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鐵靴和市場的拳頭 ——評零八憲章 劉宇凡 去年11月,數十位著名華人知識分子發起08憲章,呼籲中國政府尊重基本的公民權利和民主權利。不久,核心發起人劉曉波被逮捕,並在拘留了七個月之後,前兩天被當局正式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被逮捕。 另一方面,最近幾天,根據烏有之鄉網站的消息,鄭州兩位工人,分別是葛麗英、宋英,因今年清明節於鄭州紫荊山廣場毛澤東塑像前紀念毛澤東主席,而被鄭州公安局以擾亂公共秩序罪拘留。 劉曉波和葛麗英、宋英兩案性質相同 我們響應許多人的呼籲,要求當局釋放劉曉波,因為這明顯是以言入罪。我們也響應個別人士在烏有之鄉上發表的呼籲,要求釋放葛麗英和宋英。 任何人都不應只因他們的言論或者紀念行為而被逮捕和起訴。我們應該譴責當局這種打壓。我們聲援劉曉波或者葛、宋兩位,不等於我們完全同意零八憲章的整個立場,也不等於完全同意葛宋兩位對毛澤東的評價。但是這不妨礙我們聲討當局對于言論自由的任何打壓。無論是信奉自由主義,還是信奉真正的社會主義,都應該這樣看。 自由派與強國派相煎何急 可悲的是,中國兩個主要思想流派即自由派和強國派,他們一般都只願意聲援屬於自己流派的被捕者,而對於敵對流派的被捕者,往往報以沉默,甚而是默許,更離譜的就是落井下石。劉案和葛宋案也是這樣。在葛宋案上,似乎只有胡星斗這位自由派多少講了反對當局迫害葛宋的話,只是不忘加上「對於不明真相的群眾和絕望中的弱勢群體,只要不搞邪教般的集體瘋狂,都應予以寬容」的條件。問題是什麼叫「邪教般的集體瘋狂」。在自由派的眼中,文革固是「邪教般的集體瘋狂」,但由於他們往往同樣敵視勞動群眾的反抗運動,所以工農運動會不會也被他們當作「邪教般的集體瘋狂」,實在難說。另一方面,強國派一直以來對於劉的被捕不僅保持沉默,而且其中許多文章甚至隱晦支持當局的鎮壓行動。這令人不安,特別是當許多毛主義者自己都經常受到當局鎮壓的時候。相比之下,有些強國派在這個方面比較自由派做得更為過份。 強國派的辯解是劉曉波等人的零八憲章已經屬於「敵我矛盾」。奚兆永在烏有之鄉的文章(同類文章其實很多)指責「『零八憲章』的炮製者…反對對敵人實行專政,…反對改革開放以後所進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包括六四政治風波和取締法輪功的行動。…他們是站在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對勢力一邊的,其目的是為了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有的由憲法所規定的各種『基本制度架構』,而妄圖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制度架構”取而代之。… 必須指出,『零八憲章』的炮製者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其目的妄圖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他們的罪惡行動已經觸犯了刑律。…應該給以嚴厲的法律制裁。」[1] 馬克思論言論自由 奚兆永說劉曉波等人「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制度架構』」。即使劉曉波有復辟資本主義的主張,但是看不出他有什麼具體行為是在直接策劃著顛覆的。奚根本是混淆行為與思想及言論自由的分別。他當然可以反駁說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承認「資產階級」的法律原則。那好吧,權當嚴分行為與言論就是「資產階級」的法律原則吧。但是,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真的全盤否定任何資產階級所發明的東西嗎?沒有的事。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歷史虛無主義,也不會當人民的思想是一張白紙,可以任由領袖去畫。馬克思主義應當繼承資產階級一切進步的東西。馬克思本人就是這樣。1842年,只有24歲的馬克思針對新修訂的書報檢查令發表了第一篇政論《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重申法律應區分思想言論與實際行為的界線,有力地捍衛出版自由。當時的書包檢查令禁止那些具有「感情衝動、激烈和狂妄而帶有有害的傾向」的作品。馬克思批評道: 「這樣一來,作者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義的犧牲品,遭到了涉嫌的制裁。追究傾向的法律,即沒有規定客觀標準的法律,是恐怖主義的法律;對於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爲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對象。我的行爲就是法律在處置我時所應依據的唯一的東西…。可是,追究傾向的法律不僅要懲罰我所做的,而且要懲罰我在行動以外所想的。所以,這種法律是對公民名譽的一種侮辱,是一種危害我的生存的法律。 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國家爲它的公民頒佈的法律,而是一個黨派用來對付另一個黨派的法律。追究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這是製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進統一的法律,而一切製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動的;這不是法律,而是特權。」[2] 奚兆永當然也可以說,人民內部可以有不同意見,但是劉曉波已經屬於敵我矛盾,應該接受法律制裁,所以他不應享有言論自由。問題是,誰來界定誰是敵人?如果一切由一個領袖或一個執政黨說了算,那就沒有客觀標準,就是以一個領袖或一個執政黨的意志為標準,而其法律就「不是國家爲它的公民頒佈的法律,而是一個黨派用來對付另一個黨派的法律」了。正因為一個黨把自己當成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所以它今天可以關押劉曉波這位自由派,明天也可以關押葛、宋兩位毛主義左派。在經歷過隨便拿個罪名就整人抓人殺人的歷史之後,還有像奚兆永那樣的所謂左派,繼續無條件地支持當局這樣作,實在令人遺憾。說不定,那個專政鐵錘有一天也要砸到你們頭上的。 我們支持劉曉波和葛、宋兩位享有言論自由,也支持零八憲章中堅持基本公民權利和民主權利的部分。這首先是因為,沒有這些基本權利,勞動群眾就無法捍衛自己最起碼的生存。強國派的最大錯誤,就是反對或者漠視這些基本權利。他們雖然有時也會對勞動人民的悲慘狀況略表同情,但是從來都不敢公開贊同勞動人民享有基本公民權利,特別是罷工權、工會權、自由競爭選等。這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最大的危險,不是貧富懸殊,不是權力與資本合作殘酷剝削勞動人民,不是憲法上的公民權利保障統統變成一紙空文,而是買辦階級聯合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中國,阻止中國崛起(連強國派也不敢說成是軍事侵略吧)。國難當前,當然要擁護國家反對帝國主義,而任何不配合這個主旋律的行為,例如基本公民權利,都應該讓路。最後的結論是:繼續擁護一黨專政!其實,他們根本斷錯症,下錯藥。今天中國的最大危險根本不是外國侵略,連經濟侵略也不是,而恰恰是內政徹底腐爛,就是權力和資本合謀共同殘酷剝削勞動人民和自然資源。而且,恢復資本主義的,不是別人,恰恰就是執政黨自己。強國派不去指責執政黨,反而指責自由派的書生「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才真正是放過閻王,專抓小鬼。再退一萬步講,即使外國經濟侵略是主要危險,也不用否定國民的基本公民權利吧。共產黨當年要求國民黨合作抗日,不也要求開放黨禁嗎?強國派無限誇大外國威脅,不過是客觀上為繼續擁護一黨專政張目而已。 主張土地私有化是坑害勞動群眾 不過,我們也要指出零八憲章一個明顯的缺點:它幾乎不提基本勞動權利,例如建立自主工會和集體談判權,一句也沒有。它提到罷工權利,但只是在「基本理念」中順帶談到。這種忽視勞動者權利不是偶然的,而是符合一般自由派的立場的。他們從來都不注意勞動人民的困境。所以零八憲章起草人對於二十年來可怕的兩極分化和財富集中,基本保持沉默。對於新興資產階級建設起監獄般的工廠制度,他們毫無批判。他們大談形式自由,這不錯,但是對於經濟平等,卻不置一詞。相反,他們毫不掩飾地為新興資產階級和官僚資本張目,主張更多的私有化。零八憲章第14點明確要求:「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晰產權歸屬和責任者;開展新土地運動,推進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很多人拿捷克的77憲章和零八憲章類比,其實不倫不類。77憲章從未作出私有化的呼籲。憲章反對中共的裙帶私有化,希望一個「起點公平」、「公平競爭」的私有化。我們不知道起草人如何做到。俄羅斯的私有化一開始也好像公平,政府向公民派發國企的股份券,隨後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資本主義市場的大魚吃小魚的邏輯必然導致這些股份券最後都跑到新富的口袋裡,而工人則連自己的儲蓄和職業保障都被犧牲掉。 爭取一個「公平的私有化」不過是新自由主義的教條。諷刺的是,憲章發起人在起草這一文件的時候,恰恰也是最大的市場失靈在全球範圍內爆發的時候。在這個時刻,英美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卻認為,已經大幅下跌的股價、房價、特別是銀行的股價,所有這些市場的價格既不公平也不公正,因此,它們花數以千億美元去阻止其進一步下跌。我們不妨做一個猜測,我們的憲章朋友如果當權會否也這樣做。 自由派不僅不能從過去學到任何東西,他們也表現出了非常不民主的立場,要求土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農地。他們就不首先問問農民自己怎麼看?根據李昌平的意見,他認為大多數農民都不想土地自由買賣。許多社會調查也證明這點。例如學者梅東海2005年對三縣九條村進行調查,他發現,「農民意識中對土地所有權的要求認同較高,73.4%的人認為『農民應該擁有耕地的所有權』。不過,如果僅據此就推出農民要求土地私有化尚顯武斷,因為調查中發現,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他們心中的所有權等同於獨立的使用權和完全的處理權。而且,農民並不支持土地買賣(見表9),這說明,農民並不真的要求土地私有化,但他們要求有更大的土地處理權是可以肯定的。」補充一句,表9說明,在受訪的237人當中,196人認為土地不可以自由買賣,只有28人認為可以。[3] 有一個民間法律諮詢團體做了一個小型的民工回鄉調查[4],發出問卷130份,收回有效問卷75份。其中包括調查村民對土地私有化的意見,也印證了上述的調查。64%受訪者不同意自由買賣承包地,而理由呢,有42%答「土地自由買賣造成兩級分化;回到舊社會」,32%答「土地是集體/國家的,不能買賣」,10%答「保持社會穩定」。 事實上,目前的土地制度已經公私兼顧,家庭承包制一方面確保土地所有權屬於村集體,另一方面又保障了農戶的土地使用權(包括宅基地)。農民也可以通過村委會集體處置土地的轉包或出售。雖然村委會經常被上級官吏控制,但是只要農民齊心,就有可能奪回村委會的控制權,並阻止官吏與農村新富侵吞土地。總之,在現有法律下,農民已經享有個人和集體處置土地的權利,而任何改動,都應該由農民通過自由選舉的村委會決定。這樣才符合民主原則。反之,如果自由派成功說服中共實行土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農田,其實等同推翻農民的民主權利,是反民主的,也是違反零八憲章所聲稱堅持的原則的。 兩派都害怕勞動者的運動 我們贊成政府要用公平價格收購農產品,反對通過低價搶劫農民必要的盈餘和現金。但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僅需要公平市場,而且需要政治的辦法。農產品的市場之所以充滿不公,正正因為農民完全被剝奪了基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力。在這方面,農民的狀況還不如工人:戶籍制度成為一種社會隔離主義,把農民同城市居民從身份上、從而在權利上,分隔開來,使農民不論到哪裡都只是二等公民。其次,他們在政治舞臺上連形式上的代表也沒有。工人,青年和婦女都各有自己的「群眾組織」,而官方工會的主席在政治局也有一席之位,可是農民連農會也沒有,不論是全國性的還是地方性的。農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居功至偉。然而60年來農民受剝削卻最深。如果他們要得到公平對待,不僅需要恢復基本的公民自由,而且還利用這些權利,組織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個21世紀的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並肩作戰。然而,這正是自由派和強國派都共同擔心甚至反對的東西,因為無論是新興資產階級還是官僚資本都恰恰是從剝奪工農的基本公民權利來成全對他們的剝削利益的。這也就解釋了何以他們公開敵視工農運動乃至任何社會運動。 憲章起草人雖然沒有明言,實際上都在迎合資本家的利益,視他們為聽眾。然而,他們幻想依靠的人,恰恰最沒有興趣支持憲章所要求的政治民主。對於這些新貴來說,工農真正得到民主權利是無論如何不能忍受的,即使這個民主制預先保證新貴們在經濟領域的剝削權利。試問,如果要保證他們的剝削權利,有誰比共產黨可靠?同樣道理,憲章要求私有化,雖然合乎資本家新貴的口味,但是,他們去直接遊說官僚繼續私有化,不是比聯署你們的零八憲章來得更為容易、更實際而且沒有風險嗎?所以,幻想中國的資本家新貴會支持民主運動,真正是緣木求魚。 中國的民主要依靠農民和工人,才有可能成功。而這就需要民主運動同工農的就業保障和經濟平等的運動結合起來。不過目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自由派會走這條路。但他們也就無可避免陷於一種困局:真正有潛力改變中國的勞動群眾,他們不想親近;而他們所努力追求的資本家新貴,又不需要他們的殷勤服務。 民主要凌駕於市場和國家 強國派譴責零八憲章是服務美帝國主義。這嚴重失實。雖然一些憲章起草人曾經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把美國布什政府描繪為民主與人權戰士,為布什的罪惡涂脂抹粉。這當然是一個污點。但是平情而論,起草人的親美歷史本身,同零八憲章沒有直接關係,除非它也含有親美內容。但是零八憲章沒有任何內容可以解釋為在政治上支持美國,而一些強國派動輒以親美反華的帽子扣到別人身上,不過是污蔑而已。 如果憲章有需要批評的地方,就是它迷信私有化和所謂自由市場,並且拿它們同代議民主掛鉤。這樣反而閹割民主,而不是促進它。因為促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等同讓金錢力量更肆無忌憚地剝削勞動者和自然環境,更肆無忌憚地腐蝕民主制。在已經實行代議制的國家,金權政治與賄賂無處不在,就說明這點。如果在前資本主義時期,即小商品生產為主的時期,那時候的市場的無形之手還算平等對待一切參與者,那麼,到了資本主義大生產時代,市場的無形之手已經變成拳頭,專門打擊反抗剝削的勞動者了。如果拳頭不夠力,資本家就求救於國家的鐵靴。中外如是。如果歐美工人生活比較好比較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有比較強的工運傳統,從社會底層一直到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多少限制了資本的剝削,也限制了國家的鐵靴。中國勞動者卻任由私人資本和國家官吏無限度剝削和壓迫。所以中國勞動者的任務就是通過自下而上的運動去爭得民主,去反制資本的剝削和國家的壓迫。自由派光批評國家的鐵靴,卻歌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強國派則相反。從勞動者的觀點看,兩派不止一樣錯,而且錯得一樣。表面上,一個要多一點(資本主義)市場,少一點國家干預,另一個就相反。其實,相反中也相成,因為大家都繼續支持剝削者,只不過又各為其主而已---是為私人資本呢還是為官僚資本。但不管是誰,都是剝削者,而市場和國家,也不過是他們的剝削手段而已。勞動人民需要市場,但是不需要資本主義的市場,不能讓金錢力量凌駕一切。我們也需要政府(至少暫時需要),但是政府必須實行真正的民主,也就是在尊重少數的前提下,讓多數人作主。勞動人民的出路,就是超越自由派與強國派那種虛假的二元論(國家還是市場),把市場和國家官吏都置於勞動人民的民主政府之下,實現真正的自由、民主和平等。 再回頭看眼前,我們雖然聲援被捕的劉曉波,但是並不覺得值得聯署零八憲章,除非它作出必要的修改。否則,勞動人民需要的是自己的憲章。這個憲章同零八憲章的差別是,把公民基本權利和政治民主權利,同勞動者權利以及基本社會保障聯繫起來,尤其是同實際推動社會運動聯繫起來。這才是勞動人民的出路。 2009年6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