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科学】世界最大的器官活摘市场----作者：斯科特?卡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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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死路

    副督察手上的香烟逐渐变短，他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弹到窗外，烟屁股落在邻国的土壤上。他负责的这个警察局，是一栋外观矮宽的混凝土建筑，恰巧位于国界之上，甚至只要穿越房间，就有可能身处邻国的管辖范围内。他花时间阅读报纸，计算着自己和德里之间那段超现实的距离。他在衬衫口袋里找烟，但烟盒已空。他皱眉，望向桌子对面，思索着我的要求。
    “所以，你想看骨骼啊。”
    我不确定他究竟是在问我，还是在陈述事实。坐在木头凳子上的我移动了身体的重心，凳子一往前倾就嘎吱作响。我点了点头。
    这两周以来，我在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境内仔细搜索，有人通报了“人骨工厂”的消息，因此我立刻前往调查。一百多年来，印度乡间的坟墓陆续被人盗空，尸骸被卖到国外，作为解剖示范用的骨骼使用。最近，存在人骨贸易的地方大为增加，美国境内的每一间教室里，那些人骨必定是来自印度的。虽然在1985年时，印度政府禁止人体器官出口，许多人骨贩子因而被迫歇业。不过，仍有若干人骨贩子存在至今，他们被迫转到地下。而且，正如人体市场的其他生意一样，人骨贸易欣欣向荣。
    我好不容易来到印度和不丹的国界，将某位特别令人不快的解剖专家的供应链记录下来，据说对方与西方国家的公司仍有联系。虽然做这行的利润很高，但是实际处理人骨的地方却没什么好看的。那些位于隐秘地点的人骨工厂，其实只不过是河岸边用防水帆布搭建的小棚屋，源源不断的无数尸体就在此处缩减到只剩下最基本的部位。人骨贩子雇用了盗墓人和自学成才的解剖专家，除去人骨上的肉，把人骨抛光得洁白发光，然后包装出货。
    当然，这门恐怖的生意并不受当地人与警察的欢迎，因此人骨贩子都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工作，我花了整整三个礼拜的时间，才终于找到一条线索。　　当时某报纸刊登了一则短篇报道，说某个警察哨所在一次幸运的搜捕行动中，查获了私藏的颅骨和骨头。我心想，机会终于来了。于是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印度边境的贾尔冈过境处。虽然贾尔冈每天有数千名旅客过境，但这里并不以好客闻名。
    “所以，你想看颅骨啊。”副督察假笑着，“没问题。”
    他从办公桌后起身，示意我随他走到窗户旁。玻璃窗上满是尘垢，窗外可俯瞰印度这边的国界。他指向隔壁那栋形状矮宽的混凝土建筑。“他们就在那里设立工厂，三个房间里都装满了骨头。”在这个地点，交易商不用应付边境警察，只要把一袋袋的走私品从墙上抛过去，就能丢到邻国去了。不过，把工厂设立在警察局旁边，仍然是个拙劣的做法。
    “老实说，”他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原本还担心那些人骨可能是谋杀案的受害者，因为印度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法律禁止盗墓，最后他们有可能会无罪释放。”就算要以盗窃罪起诉他们，也会是个问题，毕竟那些骨头的原拥有人现在都已经死了。
    逮捕行动过后，警方将那些骨头登记为证据，以免届时法院决定起诉审理。副督察的助理带我来到一间遍布污痕的牢房，那间牢房兼作侦讯室与赃物库使用。他拉出六个尼龙编织而成的老旧水泥袋，其中一袋落在地板上，袋内的枯骨碰撞，发出响亮的声音。他摸索了一会儿才打开结，拉出一层透明塑料布。
    第一个水泥袋里装满腿骨，有泥土的味道。从腿骨上粘附的土块可看出，它们已经被埋在地底下好长一段时间了。少数一些胫骨带有锯痕，工人切除了球形端，现在外观好像长笛的吹口。接着副督察的助理把绑紧第二个袋子的那条棕色麻绳猛然一拉，一整袋颅骨露了出来。每一个颅骨被锯成了好几片，头顶底下的部位已被去除并丢弃，只剩下一百片左右的头盖骨。
    我仔细查看这些颅骨，不由地皱眉。这些不是我要找的颅骨，它们太过老旧，处理得也太过精心。符合标准的解剖示范用骨骼必须在短时间内制备完成，而且会以系统的方式，将骨头清洁到实用的程度。骨骼一旦在土壤里待得太久，有经验的医生就不可能会用它们作研究。此外，哪个医生会不想目睹骨骼的其余部分呢？看来我是找错了人骨贩子，偷窃这些骨头的人规划的生意路线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营销对象不是医生，而是僧侣。


　不丹佛教的某些教派之所以独具特色，就是因为其教义言明，要了解生命之有限，唯一之道就是在遗体旁长时间凝神沉思。因此，每一个家庭和虔诚的佛教徒都需要精心制备的人骨法器。最常见的，就是把胫骨雕刻成长笛，颅骨的头盖部分切割成法钵，所以才会有这几袋胫骨和颅骨。
    又是一条死路，我已经习以为常，却仍旧不由心生讶异，我从来没想过，遭窃的人骨会有这么多条贩卖管道。我拍了几张相片，感谢那些警察为我花费时间。我在路上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才来到此地，最终却是白忙一场。
    我的司机发动引擎，驶离警察局的车道，车后扬起一团褐色尘土。我准备好面对漫长颠簸的回程之路，还准备要体验差点与对面车流迎头相撞的惊险。在如此贴近死亡之后，我突然有了一些想法。印度乡间竟有两组窃骨人马争夺尸体，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人体器官市场是否只存在于国际贸易的边陲地带？究竟有多少种贩卖人体的方法？
    如果在世界上如此偏远的角落里，都有人竞相争夺尸体，出口死人遗体，那么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或许也会有人从遗体中获利。也许，人体的每一个部位：小至骨头、韧带、角膜、心脏、血液，大至整具遗体，每天都有人拿来进行交易。
    我还不知道事实真相如何，这只是我研究调查全球人体交易的开端。我计划要踏遍印度、欧洲、非洲、美国各地，寻找合法与非法的人体部位交易产业。人肉市场，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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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人与肉

    我的体重接近200磅，棕色头发，蓝色眼睛，牙齿齐全。就我所知，我的甲状腺会输送适当的荷尔蒙到全身总计约5600毫升的血液里（包括动脉和静脉）。我身高2米左右，所以有很长的股骨和胫骨，以及牢固的结缔组织。我的两个肾脏功能正常，心脏也以每分钟87次的速度稳定跳动着。从上述因素算来，我大约价值25万美元。

    我的血液可分离成血浆、红细胞、血小板和凝血因子，以拯救手术台上患者的性命，或者阻止血友病患者的血液不受控制地流出；我那些连接关节的韧带，可以从骨头上刮下，移植到奥林匹克运动员受伤的膝盖里；我脑袋上的头发可制成假发，或可还原成氨基酸，作为烘焙食品的发酵剂使用；我的骨骼可作为生物教室里最引人注目的存在；我的主要器官，如心脏、肝脏、肾脏等，可以让器官衰竭患者延长性命；我的角膜可切下，让盲人恢复视力。而即使是在我死亡后，病理学医生也可以取出我的精子，帮助妇女受孕，产下的婴儿同样有其价值。
    我是美国人，肉体可以高价卖出，但假使我出生在其他国家，价格可就低多了。医生与掮客——无论是哪个国家——通过市场运送我的身体部位，光是提供这样的服务，就能赚上一大笔钱，而且收入的金额远超过身为卖家的我。原来，无论是在器官市场里，还是在鞋子和电子产品市场里，全球供需法则都有亘古不变的原则。
    技工能够把老旧的汽车零件换成新品，替嘎吱作响的接合点上油，让引擎再度运作；同样的，外科医生也可以把坏掉的器官换成新的，延长患者的生命。年复一年，技术藩篱愈来愈低，流程也愈来愈简便。不过，人体跟机器有别，不会有一堆高质量的二手人体零件供人取用。于是，近年来有许多人尝试制造人工心脏、肾脏和血液，但是跟真品比起来，实在没什么吸引力。人体实在是太过复杂精密，目前工厂或实验室都还没有能力克隆人体。这就表示，想要满足人体部位需求，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活人和刚去世的死者当中，寻找原料来源。
　我们需要大量尸体，提供人体原料给医学院，让那些未来的医生们能够充分认识人体解剖学；领养机构把第三世界的数千名儿童送到第一世界，填补美国家庭里的断裂；制药公司需要活人来测试下一代的超级药物；美容产业每年要处理数百万磅的人发，以应付消费者对新发型永不休止的渴望。说什么热带岛屿穿草裙的食人族时代？不提也罢，当今人类对人肉的欲望程度才是史上最高的。
    但是，若决定人体可以在开放的市场上交易，就会产生奇怪的魔力。多数人直觉知道，人类的特别之处不只是有肉体存在（小至赋予质量的原子和夸克，大至维系生存的复杂生理结构），还有那种只有伴随生命而来的存在感。在本书中，为了让读者理解我的文字，我假定人体是有灵魂的①。灵魂离开后，人体就会变成一堆物质。
    虽然我们情愿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神圣的，不是市场上可以随意翻找的货品，但是人体部位的销售活动其实很热络，每年器官交易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全球人口将近60亿，供应量可说是相当充沛。就全球的供应量而言，有将近60亿个备用肾脏（要是够冷血无情的话，也可以说有120亿个），还有将近600亿公升的血液，角膜的数量也足以填满一整座足球场。唯有一点会妨碍交易者赚取如此庞大的潜在利润——交易者无权开采资源。
    以儿童领养市场为例，目前，若某个家庭决定要将国外的贫困儿童带回国内养育，他们对孩子的身份其实只有模糊的概念，因此在寻找心目中理想的婴儿时，只会根据可用的婴儿市场，缩小期望范围。他们会浏览国际领养机构发布的在线选单，阅读报纸上对育幼院里身心匮乏的儿童所作的报道，然后费尽心力决定哪些具体的特质会让自己起了领养的念头。
    当然了，那孩子将来某一刻就会成为家里的一分子，不过实际上，要领养到孩子，就得涉及由中间人和腐败的政府官僚所操控，且又往往黑幕重重的供应链。许多中间人和官僚看待儿童的态度，也只比看待尸体要好上一些而已。唯有等到那个家庭把孩子带入家里后，那孩子才能从抽象的概念变成真正的人。
不过，我们对这一主题所抱持的道德立场并不重要，因为人体毋庸置疑就是一种商品，令人不安的商品。人体作为产品时，并不是在工厂里由穿着无菌衣的劳工组装成的新品，而是像废料市场里的二手汽车那样取得的。在你开支票取得人体组织以前，某个人必须把人体组织从一小个带有人性的东西变成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废料的价值是以金钱计算，但人体不仅是以金钱计算，还要根据血统，根据获救与失去的生命所具有的无可言喻的价值来计算其价格。购买人体就等于是担负了人体来源的责任——在伦理道德方面要承担，在前任拥有者的生理史与基因史方面也要承担。这是一桩永远都不会结束的交易。
    在法律上或者经济上，有三种市场：白市、灰市、黑市。黑市所交易的是非法的商品和服务，例如走私枪械和毒品；而非法制造的 DVD 和未交税的所得则属于合法的灰色区域；白市就是每一样合法与台面上的东西所隶属的领域，例如从街角的杂货店所购买的食品杂货，每年要尽职送交的所得税等。这三种市场有一个共通点：交易品都有真实世界的价值，可轻松换算成金钱，金钱一经易手，交易就结束了。可是，人体市场却不一样，因为顾客能重获生命与家庭关系，都要归功于供应链。
    欢迎来到人体市场。
    人体市场所推出的是充满矛盾的产品，社会对人体的忌讳，跟个人想要活得长久幸福的渴望是互相抵触的。假使商品市场可以用简单的数学来计算，那么人体市场就是用微积分计算的，每一个等式都含有零和无穷大的数字。人体市场的存在，是因为供应者和买家都发生了可改变人生的重大事件。无论买家承不承认，接受了别人的肉体，归根结底就等于是一生都对供应者有所亏欠。
    由于有了这一层关系，加上人们在处理人体时不喜欢采用营利主义的用语，因此所有的人体市场在交易期间都采用奇特的利他式语汇。人们不是卖出肾脏、血液、卵子，而是“捐赠”出去的。养父母不是在扩大家中人口，而是领养贫困的孩童。
    然而，尽管有这些联结，人体和人体部位的金钱价值依旧非常牢固，而且赤贫地区成长迅速的人口，也是供应量接近无限的一部分原因。
在埃及、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一整个村落都在卖器官、租子宫、签字出让死后的身体处置权的情形并不少见，当中包含被胁迫的交易，也有双方都同意的交易。交易人体部位的中间人——通常是医院与政府机构，但有时是最没有道德的罪犯——会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买进，同时还向买家保证人体部位来源合乎道德。虽然采购过程有时令人厌恶，但是最终的销售往往是合法的，而且其拯救人命的含蓄“道德”用途，往往也会让这类交易获得认可。至于犯罪行为，则用“利他主义”的理想掩盖过去。
    在人体市场产生交易行为，使我们得要感激人体部位来源与最终结果之间的所有联结，这点和我们人生中所从事的其他交易行为并不相同，其他交易很少会像购买他人身体部位那样，立即会有道德示警红旗举起。至于要如何才算是“合乎道德的来源”，这是人体市场中每一位潜在受益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们需要自己的身体方能存活，那么身体的部位怎么可以给别人呢？以活人捐赠器官为例，患者怎么会有权获得健康者的器官呢？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能把第三世界的孩童送到第一世界呢？人体交易无可避免有令人厌恶的社会副作用，亦即社会阶层高的人可以取得阶层低的人的人体部位，从来不是反过来。即使没有犯罪因素在内，未受限制的利伯维尔场会有如吸血鬼，夺取贫民区里穷困捐赠者的健康和气力，把他们的人体部位送到有钱人那里。
    支持人体交易不设限的人往往会说，愿意贩卖自身组织的人可以从交易中获利，那笔钱应当能够让他们从贫困的深渊跃升，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毕竟，我们难道不是都能对自己的身体遭遇做出决定的吗？其中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人体组织是社会安全网的最后一道防线，贩卖人体组织可以当成是救生索，让人脱离绝望的情境。可是，现实在于，贩卖人体与人体部位的人很少能目睹自己的生活获得改善，而且社会学家很早就知道改善生活不过是幻想①。贩卖身体部位无法获得长期利益，只会招来风险。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社会地位的窜升速度才会跟人体部位一样快，那就是一次卖出整个身体的时候，也就是婴儿进入国际领养市场的时候。
    全球的孤儿多达数百万，表面上看来，领养可有限地解决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儿童一律从危险的社会边缘，进入经济稳定且充满关爱的家庭里。然而，领养市场如同其他市场，也面临着短缺的压力。西方国家——占了大多数的国际领养案——想要肤色较浅的婴儿，这使得孤儿院偏心于某些种族。在美国国内，孤儿院成了一种不幸的透视镜，可观察到美国的种族政治现象。白人孤儿往往没多久就会被热切的家长领养，黑人孤儿则往往是在寄养家庭里长大。
    在美国以外的国家，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而衡量其严重程度的标准并非种族地位，而是儿童的健康问题。因为在印度、萨摩亚、赞比亚、危地马拉、罗马尼亚、韩国等国，资源不足的孤儿院会令儿童的发育受到阻碍。在这些国家以及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养的经营模式跟香蕉市场很类似，这点听来实在令人不快。如果儿童或香蕉存放得太久，在市场上的价值就不会太高。儿童在机构里待的时间愈短，就愈有可能进入领养家庭，而孤儿院往往能从每一件国际领养案中，收取相当数额的领养费。当儿童通过领养来提高社会地位时，若库存量与转让契据有过大的差异，就表示领养机构需要提高周转率，或采用创新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儿童。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有合法和非法的方式。
    截至20世纪70年代，全球各地都在尝试人体部位的开放贸易。大家最先争论的就是人体部位买卖是否合法，而最没有争论价值的就是血液的买卖。1901年，维也纳科学家卡尔?兰茨泰纳（Karl Landsteiner）发现了四种血型的存在，终于开启了安全输血的时代。在那之前，接受输血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有时会活下来，有时则会痛苦地死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搔着脑袋，既困惑又挫折，他们不知道不兼容的血型会凝结，导致患者死亡。兰茨泰纳发现血型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人对人的直接输血进行了数十万次之多，战场上的士兵得以幸存下来。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液银行的贮藏量已经足以让血液成为一大战争武器，让士兵活下来打仗。抽血诊所提供现金给愿意提供血液的人，用来满足激增的需求。血液随时可用，有一个好处——医生能够施行比以前更大面积的手术，失血不再是手术过程的阻碍。这样的发展更带领了整个医学领域往前大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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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也表示献血中心成了一门大生意。截止1956年，美国境内诊所每年购买的血液量超过236500万毫升；10年后，贮藏量达到283800万毫升。献血商店在各大城市外围的贫民窟里迅速窜起，普遍得就像是今日贫民窟里的支票兑现商店和当铺。在印度，多个全国工会联盟与政府协商血液价格，不久之后，职业捐血人在印度次大陆各大城市的贸易量骤然增加。
    当时，血液的供应可救人性命，很少人会为了供应链的道德与否感到困扰。直到1970年，情况才有了变化。当时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担心人体市场会导致大家无法平等获得先进的医疗，而蒂特马斯对此议题所抱持的道德立场，则是受到自己的国家——英国——的影响。英国在“二战”期间发起捐血活动，数百万人无偿捐赠自己的血液，为战争尽一份心力。即使是战后，英国医院所取得的血液也几乎不用买，英国人认为捐血是爱国的表现，是应尽的义务。蒂特马斯在《赠与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一书中，曾比较美国的商业体系与英国的利他体系，并提出两大论点。
    第一，蒂特马斯证明了购买血液会导致血液供给里的肝炎案例增加，导致医院与血液银行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胁迫手段，来增加人类血液的贮存量。购买血液不仅是危险的行为，也是剥削的行为。商业采血会导致国家寻求尽可能便宜的血液来源，开始要求囚犯捐赠血液，蒂特马斯把这种情况比作蓄奴制的现代版。蒂特马斯说，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也有可能会迅速出现同样的剥削现象。
    第二，蒂特马斯主张，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创造出完全以利他捐赠为基础的体制。他认为，血液捐赠体制不仅能拯救生命，还能为医院创造利润，此外，更可以营造共同体。他写道：“作为社会一分子，为陌生人付出的人，自身（或其家庭）最终都能作为社会一分子获益。”①对蒂特马斯而言，人体与人体部位应该仅能作为交换的礼物，你可以直接把它想成是血液社会主义。
    尽管有主张血液商业化的游说团体极力反对，但是显然，大家采纳了蒂特马斯的意见。于是美国通过法律，让自愿捐赠成为常规。付钱购买任何种类的血液，会被视为胁迫行为，且要被处以高额罚款（不过，应注意一点，并非所有血液都是生来平等的，血浆就是当中的例外，血浆比较容易在人体里再生，一直以来也是美国境内许多人经常用来赚外快的方法），而这种趋势扩及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　1984年，艾伯特?戈尔（Al Gore）呼吁禁止付钱购买任一种人体部位，并进一步推动相关法律的通过。在美国参议院的议员席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其中引用了蒂特马斯的这句话：“人体不应该只是备用零件的集合体。”之后，参议院经过表决，通过了《国家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Act），明令禁止贩卖人类器官与组织。此后，世界各国纷起效仿。到现在，除了少数几个特别的国家外，贩卖血液、购买肾脏、为领养而购买儿童，或死前贩卖自己的骨骼等行为，在各国一律属于非法行为。另外，世界各国还针对自愿捐赠一事，设立了复杂的制度。人们在血液银行捐血，签署器官捐赠卡，在死后将身体遗赠给科学机构，这些全是免费的。理论上，以金钱交换人体部位的人，最终可能会落得坐牢的下场。法律规定得一清二楚，购买人体是错误的行为。
    只可惜，在人体生意的利润公平方面，法律有其不足之处。这个由蒂特马斯所勾勒且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纳的体制，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个人无法直接买卖人体，但医生、护士、救护车司机、律师、管理人员等，全都能为自己提供的服务开出市场价格。患者或许没有付钱买心脏，却肯定支付了心脏移植的费用。实际上，心脏的成本转移到了取得心脏的服务成本上。医院与医疗机构更加倾向于从器官移植手术中获利，有的甚至将收益分给股东。供应链里的每一个人都赚了钱，只有实际的捐赠者一毛钱也没拿到。在明文禁止购买人体部位后，医院基本上可以免费取得人体部位。
    站在顾客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器官移植生意与刮胡刀制造商吉列公司有名的经营模式很相似。吉列公司实际的剃刀把手费用微乎其微，但购买刀片的费用却很昂贵。肾脏移植的情况也是如此。患者自然不能购买肾脏，但一个经过认证的二手肾脏，其移植费用却将近50万美元。
    在所有经济体系中，免费供应原料只会引诱人找到新的方法来加以利用。在美国，发生几种绝对紧急情况时，就会需要可移植的人体部位，例如肾脏衰竭。这是一成不变的做法，一般也都不会有人对此产生质疑。有的候补期竟然长达五年，再次证明了器官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不过，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四十年来，美国的联邦器官共享网络（United Organ Sharing Network）一直都在提升可用的尸体捐赠者的数量，但却始终赶不上患者对新器官的需求，候补名单只能变得愈来愈长。因为当有更多的器官可用之后，医生会把那些新进且先前认为不符资格的患者加入移植名单里。随着移植技术和医疗成效获得持续改善，外科医生跟着也发现捐赠者捐出的人类材料可帮助更多的患者。
    事实上，器官的需求量并非固定不变，只是移植名单掩盖了这个事实。名单的长度其实是受到可用器官整体供应量的影响，而需求量则是受到供应量的影响。好消息是，这种方式让许多人得以延长生命。但是，扩张的潜力却也是无限的，这表示我们不仅要关注器官可能所具备的有益用途，也务必要了解一点，即器官摘取体制有可能会变得规模很大，且更倾向于采取胁迫手段。
    打个比方，这就像世界各国对石油产品的需求是无限的。石油能源的创新，使得经济、科技、社会方面都突飞猛进，车辆的运用使得距离大幅缩短，夜晚有灯光，冬天有暖气。不过，钻探至耗尽这类产品，对人类而言可就不一定是件好事了。
    蒂特马斯模式的第二个缺陷，在于他没有对医疗隐私权的基本标准作出解释。有关当局或许能够在个别捐赠者的记录中追查到捐赠者，但捐赠者的资料都是封缄起来，不受公众监督的。捐血者的奉献救了手术患者一命，但医院以外的人根本不可能找出捐赠者的身份。血液被抹去了捐血者的身份，标注了条形码，倒入密封的塑料袋里。我们买的是包装好的血液，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主流的医疗逻辑认为，若让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有了联系，有可能会损及整个体制，甚至也许会让人们不愿再捐赠自身的组织。

但如此一来，接受血液者就不会觉得自己欠了某位捐赠者的人情，而是会笼统地感激血液捐赠体制，尤其是感谢动手术的医生。接受活体肾脏移植的患者，无论是活体捐赠或尸体捐赠，很少会知道是谁放弃了自己的一个肾脏。匿名虽是为了保护捐赠者的利益，却也会让供应链变得不透明。受赠者购买身体组织时，不用担心身体组织最初究竟是如何取得的。这样的医疗隐私权是炼金术的最后一道手续，让人体部位得以变成商品。
    在市场上隐匿原料来源，通常都是个烂主意。人们说什么也不会让石油公司隐匿钻油平台的地点，也不会允许石油公司隐匿其环保政策。若钻油平台发生故障，导致数百万桶石油流入海洋，人们会要求石油公司负责。透明度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安全保障。
    而站在犯罪企业家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器官摘取体制无疑是完美无比的，可让他们不受限地彻底剥削。由于政策规定仅能捐赠身体组织，因此付钱购买身体组织属于违法行径，许多公司会像石油公司投资钻油平台那样，在移植器官的基础机构上投入巨额的投资，而实际的原料价格往往贴近于零。同时，重视隐私权的漂亮说辞，又让人无法得知人体与人体部位是经由何种途径进入市场。匿名就表示器官买家在购买人体部位时，可以不用担心来源，而且不会有人提出任何疑虑。捐赠机制把供应状况隐匿于道德伦理的幕布后方，处理掉了道德伦理上的异议。匿名与捐赠是两记重拳，使拿走利润的中间人得以掌控整个供应链，购买器官就像开支票一样容易。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调查了目前的组织摘取与人体采购体制所产生的问题。现今的人体交易市场，堪称为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普遍、利润最高的人体市场。蒂特马斯的著作出版后四十年，全球化使人体市场的发展速度和复杂程度都令人眼花缭乱，这不是在指控批发制度，也不是在拥抱商业化。我们就活在人体市场里，即使否认世上有基于人体组织而存在的经济体制，人体市场还是不会这么简单就消失不见。无论我们喜不喜欢，世上最受尊敬的一些机构确实私下或公开买卖人体，而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如何进行的。
    大体而言，我并未侧重于人体市场里每天进行的数百万笔交易。因为假使没有移植技术、献血与领养计划，人类无疑会面临更可怕的后果。但我们无需关注人们在人体市场购买后过着快乐生活的幸福故事，因为那种故事讲的是世界对人体组织的需求。人体组织的运用方式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人体组织如何进入市场。本书探究的是经济等式的供应面，若不了解供应面，就永远无法得知人体市场助长全球犯罪企业的速度究竟有多快。
    利他主义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削弱了两者原本想要保护的高贵理想。人体市场供应链里的每一个环节，最终使人类变成了人肉。而负责买卖人体的掮客则扮演了屠夫的角色，他们把活人视为各个人体部位的集合体。

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2006年至2009年间，我住在印度金奈（Chennai），这座繁荣的沿海大城市位于南印度，斯里兰卡北方数百英里处。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印度待了几年的时间，在遍地沙漠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的大学研究民俗和语言，也就是在达兰萨拉附近。我知道自己想在南亚待上更久的时间，但并不确定自己将来是否要当个新闻记者。
    我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研究所毕业后，马上就开始了短暂的专业学术生涯，在印度教导美国学生一个学期。我负责的学生有十二位，我们行遍德里、圣城瓦腊纳西以及菩提迦耶（BodhGaya）这个朝圣中心。但在最后一站时，我的一位学生去世了，我和另一名负责人将尸体送回美国她的家人那里。我有整整三天时间都陪伴在她的尸体旁，试图延缓那无可避免的腐败过程。那次是我最接近尸体的一段经验，她的尸体冷却变色之际，人之必死的肉体本质赤裸裸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她的死亡尤其让我明白一点，每一具尸体都有一位利害关系人。她从人转变成物体后，人们似乎纷纷露面，要求取得她肉身可利用的部分。大多数时间，我都在跟警方、保险公司、殡仪业者、家属和航空公司进行协商，讨论如何将她的尸体带回国下葬。
    虽然我当时并未意识到，但是这件事开启了我对国际人体交易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发生了几起我无法掌控的事件，才使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主题。本书的第一部分便会直接讨论该起死亡事件，部分读者可能会觉得内容令人不安，但这却是无可避免的事。
    在我的学生去世后，我便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教书了。因此，我开始为《Wired》与《Mother Jones》这两家杂志写文章，也在我位于金奈的据点，给几家电视频道与广播电台撰稿。我的报道内容涵盖了南亚的肾脏交易商、骨骼小偷、血液海盗、儿童绑架者所采取的经营手法。之后，我行遍欧美各地，把最糟糕的情况记载下来。买家在购买人体部位前，必然会先有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可是在每一个案例中，买家大多不知道之前会有哪些事件发生，这点实在让我感到诧异不已。　我认为人体市场很特殊，与一般经济体系不同，而这个想法始于我对印度人骨贩子与肾脏小偷所进行的研究调查，而且这个概念涉及的不仅是被当做备用零件使用的人体。此外，不合时宜的利他主义与隐私权，也对丧葬业与领养产业造成严重的影响。一谈到人体这个主题，供应链总是相同的，这真是怪异。
    我开始考虑将所有研究结果汇集成书之际，发现世上的不法人体市场比我想要涵盖的还要多。美国境内有好几起重大的太平间窃尸案，殡仪馆会将家属托付的遗体卖给人体组织供应公司，遭受亵渎的尸体跟着就被大卸八块，用于移植手术和肌腱更换，但本书并不提及这件事；有一些巡回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展览，据闻展览的是死刑犯的塑化遗体，本书也略过了这件丑闻；有一份报告表示，英国有超过十万的脑下垂体遭窃，用于制造人类生长荷尔蒙，本书也同样只有简单提及；前一阵子，有报道指出，玻利维亚的一些连环杀手会把受害者的脂肪卖至欧洲美容公司，用于制造高档市场的面霜，本书也没有提到这件事。
    随着时间拉长，我的名单也跟着愈来愈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以色列军队在搏斗中杀死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后，就会摘取尸体上的角膜。甚至在更早以前，19世纪初，欧洲地区干制首级的市场景气大好，造成南美洲境内的部落战争四起。想要详尽涵盖每一个人体市场，实在超出我的能力。
    因此，我只希望本书能让读者站在新的角度来看待人体市场。若能看出这些市场之间的共同点，或许就能想出办法，解决人体组织经济体的问题。罪犯在经济世界最黑暗的角落里采取行动，但罪犯的存在全是因为我们的姑息所致。我碰到的那些掮客，几乎是无所顾忌地用尽手段取得人体组织。他们隐匿了供应链，避免他人窥探打听。而他们背后的驱动力，正是资本主义低买高卖的简单真理。

克 飞

　在多位货主之间运输组织与人体，往往有利可图，但同时中间人却也开启了通往滥用的危险大门。唯一能摆脱他们的方法就是让阳光照进去，让整个供应链从头到尾暴露在外。每一袋血液都要能追溯回原始捐赠者，每一个肾脏都要附注姓名，每一个代孕子宫都要能查出代孕母亲的身份，而每一件领养案都要公开。本书各章分别探讨不同的人体市场，并叙述了我所能找到的最重大、利润最高或最令人不安的情况，让读者大略了解世界各地的各种人体市场。
    目前，通过供应链追踪人体组织来源的权力，几乎都是掌握在行政机关的手中。一般而言，这类机关往往资金不足，而且几乎都会跟他们理应监督的医院和掮客相互勾结。国际交易根本无人监管。本书所涵盖的每一个市场，都在充分证明这类机关的失职。我们不该盲目相信他们会安全控管人体从部位转变成商业产品的流程，我更主张交易纪录应该公开，让大众知道。
    虽然彻底的透明化又会招致许多其他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减少人体的总供应量。以英国为例，有一项新方案规定捐卵者的记录必须公开，这种做法几乎终结了捐赠者供应卵子给不孕夫妻的现象。现在，英国妇女前往西班牙与塞浦路斯（Cyprus）购买卵子。
    然而，采用透明化的做法后，那些不择手段取得人体的掮客不再有机会插手了。如果买家能够追踪到原生家庭、寄送感谢函，再也不会有人因肾脏而遭人杀害或绑架；如果所有的领养案都是公开的，再也不会有儿童遭人绑架，与父母分离；血液卖家再也不会被锁在房里达数年之久，就只是为了略微提高当地的血液供应量。
    现在该是停止忽视人体交易，开始担起责任的时候了。

克 飞

第一章 人体炼金术

    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埃米莉①似乎毫无重量地悬在空中，她四肢的向上冲力即将屈服于地心引力。在她登上的最高点，物理现象会决定她的命运，不过她的身体仍是属于她自己的。不一会儿，这次的撞击就会立即引发一连串的事件，埃米莉这个人停止存在，她身体的命运将会落在别人的肩头上。不过，此时此刻，在向上与向下之间的关键点，她是永恒不变的，或许甚至可以说是美丽的。她坠落之际，把她的头发向后吹的风，力道开始强了起来。
    她撞击在混凝土上，寺院的天井传出回声，不过，当时在凌晨3点仍清醒的少数几位学生，并没有作出反应。当晚早些时候，埃米莉还跟大家坐在一起，她没说几句话，接着就悄悄离开了。没人会想到埃米莉不在场会跟天井的撞击声有关。在印度，这类吵闹声很平常，所以他们没去查看，而她的尸体就静静躺在潮湿的青色月光里。将近3000年前，这里是佛陀的悟道之地，这些学生都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在此处冥想。为了向佛陀表达敬意，这座城市取名叫“菩提迦耶”，意思是“佛陀成道处”。过去10天以来，这些学生施行禁语，在金色佛陀像的前方静坐冥想。严格禁止说话令他们心烦意乱。最后，当他们终于可以再度使用自己的舌头时，便兴奋地熬夜聊天，像是夏令营最后一天的孩子们。
    埃米莉死时，我在离她不过10米远的地方，已经熟睡了一小时，我被白色蚊帐覆盖着，安然梦见自己回到了家乡妻子的身边。接着，有人推了下我的肩膀，我睁开眼睛，看见一位来自纽约的蓄胡的学生。他惊慌失措地说：“埃米莉躺在地上，她没呼吸了。”我凭直觉作出反应，马上起身，穿上蓝色牛仔裤和褪色的衬衫，冲到天井。
    史蒂芬妮——本课程的另一位负责人——把埃米莉的尸体滚到橙色的露营用睡垫上。埃米莉的右眼部分淤青，血液濡湿了她的头发。因为惊吓过度，史蒂芬妮顾不上跟我打招呼，她正在黑暗中努力想要让埃米莉起死回生。她透过埃米莉的红色亚麻衬衫，进行胸部按压急救。医疗用品袋里的东西散落在露水沾湿的草地上，地上凌乱散布着注射器和绷带。史蒂芬妮每按一次埃米莉的胸骨，埃米莉嘴里的血就随之溢出。史蒂芬妮见这情景，嘴唇向上撅，表情扭曲。埃米莉仍旧没有脉搏。
    现在，寺院里的每一个人都赶了过来，聚集在现场。某位棕色长发、带有澳洲腔的女人，一见血就跟着昏倒。同时我打了电话给人在美国的课程创办人，告知坏消息。

挂断电话后，我开始记笔记，打算打电话给埃米莉的家人，此时三名学生把她抬进生锈的救护车。那是寺院的救护车，用来给乡间村民提供医疗服务，今晚却用来载送她的尸体，穿越干燥的农田和熙熙攘攘的军事营地，驶向唯一的一家医院。2006年3月12日凌晨4点26分，埃米莉抵达迦耶医学院，到院已经死亡。
    上午10点26分，我有如老了一岁。她遗留在房外阳台上的日记，写满了比喻性的文字，那些文字让我怀疑她是自杀的。10天的静心冥想，加上造访半个地球外的国家所带来的文化冲击，显然并不适合她。不过，这跟接下来所要面对的艰难任务相比，她的死因就显得更无足轻重了。她家位于8500英里外的新奥尔良，返家的头几段路程就是要穿越印度乡间干燥不毛的荒原。前一天晚上，圣城瓦腊纳西的铁路枢纽附近恰巧发生了火车意外，通往迦耶（Gaya）的铁路中断，而当地机场也似乎没兴趣帮忙安排载运尸体。
    红色的太阳从地平线升起之际，两名警察出现了。他们穿着绿色卡其制服，髋部佩带半自动手枪，蓄着翘八字胡。他们已经在医院看过尸体了，现在是过来问话的。
    “她有仇家吗？有没有人嫉妒她？”警长米斯拉问道。他身高超过两米，高大的体型引人注目，肩章上有两颗银星。他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
    “就我所知，没有。”我回答。他那怀疑的语气让我全身僵硬。
    “她的伤势……”他停了一下，不确定自己的英文用语是否正确。“范围很大。”
    我带他去看她坠楼的地点，那里有一堆医疗用品，还有急救用品残余的碎片，那些是我们努力救她未果所剩下的碎片。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些东西，没有再继续提问，反倒请我去医院，他要我做一件事。
    数分钟内，我坐上了警用越野车的后座，同行的还有米斯拉和三位年轻警卫。那些警卫不超过19岁，泰然自若地握着二战时代的冲锋枪。我们在路上颠簸行进的时候，一支银色枪管的老旧冲锋枪就指着我的肚子，我担心那把枪随时有可能走火，但是我什么话也没说。坐在副驾驶座的米斯拉转过身来，露出微笑。他似乎很高兴能帮助美国人，这件新鲜事打破了他那平淡无奇的警务工作。他问：“美国的警察是怎么工作的？跟电视上一样吗？”
    我耸耸肩，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见另一台越野车在对向车道高速飞驰。隔着满是尘土的挡风玻璃，我看到了一位棕发的白种女性身影，是史蒂芬妮。当两辆越野车擦肩时，我和史蒂芬妮对望一眼，她看起来很累。
    数分钟后，我们抵达人潮拥挤且道路坑坑洞洞的迦耶市区。虽然迦耶是比哈尔邦（Bihar）的大城市，但是“开发”二字仍是遥远的梦想。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封建制度仍是此地的治理原则。现在管控此城的，乃是大君时代治理者的后裔。布满黑泥的大猪在街上漫步，在垃圾里嗅闻翻找食物，还发出呼噜声，要行人别挡它们的路。有的大猪还在肉店旁边，等人喂食。我们快速驶过时，屠夫把剥皮的羊头切成两半，把不要的碎片丢给店外的猪吃。一头猪叼起一条丢出的肠子，像在吸一条意大利面。
    越野车转了三个弯之后，进入迦耶医学院区（Gaya medical college），停在一栋混凝土建筑物的前方。遮阳篷上漆了亮红色的粗体字：“CASULATY（急诊）”。在印度医疗机构的名单里，这家医学院连个替补都称不上，这个脱离常规的地方，只能吸引印度最平庸的人才。迦耶医学院兴建于殖民时期，当时是由戴着遮阳帽、身上满是晒斑的英国官僚治理这片土地的。如今，迦耶医学院却连一丁点儿帝国建筑的风格都没有留下，校区点缀了几栋形状矮宽的混凝土建物，以拮据的政府预算兴建而成。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已经骑乘在信息技术的火箭上，突飞猛进，但比哈尔邦仍坐在发射台旁的大看台上。
    我跳出车外，米斯拉带我进入病房。一名身穿南丁格尔白色制服和帽子的护士向我投以麻木的眼神，她对悲剧已经习以为常。她的对面是混凝土制的尸体放置台，上面就是埃米莉的尸体，埃米莉在破旧的毛毯底下冷却。护士晚上拿来几片薄纸板作为隔档，挡住好奇的眼光。瑞克——在寺院诊所担任志愿者的美国人——入夜后就一直守在她的尸体旁边。

米斯拉把那块避免埃米莉受苍蝇侵扰的裹尸布拉开，她那受到重创的遗体露了出来。撞击地面后几小时，她的身体温度下降了十几度，降温后，她的伤口更为明显了。她眼睛下方的皮肤有深色的血渍，脖子根部鼓胀，看起来像是在坠落时弄断的。她手臂上的痕迹在史蒂芬妮施行心肺复苏术时是隐而不显的，现在却明显清晰得有如军队的迷彩。
    米斯拉要我跟他说，我看到了哪些东西，他好把她的私人物品登记在警方档案里。警方合法保留她的尸体，要是有东西不见了，米斯拉就要负责。她穿着亚麻衬衫和长裙，长裙是她在德里观光市场买的，右手腕则戴着一串木珠手链。
    “什么颜色？”他问，而且再度注意自己的英文是否正确。
    “衬衫是lal（英国服装品牌LIVE A LITTLE），红色的。裙子是neela，蓝色的。”我说。他用圆珠笔在本子上写了写。伤口跟衣服上的血迹符合。
    就算他当时正在思考这两种颜色的搭配很怪异，也没能思考多久。他的思绪被轮胎压到碎石子的声音给打断了，有人来了。
    外头来了新闻记者，已经停了两辆小型的Maruti Omni箱型车，他们像马戏团小丑那样，从车内涌入了停车场，一堆的人、音响器材、B级摄影机。记者的存在，有如这所医学院，证明了此地的边缘化。在印度的其他地方，新闻频道相互竞争，抢先报道新闻；而在这里，新闻报道好像是团队行为，以今天的新闻报道为例，他们还一起搭车前来。16个人尴尬站在空荡荡的箱型车旁边，两位制作人根据摄影机和麦克风上的单色标志分配着设备。
    米斯拉走了出去，阻挡他们前进，或者是在跟老友打招呼也说不定。我站在病房里，几乎听不到他们提高嗓门的声音，但是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我透过锻铁大门向外偷看，想要看到制片人把藏在掌心的黄色卢比纸钞塞到警长米斯拉手里。我没看见交易过程，但是我知道，只剩下几秒钟的准备时间，他们要过来采访了。

我把医院床单拉回去，盖住她的脸孔，走到病房的前头。相机闪光灯闪了6次之多，我一时之间什么也看不见。摄影小组把热烫的黄色灯光投射在我的额头上。接着，新闻记者把一堆麦克风放在我的面前，发射出一连串的问题。
    “她是怎么死的？”
    “她是被杀的吗？”
    “是自杀吗？”
    然后，来了一句回马枪：“你是谁？”
    这些问题都很合理，但我不予回应。过去6小时以来，我的美国老板一直尝试联系埃米莉的父母，我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听到消息了。也有可能在还没联络上他们以前，美国新闻频道就已经抢先报道了也不一定。
    现在，埃米莉这个人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尸体的问题。我们努力拯救她的生命时存在的迫切感已经过去了，现在留下的是死亡所带来的一连串必然。她留下的肉身脆弱、易腐，而且不知怎的，许多人开始关注起她的遗体来。
    “不予置评。”我一面说，一面眯眼望向摄影机无情刺眼的灯光。问题持续涌来，不过记者们的声音渐渐没那么急迫了。某位摄影师的眼睛闪烁了一下，他们想要找角度拍她的尸体。我举起手臂挡住他的镜头，但是穿着红色 Polo 衫的男人抓住我的手臂，准备将我推开。我拉着他，但失败了，他放了手，我的身体转了向。一瞬间，他们已经经过我的身边，把盖住她脸庞的裹尸布给拉了开来。
    在刺眼的灯光下，她眼睛下方的血液变成暗紫色。那道伤口穿过颅骨裂缝，进入脑袋里。在印度的电视上，死亡这个重要的角色仅次于珠光宝气的宝莱坞名人。覆盖住的尸体与脚趾标签的高雅画面是用在美国报纸上的，然而在印度的新闻里，会先以无休止的个人悲剧蒙太奇手法，拍摄荒谬丑陋的情景，继之拍摄死者的脸孔，头、舌下垂的骇人画面。印度的死者可不会害怕上镜头。如果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埃米莉，那么我的任务失败了。

克 飞

今晚，印度各地电视会播出最新的新闻快报：
    美国学生死于菩提迦耶禅修中心。
    警方怀疑是他杀或自杀。
    在印度，不是每天都有美国人死亡。今天，她成为尸体后的名气会比她活着时还要大。在这一则新闻变成下一则新闻以前，全国的注意力都会放在这个点上。十亿人都有机会目睹她那张失去生命的脸庞。
    我努力挤回摄影机前，但是记者们已经开始走人，他们已经得到需要的东西了。
    警长米斯拉用左手平拿着一根沉重的手杖，他脸上的表情有如万花筒，同时表达出“你的500卢比很有用吧”和“我不知道这些家伙是怎么绕过我的”。不过，这对记者而言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开始鱼贯而出，进入等待的箱型车里。司机发动引擎，他们冲往禅修中心，去偷窥事故现场。
    一分钟前，病房里还像马戏团似的，现在却有如坟墓般安静。我没别的事可做，只能继续守夜。米斯拉向我微笑，耸了耸肩，然后回到外头的岗位上。我再度一个人陪在埃米莉的尸体旁，新的现实来到眼前，我的学生惨死在印度的偏远地区，现在我必须负责将她的尸体送回美国。她死亡6小时后，遗体看上去跟劣质包装的厚肉块差不多。气温有可能在正午达到摄氏37度，要阻止腐败，所剩时间不多。
    我来到医院的柜台，身穿南丁格尔制服的护士说，医院没有冷冻设备。此外，我必须等到政府规定的解剖验尸过程完毕后，才能取回她的尸体。她建议我坐在尸体旁边等医生来。
    我等了又等。
    最后，有一辆小救护车停在病房外，那辆车的品牌和型号跟记者用的箱型车是同一款。两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救护车移除了后座，以便放入轮床。两个男人出现了，他们穿着领尖扣在衬衫上的皱巴巴的商务衬衫，还有破旧宽松的长裤，说是要把尸体送去解剖。他们粗手粗脚把她放入救护车后面，发出砰的一声闷响，接着在土路上开了半英里。我与尸体待在一起，坐在车子后面，车子迅速穿越医学院区，最后终于停在一栋又小又破旧的政府建筑物外头，铝制屋顶上面还有几个大洞。门上的牌子以印地语写着“解剖教室”。解剖教室看来像是已经十年没人在这里上课似的。几处高起的平台上设有几排座位，想必是为了让学生更能看清楚解剖的尸体。中间几排的一些椅子颠倒着放，整个空间都布满灰尘和鸽粪。教室的前面是黑板，还有一张冰冷巨大的黑曜石桌。他们把埃米莉的尸体放在石桌上，用挂锁锁住门。
    “医生很快就会来了。”他们说完后，就退到角落后面，抽小支的手卷烟。我注意到建筑物外有弃置的衣物和好几大丛头发，显然是先前解剖留下的。
    他们抽完烟后，其中一人带我去附近的一栋建筑物，这栋建筑物比解剖教室大多了。他们说，医学院院长在这里等着要见我。我到的时候，达斯医生正在一大堆文件中烦躁地扭着双手，他那一小片乌黑的遮秃假发略略歪了。
    达斯医生身兼二职，不但要处理医学院的日常事务，还要为警方解剖尸体。有课时，他为医学院新生教授有关法医分析的全部细节，这也表示要在数十具送到他太平间且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很受欢迎的一门课，所以这里才会有四个陈列柜，里头装满致命毒药与潜在的杀人武器，比如剑、匕首、弯刀、螺丝起子、钉了钉子的板球拍等。陈列柜最底下的架子，摆了一叠犯罪现场的相片，呈现尸体处于不同腐烂阶段的样子。在我们谈话时，他不时凝视窗户前挂着的医用骨骼。
    “这个案例很特殊。”他开口。“死在这里的外国人并不多，所以我们处理的方式必须十分谨慎，有很多人在注意。”
    身为学生的埃米莉，只不过是穿着印度服装、踏上心灵之旅、追寻圣地的少数美国年轻女性之一。现在她死了，却成了一起迅速窜起的国际事件，警方的官僚体系、大使馆的走廊、承担数万美元将遗体遣送回国的保险公司，都在关注这起案件。
    而我心知肚明，一切就取决于达斯医生的死亡报告书。如果他认为尸体上的伤口可能是他杀所致，官方规定尸体必须交由警察看管，直到调查完毕为止。然而，这所医学院没有可长期保存尸体的设施，把她留在这里的话，尸体会严重腐坏，届时航空公司将会拒绝将尸体空运回美国。

　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死因是自杀，警方就会快速结案。然而，他解释道，她的家人——现在肯定知道她死了——信奉天主教，不会接受她自杀一事，因为天主教认为自杀者的灵魂会永久被地狱之火灼烧。事实上，他们可能会要求额外调查，证明是其他死因。
    他缓缓摇了摇头。
    “你看看，真是两难。”他忧虑地说，“要是她根本没死的话，事情就容易多了。”
    活生生的肉体与无生命的尸体之间，有一条细到无法察觉的区别线。死亡的问题就在于，一旦跨越了那条线，所有对待人体的方法和规则也随之改变。达斯医生叹了口气，望向房间另一端的助手，对方正拿着两个空的宽口玻璃罐。
    “也许我们该开始了。”他把手掌放在办公桌上，费力撑起身体。他抓着一只黑色的药袋，离开办公室，进入走廊，独留我一人面对几个装满医疗教学用品的陈列柜。
    我没跟着他走，反而望着那个末端钉了一根生锈铁钉的板球拍，它就挂在恐怖的书柜里。铁钉的尖端弯了，一圈干硬的血迹轻轻垂在木头上。一想到达斯医生用板球拍打在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的模样，我就不禁全身颤抖起来。接着，就在我几乎已经忘记手机的存在时，口袋里的手机开始震动了起来。
    在线路的另一端，半个地球之远，穿越一个海洋而来的嗡嗡声和劈啪声，是人在纽约的负责人的声音：“斯科特吗？要请你帮一个忙。”
    两天后，橙色的太阳懒洋洋地从恒河平原地表低低浮起，缓缓上升，穿越天空。时间还早，但我没睡，筋疲力尽，眼睛布满血丝。过去两天，我在城里搜寻可靠的冰块来源，好让埃米莉的尸体保持冷却。最后在寺院的帮助下，我将数百磅冰块倒入她的棺材里。棺材是我们在木工厂做的。在倒冰块的时候，我尽量避免去看她的尸体。我们又一起把尸体移动了两次：先是从验尸室移到寺院，然后再移到一间小型的太平间里，在整件事的开始，院方的行政人员竟然漏了说其实医院里有小型的太平间。

　　美国的法医专家不相信印度的法医，所以在纽约的老板要我替埃米莉的尸体拍照，送回美国进行独立分析。我握着从学生那里借来的数码相机。虽然她已经在这里解剖，但是解剖结果无法确定。老板跟我说，要是没照相，她的家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尸体可能永远无法离开印度。
    一辆警方越野车抵达我在的旅馆，载我去医学院。我坐在一名警察旁边，他配备着冲锋枪，他的脑袋向后倾，半梦半醒，眼睛忽开忽阖，似乎没注意到枪管又再度指着我的腹部。我不由心想，又经历了同一个画面。半小时后，我们抵达验尸室，那个警察还在睡觉。验尸室用挂锁锁住，一名头发灰白的助手翻弄着钥匙，他的手指似乎无法控制地一直颤抖。他暗示我，只要有100卢比，他的手就不会再抖了。
    我努力绷紧神经，预期自己会心生排斥感。一想到要目睹她那具解剖后的尸体，直叫我恐惧不已。尸体是一回事，目睹外科医生处理过的尸体又是另一回事。我不禁想，他们拿出的会不会不只是她的器官而已，会不会有更重要的东西。我的胃不禁翻腾起来。
    一分钟后，我进入验尸室，盯着被摆在金属轮床上的她。
    医生们已经用粗陋的工具把她从上到下切割成两半，从脖根一路切到了骨盆。他们切开肋骨，检查心脏。为了查看脑部情况，还横向锯开额头和颅骨。他们剥开她脸部的皮肤，额头盖住眼睛，头皮往后拉。正如预期，他们看见颅骨内部有积血。血液压迫脑部，足以致死。
    不过，外科医生并未就此停止。他们切了几片肝脏、大脑、心脏、肾脏，以便排除下毒的可能。为判定她是否遭强暴，他们还取出了部分的阴道、子宫颈和输卵管。他们把所有的器官集中放在三个宽口的大玻璃罐里，罐子上标示着“内脏”。然后，快递员把这些玻璃罐送到300公里外的实验室。最后，他们再把她缝起来，缝线宽而不雅。
    调查结果就跟解剖过程一样残酷。验尸报告列出的正式死因是：“头部外伤导致休克出血，伤口看似从高处落下所致。”
    我的感觉跟之前预期的不一样。有一种不同的——或许是更恼人的——情绪从我的胃部窜起，令我的脸颊发烫。
    我觉得很尴尬，她的伤口并不会让我感到不安，我对伤口所做的心理准备，比我自以为的还要周全。令我痛惜不已的，反而是她的裸露。
    　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死因是自杀，警方就会快速结案。然而，他解释道，她的家人——现在肯定知道她死了——信奉天主教，不会接受她自杀一事，因为天主教认为自杀者的灵魂会永久被地狱之火灼烧。事实上，他们可能会要求额外调查，证明是其他死因。

    他缓缓摇了摇头。
    “你看看，真是两难。”他忧虑地说，“要是她根本没死的话，事情就容易多了。”
    活生生的肉体与无生命的尸体之间，有一条细到无法察觉的区别线。死亡的问题就在于，一旦跨越了那条线，所有对待人体的方法和规则也随之改变。达斯医生叹了口气，望向房间另一端的助手，对方正拿着两个空的宽口玻璃罐。
    “也许我们该开始了。”他把手掌放在办公桌上，费力撑起身体。他抓着一只黑色的药袋，离开办公室，进入走廊，独留我一人面对几个装满医疗教学用品的陈列柜。
    我没跟着他走，反而望着那个末端钉了一根生锈铁钉的板球拍，它就挂在恐怖的书柜里。铁钉的尖端弯了，一圈干硬的血迹轻轻垂在木头上。一想到达斯医生用板球拍打在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的模样，我就不禁全身颤抖起来。接着，就在我几乎已经忘记手机的存在时，口袋里的手机开始震动了起来。
    在线路的另一端，半个地球之远，穿越一个海洋而来的嗡嗡声和劈啪声，是人在纽约的负责人的声音：“斯科特吗？要请你帮一个忙。”
    两天后，橙色的太阳懒洋洋地从恒河平原地表低低浮起，缓缓上升，穿越天空。时间还早，但我没睡，筋疲力尽，眼睛布满血丝。过去两天，我在城里搜寻可靠的冰块来源，好让埃米莉的尸体保持冷却。最后在寺院的帮助下，我将数百磅冰块倒入她的棺材里。棺材是我们在木工厂做的。在倒冰块的时候，我尽量避免去看她的尸体。我们又一起把尸体移动了两次：先是从验尸室移到寺院，然后再移到一间小型的太平间里，在整件事的开始，院方的行政人员竟然漏了说其实医院里有小型的太平间。

美国的法医专家不相信印度的法医，所以在纽约的老板要我替埃米莉的尸体拍照，送回美国进行独立分析。我握着从学生那里借来的数码相机。虽然她已经在这里解剖，但是解剖结果无法确定。老板跟我说，要是没照相，她的家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尸体可能永远无法离开印度。
    一辆警方越野车抵达我在的旅馆，载我去医学院。我坐在一名警察旁边，他配备着冲锋枪，他的脑袋向后倾，半梦半醒，眼睛忽开忽阖，似乎没注意到枪管又再度指着我的腹部。我不由心想，又经历了同一个画面。半小时后，我们抵达验尸室，那个警察还在睡觉。验尸室用挂锁锁住，一名头发灰白的助手翻弄着钥匙，他的手指似乎无法控制地一直颤抖。他暗示我，只要有100卢比，他的手就不会再抖了。
    我努力绷紧神经，预期自己会心生排斥感。一想到要目睹她那具解剖后的尸体，直叫我恐惧不已。尸体是一回事，目睹外科医生处理过的尸体又是另一回事。我不禁想，他们拿出的会不会不只是她的器官而已，会不会有更重要的东西。我的胃不禁翻腾起来。
    一分钟后，我进入验尸室，盯着被摆在金属轮床上的她。
    医生们已经用粗陋的工具把她从上到下切割成两半，从脖根一路切到了骨盆。他们切开肋骨，检查心脏。为了查看脑部情况，还横向锯开额头和颅骨。他们剥开她脸部的皮肤，额头盖住眼睛，头皮往后拉。正如预期，他们看见颅骨内部有积血。血液压迫脑部，足以致死。
    不过，外科医生并未就此停止。他们切了几片肝脏、大脑、心脏、肾脏，以便排除下毒的可能。为判定她是否遭强暴，他们还取出了部分的阴道、子宫颈和输卵管。他们把所有的器官集中放在三个宽口的大玻璃罐里，罐子上标示着“内脏”。然后，快递员把这些玻璃罐送到300公里外的实验室。最后，他们再把她缝起来，缝线宽而不雅。
    调查结果就跟解剖过程一样残酷。验尸报告列出的正式死因是：“头部外伤导致休克出血，伤口看似从高处落下所致。”
    我的感觉跟之前预期的不一样。有一种不同的——或许是更恼人的——情绪从我的胃部窜起，令我的脸颊发烫。
    我觉得很尴尬，她的伤口并不会让我感到不安，我对伤口所做的心理准备，比我自以为的还要周全。令我痛惜不已的，反而是她的裸露。

　埃米莉在世时，是个21岁的美丽女人，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期。她优雅健美的身材和仪态，足以让其他女孩子羡慕不已，而她本人却浑然未觉。她做瑜伽已有多年，身体处于生理健康的高峰，肌肉健美，皮肤完美无瑕。我所知道的埃米莉是一个个性坚强，对周遭一切处之泰然的人。
    不过，在这里的她，裸着身体，已然死去。我现在所知道的埃米莉，比我想要知道的还要多。当她从机械装置里滑出来的时候，助手和我共同目睹了她私密的部分，那些原本是她的爱人才能享有的领地。她的内脏与某种防腐剂混合起来的味道，在空气中几可触及；她的腿、臀、胸、胃越了界，似乎应该禁止才对。可是，死者没有秘密。埃米莉一停止呼吸，就失去了隐私。她跨越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支配她的法律和习俗跟一周前不同。在这个世界里，她的双亲需要女儿的裸体相片。在这里，一群男人对着她的内里研究着、辨识着、思索着，而她丝毫不退缩。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人生中最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与自身肉体的关系。死亡所带来的最后侮辱就是失去对肉体的控制。
    躺在台子上的她的身体躯壳，跟她出生且与之成长的身体比起来，少了一些东西。伤口让她的体形受到损害，不过，医学院的病理学医生摘取器官所造成的破坏还要更大，她被切割，内里的一部分被送到该国另一端。这具尸体正是我们即将要诉说的故事，正是她的双亲哭泣的原因。但是，要把这剩余的她称作是“埃米莉”，或甚至是“埃米莉的尸体”，等于是在说谎。无论这要称作什么，都是残缺不全的，而且再也无法恢复到完整的状态。
    我们让死者经历了奇异的蜕变。此处，在这个台子上，她的皮肤是一件皮囊，重要的内容都已经取出，利落的缝线缝起了她空洞的体腔。死了的她是一个对象，有待剖析，有待分送给利害关系人，比方说，记者将她的影像贩卖给网络，医师负责解剖，双亲想要拿回全尸。现在，我也成了链子上的一环，我是死者的搜集人和故事的讲述者。无论过去的埃米莉是谁，现在都已经消失了，留下的只不过是她的零件。每一个人的故事结尾都是一样的，无人能成为例外。
    我检查了测光表，设定相机，准备拍照。我对着她的身体直按快门，快速连拍相片。我把她身体的每一寸都拍了下来，从她的脚趾一直拍到额头上深长的伤口。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之后，她就会在前往德里的飞机上，接着，再从德里飞往路易斯安那州，最后她将穿着双亲特地为她买的浅蓝色纱丽，入土为安。一位助手进来，抬起她的尸体，放入一辆正在等待的箱型车里。但我知道，有一部分的我将永远无法离开这个房间。

克 飞

第二章 人骨工厂

    一名穿着汗渍斑斑的汗衫和格子花纹蓝色沙龙的警官，猛然打开了破旧的印度制Tata Sumo休旅车的后门——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乡间派出所，这辆破车已经算得上是证物柜了。门一开，一百个人类颅骨纷纷滚落到一块盖住小片泥地的破布上，摔在地上时发出空洞沉闷的撞击声。因为一直在休旅车后座四处弹来跳去，这些颅骨多数的牙齿都已经脱落不见，在日益增加的头骨堆周围，骨头和牙齿的碎片有如雪花般洒满四处。
    站在车旁的警官，露出微笑，双手放在大肚腩上交握着，发出一声满意的鼻息声，然后说：“这里的人骨生意有多大，现在你可亲眼看见了吧。”我蹲了下来，捡起一个颅骨，比我想象得还要轻。我把它凑到鼻子前，闻到好似炸鸡的味道。
    在当局出手拦截之前，这些私藏的颅骨正在根基稳固的人体遗体流通渠道里输送着。150年来，印度的人骨贸易途径向来就是从偏远的印度村庄通往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院。这贸易网络所伸出的诸多触手，染指了整个印度，还伸进了邻国。我曾在不丹国界上目睹过类似的私藏物，但那些人骨要送往的市场并非医学界；而现在，这些头骨才是真正精心制作的医学标本。
    要取得骨骼标本，绝非易事。以美国为例，多数的尸体都是立即下葬或火化，为科学用途而捐出的尸体往往不是沦落到解剖台，就是骨头被锯子大卸八块，有时还会被搜刮到更有利润的医疗移植产业。因此，用于医学研究的完整骨骼大多来自海外，往往没有经过死者生前的知情同意，就送去目的地，此外，还违反了来源国的法律。
    将近200年来，印度一直是全球医学研究用人骨的主要来源，印度将标本洗到洁白光亮并装上高质量链接零件的制作技术，更是世界闻名。不过，当1985年印度政府宣布人体遗体的出口属于非法行为后，全球遗体供应链从此瓦解。西方国家转向东欧，但这个地区出口的骨骼数量相当少，在制作展示质量的标本方面，经验也不多，产品往往是次级品。
    如今，印度禁止遗体出口已有二十多年，但仍有明显的迹象显示，遗体贸易未曾停歇。西孟加拉国邦的人肉市场上，贩子们仍持续供应人类骨骼与颅骨，他们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的老方法——盗墓，分离柔软的人肉和坚硬的骨头，然后把骨头送到分销商那里，由分销商负责装配，送往全球各地的交易商。
    虽然出口至北美洲的骨骼数量比颁布禁令前要少，但这只不过是代表着取得的代价变高了而已，并非不可能取得。供货商眼前的诱因很大，这可是一门获利良多的大生意啊。比方说，我前方地面上的那堆颅骨，在海外预计可卖到7万美元之多。
    那名警官抓住破布的几个角，把证据捆成一包，开口说：“你知道吗？我打从出生以来就没见过这种事，希望以后也别再看到了。”一天后，孟加拉湾上空形成巨大的低压系统，带来的洪水即将淹没印度东北部的西孟加拉邦。在这场暴风雨登陆以前，已有8人溺死在洪水里，因此报纸把它取名为“洪水启示录”。我正驱车前往普巴瑟里小镇，它位于加尔各答城外约80英里处。加尔各答是西孟加拉邦首府，2001年从Calcutta改名为 Kolkata。警方就是在普巴瑟里发现加工厂，找到了一堆颅骨。我租的Toyota Qualis在距离加工厂半英里处卡在泥泞里动弹不得，我只好跳出车外，改为步行。天空漆黑，雨水凶猛得令人窒息，大如拳击手套的蟾蜍跳跃过泥泞的小径。
    2007年，警察第一次抵达此处调查时，据说在将近一英里外，就能闻到腐烂尸体的恶臭味。有一位警察告诉我，有好几条脊椎被麻绳绑起来，挂在支撑屋顶的椽子上。数以百计的骨头，按照某种排列方法，散置在地板上。
    这间人骨工厂已经营运了一百多年，后来因为有两名工人在酒吧买醉，吹嘘自己被雇来把尸体从坟墓中挖出而曝光。当时听到的村民吓坏了，把他们拖到警察局，他们就一五一十全招了。工人说，有一位叫做穆迪?毕斯瓦兹（Mukti Biswas）的男人负责经营工厂。当局知道这个人的底细。毕斯瓦兹在2006年时曾因身为盗墓集团首脑而遭警方逮捕，但一天后就获释，新闻报道说：“因为他政治关系良好。”这一回警方再度羁押他，但仍沿袭前例，他被保了出来，之后就消失无踪了。
    我在泥泞里卖力前进十分钟后，终于看到了煤气灯的摇曳火光。我偷偷看着木结构房屋的门口，一家四口坐在泥土地面上，回望着我。
    “你认不认识穆迪?毕斯瓦兹？”我问。
    “那混账还欠我钱没还。”马诺?帕尔回答。他年约20岁，蓄着薄薄的胡子。他说，他的家族已在人骨工厂里工作长达数代之久，毕斯瓦兹拥有工厂多久，他们就在那里工作多久。他主动带我参观，我们沿着巴吉拉蒂河岸（Bhagirathi River）出发。

加工厂比普通的竹棚略大些，屋顶是防水帆布。帕尔说，他知道的人骨工厂就有十几间，这只是其中一间。4月时，当局没收了数堆骨头、数桶盐酸，以及两大桶有待查明的腐蚀性化学物质。因此，现在工厂里只剩下泥土地面，以及一个陷在地里的混凝土大缸。
    毕斯瓦兹是第三代人骨贩子，对他而言，寻找尸体并非难事。因为他是村里火葬场的管理员，声称有执照可处理死者。不过，警察却跟记者说，他其实是在盗墓。他从公墓、太平间、火葬用的木柴堆里偷窃尸体，死者家属前脚才离开，他马上就从火里拖出死者。他雇用了将近12人，在去肉与固化阶段照看人骨。帕尔说，他做这个工作，每天可赚1.25美元。如果他能让尸体的骨头保持原样不散开，使得人骨是一整具生物个体，而不是一堆混杂的部位（这是医生极为重视的一点），那么他就能获得红利。
    帕尔说明了工厂的制造过程。首先，尸体用网子包裹，固定在河里。经过约一周的时间后，河里的细菌和鱼会让尸体变成一堆堆零散的骨头和糊状物。然后，工作人员刷洗骨头，再放入装了水和氢氧化钠的大锅里煮，溶解剩余的人肉。这个过程会让骨头的钙质表面染上一层黄，为了让人骨的颜色变成医学用的白色，他们会把人骨放在阳光下曝晒一周，然后再浸泡在盐酸里。
    毕斯瓦兹的顾客遍及加尔各答，许多骨骼的最后归宿是抵达加尔各答医学院解剖学系可怕的病房里。在那里，当地的多姆人①会付现金给他。那里每年有数百位医学生毕业，而人骨就是医学生不可或缺的教材。此外，他还将完整的人骨以批发价45美元卖给杨氏兄弟（Young Brothers）医疗用品公司，该公司用金属丝将人骨连结起来，在解剖图上绘制，然后锯开部分的颅骨，露出内部结构。接着，再把处理好的人骨卖给世界各地的交易商②。
    我将手电筒往地板上照射，然后捡起一块潮湿的破布。翻译员低沉地发出嘶的一声，说：“我希望你知道，那是裹尸布。”我立刻放下破布，在自己的衬衫上擦了擦手。
    之后我从当地记者手上拿到一个手机号码，通过这个号码我开始追查毕斯瓦兹的下落，花了一周半的时间才终于搭上了线。他在不时发出劈啪声的电话线路上说，当地警方决定不起诉，但他要被驱逐出境，如果我想要跟他会面的话，就必须经过警方同意，而且最好有当地警长同在一室。不然的话，警方可能会收回宽大的决定。我在普巴瑟里警察哨所里等他现身，雨水咚咚地打在黏土屋瓦上，承办警员不断替我添茶。我望向窗外就能看见几个金属大桶，里头装有人骨工厂处理骨骼使用的化学物质。终于，一辆英国殖民时期的大使牌（Ambassador）房车，用一对车头灯的光束划破黑夜，一位胖乎乎、年约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打开车门，冲进哨所大门。那不是毕斯瓦兹，他决定继续藏身不见人，改派了儿子过来。
    “这不是秘密啊，从我有记忆以来，这一直是我们的家族事业。”他代父亲辩护道。他解释说，总得有人经营河边的火葬场①，不然就没别的方法处理死者了。
    那么盗墓的事情呢？他回答：“那件事我不清楚。”
    不过，要找到受害者，并非难事。
    穆罕默德?穆拉?博克斯（Mohammed Mullah Box），年约七十余，身形憔悴，他是哈尔巴提村里的一座小墓园里的守墓人。每回有死者失踪时，悲痛的家属就会先来问他。今天，他没有答案可给，也没有尸体可给。他坐在一座空坟的边上，一颗泪珠从周围布满皱纹的眼眶里流了出来，滚落到脸颊上。
    数周前，几个盗墓人潜入墓园，他邻居的遗体才下葬不久就被挖走。现在，那位邻居的骨骼可能挂在加尔各答的某间仓库里，准备送到西方世界的交易商手里。
    我问博克斯，他会不会怕自己死后，遗体也被挖走。
    “当然怕。”他说。
　自15世纪莱奥纳多?达?芬奇绘制出人体素描画后，人体解剖学的实证研究就开始了。目前所知最早的整副人骨标本可追溯至1543年。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期望医生对人体内部的运作方式有系统化的认识，而到了19世纪初，欧洲对人类遗体的需求量已远远超过供应量。
    英国拥有众多世界上最卓越的医疗机构，这也使得盗墓事件变得很普遍，大家都知道在某些墓园里，悲伤的家属和打劫的医学生之间上演着争夺遗体的戏码。不过，美国的情况可能更为惨烈，医疗产业的扩张速度比人口成长速度还要快。1760年，全美的医学院只有5家，但100年后，这个数字已激增到65家。早期的美国人受各种疾病之苦，因而让医疗机构的生意兴隆了起来。这个发财良机的出现正表明，成为医生就有可能实现美国梦。开设诊所，并无阶级之分，只要接受扎实的教育，坚持付出辛勤的努力，就能成为医生。
    整个19世纪，医学院的新生都热切地想弄脏自己的双手，可是尸体——研究用的原料——却很稀少。历史学家迈克?萨波尔（Michael Sappol）以19世纪盗墓人为题材的伟大巨著《尸体交易》（A Traffic in Dead Bodies）中就曾提及，解剖室就是医生们培养革命情感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把自己锻炼成专业的医疗人员。在实验室里，他们把盗来的尸体分解成一个个人体部位，用来学习并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那些刚刚崭露头角的医生很爱开黑色玩笑，以残忍的事为乐。有无数的报告指出，一些医生在医学院的窗户旁用尸体摆出戏剧化的姿态，挥动着切下的四肢，令外面的行人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是好。
    盗尸本身就像一种成年礼。1851年，《波士顿医疗暨手术期刊》（Boston Medical & Surgical Journal）花了整本期刊，将近21页的篇幅，报道查尔斯?诺顿（Charles Knowlton）医生的职业经历。在这本期刊中，作者赞扬台面下的交易，写道：“对他们而言，用解剖刀费力研究人体构造获益良多，因此相较之下，挖掘尸体的风险就不足一提了。他们渴望获得知识，就像醉汉渴望烈酒般挚烈、焦急。就是他们的这般精神，才让医学得以进步。”①
不过，社会大众仍普遍不能接受盗墓，因此医生遵守基本规则，尽量把不满的情绪降到最低。除了极为罕见的情况，通常不会有人到上层阶级的墓园或主要为白人死者开放的墓园里盗取尸体。他们尽可能解剖黑人尸体，或若干爱尔兰人的尸体，亦即美国社会地位最低、收入最少的阶层。由于美国与欧洲的丧葬传统有所不同，死亡变成了需要高度安全防卫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为了适应变化而采取的务实做法。盗尸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富人的墓园有人看守，筑起很难翻越的墙，挖的墓穴深度也比穷人墓园更深。殡仪馆贩卖沉重的混凝土墓石，可放置在棺材上方，防止盗墓。有的殡仪馆甚至提供防盗尸的警铃，盗墓人的铲子一敲到穹形墓穴顶部，便会有铃声大作。
    然而，有关当局却宁愿选择忽略医学界犯下的盗墓罪行，认为那是必要之恶。医生要让活人健康，就需要死人尸体。逮捕少之又少，而且逮捕的只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盗墓人。至于雇用盗墓人的医学院，或没付钱就挖出人体的医学生，则不会受到波及。
    由于当局不愿意干涉掠夺尸体的医生，因此怒气冲冲的大众转而开始动用私刑。1765年至1884年间，全美各地有20件因解剖引起的暴动。虽然每起暴动事件的根源略有不同，但大都是因为盗墓人被当场捉获，或者有探病者刚好看见认识的人躺在解剖桌上，才导致大众自动发起了抗议行动。
    那个时期的暴动似乎为《科学怪人》的高潮戏带来了灵感。群众往往在墓园集结，他们亲眼看见了空荡荡的坟墓，接着行进到医学院，丢掷石头，挥舞火把。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令人厌恶的解剖实验室，但是这种做法依旧无法有效禁绝医学院的恶习。在好几起案例中，唯一能够平息暴动的方法就是请求该州的民兵前来，向暴民开火，结果是不免让墓园里平添了几具新鲜的尸体。在某种程度上，暴动只是这门生意的代价之一。

因盗尸而生的怒火通常短暂易灭，在破坏财物后就燃烧殆尽。要促使政府进行真正的改革，光靠一群群生气的暴民是不够的。事情一直要等到苏格兰的两位爱尔兰移民构思出供应无数人体给爱丁堡大学的计划，事情才有了转变。
    故事主角威廉?海尔（William Hare）在西港市（West Port）拥有一家破旧的宿舍，偶尔会有没付租金的租户死在里面，他只好自行清理干净。有一次，当他正把某个破产又刚死的租户尸体载运到墓园的途中，一位医生拦住了他，说要出10英镑买那具尸体，还说，要是海尔能弄到其他的尸体，他愿意出同样的价格买下。不久后，海尔就跟另一名租户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做起了这门行当，两人在一年的时间里，失心疯地杀人，共有17名受害者。这些罪行既阴森可怕，又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所以在当时，有数不胜数的报纸和便宜的杂志文章报道了这件罪行。至今，这个故事仍是本世纪电影的灵感来源。
    伯克和海尔犯下的谋杀案，使得英国通过了《1832年解剖法》（Anatomy Act of 1832）。解剖法允许医生认领市立太平间或医院里无人认领的尸体，这大大减少了英国的盗尸行径。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此时解剖法来得恰是时候。因为在世纪之交，解剖示范用骨骼除了是学习工具外，也变成了欧美医生爱用的装饰品和地位的象征。这些骨骼在当时是医术的象征，如同今天的听诊器与医学院文凭。
    根据萨波所言，这些骨骼要不是有意地隐去了有关来源的信息，就是清楚地指出，这些挂着的骨骼来自“遭处决的黑人”，以便向主顾保证，“并未有辱白人社群成员的丧葬荣誉”①。
    唯一的问题在于，遭处决的黑人囚犯的尸体供应量不足，因此，英国医生把目标转向英国殖民地。在印度，传统上负责火葬的多姆人，被迫处理人骨。到了19世纪50年代，加尔各答医学院一年就制造出900具骨骼，大多运往海外。而100年后，刚独立的印度直接就掌控了人骨市场。

克 飞

　1985年，《芝加哥论坛报》指出，印度在前一年的颅骨与骨骼出口量多达6万，供应量十分充沛，已开发国家的医学生几乎每一位都能购得一箱骨盒和教科书，而且只要花300美元。②
    或许，多数的商品都是经由窃取得来的，但最起码出口是合法的。1991年，印度解剖示范用标本出口商协会的前任理事长毕马兰度?巴塔查吉（Bimalendu Bhattacharjee）告诉《洛杉矶时报》：“多年来，我们都是在台面上做事。没有人宣传，但是大家都知道有这门生意的存在。”在巅峰时期，加尔各答的人骨工厂估计每年可赚入100万美元左右。①
    另一家大供货商雷克纳斯（Reknas）公司则是将数千具骨骼卖给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基尔戈国际公司（Kilgore International）。该公司目前的负责人克雷格?基尔戈（Craig Kilgore）表示，当时从来没有人谈到盗墓的事情。他说：“他们告诉我们，人口过剩是一大问题，人们死在自己睡觉的地方，然后有人用手推车把街头上的尸体推走。”
    根据（现已不存在的）雷克纳斯工厂现场相片显示，穿着实验室制服的专业人士正以纯熟的方式组装一堆人骨。在人骨贸易的黄金时期，出口公司成了城里最有声望的职业。人骨产业成了进入门槛低的成功途径，就像殖民时期的美国医生一样。人骨贩子也受到市政府的支持，市政府会发许可证给人骨贩子。人骨贩子不仅处理无人认领的死者，还为市政府提供了收益来源——在印度其他地方人的眼里，那座城市早已经过了全盛时期，但现在却有了新的收益。
    然而，要是不把肮脏的秘密掩盖起来，这样的利润是不可能持久获得的。只搜集穷人与当地太平间的尸体，这样是不够的。有的公司为了增加供应量，便在人死前，先购买人体，谁要是答应死后捐赠出自己的尸体，就可获得小笔现金。不过，自愿捐赠方案太过缓慢又不可靠。公司要是用这种方式运作，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取得一具特定的骨骼；而且在同时，新鲜的尸体已葬入土中，随时可供取用。也正因为此，正如殖民时期的美国和英国一样，骨骼用品公司又将盗墓视为唯一的方法。历史再度重演。

西方国家对骨骼的需求无可遏止，而诱人的现金也引人犯罪，因此西孟加拉邦的墓园都被盗得空荡荡的。1985年3月，发生了类似伯克和海尔案的谋杀案件，一个人骨贩子出口了1500具儿童骨骼，随后立即遭到逮捕，因此整个产业吓得暂停运作。由于儿童骨骼相当稀少，可呈现骨结构发育的过渡阶段，因此儿童骨骼的价格比成人骨骼还要高。印度的报纸上写着，犯人为取得儿童的骨头，绑架杀害儿童。
    逮捕消息上报后，引起一片恐慌。这起案件起诉后数个月内，民间的义警仔细搜索了好几个城市，寻找绑匪嫌犯网络的成员。同年9月，一名澳洲观光客被杀害，一名日本观光客被一名暴民殴打，原因就是有谣言说他们参与了这个阴谋。这些攻击行为本身或许已经足以让印度人骨产业陷入泥沼，但是印度政府还是提早采取了行动，早在这些事件发生数周前，印度最高法院对《进出口管制法》作出解释，声明禁止出口人体组织。
    由于并无其他国家的供货商竞争，最高法院的裁决有效制止了国际人骨贸易，就算是欧美的医学院恳求印度政府撤销出口禁令，也是徒劳无功。
    此后，天然人骨一直难以取得。医学教育机构对新鲜尸体的贪婪需求，消耗了美国境内几乎所有的捐赠尸体，而且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骨骼的处理都是一门缓慢又麻烦的生意，很少有人愿意做这份工作。高质量的标本，通常十分昂贵。状况良好的完整骨骼目前的零售价是数千美元，而且可能要耗时数个月甚至数年才能履行订单。医学生也不再购买骨盒了，医学院通常会保留一定的存量，只有在标本受损或遭窃时才递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则是每两位学生可分到一半的骨骼——从中间劈开的。
    医学院这样的做法表明，许多设立已久的机构其实已经拥有所需的骨头数量。现在最大的人骨买家是世界各地的新学校，或是规模正在扩张的学校，他们需要购买人骨以完善实验室的配备。以发展中国家为例，巴基斯坦最为显著，许多医学院的人骨来源仍旧是当地的墓园，偶尔要冒着激怒大众的危险。然而，大规模的出口量已逐渐缩减。

在美国，部分机构开始改而使用塑料复制品，但人工替代品并不理想。哈佛医学院负责解剖课程备用品的萨穆尔?肯尼迪（Samuel Kennedy）说：“塑料模型是单一标本的复制品，缺乏真正人骨结构会有的差异。”接受复制品训练的学生永远无法看到这些差异，此外，模型也无法达到完全的精确。肯尼迪继续说：“制模过程捕捉不到实际标本的细节。但在颅骨的研究中，细节尤其重要。”
    在美国地区，基尔戈国际公司等大型交易商，在当年进口人骨仍是合法的时代大赚了一笔，现在全都在制作及贩卖复制品。现正经营父亲创办的公司的克雷格?基尔戈说：“我父亲会宁愿不择手段，也要重回人骨生意这行。他患有弱视，但还是会亲自到办公室来，只要他觉得某人有助于人骨的重新供应，不管对方是谁，不管对方在地球上哪个地方，他都会写信过去。”
    而其中部分的信函甚至送达难以预料的发源地。在禁令颁布不久后，他试图在非洲大陆饥荒肆虐的地区找出人骨的潜在新来源，当时一名尼日利亚的人骨贩子告诉他，有一整个仓库的人骨已准备出口，只要5万美元，就能握有无数人体组织的来源。唯一的问题在于，款项必须以现金送达，交款地点在拉哥斯（Lagos）。
    查尔斯?基尔戈年纪老迈，无法亲自前往，便派儿子克雷格搭飞机前往尼日利亚，在希尔顿大饭店跟交易商会面。联络人说服克雷格一起进了车子，前往拉哥斯市的郊外，丛林旁废弃的仓库区。他回忆道：“要是进了那座丛林，有可能再也出不来了。”
    就因为担心会是陷阱，克雷格开始刻意用错误的名称来称呼那些他感兴趣的骨头部位，而那几位分销商竟然没有纠正他。也正因此，他察觉到有危险，便改口说服那些假贩子，说钱放在另一个地点，他们必须让他在那里下车，这样他才可以取款。等到那些人离开他的视线范围，他立刻坐上出租车，奔往机场，搭下一班飞机离开。之后，即使基尔戈和其他几个美国国内的骨骼进口商搜遍了全世界，想找出新的人骨来源，也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个产业发生了巨幅衰退。
    克雷格的父亲死于1995年，没能活着见到这一贸易重新兴起。杨氏兄弟公司的总部位于隐秘的巷子里，夹在加尔各答城内最大的一座墓园以及最繁忙的一家医院之间，外观不像是数一数二的人骨分销公司，比较像是废弃的仓库。生锈的大门看起来像是上锁后就遭人遗忘十年之久，入口的上方，公司招牌的油漆均已剥落。
    这里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前任加尔各答卫生局局长兼西孟加拉邦在野党领袖贾维德?艾哈迈德?可汗（Javed Ahmed Khan）表示，2001年，这栋建筑物里的活动很热络。当时，邻居都在抱怨杨氏兄弟公司的办公室充斥着尸臭味，大堆的骨头放置在屋顶上晒干。可汗的个性半是铁面无私的艾略特?奈斯①，半是正义凛然的拉夫?奈德②。他是那种对警察的毫无作为感到不耐，也乐于自行执法的政治人物，有时会采取暴力手段，甚至因数起事件而锒铛入狱，以2007年为例，医学院的某位医生被控强暴可汗的选民，可汗因而攻击了这个医生。
    在2001年，当警方拒绝起诉杨氏兄弟公司时，可汗便率领一群恶徒，挥舞竹棒，直接袭击杨氏兄弟公司。场面有如19世纪英美两国民间动用私刑的情景。而可汗的袭击行动也激得警方不得不逮捕杨氏兄弟公司的老板维纳什?亚伦（Vinesh Aron）。不过亚伦只在牢里待了两夜，就跟毕斯瓦兹一样未经起诉，立即被释放。
    “有两个房间装满人骨。”可汗回忆道。总共动用了五辆卡车才把人骨全都载走。他还夺取了数千份文件，其中包括开给世界各地公司的发票。他说：“他们把货品送往泰国、巴西、欧洲、美国。”
    出口禁令实施16年后，像是法律未曾生效过似的，我在废弃船坞的后室里与可汗会晤。他将我介绍给一位年轻女人，她戴着色彩丰富的头巾，曾在1999年至2001年期间，担任杨氏兄弟公司的事务员。她说：“我们以前经常依照世界各地的订单出货，向毕斯瓦兹购买人骨。我看过的尸体超过5000具。”她要求匿名，以免遭到报复。杨氏兄弟公司每个月会从国外收到约15000美元的款项，她还告诉我，毕斯瓦兹经营的人骨工厂不过是众多工厂之一，还有其他的供货商和工厂遍布于西孟加拉邦各地。

　今日，杨氏兄弟公司屋顶上没有人骨。我在此地四处查探了一小时左右，还访问了附近的邻居，此时一辆白色箱型车停在公司建筑物旁，一名穿着粉红格子衬衫的男子踏出车门，轻快走向房子侧门，他敲门说：“我是维纳什?亚伦。”
    亚伦看见我在喀嚓喀嚓拍相片，于是更使劲敲门，但门内的助理开不了锁。我努力想在短时间内丢出一个问题问他，没等我想出来，翻译已经硬把麦克风塞到他的面前，问他是不是还把人骨运往西方国家。亚伦似乎乱了分寸，脱口而出：“那场官司我们赢了！”接着大门嘎的一声开了，他迅速溜进了门内，在我的面前重重摔上门。
    在后续的电话访谈里，亚伦说他现在卖的是医用模型和图表，不卖人骨。然而，一个月后，我与某个手术器械用品厂商见了面，对方自称是亚伦的姻亲，还说杨氏兄弟公司是印度唯一的人骨分销商。他那间位于金奈的小店，柜台后方摆了几个纸箱，里头装满了罕见的人骨。他从其中一个纸箱里，拿出一个拳头大小的胎儿颅骨，并露出微笑，好像他手里握着的是稀有的宝石。他说：“在印度，就只有亚伦还做这门生意，就只有他有那个胆量。”然后，他说可以帮我挖人骨，只收1000卢比（相当于25美元）。
    2006年至2007年间，杨氏兄弟公司的产品名录上特别告知顾客，公司一律遵守法律行事，还分门别类列出人骨，标出零售价格，并注明“仅在印度境内销售”。然而，不知怎的，印度的骨骼还是能运到国外。
    在加拿大，奥斯塔国际公司（Osta International）向美国与欧洲各地贩卖人骨。该公司已经营40年之久，号称可立即订货，立即出货。克里斯汀?鲁迪格（Christian Ruediger）表示：“我们的业务量约有一半都在美国。”他与父亲汉斯共同经营公司。
    鲁迪格承认，该公司贮备了来自印度的人骨，可能是违反出口法，从印度走私出口的。那些人骨是他是多年前从巴黎某家分销商手中取得的，不过，2001年，供应来源消失了，大约就是可汗袭击杨氏兄弟公司之时。此后，他就一直向新加坡的中间人购买存货。鲁迪格拒绝透露对方姓名，他说：“我们希望能保持低调。”

　我在调查期间访谈了三十家左右的机构，当中只有少数几家机构承认过去几年有购买人骨，但他们一律拒绝透露供应来源，也希望我不要公开细节。不过，奥斯塔这个名称被提及两次之多。某位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颇具名望的大学任职教授也表示：“我向奥斯塔公司购买过一副完整的人骨，还有一个已切割的展示用人类颅骨，两个都很完美。”
    奥斯塔公司的另一位顾客是一家叫做丹斯普莱?林恩（Dentsply Rinn）的公司，该公司提供塑料模型头，内含真正颅骨，这是用来训练牙医的。营销经理金柏莉?布朗（Kimberly Brown）表示：“采购人骨十分困难。本公司规定颅骨必须合乎某种大小与等级，不能有某些解剖学上的缺陷。但是，我们对于来源却没有规定。”颅骨在英美两国是畅销商品。
    不过，其实印度当局对于人骨的来源也漠不关心。虽然国际人骨贸易违反了印度出口法以及当地禁止亵渎坟墓的法令，但是印度官员却假装没看见。西孟加拉邦副总警长拉吉夫?库马（Rajeev Kumar）表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杀人。”警方之所以会开始注意毕斯瓦兹，单纯只是因为几位重要人士的尸体失踪的关系。他又说：“警方是根据社会大众施加的压力大小来执法的，人们认为这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大家都认为医界研究人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其实必须事先告知死者，获得同意后才能研究对方的人骨，人们对这点却没有定论。印度人骨贸易的再度兴起，反映了这种需求间的矛盾。人骨的供应主要源自刚死亡的死者，然而从贫民窟居民身上活体摘取肾脏这个更危险的行当，也只不过是印度古老陋习的现代版罢了。
    同一时间，加尔各答的人骨工厂也开始重新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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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飞

穷人为了吃饭，只能损失他们的器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