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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字派[编辑]除了前島密提倡的假名派外,改革派中,羅馬字會是另一重要勢力。早於1581年,從西方抵達日本的傳教士引入活字印刷機,以羅馬字出版《聖經使徒行傳》(1591年)、《口譯平家物語》(1592年)、拉丁字典及日本辭書,但當時羅馬字主要在傳教士之間流傳使用。 1869年,29歲的南部義籌當時在昌平阪學問所修讀漢學時,但同時修讀過蘭學,認為羅馬字易學易用,並以文言文發表《修國語論》的論議:「學問之道,西洋諸邦為易,皇國支那為難,而皇國爲甚。夫西洋之爲學也,唯知二十六之字,解文典之義,則無不可讀之書,是其所以為易也;如支那不然,非讀數百之書,通於數千之字,則不可,是其所以為難也。」 在崇洋、崇漢心態中,他指「和學」已淪為「歌詞之具」,日本會被漢、英、佛(法國)、蘭(荷蘭)所磨滅;救國最簡捷之法,是「假洋字、而脩國語」(以羅馬字撰寫日語),並大量把西方典籍融入日本語,日後國人必先修國學,而後或漢、或洋,以國學為本;如此,就算用了洋字(羅馬字),亦不傷國體。[7] 1874年,介紹西方科學的《明六雜志》創刊,第一期刊載思想家西周《以洋字寫國語論》一文,儘管西周本仍然使用漢字翻譯西方思想,但他呼籲使用羅馬字代替難懂的漢字,他指「逢今之時運,文獻既取自於歐洲」,而日本歷來「巧於模仿,而短於自出基軸。」唯有轉寫羅馬字,才可以令日語容易引入外國作品、言文同體、可以與數阿拉伯數字混用、國人學習亦較易。[8] 往後十年,主張羅馬字的聲音在各新興刊物上出現,1885年1月,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等70多人發起羅馬字會[9],並發行《羅馬字雜誌》,力主依據聲音進行書寫;該團體有兩名外國籍會員充當了推行羅馬字的中堅力量,並且各自擁有自己的羅馬字刊物。此時,日語改革運動開始步入建制,其影響也從文化界捲至政界。 期間,羅馬字派和假名派之矛盾已同時出現。南部義籌指,羅馬字是音素文字,比音節文字的假名更符合音韻學的原理,並指假名有50個,而羅馬字只有26個,更易記憶。當時的假名亦不能標出濁音、拗音、促音、鼻音等,而且羅馬字「萬國通用」,令日人更易學習外語,以符合「廣求知識於世界,博採萬國之長」的維新精神。[10] 羅馬字派之中,又對應採用哪一種羅馬字拼法存有分歧。1867年,詹姆士·平文(James Curtis Hepburn)於『日英語林集成』(『和英語林集成』)第1版中使用的羅馬字,被稱為平文式羅馬字,但平文式一直未有統一,如東京一詞,平文式羅馬字在往後就出現Tōkyō、Tokyo、T?ky?、Tohkyoh、Toukyou、Tookyoo等不同寫法。 1885年,田中館愛橘按照音韻學理論設計「日本式羅馬字」,較之平文式工整,並更能反映日本語的原音,其分別主要在拗音的表達之上,但這套方案未能方便英語使用者,翌年就被羅馬字會否決。田中館與羅馬字會走向分裂,另組羅馬字新誌社,發行《羅馬字新誌》。 主張羅馬字的意見在今天雖然並非主流,但受歐化風潮影響,當時羅馬字會的勢力較假名會更大,1887年會員人數達6800多人,其中300人是外國人。 [11] 新文字派[编辑]假名派與羅馬字派的主張各走兩極,造就新文字派之興起,其中井上哲次郎為其典型人物。1894年,他發表的《文字與教育之關係》[12]開宗名義說,日人今天並不那麼尊重支那人,但日本人仍受「支那之文字」支配,是一件多麼令人討厭的事,他提出文字要先獨立,才可讓思想獨立;本來羅馬字十分可取,但這套字會傷及民族感情,因而主張另做新字。 新造文字的方案主要參照神代文字或羅馬字而成。1885年,平岩愃保年提出改良神代文字,製成新的日本字。另一派則由小島一騰所主張,他於1886年發表《日本新字》,依照羅馬字設計出24個新字,翌年再增至28個字。 這派議論顛峰時期,是在甲午戰爭後,日本戰勝大清帝國,並從清政府奪得台灣,部分日人不但認為要擁有一套,還開始把日本語視為殖民政策的同化策略。 1894年到1895年,留學德國的東京帝國大學日本語教授上田萬年亦對假名、漢字表示不滿意,他認為日本應按照音韻方向,發展自己新的文字。[13] 1895年,他進一步發表著名的《國語和國家》演說,他說:「語言對於使用的人民而言,就如同血液之於其同胞,如肉體上所示的精神上的同胞。以日本的國語來比喻這個道理,日本語應該就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日本的國體,主要是以此精神的血液來維持……言語不單只是國體的標識,同時也是一個教育者,是所謂情深無比的母親。」[14]上田萬年強調國語的神聖性,認為其權威不可侵,並將「一國?一語?一民」定位成一個國家的體現。 往後,不同的新造字紛陣出現,從日本學生、學者、以至德國的學者,均有參與製造新文字,一些學者為了研究,更變賣田地,四處宣傳其文字好處,但最終沒有一套文字得到採納。 轉用洋文派[编辑]日本人從崇漢走向崇洋思想後,文字改革也走向另一極端:轉說英語。其中最著名是日本駐美外代大臣森有禮,1872年他發表公開信,希望以簡化英語,變成日本的語言,並批評日語是「無法通用於日本列島之外的貧乏言語」,應予廢除。這封信發給當時不少學者及教育家,其中美國語言學家惠特尼以較詳細的回覆建議,他應先考慮日本國情,並建議用歐洲文字(羅馬字)以音標書寫日文。[15] [16] 此一論說看似匪夷所思,但日本一直以漢書(外語)作為官方語言,這番經驗令森有禮認為,文字可以與語言抽離,而當時日本並未有真正的「日語」文體,「改用英語論」只是從漢語這種外語,轉用另一種外語。[17]到了1870年代中期,這種論議已幾近絕跡,直至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小說家志賀直哉在1946年4月發表《語言問題》時論斷,明治時代因沒有採用英語,妨礙了國民吸納文化,他當時進一步建議,日本應採用世上最漂亮的語言——法語,作為官方語言,多年來引起文化界責難。 減少漢字派[编辑]更多資料:漢字廢止論
各派意見爭持不下,由福澤諭吉提出的減少漢字說,成為一種折衷方案。1873年,他編寫小學教科書《文字之教》,在序言中指明,雖然漢字難學,但日文已累積不少漢字,難以一下子廢取。他認為3000個漢字就可應付日常環境,提出先限制漢字運用,往後時機成熟,就可廢除漢字。當時他在自己的教科書中,僅用了802個漢字。 1886年,他的學生矢野文雄繼承有關學說,他承認假名雖然易學易懂,但日本八成知識分子都會認為漢字較易辨認,他因此建議只要限制日人採用3000個漢字,就可解決漢字問題。他出任《郵電報知新聞》的主筆後,1887年表明該報除了小說和公告外,只會採用3000個漢字,並在漢字旁標上假名注音。 往後,不同論者嘗試把漢字進一步減少,並要求政府每年頒布廢除的漢字,但日本文字改革的路線此後跳不出這一派框架,成為往後主導的論說。[18] 漢字不可廢論[编辑]在一片廢漢聲音中,反對改革的論說亦不乏於耳。早於前島密提出改用假名後,明治初年的大臣大久保利通批評,這些議論漠視漢字有一大批貴族支持者,他們掌握漢字知識,朝廷上下以至士農工商都要聽命於他們,若廢除漢字,猶如打倒貴族。 1900年,井上圓了多次發表論說,整理成《漢字不可廢論》一書。他質疑假名派或羅馬字派忽視日本同音字多,唯有靠漢字才可消減當中的問題,就如「忠、孝」二字,「忠」(チュウ)音可解作醜、紂、誅;「孝」(コウ)音也可以是攻、降、考,西方自古採用表音文字,才得以免除此一問題。他又指日本根本就是漢字之國,不少洋學家只到東京學了三年外語,就可招搖過市,但漢學正因為普遍,漢學家才要飽讀詩書。
長野的佐久間象山像
他一反其道,認為當時正是漢學帶領日本走向維新。支持大政奉還的藤田東湖、佐久間象山、吉思松蔭,全都是漢學出身;即使是伊藤博文,也是以漢學為根,辦理洋務。在各眾反論中,他把天皇權威、忠君體國與漢字連成一線,並指否定漢學,等同動搖天皇權威。 這種論說觸動了日本社會的神經,當時日本天皇的詔敕仍是以漢字書寫,文化界雖有部分人士力陳平、片假名或羅馬字的好處,但對於詔敕上的漢字一直避免。直至多年後,詔敕與漢字更牽起政治風波,其中最知名為1936年5月9日的平生釟三郎事件。平生釟是二戰時日本文部大臣,他在帝國議會貴族院上表示廢除漢字,但這一論說引起貴族不滿。 當時日本步入二戰,平生釟的廢漢論被指有違大東亞共榮圈的任務,而且是否定日本精神。最後,平生宣布收回部分言論,但不久眾議院委員深澤豐太郎亦責難平生釟,他被迫當眾宣布:「至今為止(廢漢字)的主張尚有許多不成熟之處,還要繼續研究。」同一年,多份雜誌出現批判廢除漢字論的文章。這件事距離前島密上書《漢字御廢止之議》,經已70年,但日本人對應否廢漢字,仍未達到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