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童年是一些并不连续的画面。
最早的一幅是一座夹在两山之间的大桥和桥上蠕动的汽车。
许多年以后跟妈妈讲起来,她说我那时大概一岁半左右,她和爸爸进城,把我留在山上疗养院我的一个伯伯那里;我记忆中的那座桥便是横跨在伊洛河上的龙门大桥,上面有陈毅亲笔题词的龙门两个大字,桥一边的山上是武则天时代开凿的龙门石窟,桥的另一边是诗人白居易长眠的香山——也是疗养院的所在地。
我出生在距离龙门石窟10公里的一个小山村。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年龄比我大的我估计不会超过5%。
我有两个哥哥,父母认为我原本应该是个女儿,可是接生婆不太争气,他们没有给父母带来惊喜。
我也从来没有为这个事情责备过自己。
我们那时候,社区的最小单位是生产队,比生产队大的是大队,大队的上级是公社,生活在这个公社里的大人叫社员。
社员要到地里去劳动,挣工分然后年底时候换粮食,就像我们上班打卡。
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跟着妈妈一起去地里上班了,摘棉花的时候我是被裹在小棉被里放在路边的。
这个大部分的时候是可以的,我可以晒晒太阳吹吹风。
有时候也会碰上大人往庄稼上喷撒农药,要是风向不对我的状况就有点像害虫了,好在我比他们抵抗力强,我的个头比他们大嘛——当然偶尔的咳嗽是难免的。
这些都是妈妈后来告诉我的,她记得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
长到三岁,我就可以自由的和邻家的孩子玩了。
我曾经很想参加哥哥领导的部队,后来终于放弃了——两岁的差别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代沟。
我同龄的孩子有不少,玩的东西还是有的。
泥巴是最简单,最经济的玩具,用粘土搀适量的水,揉一揉就成了泥巴;我们通常是把泥巴捏成碗的形状,站起来高高的举过头顶,然后用力把它反扣在水泥板上;随着一声爆破,碗底就会迸出一个大洞——当然操作不好的时候也有的,结果就是放了一个臭弾。
泥巴的用途当然不止这个,可以用刀把它们刻成手枪的形状,掰开一个半熟的柿子,像纱布一样的打磨,就能得到一把闪亮的高级军人配饰。
家乡人很少用木桶——听说那是江南人的特产,但是木桶的桶箍是很常见的——其实就是一个圆的铁圈,把硬铁丝的一端弯成U型,再折过来就成了推手,用推手可以推着桶箍到处走;要是不推,就把它挎在肩膀上,两手空空的男孩子街上是不常见的。
如果你读过蒲松龄的“狼”,你就知道麦垛是可以被狼掏空成一个洞的,我们也常这样做,不过不是为了从背后偷袭屠夫,那是冬天躲避寒冷的一个好去处。
小时候,我总觉得别人家的饭比我妈妈做的好吃,我喜欢到爷爷奶奶家里蹭饭,晚辈们送给他们好吃的东西我总是能最先吃到。
我喜欢到外婆家里去,他们家夏天有瓜果,冬天有花生,遗憾的是一年只有几次。
我也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有干妈,有干妈来给他们过生日,我是没有的,曾经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爸爸妈妈没有给我也找一个。
和西方人吃土豆一样,我们的主食是红薯,做法和土豆一样多,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肉和鸡蛋,还有不用掺杂粮的白面粉做的馒头——那是大队支书家里也未必常吃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时常感觉到很饿,大概是因为喜欢爬树的缘故吧。
爬树是我们每个孩子的强项,核桃树不好爬,它的皮光滑的像水泥电线杆,枣树我是可以轻易的爬上去的,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到枣树上鲜美的红枣,代价是有时候会不小心磨破了裤子,被大人批评是在所难免;下一次爬树前便先脱了裤子,磨破了皮总还有裤子遮着,但是大人们总还是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是因为我走路的样子不对吧,于是又是一通更严厉的批评。
总之,我眼中的大人们是很罗嗦的。
不记得我有没有打碎过家里的搪瓷碗,我喜欢把碗放在桌子的边缘,妈妈总是先说我一顿,然后把碗放到桌子的中间;尽管不能反抗,但是我是很清楚的,即使把碗的一小半露在桌缘的外面,它也决计不会掉下来。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常常谈论文革,我不记得我参加过批斗大会,我知道大人们他们去,会场就在我们村里的打谷场上,我那时一直错误的以为邓小平之类的人就在会场上。
还记得那时小朋友们到处传唱的一首歌谣,“我有一面旗,打倒刘少奇,我有一杆枪,保卫党中央(后来被改成打倒四人帮),我有一根绳,捆住邓小平。”
我是从小红宝书和像章上认识的毛主席,从爸爸带给我的一本彩色小图画书上认识的北京,还有长安街上长长的公交车,神秘的北京是我心中延续了十几年的梦想。
毛主席去世的那年秋天,我被爸爸逼着上了小学,从此告别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开始了漫长的求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