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酒中仙 于 2015-3-7 08:55 编辑
至于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实现民主改造这个观点，首先它缺少事实的依据。台湾、韩国、日本，这些国家在走向民主化的国程中都没有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否定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达成了政治民主的例子，我们也没有看到。
这个观点的起源，我认为主要是对于现状的失望，特别是对于中国人精神现状的失望
我从中学时代就在思考，为什麽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是西方人建立的？我的后半生生活在加拿大，经验了两个不同的社会，观察到了种种不同的习俗和行为方式。只是到最近读了密西根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的一本书，才对两个社会的不同，有了一种理论性的系统性的理解。这本书的基本论点，是观察到东亚人认知世界的模式和西方人认知世界的模式的不同。东亚人认知世界，着眼于整体，他们对个体的观察，着眼于它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个体本身的特质。西方人与此相反，他们认知世界的模式，是着眼于个体，他们首先关心个体的特质，它服从的规律，进而对个体进行分类，找寻同类个体服从的共同法则，进而认识整体。作为西方人的这位教授，并没有结论说哪一种认知模式是正确的，更没有结论说哪一种会战胜另一种，他把这个问题作为书的结尾。我同样也不准备对这个问题作轻率的结论。但是这种认知模式的区别，的确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存在。
上面概括的几句话，看起来很枯燥。但是只要联系古今中外的种种例证，就好理解。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包括异族征服者）没有例外都是推崇儒家学说，因为这个学说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教育统治者和老百姓都在各自的地位上安守本分，克尽职守，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你看看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毛泽东上台了怎样统治中国？还是这一套，他发明了工人，贫，下，中农，地富反坏黑右大，这样的社会分等分级方式，达到社会的“和谐"控制。
西方文化，被认为是起源于古希腊。由于希腊半岛遍布丘陵，古希腊人的社会以城邦为特色。以下是维基百科的一段描述：
古希腊人大多聚居在被山岭分隔的细小村落里。至公元前800年，各个村落逐渐发展为拥有各自政府和军队的城市，就像一个独立的邦国，所以历史学家称它们为“城邦”。城邦的兴起，标志着古希腊文明（公元前800－146年）的开始。 希腊城邦的形成与自然环境、经济、历史及思想等各方面有一定的关连性。思想方面，西元前五世纪时，希腊人视城邦制度为最理想的政体。发展成熟的城邦是让自由公民不具约束地表达意志的自治社会，而不是代表神明、世袭国王或祭司旨意的社会。早期的希腊城邦宗教色彩十分浓厚，人民觉得神明无所不在，后来神明在政治的作用中慢慢淡化，改由全体人民的共识来建立政府；历史方面，当多利亚人大举入侵希腊半岛与爱琴海地区，使得原来希腊人的旧部落瓦解，不管是当地的居住或是新来的征服者，都需要防卫，于是挑选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建立卫城（军事堡垒）防守敌人的攻击。卫城不仅是当地的权力中心，自然也是城邦人的聚集之地及宗教场所。自然环境方面，希腊拥有许多的山脉、岛屿、港湾、河流等等，这些都是统一的天然障碍，易于形成自然的经济单位，进而成为个别的政治单位，因此不论是希腊本土或是爱琴海上的岛屿，建立将近上百个城邦，著名的有雅典、底比斯、墨伽拉、斯巴达与科林斯；小亚细亚沿岸有米利都与以弗所；爱琴海沿岸有米蒂利尼、哈尔基斯等。
当时的古希腊人，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古代其他任何民族的一些特点：他们具有很强的“personal agency”的意识，即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可以由自己的意愿来掌控。他们认为快乐就是人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具有自己的特质和自己的追求。正是这种意识，又使他们形成了喜欢辩论的传统。那时候，一介平民可以和国王辩论，甚至可能把听众争取到自己一边。在辩论中胜出，被认为是与在角斗中胜出相同的男人的光荣。
古希腊人的另一特质是他们对于世界的强烈好奇心。他们比任何同时代的古代民族都更加热衷于探究自然界，他们把事物和事件分门别类，寻找规则，并建立模型。在同时代的所有民族中，只有希腊人尝试发现他们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规律。“school”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的“schole”，意即“闲暇”，对于古希腊人来说，闲暇就是可以自由自在探索知识的时间。
形式逻辑在东西方的不同命运
2015/3/7
也许正是由于在古希腊，男人论辩的能力被视为与武功同等重要，所以形式逻辑作为思维的工具也就在那个时代得以创立。同一个时期在中国，曾有一个诸子百家思想活跃的时代，也产生了逻辑学的萌芽，但可惜没有得到发展。以下一段取自百度百科：
形式逻辑在欧洲的创始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建立了第一个逻辑系统，即三段论理论。其论述形式逻辑的代表作有《形而上学》和《工具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麦加拉-斯多阿学派逻辑揭示出命题联结词的一些重要性质，发现了若干与命题联结词有关的推理形式和规律，发展了演绎逻辑。而古希腊的另一位哲学家伊壁鸠鲁则认为归纳法是唯一科学的方法。中世纪的一些逻辑学家，发展和丰富了形式逻辑。到了近代，培根和约翰·缪勒则进一步发展了归纳法。
对比
在中国，形式逻辑的产生基本与欧洲同时。代表学派有墨家与名家，此外还有儒家的荀子。有意思的是，墨家研究逻辑为的是找到逻辑的原则，而名家为的是建立诡辩体系。墨家对于逻辑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墨经》中，该书对于逻辑已有了系统地论述。例如它区分了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提出“大故（充分必要条件），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与“小故（必要条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而名家的惠施则提出了“合同异”的诡辩原则，目的是取消概念的边界。与惠施相反，同属名家的公孙龙则提出了“离坚白”的诡辩原则，认为任何独立的概念都有且只能有单一的属性。名家提出了许多诡辩命题，例如“白马非马”、“鸡有三足”、“孤犊无母”、“连环无扣”、“白狗黑”以及“今适越而昔来”等等。
显然，名家此种“开倒车”的研究方法是中国特有的，它能够建立其诡辩体系恰恰表明当时逻辑发育的水平很低，有着大量漏洞——因此名家才有机可乘。不过，名家此举也使得这些漏洞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垫脚石——若要发展逻辑，就必须去克服名家的诡辩命题。此外，名家的诡辩命题中也有合理因素——有的确实击中了形式逻辑的要害，这就意味着，除了形式逻辑之外，还有其他逻辑。最后，名家的部分命题里，可能含有合理的关于自然界以及人的认知过程的认识。比如一个命题是“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这个命题若要成立，则必须以“地球是圆的”作为前提。在当时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占主导的情况下，名家能有这样的认识是不易的。再有一个命题是认为“飞鸟未尝动”，若做正解，应该是名家认识到我们对于“运动”的直观概念是建立在将归纳了两次静止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当时能做出这些判断实在不容易，可惜这些认识都是以诡辩的形式出现的。
此后，形式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基本陷入了停滞。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这段话说的 “此后，形式逻辑在中国的发展陷入了停滞” 是什麽时候？
这正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这是不是巧合？大家知道，所谓科学理论体系，就是在特定领域里知识的逻辑体系。秦始皇焚书坑儒，终止了中国人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也断绝了中国人创立任何科学理论体系的可能！
容我慢慢写。。。。。。笑看骂街员在外面干着急。。。。。。
我跟大家转述这本书的内容，并非意在用这本书反儒。人家作者本人丝毫没有批评东亚文化之意！他只是揭示东亚人和西方人观察和认知世界时的不同角度，和这种差别的由来。对这些差别的了解，使人能更深刻的理解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在51网这个论坛上发生的事情---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实际上，对世界的深刻认识，也必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才能达到。从我的所见所闻所读，我发现只有西方人正在认真地研究中国人，而中国人则很少有人认真地研究西方人---部分是因为有人总想阻止中国人真正了解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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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5-3-3 23: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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