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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爱国侨胞 于 2013-8-21 12:14 编辑
《学习时报》:习近平必须立刻实行宪政!作者:张剑锋|来源:文摘|日期:2013-08-21 03:28:52
在中共官媒一片反宪政的声音中,被认为是中共党校机关报的《学习时报》于19日发表《慈禧太后为什么想立宪》一文,指出就连慈禧这种只会考虑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统治集团的私利的统治者,也明白立宪对于统治者的好处。只可惜慈禧醒悟为时已晚,清朝最终走向灭亡。此文虽是评述清末之事,在当下中国宪政辩论激烈之际,最后一句“如果最高当权者能早醒悟十年呢?”显然承载了对习近平的期望。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了一道名为《宣示预备立宪谕》的诏书。这道诏书里赫然指出,“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险,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宣布要“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显然,这道诏书在改革的激进程度上要远远超过8年前光绪皇帝颁布的那道被称为戊戌变法纲领性文件的《明定国是诏》。在那份诏书里,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们不敢公然宣布要“更订法制”,对于君主立宪、政治改革更是只字未提。是不是经过8年时间,光绪皇帝的思想更为解放,所以才能下决心立宪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这份《宣示预备立宪谕》反映的根本不是光绪皇帝的思想,而是慈禧太后的思想,在诏书的一开始对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了——“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
那么,像慈禧太后这样一个以眷恋权位著称的人,为什么会想要立宪呢?这不是要主动放弃权力,自己革自己的命吗?是不是清王朝已经无路可走、马上就要灭亡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此时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已经5年,国内并没有大的战乱。虽然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的起义,但其规模和影响都很有限,远远不能与半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起义相提并论。因此,真要说清朝什么时候就会灭亡,谁也不敢断言。
既然还没有到非交权不可的地步,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让当权者会主动考虑放弃权力呢?
就在宣布预备立宪的前一年,1905年,清朝派出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等五大臣出洋考察美、德、俄、日、英、法等国宪政。经过半年多考察,五大臣回国向慈禧太后进行汇报,提出了立宪的建议,为慈禧所接受,因而直接导致了《宣示预备立宪谕》的颁布,而在诏书中也提到了这一背景,“是以前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
在五大臣之首的载泽向慈禧太后提交的报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载泽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提出了立宪的三个好处,而从慈禧太后后来的行动来看,这三点显然是说到了她的心坎上,以至于在诏书中都专门提到了载泽的名字。
载泽提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皇位永固”。载泽指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也就是说,对慈禧这个当权者而言,立宪让她放弃的只是行政权,而她家的君位却可以“万世不改”,这正是她和平让出行政权所可以换来的对价。假如清王朝硬挺到最后,一定要在刀枪上见分晓,这样的对价可就拿不到了。
载泽的第二个理由是“外患渐轻”。他说:“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这一点是从融入国际社会的角度出发的,世界列强多是立宪的民主国家。清朝如果也能立宪,就不会再被当作国际社会中的另类和威胁因素,也不会再拿什么专制、人权出来说事了。
载泽认为立宪的第三个好处是“内乱可弭”。他指出:“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籍,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这一点是针对革命党来说的——你们不是要宪政吗?我现在给你宪政,你还有什么理由来造反啊?就算你还要造反,也师出无名,不会有多少人追随你了。而且不仅仅是革命党,以后所有那些仇官的、反政府的,都没有理由来造太后和皇上的反了。因为太后和皇上已经“于行政不负责任”了,你们一肚子火尽管朝“政府各大臣”去发吧。以后再不会有内战、造反,一切矛盾通过选战和政府更迭来释放,多好啊。应该说,载泽的这一观点非常犀利,确实打中了革命党人的要害。五大臣出洋时,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对五大臣发起了自杀式炸弹袭击。一个以实现宪政为己任的革命党人去拼死阻挠清政府立宪的行动,这是多么耐人寻味啊。
既然立宪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清政府中还有那么多人反对立宪呢?载泽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他认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以荧惑圣听者。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己一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这段话确实说到了点子上。所谓立宪,实际上是君(即载泽所指的国)和民之间做了一个交易,君用和平出让行政权交换民对其长期处于君位的认可。在这一交易下,利益得到保证的只是原有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即君和其周围的一部分人。而许多其他官员,特别是那些私欲较重、能力较差的官员,在立宪体制下将因为缺乏竞争力而失去权位,或是因为民主机制下权力受限而损失一部分利益,他们其实才是最反对立宪的,因而也会想方设法用各种理由去影响领导,阻挠立宪。慈禧太后对此是有切身体会的。因为就在8年前的戊戌变法中,她刚刚被这些人忽悠过一回。
由于慈禧太后去世、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倒向民国、清政府失去统治的合法性等种种因素,清王朝的立宪梦最终没能实现。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从顽固守旧到主张立宪的这段心路历程却非常值得人们反思。毫无疑问,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改革家,更不是民主斗士,她只是一个“但知权力”的统治者,她所考虑的只是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统治集团的私利。然而,就是从这一私利的角度出发,她最终想明白了放弃权力从长远来看对统治集团其实是一件好事,从而决定推动立宪。而同样发人深省的是反对立宪集团的构成:他们一部分是政权的死敌——革命党;另一部分则是寄生于政权之上,而又不属于政权核心,不为政权的真实长远利益考虑的官僚们。前者对政权的敌意在明处,而后者对政权的伤害则在暗处。慈禧后来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最终没能挽回清王朝灭亡的命运。那么,如果最高当权者能早醒悟十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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