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事件的历史意义
            习李日暮途穷，企图用迫害薄熙来、审判薄熙来的办法来打击人民，这丝毫无损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相反，这预示着中国资产阶级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目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政治上活跃的阶级主要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俗称小资、白领、中产等）以及无产阶级中的“老工人”（即无产阶级中与社会主义历史有联系的部分）。无产阶级中的“新工人”（即无产阶级中与社会主义历史没有联系或联系很少的部分）以及主要在农村的半无产阶级（俗称“农民”）目前在政治上不活跃或不很活跃。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泛左派力量（包括马列毛左派与民族主义左派）有了很大增长。中国泛左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原国企老工人及其家属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
在一个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往往同时受到帝国主义（通过跨国资本）、本国资本家以及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压迫。于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幻想通过支持本国政府实行比较“进步”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来提高本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进而改善本集团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因而往往采取民族主义的或“左翼”的政治立场。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通常是与跨国资本有较为密切联系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则幻想通过向帝国主义和跨国资本靠拢，实行全面“开放”、即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来减少资产阶级政府对本集团的压迫，从而改善本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小资产阶级的这一部分往往构成亲西方、亲美帝的小资产阶级右翼；其基本政治主张，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即全面私有化、买办化的前提下，实现美帝国主义庇护下的“自由民主”。
在中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残酷地剥削广大廉价劳动力，一度大大提高了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因而“综合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因而出现了一批“强国派”、“自干五”小资产阶级。他们幻想依靠现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路线，只要中国能够继续无限制地牺牲本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国就能够实现“强国梦”，甚至挑战美帝的霸权地位。这些小资产阶级构成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中派”。直到不久以前，小资产阶级中间派还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府最忠实、最可靠的社会基础。因为薄熙来事件，这个基础无可挽回地瓦解了。
在薄熙来被审判、被迫害以后，中国的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最反动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与“改革开放”成为同义语）的各阶级、各种政治派别的联盟就初步形成了。这个联盟，首先包括无产阶级中的“老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现在正在大量地加入这个联盟。小资产阶级右翼中的少数，也开始加入这个联盟（表现为参加“挺薄”斗争）。
这个联盟所反对的，是以大官僚买办资本家为主体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权。目前，只有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主体）还在有条件地支持现政权。这个条件，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即坚持新自由主义以及向美帝投降不动摇）并且在未来的某个不确定时期实行“政治改革”（即承认小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地位）。
目前，中国的资产阶级仍然掌握着绝大部分生产资料、掌握着国家机器，并且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因而占着优势。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些优势都是暂时的，并且正在迅速丧失。
一旦中国爆发重大的经济危机，目前沉默的大多数（中国无产阶级中的“新工人”以及农村“半无产阶级”）就将在政治上全面觉醒并且投入战斗。一旦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全面投入战斗，由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大多数构成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联盟就将在政治上取得全面的优势。

未来革命的形式
            未来的中国革命，将是在无产阶级成为中国社会主体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基本完成的条件下爆发的。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至少在初期，无产阶级将不掌握军队或武装力量。
            因此，未来的中国革命将既不是走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持久人民战争）也不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城市武装起义）。
            有的同志和朋友认为，未来的中国革命首先要解决消灭“封建专制”、实现“宪政民主”的问题，因而主张“左右合作”，首先打倒“权贵”。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权是“封建专制”，这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中国人民未来要打倒的，也不仅仅是“权贵”，而是整个资产阶级。
            理论上、政治上的错误暂且不论，主张“宪政民主”的朋友们忽视了一个起码的问题。民主是国家的一种形式，而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只有在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已经掌握了压迫反动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权力的情况下，才能有无产阶级民主。只有在无产阶级已经强大到迫使资产阶级做出相当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又不根本改变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压迫的情况下，才能有资产阶级民主。如上述各节所论述的，这种妥协的空间对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十分狭窄的；因而在各对抗阶级之间，哪怕是微小的政治错误，也会导致妥协破裂。重庆改良的失败便是一个例子。
            中国民间有一句谚语，说“县官不如现管”。翻译成学者们能够理解的话，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是要用实际的权力来保障的。只有掌握了“现管”，才能有县级的“民主”和“宪政”。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不能靠资产阶级政府包办代替，而只能靠广大的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未来的中国革命将要借鉴巴黎公社、苏维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8、1989（形式而非内容）、阿拉伯之春（形式而非内容）等历次中外革命运动的经验。
            一旦中国资本主义爆发重大的经济危机，其直接后果将是大批工人失业、资本家破产。由于财政收入下降，各级资产阶级政府将大幅度削减各种社会支出，企图将危机转嫁给劳动人民。也就是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工人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将成为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普遍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大城市将爆发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各中小城市将爆发骚乱和起义。在其中一些城市，群众将在事实上夺取当地政权，并成立类似于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左派的任务是，积极参加未来的革命高潮，争取领导地方的群众斗争，并在若干地方的革命政权中占优势。
            在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资产阶级政府将陷入相当的混乱。这个时候，为了麻痹革命群众、争取喘息时间，几乎可以肯定，中国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一定会效仿俄国1905年革命中的沙皇、埃及“茉莉花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军队，许诺实行全面“政治改革”，甚至愿意举行所谓“公正、自由”的大选。资产阶级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时间，在人民革命运动高潮退却以后，就杀一个回马枪，将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中国和外国的无数历史经验证明，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针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策略，马列毛左派的基本策略是，揭露资产阶级的政治阴谋，同时放手发动群众，使革命一刻也不停顿地向前发展，一刻也不停顿地削弱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直至资产阶级缴械投降为止。
            马列毛左派的具体策略，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召开没有汉奸买办卖国贼分子参加的，能够代表全国各进步阶级、各进步党派、各进步社会团体的，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由该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临时的全国民主政府、制定新宪法并根据新宪法产生正式的全国民主政府。
二．在一切地方、一切行业防手发动群众。支持、参与、领导一切工人、农民、职员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以减少资本家的利润，使有利润的资本家破产，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混乱，减少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收入。
三．在一切地方，放手发动群众，支持、参与、领导各进步阶级反对独裁、反对“权贵”、要求民主、要求革命的斗争，并且努力将这种斗争引导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四．在一切群众已经初步掌握政权的地方，清算非法私有化，镇压黑社会以及与黑社会相联系的黑资本家，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迅即地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未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
五．在一切地方，放手发动群众，支持、参与、领导一切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且通过扩大这种运动，来达到彻底破坏东亚资本主义体系并进而迫使中国退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目的。
六．坚决发动、组织、依靠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与民主最有力、最可靠的保障。要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训。公社没有没收和接管法兰西银行，如果公社这样做了，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就会向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与公社谈判。如果能够将煤炭、石油、电力、铁路等几个关键行业的无产阶级发动和组织起来，革命和民主就将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资产阶级政府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企图用军队对人民实行血腥镇压，只要几个关键行业的无产阶级发起总罢工，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就会软弱下来并迫使资产阶级政府与无产阶级妥协。

（撰稿人：远航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