备落后的国军节节败退，但仍寻找机会与日会战，以削弱其兵力；徐州、汉口等处会战均杀伤日军三四万人。国军牺牲虽超过日军三四倍，但蒋介石以不畏怯、不投降的坚强意志，率领国军浴血奋战，虽经多次严重危机（1944年日军攻到离贵阳不远的独山，蒋曾准备迁都西康），均转危为安，使抗战坚持到底，终获最后胜利。
在抗战中，国军以血肉长城阻挡敌人进攻，发扬了不屈服不投降的伟大民族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史诗——在战斗中，整师整团整营全部战死的事比比皆是。抗战刚开始，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军长就在战场英勇殉国；台儿庄战役打得十分惨烈，连日寇《战斗详报》也大赞国军的英勇：“中国军队的战斗精神、决死勇敢的浩气，无愧于蒋介石对他们的信任。该敌在狭窄的散兵壕内力战而死，尸体层层相叠，观其壮烈之态为之感叹！”如此壮烈情况，在国军中数不胜数，正是他们的英勇献身，才使抗战坚持到胜利，他们是民族英雄，抗战胜利的丰碑是他们用生命和血肉铸成的，他们发扬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纪念！
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部队的表现怎样呢？中共部队承担较轻的游击战任务，如果中共用游击战与国军的正面作战密切配合的话，日寇决不可能侵占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也不会遭受长达八年的苦难。毛泽东在抗战一开始就在延安“坐山观虎斗”。太原会战时国军受到挫败，蒋介石要求毛泽东开展游击战支援，毛竟回答说：“目前游击战尚无执行的条件，要让敌人更深入后，后方空虚时才能进行。”也就是说，耍等日军消灭或逐出国军后才能进行游击战，这是团结抗日吗？这是见死不救，故意陷害抗日的兄弟！
1944年，日寇全力发动侵占中国全部铁路线的“一号战斗”时，国军不断败退，蒋介石要求毛泽东用游击战破坏铁路进行配合，毛又置之不理。毛的目的就是让日军消灭更多的国军，为他夺取政权创造条件。同时他却积极发动内战，进攻国军，侵占国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16个中共抗日根据地，扩展部队从抗战之初的3万人到1943年的50万人，增长十多倍，更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20万和民兵200万。这些根据地和部队抗日吗？不抗日，而是与日寇和平共处。1942年日陆军省发言人秋山在东京公开宣布：日军与中共部队从不互相攻击。国民党曾为此不断批评毛“游而不击”“遇敌即退，遇友则击”，毛毫不在乎，我行我素。苏共弗氏写道：“毛泽东的计划不是为抗日，而是发动内战，夺取政权。”其实早在1941年他就与日寇合作，破坏抗战，他把一党私利超过民族利益，他己走上了出卖民族利益的可耻道路了。，
根据上事实，你认为谁是抗战中流砥柱？谁领导和打赢抗战的？
“上山享福，下山摘桃”
毛泽东和官方书刊都指责蒋介石抗战时期在峨眉山上享福，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抢占抗战胜利果实）。事实是否如此呢？
事实是：抗战期间，蒋介石从未上过峨眉山。他曾亲临上海、汉口战场督战，在其后的多次战役中，他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赴战区开会和指导作战，他在武昌、柳州、桂林等地召开军事会议，曾因消息泄露，日寇派大批飞机跟踪轰炸，他的卫兵被炸死不少，蒋多次幸免于难，而他到战区督战的习惯不改，反映了他宁死不屈的精神。他还忙于处理外交内政，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他要处理中印缅战区国军与盟军的调度配合，军援物资的分配，还曾到印度、缅甸视察。每晚入睡前总要写一篇日记，检讨当天工作思想的得失和今后如何改进。即使在工作紧张的战时，他也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他的夫人宋美龄在他影响下，也多次冒险赴战地壕堑慰问将士，一次还翻车受伤。她在后方主持慰问救济伤病士兵和战争孤儿的活动，还曾赴美国访晤罗斯福总统和在美国国会与各地演讲，呼吁美朝野援助中国抗战。
至于毛泽东，据苏共弗氏记载，毛抗战期间从未离开延安清凉山，从未到部队去视察和慰问，他干些什么呢？他不断向部队发指令，指导部队创建根据地，扩充军力，消灭抗日的国军，却从不对抗日作任何部署。在党内，他发动“抢救运动”，把从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和学生，几乎全部扣上国民党或日本特务的罪名，施以酷刑，投入监狱，制造恐怖气氛，使大家对他害怕。他长期开展整风运动，把对他有不同意见的王明、博占、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加以残酷批斗，逼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承认只有毛的主张是正确的。对一般干部，则要求学习毛的著作，把毛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
通过整风，扼杀了党内民主，树立了毛的绝对权威。王明不服批斗，毛就对他下毒手，一次王明患病，毛派医生为王开方治病，王服药后病情越来越重，竟致生命垂危，经弗氏把药方送莫斯科检查，才发现药物中含有甘汞，久服会送命。经弗氏干预，王明改服苏联医生开的药，才救了王一命，毛的谋杀王明的阴谋终于败露。对此苏共弗氏说：“毛泽东是没有感情的，他专心致意的热情，只是为夺取权力，这使他成了一个危险的巧取豪夺的人，没有一点人性，凡是与他权力相背的事，就当作反对中共的事，这是毛的最终信条。”
毛的私生活也很糜烂，他经常喝酒，喝得面孔通红，他是每周跳舞会的常客，他不断与一些漂亮的女人调情，与吴莉莉、江青等随便上床。一次他的夫人贺子珍闯迸他的房间，发现他正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调情，贺就与史撕打，反被史摔倒在地，贺哭喊：“你看着老婆被洋姨子欺侮，你是什么共产党员！”毛叫卫兵把贺抬出去。贺不断为这些事吵闹，毛说她有精神病，就把她送苏联去治病，随即与第三者江青结婚。江青在毛的影响下，也从未去过部队，除了唱歌、拍照、骑马，过悠闲的日子，就是与“特务头子”康生一起监视众多的苏联同志，阻挠他们与高干们接触，封锁信息，防止他们把中共内部情况向斯大林报告。
究竟谁在山上享福，不干抗日的事，抗战胜利后却下山“摘桃”？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人民站起来了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大声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意思是从这天起，由于他的功劳，使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其实这话是毛自吹自擂的混账话，因为中国人民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就站起来了。站起来的标志是：
1、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
2、收回被帝国主义国家侵占的所有领土（只有被沙俄和苏联侵占的约占我国现有领土三分之一的300万平万公里没有归还）；
3、收回被侵夺的主权（如租界、治外法权等）；
4、中国成为世界五强之一，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人从此扬眉吐气，广受世人尊敬。
可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不久，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毛的专制独裁的淫威下，中国人民却在他的神象前跪下了。
除此以外，官方书刊还说毛泽东实现了中国统一，这也是不符事实的。在抗战以前，中国军阀林立，内战频仍，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经过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努力，在全国人民对团结抗日的迫切要求下，全国分裂的各省各党派为挽救民族危亡，终于团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在1937年抗战开始时就实现统一了。
无论是“人民站起来”和全国统一，主要是蒋介石的功劳。蒋介石致力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为此坚持抗战到底，并参加反对法西斯的世界大战，同时不断与英美法苏等有关国家严正交涉，要求收回侵占的领土主权。是蒋介石通过不断的外交交涉才实现这些“人民站起来”的各项条件的。全国统一也主要是蒋介石努力与各省军阀及各党派说服谈判的结果。毛泽东窃取蒋介石头上的光环戴在自己头上；是不光彩的不道德的行为。正如弗氏所言：“毛泽东是不讲道德的，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采取任柯手段。”
结束语：功罪任人评说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者，他们对国家民族有功也有罪。对他们的全面评价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是对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八年抗战作简略的述评。通过种种事实，现在不少公正不阿、重视史德的历史学家和观察家，对蒋和毛在抗战中的作用作出如下的评判——蒋介石是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获得最后胜利、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民族功臣（也有人称他为民族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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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4-9-13 17: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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