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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成为一个异数
成为一个异数
http://blog.artintern.net/blogs/articleinfo/shideshide/13821
文/ 舒阳
陈光的生活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至少在中国当代艺术家中极为罕见。陈光本是河南一座小城中的一名喜爱绘画的普通中学生，通过画班接受过一定的美术基础训练。在中国学习美术的青年，大致都有同样的求学经历。由于向往新的个人生活，陈光未完全达到法定年龄就参了军。参军不久，即随部队参加镇压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后转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成为一名艺术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陈光一面教艺术考生习画，一面开始行为艺术的实践，成为1990年代末开始崭露头角的行为艺术家。随后几年陈光又以他个人的情感和性行为经历作为其行为艺术的实践方式，使其成为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最受争议的艺术家之一。
如果从暴露个人隐私和性行为的角度来讲，陈光后期的行为艺术还算不上多么极端，但绝对可以称作是一个少有的异数。在中国，成为异数绝对需要勇气。如果不知道陈光的作品和生活经历，单从举止颇为斯文甚至有点帅哥模样的陈光身上，几乎看不到有多少勇敢的痕迹。近期陈光创作的关于“**”的系列绘画作品，进一步挑开当下中国的言论禁区。陈光以艺术的方式对中国当代社会禁忌性话题的挑战不断升级，使人不能不对他关注有加。如果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陈光的上述表现并不会引起过分的关注。但是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人们，多少都会对陈光的上述表现感到震动。在一片言论肃杀的现状下，陈光有点像吃了豹子胆。陈光的作品能够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下我们被压抑的内心恐惧感有多么强烈。
从陈光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到他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异数的清晰轨迹。他曾经是一个满怀艺术梦想的少年，参军、立功也没有使他放弃艺术梦。他没有成为目前高等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牺牲品，毕业后所从事的艺术探索对这种教育体制的叛逆更加彻底。他以艺术的方式袒露个人的情感和性经历，这并不能使他变为一个娱乐新闻式的明星，反而会给他的生活增加困扰。陈光是一个异数，但并不是一个社会异端，因为他没有和社会对立起来。陈光的所作所为至少明确地传达了一点，艺术家在法制的前提下可以为自己的创作自由负责，可以依照个人的兴趣和意愿来自由创作。当代艺术如果不能够提供这样一个精神指标，它的价值就会变得非常可疑。
要知道在我们的时代，表现勇气常常要付出不小的代价。陈光截至目前为止，在勇气上已经获得了优越地位。在绘画成为一种牟利工具的今天，陈光以绘画的方式再现自己的行为艺术影像，使绘画的牟利行为变得有些尴尬。陈光的行为艺术绘画作品具有很高的技艺，如他的绘画作品《人种》。而行为艺术，又是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被妖魔化的最严重的艺术方式。陈光将这二者混合在一起，必定会使绘画收藏的投机者不知所措。陈光的绘画工作在此层面，一定程度上又是对当前艺术收藏机制的质疑。
在当代艺术领域，能够创造规则者是最大的赢家。因为唯有此，艺术才能体现个人的自由精神。陈光的艺术，试图在努力确立自己创作的游戏规则，从出发点上就占据了当代艺术的制高点。成为一个异数，至少会使游戏规则不再铁板一块。因此，不论将他的艺术作品视为其个人自我实现的策略，是哗众取宠抑或是边缘化的艺术方式，都无损于陈光的艺术创作所已经具有的地位。
2007年10月31日于厦门白鹭宾馆
陈光访谈：在怎样的激荡中断送自己
时间：2008年7月13日，下午五时
地点：北京通州
到部队里画画
舒（舒阳）：你能谈一下最开始学画的经历吗？
陈（陈光）：在我的老家河南商丘永城开始学习的画画，学习素描。最初画的是素描几何形体，大概九岁吧。我们当地的原来还叫县，现在改成市了。是县文化馆的一个美术老师教的，我不知道他是哪儿毕业的。
舒：他都教你一些什么？
陈：素描几何形体、静物水果之类的，大概在那学了两个暑假。其他上学的时间都在玩，学的很少。业余的时间我就不画那些东西了，画一些自己喜欢的插图之类的。一些英雄形象，董存瑞、黄继光。后来是自己一直在画，但没有再跟老师学了。我在学校里不爱学文化课，就是喜欢画画。
舒：那时有没有想到考学？
陈：没有。那时候除了画画、逃课之外，就是去河边钓鱼抓鱼、逮小鸟、爬树什么的。
舒：那后来怎么进行正规的美术教育的呢？
陈：进行正规的美术教育，我真正的把这个事情当一回事，应该是在当兵时。应该是 1988年初中毕业，然后上高中，高中第一年前半学期没有上完就去当兵去了。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差的，家里担心考不上大学。那时候我也有一种心理压力。在我们当地那里画画，也不知道能够干什么。小时候对军营有一个美好的印象，穿军装，绿色的军营。那时候我们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自己都有绿色的军装。正好那时我家有个亲戚在部队，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想去当兵。就这样一封信，我就去当兵了。
舒：那时候你有多大？当时在哪儿当的兵呢？
陈：我16岁吧，在北京军区65军。当时的想法是到部队里画画，就是能够在部队施展自己一点小才能。结果到部队后才发现，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部队是一个体能训练比较严格的一个地方，差不多前半年都是在军事训练。体能训练，每天五公里越野、爬障碍物、踢正步、爬山、野营拉练，天天如此。这种生活不可能去画画，但我还是挤了不少时间在周末画了很多速写、插图之类的。
舒：那当时怎么办呢？
陈：没有办法，但是我能把东西画得很像。部队战友、领导都知道，就让我给部队画了不少黑板报。在张北那个地方天气比较寒冷，带着手套画一些黑板报。画陆海空三军，写一些部队的条令和口号标语、军队纪律。
舒：你在部队待了几年？
陈：军龄应该很长，但是实际在部队待了一年半的时间。89年在北京参加完戒严后就离开部队了，前后算起来是一年半的时间。当时我在部队是野战军的身份，是个战士的身份。虽然我在兼画画的工作，也没明文我去干仕么。一个是给宣传股里画宣传海报，再者要协助放映员放电影、拍一些照片。但是其它的时间也要去训练.参加一些行动任务。包括1989年我到北京也是这样。
执行“戒严”的任务
舒：1989年主要是跟随戒严部队做什么？
陈：主要还是来执行“戒严”的任务，当时我在张家口被部队拉过来的。
舒：那是几月份？
陈：是5月份。4月20几号时我们就知道北京发生的情况，但是当时的情况不是很明朗。我在部队通过看报纸——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了解北京发生的情况。我们部队是4月20几号，在张家口西边非常荒凉的地方参加那里的一个演练任务。每年的春天，我们部队在那里都会有训练的任务。但是我们刚到哪个地方几天，就接到命令要马上回到原驻地去。我们连夜打理行李，被大卡车拉回到了原驻地。第二天早上就紧急集合，说要到北京执行任务。当时并没有戒严这么个概念，就是说北京的情况非常的危急，需要我们来稳定秩序。
舒：来到北京后情况是怎样的呢？
陈：来了之后，我们住在北京石景山一个部队的射击场，叫龙府射击场。我们是在五月初住到龙府射击场的，在那整整住了一个星期多。部队组织我们天天看报纸，然后在那里训练，原地待命，看外面发生的一些情况。这之后，到了5月20号，北京情况已经很乱了。部队接到命令，往天安门进发稳定北京的秩序。当时部队出了龙府射击场沿着古城大街到了古城和长安街交界处的时候，就被一些学生和群众给堵住了。天天演讲，给你讲北京发生的一些情况。所以部队没法往前走，被卡车里三层、外三层地拦住了去路。当时整整一个军，整个被陷到古城里面。在古城那条街上退又退不回去，往前又走不了，整个在那儿待了三天三夜的时间。
舒：那三天有吃的吗？
陈：没有吃的，部队本身没有吃的。我们自己随身带了些压缩的饼干，那些饼干一顿就吃完了，然后下面就没有吃的了。我们所有喝的水和吃的东西，都是当时的一些学生送过来的。那些都是某些单位捐助给老百姓和学生的，他们送给我们的，有方便面、面包和饮用水。还有一些饭店煮了很多面条，抬出来放到马路边上，当兵的排着队去吃。
舒：就是说当时还是有一些群众和学生给士兵送一些食品？
陈：对，送了一些食品。
舒：当时士兵和学生有没有冲突？
陈：没有，当时没有任何冲突。一开始学生和当兵的之间，还是有一种互相很戒备的那种心理。一开始距离我们很远，但他们只是在讲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北京很稳定，学生只是在要求民主、自由，反对贪污腐化”，很多学生站在卡车上给当兵的讲这些东西听。但是后来学生互相传递给军人一些在部队看不到的报纸看，但在地方上很正常的那种报纸。我们在部队，只能看到比如参考消息、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一些报纸和小道消息，包括传单什么的，这些学生拿着给当兵的看。慢慢的通过那几天学生和当兵的之间关系也很融洽，没有任何冲突。但学生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们不要到天安门那边去，那边没有问题，秩序非常好”。学生还搞的飞虎队来维持秩序。
舒：当时你接受学生的这些说法吗？
陈：嗯，我能接受。我觉得他们说的应该是这样的，我想很多士兵也都认可。那三天当兵的和学生之间保持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应该说是对峙的良好的状态。“你们当兵的不要往前走”，学生和北京市民唯一的要求就是这个。但这三天以来，可能上级有些领导担心我们。我们感觉和学生是正常的交流。于是古城街的上空盘旋着一架架的直升机往军队的卡车上撒传单，学生接到传单就都把它撕掉，不给军人看。因为也退不出去，必须和学生的高自联达成一致。部队派人和他们协商，要不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地方去吃、没地方睡。当时部队下了一个命令：吃饭要在卡车上面，上厕所必须六个人之上才能下车。我们白天在街头被太阳暴晒，北京的六月份晚上又特别凄冷。在那种的状态里，当时有些当兵的体能是受不了的。整个一条街全是绿色的军车在那儿，停得满满的，一眼望不到边。学生又整天在车缝隙里窜来窜去给你演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经过和学生协商要撤出古城街，在那天的晚上就撤出来了。我印象很深刻，撤出来时整个古城街马路两边的单位和居民楼里的市民，从楼上打出条幅欢送解放军撤出北京城。“北京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支持解放军，我们拥护解放军，你们回去吧，北京没有事情”。街道两边每一户人家和单位都出来欢送解放军，学生还依依不舍跟当兵的握手、欢呼、摆手，声势很浩大。我们又重新回到了龙府射击场，继续在那训练、学习、看报纸。在那待了有一个星期，部队也进行了一翻调整。6月2号我们65军集体发下便衣，有白衬衫和T恤。当时地铁也已经开通了，原来因为学生动乱把地铁给中断了嘛。这个时候当兵的就可以坐地铁从苹果园进入到天安门广场去，有的可能坐公交车。
舒：就这样进去的？大约什么时候进到广场里的？
陈：我们是6月3号上午出发的，要求是要在当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基本上都得进入天安门广场。
舒：进入天安门什么位置呢？
陈：进入人民大会堂里。当时我也换了便衣，但没有坐公交或坐地铁。因为我身体不好。我们指导员给我说：“你身体这么不好，怕中途被人认出来了”。对我不利，所以说让我押送部队的枪支。那些枪支都是新的，从来没用过的。把木头盒子打开，枪里头喂的都是黄油。把这些枪一支一支都放到一个挂有地方牌照的两厢的那种大公交车上，直码到窗户沿齐平的地方。前面就一个司机，后面就我一个人在那儿。我整个人坐在车窗子上面，因为下面全是枪。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爬在上面，头露出来。外边的人看，以为这车是空的呢。所以说从龙府射击场出来，一路没有任何拦截，直接开到人民大会堂后门去了。
舒：你是6月3号晚上到的吗？
陈：不是，我到的早，下午两点就到了。直接把车开进大会堂的后门，就开始往大会堂的二楼、三楼搬送枪支。这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着便衣的军人已经陆续的进来了。当时就是，只要是65军的左胳膊上都扎着白色毛巾。还有27军的，他们是右胳膊上扎着白色毛巾的。在四点的时候，这两个军都陆续进了大会堂了。部队开始清查人数，一班、一排到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的这么查。也有人没有到场，可能是在路上被发现，有些是受了伤赶到的。
东西长安街已经火光冲天
舒：当晚开始执行行动的时候，你自己亲眼所见所闻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陈：当天进去之后，并没有想到这个事情这么严重。就想着学生阻止你进来嘛，然后便衣进来了就可以了。我把枪卸完，然后部队在人民大会堂里集合。刚换完服装就去执行一项任务，就是像我一样，38军的一辆押送枪支弹药的车被困在西单，而且枪支弹药被学生和市民给抢走了。我们部队当时执行的是这么一个任务，就是去西单抢回那些流失的枪支弹药。从人民大会堂后门出去，墙外就是为亚运会而准备的停车场。因为在当天下午当兵的进入大会堂时，学生就已经知道消息了。所以在大会堂里，就能听到天安门广场四周学生的呼声越来越高。在那天下午就有一些学生用砖头和酒瓶子砸人民大会堂的玻璃，是一种疯狂的状态。傍晚的时候，电视台就播放了这个场景，而且还宣布学生这种行为是不法的暴乱行为。我们整一个师在出大会堂的西门时，就被学生和市民用卡车和公交车一层层地堵住了去路。几乎是十几排或二十几排的车横一趟、竖一趟的给拦截了去路，车上坐着全是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好像学生早就在那等着似的。像5月20几号那几天一样，前进不了，后又退不出去。所以在那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和学生也发生了一些冲突，学生和当兵的都有一些受伤。学生还在那儿不停地演讲，当兵的怕被冲开自己队伍，你抱着我、我抱着你，手腕着手。这时从大会堂墙外的亚运停车里扔来了很多砖头和酒瓶子，在当兵的头盔上噼里啪啦滚出去，有的当兵的脸上被砸出很多血。部队在人群中撕开一条缝隙把受伤的战士给抬回大会堂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晚上八、九点钟。学生依然一次次冲击大会堂，情绪非常激昂，他们知道解放军要管制天安门广场了。直到晚上十点左右，部队才和学生达成协议。学生让出一条路，当兵的又退回到大会堂里。
舒：是不是一直等到晚上清场？清场大概是几点种？
陈：对，是在凌晨。当时下来一个命令，军人必须在凌晨一点进入天安门广场。因为北京的郊区，住的都是等待戒严的部队。这时候，天安门广场广播里一遍遍播放北京市长陈希同的戒严命令。
舒：你们是从哪里开始清场的？
陈：当时也没有清场这个概念。就是在这之前几个小时里面，当兵的不停地接到戒严的命令，无数次戒严的命令。一会儿要出去了，一会儿又原地待命，反反复复无数次。当兵的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坐下来，都是站着等待命令。由于当时我的身体比较虚弱，加上摄影师要做录像的工作，指导员就让我带着部队里仅有的一台相机去拍照片。这时候，我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层、二层到处转着去拍照片，主要是拍当兵的在人民大会堂里面的情景。也通过窗户，往外拍了很多学生在外情绪比较高涨涌动的场景。大概在十二点左右的时候，当兵的都走出了人民大会堂的东门，一排排地站在那儿，没有任何声音。对面出去就是天安门广场，但是在待命的状态。我想后来的很多报纸和媒体也都报道了天安门发生的情况，官方也已经报道了。
舒：这是你看到的事实吗？
陈：我看到的有诸多种事实，我想更多地讲一些我看到的细节。比如说当兵的怎么在大会堂里生活的，比如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居住的帐篷和自由女神像怎么被装甲车推倒，然后被一堆堆地烧毁。学生的情况是很骚乱，非常慌张，骚动的状态。当时先进入广场的并不是当兵的，而是特种部队。当兵的都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站立着，一排排的，是一个对峙的状态。这时候军队和北京市政府也派出一些人和高自联的学生指挥部谈判，所以说这时候台湾的侯德健在广播里一次次地跟学生说：“我们撤离广场吧，我们没必要做出不必要的牺牲了”。这时候学生很慌乱，他们在一个个的帐篷里来回走动，情景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当时在拍照，我没有开枪。我身上背着枪，手里拿着相机。
舒：是不是当时下命令可以开枪？
陈：你怎么不问一些细节？比如当兵的是怎么生活的？当兵的都快死掉了。
舒：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你是不是还是认为当兵的受了很大的委屈？
陈：是自己的一个经历吧，但当时我的确认为我受了很大的委屈。最起码我当时没有饭吃，还要值勤，在烈日的暴晒下。
舒：清场开始以后，你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陈：我当时就是拿着照相机在拍一些东西。一开始在大会堂里面，后来又出去，在大会堂的台阶上来回的走动，以便看天安门当时的情况。此时学生在那个场景中特别的乱，状态很躁动。这个阶段首先进去的是特种部队，他们数量很多，我站得很高才能看到。他们在对帐篷逐一地清查，距离学生很近。首先跟学生接触比较近的，应该也是这一批人。同时，台湾的候德健也在广播中劝说学生撤离。中间又有大概半小时的停电时间，将近一个小时。很黑，当时什么也看不到。当兵的都是原地待命，端着枪，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站着。我拿着相机来回地走着。一个小时后灯亮了，这时就看到许多学生逐渐地走出帐篷，都往人民纪念碑周围聚集。学生当时唱着国际歌，逐渐地往外撤。在纪念碑周围的这个过程时间持续很长，大约是一个半小时，然后开始从东南角往外撤。此时的特种部队，仍然是在清查每一个帐篷。
舒：他们清查是把帐篷中的人赶出来？
陈；对，但是我离的距离很远。
舒：当时广场上学生有冲突吗？士兵和学生？
陈：大规模的冲突没有。最起码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也就是我们部队出来的这一块儿没有大规模的冲突。因为当兵的离学生毕竟有段距离，其实这会儿离学生最近的就是特种队。当兵的跟学生没太大规模的冲突，有冲突也是在学生撤退到广场的东南角时。
舒：当时你看到和听到什么啊？
陈：东西长安街到处都响起了枪声，周围已经打得很激烈了。很多装甲车已经集结到了天安门广场，此时东西长安街已经火光冲天。
舒：广场上有枪声吗？或者开枪的人？
陈：我周围的士兵是在冲着天上和地上开枪，但是枪声四处都有。
舒：当时的命令是什么呢？是对着天上和地上开枪？
陈：不，只要阻止你的人都可以。如果有阻止的人，后果自己付法律责任，命令就是这样。
舒：这个清场的行动大概到早晨什么时候？
陈：到凌晨三点半，那时候帐篷就基本清理完了。凌晨四点又下了一场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看到周围全是污水，黑色的。还有没有燃尽的灰烬，堆得像山一样，一堆一堆的。我就在周围拍照片，到处走动。看到比较多的就是学生的笔记本、自行车、衣物、生活用品、照相机等之类的物品，还有就是以前各个单位给学生捐的物品。
舒：清场的时候你有没有亲眼看到学生打士兵，打特种部队，或特种部队对他们？
陈：我看到有。
舒：就是学生打士兵？
陈：最近的地方没有发生，但是很远的地方有。
舒：有士兵对学生开枪，是吧？
陈：我没有看到开枪，但是我知道远处的地方是有冲突的。因为在很远的地方，能看到警察和武警拿着警棍在灯光下一闪一闪地和学生发生冲突。周围也有当兵的，至于开枪没开枪我不能说清楚。
舒：因为当时很混乱，是不是也很难判断是不是开枪没开枪？
陈：是，我也很难判断。我周围的士兵是在冲地上或天上开枪，火光四射的。因为这里没有发生冲突，士兵没有必要冲着人群开枪。
舒；你当时作为一个士兵你对学生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陈：感觉很突然，感觉结果不应该是这样的。
舒：现在呢？现在事情过去将近二十年了。
陈：现在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态，以为毕竟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我想很多当兵的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也没有明确的目的，也不知道当时是去干什么去的。即使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很多也是一个本能的反映，即使说遇到阻止是可以开枪的。有人说是士兵拿着枪冲着人群去打，我想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我很庆幸的是，我并没有看到直接拿着枪去对人群射击的情形。
舒：你现在有没有想，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避免这种冲突？
陈：我觉得如果方法得当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们沟通做得很好。
作品是跟人发生一种综合性信息
舒：这个事件之后，你的去向是什么样的？你自己？
陈：这个完了之后，我就离开了我的原部队。但是没有复员，去上学了，在部队的艺术院校。
舒：那个大概是什么时间开始去上学的？
陈：应该开始从1989年春天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现代艺术大展说起。当时北京还没有发生动乱，我在回老家的途中在北京转车，正好撞到了现代艺术大展。我也是误撞进去的，没有买门票。正好是美术馆里的枪击案发生，当时正封查这个展览。中国美术馆一楼、二楼到处乱糟糟的，艺术家都在那儿探讨艺术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当时我最直接的感觉，是艺术家都有一种激情和社会责任感。也许我看到的是一个皮毛，但这是导致我1989年以后决定去搞艺术的最直接原因，并因此而进入了艺术学院学习。
舒：这几年你创作了一些绘画，为什么重新转向了绘画的创作？
陈：前期是我对身体——包括对艺术的实验探索性的阶段。在前期的作品中那种兴奋点，都已经过去了。这时候又回到自身的状态里去寻找以前的生活体验，怀念以前过去的生活，如同我做《我的感情与性》一样的起点。现在的一批绘画，是这样的状态里产生的。用绘画的方式，来完成我以前经历的。画的大多是我的战友，就在1989年6月4日那个片段的经历。
舒：这个经历是不是意味着，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难忘却的经历？
陈：是这样。
舒：你重新画这些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一种新的东西？以前看这个事件不同的东西？
陈：画的过程是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的。画之前想的很明确，对那段生活有情感上怀念，或者说对那段历史。以前我是一个军人的身份，后来更多地接触了社会层面，对那段历史有种种的说法和评判，不一样的定论。官方怎么说，民间怎么说，知识分子又怎么说，都是站在不一样的点上在说这个问题。从这个时候，才让我去想用绘画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舒：你是想还原那个时候的感受吗？
陈：不是还原，还原也是针对于现在的处境和商业化浪潮。我说的是一个艺术家对一个社会思考的问题。另外来说，为什么以前我没有情感的主动性来创作这批绘画，恰恰是现在这个社会无比繁荣的情况下来创作的。
舒：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觉得？
陈：刚才我说的商业环境下，艺术家对一些社会敏感问题的关注逐渐地减弱。在商业侵蚀的时候，更多的人会关注到形式感的问题，即时感受的问题。但我对于这些相对的有点迟钝，我感受不到这些东西的存在。
舒：你现在还认为1989年“64事件”是一次动乱吗？
陈：应该是一次动乱，但只是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解释。暴力冲突死伤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冲突的背后牵扯着怎样的社会问题？个人意志和国家意志的矛盾点在那里？是不是现在依然存在这样的矛盾？这个是我们思考的。
舒：现在你有答案了吗？
陈：这个答案我觉得应该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归结到人的存在，国家意志。
舒：从你的作品——早期上学的绘画，后来做行为，又到近期的绘画和题材来看，跳越度好像非常大。你认为你的这些作品有一致性吗？或者说有你一直的关注点和方法吗？
陈：我不太关注在形式上的一致性。我的作品，都和我在生活的体验下所遭遇到的、来自于社会的和现行的文化的隐性的矛盾冲突发生关系。当然有些作品必须脱离开具体的生活表象，进入另一个精神层面。我反对作品是一种单向性的，单向到它只表达生活，只表达一种哲学理念或一种社会理念。作品是跟人发生一种综合性信息的。
舒：怎么来综合呢？
陈：如我刚才所说，艺术家能不能在社会意识这个层面上去工作，它并不是简简单单为了美而美的一个作品。我们现在一谈起1989年那场事件，就是一个政治死角。那么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更人性的角度来谈？国际社会上的柏林墙被推倒、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最终被推上了断头台、苏联解体、国内1989年的那场事件和89年现代艺术大展的短命，都在那段时间骤然间爆发了。把这些事件中的民众、学生、士兵平铺在一起看，个体、国家、强权是在怎样的激荡中断送自己的。
《遗留物.1》油画140x135cm.2006.
《遗留物.2》油画140x135cm.2006.
《断.1》140x135cm油画.2007.
《断.2》140x135cm油画.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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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任命
狗仔卡
发表于 2009-6-14 01:40:17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