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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1850-2000）
作者：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我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出生于70年代初期，那时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
烈的时期，由于太小，对那一切没有太多记忆，那个时代在政治上给我留下的记忆就是粉碎
四人帮和毛泽东去世。从我记事，所领略到的就是饥饿和贫穷。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家境
渐渐富裕，能吃饱了，能穿暖了，住上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接受了高等教育，直至开了自己
家的工厂，可以说，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之一。我们的家庭，凭着诚实劳动，从贫穷
走向富裕，在为自己增加财富的同时，也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我所讲述的故事，
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一个典型而普通中国家族的故事，我们的家族历史，恰恰是中国风
云激荡、变化无常的近现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的祖籍是山东省淄博市，我的有椐可考的祖先是我的高祖。我的高祖原先是一个很
大的地主，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不满于满清的腐败统治，于19世纪60年代参加了捻军
起义，成为当时捻军的领导人之一。捻军起义失败后，我高祖被俘，满门抄斩，只有我曾祖
在一个仆人的保护下逃了出来，亡命到河南确山。那位忠义的仆人，用我们家的细软，在确
山买了很多土地，悉心照料我的曾祖，直至他长大成人。
我的曾祖一生平平度过，但他崇尚知识，善于经营，很快，我的家族又人丁兴旺，成
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地主。
我的祖父约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他自幼刻苦读书，满腹经纶，又写得一手好字，
二十岁时就中了举人。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金榜题名之时，光绪皇帝废除了科举制度。我
的祖父当时异常苦闷，几次自杀，都被家人救起。
后来，辛亥革命，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国，军阀混战。祖父也从悲哀中清醒过来，重
新思考个人的出路，他弃文投军，投入到冯玉祥的麾下。由于祖父文笔很好，字也写得漂亮，
很得冯玉祥的赏识，很快，他就跃升为冯玉祥的上校副官。1926年，冯玉祥誓师五原，加入
国民军，中原大战后又担任河南省主席，祖父也随之迈入国民政府，官至河南省民政厅长。
当时的民政厅，与如今民政厅概念不同，它囊括人事、民政、监察、治安大权，祖父
权力很大，自然身边不乏阿谀奉承之徒，家中送礼迎客不断，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腐败得很。
根据父亲的回忆，当时家中除了河南确山的6000亩地外，还有数不清的金银细软、皮货，开
封城里的两处豪宅，光1949年遗失在南京的细软就有16箱之多。从这里你可以看出，国民
党统治时期，腐败是多么厉害！但是祖父一生为人比较正直，没有加害于民，也没有迫害人，
因此身上没有血债，解放后也没有因此被清算。
抗日将领杨靖宇将军是祖父的表弟，也是我们家的佃户，跟祖父交情很好。杨靖宇将
军出关抗日之前，特地来向祖父辞行。祖父送给他5000大洋作为活动经费，告诉他如果力量
不敌就赶紧回来，却不成想壮士一去不复返，杨将军血洒白山黑水。由于当时音信不通，祖
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得知这一消息，抚胸痛哭。
我的父亲出生于1935年，当时正是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所以父亲从一记事起，就
在颠沛流离中生活。特别是1944年豫湘桂战场国军惨败，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大好河山被
日军蹂躏。祖父随省政府牵走，家眷都顾不上了。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家暂居的漯河。一家人
在日本人统治下战战兢兢地生活了一年。日军占领漯河前,派飞机对漯河市进行狂轰滥炸，造
成很多无辜的百姓死伤。我家的一位远房亲戚，为躲避日机轰炸，躲到一条壕沟里，随着一
声巨响，一条血淋淋的女人大腿炸飞到他的面前，长筒袜里还塞着钱，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后来轰炸结束之后，他用长筒袜中的钱把那女人的大腿埋葬了。这是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犯
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根据父亲回忆，当时日本鬼子已经不象1937年那么凶残了，占领漯河当天夜里，日军
进城，就露宿在大街上，颇有点象八路军的作风，向人问路、找房子也都是点头哈腰，很有
礼貌。我想，日军可能是察觉到自己不行了，害怕日后清算的原因。相比之下，国军汤恩伯
部就不那么好，抓丁拉夫，抢劫强奸，无恶不作，民心丧尽。所以，国民党失去江山，也不
奇怪。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全家迁回了开封，回到了原先的住宅。回家后发现，
家中的房子都被日本人改造成了和室，到处是小拉门、踏踏米、小格子窗户，很象老鼠洞。
一打听，才知道被日本三井洋行作了办事处兼招待所。
当时日军正在受降交枪，一天，开封城外，开来一小队日军降卒，由于天晚，就在城
外瓜田中露宿，早晨起来时，忘记叫醒一个熟睡中的士兵就开拔走了，这士兵掉了队，直到
被发现他的中国人用石头砸醒。士兵睁眼一看，发现四周已围满了中国人，他立刻扔掉了手
中的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喊着，但围观的中国人没有饶恕他，继续用石块砸他，那士
兵转眼间浑身是血，仍然磕头不止，直至被砸昏，这时有一个人搬了块大石猛的砸在他头上，
结束了他的生命。年幼的父亲听说这件事，赶紧跑去看，那士兵已经死了，浑身上下的衣服、
鞋子都被剥光，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据围观的人讲，他至死没有开一枪，一直在磕头、哭喊。
父亲在向我讲这件事时，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转念一想，或许这个士兵杀死过中国人，
强奸过中国妇女，谁能说没有呢？侵华战争时，日本100万人使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平
均每个日本兵身上，就有35笔血债！中国人之所以杀他，不就是因为日本人太残暴吗？这件
事对那个日本兵是残酷的，但对饱受日军蹂躏的中国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不是在
日本领土上杀人。他也许是无辜的甚至是反战的，但是，也只不过是日本侵华战争这一大悲
剧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我的祖父在此时染上了肺炎，一病不起，在没有广泛使用青霉素之前，肺炎就是绝症，
于是很快去世了。丧事办得很隆重，省府要员来吊唁的络绎不绝。灵堂就设在家中，三百和
尚道士念经超度七天七夜。还有许多平时不认识的人也来凑热闹，边假装哭边偷东西，丧事
办完之后，家中少了不少小玩意，包括父亲小时最爱玩的德国望远镜。可是人死如灯灭，那
些阿谀奉承之徒，也在瞬间树倒猢狲散。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没有“抚恤金”这一概念的，
人死了就死了，就再跟政府没什么关系了。于是，习惯于奢华生活的祖母就开始卖家产。由
于她的无知，有很多财产被人骗走或贱卖，一直卖到解放后才卖完。据父亲回忆，当时家里
的家具大都是紫檀木的，精雕细琢，留到现在，恐怕个个都价值连城。
1946年，国共内战开始了，国民党军占着美式装备和美国的支持，一开始占了上风。
当时父亲见到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衣衫整齐，也并不扰民，但也不亲民，反正住在美式帐篷
里，吸着“骆驼”牌香烟，经常从帐篷中扔出空罐头盒。1948年双方在开封附近展开拉锯战，
战斗很残酷。开封曾三次易手。第一次是在夜里，乒乒乓乓打了几枪，第二天，城里都是解
放军。实际上并不是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只是人们常说的“土八路”，没有统一的军服，有穿
八路军军装的、有穿便衣戴军帽的、有上身军装下身便衣的，武器也很破旧，可是精神饱满、
和蔼可亲。百姓看到这样一支部队居然把美式装备的国军打败了，个个佩服不已。可没几天，
又是一个夜里，解放军悄悄撤走了，早晨起来，一个解放军都没有，留下满街标语口号。当
天下午，国民党才开着坦克、汽车进城。接着，报纸、广播又吹什么“国军荣克开封城”。其
实，是解放军的运动战罢了。国民党进城后，开展了疯狂的报复。据原在祖父手下当差的开
封警察局长讲，当时几乎天天活埋进步学生。后来，国民党被击溃了，祖母也听信了“共产
共妻”的蛊惑，带上家中细软，随撤退的国民党军先跑到南京、又到上海，又到武汉，最后
又返回开封。在上海时，她听信了父亲的官场朋友、国民党海军部少将李XX的话，将16箱
的财物和祖父的骨灰留给他照看，后来上海解放，李XX去了台湾，从此再无消息，祖父的骨
灰也不知去向。
我的父亲有兄妹五个，我父亲排行第四。我的大伯出生于1925年，长大后在上了武汉
大学，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武汉解放时，他所在部队起义，又变成了解放军，留在了武汉。
大伯文笔很好，解放后成了部队作家，在当时名噪一时，天安门的观礼台，他上去过两次，
其中一次是1959年10周年国庆。大伯曾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西藏平叛，写了大量的通讯、随
笔，还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平叛后从农奴主庄园挖出被活埋的农奴的
情景，那是父女俩，刚被活埋几天（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央承诺不干涉西藏内部制度，所以
农奴主依然有权处死农奴），死时表情十分痛苦。他还亲眼目睹喇嘛寺里人皮做的鼓、祭祀用
的活人心脏。现在达赖喇嘛到处鼓吹西藏的人权问题，真是荒唐可笑——他有什么资格鼓吹
“人权”！？
我大姑也是知识分子，大学时参加解放军，后来认识了大姑父张XX，此人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任《解放军报》总编，后随王力、关锋、戚本禹一起大红大紫，一起打入地狱。大姑
死于1969年。她的大儿子在文革中戴着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还向父亲吹嘘：“这是李纳
同志送的！”
我二姑当时正在读高中，国民党溃败时随校南逃，路上被解放军围住缴械，解放军动
员学生参军，二姑就参了军，后随部队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户，直到现在。
我叔叔解放时正小，还在读小学，后来考上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响应毛主席号召，
主动请缨到边疆，分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后任扎兰屯市副市长、呼盟农业局局
长等职。
1951年我的父亲16岁，也参加了解放军，成了一名公安部队战士。当时的公安部队，
是现在公安机关的前身，也穿解放军军服，但左臂上有一个盾形臂章。刚解放时，全国形势
很不稳定，土匪猖獗，父亲所在的部队曾与土匪交战。有一次，父亲送信途中遭遇土匪，幸
亏土匪被围困久了，人困马乏，硬是没有追上。父亲回营后马上向上级报告了土匪行踪，歼
灭了这批匪徒，父亲因此获得了一枚奖章。历史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出身于国民党官员的少
爷、小姐们，全都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与柱石。
刚解放时，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杀事件层出不穷。
不久，镇压反革命开始了，父亲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枪决。当时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真是厉
害，一夜之间，全开封城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放不下，就关押在已被关闭的妓院
里，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监狱，居然没有走漏一丝风声。每天枪毙、砍头、枪毙、砍
头……大约每天处死四五十个人，持续了两个多月。实际上，被镇压的几乎都是真正的反革
命，经过一段时期的镇压，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因此说，镇反运动一开始是好的。但是后来，
镇反扩大化，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早就有了结论的，甚至都在政
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父亲很可怜那些人，他们临刑前个个痛哭流涕，
争辩、哀求，都没有用……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国民党女特务，长的很漂亮，当时正在哺
乳期，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老妈子来接孩子，她对老妈子说：“孩子长大后，别忘了告诉
他我是怎么死的。”一个小小的开封，就枪决了两千多人，全国死于“镇压反革命”的人会有
多少？当时因为死人太多，大量尸体来不及掩埋，就暴尸城外，臭味扑鼻，野狗公然衔着人
的肢体跑来跑去。父亲说这就是政治的残酷。
1955年，部队开始实行军衔制，父亲评了少尉军衔。不久，又开始了肃反运动。一开
始，是一些职位比较高、家庭出身复杂、个人经历复杂的军官被隔离审查。父亲当时负责和
别人轮流看管一个被怀疑的军官，上级要求不准犯人睡觉、不准犯人喝水，直到招供。但年
少的父亲不知天高地厚，又给他喝水、又让他睡觉，直到自己被隔离审查。
正在这时，苏共召开了二十大，彻底清算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也影响到
中国，于是，肃反在无声无息中停止，被隔离的人又被放出，重回岗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苏联，是赫鲁晓夫救了父亲一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起一个苏联
人的名字。
1956-1957年是中国解放后最平静的一年，经济蒸蒸日上，政治气氛出奇地宽松。一
开始，红太阳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发表了他的《论十大关系》，
接着报纸上天天号召“大鸣大放”，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
则改之，无则嘉勉”，帮助整风，到处举行对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仿佛要真的走向
新生，走向光明的未来。人们欣喜，拥护党，爱戴毛主席，畅所欲言，提建议、提意见，谁
也不知道明媚的春光后面，隐藏着暴风雨般的狂怒。
我的父亲也参加了整风运动，他大胆地给上级提意见，指责他们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
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脚蹬掉，再去找女文工团员、女学生、女职员。其实现在这也没什么奇
怪的，但当时这成了军队许多领导的时尚，还美名其曰“组织安排”。
然而不久，《人民日报》两篇社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和《工人说话了》
改变了这一切，原来，这是红太阳的高招，叫“引蛇出洞”。一时间那些昨天还和颜悦色、虚
心接受批评的领导变了脸色。那一年，父亲22岁，新婚4个月，就被打入另类，他的第一任
妻子与他“划清界限”，绝情而去。父亲被定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坏分子”
并被判刑6年，被押送农场改造，一直到1963年。父亲出狱后，正好碰到铁道部第N工程局
招工，于是去了大兴安岭，直到1967年遇到我的母亲。
在大兴安岭期间，父亲遇到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当时刚刚经历过1959-1962年的
大饥荒，许多关内的饥民流落到大兴安岭林区谋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工，他们被林场招
做临时工。1964年左右，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兴安岭地区，由于得到了气象部
门的预报，林场职工得以顺利撤出危险地区。而民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被人忘记，直
到洪水到来，把他们围困到一个高地上，断了粮食。一个多月后，人们重返林场时，1000多
民工和家属全都饿死在那个高地上，惨不忍睹。父亲向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充满了悲愤，
难道民工不是人吗，他们不都是“贫下中农”吗？为什么不把他们也撤走，为什么不空投一
些粮食？那些饥民，辗转到关外为求口饭吃，可是，这里却成了他们的葬身之地。
在大兴安岭，父亲还认识了一个印尼归国华侨，姓特别怪，姓ti，写作走之旁加一个
瓜熟蒂落的“蒂”字，是个大学生，印尼华人富商的儿子，人们都叫他ti疯子。解放后他怀
着一颗报效祖国之心回到祖国，却不承想被打成右派，押到大兴安岭改造，后来也参加了铁
路，成了父亲的同事。由于受到刺激太大，他有些疯癫，所以人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只知道他的绰号。他一辈子没结婚，这样的人谁敢接近他。改革开放后，他回印尼探亲，从
此一去不复返，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并不是真疯。
我的母亲出生于1951年，她的家庭解放前是一个小地主，拥有200亩土地。我的外祖
父是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实庄稼汉，年轻时长得很英俊。外祖父家境本身并不富，他唯一的兴
趣是伺候庄稼，由于他种田技术的精湛，他的庄稼总比别人长的好，所以渐渐富裕。我的外
祖母是个农村少见的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就看中了祖父的老实与英俊，用自己的陪嫁买了
十亩地，加上她善于经营和祖父的勤劳节俭，在20年里逐渐把家产盘到200亩。虽然他们有
很多土地，也雇有长工、短工，但并不象某些电影里描述的那样残酷压迫劳动人民。当时吃
饭时，外祖父和长工坐在同一张桌上，吃一样的饭菜，外祖母和孩子吃剩饭，上工时外祖父
和长工一起下地干活，长工与我们家关系也相当好，本身大家也是亲戚。就这样，迎来了解
放和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时我家被划作地主，家里的田地、牲畜、农具被分了，也从原来的住宅楼中
被赶了出来，在一座破庙中栖身，一直住到1984年，我小的时候还在那里住过。这时，一些
原来的地主、富农秘密组织起来，雇了枪匪暗杀土改工作组长，外祖父也被动员出了钱，后
来阴谋败露，几个首犯被枪决，外祖父被判了4年徒刑。在外祖父服刑期间，外祖母靠给人
做鞋底挣点钱养活三个孩子，不到40岁头发全白了。
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开始大炼钢铁赶超美英。各个村都竖起了土高炉。没有矿
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炼，谁敢反对就是反对总路线；没有燃料，
就砍树，所以后来闹饥荒时，连草根树皮都没的吃。那时开展劳动竞赛，搞“拔白旗”，就是
批斗干活慢的人。休息时间评议谁干的慢，找出来后拳打脚踢，往往把人打得遍体鳞伤。土
高炉没有安全设施，事故频繁，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铁水里面。外祖父也被拉去大炼钢
铁，后来向我讲起的时候，叹息着说，他好多弟兄，都死在那个时候。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村干部一看到炊烟，立刻带人去搜查，
掘地三尺也要把农民的余粮刨出来。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关。
那个时候又开始“放卫星”，鼓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几十万斤，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谁敢怀疑，就批斗谁。干部天天
说，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于是，公
共食堂天天吃白面，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浪费很严重。上级来参观，就把粮仓里面堆上
土，把外面放粮食。
1958年冬天，外祖父又被抽去挖水利。不知为什么，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两条
人工河。豫北是黄河故道，挖地不久就是沙土，一有风，就漫天风沙，威胁庄稼。外祖父挖
河时，村干部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脚踢棒打。外祖父每天泡在在齐要深的冰
水中，回家时全身都结了冰。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去河边玩，河里从没有过水。
河边无碑的坟墓特别多。据老年人讲，都是挖河时死的棒劳力，每一座都是集体坟。
1958、1959年是两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棒劳力都去炼铁
挖河了，收庄稼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岁的孩子和外婆这个小脚老太太这样老弱病残头
上。可她们有什么力量？于是，大量的庄稼烂在地里做了肥料。你也不能偷偷带回家里，那
可是盗窃集体财物。
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就这样，迎来了1960
年。
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了，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袭击了全中国。我母亲住的那个村，
几乎天天有人饿死。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解散了。可是家里都没有余粮，没有铁锅。村庄
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在街上走，那些去年还在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贫下中农们，一
个个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后来统计，当时全村饿死189人，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一，
其中全家饿绝的有六户。外祖父讲，去收尸时，全家人有死在床上的，死在椅子上的，死在
地上的。由于尸体腐烂，没法抬起来，只能用箩筐装，用簸箕搓。
由于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经常自己省下粮票买点食品往家送，
所以，我们家尽管饱尝饥饿，但是没饿死一个人。但是大多数老实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
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豫北的饥荒并不是全国最严重的。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了100万人，
639个自然村全村饿绝，一个小小的息县，就死了10万人。这引发了后来的信阳事件，引发
了中央委派李先念对整个信阳地委的大清洗和处决。就这样，中国以死亡3000万人代价，给
“大跃进”划上了句号。
1961年后，刘少奇组织中央日常工作，可以种自留地，可以开小片荒，实行“三自一
包”。从1961年开始，农村缓慢地恢复，到1963年，终于能吃饱了。于是满街的大肚子，中
国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来到了。亲爱的读者，你可以调查一下，是不是你身边出生于1963、
1964年的人特别多，而出生于1960——1962年的人特别少？
我的母亲也上了学，学习成绩特别好。1963——1966年是她童年记忆中唯一晴朗的日
子。当时还有一件事，几乎改变了母亲一生的命运，那是1965年夏天，中国民航到母亲所在
的那个村招收空中服务员，也就是今天所称的“空姐”，当时，14岁的母亲，身高长到了1
米65，也继承了外祖父与外祖母的美貌，被招工的同志一眼看中，几乎就走了，可一政审，
成分是地主，于是泡了汤。
然而，北京的“红太阳”看不惯劳动人民能好好活着。1966年秋天，一场史无前例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降临了。农村也有造反组织，天天拉外祖父、外祖母批斗。作
为地主阶级狗崽子的15岁的母亲也要去陪斗。十斤重的大木牌不够刺激，还要加上两块砖头。
一米五的大高帽戴在头上，游街示众。造反派还做了个蒋介石的模拟像，让地主、富农跪在
地上喊爹，不喊就打，喊了，就往死里打。刚刚吃饱饭的贫下中农，终于又有精神整人取乐
了。在一次批斗中，造反派把母亲一只耳朵打聋了。
那次批斗结束后，外婆对母亲说：“孩子，这老家没法活了，我和你叔（豫北方言管爹
叫“叔”，妈叫“婶”）也活够了，不怕死，可你还小，赶快找个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里
不知道啥时候就死了！”就这样，在郑州的大姨辗转找了媒人，遇到了我的父亲。那是1967
年，母亲16岁，父亲32岁。
就这样，父亲和母亲结了婚。父亲没钱，找人借了5块钱给母亲买了件新衣服，父亲
装行李的炸药箱（花八毛钱买的）是他们唯一的家当。
刚结婚时，父亲在北京附近修铁路。一天，他们到颐和园游玩。到了颐和园石舫，被
人拦住不让进。父亲问，上面明明有（外国）人，怎么不让进。工作人员说，只有外宾才能
进，否则这么多人，石舫早就垮了。父亲回忆起来很气愤，说这不是“华人和狗不得入内”
的翻版么？都说毛是个“民族主义者”，可是象吗？现在，石舫也对游人开放了，也没见被踩
垮。
后来，父亲修铁路修到了陕西潼关。那一年，他在潼关目睹了一起处决。被处决者是
原潼关县公安局长，他在“砸烂公检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于是逃跑到朝鲜（他以前参加
过抗美援朝），可朝鲜又把他送回来了，犯了叛国罪，因此被判死刑。因为怕他喊口号，他被
用铁丝穿过面颊和舌头，类似处决方式在当时十分流行，张志新死前被割了吼管。另一个被
处决者是个二十岁的女青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在被处决前，几个医生当场摘除了她的肾，
估计是哪位革委会头头要用吧。后来不久，父亲工地所在的村庄有一个九岁的小孩因为在写
有“毛主席万岁”标语的墙上用粉笔写了“打倒”两个字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终。
当时，父亲有一位工友（女），上厕所时，用《林副主席语录》擦屁股，被人检举揭发
了（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发现的？），于是，那个工友被抓起来审查，还专门成立了“专案组”。
查出身，是八代贫农，根红苗正；查历史，苦大仇身，十分积极。这难为了专案组，好在这
时传来了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这才把她放了。可她受了刺激和惊吓，从此变得疯疯癫癫。
当时武斗十分盛行，父亲有一次回郑州探亲时，一出火车站就被几个戴柳条盔的人拦
住问：“你支不支持“二七公社””？当时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二七公社的
人还是对立面的，贸然回答将往往会遭到一顿暴打，甚至是杀身之祸。幸亏父亲经历过“反
右”，政治经验比较丰富，又在大兴安岭待了几年，于是用东北话反问：“啥是二七公社？”
对方一听是外地人，也没了兴趣，于是让父亲背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后放行。
后来不久，传来了“二七公社”总部被攻陷的消息。据说“二七公社”的人坚守在大
楼内，外面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车吊了一个火车轮子，硬是把大楼撞塌。攻进去后，把没
死的找出来，一个个用梭镖扎死，那些人死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死于武斗的人
分别被自己一方埋葬，并立上“革命烈士XXX”的墓碑，可在七十年代初就被炸掉了。那个
用吊车撞开大楼的吊车司机，也被找出来枪毙了。
1969年冬天，姐姐出世了，母亲因为是农村户口，所以姐姐也是农村户口。母亲没工
作，一家人全靠父亲一个月37块7毛5的工资吃饭。18岁的母亲，背着姐姐，到工地附近
的农田里挖别人不要的、半腐烂的马铃薯，捡别人收割时洒下的麦子、玉米，才得以勉强维
持生活。因此也被生产队抓住游街示众，也遇到过好心人，偷偷塞给她一把麦子……18岁的
母亲，因为不堪生活的重负几次想自杀，但一想到孩子，她就挺了过来。
1971年，我们全家随铁三局搬到了S省T县。1972年，我出生了。一个月收入37块
的家庭，要养活4张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让我也有粮食定量，父亲的一位工友认
我做了干儿子，报户口时就报是他的儿子，因为他姓王，所以我也姓王，直到我四岁时才改
过来。
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母亲出去做临时工，给一个化工厂当搬运苦力。她是苦力群体
中唯一的女性。50斤重的麻袋，搬到几十米高的原料山上，一次一分钱。当时母亲身高1米
65，体重75斤。山西冬天特别冷，可21岁的母亲只能穿一件单衫干活。上山时大汗淋漓，
下山时冷风一吹，不住的咳嗽，因此，她落下了咳嗽的病根，直到今天。后来母亲回忆说，
当时她背着是她体重2/3的麻袋向山上爬时，她听到远处广播里传来《东方红》时，她心想，
他老人家为什么还不死？从一出生就是毛泽东、毛主席，还要折磨她到何时？难道等她死了，
他老人家也不死？他老人家真的要活一万年？那时，母亲雇了个保姆照顾年幼的我，一天工
钱3毛，姐姐年纪稍大一些，就被锁在家里，每天母亲上班时，姐姐隔都着玻璃窗哭喊：“妈
妈别走，让我再看看你！”仿佛每天都将是生离死别，可是不得不这样，因为，如果把姐姐也
给人看，就要另付工钱，干活挣的钱就剩不下了。母亲后来说，每当背够30袋的时候，她心
里就很高兴，因为再剩下的就是净赚了。母亲每天都用这些钱给我和姐姐买一个苹果和一个
鸡蛋，后来，又花5毛钱买了一只濒死的母鸡，悉心调理，居然救活了它。那母鸡仿佛报恩
似的，病好后每天下一个鸡蛋，下六七个才歇一天。那支母鸡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后来
它老了，不下蛋了，我们家仍然养着它，一直到1977年。
1974年，经好心人介绍，母亲到T县线材厂当了临时工。工作是用猪血糊装硫酸的篓
子，一天9毛钱。当时，没有人愿意干这样的脏活、苦活。可母亲如获珍宝，她拼命干，经
常是浑身沾满肮脏、恶臭的猪血。这样，我们家的家境稍微有了些好转。
母亲的吃苦和能干，赢得了领导和工友的尊重。于是，1975年的一天，母亲得到通知：
到单位食堂去当炊事员。母亲高兴得一夜没合眼，真是苍天有眼啊！终于，可以吃饱饭了！
母亲十分好学，托人找来一本《烹调知识》认真学习，很快学会了烧一手好菜，那个单位的
职工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味道的菜，直到1992年，还有一位当年的工友向我称赞母亲做菜的
味道。
1976年来到了。母亲的能干和吃苦，以及我们这个家庭的不幸遭遇，在那个不大的县
城已经闻名。母亲所在工厂的党委认真研究了一下，决定给母亲转正。这时遇到了一个难题，
母亲户口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当时厂长找了自己的弟弟，T县公安局的一位股长。父亲母
亲接他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吃完饭以后当晚，他就和公安局另一位同志开着吉普车奔赴河南，
三天后就把母亲户口启来了。这在T县历史上是破天荒头一回。启户口的情景，我还依稀记
得。
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T县也受到波及。医院里转来了一些伤员。那一个夏天，
谁也不敢回屋去睡，露宿街头，成了当时北方的一大景观。
父亲由于文艺上的天分，被吸收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天天唱样板戏，到处汇
演。当时父亲单位，几乎都不生产了。马达生了锈，设备长了草，当时又在“狠批唯生产力
论”，谁会去生产。人们听着《钢琴伴唱红灯记》，“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见当
时《人民日报》）据父亲回忆，当时去汇演的那些单位，大都是如此。
当时我到小朋友们家去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堆的齿轮、仪表等东西，和我们家一
样。现在才明白，那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把“属于自己”的国家财产往回偷，想卖破
烂挣点钱。其中有一家放了几百个“电磁继电器”，只是为了把它拆开拿出铜丝去卖。一个“电
磁继电器”真正价格是多少？一团铜丝值多少？国有企业为什么搞不好？相信从这里你会找
到答案。
1976年9月，全中国大街小巷，都响起了哀乐。毛泽东死了！街上到处是白花，到处
是戴黑纱的人。母亲、父亲也戴了，因为没人敢不戴。母亲带我参加了县工会组织的毛主席
追悼会。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我觉得很好奇，很兴奋，哈哈地笑，母亲狠狠掐了我
一把，于是我大哭起来。追悼会场的人都低着头，有几个老年妇女“呃呃”地哭，大多数人
只是低着头，包括我的母亲。后来据父亲回忆，当时他们单位领导宣布：“毛主席他老人家……”
时，马上有一个女声“呜”地哭了起来，但是大多数人都低着头不做声，胆大的人还偷偷地
四处瞅瞅，于是那哭声也没了。
这就是1976年！人们沉默着、等待着，企盼着……
1976年10月的一天，我和姐姐象往常一样被锁在家里，听到外面远远传来鞭炮声、
锣鼓声。那天，父亲、母亲都回来的很晚，而且母亲是被人搀扶回来的，后来母亲说，是参
加游行时掉到沟里崴了脚。“四人帮”被打倒了！母亲说，“四人帮”里有个江青，是毛主席
的老婆。后来，每当我们家吃鸡，父亲都把鸡头砸碎，掏出一个象跪着的小人似的鸡脑，说
“这就是江青！”当时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是如此。
后来，“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画像挂到了我家墙上。华主席是山西交城人，离T县不远。
1977年，母亲又怀孕了。考虑到经济条件，父母决定不要这孩子。流产后，发现是三
胞胎。母亲做了绝育手术，那赤脚医生实在可恶，一个小小的结扎做了8个小时，母亲几次
从麻醉中醒来，又被重新麻醉过去，连肠子都被钩出来了，要是现在，不告他才怪。
1978年，母亲把我和姐姐送到了河南农村她的老家。那是农村“包产到户”实行前夕，
“人民公社”还未解散，还在实行大锅饭，但是已经没有政治气氛了。当年的造反派也常到
我家来串门，笑眯眯的给我讲故事，仿佛他们从来没有批斗过我们家，仿佛从来没有把外公、
外婆、母亲逼上绝路一样。人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那时，外公带我到地里种瓜，我就和
小孩子们一起跳到机井前的水坑里洗澡。累了，渴了，外公就给我们摘一个西瓜。外公种地
的把势是一流的，种出的西瓜个个像水桶那么大，特别甜。有一天，我们还隔着那两条并排
的人工河，与临村的小孩对骂，结果引起了两个村之间的械斗，好在没死人。当年的造反派
为了救我们几个小孩，与对方扭打在一起。外婆把我找回家后，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还目
睹了生产队评工分的情景，晚上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唠嗑，一边评，有时候争吵，有时嘻嘻
哈哈，民主的很。我和大人们一起上工，大家到田头，嘻嘻哈哈打闹，干五分钟休息半小时。
一下工就跑到自留地里忙到天黑。外公70岁了，总是被评12、14个工分（满分是10个）。
我们几个小孩，到麦收时都接受大人的唆使，哄抢生产队的小麦，负责看粮仓的是“疯老爷”，
以前造反派头头，后来疯了。我们都很怕他，一见到他就拼命跑，他也并不真的追赶。
1978年我上了小学，在农村读到小学二年级，成绩是永远的第一名。
我还在平原上看到了一座座人工土山，大人们告诉我那叫人造梯田，是农业学大寨时
搞的。
1978-1980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我永远忘不了和孩子们
玩耍时的奔跑与笑声，忘不了那蓝天白云，忘不了和伙伴们一起到树上逮知了烧着吃，忘不
了自己做扑克牌打“交公粮”，也忘不了向慈祥的外婆发誓“2000年开小卧车接您”的情景。
1980年，母亲接我回家，一到家，我发现一样东西，一台12英寸、日立牌的黑白电
视机。从此我多了一样欢乐，吃完饭后，坐在小电视旁，欣赏并不多的电视节目。
后来才知道，父亲在1978-1980年劳务输出到伊拉克做苦工，挣了点钱。怪不得把我
和姐姐送到农村！父亲后来回忆说，到伊拉克是去修建伊北部城市摩苏尔的大坝。在同一个
工地上干活的有中国人，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工人。劳动报酬一天六个伊拉克第纳尔，当时
约合36元人民币；可是发到工人手中只有一个第纳尔（六元人民币），在中国工人眼中已经
是了不起的高工资了（当时父亲月薪45块5角）。印、巴工人每天上缴一个第纳尔，自己净
挣五个。红太阳说“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可是，中国工人“挣六得一”与
印巴工人“挣六得五”的现实，使得所有工人的这一信念都崩溃了。伊拉克十分炎热、干旱，
气温经常达到50摄氏度，人们挥汗如雨。印巴工人下工后都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中国工人
房里却没空调。每到周末，印巴工人都包租大客，到巴格达市去玩，中国工人则由政工干部
组织政治学习，当时华国锋还在继续实行毛的政策，宣扬“两个凡是”，所以还成天学习毛主
席著作。有些中国工人眼红印巴人，也请求别人把自己带上，印巴工人对中国人比较友好，
就答应了。可是后来，这事被随行的“领导”和政工干部发觉了，于是警告印巴方面“如果
出了事，你们要负政治责任！”。后来中国工人在跟车时，人家就不让了，说“你们领导说过，
要负政治责任，你们中国，政治责任太这个——”说完，伸出大拇指。后来，中国工人居住
地围上了铁丝网，进出都要经领导同意。中国工人也被外国人说成“围在猪圈里的矮脚猪”。
那一段，几乎天天吃粉条，都是国内空运去的。伊拉克蔬菜昂贵，“领导”们决不愿意买蔬菜
给工人吃。由于长期缺维生素，许多工人烂嘴，也有一些得了坏血症，后来就发维生素片。
工人们吃粉条都吃怕了，于是，很多人偷偷到印巴工人和西方工程技术人员宿舍周围的垃圾
堆和厕所里，寻找别人丢弃的烂菜叶、过期罐头当美味吃。政工干部和“领导”都是全脱产
的，成天教育工人“防止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他们的行径，也引起了工地西方包工
头的不满，有一天，西德工头来到中国工人宿舍，大声训斥“领导”们，大意说我需要狗，
不需要看狗的狗之类。“领导”们个个诚惶诚恐，赔笑脸，直到别人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
一个工人因为不满一个日本监工的污辱，和日本监工打架，打得那日本人下巴脱落，被记了
处分，强行遣送回国。当时去伊拉克的有许多工人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原先都准备
去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压迫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可是，他们经历了这一切
以后，个个都消沉了，比父亲这样的“地主阶级分子”“反社会主义坏分子”“文化大革命中
的逍遥派”更消沉，更恨“红太阳”。
然而父亲出国的确给我们家带来了一些财富，家里买了电视机，也买了匈牙利胶合板、
木料、油漆，开始打制家具了。父母请木匠打了三个大衣柜，一个给他们用，另外两个准备
留给我和姐姐长大结婚时用，还打了一个书柜、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两张双人床、一对
沙发、茶几等东西。我从记事到1981年，家里第一次有了象样的家具。
1981年的某一天，班主任老师笑眯眯地来到教室，站在讲桌上，把教室墙上的“伟大
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摘了下来，什么都没对我们说。后来，我
在作文中提到“毛主席永远活在我心中”之类的套话，被语文老师叫去说：“以后这样的句子
不要写了。”于是我就不再写了。
1981年，电视里播送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系列节目。当时我正在放假（记
不清是暑假还是寒假了），所以一集没拉地看了。看到了人们痛恨的“王张江姚”。当时因为
太小，没有什么政治观，只是看热闹。记得张春桥特别硬，江青特别刁，王洪文有问必答，
姚文元把什么责任都往别人身上推。他们的丑恶表演，连我这小孩子都觉得恶心。还看到王
光美控诉他们时悲痛欲绝的情景。当时我很奇怪，难道“四人帮”干这些坏事时，毛主席他
老人家不知道？他老人家不是洞察一切吗？后来我知道，他老人家不但什么都知道，而且一
切都是他老人家指使干的！最后，当法庭宣判江青死刑（人们没来得及听“缓期两年执行”）
时，我所在的家属院响起了鞭炮声和欢呼声、敲脸盆水桶声。人们啊，扬眉吐气，尽情发泄
他们对“四人帮”和他们的幕后操纵者的不满和憎恨，苦熬30年，到那一天真正自由了！
当时母亲还在车间干活（调到车间是在1979年，车间收入比干炊事员高，我还在老家）。
一天，厂长来到车间里，找到了正在干活的母亲，问她会不会珠算？会不会会计？原来厂里
的会计调走了，厂财务室缺一个会计。母亲仅仅是初中毕业（转正时填了高中），可她心想学
珠算没什么难的，于是坚定地说：“会！”当天下午，她上街买了一个算盘，找了个认识的会
计，学了一下午，第二天就到厂财务室上班了。母亲十分好学，我记得她买了《中国社会主
义经济问题》（薛暮桥著）、《工业会计管理》、《英语九百句》等书回家学习。白天上班，晚上
钻研，还天天练习珠算。母亲的工作做的很好，厂里的财务安排得井井有条，那一段时间，
她经常往家领奖状，什么“新长征突击手”“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之类，可是从来不
挂，厂里还奖励她一辆自行车。
1981年，我加入了少先队，后来成了中队长、大队长，每当学校升国旗时，都领着同
学们唱国歌，我感觉很自豪。后来，学校发的履历表中，“家庭出身”一栏，我填上了“工人”。
当时广播里、电视上经常广播“泪痕文学”，反映“文革”中人们的受迫害、上山下乡，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部电视剧是《蹉跎岁月》。当时，还经常号召“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宣传劳动致富的典型“万元户”们。饱受饥寒之苦的中国人民，第一次理
直气壮地追求美好生活。
1983年，父亲平反了！当时平反的风气很浓。父亲本来早已心灰意冷，根本不愿意去
上访。但是母亲认为决不能背一辈子黑锅！于是，他们一起到了开封，找到当年整父亲的那
帮人。当时亲手把父亲打成“坏分子”的领导，在“文革”中也受了迫害，也曾经被挂着铁
丝木牌游街示众，也坐过“喷气式”，也刚刚落实政策，他见到当年被自己亲手打倒的小伙子
如今已经变成头发稀疏、花白的中年人时，忍不住抱着父亲失声痛哭，请求父亲原谅。中国
人哪，被人挑唆互相斗来斗去，斗白了头发，斗碎了心灵，可以说人人都是受害者！父亲原
谅了他，于是，这位当年整过父亲的人，又领着父亲母亲找有关部门，为父亲的平反奔走呼
号，顺利地给父亲平了反。后来这位领导于1993年去世，父亲还专门去吊唁。
1983年，谣传一种致富方法——饲养蚯蚓，据说日本人爱吃蚯蚓，还可以做药材，于
是人们纷纷去买蚯蚓回来养，当时我们家属院，几乎家家户户养蚯蚓。母亲也加入了这一行
列。她花200元买了幼蚓，象关心孩子一样照顾它们。蚯蚓喜湿和高温，于是母亲不停地撒
水，把屋里烧的暖暖和和，那时我夜间起床解手，总是看见母亲在伺候蚯蚓。我们家的蚯蚓
长得特别好，一直养到象筷子那么粗，再卖出去。很快又证明养蚯蚓是一种骗局。母亲也赔
了一些钱，但最后一算，还是赚了800多块钱。据说有些地方有些人借了上万元养蚯蚓，最
后赔了，还不了债，自杀的都有。
后来，铁丝又紧俏了，价格直线上涨。母亲看中这一机会，从工厂里买了许多废品锈
头（由于拉丝不直导致铁丝团成一团，无法使用，工厂都把它们当废品卖给废品收购站），回
来加工。每天晚上挑灯夜战，全家老少齐上阵，用手和耐心清理乱如麻的锈头，把它理顺。
以烂铁价格买回，以成品价格的一半卖出，物美价廉，买者若鹜。母亲害怕被人说无证经营，
就开了个小建材综合商店。这种生意做了三年，净赚六万。到后来，母亲不敢再干了，她怕
政策再变，这六万块钱经过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供我和姐姐上学，到1991年就差不多花完
了。
1984年的国庆，祖国上下一片欢腾。我第一次看到了国庆阅兵，看到邓主席检阅部队，
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的“小平你好！”标语。没有山呼万岁，但是，人们饱满的精神，发自内
心的笑容，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做为中国人的自豪！国庆第二天，父母领着我和姐姐上了趟省
城，这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数着13层高的云山饭店，我的眼都花了。父母给我和姐姐每人
买了一套新衣服。
到1984年，家里生活明显好了，天天都有肉吃，也不再吃玉米、高粱了，天天吃上了
白面。母亲说，该把外公、外婆接来享享福了。外公、外婆来时，我高兴极了。外婆对我的
疼爱，对我的一生影响巨大。但是他们来后几天，母亲发现外婆肚子出奇地大，总是疼，母
亲带她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肝硬化，晚期。T县医院已没有办法，母亲就带她到地区、
省城医院去，还找了许多偏方，都没有用。外婆在到我家后三个月时去世了。她去世当天早
上，说想吃糖葫芦，我就上街去买，找遍了T县，才买了回来。可回到家，她已经咽气了……
我可怜的外婆！您年轻时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置下土地，就被划成了地主，歧视、迫害、饥
饿……什么罪都受过了，可生活刚刚过好，就去世了！我异常悲伤，上课时眼泪不断，老师
劝、同学劝、父母劝……都劝不住。我可怜的外婆！我悲伤，是因为您是我见过的最慈祥的
人，您从小爱护我，在农村时，您的儿女们孝敬您的点心你一口不吃，全留给我和姐姐，以
至于我都养成了习惯，有一次您尝了一口味道，我都说“姥姥，怎么偷吃我的点心哪？”……
我可怜的外婆！我小时发下的誓，要到2000年开小轿车接您，可才1985年，您怎么就去了
呢？……。外婆的去世，使我内心十分愧疚，我从没好好报答她一天！我当时太小，不懂事，
这是我一生的愧疚！直到1994年我上大学4年级时，我回老家，还跑到外婆外公合葬的坟上，
抱着墓碑痛哭了一场！这是一种深情，一种真正的、属于人的感情！这种感情，有人说它渺
小，自私，但是，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感情！什么“毛主席的恩情深似海”，什么“无
产阶级感情”它们都算什么！几年以后烟消云散，屁都不如！只有这种真诚是永恒的，直到
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的眼泪仍然在眼中打转……
1985年秋天，家里买回来一台20寸的日立牌彩电。我和姐姐都十分兴奋。彩色电视
机！20寸！这在当时是顶尖的，看着同学们羡慕不已的眼神，我不禁洋洋得意。当时父母都
说，就这么大了，够了，再大，这屋里就放不下了！
当时，家里生活十分的好，就连养的狗都吃鱼罐头、饼干。父亲说，伊拉克的狗也这
么吃。我们家最多时养了三条狗，我每天下学后都跟它们一起蹦啊跑啊地玩，十分快乐。可
惜后来这三条狗一条病死，两条失踪，估计被什么人打死吃肉了。
父母对我和姐姐学习成绩要求十分严格。他们说，自己一辈子没办法学文化，将来子
孙们一定要脱离下层人的生活。因此，凡是我在学习上要求的书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拿钱
出来。我和姐姐买的书堆满了书柜，从中我学到了大量的知识，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很好的。
父母还订阅了《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爱科学》、《少年科学》、《少年文艺》、《世界知识》《文
史知识》等数不清的期刊、杂志，增加了我的知识面。所以，从小到大，我的知识面比同龄
人都要宽广，这归功于父母的培养。我从小喜欢画画，父母就送我上暑期少年儿童书画培训
班，经过多年学习，我多了一项特长，同时，自己的艺术欣赏品位也比较高。
1986年，母亲被调动工作到了厂供销股。当时钢材紧俏，厂领导、供销股长和一些人
勾结起来，倒卖工厂的钢材发了财。母亲发觉了这一动向，觉得很为难，如果不加入这个团
伙，势必造成矛盾，如果加入，则势必为法律不容。母亲于是提出调离申请，当时在厂里成
了爆炸性新闻。当时厂里效益好的很，干了那么长的临时工，好不容易转了正，供销股又是
别人最眼红的肥差，刚调去却又调离，别人都理解不了。许多当年的老领导、老工友都来劝，
可母亲铁了心要走。后来母亲回忆说，之所以要走，是估计到厂里这么搞下去，迟早要出事，
就是不参与分赃，单是供销这个岗位也会让你有嘴说不清。事实证明了母亲眼光的长远。母
亲调走两年后的1988年，该厂案发，其实是领导班子间闹矛盾，分赃不均，把另一派告了。
整个领导班子、供销、财务被一锅端，三百人的厂，被牵连进去一百多个，被判刑的有好几
十个。从此，那个厂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现在好象已经破产了。
当时，母亲调到一个小灯具厂，三十多工人，生产的产品质量很差。当时家里用的台
灯就是这个厂生产的，经常漏电，我被电过好几次。所以没多久就不行了，一个月发10块生
活费，母亲也下岗回家。
当时母亲下岗后，元气大伤的T县线材厂又聘请她当副厂长，可母亲拒绝了。母亲歇
业在家好几年，专心供我和姐姐读高中，上大学。
我于1987年考上T县一中，是S省级重点高中。考上这所高中的人有70%上大学，10%
上中专。母亲每天早晨早早起床，做好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条，中午我和姐姐一回家，丰盛的
午餐已准备好了。我的家庭，就在这种气氛下迎来了1988年。
1988年是我少年时代值得纪念的一年。那年我开始了初恋，疯狂地爱上了同班一位女
同学。由于我口才比较好，是全校辩论会的最佳辩手，演讲比赛冠军，绘画也有功底，在T
县一中也比较有名，所以，那位女同学也很对我有好感。我陶醉在早恋的幸福中。可是后来，
由于风言风语多了，那女同学忽然不理我了，没有解释，没有理由。于是，我陷入了长达3
年的单相思痛苦中，不能自拔，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1989年来到了，那一年，气候特别冷，直到5月，T县的气温还常常到零度。1989年
4月，一场政治运动因为胡耀邦的猝死而在中国大地上猛烈地开展起来。T县有一所大学，那
里成了这场政治运动在T县的焦点，大街上贴满了“支持学生”“打倒XXX”“打倒官倒”等
的大字报。当时的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成熟的政治观，只是对一些社会不良现象如官倒、
腐败、犯罪率上升等有所不满，因此我也加入了游行行列中。我会绘画，因此画了许多漫画
张贴，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我当时不过是盲目跟随罢了。到六月四日，中央电视台的特别
新闻把我震惊了：解放军开枪了！很快，运动被镇压下去，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大家都耳熟
能详，不必我再重复。
新学期开学后，学校开始清查参加过游行的学生，搞无记名投票揭发。我居然幸免了。
后来又搞爱党教育，全校18个班停课政治学习，又搞歌咏比赛，十八个班只准唱三首歌《国
歌》《没有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轮流唱，还评名次。我当时口是心非地唱着，觉得
这个党算是完了，发誓要推翻她。
从那以后，我几乎天天听《美国之音》，尽管它被干扰的十分厉害，有时简直不能听。
1989年冬天，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东欧，一时间，党改名、国变色，直到枪毙齐奥塞斯
库，达到高潮。我从中欢欣鼓舞，心想解放不远了。
由于失恋的打击和过分关心政治，我无心继续自己的学业。1989年底，我休学了。我
的表现，使母亲万分焦虑和痛苦，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她曾苦口婆心地劝我，可我
根本听不进去，当时的我，太不懂事，太固执了。
1990年上半年，母亲改变了对我的教育方法，让我走向社会。我跟着她跑买卖，后来
又到建筑工地打小工，活泥浆。有一次，石灰落在我的眼里，把眼都烧烂了，直到现在，右
眼视力比左眼差了很多。那一年，我仍然深深爱着那个女孩，把她对我的冷淡看成是对我的
考验，我总是在她放学后躲在远远的地方，就为看她一眼，就很满足了。在1990年新年时，
我托朋友给她送明信片，也被退回了。整整半年，我没有找过她，因为我想，她快高考了，
不能打扰她……
那半年所受的苦难，是我一生中的财富，我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俄苏文学，研究中国
历史、世界历史。也和社会最低层的人相处，了解了中国国情，我认识到，中国的现实，人
民的觉悟，离我所倾慕的西方民主还差的很远。我通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
《复活》《苦难的历程》等俄苏文学名著，加上父亲的影响，形成了我心中永不磨灭的苏联情
结；也通读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纳粹德国史》，还读了许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的书籍，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我渐渐靠拢了共产主义，我为人们崇高的理想
和对生活的美好追求的精神而感动。当时的年轻人，是伴随着“小虎队”、张雨生、童安格的
歌声，读着琼瑶、金庸、古龙迈入18岁的的，而我，是听着《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灯光》《乌拉尔的山楂树》，读着屠格涅夫、肖洛霍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迈入我的十八岁。
我热爱苏联这个国家，热爱她广阔的国土，热爱她勇敢的人民，热爱她悲壮的历史，热爱她
博大精深的文化。在精神上，苏联已经成了我的第二祖国。那半年，是我人生观真正形成的
时期。
1990年7月13日，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兴冲冲地去找那个女孩。当时，母亲经
多方奔走，为我联系好了复学、转学事宜。原来的高中不要我了，我的学籍转到了一所普通
中学里。半年没见面了，我有很多话要对她说，我要告诉她我这半年的变化，告诉她我的成
长，告诉她我的决心。当时也凑巧，我去她家里时，她正好站在门口。我很高兴，连忙叫她。
我看到了她脸上的惊异表情。她没有让我进门，她告诉我她考得很好，当我向她表达这半年
的思念时，她粗暴而冷漠地打断了我的话。她说：“您这个人的感情那么古怪…….您让我感
到恐惧……”我惊呆了，不敢相信这一切原来是真的，我以为自己在做噩梦，可是，这一切
都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我真不知道当时我是怎样回去的，我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
实，难道长达2年零3个月的追求，就得到了如此的结果？我回到家，一头扎在床上，没有
说话，没有眼泪，没有思考……半小时后，我起了床，写下两行字贴在墙上：“距高考还有
359天”和“知耻近乎勇”。
我一生中新的一页开始了。我变了一个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每
天上课、自习，连课间十分钟都不出去，除了学习，什么事都不问。以至于1990年8月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我直到8月9日才知道。1990年秋天，北京举办亚运会，火炬传到T
县，我也参加了迎接。我还用我绘画的才能，包揽了全班的板报工作，从那以后，我们班的
板报是全校永远的第一名。我的成绩、在班主任老师心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一开始，我坐
在全班最后一排，到那个学期结束时，我已坐到了最好的第二排。
1990年，姐姐考上了S省财经学院，我和母亲一同送她报到。到了那所大学，看到那
些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天之矫子们，我心中十分羡慕。母亲说，今年送走你姐姐，明年就
看你了。我暗暗下决心，明年，一定要做出惊天动地的举措来，让父母欣慰。那时，我已很
少记起我的初恋和初恋的情人。
转眼到了1990年阳历除夕。我们一家人聚集在一起，快乐地畅谈姐姐的大学生活。我
很受触动，因此没有看元旦文艺晚会，一个人躲在自己房间里学习，一直到1991年元月1
日两点，我在学习中迎来了新的一年。之后我睡下了，直到母亲把我叫醒。
那天，我正在睡梦中，忽然母亲来叫我说有同学来了。我忙穿上衣服起来，来到客厅
一看——我呆住了，那“同学”正是我为之心碎的初恋情人。原来，那一年她落榜了，败得
很惨很惨，她认识到自己不是学理科的材料，改学了文科，她迫切需要人的帮助，于是想到
了我，这个曾经深深爱过她并为之辍学、被她伤害过的人。我和她来到我的房间里，我沉默
着，她请求我的原谅，原谅她曾经对我的伤害，原谅她的无知给我造成的灾难。我沉默着，
沉默着，直到眼泪夺眶而出……之后几天，我们一起抱头痛哭，一起欢笑，三年的爱情、痛
苦、思念、委屈……我原谅了她，而且给了她最需要的帮助，我每天都不上晚自习了，到她
的家里为她补习功课……我似乎应该沉浸在幸福中，学习成绩好，初恋情人在我的怀抱之中。
可是，总有一抹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我心灵的深处，使我的心在幸福的表象下隐隐作痛，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
就这样，我度过了1991年的上半年。
1991年5月，S省举办了首届全省第一届中学生地理知识竞赛，学校选派我参加，我
来到省城，在众多强手面前毫不示弱，一举夺得一等奖。参赛那天晚上，我到姐姐学校找到
姐姐，一起把这所大学看了个够，姐姐嘱咐我说，一定要超过她，才算成功。
在高考前填报志愿时，我本准备填我的理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但是，女
友说，这么好的大学，她不敢填，因为去年她已经输怕了，于是，我应她的要求，和她一起
填了违心的志愿——Z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专业。
1991年7月1日，是党的70岁生日，我坚持为全班同学出了最后一期板报。我用了
整整两天时间，在黑板上画了天安门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尖塔并列的巨幅宣传画，同学们从
来没有见过如此好的宣传画，纷纷扔下手中的课本，在我画画时评论着、观看着。
随着高考的临近，我的女友渐渐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开始哭闹。我总是安慰她，给她
吃“定心丸”，我们在7月6日下午来到一条小河边，在河边的树上刻下了“真心相爱，永不
背叛”八个字，作为我们的誓言。
1991年的高考，我考得十分轻松，其中地理、历史两门课，我提前一个小时交卷。我
看得出监考老师的惊诧神情。我微笑着，满怀信心地交了卷。
高考结束了！我回到家里，却不见了母亲，问父亲时，父亲说前几天接到舅舅发来的
电报，外公生病了。母亲因为怕影响我高考，一直没说，直到我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才登
上去河南的火车。外公在外婆去世后，又在我家住了4年，一直和我睡在一张床上，直到1989
年才到大姨家去住。本来母亲打算在我高考后，就把他接来，外公很喜欢我，也很喜欢我们
家。父亲说，外公病的不重，只是喝酒时呛了一下。可我心中纳闷，病的不重为什么母亲要
跑那么远去看他呢？那天我一夜未睡，第二天下午，我就登上了去河南的列车。
到了老家，果然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外公不仅病得很重，而且已经有亲戚为他做寿
衣了。外公的病，起源于1991年春节，喝酒时呛了一下，当时没注意，不久就咳嗽，再过一
段时间后，一吃饭就剧烈咳嗽，不能说话，不能进食，只靠打点滴维持生命。当我回到老家
时，外公已经不能起床了。大家都认为外公已经没指望了。可是，我却有很深厚的信念，我
坚信外公的病能治好，外公还想再到我家去住呢！我每天给外公讲故事，讲《三国演义》，讲
笑话，我鼓励外公治好病以后再到我家，外公大小便失禁，我就不停地用纸给他擦拭，用热
毛巾擦干净。在我的20多天不懈努力下，外公的病有了好转，开始说话了，也能够吃一些食
物了，甚至在我的搀扶下能到院子里活动活动了。亲戚们说，这是我的孝心感动了老天爷，
寿衣也不做了。在闲暇时间，我挨家挨户走访同村人，调查1959——1962年的饥荒的内幕，
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得到了准确数字。可是，这时父亲来了封电报说“高考成绩已下，见报
速归”。接到电报，母亲和我心里七上八下，父亲电报没有说清是否考上，当时没有电话，无
法问明。舅舅说，上学事大，这里有我，你们先回去看看吧。于是，我和母亲回到了T县。
一到家，先碰到兴高采烈的姐姐，一看她的表情，我就知道考上了。姐姐给了我一张
当地报纸，说我上报了。我一看，真的，全县文科第二名，全省地理单科第一名，历史单科
第二名。姐姐说，你真的超过我了，算你有本事！我们全家沉浸在快乐中。报纸是班主任老
师报喜送来的。父亲说，你不愧是你爷爷的好孙子，咱家这香火，被你给续上了！这时，我
问起女友的情况，父亲说，没考上，差了40多分。
我心急火燎地赶到女友家，她一看到我，眼泪就不住地掉，说自己完了，没希望了。
我鼓励她说，今年比去年考得好就是进步，只要照我的方法学，就一定能考上。此后一个多
月，女友哭了一个月，我安慰她一个月，全然没有了高考上榜的乐趣。后来看看人民大学录
取分数线，我整整高出十分。我心中的阴影更加浓密了。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8·19”事件，以亚纳耶夫、雅佐夫、克留奇科夫领
导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逮捕叶利钦，软禁戈尔巴乔夫。听到这一新闻之初，我十分高兴，
心想苏联的社会主义保住了。可是三天后，形势急转直下，叶利钦掌了权，戈尔巴乔夫解散
了苏共，苏联禁止活动。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苏联，这个
由列宁缔造的、领导过十月革命和伟大卫国战争的布尔什维克党就这么土崩瓦解了吗？
1991年9月10日，父母送我到B市Z财经大学报到。临行前女友哭得泪人一般，要
我等着她。我答应了。送到学校后，才发现录取通知书上的学费少说了100元，父母交足了
学费后，已经没钱了。但他们没和我说，把我安顿好以后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因为
没钱住旅店，就在火车站长凳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才坐上火车。
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我没有得到快乐，而是感到失望。这所大学，并不是我想象的
大学模样，我所学的专业，我根本都不喜欢。“国际金融”，难道我要和会计、算盘打一辈子
交道吗？
开学典礼不久，我们被拉倒军营军训。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套学生军装，我们穿着它上
街，连真的解放军战士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是什么队伍，还跑来问我们的番号。出发那天，我
们被通知要步行走33华里到军营。晚上8：00出发，走到凌晨1：00才到。男生营中没有床，
大家都睡在稻草上。参加军训的1500学生组成了一个“军训团”，以系为营，专业为连，班
为排，我记得我的番号是“三营一连五排十八班”，教官其实都是武警部队的官兵。我们的排
长人比较好，和我关系很好。但是一排长是个兵痞，成天歪戴帽子，动不动就打学生，骂脏
话，他能够一句话骂出三个脏话，比如“你他妈给老子站直啊我操！”之类。后来搞阅兵时，
全连都归他指挥，我也挨了不少棍子和辱骂。后来，军训完毕，我写了一篇作文，就军训的
意义提出疑问，被文学老师当作范文宣读。
我经常给家里写信，询问外公的病情，母亲回信说外公逐渐康复了，预计今年过年到
我家里来。我就放了心。
我的女友也常来信，倾诉她对我的思念，嘱咐我不要变心，明年等她来。我总是劝她
好好学习，我一定不变心。
1991年的秋天，是我十分苦闷的日子，我十分关心苏联的动向。“八一九”后，苏联
分崩离析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各个共和国都宣布独立。我天天都盼着奇迹出现，可是我天天
失望。到了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自己辞职，苏联不可挽回地解体了。我至今
记得那个圣诞节的夜晚，同学们都一起出去玩，我一个人躲在寝室里听收音机。当我听到苏
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旗杆上降落时，我留下了痛苦的眼泪。我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悲愤，拿
起画笔，跑到宿舍楼顶，写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万岁！”这一标语。没有人能够
读懂我内心的痛苦。当时，我写了一篇作文《冬日》，描绘我内心的痛苦，再一次被文学老师
当作范文宣读。
1991年放寒假，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家，当时母亲又开了一个生产工艺品的小工厂，
那天回到家，天都黑了，母亲闻讯从工厂赶回来，紧紧楼住我，哭了。我安慰她说，妈妈别
哭了，我这不是挺好吗。然后我又问她，外公呢？母亲说因为小厂刚开张，比较忙，等走上
正轨后再去接他。我也就没多想。当天晚上，女友也来了，照样的哭。
那一年，母亲生意亏了本。
转眼寒假结束了，我和姐姐都要返校。由于去B市必须在省城转车，我就和姐姐一起
走。到了省城候车时，姐姐突然说，外公去世了，母亲因为怕你太难受一直没告诉你。我说
这不可能！舅舅、母亲写的信中都说外公好了，如果外公真的去世了，我在放假的这些天里，
母亲能不告诉我吗？姐姐说，外公真的没有了，在91年10月28号去世的。
我听了以后，将信将疑。回B市的路上，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学校后，我立刻
向班主任请假要求回老家，班主任说请假时间太长了，要找系主任批。当天夜里，B市下着
冬雨，我按别人指点找到系主任家，系主任当即同意了。于是当天我挤上了2次特快，一路
站到新乡，又坐汽车到了老家。当时，天已经又黑了。我往舅舅家走时，心中不断地盘算到
底会出现什么结果，结果我看到大门上的白纸。我什么都明白了，跑到舅舅屋里，问舅舅外
公葬在哪里？舅舅根本没想到我回来，楞了半晌，才一把抱住我失声痛哭。
舅舅陪我来到了外公、外婆合葬的墓前，我跪在地上，抚碑痛哭。我痛哭，我自责，
我觉得自己愧对了两位老人，如果1991年夏天我在接到父亲的电报后不马上回去，而是坚守
在这里，也许结果就不是这个样子。当时，我正准备将外公送到郑州或北京的大医院去治疗，
如果去了，也许还有希望。因为高考，我没有能够尝试，如果尝试了没有成功，我的心中也
许不会如此自责，可是，我没有尝试……昏暗的烛光在寒风中摇曳，我的哭声已经嘶哑……
从那以后，我总是梦见外公和外婆，梦见他们和我一起享受一天比一天美好的生活，
梦见他们的笑容与欢乐。
1992年的春天来了，报纸上开始登邓公南巡的新闻。沉浸在失去亲人和第二祖国的我，
没有心思关注这一切。我的女友来信询问我又快填报志愿了，该填什么？我回信说，去年不
是说好了吗？如果你想改变，那随你的便。
在“六四”以后最初几年的大学生中，存在着很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情绪，在我们寝室
8个人里，有六个不同程度地对社会主义制度冷嘲热讽。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持支持共产主义
立场。我们经常通宵达旦地辩论，因为我的口才比较好，因此他们总是辩论不过我，以至于
有一次一个同学说：“给了你们家什么好处，你这样维护它？”我说，我的家族没有从身上得
到一丝好处，可是，没有，我们家曾拥有的6000多亩地只是我们家私人的，可如今，养活了
上万人口，其实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是从身上得到了利益的。没有，我国比现在的俄罗斯还不
如。于是，大家给我一个绰号：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我觉得很好，于是索性给自己取了笔
名：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其中名字“雅科夫”来源于牺牲于伟大卫国战争的
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朱加施维里，我崇敬他的人品（他敢于同残暴的父亲做斗争，被俘
后坚贞不屈，以死来维护人的尊严）；伊万诺维奇是典型的俄罗斯父名；布尔什维科夫代表我
的信仰。
我越来越讨厌财经类大学了。这里没有真正大学严谨的学风和学术气息，也没有真正
的经济科学（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通病，即没有真正的见解，一切围绕当政者的需要，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毛对社会科学的奴化和迫害），教师们按照上层的意图随时准备推翻自己原
来的见解，出书只是为了骗钱骗吆喝，每当老师准备“科研”时，就找一批学生疯狂复印资
料，再找几个人抄写，抄所有人的观点拼凑自己的观点，整个学校一天到晚散发着铜臭——
这样的大学值得我上么？这样的“经济学者”值得我尊重么？其实我不是不喜欢钱，而是觉
得，在这种大学中只有钱，没有真正的理想和思想的交流。我甚至产生过退学重新参加高考
的想法，后来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提醒了我：即使重新考上你所认为理想的大学，结果也未必
不是这样，天下乌鸦一般黑，除了浪费两年工夫，没什么用。受着吧。从此我把主要精力放
在研究俄苏文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我读遍了学校图书馆里所有这方面的书籍，熟悉
了亚.索尔仁尼琴、邦达列夫、阿赫玛托娃、爱伦堡、叶甫图申科等一批苏俄作家、诗人。从
他们的书里，我读到了苏联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理想和现实，越是读，越是热爱她。这种
热爱，不是源于相信片面欺骗宣传的热爱，而是源于对这个伟大国家的理解。众所周知，亚.
索尔仁尼琴是个激烈反共的作家。他的《古拉格群岛》对瓦解苏联起了重大作用。
1992年，女友考上了大学，但是并没有考我所就读的Z财经大学，而是就近考了S省
财经学院。暑假回家，我气愤地质问她理由，她哭着说她已经输怕了，不敢再想太远。我在
一年级苦等她一年，却得来了如此报应！我不满，提出分手，被她哭着拒绝了。
从那以后，我渐渐地厌恶她，我心中早就存在的阴影，已经愈来愈浓。当我不得不学
我讨厌的伪科学时，当我想起我被她羞辱时，当我想到我本来应该坐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室
里时，当我看到同学们出双入对而我形单影孤时，这种阴影已经完全占据了我的心。从此我
再见到她时，全然没有了温情，只有指责、抱怨、愤怒和不满。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我们
迟早是要分手的。我再也不象以往每个星期写一封信了，尽管我还是每周收到一封她的来信，
可我已经不相信她的话了，也懒得回信了。
1992年下半年，受邓公南巡的影响，B市掀起了经商热潮，Z财经大学本来就是个铜
臭气十足的地方，于是乎如鱼得水。老师纷纷下海，学生纷纷经商，校园里办起了市场，图
书馆里贴着诸如：“买袜子到地下室找张老师，买汽水到五楼找刘老师”之类的广告。我也受
了影响，批了些画到各个寝室去卖，还打起招牌走上街头联系家教，也算是把握了市场经济
脉搏。
那一年春节回家，母亲很高兴的告诉我，她的小厂一年盈利8000元。虽然这个数字很
小，但却是我们家办实业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一年起，每年的盈利都在以几何数级增长。渐
渐的，母亲熟悉了小企业管理，生产和销售都开始出现好局面。
和女友的关系还在继续的恶化，特别是女友提出我毕业后应该回到S省（因为她所就
读S省财经学院没有名气，分配的选择余地不大）后，我更是愤怒，我反问她有什么资格要
求我做到这些？那天她哭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再去劝她，随她哭。后来，她做出了一项我
十分惊异的举动，跪在我母亲面前请求我母亲劝劝我原谅她。我很悲哀，我纯洁的初恋，竟
然落到了这种田地！和她待一分钟，我都觉得是对我的折磨。
1993年春天，通货膨胀特别厉害。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大学食堂的员工大都是校领
导的亲戚，他们对学生态度很恶劣，打骂学生经常发生。那时，食堂饭菜价涨了150%，质量
不断下降，米饭里有沙子，菜里有虫子也是经常遇到的。当时我是学生会干部（我不会溜须
拍马，但我绘画、书法在系里所向披靡，因此当了宣传部长），就向校团委反映这件事。可校
团委书记一听，却说“你们这些学生要求太高了，现在的条件还不够好？我上大学时都是露
天吃饭！”我听后十分气愤，回到寝室里找到一个好友谈了自己的想法：搞出点事来让他们注
意！于是当天夜里，我们两个书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和几十张小字报，张贴于各宿舍楼、食堂、
教室门口，号召大家第二天中午罢餐。到了第二天中午，一场罢餐运动开始了，校园里口号
声、摔东西声、鞭炮声此起彼伏，食堂里静悄悄没人去，到处是标语和口号。以至于校领导
象老鼠一样乱窜，进行“说服、教育”，还来了警察照相。我和好友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甚至
还帮助“领导”对学生进行“说服”、“教育”，心中却偷着乐。从那以后，学校的伙食真的好
了许多，炊事员态度也好一些了，因为校领导怕再闹事丢乌纱帽。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
谁知几天后收到父亲一封电报，说他听“美国之音”讲了，我所在的学校因纪念“六四”闹
了学潮，嘱咐我千万别参加！我心里真好笑，那“美国之音”真是惟恐天下不乱，这种罢餐
跟“六四”哪扯的上？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信“美国之音”的说教了。就这样，因“美国之
音”抬举，我也当了回“学运领袖”。后来我参加工作后，遇到一位毕业于Z财经大学的女同
事，和我坐办公桌对面。有一天，她向我兴致勃勃地回顾了这件事，我听了，哈哈一笑说，
组织者就是鄙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她脸上的表情。
那一年我参加了学校举办的“国际体育舞蹈”比赛，被强化训练了两个月就赶鸭子上
架去台上丢人现眼了。可没想到，从那以后我居然迷上了国标。刚比赛时，我跳得并不好，
在我们那个队里是最差的，但是我锲而不舍地学习，一直学了两年，每天晚上从六点跳到十
点，经常是浑身汗流浃背，一双牛皮底的皮鞋被我磨穿了。我本想从跳拉丁舞中发泄自己的
苦闷，却没想到它居然锻炼了我的身体，而且使我的体重从135斤减到116斤，每天精神的
很，到1994年初，我跳舞的水平在Z大学已经赫赫有名了。
1993年暑假，我放假回家，因为路过S省城，于是想到S省财经学院去看看女友，顺
便和她一起回家。到了S省财经学院没找到人，心想可能回家了，于是在大门口等公汽到火
车站。正在等车时，对面一辆公共汽车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女友，另一个是个男学
生，他们手拉着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沉浸在幸福中，没有注意到我。我跟
在他们后面，尾随他们进了女友的宿舍。当我推开门时，那男生躺在女友床上，女友坐在床
边。我至今记得女友的表情，惊慌失措、故作镇静。那男的被女友打发走了，女友对我说那
人只是一个比较好的同学，没有什么。我冷笑着，也并没有戳穿她。
我先于女友回了家，女友仍和从前一样来找我，好象没有被我发现一样。我在暑假期
间也始终没和她摊牌。那年夏天，姐姐毕业分配到了L市G银行。我也去L市玩了几天。
我开学走时，女友来送我，临上车，我丢下冰冷的一句话：“我等待你的悔过书。”到
了学校我等了两个礼拜，决定不再等下去，于是，写了一封很长的绝交信（大约四十多页），
回顾了我们长达五年零六个月的感情史，告诉她已经没有交往下去的可能。我的信写得十分
尖刻，充满了嘲讽和指责。她没有回信。我的初恋，轰轰烈烈让我付出重大代价的初恋，就
此结束。
后来我们还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94年春节，我们还泪流满面，她哭着说我误解了
她，问我有没有和好的可能。我当时几乎动了心。第二次见面是在95年春节，已经相当平静
了。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收到过她的一封来信，信中对自己的分配前景十分忧虑，我没有回信，
就这样，我们失去了联系。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都有错误。女友的错误在于缺乏为爱情的付出的勇气，她
的每项选择，都以她本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我的错误在于为爱情付出很多之后，不能原谅她
她的过失，总是以一种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她，斥责她，折磨她，给她心灵上造
成了伤害。
1993年的秋天我很苦闷。初恋的失败、苏联的解体，使我长期处于压抑之中。那年我
昏倒过好几次。我和几个哥们喝酒，喝着喝着我哭了起来，问大家“难道共产主义真的失败
了吗？难道这世界上的爱情都是假的吗？”哥们劝我别想太多，路宽得很。
1994年元旦除夕舞会上，我在跳舞时，无意中注意到了站在舞池旁的一个女孩。那女
孩长得棱角分明，前额被一缕头发遮住。她站在那里，注视着我，微笑着，笑得很复杂，让
我想起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美丽的苏联女兵。
1994年的4月16日，是个星期六。我来到学生俱乐部，不巧我的舞伴病了，我不喜
欢和陌生人跳舞，所以觉得很无聊。正准备走时，身边来了一个很秀气和俊俏的女孩。我觉
得好象在哪里见到过她，于是请她跳了一曲。俱乐部的灯光很昏暗，我一言不发地跳舞，脑
海里搜索着到底在哪里见到过她。这时她开口说话了，声音十分动听：“你还没问我是哪个系
的呢！”我反问道：“我干吗要问？”“请我跳舞的男生都问这个问题。”“我跳舞从来不问这些
废话。”“那你真的与众不同。”对话到这里，我猛然想起，对，就是那个长得像苏联女兵的女
孩，只是几个月不见，头发长长了。于是那天晚上她成了我的舞伴。
第二天晚上在学生俱乐部我又遇到了她。她一见我就说：我以为你不来了呢！等你半
天了！我很诧异，说昨天并没有说好今天要来。接着就是跳舞，她很轻盈，感觉很好，很快
适应了我的步伐。舞会结束后，我向她说再见时，她说，不想走走吗。于是我陪她一起在校
园中漫步，我说我觉得她像苏联女兵，她笑着说，像谁，像娜塔莎吗？那你叫什么。我说我
叫雅科夫。
就这样，我开始了第二次感情的经历。这次感觉特别怪，不是现实中的感情，而是纯
粹的、理想中的感情。她叫我“雅科夫同志”，我叫她“娜塔莎同志”，我们谈论我的理想、
我的悲伤、我的经历，谈论苏联的历史和现实，谈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谈论俄苏文学和音
乐，谈论对这所庸俗大学的蔑视；尽管她在很多地方并不赞同我，但是能够理解我。她也熟
知苏联，也熟悉苏联文学、历史和艺术，就这样，我度过了我青年时代最幸福、最理想、最
浪漫和最真挚的八个月。
娜塔莎的个人经历十分复杂，有些至今我都没弄清，只能根据她的暗示来猜测。有一
天的晚上，她对我读了一首歌的歌词：为什么不早遇见你，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为什
么不早离开你，趁一切都还来得及。我至今记得她读这首诗时忧伤的眼神。
那一年特别流行《校园民谣》，我就像《青春》那首歌中唱到的，在那遥远的春色里我
遇到盛开的她，洋溢着眩目的光华像一个美丽童话，允许我为你高歌吧从此我夜夜不能入睡，
允许我为你哭泣吧在眼泪里我能自由的飞。
1994年5月10傍晚，我象往常一样到女生楼门口等待娜塔莎，那天天气特别好，红
彤彤的夕阳，金黄色的晚霞，高空中鸟儿在自由自在的飞翔……这个情景，永远留在了雅科
夫的记忆深处，许多年后，当我再经过那里时，总会想起那首歌：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
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在她的鼓励下我开始进行绘画创作。经常是彻夜不眠的构思和废寝忘食的创作。她过
21岁生日时，我送了她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幅取材于苏联卫国战争歌曲《灯光》的油画。封
面上写的是：
НАСТАСЙЯ（俄语：娜斯塔霞）
21ГОД（俄语：岁）
永远年轻
画面上是宁静的夜空，俄罗斯的广袤原野，映着月光的顿河，一轮金色的圆月衬托着
背着长枪和行装的红军战士和他心爱的姑娘。他们拥抱着，倾诉着，远处，姑娘居住的木屋
的窗户里，透出温暖的灯光。一切，就和歌词一样：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
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亮着灯光。
后来，我还创作了两幅画《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椰子树》，前者是取材于我对苏联电
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理解，后者是对一首歌的理解：我住在阳光下沙滩，每天和棕榈
树做伴……每幅画都写着：ЛДЯ
НАТАЩА（俄语：献给娜塔莎）这两幅画，至今还被娜塔莎保存着。
1994年的八个月，是雅科夫真正走向成熟的八个月，梦一样的八个月。我的民主的、
人道的、文明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正式形成。我还体会着幸福。但是我在享受这幸福的同时，
心中还有一种担忧，那就是——未来。
梦幻和理想，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所击碎。我们都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毕业分
配。我们都没有把握分在一起，而且娜塔莎认为，我们太理想、太完美了，如果真的在一起，
会亵渎这种完美。她倾向于把这一切永远作为一种记忆。雅科夫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奇怪的逻
辑，于是我们出现了分歧。很快雅科夫发现娜塔莎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小伙子，这就是现实。
雅科夫沉默了，我无法接受这种现实，特别是那个小伙子长相木呐，左脚还有些跛，
难道我比不上他吗？理想那么美好，现实确是如此残酷。我回到寝室里，一遍又一遍地听《寂
寞是因为思念谁》这首歌。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象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
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
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象欣赏
一种残酷的美，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要坚强面对……我抑制住痛苦，画了一幅
画，题目是：“雅申卡，不要哭！娜斯塔霞不相信眼泪！”这幅画至今我还保存着……
这时，另一个女孩子进入了我的生活，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那时我天天晚上都在学国标，也有很多学生和我一起学。我很孤僻，从不愿意请别人
一起跳，只是对着镜子自己练。有一天晚上，一个女孩跑过来对我说，你跳得真好，教教我
怎么样。我答应了，于是教她。她对我说国标班上有个男生总是纠缠她，希望我总能和她在
一起，让那个男生死心。我笑着答应了。当时，我已经是大四，刚和娜塔莎分手，根本没有
兴趣再谈什么恋爱。那个女孩小我四岁，比我低两个年级。在我眼里她根本就是个小女生罢
了，什么都不懂，傻得可爱。于是跟她认识了一个月我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告诉过我
好几次，可我都漫不经心地忘了，因为我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她长得比较漂亮而
已。
她开始约我看电影，叫《夺宝奇兵》，里头有一些惊险镜头，她吓得直往我怀里钻，我
惊恐地躲避。后来她说我当时像一只受惊的小绵羊。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持续了一个多月，和娜塔莎还有些联系。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图书
馆里上自习，这女孩走到我面前把我叫出来要跟我谈谈。出来后她说有的人真傻，整天追求
虚幻的东西不食人间烟火，有人喜欢上了他自己却还不知道。我听了，觉得她像是在说我。
于是我们一起上自习了，很快又一起吃饭了。除了上课和睡觉，我们都在一起。我没
有付出任何代价和努力，就开始了第三次恋爱。我的女友是个十分纯洁的女孩子，长的很漂
亮，身材十分好。和我还是初恋。我象一个大哥哥一样呵护着她，也给她起了个苏联名字：
叶莲娜。
1995年我要毕业了。本来我想到深圳去，但是我觉得这样对不起女友。她还太小，既
然和她谈了，就不能伤害她。那种在校时爱的死去活来，分配后天各一方的事我见的多了，
不想再重复。于是为了这个“神圣而庄严的诺言”，我征求了父母亲同意后，留在了B市，任
职于某银行。
临毕业之前的一个晚上，娜塔莎来找我。我们一起到了一个公园。她说，她明天就要
到深圳了，必须找我谈谈，否则一生不会安宁。她送我一首李商隐的《锦瑟》，说这就是她的
感受。那首诗是这样写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周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
归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至今还
记得她读这首诗的表情，很复杂。她还说我给她的画她都带走，要留做永远的纪念。她还告
诉我她一直关心着我，只是因为我的女友，她不敢来找我，她希望我能送她走。我说我不能。
那天和她分手之后，我一夜未眠，我走遍了我和她去过的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我心里
流着泪，默默呼唤她的名字，追忆着那美好的过去，追忆着那曾经拥有的、梦一样的青春。
若干年以后，由于同学的帮助，我和娜塔莎又联系上了，当我听到长途电话里传来的
那熟悉而动听的声音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们一同回忆曾经属于我们那美好的时光，
叹息着，遗憾着。娜塔莎至今未婚，也没有男友。
刚参加工作时，我被分配到某支行坐柜台。干了三个月，参加了B市电视台“金融知
识竞赛”得了冠军（三人组队），于是调到了某银行机关人事处工作，一干就是四年。
1997年，邓公逝世了。单位开追悼会，看到江总书记致悼词。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拼
命地想忍住泪水，可是当听到江总书记说到“全国人民感谢他”时，我的热泪喷涌而出。我
没有出声，默默地泪流满面。我想，中国，又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真正的人。那天下班后，
我走街串户，跑了十几家书店，才买到一张他的肖像，回宿舍后，挂在了墙上。
那一年女友也毕业了。当年大学生毕业分配形势严峻，好的工作岗位十分难找。我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她联系好了某机关。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了。为了看回归盛典，我和女友特地在当天买了一台彩电。
看着祖国的国旗冉冉升起，我心中充满了自豪。
1997年底，为了赶上最后一次房改，我和女友结了婚。当时她21岁，我25岁。女友
提出要到香港蜜月旅行，我说，要去，就去莫斯科，去白桦林，去红场，去俄罗斯的原野，
去伏尔加河，那里，有我永远解不开的苏联情节……我拼命赚钱，省吃俭用，就是为了实现
这个梦想。
1997年，为了响应政府安置下岗职工的号召，我所在的机关把农民临时工辞退了，由
于我是人事处这一方面的负责人，就到劳动力市场去参加市政府举办的再就业赶集会，招收
下岗工人。我们招收清洁工，负责打扫机关卫生，由于我们机关大楼比较新，打扫卫生也不
必用扫帚，而用吸尘器。活也不累。月薪450元。还招电梯工、锅炉工，月薪600元。赶集
会那天，我们见到了几万名下岗工人。看看我们的招聘广告，大多理都不理。还听到有人议
论，一个月450元，够干什么？还有人问我，分不分房子。锅炉工、电梯工收入高些，但是
来的人大多没有从业资格证。那是一个大热天，我汗如雨下，但15个工作岗位，居然没招满。
看看那些下岗职工，有的戴的金耳环有瓶盖那么大，金项链有我呼机链子那么粗，简直比我
都富。我和妻子结婚时，连戒指都舍不得买，到现在也没补上。那些下岗嫂子们，经常是满
嘴粗话，连我这大男人都汗颜。后来，司炉工、电梯工找满了，清洁工没招满。那天我一刻
没离开岗位，连午饭都是买面包解决的。可到下午，会场就没什么人了。后来，那些招聘来
的人，不到半年，就都不在了，走时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我们单位的清洁工，还是找了农
民。
1997年夏天，为了陪外地的一位同学，我“瞻仰”了一回毛泽东的“遗容”。他躺在
那里，脸很黄，仿佛“安详地”熟睡了。尽管我知道那不过是一具僵尸，一具空空如也的躯
壳，一具傀儡，一具腊像，可我还是想，他一定还想活过来，还想掌握他空前绝后的权力，
还想为所欲为，作威作福，还想实现他那偏执到变态，以至于“死上一半人也在所不惜，至
少可以埋葬帝国主义，再过若干年，又是多少亿”（见毛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的
疯狂理想。
1998年，母亲用她做生意赚的钱在B市买了几套房子，在B市开了小工厂，依旧做她
的工艺品生意。我和父母终于团聚了。我在双休日、节假日都回家帮忙，设计广告，推销，
甚至参加生产。
和诸多单位一样，我所在的银行领导生活也十分腐化。他盖机关新大楼十分奢侈。500
人的机关，居然盖了一栋40多层的大楼。后来才知道，整个大楼使用的石材和装修材料，都
是他的儿子公司提供的。他用公款给自己家里装修，耗资达50多万元。无数的国有资产被他
和他手下的走狗吞噬了。我十分看不惯，从不掩饰对他的蔑视。因此我的日子也十分不好过。
后来，某公司招人，我就辞去了原来“舒服”的工作，来到现在的工作岗位上。
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全国人民群情激奋。我也加入了抗
议的人流中，我举着自己画的讽刺漫画，也来到了美国屎馆，向里倾泻了自己的愤怒。我还
写了一首讽刺长诗，名叫《老纳粹冯瑞安的自述》在网上发表，大意是埋在南斯拉夫的老纳
粹看到了北约部队杀人放火，以为是自己人又打过来了。
1999年国庆，俄罗斯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前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来B市演出。我
去看了，剧场里座无虚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我这样的青年人。特别是《向斯拉夫
女人告别》和《神圣的战争》这两首歌，深深震撼了我。我们陶醉在俄罗斯艺术中，如醉如
痴，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激动得老泪纵横。我知道，这一切凝聚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理想，
就和我一样。
1999年10月1日，国庆50周年阅兵。举世瞩目，盛况空前。我知道为了举办这样的
活动花费不菲，但是我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自豪，因为，这里是我的祖国！
如今，我和妻子幸福的生活着，我们买了属于自己的、面积191平米的住宅。我每天
下班回家，妻子都给我一个长长的吻，吃完饭，我们总是一起出去散步，再回来看书、学习、
上网……我们生活得平静而美好，这一切来自于我的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每当夜深人静时，
我总是会回忆起自己经历的那些岁月，那些爱情，那些理想。
2000年的春节，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小家伙来和我们团聚。我和姐姐一起给父母买了
一台29寸的纯平彩电。在父母装修得舒适而简朴的家中，我们笑着，唱着，为亲情歌唱，为
工作歌唱，为祖国歌唱，为幸福的生活歌唱……
亲爱的读者，写到这里，我的家族史也就告一段落了。之所以不说写完了，是因为，
今天、明天都会变成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和尚未发生的事有朝一日都会成为历史。我希望，
我的子孙们能够把这个历史书写下去。我们这个家族，即普通又不普通，它曾经出过民族英
雄、农民起义领袖等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出过一生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但是，这个家族的
传统美德——勤劳、勇敢、善良，被保留、被延续了下来。这也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我们这个家族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小得微不足道，
但是我很自豪，我们这个光荣的家族，永远不停地与各种压迫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无论这
种压迫来自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还是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
残暴黑暗统治，还是当代的贪官污吏，都没有使我们屈服过，我们从未低下过自己高贵的头
颅——这也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脊梁。
也许有人会问，你写这篇文章用意何在？我告诉你，我是为了真实的记录历史，记录
我们家族的历史，记录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既伟大，又不幸，长达150年
的侵略、内战、动乱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可以说，这150年的每一段历史，都凝
聚了我们的眼泪和鲜血。通过这150年中我们家庭的兴衰变迁，你可以看到今天和平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珍惜。我们要防止有人再把新的灾难强加到我们头上。
现在，我国出现了两种极其危险的极端主义思想，“极左”的毛派“爱国”狂和“极右”的西
方“民主”狂。前者主张否定改革开放，否定邓小平同志，试图用毛泽东这个假马克思主义
者、真暴君来重新奴役人民，把中国人民重新带到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中去；后者不顾中国
国情，追求不切实际的民主，即使把中国分裂使中国动乱也在所不惜。所以，这两种倾向我
们都要警惕和反对。
的确，改革目前遇到了困难。国企亏损，工人下岗，贪污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恶化……
但是，我们认真想一想，这一切的根源不就在毛泽东时代吗？毛泽东把斯大林模式照搬照抄
到中国，成立了名义上的公有制。“公有”的含义是什么？全民所有，就是任何人都是主人，
那么你是吗？我是吗？不，谁也不是。所以，国企就是没有所有者的企业。企业的目的是什
么？是赚钱，是盈利，是发展。可是我们的国企呢？计划经济时代，根本不考虑赚不赚钱，
国企的效益只不过是个数字，一个被浮夸的数字，根本没有意义。一个企业，无论它生产的
产品多么落后，都算价值。到了市场经济时代，这样的企业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造，自然会亏
损和破产。毛的时代，尽管天天“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好的不能再好”，但是，人们生
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一寸寸的布票、一两两的粮票、一克克的肉票，证
明了毛泽东对经济的无能。现在呢？什么东西都极大的丰富，这难道是假的吗？有人说，尽
管东西多，可人们买不起。但是，看看那商场如潮的人群，你还相信吗？又有人说，下岗工
人生活贫困，可是你想过没有，下岗工人再苦，也有一口饭吃，不至于饿死，在毛的时代，
除了毛自己，谁能够吃饱呢？也有人说，下岗工人就业机会少，即便有，也是一些“低贱”
的活，可你想过没有，是谁批判马寅初，号召多生人的？是谁蔑视知识，提出“知识越多越
反动”、关掉大学、缩短教育、把正在学习年龄的青年打发到农村虚度光阴的？中国人口多，
素质差，责任在谁？还有人说，现在腐败严重，人民不满，毛的时代中国就无腐败。可是你
知不知道，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风景区有一座毛的别墅，占地庞大，设施豪华（我在1996
年参观过），你知道修建于哪一年？1961年！那是什么年月，全国人民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
时，他修别墅，算不算腐败？而且这栋别墅除了他住，再没有用处，算不算腐败？他把
6000000000美圆民脂民膏送给阿尔巴尼亚这样的流氓国家，如今怎么样？他把20000000000
美圆送给越南，结果让人家吃着中国援助的粮食，用中国援助的枪炮打我们，他经过中国人
民的同意了吗？有人抱怨治理腐败力度不大，司法腐败，可你想过没有，是谁号召“踢开党
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的？有人说现在治安不好，人们道德沦丧，可你想过没有，是谁发
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打砸抢、搞武斗、人整人、儿子检举老子、妻子揭发丈
夫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场触及人民灵魂的革命”，它砸碎了中华民族一切传统美德，
却什么新道德都没有建立起来。还有人抱怨“新生资产阶级”剥削自己，可是你想过没有，
是谁让你一个月37块五的工资从57年拿到80年？他没有剥削你？那他修别墅、援外的钱是
他自己赚的吗？！够了！所谓的左派“爱国者”你们把这一切归罪于改革开放，归罪于邓小
平同志，你们还有没有良心？
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就在于，他真正从思想上解放了中国人民，也成功防止了因思
想解放而给中国带来的可能的混乱局面。事实上，民主不过是使人们过上更好生活的一种手
段，它必须与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相适应，否则它就就可能给这个国家人
民带来灾难，特别是对中国这个受了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1989年“六四”
风波，邓小平同志的确是镇压了，当时人们不理解，可是11年以后，人民理解了，对比苏联
和俄罗斯的今天，人民应该感谢邓小平同志。我认为，“六四”不是一场革命，也不是一场暴
乱，而是一场悲剧，一场全民族的悲剧，那次风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英雄。“六四”的死难
者，不管是外国所称的数千也好，还是我国所称的数百也好，都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悲剧，因
为无论是解放军战士、青年学生、围观群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他们不是罪犯，他
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活下去，享受生活，享受爱情。可是他们死了，年轻的生命永远凝固在1989
年。他们不是烈士，因为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过为此而死，解放军战士面对的并不是穷凶极恶
的暴徒和敌人，青年学生面对的也不是刽子手和反动派。他们是牺牲品，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是“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势力的牺牲品。我觉得应该为他们树立一个纪念碑，让人们
永远记住那场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如此的悲剧。中国人，我们内斗了几千年，难道还没有
斗够吗？我们手上沾满了自己父兄姐妹的鲜血，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吗？我写这篇回忆，
就是要让人们记住这些教训，少些血腥，多些理智，把聪明才智都用到建设祖国中来。
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我不教条地、僵化地信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
科学，而不是《古兰经》，不是奥姆真理教教义，他的灵魂是让人们生活的更美好、更公平、
更民主，而不是籍以对人民进行疯狂迫害和镇压的幌子和借口。马克思主义要随时代的进步
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
过创新和发展。但是，斯大林的发展被证明是死路一条，毛泽东照搬照抄斯大林模式，几乎
把中国引入死胡同。特别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个人品质都存在严重问题，他们如出一辙的残
暴、专横、视人民如草芥和病态的多疑，使苏联和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玷污了马
克思主义的名声，因此，他们没有资格列入我的导师名册。
我也不是全面否定毛泽东，我认为，他的功绩在于领导人民真正使中国大陆实现了统
一，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统一。然而，和他的罪行比起来，和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比起
来，和他给人民造成的创伤比起来，和他给伟大的中国的事业造成的危害比起来，他的一切
功绩都黯然失色、苍白无力。邓小平同志没有彻底打倒他，是出于这位伟大共产主义者的宽
广胸襟，而不是某些毛派“极左”分子所称的“不敢”。邓小平同志连毛泽东活蹦乱跳、罪行
累累、穷凶极恶的“亲密战友”江青都敢抓敢审，打倒他一个死人有什么难？1981年作出《关
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大多数同志主张彻底打倒毛泽东，是邓小平同志
力排众议，给他保留了“功七过三”的台阶和面子，才使他的尸体没有象斯大林那样被人民
焚尸扬灰。“极左”分子滥用邓小平同志给予他们的言论自由，毫无根据、不知羞耻地谩骂、
诅咒邓小平同志，甚至连泼妇骂街用的语言都使出来了，更显示出他们的虚弱与无知。
在我宽敞明亮的书房中，墙壁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邓小平同志四位共产
主义导师的肖像。每当我学习时，他们凝视我，鼓励我为真理而斗争；每当我思考时，我凝
视他们，和他们进行心灵的交流。我并不崇拜他们，我认为他们和我一样也是人，也有缺点
和错误。但我敬重他们，因为他们都为真理而奋斗过。
每次我经过天安门广场，我都会久久凝视人民英雄纪念碑。它庄严肃穆，无言地向人
们倾诉中华民族人民英雄们的光荣而悲壮的历史。我知道，我的家族，我的祖辈也在其中。
每次我都想，如果将来我有了子孙，我对他进行的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就是把他们带到这
座广场，对他们说，“你看，那是一座人民的丰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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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2-7-19 17: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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