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辉：论毛泽东思想的现时代价值

痛扁五毛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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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上高举的伟大旗帜。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它具有极其丰富的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开辟与形成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奠定了思想基础。自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以来，它已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一种精神象征，具有长远指导作用。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现时代价值的认识，对于进一步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掌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本领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的现时代价值源于其丰富的时代内涵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来看，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革命斗争深入的结果，具备当年那个时代人类先进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即它的理论来源或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一样，是实践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原来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并逐步传播到世界。到20世纪初，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东移到俄国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历史性胜利，同时关注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纲领。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的重心又进一步东移到中国等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并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催生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共产党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正如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挽救和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

　　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必须是两个要素的互动，即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或思想基础和实践来源或现实基础两个要素互动，只具备一个要素是进行不下去的，实践来源或现实基础这个大体上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当时的中国国情、当时的中国革命运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只有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这两个来源或基础，才能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有关问题，也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精髓。刘少奇在中共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2]这一界定，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和时代内涵，反映了全党的共识。

　　同时，毛泽东思想又是在不断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并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时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制定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和策略。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等各方面原因，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十分盛行，导致中共中央接连犯了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惨重损失，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思考，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在同各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提出，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抗战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吸取抗日战争的新经验，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及科学的思想体系，成为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同时，围绕这一科学理论展开了多方面的论述和理论创造，毛泽东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党的建设思想等方面也都逐渐形成体系。这些创造和发展既是时代的要求和需要，又是中国革命艰难实践的呼唤。正如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3]

　　由于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东方大国，中国的革命遇到了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未遇到过的复杂而艰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并对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因此，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重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转变，而且提出了“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口号，实现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精华，在毛泽东思想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使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像“实事求是”，本是《汉书》中的一句话，中国古代的一句成语，毛泽东却赋予它新的含义，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把它提升到新的学风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熟悉和掌握。

　　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已浸透到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人们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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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思想的现时代价值源于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说毛泽东思想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就是说它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意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世界观、方法论，也就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十分严重，王明等人根本瞧不起在国内搞革命斗争的毛泽东等人，认为他们根本不懂理论，更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最典型的说法就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开口闭口“国际指示”，搞的实际上也是“两个凡是”，即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凡是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必须坚决照搬。对于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做法，毛泽东曾给予深刻的批评和讽刺，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4]这里所说的“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其中主要是教条主义。他还曾说教条主义者连猪都不如，因为猪碰到墙上还知道痛，马上转弯，而教条主义者碰得头破血流，就不知道转弯。正因为毛泽东深刻地批判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从而领导全党实现了认识上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可见，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认识的深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着中国革命的时代烙印，折射出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之光。因此，只有把毛泽东思想同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了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实际过程，才能真正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特点和理论精髓。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中，“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的工作中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运用，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际、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可以说，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展开，因此也必须体现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要求。过去搞革命要坚持这三条，今天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搞改革开放，仍然要坚持这三条，而且必须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相互结合。所以，把它们称之为“灵魂”，其意寓在于说明它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形成发展的始终。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始终牢牢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才在实践中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继承、纠正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这个过程启示我们，在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各级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在理论素养方面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不断提高“相结合”的本领，做好“相结合”这篇大文章。一个党员或领导干部能力的大小，也主要是看他能否做到这种相结合，要真正做到这种相结合，就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吸取有益的启示。

　　三、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源于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常常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已经过时，而晚年毛泽东又犯了严重错误，除了那些世界观、方法论以外，毛泽东思想对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价值，学了也没用。这种看法和疑问是片面的。当今时代，毛泽东思想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各项事业与工作，而且对人生道路的正确选择，都具有长远指导意义，我们应着力挖掘它的时代价值。倡导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要求我们根据新的情况，来认识、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即是说，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都包含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今天的学习不是过去学习的简单重复，而是要以新的视角、新的眼光来重温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挖掘这一精神财富的时代价值，真正做到“常学常新”。

　　首先，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马列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独特作用。不了解毛泽东思想，就不能科学、完整地把握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发展史和一脉相承的历史关系。我们之所以要继续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毛泽东等人的重要著作，一是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对当前问题的了解;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必须正确回答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我们一直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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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与正确理论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例如毛泽东关于论十大关系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创造性分析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在政治方面，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主张;在经济方面，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实现“四个现代化”，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主张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改进经济体制的初步设想;在文化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等，都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下来了。有些问题毛泽东在实践上虽然没有解决好，特别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执政的条件下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么建设党等问题没有解决好，但那时作出的有益探索和理论思考对后来解决这些问题很有启发。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分析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精辟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科学关系。

　　第二，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失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借鉴。经验有正面和反面之分，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反面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更容易使人们发现真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常常就是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中认识清楚的。邓小平就十分重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科学总结，把它看作一笔难得的财富。他曾评价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5]改革开放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因为“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6]邓小平理论的很多正确思想，就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提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正是从继承、纠正和发展的高度，习近平同志突出强调要处理好新中国建立以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体现出辨证、全面、客观、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人们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指导。

　　第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作为相结合过程中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相结合过程中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基本内容上有不少是相同的、相通的。如政治上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一战线等，都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经济上都主张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重视调整各方面的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都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发展速度上都主张要有较高的发展速度;思想文化上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都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建设，都重视知识分子等;理论品格上，两者都不迷信本本，都主张大胆创新，与时俱进等。

　　因此，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它上承马列主义，下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属于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它们有着统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是因为时代不同、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而呈现相继发展的过程。因此，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联系在一起进行学习、研究和运用。任何把它们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片面的。

　　其次，毛泽东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精神支柱。对于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振兴和长远发展，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指导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发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的功能，而成了20世纪人类社会的先进文化现象。进入21世纪后，毛泽东思想仍是必须高举的伟大旗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人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或学者研究的课题，会贯穿这个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时，应力求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深刻领会它的精神实质，着重学习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再次，毛泽东思想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指南。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处在农村，不能不吸收大批农民入党，使农民出身的党员成为党的主要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党还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认为不过是一个“农民党”。可是毛泽东认为，一个党的性质不决定于党员的出身和成分，而决定于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因此，他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注意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而没有过分强调党员的出身和成分，处处从实际出发。他主持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的入党条件，只列了以下五条：一是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二是忠实;三是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四是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五是不吃鸦片、不赌博。应该说，这些条件在当时是不高的，只要拥护党的最低纲领，积极参加革命工作，起带头作用，就可以入党。当然，党员入党以后还要继续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逐步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由于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提出入党的条件，而不局限于某种成分，就使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同时由于党始终重视思想建设，终于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党，并且培育出了三大优良作风和清正廉明的作风，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着怎么搞好执政党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要像毛泽东当年建设一个革命党那样，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在这方面，可以从毛泽东建党思想中得到很多启发。

　　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丰富的思想宝库，其中有挖掘不尽的精神财富。学习研究任何理论，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实用主义地去引用某些具体的词句和结论，而应该系统、全面、准确地去把握和运用。当今，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可以学到长期管用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站稳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从中得到丰富的历史智慧。这对于进一步加深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规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