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辞世 --- 老舍之死

jan_ai Zhang

（http://www.tushucheng.com/book/1477681.html）

太平湖的记忆: 老舍之死 - 图书城        
作者: 郑实，傅光明 编著
ISBN: 10位［7806545050］ 13位［9787806545058］
出版社: 海天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1-7-1
定价: ￥19.80 元
当当网: ￥9.90元 (2007-1-9) 去当当网购买
china-pub: ￥17.82元 (2007-12-8) 去china-pub购买

内容提要 ：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曾用笔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快的老人会孤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本书就是答案！

   
目录 ：
历史·圈套·真实的神迹
胡挈青：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舒乙（之一）：他的死是绝对必然
舒乙（之二）：草明曾来我家道歉
舒乙（之三）：历史怎么可以这么玩弄！
附录一：老舍最后的两天
附录二：死的呼唤
附录三：再谈老舍之死
附录四：最后的粮票
附录五：情似恨
附录六：浩然在说谎——舒乙访谈录
附录七：老舍之死与舒乙的人生选择
萧军：致祭老舍（舒舍予）归来偶成《二律并叙》
附录一：“文革”中萧军致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信件
附录二：“文革”中“专政组”指令萧军写出的《我的再一次检查和自我批判》
附录三：萧耘：我认为“8·23”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端木蕻良：老舍之死是“文革”中一个悲哀的插曲
附录：打屁股
草明：自杀的好多，不过是他有名气
浩然：老舍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
杨沫：这8月23日的一日一夜，将“永载史册”
王松声：我亲耳听到老舍问我：“松声，这怎么回事”
葛献挺：他没死在孔庙，是我下令把他赶快提前送回来的
曹菲亚：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现在也觉得是个谜

jan_ai Zhang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 ... 2_53_39_871.html）

中国著名作家浩然2月20日晨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浩然在北京方庄东方医院第12层的干部病房里已经躺了数年。脑血栓、老年痴呆症等综合病症把他变成了个植物人。

中新网最新消息，著名作家浩然20日晨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据此前媒体报道，浩然在北京方庄东方医院第12层的干部病房里已经躺了数年。脑血栓、老年痴呆症等综合病症把他变成了个植物人。

浩然本名梁金广。祖籍河北宝坻，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在蓟县王吉素村长大。中共党员。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1964年先后在《河北日报》、《友好报》(俄文)和红旗杂志社任新闻记者、编辑。

先后任中国文化传播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作协理事，全委会名誉委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三河市文联主席及《北京文学》、《大平原》和《苍生文学》杂志主编。

浩然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70余种著作。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

著作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小说连播节目及连环画册，被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在日本、法国等国翻译出版。《大肚子蝈蝈》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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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66641）
（中国人民大学  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 ）

（Part 1）
   
      郑实：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批斗了一大批文人作家，导致老舍自杀。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浩然：关于老舍之死，你是第一个找我谈的。其他任何人没和我谈过，大家众说纷纭，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我听说是一个叫侯文正的打电话叫来的女八中红卫兵，您对这个人了解多少？
     浩：他是１９６６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想到文联来。我和他是对立面。后来他去了山西文联，很红的。我当时就知道他到文联是想借机留在北京。他就是抱着这个目 的。他写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贴在一进文联大门那儿。他认为文联的权还没夺过来，被捂着盖着。
    郑：有一种说法：当时文联造反派存在派系斗争，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所以叫来了女八中红卫兵，是吗？
    浩：不是，是去找的侯文正。找女八中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局要萧军劳动，萧军不服，他们便想找人来帮助镇压萧军。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不是写大字报那种东西，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
    郑：当时文联的人有什么反应？
    浩：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在门口我遇到了草明，她也是非常害怕。我还记得她当时紧张地抓住我的手，问怎么办？我告诉她赶快躲起来，她“嗖”地一下就跑了。
    郑：老舍这时在什么地方？
    浩：在院子里。在这之前他吐血住了院。他打电话给我，说要来参加群众运动。
    郑：他当时是抱着积极的态度要到文联参加运动，还是有点被迫不情愿来？
    浩：很积极。我不希望他来。因为情况很乱。万一老舍出什么事，是很严重的。但他坚持要来。
    郑：８月２３日是“文革”开始后他第一天到文联吗？
    浩：是第一天。他下午来的。
    郑：您那一天下午见到老舍时，他在干什么？
    浩：我第一眼见到他就是侯文正他们要大家去院子里时，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我当时希望老舍赶快走。
    郑：为什么？您看出他有被揪出来的危险是吗？
    浩：对。已经有人被从人群当中揪出来，有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荀慧生、裘盛戎。还有一个唱京剧的叫白什么，现在记性太差，想不起来了。
    郑：然后老舍就被揪出来了吗？
    浩：还没有。我一看这种情况就觉得不妙，就赶快上楼给文化部主管我们的办公室打电话。
    郑：您是特意为老舍打的电话吗？
    浩：对，老舍很重要，我怕出事。我就问他们老舍是保护对象我们该怎么办？他们的意思很模糊，什么群众起来了，什么的。他们很不耐烦。我问他们群众揪出老舍怎么办？也没说。
    郑：然后您怎么办了呢？
    浩：我一看他们这种态度，我就挂电话回到院子里。
    郑：院子里的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人了吗？
    浩：没有很用力，也就是推搡，用皮带碰碰那些揪出来的人，偶尔抽一下。
    郑：那些红卫兵是不是都提着皮带，气势汹汹，像要动手的样子？
    浩：对，我一看就又回来打了个电话，问他们到底怎么办？他们说要接受群众冲击。我只得挂上电话又回到院子里，这时老舍已经被揪出来了。
    郑：是谁把他揪出来的？
    浩：是侯文正在那里喊：老舍出来！那些被揪出来的站成一排，好些人啊。每个人都给带牌子。
    郑：牌子是准备好的吗？
    浩：是现写的。用我们对面院子里堆的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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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郑：当时怎么批斗的？
    浩：好像是侯文正问他们都挣多少钱。我们造反派当时分成两派。一派人想把事情搞大。我就想说句话，比如草明，我就让她躲起来。可是老舍已经站到外面了，没办法了。
    郑：老舍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他来的第一天就被揪斗，是不是毫无准备？
    浩：对，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郑：给老舍挂牌子，他有什么表示？说了些什么？
    浩：没有。什么也没说，就让挂了。他们都晕了。
    郑：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浩：我站在门口，院子里都有人，我挤不过去了。
    郑：问他们挣多少钱是什么意思？
    浩：挣得越多越反动。
    郑：当时是侯文正指挥一切吗？
    浩：对，没人管，就听他的。后来就来车了，要把他们带到孔庙去。上车慢的，红卫兵就抽。
    郑：都有谁被押上车了？
    浩：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还有文联被揪出来的。我当时就告诉我们那一派的周述曾跟着去。我们表面是一派，其实是对立面。我告诉他：你，赶快跟这车走。到哪你都跟着，老舍出了什么事，打电话给我，我在这里接电话。
    郑：您让他去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老舍？
    浩：对。过了两小时左右，周述曾给我打电话，说老舍受伤了。我就派车把他们俩接回来。
    郑：您是想让他们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浩：对。没想到他们坐车回文联，正赶上全国各地来串联的红卫兵聚在院子里，车一进来他们就把车围上了。
    郑：他们是外面来的，也认识老舍吗？
    浩：不认识。但老舍在孔庙受伤了，头上包着水袖，身上还有血，看着挺新鲜的。等老舍下了车，他身上挂着牌子，那些人就知道了。
    郑：他们又接着斗老舍了吗？
    浩：对，让他站在高台阶上。红卫兵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只知道有这么个人。这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大伙儿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从他头上摘牌子，这时老舍打了红卫兵。
    郑：关于这点有一种说法，老舍自己从脖子上摘牌子，是想扔在地上，结果砸了红卫兵的脚，是这样吗？
    浩：不是。印象中大概红卫兵摘牌子时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打去。这时天已经黑了。
    郑：老舍打了红卫兵，肯定会引起更厉害的批斗？
    浩：对，人们都喊起来，往上围。这时候我就很紧张。但身边没有我们的人，都是看热闹的，我也不好说什么。一着急我就说：他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
    郑：这样说是为了保护他？
    浩：对。然后就送到了派出所。
    郑：是谁把他抓起来送到派出所的？是红卫兵吗？
    浩：不是。是派出所来人弄走的。
    郑：谁通知的派出所？
    浩：我让人打的电话。
    郑：哪个派出所，您记得吗？有人说是二龙路派出所。
    浩：不，是西长安街派出所。现在那地方已经拆了，盖上大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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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郑：派出所派车把老舍接走的？
    浩：对。
    郑：再后来您什么时候再见到的老舍？
    浩：当天晚上我去了派出所。
    郑：大约什么时候，他被送到派出所后多长时间您去的？
    浩：我处理完手头的事把骆宾基他们都打发回家了。大约到十一二点的时候，和文联的革委会副主任马连玉一起去的。
    郑：老舍当时在派出所又被批斗，审查了吗？
    浩：没有。
    郑：有没有当时在文联院子里的红卫兵跟到派出所继续批斗他？
    浩：没有。派出所的人也没有审他。我去时他就跟椅子上坐着。
    郑：派出所的人为什么没审老舍？
    浩：他们那时特别忙。都是死人的事，他们顾不上老舍。让我赶快把老舍接走。
    郑：是派出所打电话让您去接人，还是您自己去的？
    浩：他们没打电话。
    郑：那您当时去的意图是什么呢？
    浩：要处理这件事。我找老舍谈话，一是说他打红卫兵是不对的，回去要做检查，让家人给看看伤。二是第二天早上８：００到文联去。
    郑：您打算让他回家，是您打电话让家里来接他吗？
    浩：他的老伴态度很不好。我让她想办法来接，她说没办法。
    郑：是因为当时夜深了，没车了？
    浩：对，文联的司机已经不给老舍开车了。我就出去找车，街上的车都不肯拉。
    郑：是因为您告诉他们拉的是老舍，所以他们拒绝了？
    浩：是。
    郑：您和老舍谈话时，他说什么？
    浩：我说，他点头答应。
    郑：您觉得他当时的情绪如何？在当天批斗之后，他便自杀了，您觉得他当时有什么反常吗？比如愤怒或绝望的样子。
    浩：都没有。看不出什么来。
    郑：您让他第二天去文联干什么呢？
    浩：总要跟文联交待呀。
    郑：有文章提到是舒乙去接的老舍（载《名家》１９９９年第六期《“浩然”正气笑傲文坛》），您见到他了吗？
    浩：记不清了。我找舒乙谈过他父亲的事，是在老舍的尸体发现之后，我让他找老舍的其他子女处理后事。
    郑：您什么时候得知老舍自杀的？
    浩：我和马连玉回了文联。第二天半夜来了电话，说发现了死尸，有人认为是老舍。
    郑：您这个时间记得确切吗？因为第二天老舍应当到文联，但没有露面。第三天他的尸体才可能被发现。
    浩：反正是个晚上。
    郑：是谁代表文联去处理的后事？
    浩：文联办公室的李克，还有柯兴。
    郑：您听到老舍去世的消息，有什么感觉？
    浩：那时候都这样……完了，事情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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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郑：谁通知的家属？
    浩：我是得到通知的第二天找到舒乙。舒乙说他们不知怎么办。
    郑：我看到陈徒手的文章中提到，您通知胡洁青老舍自杀的消息时，她反应很冷淡。
    浩：对。她说死了就死了呗。
    郑：这是她的原话？
    浩：对。人好像都麻木了，说得很简单。（叹气）
    郑：您刚才提到当晚在派出所给老舍家打电话，后来是谁来接的？
    浩：后来知道是舒乙跟人好说歹说，雇人把他送回家的。
    郑：草明当时揭发老舍是不是导致了事态更严重？
    浩：是。（叹气）
    郑：您以前和草明同在一个单位，对她有些了解，您料想到她会跳出来揭发老舍吗？
    浩：在那种情况下她要洗清自己，但没想到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以为发泄一下就完了。
    郑：草明本人认为“文革”中这种事太多了。她不认为自己应该为此事道歉，您怎么看？
    浩：（叹气）不能说应该……这个人刁钻着呐，她特别傲气，厉害着呢。她没想到会有这种后果。
    郑：您认为她并不存心要害老舍。但事实上确实是由于她的话，导致对老舍更大的迫害。
    浩：这个事从此变模糊了，谁也不写这个问题。老舍的死至今没弄清楚。后来选举文联主席时，大家都不选她。
    郑：就是说大家认为这件事不能原谅，对吗？
    浩：是。我也有过这种事。“文革”中选举，大家说我不该对记者说话随便，应内外有别。
    郑：现在有些人不愿谈及包括老舍自杀这样的“文革”历史，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浩：不知道。“文革”是很复杂的，谁也说不清楚。
    郑：我听说您正打算写“文革”的回忆录？
    浩：是，我要以自己的角度写，写我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郑：您为什么要写？是希望大家了解真相吗？
    浩：是这个目的。作为当事人我要让大家了解那段历史。
    郑：您打算原原本本写出来，知道多少写多少，不隐瞒任何事情？
    浩：对。
    郑：其中会涉及到一些还健在的人，您把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公开出来，会不会引起他们的不快？
    浩：我不管这个，我就如实写。
    郑：有没有人给您施加压力，让您不要写？
    浩：有人间接找过我。
    郑：您写这些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浩：我身体不好。
    郑：您在《金光大道》、《艳阳天》中所描写的农村经济模式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您认为今天的新模式比您所写的进步了吗？
    浩：（笑）真说不清楚了。现在形势变化很大。人们总要追求光明，追求幸福，这也是一种方式吧。经过实践证明以前的做法不对了，要走新的路子，试着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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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郑：您认为以前的探索是值得的？
    浩：值得的。要是没有合作社，还是以前的小农经济，连密云水库都建不起来。怎么说呢，干了一些错事，也有好事，好事包括坏事，坏事包括好事。
    郑：您认为好坏是事情的两个方面，不能说什么事都完全是错的。
    浩：当时不应当组织起来，应当像现在这样，一家一户的。事实摆着，我得面对事实。所以现在写新东西，我就要考虑这个，人们怎么生活。
    郑：现在对您有些非议，主要是认为您应当对过去作品中歌颂现在已经过时了的东西表示悔过。但您认为您当时是真诚的，不愿悔过。但无论您的愿望多么真诚，那段历史毕竟造成了这样多的惨剧。那么像老舍之死这样的悲剧的直接或间接责任者是否应当悔过呢？
    浩：（叹气）比如草明，我认为她的确加剧了这件事，是犯了大错误。但是现在要算她个人的账，怎么……
    郑：您认为她的动机不是要害老舍，但事实上的确这样，她是应当有个说法吧？
    浩：是应当有个说法。老舍的事情发生之后，我写了个材料交上去。
    郑：您当时的职务是？
    浩：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正主任是个长期病号。
    郑：也就是说您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老舍死后有没有追究这件事？
    浩：没有。
    郑：那您为什么要打报告呢？
    浩：我觉得有必要把事情说清楚。
    郑：您的报告交上去有回音吗？
    浩：没有。没有人再问我这件事。
    郑：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您现在对老舍这件事有什么感想？
    浩：太久了，我已经淡忘了。
    郑：那您认为我现在进行这些采访要弄清真相有必要吗？
    浩：有必要，但怎么弄呀！
    郑：您认为自己当年的创作，在写作技巧上是成熟的吗？
    浩：写《艳阳天》开始成熟了。
    郑：您认为和同龄的作家比较起来，您的创作在什么水平？
    浩：《艳阳天》代表了我的水平，也代表了当时的水平。
    郑：老舍在解放后写的《西望长安》、《女店员》等也是出于真诚去写的，但不成功。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浩：他不熟悉生活。
    郑：另一方面是不是因为老舍的创作思想完全为政治所左右？
    浩：是。
    郑：那么您认为文学家和政治应当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政治有利于文学创作吗？
    浩：我认为离开政治不行。
    郑：那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跟着政治走呢？
    浩：“文革”中我在写作时也有意回避一些东西，那些不符合我思想的我就不写了。
    郑：您现在是不是不太愿意回想“文革”这段事？
    浩：不愿意。
    郑：为什么？
    浩：乱糟糟的，不愿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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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郑：您当时为了保护老舍，叫来了派出所的人。但当时他已经受了很多罪，您为什么没早想起这个办法呢？
    浩：当时太乱。也巧了，他正好那天来，如果再晚一天就不会碰到这件事了。我不让他来，他非要来。
    郑：他为什么非去？
    浩：要积极参加群众运动。
    郑：现在有人要求您忏悔，您表示拒绝，为什么？
    浩：要求我用现在眼光看那时候，不可能。我只能慢慢回忆，但回不去了。
    郑：有人指责您当时自我膨胀，过分自信。您认为这种指责有道理吗？
    浩：也就是草明那伙人。
    郑：她当面对您说的吗？
    浩：告诉陈徒手了，然后在《读书》上发表出来。
    郑：您认为这种指责有道理吗？
    浩：反正我那时给人这种印象。
    郑：事实上您是这样吗？
    浩：不是。
    郑：您和草明有私人恩怨吗？
    浩：（叹气）你知道“文革”这件事为什么不能说清楚吗？当时的红人下去了，剩下这些人……怎么说？
    郑：您的意思是现在有些人通过贬低您来获利吗？
    浩：证明自己。
    郑：有人是通过攻击您表明自己与您不是一类人？
    浩：（笑）有个别人。
    郑：但也有人是为了弄清真相，主持正义对“文革”表态的。
    浩：年轻人写文章指责我，但并不了解历史。
    郑：您是说写文章攻击您的，都比较年轻。俗话说后生可畏，如果他们对您的攻击成为主导，会使后代都对您持否定态度。您不对此感到担心吗？
    浩：担心。但不会成定论。
    郑：为什么？
    浩：因为他们的看法是片面的。如果全面了解了就不会这样了。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加深，看问题会有变化。
    郑：您打算对这些您认为片面的指责回击吗？
    浩：不打算针锋相对，只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如实地把我当时的生活写下来，一点假的没有。
    郑：您指的具体是哪些东西？
    浩：我现在想不出来。
    郑：您所描写的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存在于现实中还是存在于您的想象中？
    浩：存在于生活。我把美好的东西综合起来了。
    郑：您认为这些人物是英雄。但随着时间推移，今天的人们不再认为他们身上的那些东西是好的了。您认为今天的英雄是什么样的人呢？
    浩：（指窗外）住在这些小楼中的人。
    郑：是经济实力的人？大款？
    浩：对。（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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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郑：对于当前人们的指责，您是否感到不快？
    浩：不如意。（笑）
    郑：您对他们的攻击怎么看？
    浩：他们说不到点上。


    附：关于老舍之死的说法之二：伪币犯

    今年８月６日，《天津日报》刊登了宋安娜等三人对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的访谈录——《关于老舍之死》。说是“文革”初期担任北京文联革委会主任的浩然如是说：“老舍夫人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后，反应冷淡，说死了就死了呗！”

     舒乙说：浩然在说谎！实际上是浩然心里有鬼！想掩饰他个人的责任。老舍在投湖的前一天受到红卫兵的摧残和侮辱，当晚是我母亲把他从派出所接回家的，为他脱 下了血迹斑斑的上衣。投湖辞世，后事也是母亲和我操办的。老舍失踪，母亲让我去找周总理。尽管天气炎热，我还是把父亲的血衣穿在里面，连夜赶到国务院，一 位接待我的军官看了血衣。回家后，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已知道了此事，他非常着急，将派人尽力寻找先生。家属对先生焦急的程度，绝不像浩然所讲 的那样。另外，浩然还提到草明说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了美国人，得了美金。于是导致了红卫兵对老舍的迫害。当时年轻的中学生，以为拿了美金就是接 受了美帝的肮脏钱；他们哪里知道，解放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作家，稿酬不拿美元，难道要拿蒋介石的坑害了几亿中国人的该死的金元券吗？那时还没有人民币呢。

     舒乙认为对老舍之死，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沉默，二是忏悔。作为革委会主任，浩然的责任，他怎么一点儿也不谈？反说家属麻木；我们要控诉他，甚至要起诉 他！他用造谣的方式，无耻地攻击９５岁的老舍夫人。作为家属，我们很宽容，我现在原谅草明，她已经老了。但浩然和浩然们（这个复数词——“们”，舒乙用得 好，真切而传神），没有任何自谴的能力，他们对这场民族大劫难，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向上一推了事；这已成了一个可悲的通病。

    舒乙 在１９８８年初曾经赠我一部由他主编的《老舍之死》。这是一部饱含着血泪、怀念和反思的沉重的书。最早写纪念老舍之死文章的不是中国人，而是１９６７年由 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写的《蟋蟀葫芦》（文洁若译）。中国最早写怀念老舍文章的是在１２年之后的１９７９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随想录》。巴 金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的悲剧式的死亡，他们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为老舍昭雪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直拖到１９７８年６ 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１９７７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  巴老还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说，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 为！也可以说这是“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

    《蟋蟀葫芦》中有一段话讲得耐人寻味，水上勉说：“中国封建贵族设专人饲养蟋蟀，并且以蟋蟀之间互相残忍地恶斗死咬，来解闷取乐。”

     中国作家里，有没有靠别人的鲜血和生命，或解闷取乐，或博得虚名，或保存自己，从而进行政治赌博的伪币犯呢？我不敢妄断。因为历史档案，尚未解密。但像康 生、姚文元那样的职业杀手和金棍子，梁效、罗思鼎那样被江青豢养的御用文人，中国知识分子是以家破人亡的血和泪来领教其残忍和兽性的。江青的宠臣和给她写 效忠信和劝进表的人，早已解密，其尊姓大名，白纸黑字，赖是赖不掉的。不过这些人的作品，几乎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那点小聪 明，都在诬陷、投机、告密和整人的心术中用得干干净净，等到动手创作时，江郎才尽了。他们还没有一边出杰作，一边充当刽子手那个本领。

     我个人不能代表任何一个读者表示对哪一个作家的好恶。我只知道我自己。中学时代就看过《骆驼祥子》、《离婚》……老舍的若干代表作。他的良知、幽默、情 趣、京味儿、语言和勤奋……特别是那可亲可爱的平民骨气（例如丁二爷、常四爷、老赵……他笔下的警察，也多是穿官家衣服的善良的平民），令人由衷叹服！他 一再叮嘱新凤霞给发配到北大荒的吴祖光写信，充满了豪侠气和人情味。风格即人。像《茶馆》那样的经典，浩然们有几人能写得出来？

    书 海汪洋，许多该看的中外名著，实在看不过来；怎么可能有时间看浩然们的大作？一位友人送我一本某地浩然的追星族编的杂志《浩然专号》。名曰争鸣，实则颂 扬。翻了翻，没功夫细看，当然也就没啥可说的了。不过，浩然们不妨深夜扪心仔细想想，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为什么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中国当代的改革， 为什么是从小岗的联产承包开始的？号称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成立了２４年的人民公社，为什么被解散了？你嘴上虽然也否定“文革”，但历次运动和“文 革”，是否给你带来了既得利益？为什么你骨子里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舒乙所说那种可悲的通病呢？这个病很像骨癌！根治也难！

    历史是无情 的最高审判长。时间这个最公正的大法官，最终自会作出判断：老舍和浩然们的作品，看谁在历史上站得住？假币可以趁机猖獗于一时，甚至打败真币。但１９７９ 年初，在王府井新华书店，我亲眼看到浩然的成堆的大部头著作，是用大卡车运走的。不知是哪个单位集体抢购拿回去活学活用呢，还是运往造纸厂作纸浆？我也不 想打听……

住在多伦多

好难讲的话题. 增加了一些历史知识.

jan_ai Zhang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 ... 2_11_28_37_244.html

浩然走完“金光大道”,  魂归“艳阳天”， 文革秘辛成绝响

《亚洲周刊》江迅／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奇特地位的作家浩然去世。这位文革时中国唯一的作家，承认当时确实惬意、满足，但也伴随惶恐、忧患和寂寞；晚年表示仍爱文学，不言悔，唯为无力留下文革回忆录而感到遗憾。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能不书写浓重一笔的北京作家浩然，二月二十日凌晨两点，终於走完他的「金光大道」，而魂归「艳阳天」。

浩然享年七十六岁。「浩然」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一段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在文化革命的某一个特定时期，他是中国文坛可以署自己名字发表小说的「唯一作家」，「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这「作家」就是指浩然。他还是中国文学界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唯一代表。浩然及其一千三百万字的作品，是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在成长中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个符号。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曾於二零零零年被《亚洲周刊》评选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一百强」的第四十三名。他在公众视野消逝三十年，偶有几次亮相，都引发巨大争议。「浩然现象」的是是非非，由后人评说了。

浩然於二零零二年因病入住北京同仁医院，五六个月后病情好转回家休养，年底病情复发再次入住同仁医院，直到二零零四年六月转院到北京方庄东方医院，在第十二层的干部病房躺了将近四年。脑血栓、老年痴呆症等综合病症，令他成了植物人，最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与世长辞。浩然遗体告别仪式於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第一告别室举行。据他家人透露，其骨灰将与两年前去世的夫人一起，安葬在河北三河市灵泉灵塔公墓。老家三河是他生前最爱恋的一片土地。

在北京文联宿舍楼浩然寓所，子女为刚逝去的父亲设置了简易灵堂，居中的桌子上安放着浩然摄於五十大寿时的蓝色背景照片。遗照前摆放着一排《浩然全集》。据儿子梁红野说，六年来浩然病情反反覆覆，医院几次报病危，浩然与病魔的搏斗相当艰辛。女儿梁春水说：「父亲走时，我们都陪伴在侧，他走得很平静。父亲生前多次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将文革时期的回忆录写出来。他一生写了那麽多作品，包括多部自传，到晚年想写最有话要说的文革时期的回忆录时，却因病或各种原因给耽搁了。」浩然住院期间，中国作协、北京作协和文联的官员和知名演员李雪健等好友都多次去看望过他。他去世后，众多素昧平生的读者和业馀作者，闻讯后都前往他家中灵堂吊唁。

我曾与浩然一起参加江苏南通和湖南的两次笔会活动，几年前在北京也多次相聚。浩然对自己的创作理念「写农民，给农民写」，「一辈子深入农村，一辈子写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始终很自信，不过，谈到文革期间的事，让人感觉出他内心的矛盾、焦躁和彷徨，他要反思历史，又要寻求创作突破。一次，他坦诚说：「我的心确实有点乱」，「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然而，文学事业不能老，更不能死。我太爱这个事业，爱了足足一生。」

围绕浩然一生的评价，至今仍众说纷纭。有人说，他的代表作《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小说，是当时脍炙人口的流行读物；有人说，他的作品是附庸当时的政治，没有价值，不值一读。有人说，他晚年没有对历史和人生作反思，更何谈忏悔；有人说，他写作忠於土地，忠於农民，令人肃然起敬。有人说，文革期间他身为北京文联革委会副主任，应该为剧作家老舍之死负责；有人说，在那个非常时期，他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整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创作生命，曾如此紧密地与时代变迁联系在一起。

浩然只是读了三年小学。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浩然的灵魂始终坚守农村大地。一九六四至六六年，三十四岁的他推出长篇小说《艳阳天》（上、中、下），成为文坛最受瞩目的青年作家之一。当时，许多读者能一大段一大段背诵书中的章节。不久，他被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七十年代初，他平步青云，受到「四人帮」尤其是毛泽东夫人江青的青睐，成了「座上常客」和「钦差大臣」，七四年江青「亲自委派」他去西沙群岛前线视察，回京后创作了长篇诗体小说《西沙儿女》，后又「奉命」视察全国农业「红旗标兵」山西省大寨，创作了报告纪实文学《大地的翅膀》。

在国人眼中，浩然的背景和举动蒙上了一层外人无法揭开的神秘面纱。他在晚年回忆往事时说，他其实内心惧怕江青，总是借故躲开她，只是觉得江青对他不错，谁也不能对他怎麽样了，自己就能有安稳的写作环境。在几乎所有作家都被剥夺写作权利的那些年代，浩然却以每天一万字的速度写作。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中国文坛开始活跃，浩然却逐渐远离北京，居所越搬越远，直至回到河北三河，他隐居写作，很少有人留意他的生存状态。朋友称他是独特的痛苦者，被抛离轨道的彷徨者。

晚年浩然依旧勤奋写作，但新作《苍生》、《乐土》、《活泉》等长篇小说终究没能再显昔日风光。他开始悉心为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做实事，自称为「文艺绿化工程」，他倡导成立三河文联，创办文学刊物，为热爱文学的普通人搭建平台。晚年浩然於二零零零年完成的口述自传《我的人生》一书中说，「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金光大道》，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但人们更喜欢《艳阳天》。现在想来，读者是有道理的，当时过於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点我是二十年后才认识到的」。

浩然说：「从一九六六年到七六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脚步是复杂的、险峻的，而且表面上丰富多彩，内含着各种滋味。四人帮倒台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麽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一次江青对于会咏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我对过去岁月的看法是：那种处境下有一度辉煌，在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但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会的惶恐、忧患和寂寞。」

关於浩然和他作品的争议始终未断。九八年，浩然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自己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自己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反而为它们骄傲，「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这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这些话旋即引发新的「浩然争议」。

他真诚也不无固执

北京作家梁晓声说，浩然在文革期间的作品与政治靠得很近，那个时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时代所裹胁。他认为当年被时代高高抬起的浩然，仍保持着作家的良知，并没有像一些得势者那样做出伤天害理的事。长期关注浩然作品的北京评论家雷达说，浩然是「十七年文学」（中共建政起至六六年）的最后一名歌手，他的作品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有阶级斗争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他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但他是真诚的，也是不无固执的。他熟悉农民，塑造的一些人物有血有肉。陕西作家贾平凹说，浩然是个好人好作家。北京文学评论家白烨说，浩然是个悲剧人物。■

浩然小档案

当代作家，原名梁金广，祖籍河北宝坻，一九三二年生於唐山赵各庄煤矿区，在蓟县王吉素村长大，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参加工作，出任村、区、县的基层干部，五四年起任《河北日报》、俄文《友好报》和北京《红旗》杂志记者、编辑，六四年起在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主席、北京文联副主席、中国文化传播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及《北京文学》、《大平原》、《苍生文学》杂志主编。

浩然一九五六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近八十种著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等，散文集《北京街头》以及《浩然选集》，多部作品被翻译为英、法、日文出版。《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他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作品充溢着民间文化的乡土气息。人们对他包括创作在内的人生之路和作品争议不断。■

jan_ai Zhang

(http://www.china.com.cn/book/zhu ... ontent_10307066.htm)

浩然（1932－2008）农民出身的当代作家。有作品上千万字。河北（天津）宝坻人。本名梁金广。曾用笔名白雪、盘山。在土改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进识字班，边学文化边写稿；自修完大学课程。1954年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喜鹊登枝》，1962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随后又推出了同书的第二部、第三部（1965）。

文革初期，被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推举为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老舍沉湖前一天被红卫兵揪斗，他借口说老舍是“现行反革命”需送派出所，保护了老舍。成立红卫兵组织，保护本单位作家，不外单位组织来抄家、批斗。文革中，陷入派性斗争；对小说家端木蕻良、骆宾基、草明、剧作家杜印等老作家看不顺眼，认为他们有问题，对其进行了批斗。老觉得只有他自己根红苗正，唯我独革。仍坚持写作《金光大道》一部（1972）、二部（1975）、三部（1976）、四部（1977）（韦君宜评论说“能编得比较像个故事”，“架子是由编辑帮他搭的”）……

小说《艳阳天》及他的写作才能受到江青多次肯定，并在文艺极度萧条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年出品，导演林农，主演张连文、郭振清、张明子、马精武）。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见。1972年奉命写作出版了表现西沙自卫反击战的中篇诗体小说《西沙儿女》上下篇和《百花川》。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见诸报端，曾出访日本。

粉碎“四人帮”以后，受到清查，被解除了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结论是“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还是有人肯定他“没有借此踹别人”，“还能把握住自己”，“是个好人”。他在感情上不能接受文革是“浩劫”的论定，“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反思”。茅盾遂以“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称之。

1977年离开北京下了乡。1980年代以来曾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和十五部中篇小说，1985年出版了三卷本《浩然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曾任北京作协主席、《北京文学》主编。有人评论“《苍生》还是有思想局限，对改革开放理解不是很透，对合作化留恋得太多”。被认为“擅长刻画安分守已、吃苦耐劳的农民”，“作品充满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

1998年秋答记者问时，谈到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其中对昔日辉煌的留念（小说发行350万册），对《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肯定性评价（称“真实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引起了广泛的批评。2000年出版《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

（参考资料：祖丁远《浩然近事》，《人间》1987年12期，重庆出版社；陈徒手《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人有病 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狐离

板座，长了点，端了饭碗吃着看。

jan_ai Zhang

消息来源：书摘 /  浩然自述

http://www.backchina.com/newspage/2008/03/29/1504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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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脚步是复杂险峻的，而且表面上丰富多彩，内涵却有着各种滋味，非是几页稿纸所能说清道明的。写完《艳阳天》，“文革”开始了。

　　后来“三家村”被揪出来，我不明底细，在县城给写作者作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成为“三家村”开脱。6月2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管桦说我：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我准备检查。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我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我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1966年8月中旬，北京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侯文正，只身一人闯进市文联串联、造反。他说市文联是一潭死水，在文联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这时，被保护在医院里的老舍从医院打来电话，要求出院参加群众运动。我劝他先养病，但他执意要来。

　　8月23日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报告材料，忽听院子里一片喧哗。打字员小丁慌忙跑来告诉我，说是那个姓侯的给一个中学打了电话，勾来了一汽车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来了！我赶紧跑出房门，只见一辆卡车停在门前，一车身穿绿军装的女学生，正一个接一个地从车上往下跳。侯文正和文联内的少数造反派串通一气，要挟文联的全体人员到院子里集合。接着，就按照已经列好的名单，点一个，揪一个，揪一个就斗一个，一会儿工夫，竟揪出了一片。不少人挨了皮带抽打，所有被揪的人都戴上了写着“黑帮”、“反动权威”等字样的木牌子。我一眼瞧见了老舍正站在院子里，立刻意识到，老舍是统战对象，应当由军宣队出面予以保护。于是，连忙向后院军宣队的办公室跑去。路上，草明拦住了我。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用两只冰凉的手攥住我的手腕，哀求道，浩然，我害怕死了，救救我吧！我说，你赶快藏起来吧！听了这话，她嗖地一下子跑了。

　　找到军宣队说明了情况，我请求他们向红卫兵解释清楚，以保证老舍的人身安全。军代表躺着不动，说，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红卫兵小将要揪谁，我们也没有办法！我急得跺脚，只好给市“文革”办公室打电话，请求他们给说句话，但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前院时，老舍已被揪出，挂上了牌子，正被抽打着推上汽车，说是要与别的“黑帮”一起拉到孔庙去烧戏装。

　　我怕造成严重后果，便当机立断，派“文革”办公室的干部周述曾也跟上车随老舍同去。并嘱咐周述曾说，万一发生什么事，赶快打电话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周述曾打来电话，说老舍受了伤。我立即找到司机班，派汽车把老舍和周述曾接回来。谁知，接老舍的汽车刚刚开进文联大门口，又被一伙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发现了。他们看到老舍被红卫兵打伤后，头上缠着水袖，立刻一拥而上，将老舍围住，又进行批斗。这时，一个著名作家突然跳了出来，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揭发老舍。她说老舍是反动权威，崇洋媚外，不要人民币要美金，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帝国主义……在她的鼓动下，一些愤怒的红卫兵对老舍的打骂更加凶狠。老舍不甘受辱，一气之下，突然摘下脖子上挂的木牌子，朝身旁的红卫兵砸去。老舍的举动，立即激怒了红卫兵。霎时，更多的红卫兵冲了上去，拳脚相加。此刻，我急中生智，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大喊一声，老舍是殴打红卫兵的“凶手”，应该押送派出所法办。这一喊，红卫兵们停止了拳脚，几个人上去将老舍送到了西单派出所。

　　当时死人很多，派出所没工夫管老舍，打电话让我们赶快去接人。我们先把串联的红卫兵劝走了，把被揪斗的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人集中到后院，然后赶去派出所。我对老舍说，先回家，一来让家人处理一下伤口，二来好好反省一下，明天到文联来报到。老舍当时没有说话，我说什么，他点头听着。我又给舒家打电话，让他们来接人。当时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那天他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了电话。胡薭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当时人都麻木了。老舍之死是市文联在“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

　　有一次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我说，骆宾基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管桦他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我们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我们正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北京电子管厂有一位郭某，1958年就曾撰文批判过《青春之歌》，从而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后来茅盾先生写文章，作了结论，这场争论才告结束。这次 “文化大革命”后，北大学生侯文正进驻市文联，大字报、小报上大登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这些文章批判杨沫的小说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我就出面说明她的历史、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和刘少奇更没有任何牵连。他们要揪斗杨沫，被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给拦阻了。我觉得杨沫、管桦、草明都是革命作家，不会反党。于是跑去找《红旗》的王主玉，问他上面是否有风说要批杨沫。王主玉说没有。我就放心了，回来告诉大家说没事。郭某竟找到文联来，和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文联有人站在我一边，也有人站在郭某一边，双方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于是我们到《红旗》评理。我和郭是揪着对方的脖领子去的。那时年轻，觉得没什么可怕的，他们扳不倒我。到了《红旗》，他们的口风又变了，说我们都有道理。结果回了文联，就有谣言说我让《红旗》批评了。还有人要批管桦，我就是不批。周述曾等人就批我。我不搭理，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的好朋友杨啸也受到审查，说他是“五一六”分子。那些人找我来调查，我说，我了解他，他不是！他们不甘心，我急了，说，非要揪，先揪我吧！

jan_a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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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帮”倒台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那时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到《人民日报》督促，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有一次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广州一刊物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我给中宣 部部长张平化写了一封信，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但没有回音。

　　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恢复大会，我在会上做了检讨，念了一个小时，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大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现将我的检讨摘录下来，也许对大家了解历史有帮助。

　　我的教训

　　我是怀着十分惭愧、十分感激的心情，出席这次会议的。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时期，我先在文艺思想上受了毒害。1974年叛徒江青向我伸出了黑手，又在工作上直接受到“四人帮”的利用，我写的一些文章和一些讲话，传播了“四人帮”反动的文艺思想，扩散了毒素，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当我逐渐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党和人民用心血从一个农村孤儿培养起来的文学作者，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没有保卫人民的利益，反而以自己的言行危害了人民的利益的时候，我不能不十分惭愧和悔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也挽救了我这样一个上过当、受过骗、犯了严重错误的创作干部。一年多来，许多报刊对我的错误作品和言论做了批判，促进了我的觉悟；本单位的同志们，业余作者同志们和郊区农村的干部和群众，给了我热情的帮助与教育，使我有了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力量。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提出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动员了亿万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各条战线都出现了蓬勃的景象，这些都有力地鼓舞着我，使我有信心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当一个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积极因素。今天我又参加了这样一个会议，给我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我不能不十分感激。

　　“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十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我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而且错综复杂；这需要自己在领导和同志们大力帮助下，经过痛苦的过程，才能得到真正的清理。但是，我下决心认错、改错，在生活和创作道路上，来个新的开始。因此，我愿意利用今天这个时机，向同志们说清自己所犯的错误事实，摆出我的错误思想，汇报我的初步认识，取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