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中,刘少奇针对毛泽东“三面红旗”的讲话令毛泽东猝不及防,只好请来林彪救驾,并最终引发了毛刘两人的矛盾冲突。七千人大会后,虽然大饥荒问题得到缓解,而毛泽东却谋划着如何复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主持土地改革运动,并曾组织七千人大会、领导中央经济改革,任国家主席,一度被认为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后来他反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被毛认为会威胁到自己的领导地位。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将刘少奇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其后逝世。1980年,中共为刘少奇全面平反并恢复其一切名誉。
大跃进开始时,刘少奇虽然不满,行动上仍随波逐流。当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彭德怀在庐山大声疾唿时,刚当上了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没有跟彭站在一起。
但刘少奇心里越来越不安。到一九六一年初,他知道全国已饿死了三千万人。这年四、五月间,他回到湖南老家去视察。故乡行使他亲眼目睹人民的极度苦难,给了刘少奇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下决心要设法制止毛。
回乡期间刘少奇去探望他的姐姐。姐姐早年出嫁的家庭在共产党掌权后算作“地主”,是“阶级敌人”。她偶尔给刘写信讲到艰难的生活,刘回信给她讲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如今他带来的是更人情味的东西:五斤大米、两斤饼干、两斤糖果、九只咸蛋、一瓶猪油。他看到姐姐躺在床上满脸泛黄,昏暗的眼睛充满泪水,死灰色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说不出话来。她挨饿受冻患了病,卧床不起已经有好些日子了。
刘少奇问起姐夫,姐姐双手捂着脸,呜呜地痛哭起来。她的丈夫刚死去,原因是吃了半块女儿像宝贝一样留给他的糠粑粑,饿瘪的肠胃无法消化,活活憋死。没有医生可看,没有医院可去,人死在青筋暴起,大汗淋漓的痛苦翻滚中。
这位姐夫曾在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以后,给刘写过一封信,讲了村民们饿肚子的真实情况。信被截下来,他被扣上“破坏大跃进”的帽子受批斗,被绑在水塘边的树上任北风撕打,快要冻昏过去时才放回家。
刘少奇走了一路,一路都听到这样的故事,看到令人心碎的景象。他看得出人民痛恨共产党,痛恨他本人。在他家老屋旁的电线杆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用木炭写了五个大字:“打倒刘少奇!”这个孩子的家里一年饿死了六口人,母亲死后他抱着嗷嗷待哺的弟弟到处找人喂奶,弟弟在他怀里断气。那时候“写反动标语”要当作反革命处理。刘少奇叫当地干部不要抓他,说这“可以理解,不要怪他”。
刘还下令地方当局不得惩罚“偷”食物的农民,说:“社员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这等于说共产党政权对老百姓像强盗一样,刘少奇的痛心疾首可见一斑。
他甚至公开向老百姓道歉,临别时对村民说:“四十年没有回过家乡了,没想到父老乡亲们今天的生活这么苦,没想到解放十多年了家乡还是这么贫困……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各位父老乡亲呀……”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低低地向大家鞠了一躬。
回到北京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秋收在即,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再上庐山,决定徵粮数字。
毛的其他同事劝他改变政策。周恩来到河北老根据地视察回来后对毛说:“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毛听了烦得要死。在庐山上,有一次周恩来发言,毛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甚至在中央警卫团里,在那些保卫毛的人中,对他都是怨声载道。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一九六一年初给毛的〈关于中央警卫团的思想情况的报告〉说:“战士董方会说:“毛主席住在北京,知道不知道农民生活?粮食打那么多都到哪里去了?”战士许国乱说:“叫人们吃菜是不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中南海修建工人每月六十斤粮食还没劲呢,农民光吃菜和白薯,吃不到粮食。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战士张立臣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吃的连狗都不如,过去狗还能吃到糠和粮食,现在人饿得没劲,小猪饿得站不起来。社员反映说:毛主席是不是叫我们饿死。””中央警卫团因此受到狠狠的清洗。
近在眼前的威胁是在党代表大会上被选掉,或者落到有职无权的地步。最了解毛的林彪在笔记里写道:“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一九六一年九月,照党章规定中共应该开“九大”。毛得尽一切努力避免“九大”。
早在一九五九年,毛已经感到中共高层对他政策的强烈不满。他在四月的讲话提纲里写道:“如果你们不投我的票了,拉倒。”随后的大饥荒强烈地震撼了中共干部,有代表性的是安徽一九六一年元月开的五级干部扩大会。“会上讲话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他们在吐(冤)气时,百分之百的悲痛流泪。会场上看到他们哭,特别是大量人口死亡的情景,都十分沉痛。绝大部分同志都被感动得心痛流泪多次。有不少人自上午诉苦开始,到下午七点钟散会终止,眼泪都没有干过,尤其是妇女,哭得更厉害。”
中共干部和他们的家庭都得勒紧裤带,一人一个月二十来斤粮、几两油、一点点肉。在中南海的红墙内,刘少奇的身边工作人员因为吃不饱饭,把花园和草坪改成了菜地。饥饿使毛的干部们几乎人人都渴望改变政策。
毛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头上,说问题的原因是“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他又怪罪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他还说中国发生了“特大的天灾”。根据气象记录,大饥荒的几年不但没有全国性的天灾,天气还比一般年景好。干部们对全面情况不了解,毛的嫁祸于人还能骗些人。但是,看到全国人人都在饿肚子,大批饿死人,干部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党总是有点什么问题。
为了唤起对他本人的好感,毛向全党宣布他要“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的确,在一个短时间内他不吃肉了,但他在吃鱼,毛最喜欢吃鱼。在大饥荒期间,他还对以肉食为主的西餐发生了兴趣。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毛身边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精心制定了一份西餐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鱼、虾、鸡、鸭、猪肉、羊肉、牛肉。
鱼虾类列有:“蒸鱼布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菜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鸡类包括:“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猪肉类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嵴、炸猪排、熘猪排、法国猪排、义式奶猪”等等。至于牛羊肉,毛不是很喜欢,但也有不少品种:“羊肉串、烤羊腿、烤马肉、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
毛身边工作人员看得到毛在吃什么,他们自己和家人吃的又是什么。毛对他们说他的好东西都是“人民给我的待遇”,别人“没有权利”享用。毛的管家偷偷拿了点毛的食品回家,发现后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从此杳无音信。
由于资讯封锁,人们根本不了解毛的真实生活。他的女儿李讷那时在大学住校,在学校里跟大家一样饿肚子。毛很高兴她这样,他要的就是人们看到他的女儿也在挨饿。李讷周末回家可以吃到好东西。一次她从家里带了点回学校,毛知道后说“影响不好”,火气上来还拍了桌子。毛要人们以为他在跟大家共患难。结果,李讷一九六○年得了浮肿病,月经也停了,第二年干脆休学待在家里。
但即使毛制造了个“共患难”的形象,又能怎么样?那也填不饱肚子啊。人们饿得太惨了,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也没有。比方说,肥皂成了稀罕物件,因为造肥皂用的油类都出口去了。毛发议论说:“可以不造肥皂嘛,我可以一辈子不用肥皂嘛!”当上面传达说毛如何“艰苦朴素”、不用肥皂时,有的干部背地里反唇相讥:“他当然不用,他什么事也不干!”还有些相当高级的干部甚至彼此议论:“他怎么不死嘛!他死了别人好工作嘛!”毛对众人的反感有所风闻,女儿娇娇去给杨开慧扫墓时,听见人们咒骂毛,回来告诉了毛。毛也知道有人在说:“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
受软禁的彭德怀一九六一年十月被允许回乡一次。从地方干部到普通村民都听说他为老百姓仗义执言受了罪,给了他英雄般的欢迎。一两千人涌到他下榻的老屋来看他,有的拖着半饥半饱的身子走了一百多公里路。人们跟他有说不完的话,彭德怀天天不停地讲,嗓子都讲哑了。
如果这时候按党章规定召开“九大”,毛有可能会被选掉。文革中“四人帮”之一张春桥道明了毛的担心:“想想多可怕,如果运动(文革)前召开“九大”,很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
干部们纷纷要求召开党代会,讨论这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毛泽东决定“九大”“不开了”。他想了个主意,开一个不存在选举问题的大会。全国各部委、省市、地县、大厂矿,都派第一、二把手等几个人来北京开会。
这就是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中共党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因为大饥荒就是在会后停止的。可是人们至今不知道,这一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刘少奇在会上对毛搞“突然袭击”。
毛召开七千人大会,完全没有改变政策的意思。他在提议开会的时候指鹿为马地说:“现在不是没有东西(指农产品),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毛还说一九六二年要大抓一年,各方面都要“跃进”。毛想让大会像橡皮图章一样认可他的政策,逼代表们回去后继续横徵暴敛。
毛照老办法把参加会议的人按行政大区分成小组,由大区的第一书记掌握,使代表们在顶头上司面前不敢乱说话。一月十一日大会开始那天,没有开全体会议宣布开幕,代表们每人领到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报告》,要他们在小组内学习讨论。毛这是在给大会定调子。报告说:“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报告提到“缺点和错误”,但具体是什么?责任何在,非常含煳。
代表们得到通知,只能讲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有人给省委提了意见,被一棒子打回来,叫他们“发言要端正”。正如一位勇敢的代表给毛和中央写信说的:开会就是“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磨时间毛很中意。会场设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与中南海遥遥相望。毛在那里有间套房,照他一贯的保密作风叫“一一八”。每天毛躺在大床上,由女伴陪着翻看大会简报,看各组人都说了些什么。他的计划是一月二十七日来个仅此一次的全体会议,由刘少奇念讨论后的《书面报告》,然后宣布大会结束。这个过场一走,他的政策,过去的、未来的,还有他本人,就等于被大会集体认可。
一月二十七日,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天的全体会议上,一向谨慎小心的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对着七千名中共政权骨干,讲了一番跟《书面报告》迥然不同的话。刘说,形势不好,“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刘又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他甚至暗示要重新考虑毛的治国方针:“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毛泽东一贯把他制造的灾难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刘少奇直接针对毛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毛马上插话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地区不少。刘反驳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