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历程（二）

sanmiwu

记忆中的童年是一些并不连续的画面。

最早的一幅是一座夹在两山之间的大桥和桥上蠕动的汽车。

许多年以后跟妈妈讲起来，她说我那时大概一岁半左右，她和爸爸进城，把我留在山上疗养院我的一个伯伯那里；我记忆中的那座桥便是横跨在伊洛河上的龙门大桥，上面有陈毅亲笔题词的龙门两个大字，桥一边的山上是武则天时代开凿的龙门石窟，桥的另一边是诗人白居易长眠的香山——也是疗养院的所在地。

我出生在距离龙门石窟10公里的一个小山村。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年龄比我大的我估计不会超过5%。

我有两个哥哥，父母认为我原本应该是个女儿，可是接生婆不太争气，他们没有给父母带来惊喜。

我也从来没有为这个事情责备过自己。

我们那时候，社区的最小单位是生产队，比生产队大的是大队，大队的上级是公社，生活在这个公社里的大人叫社员。

社员要到地里去劳动，挣工分然后年底时候换粮食，就像我们上班打卡。

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跟着妈妈一起去地里上班了，摘棉花的时候我是被裹在小棉被里放在路边的。

这个大部分的时候是可以的，我可以晒晒太阳吹吹风。

有时候也会碰上大人往庄稼上喷撒农药，要是风向不对我的状况就有点像害虫了，好在我比他们抵抗力强，我的个头比他们大嘛——当然偶尔的咳嗽是难免的。

这些都是妈妈后来告诉我的，她记得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

长到三岁，我就可以自由的和邻家的孩子玩了。

我曾经很想参加哥哥领导的部队，后来终于放弃了——两岁的差别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代沟。

我同龄的孩子有不少，玩的东西还是有的。

泥巴是最简单，最经济的玩具，用粘土搀适量的水，揉一揉就成了泥巴；我们通常是把泥巴捏成碗的形状，站起来高高的举过头顶，然后用力把它反扣在水泥板上；随着一声爆破，碗底就会迸出一个大洞——当然操作不好的时候也有的，结果就是放了一个臭弾。

泥巴的用途当然不止这个，可以用刀把它们刻成手枪的形状，掰开一个半熟的柿子，像纱布一样的打磨，就能得到一把闪亮的高级军人配饰。

家乡人很少用木桶——听说那是江南人的特产，但是木桶的桶箍是很常见的——其实就是一个圆的铁圈，把硬铁丝的一端弯成U型，再折过来就成了推手，用推手可以推着桶箍到处走；要是不推，就把它挎在肩膀上，两手空空的男孩子街上是不常见的。

如果你读过蒲松龄的“狼”，你就知道麦垛是可以被狼掏空成一个洞的，我们也常这样做，不过不是为了从背后偷袭屠夫，那是冬天躲避寒冷的一个好去处。

小时候，我总觉得别人家的饭比我妈妈做的好吃，我喜欢到爷爷奶奶家里蹭饭，晚辈们送给他们好吃的东西我总是能最先吃到。

我喜欢到外婆家里去，他们家夏天有瓜果，冬天有花生，遗憾的是一年只有几次。

我也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有干妈，有干妈来给他们过生日，我是没有的，曾经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爸爸妈妈没有给我也找一个。

和西方人吃土豆一样，我们的主食是红薯，做法和土豆一样多，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肉和鸡蛋，还有不用掺杂粮的白面粉做的馒头——那是大队支书家里也未必常吃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时常感觉到很饿，大概是因为喜欢爬树的缘故吧。

爬树是我们每个孩子的强项，核桃树不好爬，它的皮光滑的像水泥电线杆，枣树我是可以轻易的爬上去的，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到枣树上鲜美的红枣，代价是有时候会不小心磨破了裤子，被大人批评是在所难免；下一次爬树前便先脱了裤子，磨破了皮总还有裤子遮着，但是大人们总还是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是因为我走路的样子不对吧，于是又是一通更严厉的批评。

总之，我眼中的大人们是很罗嗦的。

不记得我有没有打碎过家里的搪瓷碗，我喜欢把碗放在桌子的边缘，妈妈总是先说我一顿，然后把碗放到桌子的中间；尽管不能反抗，但是我是很清楚的，即使把碗的一小半露在桌缘的外面，它也决计不会掉下来。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常常谈论文革，我不记得我参加过批斗大会，我知道大人们他们去，会场就在我们村里的打谷场上，我那时一直错误的以为邓小平之类的人就在会场上。

还记得那时小朋友们到处传唱的一首歌谣，“我有一面旗，打倒刘少奇，我有一杆枪，保卫党中央（后来被改成打倒四人帮），我有一根绳，捆住邓小平。”

我是从小红宝书和像章上认识的毛主席，从爸爸带给我的一本彩色小图画书上认识的北京，还有长安街上长长的公交车，神秘的北京是我心中延续了十几年的梦想。

毛主席去世的那年秋天，我被爸爸逼着上了小学，从此告别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开始了漫长的求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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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山

记忆中的童年是一些并不连续的画面。最早的一幅是一座夹在两山之间的大桥和桥上蠕动的汽车。许多年以后跟妈妈讲起来，她说我那时大概一岁半左右，她和爸爸进城，把我留在山上疗养院我的一个伯伯那里；我记忆中的那座桥便是横跨在伊洛河上的龙门大桥，上面有陈毅亲笔题词的龙门两个大字，桥一边的山上是武则天时代开凿的龙门石窟，桥的另一边是诗人白居易长眠的香山——也是疗养院的所在地。我出生在距离龙门石窟10公里的一个小山村。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年龄比我大的我估计不会超过5%。我有两个哥哥，父母认为我原本应该是个女儿，可是接生婆不太争气，他们没有给父母带来惊喜。我也从来没有为这个事情责备过自己。我们那时候，社区的最小单位是生产队，比生产队大的是大队，大队的上级是公社，生活在这个公社里的大人叫社员。社员要到地里去劳动，挣工分然后年底时候换粮食，就像我们上班打卡。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跟着妈妈一起去地里上班了，摘棉花的时候我是被裹在小棉被里放在路边的。这个大部分的时候是可以的，我可以晒晒太阳吹吹风。有时候也会碰上大人往庄稼上喷撒农药，要是风向不对我的状况就有点像害虫了，好在我比他们抵抗力强，我的个头比他们大嘛——当然偶尔的咳嗽是难免的。这些都是妈妈后来告诉我的，她记得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长到三岁，我就可以自由的和邻家的孩子玩了。我曾经很想参加哥哥领导的部队，后来终于放弃了——两岁的差别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代沟。我同龄的孩子有不少，玩的东西还是有的。泥巴是最简单，最经济的玩具，用粘土搀适量的水，揉一揉就成了泥巴；我们通常是把泥巴捏成碗的形状，站起来高高的举过头顶，然后用力把它反扣在水泥板上；随着一声爆破，碗底就会迸出一个大洞——当然操作不好的时候也有的，结果就是放了一个臭弾。泥巴的用途当然不止这个，可以用刀把它们刻成手枪的形状，掰开一个半熟的柿子，像纱布一样的打磨，就能得到一把闪亮的高级军人配饰。家乡人很少用木桶——听说那是江南人的特产，但是木桶的桶箍是很常见的——其实就是一个圆的铁圈，把硬铁丝的一端弯成U型，再折过来就成了推手，用推手可以推着桶箍到处走；要是不推，就把它挎在肩膀上，两手空空的男孩子街上是不常见的。如果你读过蒲松龄的“狼”，你就知道麦垛是可以被狼掏空成一个洞的，我们也常这样做，不过不是为了从背后偷袭屠夫，那是冬天躲避寒冷的一个好去处。小时候，我总觉得别人家的饭比我妈妈做的好吃，我喜欢到爷爷奶奶家里蹭饭，晚辈们送给他们好吃的东西我总是能最先吃到。我喜欢到外婆家里去，他们家夏天有瓜果，冬天有花生，遗憾的是一年只有几次。我也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有干妈，有干妈来给他们过生日，我是没有的，曾经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爸爸妈妈没有给我也找一个。和西方人吃土豆一样，我们的主食是红薯，做法和土豆一样多，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肉和鸡蛋，还有不用掺杂粮的白面粉做的馒头——那是大队支书家里也未必常吃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时常感觉到很饿，大概是因为喜欢爬树的缘故吧。爬树是我们每个孩子的强项，核桃树不好爬，它的皮光滑的像水泥电线杆，枣树我是可以轻易的爬上去的，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到枣树上鲜美的红枣，代价是有时候会不小心磨破了裤子，被大人批评是在所难免；下一次爬树前便先脱了裤子，磨破了皮总还有裤子遮着，但是大人们总还是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是因为我走路的样子不对吧，于是又是一通更严厉的批评。总之，我眼中的大人们是很罗嗦的。不记得我有没有打碎过家里的搪瓷碗，我喜欢把碗放在桌子的边缘，妈妈总是先说我一顿，然后把碗放到桌子的中间；尽管不能反抗，但是我是很清楚的，即使把碗的一小半露在桌缘的外面，它也决计不会掉下来。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常常谈论文革，我不记得我参加过批斗大会，我知道大人们他们去，会场就在我们村里的打谷场上，我那时一直错误的以为邓小平之类的人就在会场上。还记得那时小朋友们到处传唱的一首歌谣，“我有一面旗，打倒刘少奇，我有一杆枪，保卫党中央（后来被改成打倒四人帮），我有一根绳，捆住邓小平。”我是从小红宝书和像章上认识的毛主席，从爸爸带给我的一本彩色小图画书上认识的北京，还有长安街上长长的公交车，神秘的北京是我心中延续了十几年的梦想。毛主席去世的那年秋天，我被爸爸逼着上了小学，从此告别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开始了漫长的求学生涯。
sanmiwu 发表于 2011-12-10 16:06

这样会自动编辑一下，好读多了。

九段

楼主貌似和我同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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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miwu

回复 2# 野山

Thanks. Welcome to visit my blog. Much easier to read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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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miwu

楼主貌似和我同龄啊。。。。
紫玉龙山 发表于 2011-12-10 20:46

We certainly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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