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公祭日专题：佛教与日本侵华战争

约克鹿

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中国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2014年2月27日，中国政府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公祭日的设立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日本的文化中缺少了“罪恶感意识”，因此日本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不认为当年对中韩以及亚洲人民所做的罪恶有什么不对，只是认为二战的失败是一种未曾成功的“羞耻”。以下从日本的主要宗教文化背景角度来反思为何日本的文化中缺少了“罪恶感意识”。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一）
——在甲午战争中，佛教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


[size=14.3999996185303px]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日本净土真宗(节选转载)

[size=14.3999996185303px]作者：何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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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3999996185303px]但是净土真宗东西两本愿寺为了在理论上为其作为战争的帮凶找到依据，便抛出了所谓的“真俗二谛论”，奉行所谓以“王法”为本的路线，在“护法”的名目下鼓吹“时代即应化”。明治二十七年（１８９４）八月一日明治天皇以诏书形式发布宣战布告，八月六日真宗大谷派法主便紧随其后发表《垂示》说：

[size=14.3999996185303px]苟为帝国之臣民，当此之时，宜当义勇以奉君国。本宗门徒，尤当遵从予所教示之二谛相依之宗义，牢记为朝家为国民而念佛之祖训，专心一途，精忠报国。
[size=14.3999996185303px]......
[size=14.3999996185303px]八月八日真宗大谷派在本山寺务所设临时奖义局，处理有关战时的事务，如授予从军士兵名号，授予战死者法号，以及捐款、捐物等。本愿寺派也一样，八月七日设置处理战时事务的临时部。建成这样的体制之后，大谷、本愿寺两派的法主便于八月十三日一同启程去拜谒天皇，向朝廷表达“报国”的忠诚。

[size=14.3999996185303px]经过这样的宗教思想“武装”起来的日本士兵都相信该宗的“往生说”，临战时不再恐惧，而将生死置之度外。当时真宗在京都车站向出征士兵赠送“携带用军人名号”以及武装思想用的小册子。“军人名号”对士兵来说就是护身符，小册子是为了鼓吹一种“军人精神”。在八月六日的法主《垂示》的基础上，真宗开始向各地派出布教师，其中还得到国家许可派遣慰问僧到战地慰问将校、士兵及其他居留民”。


附中日甲午战争简介：

[size=14.3999996185303px]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按中国干支纪年，时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Sino-JapaneseWar)。这场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size=14.3999996185303px]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全城。战后双方于战后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方向日方割地赔款，中国清政府因此背负沉重外债，国力日趋衰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日本因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国力军力迅速强盛，并逐渐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之路。

约克鹿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二）

[size=14.3999996185303px]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特别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后，日本佛教从整体上被纳入军国主义思想体制中。

[size=14.3999996185303px]日本佛教界的许多领导人物、著名僧侣，都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协力侵华战争。

[size=14.3999996185303px]七七事变后，日本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陆续举行了名为“战胜祈愿祭”的祈祷日本军队“战胜”的祈祷活动，佛教和尚们和信徒们纷纷对着神佛，宣读自己的祈愿书。

[size=14.3999996185303px]日本佛教许多宗派的高僧也不断发表支持侵华战争的讲话。如曹洞宗永平寺的“贯首”（最高僧职）秦慧照在永平寺的机关杂志《伞松》中，说我们僧侣连一粒米、一张纸也不能生产，但愿能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做贡献，为此而不惜“粉身碎骨”。

[size=14.3999996185303px]著名佛教学者榑林皓堂（1893～1988）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写的一篇题为《事变和佛教》一文中，表示“此次的北支事变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称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是“慈悲之行”。

[size=14.3999996185303px]现日本京都花园大学的前身临济学院的学僧日种让山（1873～1984）在七七事变后写的一篇文章中称，日本的行动是“牺牲自己，把支那从赤化和经济的奴隶化中拯救出来，使他们作为东洋人而生存的一场义战、即道义战争”。

[size=14.3999996185303px]著名禅宗学者铃木大拙在侵华期间发表的题为《战争论》的文章中，也明确支持侵略战争。他写道：“养兵练武，非为侵略他国、剥夺其权力和自由，但对那些妨碍本国存在的邪魔外道又当别论；造巨舰铸大炮，非为扩张私利破坏他人福祉，但对那些扰乱本国历史进程的不义无道者又当别论；殖产兴业，非为积聚物质财力压服他国，但假如有人妨害我商业、蹂躏我权力，简直就是阻碍人类全体的进步，从我国宗教的角度上说，绝不能听之任之，为此不得已而动干戈，非为杀人，非为略地，非为劫财，而只是为着正义，来惩罚代表着非正义的国民。”铃木大拙的此种腔调，与日本政府军部可谓同气相应。

[size=14.3999996185303px]参考《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丛书

约克鹿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三）

[size=14.3999996185303px]一些僧侣、学者继续著书立说，系统地为佛教参与侵华战争辩护，为“皇道佛教”制造理论根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点都集中在《佛教与战争》、《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护国佛教》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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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3999996185303px]《佛教与战争》出版于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作者是林屋次友郎和岛影盟，两人都是属于曹洞宗的佛教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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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3999996185303px]他们认为，“大体上说，日本佛教认为，出师有名的战争才符合佛教的大慈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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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3999996185303px]“佛教并不预先规定战争的善与恶，它不把形而上的战争作为问题。以善为目的的战争就是善的，以恶为目的的战争就是恶的。在积极行动的时候，佛教自身甚至就是战争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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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3999996185303px]又说：“佛教的战争就是作为手段的战争，目的是救济众生，正确引导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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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3999996185303px]而更重要的，佛教之所以支持战争，就是为了“振兴国家”，“最重要的是要使国家明朗坚实地得以存续”，当战争对于振兴国家不可缺少时，“不用说这种战争就是至善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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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3999996185303px]也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还有一个名叫古川碓悟的人写了一本《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的书，提出了和《佛教与战争》一书基本相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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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3999996185303px]据该书序文的自我介绍，古川碓悟是当时日本宗教教育方面有影响的学者，还常在广播中发表有关佛教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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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3999996185303px]“我国思想界的最大指导者佛教，一改印度佛教的消极的态度，同时要成为世界上的转轮圣王王国，还需要依靠实力救济者‘道之国日本’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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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3999996185303px]他认为，经“日本之道”将佛教改造过的日本“是现在世界上惟一的佛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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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3999996185303px]那么，“日本之道”如何将佛教改造过呢？按古川的意思，日本的佛教承认杀生的可能性，承认行使武力的必要性。他认为，日本的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不同，就是为了护法而容忍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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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3999996185303px]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死板地遵守不杀生这一戒律，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样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否定杀人的举动也是不合常识的，假如一味固执于不杀生，那人类社会就一天也不能维持。（《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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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3999996185303px]参考《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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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3999996185303px]注：《佛教与战争》、《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护国佛教》等书的佛教思想，与星云大师弘法讲演中所说的“譬如今日我们处于反攻复国的时候，一旦战争爆发，佛教徒可以杀害敌人吗？只要我们扪心自问：如果真正本着救民出于水火、杀一救百的愿心，并且甘愿负因果的责任，在大乘的戒律是赞美这种行径。”有什么区别？

约克鹿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四）

[size=14.3999996185303px]连佛教和尚都如此公开叫嚷杀人，日本对中国人民大开杀戒，也便百无禁忌了。

[size=14.3999996185303px]古川强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正义战”，在他看来之所以是“正义战”，就是因为日本的开战是为了在世界上建立“净佛国土”。

[size=14.3999996185303px]就是因为这场战争“不仅对我国、对东洋、对全世界，而且对支那国本身都有好处”；

[size=14.3999996185303px]“如今我国靠着〔佛教〕这把利剑在满蒙建设了第二个神国，很快就要在支那、在印度建设神国”，日本将世界都变成“佛教所说的净佛国土也绝不是幻想”。

[size=14.3999996185303px]为此，他向日本的佛教人士呼吁：“全国的佛教徒啊，愤然而起，参与这千载难逢的圣业吧！国际联盟何足道！英美何足道！现在箭已离弦，不容有丝毫的犹豫，断然前行，鬼神退避，惟有勇往直前！”


[size=14.3999996185303px]鼓吹侵略的另一本书是《护国宗教》，1938年1月由大仓精神研究所发行。该书由四篇长文构成。其中，《日本佛教与国体观念》一篇出自著名的法相宗法隆寺住持佐伯定胤（1867～1952）之手。

[size=14.3999996185303px]佐伯在文章一开头就为天皇和皇室大唱颂歌，特别称赞决定在日本设立佛教的盛德太子，以此来证明佛教和日本皇室的密切关系，并说明佛教应该成为日本天皇制国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size=14.3999996185303px]《护国佛教》一书中的另一篇文章是《日本天台和镇护国家》，出自原大正大学（一所佛教大学，由净土宗、真言宗、天台宗合作设立）学长福田尧颖（1867～1954）之手。

[size=14.3999996185303px]福田在文章中强调，日本佛教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都不同，它受到了历代天皇的恩宠，“它深深地立足于日本的国民性……成为镇护国家的宗教”。

[size=14.3999996185303px]《护国宗教》中还有一篇文章是《皇道佛教》，出自净土宗僧侣椎尾弁匡（1876～1971）之手，这篇文章最长，在论述“皇道佛教方面”也最有代表性。

[size=14.3999996185303px]椎尾声称，佛教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日本的佛教是成功的，日本的佛教“最接近释尊在世时的佛教”，因而具有纯粹性，比其他亚洲国家的佛教都更优秀；“印度的佛教在文明面前崩溃，而支那的佛教与国家的发展方向相反也崩溃了，只不过还留下了一些佛教的山寺遗迹罢了。只有日本的佛教在日本国土上得到了丰富的滋养，才实现了佛教本来希望达到的一切”。

[size=14.3999996185303px]他写道：“佛教作为日本佛教而发达，全仗皇室的恩惠，特别是历代天皇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这种以天皇、皇室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佛教，在外国是看不到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皇道佛教。”就这样，《日本佛教与国体观念》一书将原本救度众生、厌离尘世的佛教，与日本的天皇及天皇制国体联系在了一起，并被概括为“皇道佛教”，这就为日本佛教“承天皇大诏”、服务于侵略战争找到了理论根据。

[size=14.3999996185303px]参考《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丛书

约克鹿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五）

[size=14.3999996185303px]日本佛教不仅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护持”，甚至还可以成为发动战争的“根据”与借口。

[size=14.3999996185303px]“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佛教日莲宗信徒石原莞尔（1889～1949）就从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上人的预言中受到启发，在题为《最终战争论》一书中，提出了所谓“最终战争论”。他预言，日本必将与美国打一场大的战争。

[size=14.3999996185303px]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代表东方文明，美国代表西方文明，通过这场战争来决定究竟是由美国总统还是由日本天皇来统治世界；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必败，日本天皇将成为世界的天皇。

[size=14.3999996185303px]这种借助佛教发布所谓预言，进行称霸世界的战争叫嚣，在世界各国的佛教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size=14.3999996185303px]石原莞尔（1886-1949），日本人。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曾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1928年10月任关东军参谋，赴旅顺就职。九一八事变时为关东军作战科主任参谋，主张以武力实现东三省“自治”，直接参与策划侵华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晋升中将。同年9月升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后转任鹤舞要塞司令官、第十六师团长。1941年转入预备役。提倡“世界最终战争论”，要以中国东北为基点，实施“五族协和”建立“王道乐土”，然后扩大为“东亚联盟”以至“亚洲大同”，在青年军官中有很大影响。

[size=14.3999996185303px]从1920年开始，石原莞尔前往中国，到各地进行“考察活动”，以勘测地形及刺探情报。后赴德国研究军事史，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从此开始发表论文，积极鼓吹日本进行侵略活动。

[size=14.3999996185303px]1928年，在策划“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的推荐下，担任关东军副参谋。同年提出臭名昭著的“石原构想”。1931年与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本庄繁等人策划“九·一八”事变，并借口占领中国东北。




[size=14.3999996185303px]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

[size=14.3999996185303px]参考《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丛书
[size=14.3999996185303px]参见：http://www.baike.com/wiki/石原莞尔

约克鹿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六）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和次年3月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登场，日本佛教等其他宗教在日本侵入“满洲”过程中日益发挥作用，许多教派制定了详细的“布教方策”，并在军部政府的指导下向满洲派遣大量的布教人员。

1933年，日本佛教曹洞宗的管长发布“教谕”，称：“扶持满洲建国之宏图，开辟治化要道，作为我帝国的责务，可成东洋和平之契机。我宗素来体现正统佛法，遵守两祖遗训，祈求皇祖长久，希望国运亨通。”表明了曹洞宗向满洲扩张的意愿。

同年，真宗大谷派设立“满洲拓事讲习所”，向满洲派遣所谓“满洲开拓屯田僧”、“志在满洲国的开拓和开教的有为人才”。也是在这一年，在驻哈尔滨特务机关桥本欣无郎的提议下，成立了“哈尔滨宗教联合会”，并在日军特务机关直接控制下进行活动。

七七事变前夕，又成立了规模更大的“满洲国佛教总会”，日本军部及其傀儡政府通过这个“总会”，进一步强化了对佛教的统制。

据1934年底“满洲国文教部宗教科”的调查统计，到1934年为止，天台宗、古意真言、真言东寺、新义真言智山派、新义真言丰山派、净土宗、曹洞宗、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派、真宗兴正寺派、本门法华宗等佛教宗派，共在“满洲”开设了约一百五十座佛寺，布教人员二百多人。

1935年，日莲宗“管长”神保日慈等人，曾赴“满洲”与陆军中将四天王延孝一起“谒见”溥仪，称法华宗要为“日满提携”尽力。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武力侵华的全面展开，日本佛教界也表现出了更加活跃的态势。据中浓教笃《佛教的亚细亚传道和殖民主义·战时下的佛教》（国书刊行会1977年版）一书记载，1938年8月，日本文部省向日本全国宗教界发布了题为《关于支那布教的基本方针》的通告——

　　目的：
　　一、布教师担负对当地居民的宣抚，并协助对支文化工作。
　　方法：
　　一、在军方的许可下，布教师选择善良的居民作为信徒，并予以特别的保护，利用他们维持地方治安、劳役和宣抚。
　　二、大规模地开设日语学校或者医疗设施。
　　三、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日本的实力、日本对支那的意图、支那事变的由来，支那今后的出路，西洋各国的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日本文化东洋文化的本质等等。
　　四、各宗教团体要尽可能系统制定大规模事业计划。
　　五、宗教的传教要服从当地的情况。

　　手续：
　　一、布教师希望到支那去时，需向文部省另纸提交申请书，并附宗教局长的推荐状。布教师到达当地后，首先要向当地军队特务部提交上述材料，并听从一切指挥。
　　二、布教场所的开设、事业的开办均应得到军队特务部的许可。
　　三、布教师要经常与军队特务部和文部省派遣员保持联系。
　　四、已经到达当地者，请尽速办理第一项及第二项手续。

　　这个“通告”实际上就是将宗教置于日本军队特务部门的严格管理之下，使之成为武力占领的辅佐、文化侵略的尖兵。

参考《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丛书

约克鹿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七）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疯狂推进，许多佛教宗派都开始动员起来，协力于如火如荼的侵华战争。

如，1938年4月，日莲宗组成了“皇道佛教行道会”，号称召集了一千八百名会员，该会章程称：“皇道佛教是以法华经妙理来显示日本国体尊严、发扬大乘佛教真精神、翼赞天业的宗教。”

1938年7月，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日本佛教界积极响应。许多寺院住持发表谈话，表示支持侵华战争。

为了长期在中国扎根，日本佛教各主要流派还派人到中国沦陷区占领中国的寺庙，建立日本的佛寺，在沦陷区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布教场所。

当时，日本的佛教宗派有五十四个，在中国活动的宗派有十三个。其中活动较多的依次是东西本愿寺、日莲宗、净土宗、临济宗妙心寺派、古义真言宗等。

各派在中国的传教情况，据“东亚研究会”1940年编《日本在支那文化事业》一书列了表格做了统计，该表格的有关内容包括：教派名称、布教所名称、所在地、开设年月、传教者人数、教师数量、信徒数量、附带事业、经费等等。

为了配合日本的军事行动，开辟对华文化侵略的战线，日本佛教诸流派纷纷向中国进军，将一批批的僧侣人员派往中国前线和沦陷区。这些和尚有的直接被编入军队，成为“从军僧”，主要目的是为战死者超度，但实际上除此之外，和尚们本身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也参加了杀戮行动。

如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其著名的长篇报告文学《活跃的士兵》（旧译《活着的士兵》）中描写的那个从军僧片山玄澄，在战场上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从军僧中恐怕决非个别。


参考《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丛书

约克鹿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八）
[size=14.3999996185303px]——“利剑即是佛陀”：日本僧侣在南京攻略战中（上）

[size=14.3999996185303px]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旋以一部以西南绕道浙江，从安徽广德进攻南京，主力上海派遣军经苏州、无锡、江阴、镇江进攻南京。12月7日，两路日军合围后开始猛攻南京。13日，日军攻占南京。随即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size=14.3999996185303px]  　世人皆知在攻占南京及其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却很少知道日本随军僧侣在其中的作用。他们在传教布道、鼓舞士气的同时，甚至直接上战场参加战斗。

[size=14.3999996185303px]    从随军布教使的汇报、进攻南京及攻占南京后的记录及以后多次召开的“随军僧侣座谈会”等大量史料中可以看到，随军布教使们的战地基本任务是：
[size=14.3999996185303px]    （一）战死者之葬送（念经、火葬和埋葬），遗骨之送还；
[size=14.3999996185303px]    （二）向士兵讲解佛法和传教；
[size=14.3999996185303px]    （三）慰问伤病员；
[size=14.3999996185303px]    （四）参加战争；
[size=14.3999996185303px]    （五）分发怀中（阵中）佛号、念珠、圣典等；
[size=14.3999996185303px]    （六）供应慰问品及物资；
[size=14.3999996185303px]    （七）宣抚中国民众；
[size=14.3999996185303px]    （八）向本寺汇报战况及活动情况；
[size=14.3999996185303px]    （九）开设办事处及传教所；
[size=14.3999996185303px]    （十）翻译工作及其它。（注：（日）《真宗》第431-441号，1937年7月—1938年1月；（日）《文化时报》1938年1月11日—23日等。）

[size=14.3999996185303px]    综合之，大致可以分为战地宗教宣抚活动和直接上战场两项工作，首先是战场布道，鼓舞士气。

[size=14.3999996185303px]    除开设布道所等工作外，战场布道至少在形式上是日本随军僧侣的中心任务，其形式多样化：如晨祷、午祷、晚祷，或在战地间隙、为战死者送葬时进行。

[size=14.3999996185303px]    随军僧鼓励士兵说：“万一必须光荣地战死之时，正是出色地尽军人之本分，欢喜、勇敢地赴死，其时早得南无阿弥陀佛的亲自接助，而往生净土。……如果你梦萦祖国，思恋故乡，请念南无阿弥陀佛；如果担心死后的未来，请念南无阿弥陀佛；在残酷战场的血烟中感到痛苦时，请念南无阿弥陀佛。只有称诵此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则修罗巷中像雨一样飞来的子弹、像云一样涌出的硝烟、堆积如山的尸骨发出的血雨腥风、倒下时悲痛的呼叫声，都将直接化成极乐的微妙音和清凉的风。你手中所握的枪即是消灭国仇的名号。你所应念的名号即消除你胸中痛苦的枪。”

[size=14.3999996185303px]    这种基本理论依据出自于最高层——法主。西派第22世宗主境如上人大谷光瑞早在1903年6月15日即明确提出日本佛教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出离解脱的途径；论世间伦理之常道；正人心，从而辅佐天皇之盛世。”（注：摘自西本愿寺第22世宗主境如上人1903年6月15日《消息经》。）

[size=14.3999996185303px]    确实，随军布教使们在实践中也即以此为宗旨进行战场布道的。1937年底至1938年初日本《文化时报》连载报道了东西本愿寺、净土宗、曹洞宗、日莲宗、临济宗南禅寺、临济宗妙心寺派等各宗派随军使先后在占领后的南京、上海及日本京都就战地布道切身体会举行的座谈会详情，从而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size=14.3999996185303px]    东派随军使田山忠雄曾在南京攻略战中与因疲劳、伤亡而神经紧张充满忧郁厌战情绪的士兵们进行座谈。
[size=14.3999996185303px]    田山：不仅是人类，凡属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佛性，……佛家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生物尽管物种不同，但佛性是唯一的共同，这是教义教导我们的。
[size=14.3999996185303px]    杉本中尉：谢谢，我明白了。那么我们在国内经常听到的所谓信仰，又该如何理解呢？
[size=14.3999996185303px]    田山：是，人类的那种知识就是信仰，从中产生的光与力，可能就是您的信仰之德吧！简单地说，在此次中国事变中，你们手中的剑，按照教义的说法，“利剑即是弥陀佛号”，它会产生正义与力量。信仰，也就是知识，卓越的“赐给军人的五条敕谕”是信仰之德的源泉的精华。
[size=14.3999996185303px]    杉本中尉：根据最初您谈到的佛性问题，我认为不该杀生，但是逐步听下来，我又有了大干一场的干劲。（注：田山忠雄：《上海战线战地座谈会》，载（日）《无尽灯》第33号，转引自野世英水前揭文。）

[size=14.3999996185303px]    “大干一场”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战场屠杀！

约克鹿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九）
[size=14.3999996185303px]——“利剑即是佛陀”：日本僧侣在南京攻略战中（中）

[size=14.3999996185303px]    日本僧侣在南京攻略战中，在传教布道、鼓舞士气的同时，甚至直接上战场参加战斗，与士兵并肩战斗

[size=14.3999996185303px]    随军使直接上战场，这在南京攻略战中比比皆是。

[size=14.3999996185303px]    某次，在进攻南京途中的某个车站遇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我军认为这下全部完蛋了，十分悲观的抵抗着。这时东本愿寺和真言宗的随军使在最前线为在枪林弹雨中倒下的战友颂经，部队长看到后鼓励士兵说：‘你们看那个和尚！鼓起勇气，不许后退！决不让敌人越过阵地！’经过一昼夜的苦战，终于守住了车站。说这是因为随军僧侣在最前线‘不辱使命’才守住了车站一点也不过分。

[size=14.3999996185303px]    更令人惊讶的是日本随军使直接介入战斗，甚至获得了多个战场“第一”。

[size=14.3999996185303px]    西本愿寺随军传教使杂贺参加了田代部队攻占江阴的行动，占领江阴是从南京进入的。2日上午清晨4时，该传教使和《华北日报》的小野寺记者一起没着民房的屋顶迅速登上了城墙，第一个树起了日本旗。俯视城内情况，此时城门还未被攻开。该人因在城门未打开时率先树起了太阳旗而出人意料的获得了‘第一登’的战功。（注：（日）《文化时报》1938年1月20日。）（注：（日）《文化时报》1937年12月17日。）

[size=14.3999996185303px]    如果说，该名随军使还只是因为树旗而获“第一登”称号的话，那么，随军使山名演畅则成为先于士兵而第一个攻入南京城的日本僧侣。

[size=14.3999996185303px]    “（12月15日）中午，随富士井部队在第一线随军的西布教使山名演畅回到司令部，向猊下（即大谷光照法主）进行汇报。山名随部队于13日上午9时，随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将光华门和中山门之间的城墙爆破，他首先冲入城内。被认定为是第一个冲入城的随军僧侣。（注：（日）《教海一澜》第851号，1938年1月，后藤澄心：《法主猊下华中慰问记》。）

[size=14.3999996185303px]    读史至此，能不令人愤乎！日本随军使不仅仅是侵略帮凶，更是名副其实的直接侵略者。

[size=14.3999996185303px]    攻占南京后，随军使们“光荣”地参加了松井石根司令官举行的入城仪式，东本愿寺随军使大谷荛雄、长野至念兴奋不已，“声泪俱下”，当即将“被泪水浸湿的第一封信”寄报本山：“12日，完全占领光华门，周围看见激战的痕迹，敌人尸体堆积如山。”（注：（日）《文化时报》1937年12月28日。）

[size=14.3999996185303px]参考：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世界史：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约克鹿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十）
[size=14.3999996185303px]——“利剑即是佛陀”：日本僧侣在南京攻略战中（下）

[size=14.3999996185303px]    日本僧侣在南京攻略战中的这些行动受其精神领袖的支持与鼓励。此时正在进行“中支皇军慰问”的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照也在与第一钱部队在一起。从11月29日到12月25日与日军从上海到南京同行。占领南京后，从15日到19日对南京城内外的日军部队进行慰问。大谷光照随行长后藤澄心在其《随行记》中记载道：

[size=14.3999996185303px]    （法主）在12月1日抵达上海后，……几乎慰问了所有有关的各主要机关、各部队，几乎访遍皇军曾奋斗的战场，特别是在南京陷落的第二天一早入城，详细观看了被战火笼罩的城内外，荣幸地参加了载入史册的入城式和盛大追悼会，达到了所期待的目标正是陛下高德所赐，令人欣喜。（注：（日）山内小夜子：《谈随军僧在侵华战争中的罪恶活动》打印本。）

[size=14.3999996185303px]    15日，大谷光照首先慰问第一个从光华门入城的第9师团。此时的南京正处日军大规模屠城之时，经屠杀、掠夺、强奸、焚毁，光华门一带尸横遍地、一片狼藉。随军从光华门进城的《东京日日新闻》从军记者铃木二郎在是日目击报告中写道：

[size=14.3999996185303px]    通往光华门道路两旁烟雾不断，在壕沟里躺着无数烧焦的尸体，铺在道路上的木头下有很多的尸体，垫在下面，并且伸着手和脚，简直就是一幅人间地狱。看到战车在这上面毫不留情的碾过，听到那卡嗒卡嗒的声响，那尸臭混着硝烟味很难闻，只觉得是血淋淋的焦热地狱，仿佛自身也置身于地狱一般。（注：[日]铃木二郎：《我目击了南京的悲剧》，载《丸》第24卷11号，1971年11月。转引自前揭山内小夜子文。）

[size=14.3999996185303px]    17日，大谷光照访问了中山码头。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野战邮政长佐佐木（元胜）在日记中记载了此地屠杀的目击记录。

[size=14.3999996185303px]    经过野战邮政码头，来到扬子江岸，一幅人间最惨烈的悲剧直面而来，昨日遭到枪击的二千余名俘虏被绑着置于道路的空地上，四人一组被驱赶到岸边用机关枪进行扫射，逃跑的用机关枪再扫，江上用驱逐船上的灯来照明，两处都进行了大量屠杀，道路的附近大概是浇上汽油，焦糊糊的，浪打来时血染河水，尸横遍地。（注：[日]田野裕：《天皇军队与南京事件》，第119-120页。同上。）

[size=14.3999996185303px]    然而大谷光照却粉饰太平，且看他是如何描述南京的人间惨象的：

[size=14.3999996185303px]    完全占领后的第二天的14日傍晚，到达了南京，在城内宿营一直连续了四天，已有好几次进入城内，当然没有看到屠杀，也没有听到传闻，此时的战火已完全熄灭，市内很平静，几乎看不到市民的身影，日军适当地居住在城里、城外，在悠然休养着。（注：[日]阿罗健一：《听写南京事件》，第295-296页。同上。）

[size=14.3999996185303px]    他在回国后12月25日召开的记者执行会上谈笔风生地说：

[size=14.3999996185303px]    讲起来还是入城南京时印象最深。……在北支时看不到如此活生生的场面，对战争的实际感受当然是在这次，酬军的人很多，我们住在丹阳时听说南京的俘虏兵有很多（后藤执行长称有3000人）要出现在面前，顿感束手无策。……由衷地感谢第一个登上南京光华门的皇军给我讲述浴血奋战的经过。（注：（日）山内小夜子：《谈随军僧在侵华战争中的罪恶活动》打印本。）

[size=14.3999996185303px]    如此血淋淋的人间地狱，大谷光照却完全否认了屠杀、强奸和焚烧、掠夺。甚至说“完全不是一个会产生屠杀的环境”，他参加了整个南京攻占和屠杀，在他的鼓励下，随军使的参加战争的罪恶行为也是不难理解的。今天，连东本愿寺的研究者也认为，尽管大谷光照没有直接参加直接的军事行为和残酷行为，但“可以说是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实在的参与者”。（注：（日）山内小夜子：《谈随军僧在侵华战争中的罪恶活动》打印本。）

[size=14.3999996185303px]参考：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世界史：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约克鹿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十一）

[size=14.3999996185303px]日本佛教(Japanese Buddhism) 北传佛教之一。佛教传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

[size=14.3999996185303px]日本在统计上约9600万人乃佛教徒，居日本人口的七成五，可谓佛教之国。约7万5000座寺院、30万尊以上的佛像。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寺院法隆寺，最古老的佛典古文书都在日本。





[size=14.3999996185303px]现在日本佛教的概略，根据文化厅编纂的“宗教年鉴”等统计，现在日本的佛教徒大半属于镰仓佛教。净土宗系（含净土真宗）的宗派和日莲宗系的宗派占绝大比例，以大乘佛教占大多数。

[size=14.3999996185303px]剩下的日本人，以信奉神道教的居多，但不管你生前信什么，死后却一律要变成佛教徒上西天。这个仪式在日本是必须的，那就是到寺庙请和尚为死人起个法号，法号可不是白起的，通常一个名字要价六位数。你可以豁出去了，说我就是不爱上西天，也不要什么法号。那也可以，但有规矩，您不是佛教徒，就不卖给你墓地，因为日本墓地由佛教徒世袭掌管。

[size=14.3999996185303px]近代以来，日本佛教积极支持日本政府的侵略战争，充当了军国主义者帮凶的角色。明治维新后，日本奉行对外扩张政策，从明治时代的甲午战争经大政时代到昭和时代的日本全面侵华的历次侵略战争中，日本政府都将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纳入对外侵略战争体系。日本佛教则以其“二谛相资”教义出发，积极迎合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拥护日本官方对外侵略国策，表现出典型的政教合一特点。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西伯利亚战争、1928年的“济南事变”、20世纪30年代初的“九一八”、“一二八”事变、1937年至1945年的侵华战争，都有日本僧侣在其中推波助澜，充当帮凶。




[size=14.3999996185303px]从总体上看，近代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宣传“护国”精神，为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服务。他们用佛教思想美化法西斯统治，将侵略战争说成是“以大道征服不道”；帮助政府进行愚民教育；随着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扩张，佛教各宗也加紧组织对出战人员家庭、战死者亲属的慰问和援助，对伤残士兵进行救护；此外还向前线军队派遣随军僧，让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士兵，为死者安葬和举行法会等。日本佛教徒为虎作伥，罪孽深重。

[size=14.3999996185303px]参考：
[size=14.3999996185303px]日本佛教 http://baike.baidu.com/view/64979.htm
[size=14.3999996185303px]《鲜为人知的日本随军僧》

约克鹿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十二）

[size=14.3999996185303px]    侵华战争逐步扩大和深入，日本佛教的法西斯化也不断加速和深化。日本全国“佛教恳话会”被改组成“佛教联合会”，规定每月月半为“托钵修行日”，向战死日军行“慰灵法会”、“效劳大会”。各宗派还联合成立了“兴亚宗教同盟”，其总裁竟是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军方完全控制了佛教。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众议会通过《宗教团体法》，规定“宗教不能违背皇道精神”，以法律形式确立天皇、神道教在各教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佛教联合会召集各宗各派魁首五百余人聚集东京，举行“大日本宗教报国会”，宣称接受“皇国佛教”的旨意，“天皇与宗祖结合”，佛教要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树立世界新秩序作贡献”，并号召全国佛教徒投入“灭私奉公”的“兴亚行动”。

[size=14.3999996185303px]   “佛教兴亚同盟”又称“兴亚会”，担负着向中国沦陷区从事奴化宣传的“布教”任务。日本佛教联合会在沦陷区致力建立汉奸佛教团体，然后由“兴亚会”统一进行奴化宣传。当时的汉奸佛教团体，汪伪中央一级的有“中华佛教会”（由潘宁濂任会长）和“日华佛教协会”（由汉奸刘秀梅即铁禅和尚任会长）。华北有“北支日本佛教联合会”、“兴亚佛教会”、“日支真言密教研究会”；华中有“光明思想普及会”、“东亚佛教大同盟”。在东北则“强化”“神佛结合”，佛教完全是神道教的附庸。１９４０年，在所谓“满洲国”修建神宫、神社达１２７处之多，祭祀的是天照大神和明治天皇，说“日本诸神已降临这块土地”，把满洲视同日本领土，强迫中国百姓参拜。

[size=14.3999996185303px]参见：《侵华战争中的日本佛教徒》

约克鹿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十三）

[size=14.3999996185303px]    纵观中日佛教交流史，从古代到现代，以清季为界分为两段，前期以中国向日本输出佛教，可以说，日本之有佛教乃至兴盛均与中国有关；后期日本因明治维新国力大增，中国则因迭遭凌辱蚕食日衰，佛教交流也发生歧变为日本的反向输出，日本佛教各宗如净土真宗、真言宗、曹洞宗、净土宗、临济宗、日莲宗等都随日本对华侵略而积极在华开教扩教，从而具有浓郁的侵略色彩。

[size=14.3999996185303px]    其中，尤以日本佛教各教派中势力最大、对华开教最早的净土真宗东西为甚，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在华传教史就是一部近代日本佛教对华传播史。

[size=14.3999996185303px]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强劲，开始向外扩张，日本佛教各宗也积极配合，与军事侵略相表里，迅速开始了海外开教扩教活动。其中，京都的东派以其强大的实力充当了海外开教的先驱。

[size=14.3999996185303px]    1873年（明治六年）7月，东派派出妙心寺主持小笠栖香顶渡洋首途赴华，做开教之考查。其时正逢日本国内神佛分离之声渐高，佛教界认为应摆脱旧日锁国之囚笼，向海外发展，以实现“日华佛教提携之宏愿”。

[size=14.3999996185303px]    小笠栖认为“佛法兴于天竺，至中国日本。方今日本先衰，中国次之，日本尚有可取焉”。故力主以日本为主，与中国、印度结成三国联盟，带动亚洲佛教徒团结一心，共抗西来之耶稣教。“这首先得说服中国僧人”。（注：［日］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昭和十二年编，第6页。）小笠栖遂首途北京，先后到上海、天津等地考察，朝拜五台山，撰《北京护法论》、《喇嘛教沿革》等。然其建佛教联盟的构想却未得到中国佛教界的响应。遂立志在华开教，“使归真宗”。

[size=14.3999996185303px]    归国后四处游说，得到外务省的支持，外务卿寺岛中则更以“要有以中国为基地的决心”予以鼓励，1876年与东本愿寺当局共同制定以中国上海为突破口的海外开教计划，是年与谷了然等四人赴华，在上海虹口建立“净土真宗东本愿寺上海别院”。

[size=14.3999996185303px]    日本佛教海外布教的目标主要是海外的日本人及殖民地民族。（注：然其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在变化。［日］井上顺孝：《东回りの西洋布教—日本佛教のアメリカ进出》，载《总集日本佛教史》，孝本石编，雄山阁，昭和五十五年。）早期主要是海外的日本人。

[size=14.3999996185303px]    随明治维新后锁国政策一变而为开国政策，1868年（明治元年），日本开始向邻近的夏威夷移民，20年后竟占夏威夷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居是时日本海外移民之首。然日本佛教界认为他们因“未得佛陀之润雨”，故“道德放荡”，“沉于酒色赌博”，“遂失我大和民族之本色”，已令人“忍无可忍”。“苟传佛教之慈音，大慰其渴”，“一夜点化，当返朴归真”。（注：［日］《净土教报》第154号，明治二十六年8月25日，第2-3页。）

[size=14.3999996185303px]    此外，在朝鲜、西伯利亚及中国上海、台湾的日本侨民中也有此类现象。“亟需点化”，为救其穷状，派遣日本僧侣遂成急务”。（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

[size=14.3999996185303px]    及至20世纪初叶，日本佛教各宗派相继向海外派遣大批“传教师”，近则夏威夷、朝鲜、桦太、台湾，远则西伯利亚、南洋、美国、加拿大[size=14.3999996185303px]等地，掀起了全方位海外开教狂潮，中心在中国，尤以净土真宗东西两派为主流派。

[size=14.3999996185303px]参考：《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约克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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