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克 飞 于 2013-4-14 14:55 编辑
现代医学不是为保健而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西医对中医不了解也不理解,那是因为文化基础的不同,哲学背景迥异。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虽然给西方带来现代科技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但是,也带来了市场医学这个恶魔。这也许就是上天给市场社会的报应。不过,民主制度天生有一种纠错机制,它都时时在启动,不断地会对这个恶魔实施制动。现代医学顶着科学的牌子,它在我国说一不二唯我独尊的独裁统治也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现在,医疗界上层对现代医学医疗体系和疗法药害的批判已然开始。门德尔松医学博士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警告人们:“实际上,我们大家正处于一种危险境地,90%以上的毫无用处的现代医学正在处心积虑地想杀死我们!”美国人很富裕,花得起大钱治病,但医疗对他们来说,却是一种危险。所以,近一个世纪以来,源于医疗药害导致的“并发症”,成为大量病人致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 西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不再寻求现代医疗而转向自然疗法。“当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30%以上的美国人采用选择性医学(即自然疗法)治疗,创造了一个几亿美元的市场时,医学界才大吃一惊。进一步研究表明,公众对选择性医学的兴趣正在增加而不是下降。”(《医学史》页[美]洛伊斯·Z.玛格纳著,358-3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可以这么认为,西方人民由于他们的文化从一开始,就给医疗装上了“刹车板”,省得控制不了。 现在的这种趋势,已使西方制药业预感可能会失去西方市场,因而他们把重心转移到东方有着众多人口的中国,同时他们看中了中国的这种专制的政经一体制度和迷信权力等于真理的庞大人口。他们组织了政医结合得更紧密的医疗体制,这是个最好的保护伞和推销部。君不见,我国平均输液超世界各国平均数的8倍。假设这种做法对我们的健康没有影响,人们只损失一些钱财,还可以容忍。然而,它却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和每一家庭的幸福命运。君不见,常常吃感冒药的孩子就常常感冒;常常打抗生素的孩子则常生病。母亲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孩子? 现代医学否认生命的自愈能力
这百年里,我们大量的医疗费不仅源源不断地注入了美国制药公司的钱库,还把许多很有作为的生命送进坟墓,同时使我们民族的年轻后代本就健康的生命,遭受抗生素、激素的污染。如今长大成人的青壮年们,总是因“亚健康”活得不舒服;他们的后代,由于化学药品的污染而失去童年的活泼天性。我国的政治体制没办法建构像西方一样的医疗“刹车板”,现在孩子药物污染的情况比西方严重得多。靠着比西方替代性疗法医生还少得多的纯正中医实施可怜的制动,一旦有人提倡养生保健治未病,还必须面对强大的“良心拍卖行”的群体的攻击。这还像中国人干的中国事吗? 大概在七八年前,我在老年大学讲课,题目是《人体里有个自愈医院》,一个从卫生局退休的局长听后发牢骚说:“按潘德孚的讲法医院都不要办了!”弄得这个班主任再也不敢请我讲课了。我说人的生命有自愈能力并没有错,错的是我说的这些真话一旦广泛传播必然损及他的利益收获面。温州到底有几个卫生局退休局长没参与药械公司商业操作,或者没在民营医院、诊所领有股份的?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现象,说好听,叫利益保护伞。说难听点,就是良心拍卖行。你卖药管卖药,连别人讲课的内容也管起来,这算哪门子邪道? 通过上面的事例我们就很容易想通,为什么中国人的后代会受到西方化学药品的大量污染,以致卫生部不得不向这次的两会保证,在五年内,把抗生素从现在使用量的96%,减到3%。大家知道,保证是一回事,做到做不到又是另一回事。这个靠大量倾销以抗生素、激素为治病主药的利益集团会愿意放下“屠刀”吗?实际问题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医院和医生要靠这三素一汤(抗生素维生素激素+葡萄糖)才能维持生活有饭吃是最要紧的,别人的健康不健康与他们没什么关系。 “打通任督”是解除“看病贵,看病难”的最佳方法
舆论界在广泛宣传“看病难,看病贵”,照理说,“打通任督”养生保健不用上医院看病,不就从根子上解决了“难与贵”的老大难问题吗?这本应该被认为是一件大好事,刘维忠不是在有计划、有步骤、有实际行动方针来解决这个困难吗?中国如果都出这样的厅长,中国的医院里就不会如此连续不断地出现杀医事件了。我认为,应该让刘维忠去当卫生部部长才是。大多数人没看出“看病难,看病贵”实际是医药利益集团放出的迷雾,目的是把医改导向服务于他们的利益。既然“看病难,看病责”,为什么民营医院仍然是门庭冷落,还需要大做广告大争生意。温州某协会有一个集体诊所,被蒲田人承包。由于卫生部门卡着不让做广告,结果蒲田人白亏了30万元的承包费。 医改把目标指向市场化,要办更多的民营医院,让它们的冷落去衬托大医院的热闹,不是更可以说明现代医学受人们“欢迎”的状态吗?冷落的民营医院只能用抬高价格来赚病人的钱,大医院因排队排得热闹,则更可以自由决定其诊疗费用,反正,物价部门也管不了它。这叫做“一石三鸟”,寓意有谁知? 照理说,对付“看病贵,看病难”不应该是扩大医疗的“享受”面,而是要求提高医疗的治愈率。这一点,无论你医院开得多大,都没办法实现。因为,决定治愈率的不是医院的大小,设备的多少,医生的级别,而是制药公司的研制方针。麦克塔格特说:“如果某个药物公司只是发明一种快速治愈的药物,而不是终身的‘维持’治疗,那么它将很快破产。”西医医生自己不会制药,说穿了,无论哪个科室,无论是普通医生或名牌主任,他们都只是个卖药的,而不是治病的。要想治好病人,让他们不再上门,可以认为,现代医院的内科永远做不到。 “打通任督”展示中医维护健康的无穷魅力
中医主张养生治未病,不是靠打针防疫。因为,实践证明很多没病的孩子给预防针打出病来,甚至导致死亡,岂不适得其反?而学习推广中医的养生保健方法,绝无此弊。中医曾经创造了很多的气功保健方法,“打通任督”只是其中的一种。不过,把这种导引法让学习者用最短的时间学会,则属李先生独创。甘肃省卫生厅长刘维忠为甘肃太穷,交不起医疗费用,因而倡导“打通任督”养生保健。人民健康了,就不会生病,不需要去医院排队,医疗费用省了不算,医疗纠纷也少了(也就不需要设警卫室了)。这种以不变(保健康)应万变(防生病)的根治“看病难,看病贵”的做法,可谓全国领先。 可是,这举措引来了舆论界的众多反对之声。所好,官至卫生厅长,以卫生厅出面决策,等于立法一样,必然有省级领导的支持,后台硬挺。因此,卫生部也只能表态支持。我始终认为卫生部长陈竺,即使他个人很支持,还是顶不过手下的一帮子靠西医药获利的“集团军”。这才有如此凶狠的舆论,以及一波接着一波的泼向刘维忠的那些肮脏水。可见这个医疗利益“集团军”营私的能量之厉害,不是它的治病本领,而是这个专政体制下的政医一体。所以,政协委员冯世良才会在两会上提议“中医撤出国家医疗体制”,让中国人统统吃西药用支架去喂饱喂醉制药大佬。冯委员开了一个糖尿病医院,没治好一个糖尿病人,靠卖出大量的西药赚得眼睛发黑了,头脑发晕了,仍觉得不满足。因为,还有几个中医在治糖尿病,也确实能治好几个人。这不是糖尿病医院和他这个糖尿病“专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嘛,非除而净之而后患无穷矣! 西方医学的对抗医疗方法在我国大行其道,绝不是治病本领的高强,而是政医一体化的体制坚硬。西医的内科病理学几乎都还是假说,“自身中毒论”、“病灶感染论”、“免疫学说”、“癌症理论”、“艾滋病理论”等等,这些病,从开始到现在,它的治疗都没有成功的案例。例如给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注射卡介苗,名义是防治结核感染。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每个人的肺里,你不用注射也就存在着几百万的结核菌(《现代医疗批判》第26页)。可见,用卡介苗预防结核病只是一厢情愿的假说,却被卫生部当真地实施。西方上层科学界(微生物学)对HIV病毒是不是艾滋病的病因还在争论,我国的抗艾滋病疫苗却已在试制。而“打通任督”已经被实践证明不是假说,而是确确实实地对保健和防止化学药品的污染有无量功德,却被攻击为是滥用职权。全国只有极少数的克山病例(据说是因为缺碘)却让全国人都吃碘盐补碘,结果是“生产”出千百倍的甲状腺肿的病人。因此,外科医生忙了不算,割了甲状腺的,又必须终身服用优甲乐才能维持心跳的正常。诸如此类的现象,使你不能不赞叹这个政医一体组织的“完美”。唯一不妙的只是治病本事让人害怕而已。 现在争论的问题不在于甘肃的“打通任督”对甘肃人民的保健效益如何,而是这些为西医灭火的“消防队员”预感到中医养生的星星之火会因此打开缺口,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必将危及西医大本营的生存。这个经过一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政医一体体制,很可能会土崩瓦解。关键在于,中医只管养生保健,而不是赚多少利润。中医是个体化的,也只能个体化才能出真中医。因此,它不能结成利益联盟,更不能被政医一体化而继承医疗市场化的大统。复兴中医普及中医,只能够给平民百姓带来养生保健治未病,只能够给国家减轻亿万财政负担,但是不能给药械大佬和摩登医院创造天文数据的利润。这就是问题的癥结所在,亲爱的同胞,我们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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