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虎周永康在位时做过的两件好事或能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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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腐败官员的倒台，总能引发大量的起底、追溯、回看式的海量报道的出街，周永康也不例外。也有人翻出当年对周永康在位时的报道，感慨地点出中国媒体的尴尬宿命：当你权力在握，我负责歌颂；当你万劫不复，我负责揭露。范长江先生将新闻定义为“广大群众应知而未知的东西”。当周永康的家族、派系、金钱、欲望被媒体揭秘之后，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关于周的未知——其在任上推进的那些法治事件。
　　周永康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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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回到2007年10月22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上千中外记者，见证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集体亮相。排名第九的周永康最后一位出场，此时，前八人已经在主席台上站定，周永康从八人身后走过，由于脚步匆匆，还被主席台上的凤尾竹叶子扫了脸。随后他在最左边的第一个位置站定，以微蹙眉头、紧抿嘴唇的标志性表情，作为政治局常委——中共最核心领导圈的一员，在世界面前正式亮相。
　　6年之后，新华社发布消息：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遥想当年九常委亮相时，背后巨幅国画《幽燕金秋图》上题写着：“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从2002年到2012年，周永康的权力达到了巅峰。2002年的十六大，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又担任了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成为改革开放之后迄今，地位最高的一任公安部长。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牢牢掌握了全盘政法大权，成为执掌中国上百万公安、安全、司法、法院、检察院系统的最高领导人。
　　没有人否认，周永康是一个铁腕的强硬人物。他不但史无前例地将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硬通货”石油，和政法系统，结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属于他和他的家族的庞大“帝国”。他的强硬手段在国家法制化的进程上也起到了一些作用，即便功过不能相抵，但“功”同样是不可否认和磨灭的。
　　2003年，一件被记入中国依法治国的历史之中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撼动了收容遣送办法的孙志刚事件，一个青年的不幸引发关于全国人大应当尽快启动违宪审查制度的讨论，对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背后还有着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的7次批示。孙志刚案件除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推动外，当时的中央领导的批示也有很大作用。就孙志刚事件，周永康明确要求坚决依法彻底调查此案。在中央领导的指示和督办下，“孙志刚之死”的调查和侦破工作得以迅速展开。孙志刚事件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
　　周永康在任政法委书记时，也做过一件好事，那就是推行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也就是禁止刑讯逼供。长期以来，刑讯逼供的盛行与中国的司法解释空白和侦查破案模式有关。有知情人表示，周为了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施行，曾把当时的警方负责人叫去，据说该负责人甚至为此拍桌子，称规定出台下面人没法干活了。当年不是周的强力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不可能出台的。
　　牺牲法律的薄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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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正值薄熙来主政重庆，在“唱红打黑”问题上，周永康始终给予薄熙来力倡的重庆模式以有力支持。而重庆模式和周所推崇的法治似乎有着强烈的冲突。
　　2009年6月，在满城的火锅味和阵阵红歌声中，在薄熙来的部署和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主持下，重庆市展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截至当年10月25日，累计抓获涉案人员2915人，刑事拘留384人，逮捕1567人，其中重庆市各级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700人。其中有黑帮分子、富商、警察和地方 官员。在薄熙来被查后，打黑受害者开始站出来指责这场运动涉及酷刑和诬告陷害。曾到重庆去为一名“黑老大”龚刚模作原辩护律师李庄，后来因“涉嫌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证言、引诱证人作伪证等”被重庆方面提起公诉并被判刑入狱一年半。他声在狱中受拷打。李庄说，他曾被绑上“老虎凳”三天三夜，不让睡觉及限制饮食。
　　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构成了曾经赫赫有名的“重庆模式”核心支柱之一，法学家童之伟将其概括为：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有关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刑法第294条进行极端的扩大化运用为基础，将追诉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活动，转化成了权力者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事务进行管理控制的一种基础性抓手或策略。简而言之就是将形式司法手段转化为社会管理方式，严重地突破了法治底线。
　　这和周永康在任时对法治的推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可不谓，严重违背法治与人权精神的社会治理模式。然而周永康多次对打黑除恶行动给予肯定。2010年11月周永康前往重庆调研。调研结束时，周永康对重庆模式给予了全面的积极评价，称“唱读讲传”“三进三同”“三项制度”“大下访”“大走访”等活动，都是生动活泼又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并要求政法系统的同志尤其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这些支持，都成为薄熙来和王立军等人重要的政治筹码。
　　周的赞许，有多大程度是出于政治结盟的考虑，又有多大程度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当年那个被称作“打黑急先锋”的薄熙来，其实在“黑打”。彼时的薄熙来没有想到，一场因腐败而引发的打黑浪潮，自己作为组织者却在若干年后因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推进法治事件，周永康“救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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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陈良宇，薄熙来，徐才厚再到周永康，以大老虎入笼为节点，为一个旧时代划上了休止符，中国的法治进入了重新整顿秩序的新阶段。通报周永康被调查的同时，中央还宣布，今年十月举行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一个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对法治社会的认知将越来越强。周永康被查后，有人感慨说，周在任内禁止刑讯逼供，如今他自己和亲朋好友们有机会享受这个待遇了，所以说，人一定要做好事，帮人就是帮自己。虽然只是笑言，却深刻的富含的法治社会，人人有责的道理。试想，中央在查办薄熙来案时，若将其在重庆打黑时的一套压在其身上，他还有当庭辩解的机会吗？对于法治观察者来说，即便薄熙来被定罪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从审判中的抗辩程度依然能看出中国法治的成熟度。这是法治社会的体现，也是对薄的“重庆模式”的反讽。
　　若干年后，或许人们早已淡忘了薄熙来被定罪的事实，但是此次审判所达致的程序正义，却可能成为法治道路上人们心中抹不去的印迹。相信在不久将审议的周永康案一样会给人以法治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