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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传统制造业强国，但在全球化影响之下，其工业的制造环节大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在本土留下的主要是研发和标准制定等环节。然而产业转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正在凸显，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就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劳动参与率长期在低位徘徊。2012年1月奥巴马曾问乔布斯，苹果在海外的组装工作何时可以回到美国，而乔布斯的回答是，这些工作回不来了。之所以回不来，既有人才的原因——美国根本无法在一个月内提供1.2万名工程师，也有产业配套的原因——当低端制造业搬到中国之后，许多中高端的产业也不得不搬，因为这些产业在美国获取配件所需成变得高昂。奥巴马试图重新促进美国“再工业化”，然而一个债台高筑的政府能有什么办法重振产业呢？2013年3月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发表演说，鼓励美国更广泛地使用“美国制造”，一阵大风吹落他背后的美国国旗，露出了国旗覆盖着的上海振华重工的商标，更成为对奥巴马“再工业化”呼吁的极大讽刺。 在资本全球流动的大环境下，国内的政治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由于资本集团有了流向发展中国家“资本洼地”的选项，如果觉得政府税收过高，管制过严，就可以威胁“离家出走”、给所在国留下税基削弱和失业等问题。[ 近期的一个重要例子就是法国总统奥朗德对法国富豪加税，引发资本外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2013年外国对法直接投资额下降77%，是欧盟国家中降幅最大的，而同期外国对德国直接投资额则增长了四倍。在压力之下，奥朗德2月17日宣布了减轻税负、简化通关和居留手续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而在另一端，社会中下阶层手里有选票，要削减他们已经享有的福利，也可能会引发他们用手中的选票对执政者进行“惩罚”的结果，除非执政者能有手段说服中下阶层，让他们接受原有的福利水平不可持续的前景。而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让少数人群可以在突然间通过言论或者集体行动放大自身的诉求，影响到整个社会对公共利益的判断，从而否决必要的改革。于是，政府在治理中就出现了一种困境：既不能给富人增税，也不能削减穷人的福利，政府谁都得罪不起，只能搞一些短期的决策，无法作长远规划。 一个既不能“开源”又不能“节流”的政府，财政靠什么维系呢？于是借债就成为常态。然而，大量发行国债会给政府带来一些新的“利益相关方”，可能是国内的资本集团，可能是跨国公司，也可能是外国的主权基金，他们可以以抛售国债为要挟，对政府的许多决策进行否决。债台高筑的政府将其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支付利息，没有余钱搞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升级创造条件，更谈不上对一些重要产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扶持——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大概会对此提出异议，但要知道带来信息革命的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正是建立在美国国防部大量砸钱的基础之上的。在全球其他地方存在更好的投资环境的时候，政府无所作为，本国的投资环境迟迟得不到改善，就很难阻止资本外流和进一步的“去工业化”。而一旦大量产业转移到国外，科技研究也会因为缺乏为其提供基础实验数据的产业环境而放缓进步速度，许多专业的人才也会出现断档现象。长此以往，积重难返，“再工业化”的难度就越来越大。 民众有维持和提高自身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求。考虑到这个稳定的基本需求，就必须采取实际手段，延缓乃至逆转当前的“去工业化”进程。然而，这需要整个社会做出调整，需要不少人群在短期内付出一定代价：比如说，税收的增加，退休年龄的推迟，社会福利的结构性调整，等等，社会维持繁荣的长期需求就和一部分民众的当下需求发生冲突。我们还不能说欧美的竞争性选举政体在推进经济与社会改革上是失败的，但至少，当下许多改革已经陷入了胶着状态。而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丧失改革的最佳时机，一步落后，往往会导致步步落后。 在美国，华尔街寡头的超级影响以及其总统制政体下激烈的党争，都在阻碍着当政者对大多数民众的需求作出积极回应。金融危机之后，联邦政府曾对华尔街的金融活动进行了一定限制，这让人看到一点遏制“过度金融化”的希望。不过，由于华尔街与两党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些限制措施能持续多久颇值怀疑。两党围绕公共债务上限问题的党争曾导致联邦政府在2013年关门，2014年，在华尔街寡头的调停之下，两党总算就财政预算达成了妥协，联邦政府在2015年大部分时间内可免于关门；然而，其代价是华尔街寡头在法案中塞进了一个与主体内容完全无关的条款，允许银行在得到纳税人担保的分支机构重启衍生品交易，这就实质上取消了联邦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相关禁令，再次为未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伏笔。党争使得奥巴马想办的几件大事没有一件真正办成，其医疗改革方案经过共和党势力的杯葛和修改，已经面目全非，距离其原本要实现的目标日益遥远；奥巴马试图推进的移民法案改革与碳排放承诺，也都遭到共和党杯葛，时刻面临着流产的危险。 弗朗西斯·福山对美国的局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美国的麦迪逊式民主（Madisonian Democracy）中有太多的否决点，以至于成为了一个否决政体（vetocracy）。行政部门不仅会受到通常由反对党掌握的国会的否决，而且也会遭到来自法院的否决。而在总统制政体下，一旦陷入立法与行政的对立僵局，就没有便捷的破解之法，往往只能等待其中一方任期结束。福山更倾向于英国的议会制政体。在英式政体下，一次选举可以决定议会多数党和行政内阁的构成，一个党同时掌握行政权和立法权，同时来自法院的制约也没有美国那么强，因此否决点比较少，更容易集中力量来办大事。福山甚至将他主张的英国政体称为“民主专政”（democratic dictatorship）。 欧洲的情况则更加严重也更加复杂。欧盟成员国政府面临着的不仅仅是本国民众的压力，还有来自布鲁塞尔的压力。作为超国家机构，欧盟一直面临着民主正当性不足的问题，它所作出的许多决定，在成员国国内屡屡遭到民众的抵制。但日子最难过的还是各成员国的政治家，他们经常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因而也对于民主的实际运作有深切的体会。欧盟在受援助国推行的紧缩政策，让这些国家失业率上升，普通民众短期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这种强制的“由奢入俭”，引起了受援助国民众的反弹，在国内政治层面，表现为反欧、疑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势力的上升。但这些政党的获胜，或许为民众的情绪提供了一个发泄渠道，但他们向民众承诺的美好图景，始终面临着一个致命的问题：钱从哪儿来？要筹到钱，就要搞好经济。但要搞好经济，结构性的改革却又是绕不过去的。 各种选举折腾完了，结果只是维护现状，而把该干的事情无限期往后推。说不好听点，这就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2014年5月5日，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在巴黎就任法兰西人文院准院士时发表的演讲中对欧盟国家的民主吐了一把槽。这位有“超级马里奥”之称的政治家指出，所有的改革都有长远利益，但在短期内会有政治代价，但在那些政权不断在左右派势力中间转手的国家里，推动改革非常困难，因为反对党能非常容易地动员起当下利益在改革中受损的群体来反对改革，比如在意大利，养老金改革受到左翼抵制，打击避税的改革受到右翼抵制。来自反对党的否决会很容易使得执政党干不成事，无法作任何长远规划。而贸易保护主义、排斥移民等短视的提议，却很容易受到民粹势力的追捧。但这都会导致“短期行为的专制”（short-term tyranny），损害未来世代的利益。蒙蒂特别指出：在民主国家的所有缺陷中，这是最坏的。 如果说福山抱怨在美国体制下难以干成事，做过多年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却抱怨，哪怕是在福山所羡慕的英式议会制下也干不成啥事。这位当年追随小布什参与伊拉克战争、退休后到处走穴赚钱的前首相在英国名声并不好，但在对民主制度的思考上，我们不必因人而废言，因为在西欧“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要说点民主体制的坏话需要勇气。布莱尔不久前给《纽约时报》写了篇文章，标题就很惊悚：“民主死了么？托尼·布莱尔：为了真正的民主，光有投票权是不够的”。布莱尔宣称：“民主的价值是正确的，但民主制度往往无法兑现这些价值。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国家、社区、企业都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些变化，民主制度显得迟缓、官僚而又脆弱。”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布莱尔指出了影响民主体制功效的若干因素：第一是选区划分导致候选人过于依赖政党提名，从而致力于讨好掌握提名权的党内活跃分子，而非立场比较中立的公众，导致政治家越来越难作出妥协；第二是新媒体的党派化，导致舆论环境不利于政治妥协；第三是利益集团的阻碍——布莱尔以官僚体系、教师工会抗拒必要的改革作为范例；第四是尽管私营企业不断演化，政府体制却不与时俱进；第五是政治领袖的基因池在逐渐枯竭，官员缺乏私营部门经验，同时官员微薄的工资也难以吸纳出色的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从首相岗位上退下来的布莱尔其实是个资本家，因此他的言论从总体上是亲资的。他对政府不从私营部门吸纳人才的抱怨，与此有很大关系。 ] 第六是“大V”们操纵的社交媒体很容易掀起舆论风潮，对政治领导人形成很大的冲击。 这不是布莱尔第一次撰文反思民主体制在治理功效上的欠缺。2013年埃及军方发动政变废黜民选总统穆尔西时，布莱尔就曾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撰文论证此举的正当性。在布莱尔看来，穆尔西确实是民选的，但他的政府根本不是一个有效政府。他指出：“民主是决定决策者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决策的替代品 （Democracy is a way of deciding the decision-makers, but it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making the decision.）”如果一个民主政府过于低效，人民就会失去耐心，不愿再等待选举。他还举了巴西和土耳其的例子来说明，即便国家取得巨大成就，人民还是能为自己的抗议找到客观理由。[ 布莱尔随后被军人总统塞西聘为埃政府经济改革顾问，这种利益关联会让许多人质疑他的言论的真诚性。但最新的评论《民主死了吗？》则可以说明他的观点至少还是首尾一致的。] 但如何改革民主体制呢？在《民主死了吗？》一文中，布莱尔很模糊地写了几句：“如果给萎靡的民主对症下药，恐怕将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人们必须接受一点：治国理政避免不了各种艰难的抉择，做出这些抉择的政治家应该受到尊重而不是诋毁。”联系上下文来看，布莱尔建议的方向与福山建议的是一致的，即增强行政部门的自主性(autonomy)，减少对它们的否决点 （veto point）。而他花了这么多篇幅来抱怨媒体的党派化和网络社交媒体大V，似乎也暗示着该对它们做点什么。但如果真做了点什么，从沃夫冈·沃尔夫教授及其团队的眼光来看，恐怕正是走向“选举式威权主义”的症状。 因此，沃夫冈?沃尔夫教授及其团队想通过研究俄罗斯、土耳其、匈牙利等国来理解“选举式威权主义”有何吸引人之处，恐怕真是舍近求远了。其实他们最应该研究的是：为什么福山、蒙蒂、布莱尔这些人如此严厉地批评西方自身的民主体制？如果自由民主的政体形式本身就能解决治理问题，让各国富国强兵，人民安居乐业，各国应该早就趋之若鹜了，哪里会有其他政体的生存空间？更何况，欧美的自由民主政体近年的治理绩效并不理想，对很多急于提升治理绩效的政府来说，并不具有真正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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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5-2-7 22: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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