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比“民主”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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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经历了各种社会形态。就对人类社会贡献而言，“民主”社会并非很高级的社会形态。

“民主”的字面解释是“民众作主”，这非常受民众欢迎。但事实并非那么浪漫。“民主”的来源并非民众求得，或争取到手的，而是社会中高阶层（地主、业主、社会贤达、无政府主义者等）联合推出的，在得到上层认可、下层拥护后，成为了一种社会形态。下层民众犹如“黄袍加身”，一下子有了“主”的感觉，自然喜不胜喜。而社会高层对于因为接受“民主”而避免“革命”，也只能有所舍弃，好在“民主”口号之下的具体操作方式，不可能由民众----社会的大多数人----来制定。这点，从英国及一些北欧王国的皇室情况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民主”在的欧洲及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美国还是有作用的，亿万农场农民和城市作坊雇工还是很感恩大人们的这份赐予的，“老爷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该怎么做我们自有分寸”。“民主”这种制度在美国及西欧的运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因为有它的来龙去脉（文化底蕴）。虽然“民主”下的社会中，民众能作主的范围非常有限，换Peter上台还是Bill执政，对普通百姓影响其实并不大，但“民主”口号下的当政者还是有许多约束的，这是“民主”的正面效果。

但把“民主”作为一种通用制度（或被誉为“普世价值”），就未必有效了，比如在中东、在非洲、南美、东亚、南亚，“民主”的社会形态就显得不怎么有效了，甚至成了一些国家“动荡”的起因。归根到底是这种制度与当地文化并不匹配。无限抬高“民主”的效果，或无休止的指责当地文化不配合，都是一厢情愿的，也无济于事。

抛开包括“民主”在内的各种制度、形态的横向比较，就纵向而言，社会效果才是最后的标准。安定、和谐社会，才是人类在任何阶段最求的最高境界。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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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自治区

诞生过玻利瓦尔、格瓦拉、萨帕塔等浪漫英雄的这片土地，注定会永远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和尼加拉瓜桑地诺阵线、萨尔瓦多游击队、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秘鲁光辉道路等其它武装力量不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以富有传奇色彩的方式，在壮阔的墨西哥高原演绎了一出波澜壮阔的活报剧！
　　
　　一九九四年新年的第一天，圣克利斯托瓦尔的居民刚从酣睡中醒来，就突然发现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已在玛雅印第安原住民起义部队的占领与掌控之中—。在南部的恰帕斯州，一支蒙面队伍从天而降，一夜间竟然占领了包括圣克里斯托瓦尔、阿尔塔米兰诺在内的七座城镇，控制了市政厅、警察局、监狱和媒体等要害部门，并封锁了这些地区与外界的交通联系！
　　
　　这些头戴滑雪帽、身穿粗糙的军装、挥舞着简陋的武器的支蒙面之师，就是EZLN—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我们的词语就是我们的武器”，十三年过去了，这些“土地之色的人民”，在国际社会和一大批志愿者的支持下、依靠比他们先辈更高的智慧、借助现代社会发达的传媒、采用和平手段，与政府进行着旷日持久的较量。作为这支队伍的精神领袖和“副总司令”的马科斯誓言：要想除掉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除非政府能从地球表面把恰帕斯这一小块土地抠出去，因为那里的男人、女人、孩子，甚至鸡和石头都是萨帕塔主义者。即使他们全部战死，他们的灵魂也将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战斗！有人称他为“格瓦拉第二”，有人称他为墨西哥的“佐罗”。他吹响的和平主义号角，使他更像“墨西哥的甘地”！
　　
　　“马科斯是旧金山的同性恋者，南非的黑人，欧洲的亚洲人，圣伊西德罗的墨西哥裔移民，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圣克利斯托瓦尔街上的原住民，贫民窟中的帮派分子，城市大学中的摇滚青年，德国的犹太人，墨西哥国防部里的廉政调查员……没有画廊或画册的艺术家，任何一条街区上星期六晚上的家庭主妇，被迫编造花边新闻的记者，夜晚10点地铁上的单身女人，待业的编辑，失业的工人，没有病人的医生，反叛的学生，没有书或没有读者的作家……总之，马科斯是人，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有一次，当他们在墨西哥城的广场上集会演说时，有人高喊着要马科斯摘下面具，认识一下庐山真面目，但却被更高的反对声所淹没！
　　
　　不同的人眼里有不同的马科斯，在这个意义上，“马科斯”已不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成为一个为斗争需要而创造的符号马科斯所采取的斗争策略也无关宏旨，就连他都认为：不是光，只是闪烁/不是路径，只是足迹/不是向导，只是若干通向明天的路径之一。
　　
　　缺乏民族认同和种族归宿感是萨帕塔运动的直接导因。请听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他们的宣战书，也就是著名的《第一丛林宣言》中所发出的声音吧！“我们是五百年斗争历史的产物：首先，是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时期，为废除奴隶制的起义者领导的斗争；其次，是抗击北美帝国主义吞并的斗争；再次，是公布宪法并将法兰西帝国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的斗争；最后，是人们反抗波菲利奥.迪亚斯独裁统治的斗争，……”。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恰帕斯属于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下危地马拉都督辖区的一个省。在十九世纪初墨西哥独立革命的影响下，危地马拉都督辖区内的六个省相继发生暴动。1821年，恰帕斯省宣布独立并入墨西哥，随后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五个省也先后独立，与墨西哥合并。但到了1823年，这五个省又宣布脱离墨西哥，组建中美州联邦。从1838年开始，中美州联邦逐渐解体，各自独立建国，形成了现在的中美州格局。只有恰帕斯仍然留在墨西哥体制之内，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却一直很低。
　　
　　此外，土著的印第安人占恰帕斯人口的30％。几个世纪以来，印第安人一直与非印第安人分居，备受歧视。虽然历史上印第安人于1532年、1712年、1867年先后发动过三次武装起义，但他们的状况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新自由主义政策诱发了阶级和地区分化。萨里纳斯政府赤裸裸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墨西哥国内的阶层和地区分化十分明显。事实上，恰帕斯州是墨西哥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该地区的水电发电量占墨西哥全国发电量的60％左右、石油产量占全国的21％、天然气产量占全国的47％、咖啡产量占全国的50％以上，这其中70％供应出口。除此之外，这里的木材、玉米和牛肉产量也相当丰富。上帝所恩赐的一切，并没有给苦难的恰帕斯人带来富足和欢乐，反而成了他们陷入痛苦的根源。分析一下《恰帕斯起义》一书中的几个数字会很有启发：联邦区和新雷昂区占墨西哥总人口的13.95％，而政府投资却达到34.6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恰帕斯州在内的最穷的三个州，人口占全国总数的10.89%，而投资只占8.32。墨西哥的现代化实际上也只是集中在首都墨西哥城等少数几个城市，社会财富和公共设施也仅仅为墨西哥白人和混血人享受。而大量的其它族裔人和土著人却被迫分散在小片土地上，与主流社会隔离。
　　
　　艰辛的生存状况强化了他们对政府的仇视。在恰帕斯州，绝大多数土地要么被有着深厚军政背景的资本家所控制；要么就成为政治精英们的私人财产，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养家糊口的土地。适应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需要，九十年代初，萨里纳斯总统对宪法第27条进行了修正，实行土地私有，剥夺和摧毁了玛雅社群的社区土地共有制度，事实上已开始了对原住民的有效而无声的“种族灭绝”，这更加激化了农民与大地主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国外的一些公司也大举进入，收购这里的林地来开采木材。印第安人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没有食物、没有健康，没有干净的饮水、没有学校、没有自由民主的选举权。结核、霍乱、麻疹、肺炎等各种传染疾病肆虐，婴儿的死亡率相当高。“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再也没有！”，“受够了就是受够了！”，忍无可忍的印第安人发出了震天的怒吼！
　　
　　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剧了土著居民的困顿。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萨帕塔发动起义的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恰恰正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日子。经济的全球化，是新的发展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丰富的能源储备、多样的自然资源使得对恰帕斯觊觎已久的强权集团可以有恃无恐地大肆渗透。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在全球贸易化的幌子下，利用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将玉米等大量粮食廉价向墨西哥倾销，导致大量墨西哥农民破产，使他们重新陷入贫困之中。如今，美国市场上早有数十种古老的印第安草药被注册专利、垄断生产，甚至数千年来，印第安人最为古老的饮料：玉米饮亦成了美国市场上的专利产品。“第一世界，哈，哈，哈！”，这响彻墨西哥高原的呐喊，是全球化背景下饱尝苦难的大众的心声！
　　
　　穿越恰帕斯丛林的特旺特佩克地峡是连接美国东西部两大工业区也是连接起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为廉价而便捷的通道。随着巴拿马运河的运力不足，打通特旺特佩克地峡，同时将原住民最后的存身地开发为原材料产地、由廉价劳动力组成的若干大加工基地便成为美国更为紧迫的需求，这一被称作“中美洲开发计划”（又称PPP，普埃布拉—巴拿马计划）正在新自由主义的墨西哥政府的配合下紧锣密鼓的推进。这一计划一旦实施，除极少原住民将被改造为“合格的现代劳动力”外，绝大多数的玛雅“遗民”将丧失他们最后的栖息地。
　　
　　以古巴的卡斯特罗、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巴西的卢拉、智利的巴切莱特、秘鲁的加西亚、乌拉圭的巴斯克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等为代表的左派的执政，使得拉美俨然成为左派的天堂。但墨西哥政府却在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种子。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放和融合已经成为必然，这是谁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但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完全是由本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不能忘记的是，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都必须把解决社会公平和公正放在首位。不关注最底层百姓呼声的政府，不是一个好政府；不能解决社会贫富分化的政策，绝不是一个好政策。我想，这大约就是萨帕塔起义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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