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之痛

广东农民

乡 镇 之 痛 [转帖]

　　在乡镇工作了近二十年，从一般工作人员到一个拥有4万多人口，幅圆面积100多个平方公里的乡镇党委书记，其间的辛酸、痛苦、忧虑、疑惑，是一般人所不能感受得到的，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出台之际，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我的一些感受写出来，但愿对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所帮助。
　　
　　契子
　　
　　长期以来，广大的农民群众都这样说：“中央政策是好的，下面都是乱整的。”所以，有无数的人背起背囊，打起行装，进京上省告状。他们不愿见小官要见大官。可是中国的大官们，不是那么好见的，因此，他们只有胸前挂个“怨”字牌，夺路拦大官们的车，或者在有武警站岗的大门口，长跪不起。所有这些，其实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由中央、省、市信访办批转下来，由基层自已处理。
　　
　　本来，人民群众上访，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因为，只有理不顺，情不通、法不容、判不公而且告无门，他们才会上访。但是，那些官高禄厚者却把群众上访当成了拦路虎。一年开得最多的会是稳定会，讲得最多的话是稳定。层层签定责任状，把有无上访作为各级干部的政绩考核。各级都成立了信访办，近年来上访的人多了，又成立了“维稳办”。一句话要控制群众上访。要让领导同志们能够静下心来，研究国家的大事难事。
　　
　　可是，唯独他们不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群众上访？其实，正是因为中央的政策，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完善造成的，是当今中国的管理体制和机制造成的。是法律与法律和法律与政策相互矛盾造成的。通过对乡镇工作的痛苦反思，就可以管窥见豹。
　　
　　土地制度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日益显现，乡村组织难以应变。
　　
　　第一：按照中央的最初设计，是把原来由集体耕种经营的土地，分到千家万户耕种经营，从而充分调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双赢的目标。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大部份地方都是按人口平均承包了土地。同时把过去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耕牛、农具、保管室、晒坝都分干分净，集体经济组织成了空壳，一无所有。
　　
　　第二、由于是按人口平均承包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无地或有地无人的现象的就十分普遍。有的二三口人却有有着七八个人的土地，有的七八个人却只有二三个人的土地，人地矛盾异常突出。《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在三十年的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几年甚至于十几年不回家，全家老小过着打工一族的生活，还有一些人，在城里买了房子，银行里存了票子，他们让自已的屎也不拉到自已家的田里，但是他们的承包土地不能被调整。因此，一方面大量的土地被抛耕弃荒，另一方面，无地可种的农民盼分地。
　　
　　第三：《土地法管理》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既然如此，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就可以利用组织所拥有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以有效的方式，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从而实现组织的预定目标。然而，土地承包给千家万户，可分的可卖的早以分光卖光了。但是，吃不起饭的农民要找集体，住不上房的农民要赖集体，鳏寡孤独要集体解决，架桥修路等公益事业建设集体必须兴办。上级领导天天在开会上讲，报上登，电视上态度坚决，一定要关心农民、爱护农民、要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他们有时还开上一大路车，带上几个人，去看望几个贫困户，给上一、二百元钱。从电视上看，那些贫困户真是千恩万感，口中连连说：“感谢共产党、感谢领导。”所以农民都说：上级领导好啊！哪象基层这些当官的。
　　
　　财税制度
　　
　　从1985年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以来，极大地巩固了中央的财力，加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为中央投资事关国家长远利益的重点工程和重要行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财政包干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几十年也难以挽回的。
　　
　　第一：财政包干体制，使农民受到了历史以来最严重的剥削，使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了最不公正的待遇。
　　
　　按照定收定支，收支包干，定额上交的原则，乡镇人民政府在年初编制预算方案的时候，首先预算上交市、县的，然后再加上本级财政的各项支出，包括乡镇干部的工资福利，民政优抚，五保救济，七所八站的事业人员，以及普六普九达标，中、小学危房改造，乡村公路等等，还要加上可能收不回来的缺口部份，这样农民的现金负担人平就高达300-400元，为了收回这些钱，乡镇又不得不给村社干部下指标，定奖惩，给回扣，甚至不惜动用专政工具。所以，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都因农民负担逼死了人命，而一旦逼死人命，上级不问清红皂白，就处理乡镇干部，撤职的撤职，判刑的判刑，为什么呢？我们的上级我们的最高决策者，不自问几个为什么呢？
　　
　　—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加重农民的负担，他们不听呢？
　　
　　—为什么这些基层党员干部都象恶霸地主象黄仕仁呢？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去收这个钱，不收行不行呢？
　　
　　遗撼的是，我们的决策部门、我们的处罚部门，只知道在煤体上表现爱民、亲民、为民的光辉形象，用重处重罚乡镇干部来平民怨，用必须减轻农民负担式的口号来安慰农民，致使广大的基层干部，特别是乡镇干部含怨受屈，一度时间以来，乡镇干部如丧家之犬。上级领导喊打，农民喊杀。这就是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把基层干部作为替罪羔羊。
　　
　　实际上，乡镇干部不惜丢官弃爵，不惜铁窗共渡，风里来雨里去，都是在为党中央国务院分忧解愁啊？他们辛辛苦苦收起的钱，支付了本应由中央来支付的资金啊！教师的工资，五保救济，民政优抚普六普九，学校危房改造等等等等，都是由乡镇支付的，是农民兄弟卖猪卖牛的血汗钱，难道中央不知道吗？假如我们有8亿农民，按人平每年200元计算，这20年，中央财政通过乡镇干部之手，收回了多少钱呢？这且不说，农民除了每年要负担几百元钱的现金之外，还要负担几十个义务工、积累工，用于修乡村学校，水利渠堰，乡村公路等等，但遗撼的是，他们把路修通了，却无钱坐车，学校建好了，子女却上不起学，国家投资修的路，到处都有收费站，农民出钱修的路，连车都难坐成。多么的不公平。多少农民为了逃避这沉重的负担。不惜抛妻弃子，长年不归；不惜挺而走险，以身试法；不惜蜷缩在城市的角落，苟且偷生，都是因为这万恶的财税体制。
　　
　　第二：财政包干体制造成了巨大的腐败黑洞。
　　
　　在中国，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各级政府的上级是老子，下级是儿子，等级制度森严，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再加上财政的包干体制，因而各级政府的上级政府既管了官帽子，又管了钱袋子。想当官吗？那你就必须到上级那里去买、去跑、去求、去要、去出卖良心。通过这些手段当上了官的，能有几个是清官好官？你永远也不要相信，他们能够执政为民！他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围绕领导满意不满意，领导高兴不高兴而动脑想办法，所以，中央提出GDP增长7%，各省、市就要提出增长10%，到县、乡就增长得更快了，反正这也只是个数字游戏，只要领导高兴就行了，没有人去追究，也没有人去深思。总之，形势一片大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次，中央下决心想摸一摸全国实实在在的经济总量，动用大量的人力、才力搞经济普查。然而，各级政府强行定指标下任务，这经济普查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我建议中央还是尽快停止这项工作，免得劳命伤财。在这种体制下形势主义、官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想当官要找上级，想要钱呢？就更要找上级。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越是上级越有钱，有一句话比较形象，中央财政浩浩荡荡，省级财政强强壮壮、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摇摇晃晃、乡级财政空空荡荡。既然越是上级越有钱，所以下级就只有向上级去讨，跟上级要，找上级勾兑。因为钱反正是国家的，给谁都行，你不跑不要，说明你不缺钱。因此，向上级争取资金、争取项目，则成了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各级各部门的行政一把手，主要精力除了开会，就是向上级争取钱。省、市到中央跑，市、县到省上跑，乡、村到县上跑，跑钱的办法简直是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其极，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跑到钱，公开出台的奖励政策高达30%至40%，培养出了大批的跑钱专业户。国家的多少资金就在这一级一级跑的过程中，被贪污，被中饱私囊，这其中的腐败查不得、摸不得、碰不得，在人民群众心中了不得！是体制造成的腐败黑洞！
　　
　　第三：财政包干体制，形成了巨大的乡村债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的乡镇债务高达3000多万亿人民币。已经成为了农村不稳定的活火山。目前，全国大多数乡镇，除发达地区以外，大都运转困难，庞大的债务无法偿还，债主抱了乡镇政府的牌子，关了乡镇政府的大门，一些地方的乡镇干部逃之夭夭，四处躲债。而这些债务的形成，原因应归咎于现行的财政制度。第一：乡村组织为了完成上交任务，不得不靠借贷。一方面农民负担太重，高达300—400元，部份农民的确无力缴纳。另一方面，部份农民以中央要求减轻农民负担为借口，拒不缴纳。有的农户累欠达2—3万元。有的乡镇上千万元难以收回，但是上级的任务必须完成。第二：为了保乡镇运转，不得不举债。前面说到，本来该由中央财政或上级财政负担的中、小学教师工资，普六普九达标，中、小学危房改造，民政优抚，五保救济等等，一律被乡镇政府承担了，农民那里的钱收不回来，但不能不给教师拔工资，不能不让民政优抚五保救济有衣穿有饭吃。假如不给教师拔工资，教师就要罢课，就要集体上访。假如不解决好五保户、特困户，他们就会住在乡镇政府，睡到政府办公室，遍地拉屎、撤尿，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借贷。银行信用社贷不到的，知道乡政府无力偿还，只有到民间借高息，2%的年息借不到就3%，3%还借不到就5%。后来，人们知道乡镇政府偿还不了，5%也难借到了。党委书记、乡镇长只有给全体乡、村、社干部下达借款任务，到现在乡、村、社干部人人都帮政府借有钱，但人人都被套牢了，致使亲戚怨、朋友怒。乡村干部真是被逼到了绝路啊！第三：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种达标升级活动以及应付各种形式主义必须负债。在中国，上级是老子，下级是儿子。上级安排工作、下达任务，从不问钱从何处来。总之办法总比困难多嘛！普六普九要达标，初级卫生保健要合格，党建工作要高标准，“三个代表”要抓扎实，计划生育是国策，预算不能少一分，民兵训练强国防，群众优抚要落实，党报党刊要完成，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凡此种种，必须要钱才能解决。还有诸如：修微水池、搞文明新村、样板工程、抓特色产业、搞结构调整等等的形式主义更需要大量的投入，没有钱，负债也要搞发展，其实是负债也要搞形式，只要领导的领导看了满意，看了高兴，提拔也就快了。一批批领导提拔了，一堆堆乡村债务上去了。
　　
　　如果，有关部门不对乡村债务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口活火山随时都可能喷发，不仅仅只是影响到乡镇，还将影响到省、市、县直至中央，这绝不危言耸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官员坦言，中国地方政府所负各种债务目前正处于失控边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超过金融风险，危害政府威信和社会稳定。政府负债必然导致财政风险，而财政风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财政危机   
　　
　　干部人事制度
　　
　　据统计,目前全国乡镇已达42620个,乡镇平均人数58人,超过正常编制2-3倍。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队伍。但是,究其原因,这些超编人员均是县以上组织人事部门安排的,乡镇既无人权又无财权。
　　
　　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乡镇干部永远都只能当乡镇干部，他们没有提拔的机会，没有进城工作的机会。李昌平同志不是这个乡镇调那个乡镇吗？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阳春镇党委书记刘贵正，不是因为想调进县城工作，而抓挪公款几十万元陪县委副书记打牌吗？还有多少想调进城工作的乡镇干部陪县委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在打牌,甚至在送钱送物送女人，中纪委知道吗？乡镇干部为什么想尽办法要进城去工作呢？
　　
　　第一：因为乡镇干部最苦最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针穿！中共中央部署的工作，通过层层会议传达，最终落实要靠乡镇干部。不管有没有钱，也不管你乡镇能否实施得了，总之，一句话，签定责任书，一票否决！
　　
　　第二：因为乡镇干部待遇最低。我当了二十年的乡镇党委书记，现在的月工资才746元，而且下乡无补助，过年过节无奖金。而在城里机关工作的下乡有补助，吃饭有人请，过年过节所发的奖金都远远高过我们乡镇干部一年的工资总和。
　　
　　王候将相宁有种乎！
　　
　　乡镇干部同样是国家公务员，为什么就永远当乡镇干部？现在一方面是乡镇干部严重超编，另一方面是各省、市、县年年又都在面向社会公招公务员，我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乡镇干部同样是经国家人事部门考试确认的公务员，为什么就不能在全国统一调？而要在社会上公招呢？这只能说明，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存在严重缺陷，宏观没有管住，微观又管不了。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应当具备以下资格：担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由具备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能够被提拔者，一般都是领导的秘书或投机钻营者，你不是说要具备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吗？可以，把他下派到乡镇锻炼两年不行吗？下派锻炼，这是共产党的又一创举。这是变着戏法，提拔自已圈内人的一种手段。为什么基层的不能提拔，而下派到基层锻炼的就能提拔？敬请各位曲指一算，看当今的中高级干部，不是出身领导秘书的能有几人？
　　
　　有学者说：农民穷、农民苦，是因为农民没有说话权。即农民的声音太微小了，君不见，与农民长期打交道的乡镇干部都没有说话权，更何况小小农民！
　　
　　但是我们要记住，《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洛伊林格尔说：在中国，不能让不了解中国农民的人当了权，如果那样，中国就危险了。
　　
　　但是，中国的高官们，他们都不承认他们不了解农民。他们常常到基层调研，与农民握手，甚至也跟农民住过一两宿，这些都只不过是做给农民看的，上电视台新闻罢了。其实，农民和高官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高官们怎么能轻易走进农民的生活，农民又怎敢怎能与高官对话。真正了解他们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基层干部啊！
　　
　　法律制度
　　
　　在中国，据说各种法律法规已达1600多个，涉及到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基层我们却有难言之隐，难解之惑。
　　
　　法律成了保护部门利益的武器。法律只赋予权力而没有明确规定与权力对等的义务，有利于执法部门管理而不利于基层操作不方便群众，“主观立法”与基层和民众实际脱离，法律与党的政策不配套，法律阻碍了改革与创新，制造了混乱。
　　
　　《土地管理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但在实施过程中，土地管理部门却重开发，轻保护，重收费，轻管理。只要交清了土地管理部门的费用，就可以开发使用耕地。《森林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森林，但是只要在林业主管部门交了钱、办了手续就可以砍伐。《水土保持法》立法的目的是防止水土流失，但现实是只要交了钱，水土也就可以不保持。只要是人民教师，不管他教书负不负责任，也不管他是否能传道授业解惑，总之，工资不能少一分，因为有《教师法》保护。所以，在中国，国家先制定了许多条条框框，束缚住各级干部的手脚，然后，中央又在各种会议上大讲特讲：要改革要创新！这是多么的矛盾呀！真正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基层官员大多是碰得头破血流的，某县属国家级贫困县，整个县级财政总收入的80%支付了教师工资，因此县级财政负债沉重。多年以来，一届又一届的县领导都默认了这种现实，大家都这样想：管他呢？负债又不要我还。只要我这一届 敷起走了，让下一届来解决吧。但是，偏偏有一个勇于改革创新的县委书记上任了。他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阶段，必须打破铁饭碗、大锅饭、要把竞争，把优胜劣汰引入全县的各个行业部门，这一下麻烦大了，城里的小学打钟的都十几个，守门的七、八个，下谁呢？谁也下不了。但是，他有一个死办法，财政严格控制编制，少拔钱，于是学校只有变着法子去乱收费。后来，由于纪检监察部加大了对学校乱收费的查处，断了学校的财路。因此，学校不得不下人了。这时，告状的，上访的，围攻县政府的络绎不绝，上级开始过问了，调查来调查去，最后的结论是：政治上不成熟，急躁，违背党的政策法律，独断专横个人英雄主义。将该同志一调了之，因为稳定压倒一切。上访的平息了，债务上去了，该打钟的继续打吧，该守门的继续守吧。
　　
　　海南省万宁市结核病防治所，只有10个人的编制，实际却有64人吃饭，所里每月只有两万余元收入，职工工资根本无法正常发放，38岁的新所长符严钊上任后，制定了一套新的管理方案，原则上是不养一个闲人，不留一个懒人，不亏一个能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而有效，效而有得，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按理说这一套管理方案有什么错，但是，所长符平钊却被一个医术不高，对病人爱理不理的医生冯俊得残酷杀害了。海南省卫生厅厅长不无感慨地说：“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

弄舟

土地私有化势在必行。晚行不如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