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租界真相

共产党

冯学荣：租界真相

发布时间:2013-02-26 11:31 作者:冯学荣 字号：[url=]大[/url] [url=]中[/url] [url=]小[/url] 点击: 4440次

民族主义愤怒青年提到近代史，经常咬牙切齿地提到“租界”。我的这篇文章告诉你“租界”的真相，化解你的仇恨。 　　租界真相一：许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租界，是上海租界。可是关于它的来历，爱国愤怒青年会不假思索地说：“一定是英国军队拿着枪逼迫大清国划割的！”但是，真相并非如此。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但是并没有答应给英国人在上海划一个租界。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英国领事“巴富尔”，一个文官，不是武官，更没有英国军队参与谈判。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这段文字是一个重要信号：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入住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永久相安”。怎么样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划租界了：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来、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这里，划租界的动机交待的很清楚：并非出于英国军队的胁迫，而是出于皇帝老板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压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份《上海租地章程》。 　　不但上海租界是自愿划割的，旧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自愿划割的还有的是，我再举个例子：厦门鼓浪屿租界，也是清政府自愿、主动划割的。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害怕日本染指福建，故使出“以夷制夷”老招数、把西洋鬼子引入厦门，闽浙总督许应骙?在给厦门地方官的电报里，写得很明白：“……引洋人来鼓浪屿，兼护厦门、东防日本……”。在这里，一个“引”字，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我就不深入罗嗦了。关于鼓浪屿租界自愿划割的这则史料，出自于厦门政协编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 　　这还不算，我再举一个例子：天津美租界，也是清政府不但自愿、而且是主动划割给美国的。一开始，美国领事受宠若惊，还不敢要，举棋不定之下，美国领事拍电报回华盛顿请示，华盛顿正在忙南北战争呢，无暇回复，美国领事又不敢贸然放弃（怕华盛顿事后追究责任），于是只好暂时接管。1880年、1896年，美国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归还天津美租界，可是，你知道清政府的反应是什么吗？清政府的反应是：不作反应。到了1902年，美国领事无奈之下、只好将天津美租界转送給英国，并入了英租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天津通志：租界志》，才能对天津租界的历史，有比较客观的了解。 　　其实，大清国自愿给人划租界这事儿，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小国，也和大清国签约、拿到了租界。对于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实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大清国都赋予了他们租界，所以，如果再说划租界是被迫的，实在是没有人相信的。 　　再举一个旁证：1843年，英国人想租用广州十三行对岸的河南田地数十亩，但是该片地的地主和当地群众都不同意，不想出租，最终结果怎样呢？依据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的记载：英国人“未逞”。“未逞”的意思是：英国人也只能干瞪眼。这是证明清政府没有受到武力威吓和逼迫的一个具体的案例证据。 　　事情的根本真相在于：划租界并非出于被迫，而是清政府根本不想管洋人，让洋人自己管洋人，是清政府最愿意的事。况且出租地块又有地租可收（下文会提到），所以清政府并不感觉是多大的事儿，只是爱国青年急了，这叫什么？这叫皇帝不急太监急。 　　以上是大清国自愿给别人划割租界的事实，但是，还有让你更掉眼镜的：中华民国，也自愿给洋人划过租界。例如，二次革命时期，为了解决革命党人盘踞在法租界搞颠覆政府活动的难题，1914年4月7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一份条约如下：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北洋政府自愿划割（扩展）租界的这个事实，是依据《上海租界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租界扩张》。 　　可见，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划割租界给外国，而且是自愿的，甚至是主动的。这就是残酷的真相。 　　租界真相二：租界并非是免费的 　　爱国愤青有个误会：租界是免费的，洋人是白住的，是洋人抢走我国的土地。可是，又对不起了，这又不是事实。 　　洋人租用大清国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要么是付费给清政府，要么是付费给民间的地主。 　　其中，《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条规定：“商定地价”。也就是说：英国人租用上海滩，不但要付租费，而且费用还是“商定”的，换言之，并非是英国人单方拍脑袋决定的。 　　再举个例子，1843中英《虎门条约》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英国人在中国租地，租金“以当地市价为准”。例如，当年11月25日，英国人在广州租了一块地，租期25年，每年租金六千元洋银。 　　不但如此，得知英国人出手阔绰、一租就租一大片地，有的广州人竟然把英国人当作“大客户”来看待。1846年6月，广州市民蔡老六，购买了广州沙螺西塱堡内寺岸村安姓的围地一共十六亩多，以及其它海旁地若干亩，拟租給英国人谋利。但是，蔡老六遭到当地村民的抗议、并阻止了这笔生意。 　　为什么有的广州人愿意租地给英国侵略者呢？因为租地有收入（市场价），既然是市场价，那么，租给谁都一样，地主并不会因为租给英国人而遭受到什么实际损失。 　　再举个案例：1843年11月27日，英国驻广州领事要求租用广州石围塘围地，该块地皮是中国商人潘绍光的物业。地主潘绍光同意出租，但要求英方：必须补偿佃户搬迁损失二万两，否则，不能强拆。 　　英国人不但租用现有土地需要向中方交租，连英国人自己填河生成的新土地，也需要向中方交租。例如，广州沙面租界，是英、法两国人花钱从珠江河水中填土而新造成的，共花费32.5万墨西哥元，其中，英方出资4/5，法方出资1/5。他们自己填造而成的土地，需要按亩向清政府交纳地租！每年每亩1500钱。 　　以上四则广州租地案例，出自《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这些，都是英国人有偿用地的证据。 　　租界真相三：中国人民对租界趋之若鹜 　　这是最令爱国愤青尴尬、最令爱国愤青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租界既然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的地方，为何中国人民对其趋之若鹜？人民群众这个“用脚投票”的现象，“值得警惕”。 　　首先讲讲中国人入住租界的历史由来。起初，清政府为了不滋生事端，在《上海租地章程》里明文规定：不准英国人在租界内把房子租给中国人（换言之：不准中国人入住租界）。后来，小刀会暴动，上海人民不顾一切、涌进租界躲避战火，使租界人口暴涨了几十倍。英国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搭起“经济适用房”、出租给躲避内战战火的中国人牟利。英国商人纷纷说：“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挣钱！中国人来租界住了，我们更好挣钱！”于是，英国领事开始吸引华人入住租界，甚至开始阻止中国人外流。以上史料，出自《上海租界志》 　　缺口一旦打开，中国人开始向租界蜂拥而进。举例说说天津英租界，这个地块在未开辟之前，仅仅住有十几个中国人，人烟荒凉。租界建立后，由于司法清明、治安良好、远离内战、没有匪患等原因，大量中国人涌进来居住。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已有人口76815人，其中中国人72087人，占总人口的94％！以上史料，出自《天津通志：租界志》 　　不但如此，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挤。例如，1923年，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竟然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挤，这是什么笑话？这不是什么笑话，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出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真实历史。 　　连著名的“民族脊梁”鲁迅，也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里面，而且他还说过“租界好”的话。1933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鲁迅这个自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鲁迅全集》第16卷第356页。 　　不但亲日人士喜欢往租界挤，连抗日英雄、民族魂，都喜欢往租界挤。例如：张自忠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住在天津英租界。为什么象张自忠这样的抗日英雄、爱国烈士，住在英国租界里面、当“亡国奴”，竟然不感到羞耻呢？这问题你得问问张自忠。张自忠的案例，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近代天津名人故居》这本史料。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3-02-25 | 责任编辑：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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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租界真相(2)

发布时间:2013-02-26 11:31 作者:冯学荣 字号：[url=]大[/url] [url=]中[/url] [url=]小[/url] 点击: 4445次

正如前文“小刀会起义”案例，中国人民喜欢往租界挤，还有躲避内战的因素。例如老天津卫的知名企业家刘锡三。刘锡三本来在华界办草帽厂，可是遇上民国初年无休止的内战，根本无法安心做生意，刘锡三无奈之下，将工厂迁到了天津法租界之内，才有了和平的经商环境，企业才因此而做大。 　　刘锡三在天津法租界开办的“盛锡福帽厂”，由于经营得当，竟然打败了当时风靡中国的日本草帽、将日本草帽生生逐出了中国市场。刘锡三的案例，出处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81页，张鹏程的回忆文章《驰名中外的天津盛锡福帽厂》 　　再举一个例子：1932年，红军杀入福建省漳州县。在此前听到风声的厦门人民，已经有好几千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红军实际杀入漳州之后，又有25000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这个史料，出自厦门市政协编写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146页。 　　当人民的大救星临幸厦门的时候，厦门人民不但不发扬“军民鱼水情”的精神、不但不箪食壶浆，而且还要往“帝国主义的怀抱”里躲，厦门人民的反动精神，真的发人深省。 　　租界真相四：租界法治清明 　　近代史教育说：租界是帝国主义欺负、迫害中国人民的地方。如果撇开特例不说，不得不承认，真相刚刚相反：租界是当时中国领土上法治最为清明的地方。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所以，在1850年代的时候，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天大约20起刑事案件左右。上海县衙门借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潜入租界、继续犯罪。洋人对上海衙门的做法很不满。 　　这里透露了两个信息：1、在上海租界，外国警察抓到中国贼，是依照条约、送到清政府衙门的；2、清政府衙门放纵犯罪。这是很鲜明的对比。 　　爱国愤青喜欢谈治外法权、会审公廨。可是，会审公廨里的正主审官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上海租界的监狱也不是专门关押中国犯人的，它里面关押的洋人囚犯人山人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什么国籍的犯人都有。读者要了解上海租界的更多详细细节，请参阅上海官方编写的《上海租界志》，里面有许多客观的真相以及翔实的数据。在此不再赘述。 　　就连对待小贩，租界做得都不错。1928年，厦门鼓浪屿遍地是小贩，不但堵塞道路，而且有碍市容。但是鼓浪屿租界工部局不但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且还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了一个“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给了小贩一条活路。肉食者如何对待穷人，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以上史料，请参考厦门政协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40页。 　　租界的法治清明，直接促进了大清国的司法改革，当年外国殖民者对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满清政府、并启动了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的酷刑，并建立了大清国的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初步框架。如果没有租界，今天你还要杀千刀呢。 　　租界真相五：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利益，但有利于老百姓 　　近代史教育告诉青年学生们：租界是对中国的侵犯，但是它并没有说明：具体是对谁的侵犯？不得不说：教科书没有把话说明白。 　　租界侵占的是中国的两大权力：行政管理权、司法主权。 　　众所周知，大清国的行政管理权，并非来自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于满请独裁皇帝的指派。换言之，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是大清国皇帝和官家的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这才是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治外法权：租界内适用外国法律。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大清国的立法权也不在老百姓的手中，而是在满清独裁皇帝和官家阶级的手中。换言之，帝国主义者侵犯的是官家的立法、司法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在独裁体制下，老百姓压根就没有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在清末民初年代，外国司法比中国司法更公正、更文明、更讲道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同时也是被爱国愤青最容易忽略和否认的事实。 　　不但如此，租界成立，首先带动周边的经济：消费、就业、市政建设……租界，对于官家和“爱国公知”而言，是心头一团淤血，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租界却是能带来实惠的一个好东西。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爱国者爱国，已经爱到了不顾底层老百姓的实际利益了，可见这种“爱国”有多么的扭曲。 　　总之一句话：谈到“主权”问题，租界侵犯的是独裁者的主权，并不是老百姓的主权。租界对官家有害，却对老百姓有益。各位读者看待中国近代史，是站在官家既得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还是站在老百姓实际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诸位需要依据你的良知、作出选择。 　　而就算帝国主义侵犯了中国官家的利益，这种侵犯，也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败，而逐渐在减弱、而并非是教科书上说的越来越严重。我举个例子，自从1930年开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相当于租界政府），就出现了中国人董事（即：委员）、参与租界公共事务的决策。换言之，帝国主义已经开始逐渐吸引中国人进入租界政府，不再垄断租界的行政权力。 　　租界真相六：大清国在外也有租界、治外法权 　　近代史教育有意误导你：只有帝国主义在大清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而大清国是不会这样欺负别人的。但是，爱国愤青们，又对不起了，这还是不符合事实。 　　早在1871年，大清国和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文中有如下的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岸，彼此均可设置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 　　换言之，依据《清日修好条规》，大清国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也在大清国享有治外法权。 　　这还不算，1882年，大清国又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1884年，大清国更是在朝鲜取得了“仁川清租界”（即：中国租界）。大清国还在朝鲜驻军过呢…….凡此种种，说不完。 　　看，大清国也有“蹂躏”、“强奸”外国主权的时候：租界、治外法权，驻军…….应有尽有，一样都不缺。 　　这就是当年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人同情大清国、中华民国的原因：中国人在外也有过治外法权、租界、驻军……帝国主义侵略者干过的事，中国人一件也没少干。 　　租界真相七：租界的本质是保护经商安全 　　租界的本质，并非教科书上说的“瓜分”、“灭亡”……而是“保护经商安全”。租界，无论是外国在中国攫取的租界、还是中国在外国攫取的租界，其存在的深层次动机，都是外资对投放地司法状况的严重不信任。又要去那里投资做生意，又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怎么办呢？租界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才得以横空出世。 　　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也给予外国投资者税收减免优惠、也给予外国人司法上一定的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国的人民检察院是不能随随便便逮捕外国人的，在逮捕外国人之前，地方检察院需要和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外事办进行沟通和磋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刑诉法》，我在此就不赘述了。 　　总之，原理千古不变：要想外资进来，就得有所牺牲！这才是租界的深层次真相。 　　结语：中国近代史上的租界问题，从皇帝官家的立场看，和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立场去看，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3-02-25 | 责任编辑：胡月

孙参001

是不是真的？

pingshan

租界这么好，怪不得有人想让中国再被殖民三百年呢！

祖宗

贱货一个！

SUPERFAN

洋奴又开始意淫了。他们宁愿做狗，也不愿做中国人。

共产党

问题是，原作者所陈述的是不是历史的真实？研究历史，首先是历史的真相，然后是从真相中吸取教益。
共产党为了一己私利给中国人灌输了一套虚假的历史，贻害民族深矣！

共产党

中国现在有118万“裸官”，有钱有权的人都在安排家属移民，这说明了什麽？拒绝承认事实，光唱高调，愚蠢至极！

SUPERFAN

共产党的历史是假的，你的历史就一定是真的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所有不是亲历亲为的事情只能用尝试来做判断。

问题是，原作者所陈述的是不是历史的真实？研究历史，首先是历史的真相，然后是从真相中吸取教益。
共产党为了一己私利给中国人灌输了一套虚假的历史，贻害民族深矣！
酒中仙 发表于 2014-1-2 12:02 http://bbs.51.ca/images/common/back.gif

宇宙洪荒

中国现在有118万“裸官”，有钱有权的人都在安排家属移民，这说明了什麽？拒绝承认事实，光唱高调，愚蠢至极！
酒中仙 发表于 2014-1-2 12:09 http://bbs.51.ca/images/common/back.gif

    这几句话没有错！

共产党

共产党的历史是假的，你的历史就一定是真的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所有不是亲历亲为的事情只能用尝试来做判断。
SUPERFAN 发表于 2014-1-2 12:18

共产党造假的案例无数，早已没有信誉可言，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亲身经历，需要我举例子吗？想找共产党不造假的例子很难很难。

糊硕士的父亲们

外滩33号原英国领事馆
英国侨民[编辑]

主条目：上海英侨

1843年上海的英商及传教士共26人，他们是最早的一批来沪外侨。 英国侨民中，主要是从事大宗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其中不乏在海外已有产业根基的望族。在上海的各国外商中，英国商人占有主导地位。186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侨民达到1372人，占各国侨民总数的60％。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上海的房地产业降温，英侨人数也下降到1870年的894人。不久又逐渐恢复，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侨民达到6221人。

在工部局董事会成员中，英籍董事一直占有多数席位，居于主导地位。

美国侨民[编辑]

在上海，美国侨民的经济实力仅次于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地位又有所上升。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美国侨民超过2000人，另有1600人住在法租界。

在美国侨民中，传教士占有一定数量，他们在租界内外设立教堂、医院和学校，其中包括几所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法学院。

美国侨民在外侨中的生活水平最高。

德国侨民[编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人在上海的经济实力仅次于英美两国，尤其在制药、印染行业占有优势。至1915年，公共租界内有德侨约1155人。

战后，公共租界德国侨民一度锐减到1920年的280人，法租界只有9人。后来又逐渐回升。

日本侨民[编辑]

1871年中日建交以后，日本人陆续进入上海。早期来沪的日本人多数聚集在虹口吴淞路、武昌路一带经营照相馆等小本生意，或经营妓院谋生。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开始在虹口区内越界筑路，虹口地区被非正式地纳入公共租界管辖范围。同治十二年（1873年），日本将原日本公馆（日本上海出张所）改称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位于虹口闵行路3号。

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原英、美公共租界改称上海国际公共租界，日本等国开始参与租界管理工作。次年，公共租界被划分为北、东、中、西四区，日本侨民在北区和东区占有优势地位。同年，日本人在虹口组织上海义勇团日本队，作为自卫组织。1915年，公共租界内的日侨已达到7169人，人数居各国侨民之首。1915年以后，在工部局董事会中，为日籍董事留一到两个席位。1916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设立日捕股，11月20日，30名日本巡捕到位，接管虹口地区的公共治安事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纺织业大规模投资上海。1923年上海—长崎定期航线开设，公共租界内的日本侨民继续增加，1935年突破2万人，超过外国侨民的半数。他们仍然主要聚居在在虹口吴淞路一带，以及北区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北段）、狄思威路等处。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爆发，日本借口保护侨民，于6月9日派遣海军陆战队抵沪，入驻虹口地区。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上海，日军于四川北路布防。

公共租界的东区、北区在历次战乱中曾多次划为日军的防区。1932年和1937年两次淞沪战事中，日军将该区域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

犹太人[编辑]

主条目：上海隔都

19世纪，有少量世居巴格达的犹太富商在印度立足后，又前来上海发展，他们一般都取得了英国国籍。其中包括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当然也有像哈同那样来上海后才致富的暴发户。这部分犹太人经营大宗贸易，在房地产业也举足轻重，是上海的豪门望族。

俄国革命以后，开始有大批俄国犹太人取道哈尔滨移居上海。他们约有1000多人，控制了毛皮买卖，也有一些专业人士在医务、建筑、法律、音乐等行业工作。主要居住在虹口提篮桥华德路摩西会堂附近一带。

1938年开始，从德国、奥地利、波兰有2万犹太人逃避纳粹迫害，来到世界上唯一不需要护照就可进入的上海。他们也集中居住在提篮桥一带。

1943年2月18日，日军将14245名犹太人迁入虹口隔离区内。他们艰苦创业，在隔离区内开设了307家店铺，人称“小维也纳”。

澳门葡萄牙人[编辑]

上海公共租界的葡萄牙人多数来自澳门，属于欧亚混血种人，在英美机构中担任低级职位。在1920和1930年代，他们的人数稳定在1000多人。

印度侨民[编辑]

1884年，工部局警务处成立印捕股，从印度旁遮普邦招募来锡克族巡捕。1935年印籍侨民人口总数达到2341人。（參看：红头阿三）

其他侨民[编辑]

华籍居民[编辑]

开辟租界之初，实行华洋分居政策，包括为洋行服务的买办（主要来自宁波和广东）都不允许住在租界。租界内只有当地农民大约500人。

1853年9月7日，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当地2万华人逃进租界。1860年，太平天国进攻苏州，又有50－70万难民涌入上海租界。外商乘机建造大片石库门房子出租牟利。从此形成华洋杂居的格局。

战事结束，难民返乡，租界人口有所回落。但随着租界工商业迅速繁荣，和租界的扩展，又有大批江苏、浙江以及广东等省居民，乃至海外华侨进入上海公共租界，或创业，或谋生。特别是历次的战乱，都造成租界人口的猛增。至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内有华籍居民1,040,780人。

抗战时期，持续3个月的淞沪会战空前激烈，而上海公共租界中、西两区成为孤岛，这时从华界的闸北，上海公共租界的东区、北区，乃至邻近的江浙地区涌进40万难民。刺激租界内房地产业、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的空前繁荣。但也造成人口密度过大，多数百姓居住问题无法解决，居住状况趋于恶化。

管理机构[编辑]





工部局大楼正门
工部局[编辑]

主条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机关，类似于租界内的政府，拥有警察。但是司法机构还有独立的“会审公廨”，即法院。工部局主要控制在英国手中。美国也部分参与工部局的管理工作。1920年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担任工部局总董。 从1873年起，在工部局董事会中为德国人保留1个席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席位被移交给日本。1928年后，工部局为华董增加3到4个席位。

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体制与上海法租界完全不同，后者是法兰西殖民帝国的一部分，受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的支配，而上海公共租界是当地外国侨民的地方自治体，并不直接受任何外国领事，甚至是英国领事的管理。

巡捕房[编辑]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成立于1854年8月，分区捕房共14个：
中区：1．中央捕房（1854～1943）：福州路（江西路西面）。2．老闸捕房（1860～1943）：南京路、六合路。1925年5月30日下午3时37分，守卫老闸捕房的外国巡捕向和平请愿的游行队伍开枪，打死4人，打伤9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西区：3．静安寺捕房（1884～1943）：愚园路。4．新闸路捕房（1899～1943）。5．戈登路捕房（1909～1943）：戈登路、康脑脱路转角处。6．成都路捕房（1933～1943）。7．普陀路捕房（1929～1943）：戈登路。北区：8．虹口捕房（1861～1943）：闵行路。9．汇司捕房（1898～1943）：海宁路。10．杨树浦路捕房（1891～1943）：格兰路与平凉路转角处。11．汇山捕房（1903～1943）：茂海路。12．嘉兴路捕房（1907～1943）：汤恩路，辖区内主要为日本侨民。13．榆林路捕房（1925～1943）：位于华盛路与齐物浦路间的榆林路。北区越界筑路：14．狄思威路捕房（1912～1943）：辖区为以下各条马路：北四川路延长线，江湾路（从北四川路至体育会路，包括靶子场、虹口公园和游泳池），狄思威路，窦乐安路（包括松庆里、丰乐里和纪家花园），白保罗路和赫林里，施高塔路（从江湾路到祥德路），及附近地区。
会审公廨[编辑]

主条目：会审公廨

提篮桥监狱[编辑]

主条目：提篮桥监狱

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编辑]

主条目：万国商团

市政[编辑]

道路[编辑]

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的特点是，以中国地方和外国人物命名。在中区，南北向马路通常以中国各个省份的名称命名，例如浙江路、江西路和四川路，东西向马路通常以各个通商口岸城市的名字命名，例如九江路、汉口路和福州路，南京路和北京路则分别纪念两个开放中国的条约。在西区，有一些道路以东南亚的殖民地命名，例如槟榔路、澳门路、新加坡路；东区道路多数曾以印度城市命名，但在1915年更换为以中国城市命名。公共租界内也有一部分路名是以外国人名命名，例如爱多亚路纪念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麦特赫斯脱路（Medhurst Road）纪念英国领事麦华陀，邓脱路（Dent Road）纪念鸦片商人颠地，此外还有戈登路（Gordon Road）、文监师路（Boone Road）、赫德路（Hart Road）、哈同路和西摩路等等，其中许多都与上海公共租界有关，并且以取得实际成就者居多。

1936年10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第一次以一位华人为道路命名：将中区与西区的分界线、南北向干道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并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租界，又恢复原名西藏路）。

交通[编辑]

经济[编辑]





滙丰银行大楼（左面）的夜景
贸易[编辑]
英商怡和洋行
英商太古洋行
英商宝顺洋行
美商旗昌洋行
德商礼和洋行
丹麦宝隆洋行

金融[编辑]
外滩
英资汇丰银行
英资麦加利银行
英资有利银行
美资花旗银行
美资大通银行
德资德华银行
俄资华俄道胜银行
日资横滨正金银行
日资台湾银行
法资东方汇理银行
荷资荷兰银行
荷资安达银行
比资华比银行
中国银行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
交通银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中南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
金城银行
盐业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
四明银行
新华储蓄银行
大陆银行

零售商业[编辑]

19世纪后期，公共租界内的华人商业以距离旧城厢较近的广东路及福州路最为繁盛。

20世纪初，随着上海公共租界的扩展，中区的南京路迅速兴起，并形成为全中国最繁荣的商业街。英资惠罗公司（Whiteaway laidlaw）、福利公司（Messrs.Hall and Holtz）、汇司洋行（Weeks and Company）和泰兴洋行（Lane Crawford）都汇集在东段四川路口附近，称为早期四大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华人资本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陆续在西段浙江路到西藏路之间开设，规模超过早期四大公司，也称为四大公司。别发洋行是一个著名的以上海为基地的英语图书出版公司，成立于1876年。

1920年代以后，随着租界扩展后，人口大量迁入新区，公共租界北区的北四川路及西区的静安寺路的商业也有所发展。北四川路因临近上海北站，吸引了叶大昌食品店、雷允上药店北号、新亚大酒店等一批知名商号，特别是以广舞台为首的电影、戏院密集地分布于马路两侧及周围。静安寺路沿街的商店主要服务于周边的上层居民，因此该路和位于法租界的霞飞路的风格类似，经营方向趋向高档，以高级舞厅、电影院、咖啡馆和时装店闻名，包括鸿翔公司（1917年）、亨生西服店（1933年）、开开公司（1936年）、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公司、地地司（DDS）、凯司令（1928年）等。

房地产[编辑]





从左向右：沙逊大厦、上海中国银行大楼（外滩）和横滨正金银行大楼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上海经济的繁荣，上海公共租界的房地产业经历了一次大发展。犹太富商经营的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成为上海最著名的大地产商，英资业广地产公司（Shanghai Land Investment Company）在1924年到1928年间的净利润上涨了145％。英国公和洋行（Palmer and Turner）、德和洋行（Lester，Johnson＆Morriss）、通和洋行（Atkinson＆Dallas）、赉安公司（Leonard和Veysseyre）和邬达克等这些建筑师事务所也进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公和洋行设计了上海外滩建筑群中将近一半的作品，其中堪称代表作的有汇丰银行大楼（1923年）、江海关大楼（1927年）、沙逊大厦（1929年）和中国银行大楼（1937年）。20年代的革命和动乱不但没有影响上海租界的繁荣，反而进一步抬高了地价。

娱乐业[编辑]

旅馆[编辑]

公共租界中区集中了上海大部分的主要旅馆，外资旅馆包括华懋饭店、汇中饭店、都城饭店，华资旅馆包括扬子饭店、东方饭店、大东饭店、东亚饭店、惠中旅舍、大中华饭店、大陆饭店、爵禄饭店、中央饭店、大江南饭店、中国饭店、铁路饭店、吴宫饭店、远东饭店。

也有少数例外，例如外资礼查饭店（1959年以后改名为浦江饭店）位于外白渡桥北侧，华资旅馆国际饭店、金门大酒店位于静安寺路，但是也都毗邻中区。

文化[编辑]

新闻[编辑]

公共租界中区集中了全上海绝大部分的报馆。在英文报纸中，位于外滩17号的老资格的《字林西报》拥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其竞争对手包括《大美晚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等。中文报纸中，影响最大的则无疑是《申报》。

学校[编辑]

医院[编辑]

公共租界拥有数所公立医院，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公济医院和位于静安寺以西的宏恩医院主要服务于外国侨民，前者委托给天主教修女管理；位于中区山东路的仁济医院则面向华人。 美国圣公会在公共租界开设2所医院：同仁医院和广仁医院（后改名宏仁医院）。

宗教[编辑]





后方为圣三一堂的顶部，前方九江路上的楼房现在是中国基督教两会所在地




鸿德堂
公共租界在未开发以前，已经存在一些中国人的佛教寺庙和道观，例如静安寺路西端的静安寺和南京路上的虹庙。租界繁荣之后，又新建或迁入了一些庙宇，例如西区槟榔路（安远路）与戈登路（江宁路）口的玉佛寺。此外，还有日本人兴建的佛教东本愿寺和西本愿寺，都位于虹口。

在上海公共租界，基督教新教各个教派的教堂林立。其中一部分专供侨民使用，例如中区江西路九江路口的英国圣公会上海圣三一堂，南苏州路圆明园路口的新天安堂（供圣公会以外的外籍侨民礼拜），以及地丰路（乌鲁木齐北路）25号供内地会传教士使用的公共礼拜堂（现名新恩堂）。当然数目更多的教堂是面向华人的。监理会的2座大教堂——西藏路慕尔堂和虹口昆山路景林堂都位于公共租界。美国圣公会江苏教区的主教座堂设在越界筑路区域的极司非尔路，即圣约翰大学内；它的第一座教堂救主堂在淞沪会战之前一直位于虹口；在租界内还设有爱文义路（北京西路）351号的圣彼得堂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东区的宁国路建立了中华总会 ，又在武进路183号设立了沪北会堂。浸信会不仅拥有可容纳千人的上海怀恩堂（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75号），还有使用粤语的广东浸信会堂（新乡路66号）。同样，长老会在窦乐安路（多伦路）设有鸿德堂，中华基督教会则在北四川路1802弄设有富吉堂（粤语）。其他的著名教堂还有北四川路1578号的宣道会守真堂、山东路伦敦会天安堂等。上海教会（地方教会）曾经长期租用哈同路（铜仁路）240弄文德里聚会，租界交还以后，在附近的南阳路123－145号建成可容纳数千人的南阳路145号聚会所。

天主教在公共租界设立的第一座教堂是北区南浔路的虹口耶稣圣心堂，后来又在西区建立了大通路小德肋撒堂（今大田路370号），在东区倍开尔路（惠民路）694号建立了和平之后堂。

犹太人在公共租界建有数座犹太会堂，位于中区的博物院路20号（虎丘路42号）的阿哈龙会堂 现已拆除，改建为文汇报大厦，位于西区西摩路500号的拉结会堂（OHELRACHEL）（市教委）和东区华德路（长阳路）62号）的摩西会堂 都保留至今。

上海公共租界内有为数众多的印度巡捕和门卫，租界当局为他们兴建了数座锡克教堂，其中主要的2座为位于虹口的宝兴路谒师所和位于西区的戈登路谒师所，建筑物仍然保留。上海公共租界内还有同样来自印度的祆教的祆祠（白头礼拜堂，Parsee Prayer Hall），位于福州路538号，建筑物今已拆除。

人物[编辑]
费信惇
张爱玲故居，赫德路爱丁堡公寓（Edingburgh House）（今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

收回以后[编辑]

上海公共租界由中国政府收回以后，在很长时期内仍是上海和中国最繁盛的中心城区。统一行政后的上海市政府就设在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55年迁往外滩原汇丰银行大楼。现在则位于由当年的上海跑马厅改建而成的人民广场。实际上始终没有离开原公共租界的范围。许多租界时代的遗迹被保留下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外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群。

参见[编辑]
租界
上海租界
鼓浪屿公共租界
上海法租界

糊硕士的父亲们

上海公共租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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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共租界旗。在圆圈中央是各个国家的国旗：左上方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一战期间及结束后替换为白色），右上方为俄国、丹麦、意大利、葡萄牙，下方为瑞典、奥地利、西班牙、荷兰的国旗。




1928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外灘一景
上海公共租界（英语：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是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租界，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两个公共租界之一（另一个是鼓浪屿公共租界）、以及上海的两个租界之一（另一个是上海法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在中国租界史上是开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管理机构最庞大、发展最为充分的一个租界。



目录  [隐藏]
1 历史 1.1 设立
1.2 合并
1.3 扩张
1.4 越界筑路
1.5 二十和三十年代
1.6 孤岛时期
1.7 交还

2 居民 2.1 英国侨民
2.2 美国侨民
2.3 德国侨民
2.4 日本侨民
2.5 犹太人
2.6 澳门葡萄牙人
2.7 印度侨民
2.8 其他侨民
2.9 华籍居民

3 管理机构 3.1 工部局
3.2 巡捕房
3.3 会审公廨
3.4 提篮桥监狱
3.5 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4 市政 4.1 道路
4.2 交通

5 经济 5.1 贸易
5.2 金融
5.3 零售商业
5.4 房地产
5.5 娱乐业
5.6 旅馆

6 文化 6.1 新闻
6.2 学校
6.3 医院
6.4 宗教

7 人物
8 收回以后
9 参见


历史[编辑]

设立[编辑]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了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1844年，已经有英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租借了一批土地。1845年，中英会订《上海土地章程》。1846年，英租界的西界也被确定（今河南路）。

1848年11月27日，英租界的西界推进到今西藏路；同年，上海地方官允许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的要求，在虹口开辟美国租界。

1853年9月7日，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从此中国政府失去对租界的控制。1853年，太平天国军队占领南京。1854年7月11日，上海英法美租界联合组建独立的市政机构“上海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正式形成第一个后来真正意义上的租界——国中之国。

合并[编辑]

1862年，法租界退出联合，自设公董局。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统一由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管理。

扩张[编辑]

上海公共租界经历了数次扩张过程。1899年5月，上海公共租界大规模扩展，面积扩展到33503亩（22.59平方公里），北面的边界到达上海、宝山2县的交界处，西面一直扩展到静安寺。整个租界划分为中、北、东、西4个区。

越界筑路[编辑]

参见：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

二十和三十年代[编辑]

192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的稳固根基开始遭到威胁。1925年5月30日，南京路老闸捕房的巡捕枪杀中国示威者的事件，引起了中国全国性的爱国运动。在五卅运动之后，大规模越界筑路基本停止。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向外扩张的态势趋于稳定下来。在蒋介石主政的南京十年的黄金时代，上海公共租界继续繁荣。

孤岛时期[编辑]

主条目：孤岛时期

1937年8月13日－11月10日的淞沪会战中，日军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北区和东区的日占区遭到中国多个军团的猛烈进攻，70％地区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公共租界的主体部分中区、西区及西部越界筑路区域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继续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达四年之久。位于区内的中国机构照常运行。这些地区又挤进了40万中国难民。

交还[编辑]

主条目：交还上海公共租界

上海公共租界经历了2次撤销过程。

1940年，由于欧洲战事爆发，驻沪英军撤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

糊硕士的父亲们

鼓浪屿公共租界是中国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2个公共租界之一（另外一个公共租界是上海公共租界）。

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占领了鼓浪屿岛，直到1845年才撤军。1843年后，厦门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开辟为通商口岸，英国另在厦门本岛内港海岸获得了一块滩地兴建英租界，鼓浪屿则保持原有风貌。

歷史[编辑]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統治台湾，为避免日本进一步觊觎厦门，清朝政府决定寻求“国际保护”，请列强“兼护厦门”[1]。
1902年1月10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丹麦、荷兰、瑞挪联盟、日本等9国驻厦门领事与清朝福建省兴泉永道台延年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签订《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2]，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3]，次年1月，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在此前后，陆续有英、美、法、德、日等13个国家先后在岛上设立领事馆。

这样，厦门地区就形成2个租界隔海对峙的局面。厦门英租界面积狭小，完全是商贸区；而鼓浪屿面积较大，形成大规模的西式住宅区。
这段时期，有很多传教士来到鼓浪屿，他们建立的学校对中国现代教育有重大影响[4]，例如：1898年，英国牧师韦玉振与夫人韦爱莉到鼓浪屿传教时创办的“怀德幼稚园”是中国第一所幼儿园（现已更名为日光幼儿园）[5]。
1930年厦门英租界被国民政府收回后，鼓浪屿公共租界就成为厦门地区唯一的租界。
1938年日军进攻并占領厦门，鼓浪嶼成為一座“孤島”（廈門，金門皆為日軍控制），大批华人為避日禍移居鼓浪屿或中轉返回自由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鼓浪屿公共租界。
1943年1月11日，美国和英国决定放弃在中国的特殊权利。
1943年5月28日，汪精卫政权收回鼓浪屿公共租界。
1945年，鼓浪屿公共租界被国民政府正式收回。为厦门市鼓浪屿区，2003年降为鼓浪屿街道，下辖龙头、内厝2社区。

参考文献[编辑]

1.^ 张震世：《公共租界时期的鼓浪屿》，《厦门文史资料》第3辑，第20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档案，综合类，第4462号
3.^ 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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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租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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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的汉口租界，从左至右：英、俄、法、德、日
汉口租界，汉口外国租界，甲午战争以前只有一个汉口英租界；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数年间增加了4个（法、日、俄、德），形成5国租界沿江岸排列的局面（1898年-1917年），租界数目仅次于天津。

1917年汉口德租界被北洋民国政府收回，1924年汉口俄租界被北洋民国政府收回，1926年汉口英租界被国民党北伐军国民革命政府收回。1943年汪精卫政府名义上收回汉口法租界和汉口日租界。抗战胜利后，法租界，日租界被正式收回。[1]

参考[编辑]

1.^ 袁玉. 也谈汉口外国租界之设立、扩界及收回的时间. 《武汉文史资料》. 199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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