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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过邓小平
千秋功过邓小平
十年前当“六四”发生不久时，上到某些中共高层领导，军队高级将领，下到普通北京市民，外到海外华人和全球舆论，绝大多数人都坚决认为开枪是不可饶恕的暴行。没过几年就有人窃以为开枪必要；九三年以后开始不乏公开唱赞歌的。 12年后的今天，甚至一些亲尝了“六四”血腥的学生，都坚决认同开枪镇压的必要性。
仅仅十年，这一切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某些探讨。而这必需从这一切的始做俑者：邓小平，谈起。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胡耀邦与邓小平：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邓小平理论可以概括性地总结为三点，或曰三论，即“猫论”、“摸论”和 “灯论”（这是借用当年“新权威主义”的代表吴稼祥先生对邓小平思想总结的浅显但却是传神的描述）。“猫论”是尽人皆知的，即“甭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摸论”即“摸着石头过河”；“灯论”乃是广东地区的群众为他们敬爱的小平同志总结出来的，大意是“看见绿灯快步走；看见黄灯赶紧走；看见红灯绕道走”。“猫论”是实用主义的圣经，恐难摆脱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嫌疑；“摸论”是得过且过；“灯论”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注脚。“三论”前后呼应，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其表述方式都是如此浅显、亲切、实用，当真是“老妪能解”、家喻户晓。在大唱高调，全中国都云里雾里，理想主义成灾的毛泽东时代，“猫论”乃是一副重要的清醒剂和解毒剂，是现实主义的基石，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难怪其如此深入人心，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但在邓小平时代，邓以此为基础，辅以“摸”、“灯”两论，经过几次使用和较量，终于把理想主义赶出了历史舞台，造成了理想主义在中国的终结，导致了中国政治生态和信仰世界的完全失衡。后果以下会有详细论述。这一套庸俗实用主义哲学是如何全面统治中国的呢？我们可以从邓小平与党内理想主义代表人物胡耀邦的冲突中，把握一下梗概。
80年代初的整党，邓小平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揪出“三种人”完事。原因很简单：邓小平、陈云等老人决不愿看到自己身后再有人翻案，甚至没死之前就被人抢班夺权。而三种人当时都正当年，三、四十岁，所以一定要清除出党，以防后患。但到此为止。而胡耀邦则对整党有更高的期望：想籍此重新树立党的光辉，廉洁形像，把共产党变成一个有号召力、有凝聚力、有道德的领导集团。因此在青海省省委包庇杀人犯杨小民一案，以及胡乔木之子胡石英经济诈骗等案上，胡耀邦都是斩钉截铁地一查到底，并主张严惩贪赃枉法者。而邓则出面保下了青海省委主要负责人，并强迫公安机关释放已被捕的胡，严重妨碍了法律的公正性，损害了党的声誉和胡耀邦的威望。当然，邓这幺做自有他的道理。当时百废待兴，邓不愿节外生枝，只要歼灭三种人的目的达到，不想扩大打击面，见好就收。青海事件，杀人犯已经伏法，邓不愿再去换整个一个省的领导班子，以维持稳定。胡案，邓不愿自己最得力的笔杆子受太大打击。邓与胡又是患难之交（胡在76年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曾向“四人帮”揭发过邓，而邓似乎并不在乎），也认识胡的儿子，他又是极重家庭的人，这个人情不能不送，这都说明邓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太现实了自然会拿原则做妥协。可你却又很难说他妥协得没有道理。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81 年对“凡是派”大战告捷后，邓对民主运动的全面收拾。当然，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早在79年整肃西单民主墙时就开始了。但当时邓还需要党内外民主派的支持以对付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所以还算手下留情。毫无疑问，在全力维护共产党统治方面，邓与“凡是派”是一致的。79年邓在政策法律上比较大的动作就是从宪法中取消 “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实际上是大大剥夺了人民的言论自由。可当时却基本上是顺应民心的，因为经历过文革的大多数人都对毛泽东的“四大”没好印象。
邓小平能抓住时机取消四大，足见其老练成熟。但也暴露出其短视现实的一面。他认准了老百姓是想好好过日子，这没错，但要是认定老百姓只想好好过日子，那就错了。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尤其在日子过好之后。邓小平没有乘粉碎四人帮后的大好形势，奠定党内民主化的基础（我们并不指望他能建立一套民主制度，党内先能民主化就不错了），真是一大憾事。
凡是派倒台之后，邓一下露出了独裁者的狰狞面目，将党内外民主派一网打尽。他是靠民意重新复出的，又是靠民主派的支持来赢得对凡是派斗争的全面胜利的。可他坐稳江山之后，首先打击的恰是这股力量。此公实在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当时，不少人都觉得看清了邓小平的本来面目，却又无可奈何。在大方向上，邓的路子是大家都认同的，那就是改革开放。并且邓是一直往前走的。何况还有陈云、李先念等保守派的存在。保守派的存在使自由知识分子只能选择与邓结盟。毫无疑问，自由知识分子最认同的是胡耀邦，而胡、邓那时基本是在同一战壕的，胡又以总书记的身份在前台主持。大家（包括胡，邓本人）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俩人的分道扬镳是不可避免的。
胡耀邦的下台与毛泽东的复活：不死的理想主义
在共产党内，邓小平是实用主义的大师，或者说是庸俗现实主义的大师。庸俗而现实者，浩如烟海，能被称为大师的却寥若晨星。毛泽东一再说邓小平人才难得，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因为政治就是很庸俗、很现实的。毛是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总是大手笔、不耐烦、不屑为琐碎庸俗之事。而管理一个国家本身，就是琐碎平庸的集合。难怪毛总想当甩手掌柜。毛很清楚他很需要周恩来、邓小平这样的人来平衡自己。邓比周果敢、决断，气魄也比周大。毛是舵手，周是大副、刹车和润滑剂，而邓却是另外一个驾驶员，一个重新调整航线的人。毛一再批邓，又一再用邓，保全邓，真是爱恨交加，离不开又无可奈何。有意思的是抬头望天的人都需要脚踏实地，脚踏实地者却不一定抬头看天。在治国安民上，理想主义者要倚仗现实主义者，但后者对前者却未必有多少好感。80年代以后，党内理想主义的代表就是胡耀邦。理想主义者大多很有魅力，胡也不例外：热情、真诚、坦率，缺少城府，甚至有几分天真。是共产党内非常罕见的人物。胡耀邦能做到总书记，简直是一个奇迹，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奇迹，与赫鲁晓夫类似。这类人往往结局不妙。胡耀邦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内最进步、最开明的力量。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任上，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无数蒙冤受害者和一大批老干部；接着，主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赢得了对凡是派的全面胜利，从而为改革开放完成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和信赖并因此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这也是胡耀邦与邓小平最亲密无间，同心同德的时候。否则邓岂能把中共中央主席的位置交给胡。可问题也就出在这儿。邓不作一把手而让胡作，却保留最后决定权，造成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局面。在其位者不能谋其政，而政由邓出，这是一种人为灾难。也难怪86年底，学生游行时骂邓是慈禧，胡是光绪。如果胡耀邦就是一个邓的傀儡，唯其马首是瞻，也还罢了。偏偏胡是一个极有信念、理想、追求的人，又很讲原则。所以上文提到的两人在整党方面的矛盾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后的冲突就越来越多。83 年清除“精神污染”，胡耀邦、赵紫阳都不支持。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上，更是背道而驰。胡成为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的代表。尤其是胡耀邦死保刘宾雁，为党内某些人切齿痛恨。四大被取消后，再没有刘宾雁，老百姓就真是无处申冤了。人民利益这四个字，在胡耀邦那儿是真的，在别人那儿就很难说了。另一重大分歧是在退休问题上。而这才是邓小平最大的心病。胡是讲原则的人，坚决主张一刀切，建立明确的退休制度。任何人都不例外。所以劝邓退休，开个好头。这就不仅触怒了邓小平，也得罪了党内一大批老人。被打倒过的人最知道权力的可贵。人是自私、现实的，谁愿意主动放弃权力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大堆好处？何况才恢复权力地位没几年嘛。并且只要邓小平不退，大家就都可以赖着。所以大多数人都劝邓留任。真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就邓而言，很难说他只是贪恋权力。邓有很强的个人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反正邓不想退，并由此对胡耀邦产生了怨恨心理。这件事无论怎幺评价，都是邓小平错。正因为邓小平的固执和自私，使中共的干部退休制度至今都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两位总书记的跌倒都与此相关。这不仅是邓小平本人的悲剧，是胡耀邦、赵紫阳的悲剧，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悲剧。
总之，83年以后，胡邓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无事则罢，有事就要算账了。而学生早晚得出事。86年底开始的学生运动，给倒胡派提供了最后的借口。因为学生运动自然被认为是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那是一定要大做文章的。老人们对文革时的学生运动还记忆犹新，早成惊弓之鸟并恨之入骨。令人吃惊的不是胡乔木们的所做所为和元老们的怒不可遏，而是邓小平。对胡耀邦的罢黜又一次充份展示了邓小平庸俗实用主义中最丑恶的一面。搞掉胡耀邦对邓小平来说已经是壮士断臂，对改革开放是极大的损害。本来此臂是可以不断的。他不仅断了，而且断得极其丑陋。违犯党章，不顾一切制度和原则，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一次极不正式的聊天生活会上，在胡耀邦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搞突然袭击，罢免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当时是87年一月初，距离计划中的13大召开仅有九个月。他是完全可以等上半年，让胡耀邦体面下台的。何况半年以后形势会发生变化。其实只要略等一等，就会明白让胡耀邦下台是很大的失策。可他偏不这样做，一定要用这种非组织、非制度、非程序化的方式。以如此手段对付那末真诚、忠厚，又是他最亲密的战友，改革开放事业最重要实施者的胡耀邦，实在令人齿冷。邓关键时刻出手很快并且相当无情。由此可以想象他日后对付89民运会是何种手段。问题是邓对胡完全没有必要这幺做。邓是吃过违反党内原则的大苦头的，轮到自己主宰他人命运时，却步毛后尘，成为悲剧中的一环。
胡耀邦的下台导致了中国政治生态的失衡。贪官污吏们少了一大麻烦，更加变本加厉。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盛行，党风与社会风气急转直下。失去这一党内重要清廉形像后，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统统变坏，对立加深并表面化。官倒十分猖獗，其中就包括邓朴方属下的康华公司。老百姓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诉，满腔怒火终于召唤回了反官僚的不朽灵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对毛泽东的怀念与崇拜突然遍布神州大地，形成文革后崇毛的第一个高峰。人们在对毛泽东的怀念中寄托的是对清廉、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向往，是对现实不满的表露，是对改革利益调整中，极端不平等的抗议。是一种反邓、反改革的情绪宣泄。“动乱” 的情绪已开始蓄积。
“六四”：各种势力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悲剧性碰撞
“六四”的直接导火索实际上是88年邓小平要赵紫阳价格硬闯关，结果导致了下半年的价格失控，银行挤兑和抢购风潮。市民的不满情绪已是一触即发。而学生运动只不过起了触媒的作用。比较一下老百姓对这之前的学生游行的态度，便知此中差别。对过去的学生运动，普通老百姓普遍持一种观望甚至嘲笑的态度。学生运动若无广大群众参与，往往是在给改革派添一堆麻烦之后，折腾几天了事。然而，这次的起因是胡耀邦逝世(胡耀邦的去世标志着党内理想主义的终结)，口号是支持改革，反官倒。从一开始就带着悲壮色彩，引起了从上到下各个阶层的强烈共鸣、支持和参与。所以它远不是一场与往常一样的单纯的学生运动，而是一场全社会的悼念抗议与发泄行动。所以才如此声势浩大，最终不可收拾。是另一场不折不扣的天安门事件。舞台没有变，情节也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主要演员做了些许调整：胡耀邦作了周恩来，邓小平自己作了毛泽东，而让赵紫阳作了他自己。历史为什幺总是和中国人开这种恶劣又残酷的玩笑？
“六四”开枪：千秋功罪
很显然，在政府方面，事件的解决方式当时只有两种：妥协与不妥协。妥协假如成功则会有两种结果。１，从此形成朝野的良性互动，中国的民主化由此走上正轨，这是最好也是可能性最小的一种结果。２，从此学生方面以为政府软弱可欺，没完没了地提高诉求，动辙示威游行，结果要幺政府垮台，要幺由军方铁腕人物出来恢复秩序，如６０年的南韩。赵紫阳四月访问北朝鲜回京后，企图寻求妥协，邓小平也希望赵紫阳能够以这种方式兵不血刃，解决问题，可惜学生一方根本不合作。后事态经不断演变，最终也只有不妥协一途了。镇压也有两种选择：１，选择手段的镇压。２，不择手段的镇压。而邓小平选择的恰恰是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的镇压。这是邓小平七十余年革命生涯中最后一次命令部队开枪，地点不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中国首都的闹市；对象不是全副武装的军队，而是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时间不是遥远的野蛮时代，而是二十世纪的末期。士兵不是哪一国的入侵者，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在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注视下，中国又一次成为血淋淋的焦点。邓小平为何一定要这幺做呢？
邓在本性上是一个极其倔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邓的目的就是完成改革开放的大业，完成中国的现代化目标。那幺任何有碍这一目标实现的麻烦，他都会毫不犹豫的予以清除。邓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认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在今日为他辩护的许多人中，都强调他为国家长远利益，敢于承担责任，敢背千古骂名的勇气和胆识。更有人强调是学生主动进攻，邓是被动防守。学生文攻，老邓武卫。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决断，多糟糕的结果都难以逆料。
简单地说，对“六四”可以用两个标准来评判。一是道德（是非）标准，二是利害标准。道德的评价结果是没有疑问的，这是赤裸裸的暴行。这一标准正是事件发生时绝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本能地采用的标准。十年过后，这一标准逐渐软化和边缘化，因为利害的标准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而以利害标准评价 “六四”，是一件非常复杂、困难和痛苦的事。而目前多数人采用的恰是这一标准（可能是无意识地）。许多人，包括不少当时在开枪现场的示威学生都认为“六四 ”开枪是对的（实际上不少人是认为开枪是不对的，但却是值得的，这是极有代表性的利害判断），恐怕是基于以下原因：
１、开枪使一场可能由改革引起的利益调整和分配不公引发的，很难避免的大规模社会动乱瓦解于无形。如果动乱在邓身后发生，没有人象邓小平一样敢作敢当，并拥有绝对权威，局面可能完全不可收拾。
２、90年以来，中国完成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变，而未引起任何骚乱，这被认为是“六四”的正面效应。
3、中国现在的情况比所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都好（至少目前，表面看来是这样。其实，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并且过些年才能回答的问题。近年来，东欧国家的经济已开始全面复苏，她们已基本完成了社会转型）。表面看来，苏联、东欧，在过去十年中大多四分五裂，民生凋弊。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中国人享受了少有的安定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在过去十年里迅速提高
应该说这些理由是有说服力的，但第一点还很难说。现在尚未明了“六四” 是消弥了一场潜在大危机还是仅仅推迟并深化了它，还有一个重大漏洞：即这一切并非“六四”的直接结果，而是“六四”与1992年邓南巡的迭加效应。
开枪与南巡：力迫与利诱的双重操纵
“六四”开枪是邓小平庸俗实用主义哲学运用的极致。邓小平是籍此恢复了秩序，但其对中华民族心理上，道德上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和恶劣后果是无以复加的，影响会是极其深远的。现在已开始露出了端倪。因为它太野蛮、太残忍、太赤裸裸，它教给人的不是对正义、公理、法律、程序与规则的尊重和认同，而是对强权和暴力的畏惧与崇拜。它展示的不是现代文明的规则而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我相信邓小平是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但“六四”却偏偏把他变为一个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道德代价大到让几代人都无法承受的地步。给后来的领导人留下了太小的操作空间。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相当一批目睹了现场镇压的青年学生，当时痛不欲生，今天也认为镇压合理。这悲剧太大了。邓小平的胜利太彻底了：如果说十年前他只是征服了他们的肉体，那末今天，邓是征服了他们的灵魂。
《渴望》《红太阳》开枪和之后的清查之恐怖程度比76年四五运动之后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老百姓愤怒与无奈的情绪远超过恐怖。不久，在中国“六四”事件的强烈刺激下，柏林墙倒塌，苏联垮台，东欧易帜，集权社会主义在短时间内，在整个欧洲灰飞烟灭。四十多年的冷战，以美国兵不血刃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社会主义中国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北京更是死气沉沉，令人窒息，幸亏九零年搞了个亚运会，这口气才算喘过来。改革开放几乎全面停顿，全国都处在一种压抑状态，无所适从、无处发泄、彷徨、痛苦、压抑与希冀，汇成一种渴望的情绪。电视剧《渴望》应运而生，造成了万人空巷的热烈反应。全国人民和海外留学生都看得如痴如醉、失魂落魄。剧中插曲：《悠悠岁月》和《好人一世平安》也声情并茂、深入人心。后来的电视剧或许水平更高，但再难有此效果。十亿同胞在渴望什幺呢？是在逃避，是在回忆中逃避现实。同时有一种莫名的渴望。《渴望》中，大部份是改革开放前的事，是毛泽东时代的再现。不久以后，《红太阳》与《大救星》唱遍大江南北，形成了80年代以来第二次怀念与崇拜毛泽东的高潮。如此大规模的、自发的、无限眷恋的、不可遏制的怀念一位已故领导人，是什幺意思呢？显然是对当今领导人的不满，矛头直指邓小平。《红太阳》是缅怀故人，《渴望》是缅怀往事，毫无疑问都是对现实不满的发泄。在中国，还有比歌唱毛泽东更好的渲泄渠道吗？政治上绝对安全，情绪上非常解气，心理上相当陶醉。老百姓长歌当哭，拿毛泽东浇自己心中块垒。当局有苦难言、听之任之，形成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一种没有游行队伍的示威。
南巡与邓小平的影响与历史地位
邓小平深知，如果这样下去，那末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就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开枪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最重要的是，邓觉得自己的历史使命── 改革大业，还没有完成，于是，在一种极其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的推动下，1992年春，邓小平以八十八岁高龄，以一个退休老人的身份，干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无组织、无纪律、无原则，但却有胆、有识，震动极大、影响深远的大事：南巡。这是一次集“猫论”、“摸论”于一身的闯红灯行为。是当代中国庸俗现实主义大师邓小平的最后一个杰作。
南巡就是对中国人民说一句话：你们一心一意挣钱过好日子就是了。南巡肯定了经济特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南巡把中国带出了“六四” 之后国际制裁下的经济萧条和无所适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类似美国淘金热式的、疯狂的、没有节制的发财狂欢。全国人民一下都变成了“好猫”，直奔“钱老鼠” 去了。如果“ 六四”镇压是力迫，南巡就是利诱，这是指效果而言，并非邓的本意。南巡使回到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认识到这一点后，与邓小平斗了多年的老共产党员们，深知大势已去。顽固如李先念者，撒手西去；明智如陈云者，弃杖认输。
镇压与南巡对邓小平来说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中国的现代化与富强。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同邓小平的动机，可如此手段或者说不择手段的施为，结果可能与实施者的初衷大相径庭。现代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手段（过程）的程序化、规则化、透明化、是非、对错、功过都交由一套程序来决定，结果如何倒退居次要地位。从“猫论”是绝对推论不出尊重程序的，却很容易推出“六四”和“南巡”。按照“猫论”，投鼠是不必忌器的，抓住就行。而这“忌器 ”的心态正是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理由。
从“六四”到南巡，邓小平翻云覆雨，真把中国折腾得死去活来。先在血水里浸一回，再在糖水里泡一回，如此经历，圣贤都难免不变成禽兽。南巡之后，全民族的是非标准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基本都以利害代替了是非。“金钱挂帅”成为活生生的现实。邓小平通过“六四”与南巡，相当彻底地在今日中国，释放出了小心翼翼地被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文明禁闭了三千年的恶魔：贪婪与自私。虽然未必是其本意，但他绝对难辞其疚。如果有枪就可以杀人，那末有权为何不可以谋私？一个不能为自己开枪杀人做道德辩护的政府，怎幺能对其各级官员的胡作非为施加道德约束？这是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南巡又敞开了任意攫取公共资源的大门，难怪腐败会遍布中华大地了。现在假货充斥，是因为政府就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打初级社会主义招牌，干原始资本主义勾当；名实不符，难以自圆。共产主义理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早已是昔日黄花，几成笑柄；中国传统士大夫阶级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也早已土崩瓦解。在丧失所有理想和道德资源的前提下来管理这幺大一个国家，真是临深履薄。控制手段只剩惩罚一途了。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 。中国目前丢得只剩下法了，可惜既不健全，更不独立。国法恢恢，既疏且漏，难怪大小贪官们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义无反顾。过去说杀鸡儆猴，而今杀猴儆鸡都不管用。现在又恰逢中国人口最多、资源最少、欲望最强、环境最差的时候。13亿人，上不信上帝，下不信鬼神，中没有道德，如何是好？在这举国上下，与钱共舞，大江南北，百花“特色”的时候，谁会想到“六四”？
信念，道德的全面崩溃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最让人震惊的是军队的迅速堕落。从80年代中期邓小平允许军队经商以后(邓小平实在无奈。放权让利的结果使中央政府囊中羞涩)，局面就开始不可收拾了。和平年代本来就很消磨军人意志，更何况再加上金钱的腐蚀和诱惑？这相当于让修行了数十年的高僧破了色戒；而“六四 ”开枪更让军队破了杀戒，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念和情感上的摧毁。其结果是灾难性的。邓小平在用军队镇压的同时，也毁灭了军队的良知。刘连昆、纪胜德、徐俊平──间谍、贪污、叛逃；这“钢铁长城”还能打仗吗？而我们看到得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最近的中美撞机事件也暴露出中国军队的不少问题，如应急能力差，缺乏大局观念，不够专业化（PROFESSIONAL）等。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邓小平身后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积极方面：邓领导中国从前现代走向现代。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把误入歧途的社会主义中国往资本主义道路上牵引。参照系是毛泽东，是把中国从崩溃的边缘往回拉。所以其丰功伟绩的绝对值很大，相对值却相当有限（这是胡平先生的论证）。而他遗留下的短期内的消极方面有：1，过份的放权让利导致中央政府外强中干，强枝弱干，中央财政岌岌可危（见王绍光，胡鞍钢《国家能力报告》）；2，军队经商导致军队严重腐败；3，政府腐败尤其是海关走私的全面失控。这三点都与国家利益，生死存亡有重要干系。直到1998年朱熔基出任总理后，才开始得以纠正：经济软着落成功，停止军队经商（军队为争夺经商利益曾大打出手），查处海关走私（一个又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惊天大案）。但道德规范的崩溃，理想信念的丧失，短期内是无力回天的。
现在不给“六四”平反，或者说现在不是为之平反的最好时机，恐怕是不少人的共识。持此主张者可以举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六四”牵扯太广，弄不好会造成政治动荡。许多账都要算，算又算不清，算清了也无法偿还。说句实在话， “六四”已是死灰，令其复燃，代价太大。所谓平反，就是将这死灰从我们心底请到头上；从自己家的后院，请入八宝山，让全民族细细咀嚼一遍，以昭后人。第二，目前为“六四”平反不具备任何积极现实意义。一旦平反，党将不党是肯定的，问题是可能国将不国，事与愿违，弄巧成拙。全民族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第三，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四”平反将是一次大翻动，必须慎而又慎，万不可无事生非。第四，即便必须平反，也要在内政外交都很顺利时进行，中国现在没这份奢侈。
“六四”是注定要平反的。什幺时候？不知道。要幺在中国最好的时候，要幺在中国最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会从一个专制的暴力政党转变成一个现代民主政党，这一改变是迟早要发生的。只是江泽民这一代既无精力，也无条件完成了。等待来者吧。
“六四”是全体中国人心中不灭的死灰。
我的文章99%是转载，但是不一定99%代表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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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kingsw
狗仔卡
发表于 2009-5-5 11:22:22
显身卡
要想打喷嚏， 得忍住，得GOD 批准。 :sm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