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 ---- 最近30年间消失的事物、废弃的词语

jan_a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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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露天电影院  
很多年前，中国百姓最美好的光景，是伴随着露天电影度过的——孩子们带着自家小板凳，开演前几小时就去抢地盘，有时候人太多，一部分人不得不去看银幕的反面。1990年代中期，一些大城市还有少量露天电影院。进入21世纪，人们大多选择在家里看影碟。

朝鲜和东欧电影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引进的“大片”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电影为主，以朝鲜电影的引进规模最为庞大。那时，看电影更多是工厂和学校组织的 “忆苦思甜”的一个节目。当时有句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小人书  
小人书学名连环画。解放后，小人书的题材多半是土地改革、爱国增产、抗美援朝等。1980年代小人书进入鼎盛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外国名著和中国名著小人书也在市场热销。1990年代，小人书渐渐在书店里消失。今天，这个集体记忆的标本已成为民间逐年升温的紧俏收藏品。

公共澡堂  
女作家大老黄这样描绘她对公共澡堂的感受：我极为讨厌那个地方。除了人多拥挤透不过气外，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么多的裸体女人，我感到无所适从。在公共澡堂里，我感到所有的丑恶都聚集在了一起。现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谁家浴室里没有个莲蓬头啊。

四合院/老胡同  
四合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分布最广泛的汉族民居典型，以正房、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又有游廊连接彼此，具有很强的私密性。1990年代后期开始，拜经济发展之赐，北京许多年代久远的四合院夷为平地。

蜂窝煤/煤炉  
有了液化气、煤气之后，这两个物件在城市中基本看不到了，不过，在北方农村，它们仍然是重要的日常用品。随着油价高企，一些城市的低保户也开始重新使用蜂窝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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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右派帽子  
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1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全部完成。

知青   
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快，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知青问题的“六条”精神，随后，大量知青通过各种途径返城。

红宝书  
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曾经风靡全国、遍及世界，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数已达10.55亿册。“文革”中，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不可不读。

敌台   
这个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前是非常吓人的。敌台就是敌人的电台,那时除了政府和党的电台外,都可以理解为敌台。虽然还有几个国际朋友,如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但个个穷得叮当响,其电台估计连自己的国家都覆盖不了,更无法将他们的革命之声传到中国了。

万岁   
解放后，由于伟大领袖空前绝后的伟力，老百姓激动得找不到更美好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只好求助于“万岁”。改革开放后，“万岁”的口号和个人崇拜一起成为历史。

打倒   
“文革”中，“打倒”一词成了口头禅。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多都尝过打倒与被打倒的滋味。打倒“四人帮”以后，斗争气息如此之浓的口号渐渐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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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螺丝钉   
螺丝钉精神源自雷锋日记，“我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这个一度最光鲜的字眼，象征着无私奉献、忠贞坚守、默默无闻等最美好的品质。这样的精神曾经是整整一代人的理想。1990年代以后，雷锋的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

“文革”色彩姓名   
“卫东”、“万红”、“胜利”、“抗美”、“国庆”、“超英”，“文革”中，中国人取名字大多带有政治色彩。今天的家长，谁也不会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

红旗牌轿车   
1958年8月，中央为建国10周年庆典向一汽下达了制造国产高级轿车的任务。工人们以借来的1955型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为蓝本，手工制作了一辆高级轿车。
1959年10月1日，10辆崭新红旗轿车在首都国庆庆典上亮相，引得国外媒体争相报道。
1980年代，“红旗”因耗油量大、成本高、产量低而停产。1990年代，一汽与国外公司合作重新开发红旗系列轿车，但在外形上摆脱不掉老款奥迪的影子，技术上也都是依靠国外。

食品供应证/粮票/布票/油票
计划经济时代，物品奇缺，求大于供，只能采取凭证分配的办法。那时，中国人每家都有户口，有了户口本，才有粮食关系，有了粮食关系才发粮本，有了粮本才能买米，或者取粮票，有了粮票才能在街上买吃的——光有钱是不行的。“大跃进”时期，粮油票、布票之外，又添上了香烟票、糖票、火柴票、日用品票、副食品票、绒线票和其他一些花样百出的票证。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商品供应的充足，这些票证全都成为历史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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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倒爷   
倒爷分两种：一种受到人民群众痛恨——在价格“双轨制”时代，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悬殊差价牟取暴利；再有一种，只要他/她卖的是少见的物品，就被叫作“倒爷”。
1997年3月，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表示，正在抓紧起草制定有关市场监督方面的行政法规，以取代备受关注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此条例适用已经20年了。

工分  
工分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钣普遍存在，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里评工记分的方法逐渐废止。

招工指标  
十几二十年前，这是一个重要词汇。当时想找一份工作，不管国营还是集体，必须有招工指标。招工指标非常少，即便花钱也难以弄到。那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机制还未形成，没有“正式”工作就等于没有了饭碗。
现在，已听不到哪儿还有招工指标，倒是“炒鱿鱼”和“跳槽”成了新的口头禅。

工资区  
1956年，中国实行工资制度改革，依据各地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水平、工资状况，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这一规定沿用到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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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万元户  
改革开放初期，极少数农民通过各种努力勤劳致富，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当时，万元户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是高收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年，全国人均月收入为1041.73元。在很多大城市，月入万元尚不能算作中产阶级。

大集体  
特定时代的产物。“文革”中，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文革”结束时，大部分知青要求回城，造成1979年、1980年左右的失业高峰。当时中央政策是谁家孩子谁抱走，你父母在哪个单位，哪个单位负责你的工作安排，国有企业的职工子女被国有企业自己包下来了，又不能马上把他变成国有企业职工，就把他们放在劳动服务公司，形成了厂办大集体。市场经济时代多被改制或破产。

大锅饭  
大锅饭是指原国有企业中，各工种、单位不按市场方式经营，待遇不与利益挂钩，大家无论盈亏，统统吃国家的，好像在国家‘大锅’里吃饭一样。大锅饭是平均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是长期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效率增长的痼疾。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个人吃集体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地方吃中央的大锅饭等问题，十分严重。

农转非  
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农，指农业；非，指非农业生产，确切的意思是国库粮。人事系统农转非工作是帮助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贫困边远地区、艰苦岗位工作的职工和乡镇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解决户口困难，目的是支持、鼓励各类人才到艰苦岗位工作。当年，农转非“吃商品粮”，是让人羡慕的事。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某些地方，甚至有人念叨当农民的好处，愿意“非转农”。

福利分房  
单位所建房屋以福利形式分配给职工居住的一种待遇。1998年，《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

毕业分配   
新中国建立后，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十分重视——1951年10月1日，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文革”后，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届大学生，个个是香饽饽，这一时期依然沿袭“文革”期间中断了的统一分配制度，个人无需为工作操心，却也没有自主权，“一个萝卜一个坑”。
1987年，首次出现大学毕业生分配后被退回的“寒潮”，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凸显。两年后，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2007年4月，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已成往事。

书信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信札的年代早已过去。现代通讯方式在拉近人们距离的同时，也破坏了人们彼此之间细腻的情感交流。小伙子们再也不会在大学的收发室里苦等姑娘来信：一枚倒贴的邮票代表着“我爱你”，侧贴则是“我想念你”，斜着贴代表怨恨……这些流行一时的邮票暗语注定了要像古老的旗语那样失传。

电报  
随着固话、手机、MSN、QQ、Email等现代交流工具的普及，电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当然，每年央视春晚念贺电依然是保留节目，不过，这些贺电一点也不符合电报的最大特征——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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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哥姐弟妹  
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实施后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开始进入婚育高峰期。对于这些独生子女的下一代来说，“表哥姐弟妹”的称呼已变成只能在小说、电影、电视中才能看到的前朝往事了。同这些称呼一齐消失的，还有青梅竹马的玩伴和面对困难时来自家族的帮助，他们有可能会是中国最孤独的一代人。早有社会学家指出，计划生育在实现人口控制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伦情感方面的缺失。

邻居  
1949后，国家在城市建立了一整套住房方案，“单位”成为住房的惟一提供者和分配者。在大一统格局下，邻居一般意味着你的同事。尽管没有对居住环境的选择权，但邻居间的情谊却被今天商品房内的人们所怀念。隐私观念的普及和福利分房政策的中止，让“邻居”走进了历史。

贞操观  
是什么让中国女性彻底看轻了贞操？女权运动还是性解放？亦或者，是操作简单收费低廉的处女修复术？最新看到一位男士在求偶贴中公布了对未来伴侣的、已经大大放宽了的贞操要求，令人莞尔：“不求第一次，只求第一胎。”

单位结婚证明  
结婚无须请组织批准，离婚也无须对组织负责，在单位退出私人生活领域后，社会中人之个体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2003年10月1日，新《婚姻登记条例》实行，结婚不再需要单位或街道盖章出具婚姻状况证明，婚检，也从原来的强制性要求，变为自愿行为。结婚和离婚都变得更加简单，婚姻开始成为纯粹的两个人之间的私事。随之变化的是，以前婚姻遭遇第三者，有组织撑腰、全民监督、领导教育，可是现在，当婚姻遇到内部危机和外在威胁时，婚姻中的一方到对方单位去告状、大闹的家务案例大大减少。

中山装  
由于毛泽东经常在公开场合穿中山装，西方称中山装为“毛装”。在1960和1970年代，亿万中国人民大多穿中山装。中山装上衣兜里插支钢笔，代表有文化。

1980年代以后，西装和时装开始流行，中山装逐步被人抛弃。

雪花膏  
20多年前，雪花膏是年轻女性令男子心旌荡漾的仅有的秘密武器。上了年龄的女人不能用，否则会有“妖精”之嫌。
与雪花膏同一时期，还有一种叫蛤蜊油的护肤品，填在小贝壳里，没有香味，油腻腻的，一度标价９分钱。
1990年代世界级名牌化妆品纷纷打入中国市场，雪花膏和蛤蜊油已难见踪影。

永久牌自行车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是高档代步工具。那时，农村娶媳妇往往用“永久牌”接新娘子。随着私家车、公交车、轨道交通等出行方式的多样化，“永久牌”自行车淡出人们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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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算盘  
阿拉伯数字出现前，算盘是世界上广为使用的计算工具。东汉末年，徐岳在《数术记遗》中记载，他的老师刘洪访问隐士天目先生时，天目先生解释了14种计算方法，其中一种就是珠算。
电子计算器的出现，让用了几千年的算盘退休了。

喇叭裤  
喇嘛裤在1980年代突破灰色中山装的海洋，进入内地，心理叛逆的青年极爱穿上它，招摇于闹市街头。如此过分的打扮受到许多人反对，甚至被上升到政治高度 ——“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流里流气”、“不三不四”，全社会如临大敌。风靡了一阵子，到1990年代，喇嘛裤就成了过时玩意儿。

军大衣/解放鞋/军挎  
军大衣，解放鞋和军挎，对于今天40岁以上的人来说，意味着抹不掉的记忆。
军大衣，在北方的冬天既保暖，又令人陡生一种英武之气；解放鞋便宜、结实、轻便、防滑效果好，但许多人都无法忘记那种穿久了的臭味；军挎单肩斜挎都行，骑车时还可以挂在车把上，禁脏耐磨。
时过境迁，这些几乎所有家庭必备的行头，已成为农民工的工作服，偶尔会有前卫如崔健者，背着军挎出场，让人惊叹时光的变幻。

叔叔阿姨头  
1980年代盛极一时的发型，鬓角长长遮住耳朵，头上略烫小波浪，后脑勺留撮“鸭屁股”。女人剪了这个头，前面看上去像阿姨，后面看上去像叔叔；男人剪了这个头正好相反，前面看像叔叔，后面看像阿姨。这道风景早已淡出时尚，但性别混淆依然风口浪尖——李宇春那用发胶抓得满头乱竖的刺猬般的中短发，是新时代另一款宜男宜女的叔叔阿姨头。

呼啦圈  
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一项新的健身运动席卷了全中国——呼啦圈。瘦瘦一根塑料管围成一个圈，一群人摇的时候，能听见壮观的“呼啦声”。当时，几乎所有的晚会上都有呼啦圈表演，单人转、组队转、一人身上套多个转。1990年亚运会，呼啦圈更是火得没边没际。1994年春节晚会，创造了旋转98个呼拉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上海13岁少女欧阳贝妮登台亮相，引起轰动。
呼啦圈消失了很久，这两年又悄悄回到我们身边，这次打出了减肥瘦身的旗号。

红茶菌  
流行于1970年代中后期的民间养生疗病饮品。当时，家家户户五斗橱上都用玻璃罐养着一缸像海蜇水母一样的柔软物体。从邻居家讨一小块红茶菌组织，在“副食品”配给供应的年代，用有限的白糖培养。每天，一家人数次喝下浸泡出的茶色液体。
据四处散布的油印小册说，这一秘方本源于我国渤海一带，后流传至高加索，当地老人因长期饮用而健康长寿。
进入1980年代，红茶菌被“醋蛋疗法”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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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霹雳舞   
1987年，美国电影《霹雳舞》引进中国，中国已故“霹雳王子”陶金深受震撼，开始苦练这种被当时正统舞蹈门类看成“歪门斜道、流里流气”的新舞步。陶金携新舞蹈上了春晚以后，霹雳舞在全国掀起一阵热潮，青年人戴着霹雳手套，在大街上模仿手臂折断、机器人木偶和月球漫步的谐趣动作，其热情程度，不亚于今天的青年跳街舞和赛滑板。
            
带功报告  
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曾掀起过一阵全民气功热，数以十万计的人练过自发五禽戏、鹤翔桩，后来是香功……那是一个想入非非的年代，当时最流行的文学作品是关于特异功能的，最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是关于海灯法师的，最流行的演讲报告是听众一起发抖的——气功？催眠？还是心理暗示？反正大家纷纷表示：感觉到了，眉心热了，更有甚者，前排的残疾病人也扔掉拐杖站起来了。

四大件  
1970年代，结婚的“四大件”是手表、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和缝纫机。1980年代的“四大件”是：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录音机。现在要结婚，房子这一个大件就足以让小年轻们喘不过气来了。

录像带  
录像带是磁带的一种，主要用来录制、播放影音作品。在1980年代，“看录像”（主要是武打、言情）是城乡青年最流行的娱乐方式。近年来，因数位式诸存技术如VCD和更新的DVD的发展，录像带和录像机退出大众市场。

皮尔·卡丹  
1950年，皮尔·卡丹创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装品牌。他凭借独特的创造力和高明的经营眼光，很快在巴黎打开市场。这个品牌在中国也曾出尽风头，一度是时尚界至尊。随着全球奢侈品全面覆盖中国，皮尔·卡丹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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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P 机/寻呼小姐  
“有事就拷我。”“可是你拷品真的很差，呼了你那么多遍你都不复机。”再过10年将这样的对白拿给后来听，他们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许多名词快速产生，又快速淘汰，这是语言学家面临的问题；小家电企业面临的问题是，许多红极一时的厂子在BP机退出历史舞台后纷纷转产或倒闭；而大批曾经薪水丰厚、嗓音甜美的寻呼小姐成了“下岗女工”。

大哥大  
摩托罗拉3200，因其曾经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警匪片中江湖大佬的标配，赢得了“大哥大”的美称。1987年我国首个900MHz模拟移动电话网在广东开通，“大哥大”因其昂贵价格和不菲的使用费，一度成为身份的象征。除了信号模式，大哥大跟手机最大的不同是，其体型也是重量级的，黑暗笨重，厚如砖头。1996年，GSM网开通，手机日益平民化。2001年6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完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大哥大退场。

综艺大观  
在只能看CCTV的时代，《综艺大观》作为惟一的综艺节目，短时间红遍大江南北，成为百姓快乐的重要源泉。
就像它的标志人物倪萍被打上“古董”标签一样，《综艺大观》也已走完了13年的漫漫旅程。2003年，《综艺大观》走了，更多好玩好看的东西出现了。

甲A   
1994年，对于中国男子足球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年份。职业联赛诞生，甲A联赛问世。“成都保卫战”、“工体不败”……给中国球迷留下了最美好的一段回忆，那时，人们真的相信甲A是能拯救中国足球的。
但在中国足协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黑幕、假球、黑哨、瞒上欺下、赌球、洗钱……
2004，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宣布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开锣。此后的发展，不提也罢。
1994年，大连万达夺得甲A冠军；2003年，上海申花捧杯；2008年，这两家队伍都早已换了东家。

jan_ai Zhang

(10)  （完）

奉节古城  
2002年11月4日上午10时53分，重庆奉节古城实施了长江三峡库区规模最大的一次爆破，分两次完成，历时6秒，爆破面积20万平方米，被誉为“中国第一爆”。奉节古城永远消失。它的同伴还有：兵书宝剑峡、龙门峡、倒吊和尚、水帘洞、七道门洞、巴堰峡、关刀峡、大溪文化、屈原祠、白鹤梁、张飞庙……

蓝天  
“沙尘如雪盖京华，满城尽带黄金甲”，诗意盎然的标题下，是对北京一次沙尘暴天气的报导。据统计，目前北京一年中出现沙尘暴的次数相当于过去10年的总和。加上汽车尾气和工业污染猛增，北京全年“蓝天”出现的次数，在1998年锐减到不足100天。紧跟着北京沙尘暴的，是广州一年长达100天以上的灰霾天气。蓝天、白云、星空、皎月，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耕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耕地面积一直在急剧减少，迄今为止，累计减少的耕地面积大约相当于一个法国，两个英国，三个半日本。1951年到1986年的36年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6.11亿亩，扣除开荒造田3.77亿亩，净减耕地2.34亿亩。全国已有9个省、直辖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0.05公顷警戒线。另一方面，全国人口却以每年10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保护有限耕地资源，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收容遣送制  
有助于理解“收容遣送制”的关键词还有：盲流、昌平沙场、暂住证、遣送原籍……
从“收容”变“救助”，湖北青年孙志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自由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因为没有携带证件而被活活打死。在媒体和学界关注下，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旧制度开始松动，但是暴露出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公民自由迁徙权、违宪审查机制等问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

jan_ai Zhang

电影明星迟志强自曝80年代因流氓罪被捕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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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和刘晓庆、陈冲等是国内影坛的新星，他曾经因“流氓罪”而获刑四年；他二十年前的《铁窗泪》比现在周杰伦的《菊花台》还火；他就是迟志强，一个曾经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徘徊的明星，如今已经年过五十的他，首次谈及他当年被捕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

稀里糊涂交出自已的第一次

《创业》完了我就一发不可收拾，那时的电影院每个月都有我的戏，《大众电影》上月月有我。《夕照街》拍完了，82年去南京电影制片厂，拍《月到中秋》。当时我跟外界都不接触，很少外出，因为名气非常非常大了，走到哪里，人们都认识你，那时候人淳朴，也没签名合影这一说，就是围着你，跟着你，看你，看猴一样，指指点点，“看，电影明星，迟志强！”

有一个事件导致了我后来一生的转变，刘晓庆、张连文、赵联……都是特别好的朋友，来南京演出，我特高兴，弄了两瓶茅台大家一起聚聚，他们演出结束要走的时候，跟我说，“小迟，找几台车，送送。”他们人多，有去机场的，有去车站的。那时候没私车，我上哪给他们整车去啊？可是我这人又热情，重朋友，就一口答应了。

我找到当时给我开车的司机，他是省委小车队的。可是光他一辆车不够，他说，肯定有人愿意送，我介绍你认识一个朋友，南京军区领导的女儿。就这样，我认识了比我大10岁的老大姐。

老大姐30多岁，是个营职军医，大高个，很帅气。一说这事，她说哎呀，就想跟刘晓庆见面拍个照片，能见上么？我说没问题，马上带着她和她妹妹去见，这可把她高兴坏了。回来就落实了一辆红旗轿车，一辆上海轿车，两辆面包车，浩浩荡荡，气气派派，把人送走了。

我特别感谢老大姐，要请她吃饭，老大姐也很豪爽，说不用客气，认识你迟志强，很荣幸！大姐请你！拉着我和司机到她家吃饭，我们3个人，喝了一整瓶洋河大曲。

我是个特别不能喝酒的人，但是逞强，也是为了表达谢意。人家请咱们吃饭，虽然咱们是演员，但人家也是大军区首长的女儿啊，这就喝多了。老大姐是离过婚的人，家里就她一个，看我喝得也实在是走不了，就不让走，非留我住她家。她把我扶到她的房间，我只记得司机朝我挤眉弄眼半天，他先走了。我也没多想，眯眯瞪瞪就睡着了。谁知道没多久，老大姐钻我被窝里了。


迟志强(右一）当年与陈冲（左二）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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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一个星期发生了什么

许多年过去了，迟志强与老大姐再没见过面，他一直羞于告诉她，那一次，是他的第一次。他当时开不了口，因为“说起来太丢人了”。关于老大姐，他后来知道的只是，在他以流氓罪判刑以后，老大姐也被军事法庭审判，同样判流氓罪，服刑1年。

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又新鲜又渴望，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又在醉中，一开始完全不得要领，只觉得怎么那么难受，她就捶我，后来还给我热了杯牛奶，安慰我。

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我跟老大姐就拉近距离了。她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都是军区、省委、市委的高干子女。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跳舞，但他们经常跳，贴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到了就说：“跳舞吧。”音乐一放，窗帘一拉，邓丽君的《甜蜜蜜》就飘了出来，就跳上了。后来我听说邻居的举报里把我们说得很难听，说我们借跳舞群居、一大堆男男女女拉着窗帘，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跳光屁股舞等等。但我可以发誓，我们只是跳跳贴面舞，千真万确。

跳舞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姑且叫她小C吧，比我小一点，也是部队领导的女儿，她一直跟我说，没想到能跟电影明星一起跳舞。两支舞跳完，她借贴面在我耳朵边说：明天上我们家去吧，我家没人，就我自己。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当时听到后面这句潜台词的感受，我的心突突突突在胸腔里狂跳不止，随时就要跳出来。在跟老大姐发生过那一次以后，我已经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了，我知道这一去大概会发生什么事，心里又渴望又害怕，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早醒了，我坐立不安，盼着约定的中午时间赶紧到来。

背着剧组所有的人，我像特务一样，来到我们约定的鸡鸣寺附近的公交车站，她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一见面，她把我的手一拽，三拐两拐就到了她家，一路上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紧张得连她家是什么样的房子都不记得了，她的紧张程度也不亚于我，两只攥在一起的手，都在发抖。

门一开，一进房，她就把我抱住了，当然，我也抱住了她。我不知道我们后来是怎么滚到床上去的。我现在回忆起当时，没有幸福，全是紧张，脑中一片空白，当时有什么过程完全回忆不起来，感觉非常快，完了以后就像不认识一样，非常不好意思。我不敢看她了，就要走，就是一个字：走。

“不行，不能走，我给你做饭吃。”她抱着我。

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别扭，我们之间也只有那一次。我像逃跑一样走了。我现在开始懂得男人，过去了，后悔了，不敢面对，只能逃跑，我又不能跟她谈恋爱，又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她哭，不让我走，她是真喜欢我。最后她放我走了，要我晚上再去跳舞，我答应了。可是到了晚上，我就是不敢跟她跳，不敢瞧她的眼睛，紧张，尴尬，好像怕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有什么事一样。

迟志强跟这些高干子弟在一起混了一个星期，老大姐和小C，都发生在这一个星期里。他后来管这一个星期叫“黑色星期”。为了这一星期，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隐隐有点谴责自己，但也对这种上层的生活感到羡慕和向往，那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断进驻、但周围环境依然保守的年代：交际舞、邓丽君、红旗车……这些不是普通百姓生活中可以够到的东西，当时的社会意识中，交际舞就是耍流氓，邓丽君是靡靡之音，但是对一颗青年的心来说，他又分明感受到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那种自由而新潮的愉悦。

你问我，撇开这一个星期不谈，其他时间我是个风流的人吗？我不风流。我挺朴实，比较善良，但我在感情上不太把握得住自己，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不懂得坚定地拒绝。另外特定年龄段，生理上确实也有一些刺激和需求。我内心有很绵软的地方，会随波逐流，我到了某个场合，就会顺应这个场合，让自己置身其中。

这个星期里头，还有一次，我们3个男青年一块儿，开着红旗轿车，到紫金山，一人带一个姑娘，都是跳舞时认识的舞伴，牵着手，抱上车，在红旗轿车里，一人腿上坐一个。不过是坐了一下大腿——这就是后来报纸渲染成的“聚众淫乱”。

因为用车，跟这些人在一起“鬼混”了一个星期，可是我有工作，我要拍戏，我很快就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我们拍戏是半封闭的，比较严格，甚至是半军事化的。那是什么年代？那时候谈恋爱要向单位打报告，组织不同意，就不许谈恋爱，不到22岁也不许谈恋爱。

这个星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惊喜，我感觉自己有了一点幸福，又有点恐慌，一个声音在脑子里说：“赶快停止，不要往下发展。”得到了，就行了，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有点艳遇。所以，这个星期结束以后，我就再也不去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戏拍完了，我离开了南京。

jan_ai Zhang

(3)

强行搂抱叫猥亵 男女跳舞叫流氓

迟志强刚进长影厂时拍的第一部片子，第一次出外景是在河北涉县，这是他“涉”足影坛的起点，最后他被捕时，也正在河北出外景，这一次，是完县。他再三强调：“完蛋”的“完”！

当时正值1983年的全国“严打”，电影演员迟志强从来没想过严打会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一天，拍戏之余，他正和同事在宾馆房间打牌，完县当地协助他们拍戏的派出所干警来敲门，平时和蔼客气的干警，此时完全换了一种态度。

因为跟这个警察平时很熟悉的，我还开玩笑，咋了？谁得罪你了？他也不搭茬，只说，你出来一趟。

我还没出门，就这么一探头：一走廊的公安局警察！齐刷刷的蓝制服红领章一大排！这是干什么？我脑子一下子闪现到南京。果然，干警告诉我，他们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拘捕迟志强。

当天就把我投到完县看守所：一个小土房子，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地上都是草，一个戴着手铐，另一个在地下坐着，到处都是臭烘烘的。我从那么高档的宾馆，一下子就被投到这里。他们俩一看见我很兴奋：迟志强！你不是迟志强吗？你怎么进来啦？！你都可以想到我当时多丢人。我再一问，这两个人：一个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叫猥亵，判了4年。

说句心里话，把我跟这样的人关在一起，我都恶心，可是一想，我还不如他们呢，他们还没跟女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呢就这样了，那我还不得死罪枪毙啊？你别笑，那时候男女关系问题太高压了，而且你不知道严打那会儿，天天枪毙人，那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用枪指着，一大排胸前的牌子，什么强奸犯抢劫犯杀人犯流氓犯，死刑！立即执行！大叉子嚓嚓一划！

那时候，我心里真没底。不像现在，人都有法律意识了，要是犯罪，你得有侵犯的客体，我侵犯了谁呢？她主动，你愿意，两厢情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些词今天全懂了，可当时哪有啊？完县的警察也不知道我具体是犯了什么事，问我，我能好意思说吗？我就说，打架吧。我怎么好启齿跟人谈男女关系！

公安对我挺好，回宾馆拿来了我的牙刷，把宾馆的被子褥子也带来了，铺在地上，那两个囚犯都看傻了，没见过待遇这么特殊的犯人吧。不一会，送进来一大桶地瓜煮稀饭，是我们3个人的。两个囚犯马上跳下来吃，我却一口都咽不下，最后他俩全吃了。我跟公安要了一颗烟，就伸在小铁窗边抽着，就这么熬了两天。

第三天，南京来人了，持枪的武警，押解去南京，我还带着铐。这一路上你哥哥我丢人丢大了！众目睽睽，都认识我啊！武警还说，我们从来没押解过名人，这次算见识了。到天津上火车，他们3个武警把钱给弄丢了，最后还是我出面。我跟车长说，我们出差，钱丢了。车长一看：迟志强！赶快安排卧铺，4个人的火车票都不要钱。就这样，他们才给我解了手铐。到了南京，一下火车，马上铐上，推进警车，呜啦呜啦把我带走了。

后来才知道，被抓是因为跳舞，跳舞就是流氓。我们一起跳舞的全被抓了，要命的是，每次问到跳舞的还有谁，大家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第一个准说迟志强，我成了领头的了！公安局的同志跟我说，你要主动交代，要是等别人说了，你就被动了。前几天你爸爸来了，你不讲实话你能对得起你爸爸？我也老实，心想着坦白从宽，说得一干二净，全交待了我心里也轻松了。

又过了若干天，《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谎称是公安局的上级来了解情况。我听说是上级，心想就怎么贬自己怎么说吧，做了一大堆深刻的检讨和严厉的自我批判：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享乐，向往奢华的生活……没想到我这汇报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到了记者手里，全变成了我的罪行。

报纸出来，大标题“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文章里写我如何把姑娘们带到红旗车中，集体淫乱，轮奸、强奸。报道一出，举国哗然：这样的人，还留着干什么？赶快枪毙！

文章出来以前，公安局给我单位打电话，迟志强这个案件没受害者，顶多就是生活作风不好，让厂子接出去教育。我们厂保卫处处长刘世荣，《英雄儿女》里演王成的，星夜兼程，往这赶，当时长春到南京要两天，就这么巧，就他们来接我出去的途中，新闻报道出来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全国各地多少个电话打到南京公安局：像迟志强这样的败类、退化分子，这样肮脏的人，还留着干什么？我们在等待公审枪毙！这样的电话，打到公安、打到省委、省政法委……公安局对我们单位的人说：现在不行，不敢再提放人的事情了。

还是我们厂长水平高，他给公安打电话：“你们既然已经决定要放人，就说明事情不严重，怎么能受舆论的左右呢？”对方的回答是，不行，现在政法委很为难：迟志强暂时不能放。后来又追加了一条：迟志强红案（红旗轿车案）按流氓罪处理，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

所以，我们这群在一起跳舞的男女青年，全部以流氓罪论处，红旗轿车里那些女孩子也无一幸免。小C判得比我还重，她判了5年。我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jan_ai Zhang

(4)

“犯人新生艺术团”

很多事情，迟志强都是后来到了劳改队才知道的。那张报纸，他也是后来才看到，读完他就把它扯了个粉碎。法院专门为他写了个内参：“《中国青年报》严重干扰法院审判司法程序，在法院判罪之前，报纸无权定性强奸、轮奸。”但这有什么用呢？那个时代的民众心理：报纸就代表着官方立场。老百姓搞不清楚法院最后的判决，他们已经给迟志强贴上了“强奸犯”的标签。

邓颖超也出来帮他说过话，1980年的时候，迟得过当时国家最高的文艺奖项“文化部优秀青年演员创作奖”，这奖项一共颁过两次，第一次是赵丹、白杨、秦怡他们，第二次就是陈冲、迟志强、刘晓庆和唐国强这一拨。这一次恰是邓颖超颁的奖，她接见了他们，合影时迟志强就坐在她身边。对红案，她说了一句：“迟志强的事情不要再渲染了，一个演员搞那么大的动静干什么。”

在劳改队，迟志强干起活来像一块沉默的石头。煤矿的采石厂，把山上巨大的石头运下来，砸成小石块，砸到虎口震裂。他一边干活一边掉泪，煤黑的脸上刷出两道白的泪痕。刨地、果园、茶场、大田……“我是真干哪！”他希望通过高强度的苦役，来摆脱内心的痛苦。

一开始，真是想死的心都有。我已经有了一个空姐女朋友，这下，不用说，也吹了。她的父母找我父母要求赔偿损失，大骂我父母：你们家就是养了个畜生！

我当然不怪她，在这件事情中，她也是受害者。对我，她该有多伤心多失望啊，而且周围的人都知道她和我在处对象，这对她的名誉也是一种影响。我入狱后半年，她就嫁了，嫁的原因是那个追求她的小伙子表态：我不追究你跟迟志强谈过恋爱。

一次劳改队带我去煤厂，两边人山人海，都在对我指指戳戳：强奸犯！在这种巨大的耻辱下，我泪流满面。我已经这样了，就不多说了，我就服刑。我这辈子当公民、当演员没记过功，在劳改队我记了3次大功！

当时还有一个信念，要回到演员队伍中去。80年代，一个工人的职位都很珍惜，别说是个演员。我坚信我迟志强是个好人，我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在牢里面，领导要我组织一个“犯人艺术新生团”，过年给犯人和家属表演。我一听，这个我是专业啊。严打被抓进去的演艺圈里的人不少，杂技团的、会翻跟头的、跳舞的，都有。我常常不睡觉，连夜赶排节目。

有一个节目是我的朗诵，配音乐，狱里有一个体操运动员，我让他编了一个舞。“妈妈过去我是你的骄傲，今天我是你的耻辱，看着你蹒跚的背影出现在铁窗前，我无言以对……”声音朗诵出来非常好听，配上舞蹈，背景是铁栏杆，一个老太太的形象，追光剪影。我要求那个会翻跟头的演员在这里直接一个腾空翻，双膝跪地，咣当，砸地，静止。“妈妈，我一生无法弥补给你的创伤！”

哎呀，那个效果真是太好了，当时他“咣当”一声从空中直接砸地跪下的时候，台底下许多人惊呼，然后就是静止——“哗哗”长时间的鼓掌！一下台我就把他抱住了，我说好兄弟，真是好兄弟！在舞台上，作为一个演员，我在社会上，没有听过这么真诚、隆重的掌声，现在作为一个囚犯，在囚犯和干警家属中间，我听到的这个掌声，真的是世界名牌的掌声。

因为演出效果太好了，我们开始到社会上去巡演，南京各区都去了。南京广播电视局当时想拍一部叫《迟志强》的电影，剧本都写好了，我不答应拍。我迟志强又不是英雄人物。但我还记得那个剧本的开头：摇晃的镜头——推啊推啊——“迟志强犯人艺术新生团”，有人捏着钱：有票没有？有票没有？一票难求。

因为这个艺术团，我立了功。有个老太太，儿子在狱里，为了儿子能进我们的艺术团，到处集资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因为当时劳改队也穷，有个不好的规矩，凡是自愿参加艺术团的，得自带一样乐器。老太太一见我就跪下了。我心里老难受了，我说：“大娘你放心，你儿子我收定了！”其实他啥文艺特长也没有，有个节目，“三句半”，我就让他说那半句，半句也说不好，说不好我就骂他，很凶，我说，你对得起你妈妈吗？我那时候脾气暴躁，都是犯罪来的，不用强硬的东西，威信树立不起来。我挺欣慰的一点，那时一起服刑的狱友，很多现在都出息了，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老板。我呢？我4年徒刑减刑一年半，提前出狱了。

jan_ai Zhang

(5)  (完)

再回长影

出狱前是狂喜，盼着重新获得自由。真到出狱那一天，我茫然得不知怎么办好了！我走不动，两条腿一条都迈不开，铁门出不去。我去哪？回家？多丢人哪！我见我爸爸妈妈我怎么见哪？我回厂？哎哟妈哎好家伙，有地缝我都得顺着地缝爬进去，别见着熟人，太丢人了！门口还有记者、来接我的人。“一步步走出监狱的门……”这歌，就这么来的。

出去第一站，到南京，《彩桥》里演我妈妈的陈琳家里，一到楼梯里，久违的炒菜的声音，“刺啦——”我心里是酸，甜，苦，涩，一起来了。一进去，她怕我难受、怕我不好意思，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儿子，回来啦，等会儿啊，等会儿阿姨就把饭菜给你端上来。”她老伴走过来，一拍我的肩膀，这一拍就把我的泪拍出来了。

劳改队的鉴定是，“迟志强属于在运动中处理过重，建议回厂。”有这么一个鉴定，又有在狱中3次立功的记录，长春电影制片厂很爽快地就接受了他的归来，但同时也说明：回来不能马上进剧团，还得下放到车间过渡一下。这是一条最难的路，以前那些好朋友潘虹、刘威……每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戴着墨镜不敢跟他们打照面，他们在拍戏，他却拉着个大车，这家送煤，那家盖房子、修电灯、和沙子、抹墙，做一些临时工作。

但是我有精神支柱：我又回来了，我还是厂里的人。为了这一丁点希望，我也会奔着这个希望走。人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豪华的我适应过了，地狱的我也能适应。所以当宋晓英拍着我肩膀，说“强子，好好干”的时候，我对这些朋友，只有感激。

《铁窗泪》再铸辉煌

就这样干了1年。吉林电视台有一出电视连续剧《二等巡官与马车夫》，让我演二等巡官，男主角之一啊，来我们厂调我。我们厂同意了，那真是我盛大的节日，出狱后我又第二次获得了生命，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在摄影机面前，我的成长、我艺术上的天赋，在这一刻更加真实。因为我人生的体会都倾注在表演中了，人的成熟就在于曾经的经历。接连拍了两部戏，我因为嘴里老是哼哼我以前在狱中自己作词作曲的歌“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被单位音像公司的人听见了，说不如录个磁带吧。我还有点心虚，说这不登大雅之堂吧。结果对方说，没事，改改歌词。“苦命啊苦命啊我真苦命，为什么我命运这样凄惨，外面的生活多美好，我却在牢中受折磨。”最后一句，后来改成了“我却在牢中想外面”。

磁带录完后，我没当回事，就跟李幼斌他们上长江源头、唐古拉山拍《天鼓》去了。那是 1988年，我们受了不少罪。等我们从山上下来，到了上海，我才知道《铁窗泪》在全国发行得这么火。《电影世界》创刊35年，活动在沈阳体育馆，我，阎维文，毛阿敏，蒋大为……众多的歌星都去了，倪萍主持。当报幕员报出：下面是大家久违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迟志强的时候，万人体育馆开锅了，红旗、彩旗、人民币，连钱都往台上扔，大学生打出横幅“迟志强我们爱你”！

我走到台当中，整整5分钟，我没讲出话来。后来我每唱一句，台下就欢声雷动，我就唱不下去了。我后面是毛阿敏，她根本上不了台了，观众根本不让她上来，也不让我下去，就乱套了。馆长说，沈阳体育馆只有两次这么欢呼过，一次是郎平女排在这里五连胜，再一次就是你迟志强。

命运跟我开的这个时常要让我哭出来的玩笑

这种情景，连迟志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本来是去打鸟，最后弄了只老虎回来！”他试图分析人们对他空前的热情，到底出于什么深层次的原因。也许，是觉得他星途坎坷，激发了观众心中的疼惜之情；也许是觉得命运对他有亏欠，有加倍补偿的意愿；也许是觉得他沦为了时代的牺牲品，需要矫枉平反；又也许，最简单的理由，是人们在迟志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性的软弱——他不过是犯了一个可能大家都会犯的错误。

但是很快，迟志强的“囚歌”系列就遭到了批判和质疑。有人认为，迟志强把一种畸形的、反常的不健康情绪带到了社会上，卖弄自己的苦难骗取听众的同情……《铁窗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大热到大冷，被人们说得一无是处。这一次，迟志强心灰意冷，决定彻底离开舞台。他跟一位杭州姑娘结了婚，开始下海经商，开酒店。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对一位演员来说，最无情的是时间，最健忘的是观众。十几年过去，再拾起演艺爱好的迟志强发现，他们这一代人的好日子已经过去。几乎没有适合他这个年龄段的好剧本，导演要么忘记了他的存在，要么就是对起用他心存顾虑。复出以后，他只接过为数不多的几个角色，大多是配角。更讽刺的是，这位当年常在电影里出演正面角色英俊小生的演员，现在成了导演心中的囚犯专业户，一有囚犯的戏，导演们就想起他来。

“都快把我整成歌星了。”他现在最经常的演出活动，是到各地去参加演唱会，一些偏僻的县城也去。自然还是唱他的囚歌系列。“唱别的他们不认。”他发现，那里还有人记得他。这次在湖北，一个80岁的老太太，一定要来看迟志强，说是太心疼这孩子了。看到他，老太太一把劲道的手紧抓住他，“孩子，你这么面善的人，我怎么都不信，你能干出那种伤天败俗的事情来！”

唱完湖北，在湖南，一位农民赶了几十里山路来，只为了给他送100块钱。“他自己衣服穿得很旧，鞋子也一只趿拉着，拿了一张皱巴巴的100块，要给我。保安差点不让他进来。我问他为什么要给我钱。他说：你用得着的啊。我才领略到他的意思，他想，迟志强坐了牢，肯定很苦。

迟当时喉咙就哽住了。他谢绝了老农的馈赠，反过来，问老农有什么需要。老农很开心地说，“我什么都不缺，我家里有十几亩地呢，一年打的粮食可以卖3000多块！”他连一场演唱会也舍不得看，见了迟志强一面就匆匆走了。

所以，你问我，出狱以后，直到什么时候，我才算是真正站了起来。我告诉你，到现在，我也没站起来。

什么时候，迟志强可以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是个囚徒，导演拍犯人戏不再第一个想到我，我可以演任何自己想演的优秀角色，我才算是真正地站起来了，我身上的这张标签才算真正撕掉。

惟一欣慰的是，儿子今年19岁了，我想他在很多渠道都可以搜集到他爸爸的过去，但是我在他心目中保持住了尊严，他一点阴影都没有，他知道他爸爸是个好人。

你问我，现在风气变了，在一些应酬场面，我会不会找小姐。我告诉你，我想，但是我不敢！有一次，我的两个歌迷追到我房间来，要陪我过夜，我才知道她们是小姐。好家伙！两个陪我一个啊！都是青春靓丽、香喷喷的，我不想吗？我一年在外面演出8个月，难道我是和尚吗？但是我不敢，我得拒绝。我太太知道我，她说：迟志强是一朝被蛇咬过的人，所以绝对不会见了蛇就扑上去。

但是我感慨，我看着周围的人，当着太太的面，搂着别的女人老公老婆的乱叫，我就想，这世界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了！要是我晚生20年，我一定不会坐牢！

所以你看，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内心软弱重情，我很少怨恨谁。我是一个接受者。我父亲是公安局长，小时候我看见家里来来去去的顶带肩章都要向他敬礼，我就树立了要当警察的理想，但当老师说服我去做演员时，我也就接受了。我朦胧地爱过一个女孩子，可当父母为我介绍女朋友时，我也就接受了。我对事业缺乏规划，即使在最顶峰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野心，所以当事业走入低谷，我平静地接受了。虽然我被判过所谓的“流氓罪”，但其实在女人这件事情上，我也更多的是一个接受者，而不是一个索取者。所以，我才能最终接受，命运跟我开的这个时常要让我哭出来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