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林的舆论效应看文革的危险性

克 飞

从王林的舆论效应看文革的危险性
文：闵湘子      

屈指一算，从新京报首次报道以来，江西“气功大师”王林已经紧紧抓住舆论的视线将近一月。在媒体的紧追不舍中，王林从曾经的名不见经传到突然红火再到今天的妇孺皆知，一边是媒体的死缠烂打，一边是王林成过街之势，看这样子，舆论大有将王林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的架势。
      让我们看看有关王林舆论效应中各方的表现吧：
      媒体方面，作为首发报道王林事件的国内知名媒体，《新京报》不惜版面，连篇累牍地从各角度深挖王林的各种“劣迹”，比如他借气功和表演空盆变蛇的杂耍骗钱、涉嫌私藏枪支犯罪、拥有多套豪宅，等等；以新京报为旗舰，包括《广州日报》在内的诸多媒体，对王林多方挞伐和围攻，甚至不惜以炮制假新闻的手段，以江西省法制办的名义称王林涉嫌“七宗罪”；在这些媒体的穷追不舍中，新浪网等商业网站则每天以头条或突出位置转载这些报道，一时之间，王林似乎成了全中国罪恶滔天、最不容赦的第一恶人。
      政府方面，从江西地方政府到卫生部等中央部委，被媒体活活逼着一个接一个表态，从最初江西省地方政府称“没有证据证明王林犯罪”，到后来的卫生部要求立案查处王林“非法行医”，再到芦溪县公安局称已根据举报对王林以涉嫌私藏枪支罪立案侦查，及至后来的假新闻称王林涉嫌“七宗罪”，其实都有政府机关的影子。政府机关对王林态度的这一系列微妙变化，恰恰体现出公权力被媒体逼得走投无路，和王林一样落入尴尬的境地。

公众方面，在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鼓动下，绝大部分网民都相信了王林是一个骗子、罪犯，大家通过微博、博客、微信和街谈巷议，多角度对王林进行深入揭批，媒体一说他行骗，公众就呼吁警察赶紧立案侦查；媒体一说他非法行医，公众就立即深入分析这种人非法行医的危害和应当判处的刑罚；媒体一说他涉嫌“七宗罪”，公众就立马惊呼一片，在要求迅速将王林绳之以法的同时，还谴责政府“都干嘛去了”。

王林方面，他当初绝对没想到自己会火得这么快，从一开始接受采访时夸下海口，称“隔几十米发功就可以戳死司马南”，到后来发觉舆论调子不对，赶紧承认自己的空盆变蛇之类是“杂耍”，“信不信由每个人自便”，再到后来赴香港避风头，并试图通过政治表态以向公权力示弱，避免遭遇厄运，到了最后，他发现靠这些甚至有越描越黑的趋势，只好通过网络访谈，系统解释自己的想法和实际情况。

而其他利益攸关方，则通过这场舆论潮，获得了各自的满足。这里最典型的有两个人：一是司马南，一是江西商人邹勇。司马南方面，这些年他因为支持重庆薄氏而恶评如潮，这次对王林的揭批，是他自从当年揭批伪气功大获成功以来首次获得展示正面形象的机会，通过王林对一番义正词严的揭批，这位被美国电梯夹过头的网络“名人”，好歹挽回了一点面子；邹勇方面，本来是因为违反与王林的购房合同并在官司中败诉，通过媒体的炒作，他的案子成功地成为法院的敏感案件，并因此痛快地打击了作为对手的王林。

其实，纵观这次王林舆论潮的各方报道，除了《21世纪经济报道》有一篇较为全面、客观和中立的报道外，其他媒体的报道，可以说都是预设“王林有罪”的立场，并围绕这个立场去找证据、挖材料，甚至不惜以借政府机关名义造谣等方式，硬给王林扣上了“七宗罪”的帽子。而更要命的是，在这一系列的舆论中，除了所谓举报人邹勇对王林信誓旦旦的指控，其他各类所谓王林的“罪行”或恶行，都是似是而非的猜测，或者一种不知所云的臆断。

搜索网络资料可以发现，王林此前名不见经传，但因为和另一名江西商人邹勇打起了购房官司，且邹勇败诉后，便以“王林的关门弟子”名义，举报王林的各种劣迹。这样做更容易骗取人们的信任，因为天底下鲜有弟子举报师傅的，除非师傅实在太不是人。而问题恰恰在于，后续的几乎所有报道，除了实名实姓地引用邹勇的指证外，另外的言辞都是一些不靠谱的内容。从这个角度分析，几乎可以肯定，这次有关王林的舆论潮，媒体是被邹勇及站在其背后的舆论推手牢牢操控，有些媒体获得了不当利益因而不遗余力，有些媒体则基于职业精神的丧失而不小心成了舆论推手。

在市场化社会中，尤其是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媒体基于利益的关系充当攻击的武器，其实也不奇怪；那些虽无直接利益关系，但为了追求眼球效应（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利益）而对某个现象孜孜不倦地接入揭批，也可以理解。而最让人悲哀的是，在这番媒体的癫狂中，一些专家学者、评论人士、网络名人和社会公众一道，对王林不问是非、预设立场的挞伐，以及政府机关在网络的逼迫下不惜牺牲法律原则大搞有罪推定。

比如说，到今天为止，尚没有人站出来用证据指控王林诈骗钱财，但舆论喧嚣之中，很多人都在各种言论中言之凿凿地称王林是“诈骗犯”；又比如说，江西省卫生部门在舆论的逼迫下，居然通过媒体公开征集王林的非法行医犯罪线索。

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在发现某人有确切的犯罪证据之后，才能启动对其立案侦查，在法院生效判决前，对任何人都应该假定无罪。作为一个政府机关，居然在没有掌握一个公民任何犯罪证据的前提下，就通过媒体公开征集其犯罪线索，这样做，是典型的有罪推定，也是对公民名誉权和人格尊严的赤裸裸侵犯。

纵观这次公权力和舆论对王林的多方“围剿”，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大家基于对气功的痛恨，并在心理上暗设了一个类似于政治正确的逻辑标准——只要是反气功，怎么做都不是错，在此预设的逻辑下，各界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深入揭批王林，负责一点的还讲点证据意识，不负责任的，干脆就捕风捉影，再下作一点的，不惜造谣以攻击王林。而正是在这种逻辑怪圈中，公众被媒体牢牢牵住鼻子，陷入了揭批王林的集体癫狂之中，一波接一波。

细细一想，这种集体癫狂的舆论态势，和40多年前的“文革”多么相似！“文革”中，在政治正确的思想标准下（准确地说就是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标准），只要想批斗谁，就罗织罪名，公权和私人言行紧密配合，在没有任何证据、无需司法判决的前提下，众口一词，齐声挞伐，将一个人批倒批臭，甚至活活打死。

“文革”的本质是“多数人的暴政”，它的最大危害就是不要任何司法，不要任何程序，只需一种政治正确的标准，就可以随时将任何人打倒，与此同时，公众在这种秩序下集体陷入癫狂，今天是批斗他人，明天可能就是被批斗的对象，任何人都没有安全可言。

今天，当媒体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仅仅为了迎合社会对气功师的鄙夷和不信任，就用捕风捉影的手法，无视基本程序规则，丧失基本职业道德，对一个气功师大加挞伐，罗织罪名，有罪推定，并怂动公众一齐参与，这和“文革”有何区别？

反思这次媒体对王林的“文革”式集体挞伐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多，直接原因是公众对气功的反感和不信任，而根本原因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那就是很多中国人信奉集体揭批和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一旦得到权力的默许和媒体的发动，就会立即表现出无穷的破坏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舆论对王林的过度揭批和罗织罪名，深刻地反证了中国社会“文革”思维的残留度和再度爆发的危险性，而这种思维实质上就是反法治的。只有真正宣传、认同和实践以宪法精神为核心的法治理念，才可能慢慢消弭中国人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文革”思维，防止诸如这次无限揭批王林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