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近几年来尼泊尔政府又为额菲尔士峰发明了一个名字:萨迦 —玛塔〔义为天庭之顶〕。……没人会注意这个名字,肯定不会是当地 人。1975年10月,我和两个谢尔巴人,向导和挑夫,走在萨迦- 玛塔国家公园。挑夫是个朴素的不识字的农民。……当额菲尔士峰出现 的时候,我转向向导说道:“问拉普卡〔挑夫〕,他怎么叫这座山。” 向导问了。“珠穆朗玛。”拉普卡毫不犹豫地回答。 “没人会注意〔萨迦-玛塔〕这个名字”,除了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 本来,由于机缘凑巧,中国有尼泊尔所没有的优势——我们正好有一支登山队在珠穆朗玛峰,可以拿出最新的实地勘察资料。不过,既然伟大领袖毛主席要送人土地,自然也没人会想到去勘察边界。登山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把伟大领袖的胸像放上世界之颠。5月25日北京时间凌晨4点20分,经过十九个小时的艰苦奋斗,从海拔八千五百米出发的中国登山健将屈银华、王富洲和贡布(藏人,当时为一级运动员)终于爬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尖尖,胜利完成了这个无比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全国沸腾了!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胜利,是把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和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紧密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往而不胜。资本主义国家做到的事情,我们固然能做到;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也一定能做到。”“这在登山上是如此,在一切征服大自然的事业中也都是如此。”就差点没说出,被大跃进闹得没饭吃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至少饿死了就不饿了。我们的满脸饥色、平路都走不动的人民,看登山电影,学登山队员,跟着党的宣传机关,用仅剩的一点力气吼叫:“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共产党本来就偏爱“登山”这个引喻。1960年以前,还只是读书人背背马克思的拗口的句子,“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以后,“登上什么什么的顶峰”成了流行的口语,连毛泽东在1961年时都来了个“无限风光在险峰”,后来文革时更是说到烂。 按理说,新西兰的埃德蒙·希拉里和他的谢尔巴人向导已经在1953年5月29日登上了珠穆朗玛峰,1956年又有四个瑞士人攀登成功,为什么人民日报说这是中国首创呢?原来,这首创是有定语的:别人是从南坡爬上去的,而中国登山队却是走的北坡,首创就首创在“北坡”这两字上面。本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却成了伟大的战略部署。 在全国学习登山队的同时,按照边界协定,中尼两国关于正式的边界条约的谈判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报纸上关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报导,都很技巧地回避了主权问题。同年十月一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大喜日子里,北京政府签订了她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中缅边界条约,做到了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没能做到的事情:沿着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英军声称“抗日”而越界的占据线,把在清代属于云南省的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了缅甸,占缅甸现有国土面积六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四分之一强。 再过一年,1961年10月5日,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典礼后,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了中尼边界条约。该条约第十一条规定,边界线在延着分水岭到兰巴山口后④: 再延山脊大体东南行,经过卓奥友山、普莫里山(尼尔朗古)、珠穆朗 玛峰(萨加·码塔)和洛子峰,到马卡鲁山;然后延山脊向东南转东而 行,到波底山口。 边界线划过珠穆朗玛峰顶,女神就这样被出卖了。 其实,当时尼泊尔国王的地位并不巩固。马亨德拉在上一年解散了民选政府,把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他与信奉民主政体的印度的关系降到最低点,印度甚至暗里支持反对派在印尼边界的游击活动。马亨德拉对北京也谈不上特别友好,CIA也就是在1960年开始训练中尼边界的藏民武装的。这位国王,北京可以压一下也可以拉一把。为了与印度争当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龙头老大,北京对这位毫无谈判实力的国王,却不惜送上如此重礼。 这一过程,至今没有明确告诉过国内的老百姓。《人民日报》只说从北坡爬上去是如何伟大,却从来不说南坡我们已经去不成了。1988年,中国、日本和尼泊尔三国联合登山队,终于实现了贺龙的耽搁了二十八之久的“从北坡上、从南坡下”的愿望。但是,为了从南坡下,我们却不得不邀请尼泊尔人也来插上一腿。而且,到这时候,一位勇敢的日本女性都已经登上珠穆朗玛峰有十多年了,也没什么可多吹的了。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首所引的《辞海》那段定稿于文革时期的尴尬文字。在1960-61年的那场“珠峰热”里,为了揭露西方登山家的“无法无理”,报纸上的有些文章过于积极,把早已湮没的历史都给抖了出来。他们说,是勤劳勇敢的藏族同胞最先发现了这位女神。他们还说,远在英国人知道珠穆朗玛峰之前,中国已经对她作了勘察和测量。比英国人早了一百四十年,清代的三名官员,在绘制西藏地图时,就把珠穆朗玛峰载入了铜版的《皇舆全览图》。甚么是“皇舆”?“舆”在这里指广阔的土地,《易经·说卦》曰,“坤为地,为大舆”,就是这个意思。“皇舆”就是皇家的土地,“舆图”就是地图,在古文里常作“疆土”的代称。我们现在拿了本什么人的游记,指着里面提到的地名说:“看,这是铁证,证明这块地方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那么皇家勘察并刊印了的结果,自然是比铁证更贵重的金灿灿的铜证了。《辞海》不能否认这一条,这是一定要提的,毕竟1960年时报纸上多次提到过这一段旧事。但《辞海》也不能明着告诉读者说,我们打倒了皇帝,顺带也卖了他的家当。于是在说了这历史证据和中国如何行使主权改回名字之后,微妙地插入一句“尼泊尔称萨迦-玛塔”,所有的言外之意,让读者自己去领悟。 对于这类令人尴尬的历史文件,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周恩来作过一个可圈可点的说明。在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1957年7月9日)中,他说道⑤: 政府认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 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 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 当时,毛泽东刚作了反右派的布置,人大里,民主党派还敢说话。加上这问题牵涉到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如果按麦克马洪线划界的话,许多部落将被划出中国,云南方面的反对声浪很大,周恩来不得不亲赴昆明向少数民族代表作解释,因此才有了这么一个报告。1957年之后,人大彻底成为橡皮图章。1959年党内批判了彭德怀,从此党内也是人人噤若寒蝉。中尼边界问题,周恩来已不需要作什么特别说明。1959年又赶走了达赖喇嘛,北京甚至不必征求藏人的意见。 当然,在珠穆朗玛峰归属问题上装聋作哑,也只能蒙蒙自己人。外人肚里可是一清二楚。后来中国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时,巴基斯坦援引珠穆朗玛峰的先例,把喀喇昆仑山的主峰乔戈里峰(即西方登山界所称的K2,海拔8611米,世界第二高峰)割走了一半。实际上这是和克什米尔的边界,将来克什米尔要是归了印度,引狼上山,只怕麻烦还多着呢。 文革之后,中共上层有了很大的变动,一向被中共列为最高机密的外交谈判,才逐渐地公布了一些。例如,1988年出版的由前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任主编、现任外交部长钱其琛任副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就透露了割让珠穆朗玛峰是最高领袖的亲自决断。而周恩来也不愧为周恩来,他说到这件事,总要引用一遍毛泽东的话,然后说,自此之后,中国政府一直是这个态度。面对历史,心里也不愿承担这份责任吧? 不过,这本书里,对于边界变动的细节,仍然语焉不详。不是说“平等互利、友好互让”吗?中尼两国,到底是怎么互利互让的? 毛泽东喜欢看线装史书,为读古书的方便,他曾亲自提议,要求编一本有古地名的地图集。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主持了这项工作。由于种种政治干扰,直到文革结束多年之后,这套图集才最后完成。完成晚了倒也有晚的好处——可以印入中国的最新边界,只可惜先主席毛公未能亲眼见到。比较清代的和正式界定的中尼边界⑥,中国方面让出的二百平方公里以上的地段有七块之多,最大的超过二千平方公里。尼泊尔方面作了多少让步?笔者不敢说绝对没有,但至少在这个比例尺的地图上看不出来。在这本地图集里,珠穆朗玛峰清清楚楚地标在中国境内。 而且这本地图集也还是保守的。根据清代的舆图,现在远在边界线之南的干城章嘉峰(藏语“五宝雪山”之意,海拔8585米,世界第三高峰),当年也算是中国的领土。 祖国,你是可以自豪的:世界上的三大高峰——曾经——都在你的疆域之内。 当中国登山队进驻珠穆朗玛峰下时,当地的藏民给他们说起了女神的故事。是她战胜了兴风作浪的妖魔,把它们镇压在一座座雪山之下。是她开凿了蓝色的冰湖,又从山上引来雪水,灌溉山南山北的万顷土地,使这儿牛羊肥壮,庄稼茂盛。在喇嘛教的节日里,奉祀的褚神中有五位女神,代表五座山峰。其中,名为珠穆朗桑玛的三姐长得最是俊美,她的简称就是我们的珠穆朗玛峰。 如今,这五位姊妹,有谁依旧留在中国?有谁已经流落他乡?还有谁被生生磔裂? 当然,边界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送出去的土地,也不是不能要回来。如果中国人不能清点和保卫自己的国土,或许,我们可以遵循大元和大清的先例,在某一天,请强悍的朝鲜人西进南下,统一中国,开疆戍边。中国已经和北朝鲜签订了边界条约,不知什么原因,双方始终不肯公布。有小道消息说,为了不让朝鲜人“感情上过不去”,北京慷慨赠予长白山主峰的东半。如果朝鲜人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军歌⑦,浩荡入关统一中国,长白山的东半就回来了,还捎带一个朝鲜半岛。然后,我们在强悍的朝鲜人的统率下,向尼泊尔索还被出卖了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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