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学运过后，台湾依旧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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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何走上激进台独的道路？

　　进入到新世纪以来，台湾经济不改低迷，大学生毕业后一职难求，薪资持续偏低，而同时物价（尤其是房价）一路上扬。这些都是青年人愤懑的重要来源。马政权因此很容易地就变成了青年抒愤懑吐怨气的直接对象。而此时，又由于港台两地在“两岸关系”上的某种结构模拟性，再加上港台两地的“社运经验”的相互串连，“香港化”的恐惧于是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催化剂。因此，虽然马政权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向来是唯恐不足地谨小慎微，坚守政经分离与政冷经热，但由于它“先天”的正当性脆弱，它很容易就被安排到一种想当然尔的故事框架：马英九这个“中国特首”，违反民意，独裁专制，支配国家机器，进行黑箱作业，出卖台湾利益，以逞其卖台狼子野心。于是，是可忍孰不可忍，Fuck the government、“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等口号一一浮现。

　　一种“中国崛起论述”的崛起与马英九政权在2008年的成立约莫同步。于是，同时诉诸对“中国”的恐惧以及对“马英九”的怀疑，使得台独方便地随时伸指于马英九政权的软肋。台独对中国的心情是分裂的，在仰视的恐惧的同时，还有一种俯视的傲慢。这种对“中国”作为一个理念或历史实体的傲慢，由来已久，而且一向是台独/民进党的一个核心意识形态武器。以“日本殖民现代性”为基底，以一种文明的优位自视并鄙视当年来台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乃至“中国”为 “野蛮”、“不文明”；郑鸿生的《水龙头的普世象征：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一文很准确地追溯了这个文明主义的神话源头。之后，这样的一种殖民现代性文明观又在1950年代开始嫁接到冷战时期的美国现代化意识形态。在正当性战场上一路挨打的国民党政权，于是最后沦落到只能以“拼经济”作为其仅有的具有正面表述性质的正当性，而对于战后以来的台湾历史进程，只能在某种“带罪立功”的屈辱身份下，持续失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关于重要问题的表述它只能以负面形式为之，例如不独、不统、不武。在历史（包括历史教科书）、传统与国家认同这些重要战场上全面弃守的国民党，当然无法得到任何积极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青年学生的冷漠与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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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运过后，台湾街头枯萎的太阳花

　　因此，要理解为何会有国家认同的问题，必须要回到历史。1949年的两岸分断造成了两岸人民在日殖时期都未曾有过的隔绝，而在这之后的几十年，又因为在全球冷战下两岸分属对峙阵营，而形成了长期的敌对与阻绝态势。台湾在美国的冷战战略的翼扶与监控之下，自然无法反思清理殖民遗留。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更是大规模地消灭了本土的反日、反帝、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结果是：亲日的、皇民化的大家巨室反而在新政权中继续显荣，相对而言，凡是心向祖国的、反帝的硬颈好汉们，不是身遭屠戮就是投入囹圄，作家杨逵就是一个例子。

　　太阳花学运昭示了一个现实：在一个很根本的意义上，我们今天还在冷战与分断的遗留下思维与行动。历史不能重来，但我们不妨“反事实”地想象，如果日本殖民主义在知识与政治上曾有机会被严肃反思，那么今日的反中、反华未必会有如此彪然的势头。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回归中国，日本侨民回国了，但日本幽灵一直没有离开岛屿。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日本”（而非美国）一直被拿来当作近身批判或不齿“野蛮的”国民党、乃至“中国人”的一个“文明的”参照点。这个一直存在的、强烈但又隐密的“对照”，恰巧也在2014年透过导演魏德圣制作的一部关于殖民时期的一个农校棒球队故事的电影《Kano》给外部化、聚焦化与政治化了。《Kano》之所以成为今春票房大热门，而且是在占领立院的太阳花学生的一个高度仪式性的晚会高潮上放映，正在于它企图将“日本因素”结合到“台湾人”的历史意象中，而在这个结合中，台湾原住民再度被政治消费。那么，什么是这看似无辜的怀旧片里的日、原、台三位一体的团结性的对立面，难道还需要具体指陈吗？假如“杨逵们”当初并没有被屠戮、镇压、噤声，也就是陈映真所说的“左眼”（反帝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如果没有被剜掉的话，那么台湾社会的发展会走上一条很不一样的路途，应是一谦逊想象。

　　历史的吊诡因此是：那民族主义的、提倡“复兴中华文化”的蒋介石政权，恰恰是今天台独反中势力的不知情奠基者。因为在零和反共的前提下，在不敢反省国民党何以失去大陆民心的前提下，在不敢面对五四以来复杂万端的近现代史的前提下，那个中华文化的故事也说不全整，左支右绌，遁古走空。因此，“中华文化”并没有办法以它的美丑兼具善恶共存的真实面貌展现，而既然失真，就无从感人，因此注定成为了基本上无效的宣传灌输。在国民党有意推行的正面，它失败了，但在它所反对的负面，它成功了：国民党的仇匪恨匪的教育，只要稍加转换，就能够变成仇中恐中。马英九政权的最大“罪状”，于是就是它的“通匪”，以及在通匪中，葬送掉了台湾“最宝贵的民主”。

　　这于是让我们不得不想起冷战时期此间对两岸关系的五字箴言──“汉贼不两立”，以及那时台湾的自我感觉──“自由的灯塔”。台湾其实并没有脱离冷战时期由美国所设定的东亚地缘政治的基本棋局。不论是统一甚或独立，都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它最大的利益是继续让台湾站在美国这一边，成为中国的问题。无法重估台湾对美国的扈从关系，是学生激进台独化的另一结构条件。对于“服贸”，学生马上要揪出后头的黑手“中国因素”，但对于反核，学生完全对核电后头的 “美国因素”失语。

　　“太阳花学运”所爆发出的反中能量，有近期一系列事件作为其汇聚前导，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那以反对“亲中”资本旺旺集团在台的媒体并购案为名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反旺中”），目前学运的领导骨干几乎都是“反旺中”运动的要角。反旺中的一个著名标语就是夹戏谑、讽刺与恐惧的“你好大，我好怕”。几乎在“反旺中”的同时，台湾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创造出一个“你好大我好怕”的学术版名词──“中国因素”，对中国势力透过政商产学媒渗透到台湾，支配腐蚀瓦解台湾的民主体制提出了麦卡锡式的恐怖预告，指认了台湾岛内的“非台”（un-Taiwanese）因素。当然，这种恐惧感并非纯然蹈虚，而是建筑在中国崛起，而台湾的经济走下坡的（尤其是被放大了的感觉）对比之上。这个预告不能说没有它的某种表层合理性，特别是参照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某些真实的市民困境，但是这个预告的“实质不合理”在于它重复冷战话语，把“中国”妖魔化，使得一切关于两岸的合作交往的讨论都被怀疑──除非是与大陆的公知或维权者合作。这里隐藏了弱势法西斯对于捍卫“生存空间”（或“家园”）的一种绝望政治（politics of despair）。

　　对这些近期的事件历程，我们是不能不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把视野限制在最近这几年，而失去了一个百年视野的话，那将无法掌握住这一波反中反华的 “历史源头”。而要如何解除这个“反中反华”的丛结，也可以思考从盘根错节的其他部分同时拆解，这首先意味着，摆在今天两岸的共同思想课题就是如何将美国 “文明”霸权相对化，如何将建立在“公民”“自由”“平等”“社运”“多元”……等词汇上的普世话语历史化、脉络化，重新建立中国文明在当代的进步的有召唤力的诉求。

　  也仍属未定。这里需要思考的至少有三方面：美国因素、沉默大众，与中国理念。

　　美国因素

　　以太阳花学运的澎湃喧哗，也无法掩盖台湾在各方面受美国操纵的静默现实。目前并没有证据说美国操纵了这个学运的出现──如同美国在很多“颜色革命” 中的位置与角色，但我们的确很清楚地看到美国在关键时刻具有决定性的表态，决定性地影响了很多支持“反服贸”的有力人士的适时表态喊停，从而决定了太阳花的退场。

　　就美国而言，这次的太阳花学运是一场已经达到目的的颜色革命，因为学运结晶并巩固了李登辉政权以来一直在经营的亲美与反中。这个趋势，继续走下去，将使台湾与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在新的围堵政策中变成更无问题性的一个亲美反中的“盟邦”以及中国大陆的“敌国”。这个“无问题性”，可能犹且超过韩国，因为韩日之间还有台日之间所没有的历史矛盾，而这使美国对韩日的“羁縻”产生了一个不可预测的变量。《Kano》这部片子会在学运期间在现场盛大放映，似乎有着超过大多数学生所能理解、愿意理解的地缘政治意义。

　　太阳花学运也为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提出了一个教条性的议案：与中国的任何形式的接触都是有毒的，都要受到“公民”严密监督。换句话说，两岸的任何形式的“统一”，哪怕是存在于极遥远未来的，作为民主政治理论逻辑合理选项之一的“统一”，乃至马政权现实主义的“不统不独不武”的独台主张，已经被学运宣布死亡。这个死亡宣告得极为彻底，因为学运精英所鼓动出来的蔑中、恐中、仇中，已经逾越了对于政权的批判，而进入到歧视性极为强烈的种族主义与文明主义了。由于被蔑、被恐、被仇的对像是一般中国人民，而当人民间的仇恨被点燃，那么最后也必然限缩了两岸政权之间达成任何协议（包括和平协议）的自由度。台独基本教义派所达不到的目标，如今被学运达成了。广大的外围参与学生，虽然对“中国”的态度更多的只是对“国家认同遭受打压”的心情委屈与对大国崛起的朦胧恐惧，但也只能被半裹胁到这个浮起的政治中。

　　由于把“中国”，乃至中国平民百姓，当成了敌对对象，太阳花学运的先锋党在追求“自主”“独立”的同时，把一个“小国”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可以多多少少经营开拓出来的战略回旋余地给自我解除了，而这又无异于自己拉紧了美国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这难道不是一个极端危险的趋向？在追求台独的路上，或许有一些人会以“抱美国大腿”为摆脱中国的不得不的代价，但是如果这个代价是高到把台湾推向地缘政治的危险水域，以灭顶的危机（或“有尊严的死亡”）（吴叡人语）为台独的“合理代价”，那就必须要将这个可能的代价对人民百姓老老实实地提出来，而非将之隐藏在无害的修辞之中。台独无法对此进行手段与目的的必要辩证，是它外强中干的一个无法掩藏的征候。

　　沉默大众

　　太阳花学运时，据以表明运动自身代表“全民”的，竟是一个“反证”──马英九只有百分之九的支持率。学生呛马英九民调治国，但学生自身不也在“民调革命”吗？运动期间，媒体上有质疑太阳花学运的声音，常提出“沉默的大众”这个说法，但到底有没有沉默大众？这个沉默大众等同于马英九的支持率吗？

　　是有沉默的大众。但大众何以沉默？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大众本来就是没有精英发言管道的，而网络世界也是区隔断裂的，大众的不同的杂音往往进不到“公共”（或精英的耳朵）中。另一方面，这些声音也许很断碎，不连续，有心情，没说法。大众并非有意克制他们的话语，而是根本失去了话语权，失去了正当性论述，只能空泛无效地吐出一些为学运或知识分子耻笑的词汇，例如“理性”、“法治”、“不要太超过”等。当正当性话语权掌握在“公民”（即台独）手中，那么任何的行动（尽管看来是多么的无理、失礼）都可以以一种“大正义”正当化：因为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更高阶的正义，所以我们必需如此行动，而这个行动正是 “公民不服从”的展现……云云。从而，反对的话语就被迫首先得自我检证是否“不文明”、“不公民”、“不爱台”。这，造成了人们的失语。相对而言，太阳花学运之所以吸引那么多人，正是因为它是一个语言的狂欢节，沉醉于高阶正义语言的傲慢与自我催眠。

　　当然，大众的失语也是因为批判知识分子的长期闇弱失语。在西化教育中培养的台湾批判知识分子也都是长期只会在“公民”“多元”“自由”“公共”“社运”“正义”“自主”“批判”……等词汇所编纂的故事中说话。当他们发觉他们没有这一套词库就说不出话来时，他们就只能失语地看着挪用这套话语进行能指所指错位魔术的进行，并感觉到极端的无能为力。国民党的失语征候性地展现在它几乎无法培养出一个具有论述能力的青年军；“拼经济”又如何能够抵抗“台湾魂” 呢？

　　不那么“现代”、不那么“文明”、不那么“西方”、不那么“公民”的台湾人到底有没有？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到处都是。绝大多数的台湾老百姓是认同错乱下的事实中国人。虽然台独要他们自恨，但他们依旧以中国的传统道德进退取予，行事做人，赏善罚恶；就算是“不统不独”也都是很中国式、太中国式的态度！这里有一种很现世的、现实的人生态度，不为已甚，好好说，慢慢来。其实，太阳花学运也都是很中国式的，占领立法院当自己的家，不就是一种“公私不分” 吗？

　　真正的激进台独其实是一种自恨者，恨中国则类似一种近亲憎恨（陈映真语）。他恨自己为什么有这样一种“传统”，他要当现代的公民、世界的公民，他想象台湾是东方的瑞士、东方的香格里拉，是太平洋上的海岛一乐园。因此，他超西方地认同西方，只要是西方有的，我们都有，而且我们比西方还西方。西方占领华尔街，我们占领立法院；西方人反二手烟，台湾人对行路吸烟者侧目以对；西方人垃圾分类，我们连街头运动也要垃圾分类；西方有国家废死，我们也要努力跟上。

　　“废死”是我想拿来说明“沉默大众”的一个有力脚注。在台湾，废死的呼声在过去这十多年来越来越成为一个霸权的声音，这后头当然有“脱中入欧”的潜在动力，要把死刑论述成一个文明世界绝对不能容忍的野蛮行径，因此，支持废死的声音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公共媒体以及知识分子论述。但这里恰恰好有一个 “沉默大众”的存在。根据法务部所作的民调，有76.7%的受访民众不赞成废死，也有约略相同的数字，对已经判决确定、无法再提非常上诉的死刑案件，赞成要执行。这个数字并没有灌水，因为很多研究都有类似的甚至更高的数字支持死刑，但问题是，这些支持的声音很少展现出来，都只在“私领域”中流动，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定包括：他们所相信的中国传统的“天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并无力与文明的、西方的、自由主义的、根源于基督教义的“公理”（国家机器无权剥夺公民的生命权）相抗衡。如此“落后”的他们是“人民”而非“公民”。

　　同样的，对于太阳花/反核四运动的诉求以及表现的形式，台湾社会应该存在数量颇可观的、持不同意见的“沉默大众”。他们被这个被自诩为“多元社会” 所去正当化的被压抑的声音，将要如何表达呢？目前而言，他们唯一的表达方式可能就是年底的“七合一选举”或是后年的大选。他们将投票，然后一如既往，闭上他们的嘴。失语固然痛苦，狂欢也可能是痛苦的另一种形式，因为这毕竟是用借来的语言来说一个无法直说的故事。因此，我们看到学生们在白天或在公共空间说完了他们冠冕堂皇的一大串“太阳花”公民话语后，晚上或关起门来必需要说更大一串的“大肠花”脏言秽语，才能平衡他们没有真实感的“公共”演出。白天是异化劳动，晚上是粗口休闲。运动的学生竟然类似资本主义体制下被剥夺劳动力的工人在规训劳动之后，有强大爆粗口的宣泄需要！我们于是不讶异地看到脏话被戴上美学甚至道德的冠冕。

　　“中国”

　　台湾的问题从来不是台湾的问题而已，而台独的问题归根究底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在当代世界里，除了经济崛起、政治崛起之外，更要面对思想与文化的崛起。如果在将来，中国作为一个理念，涵蕴了一套有召唤力的价值与实践，形成了一个能提供给人类新的安身立命，以及与万物相处共荣的道路，或至少能提供给区域人民以正义、和平与尊严，那将是“台湾问题”解决之道的根本所在。这是有希望的，因为西方的发展模式、霸权模式、欲望模式已经图穷匕现了。这个世界不能再继续被美式的生活及其制度所挟持了，所有人，包括西方人，都需要创新思维。台独未尝不是在一个世界不知要向哪里继续走下去的焦虑下的一种退缩性的、封闭性的、孤立性的、自了汉的立场，而这个立场的激进化又不得不说是因为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兴起这两个因素的共构。“中国”是什么，也许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最重要问题。而这么说来，什么是“中国人”？如何当一个“中国人”？就不仅仅是生活在台湾有着国族认同焦虑的台湾人民与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更也是中国大陆人民与知识分子的问题。如何将这个思想责任扛起，尤其是两岸觉醒的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当下之要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其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