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以后,国企改革进入“抓大放小”、全面攻坚时期。赵看到国企扭亏无望,成为巨大包袱,认为必须抛弃“公有制为主体”这一框框:“为了维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即使企业亏损也要投入,产品积压也要生产,即所谓‘在为仓库而生产’。在这种形势下,导致企业有了钱,有了贷款,或吃喝挥霍,或搞投机炒房地产,炒股票,不想还也根本还不了债。这样拖下去,银行无法改革,也商业化不了;财政包袱越背越重,而企业效益却越来越低,税收越来越少,为支付利息,每年还必须发票子;银行存款又是人们的储蓄,如果发生通货膨胀,银行也得垮台。因此,应当抛弃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框框。”(1996年12月,243页) 赵亦深知依靠高投资高消耗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中国资源少,经济增长靠投入,资料消耗又大,经济增长必须保持10%以上才能支持下去(据称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使300~400万人员就业)。国外是效益型,只增长2~3就可支持。”(244页)2003年第40期《特供资讯》所载“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悖论”中提到:每4元投资只收回1元资本。赵即意识到,亏空部分靠国债弥补,实际又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如果银行储蓄允许自由兑换,资金就会流出国外,增长就会停止,一旦发生抢购,银行就要发生危机。(348页) 赵紫阳对邓氏改革路线有清醒认识:“邓小平的路线已走到尽头,经济上改革与政治上高度集权,此路是行不通的。同样,江泽民一方面实行市场经济,一方面实行计划控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道路也行不通。如果作为一个步骤,经济改革先行一步,而随之再进行政治改革可能是行的,但如果作为一条路线坚持下去是不行的。改革开放开始实行高度集中,对推动改革开放效果还是好的,正面作用是大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改革开放与高度集中的矛盾越来越大,也就是阻碍改革这方面的彼此消长显示了高度集中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著,这样矛盾越积累越多越大,最终会形成社会危机,会发生又一次大灾难。中国的政治改革失去了良机。现在不要考虑公有制了,政府不要干预企业了。”(1999年7月16日,296页) 从中国社会弊端根源认识西方民主政治的价值 赵对当今中国存在的各种弊端认识清晰,准确到位:“市场经济必须有产权约束。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没有效益,谁也不会去进行重复建设,谁也不去搞豪华宾馆和高楼大厦。在那里的市场经济,有社会舆论进行公开监督,有法律制约。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不行,既没有产权约束,又没有社会舆论的公开监督,改革开放以后,把公有制当成一块大肥肉,发展成为个人资本,实际变成了官僚阶层所有。企业再困难、再亏损,也得吃喝,买豪华卧车、盖房子,进行挥霍。尤其在上层,暴露出来是比较大的。高干子弟有的利用内部关系、内部资讯发了财;有的把非法占据的钱存入国外银行,去搞个人享受。群众极为不满。在下层的工作人员中,很多则拼命搞行贿受贿,进行权钱交易,甚至‘买官’,再把钱搜刮回来,更为群众所痛恨。个体户,不少人拼命在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捞钱,靠坑害群众发不义之财。种种不良行为和腐败之风泛滥之广,实为历史所罕见!”(157~158页) 早在2001年,赵紫阳就认识到民族主义将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威胁。他明确说:现代化就是西化,要同西方现代文明汇合;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是开不出自由、民主、人权之花的,当然,也要同本国优秀文化相结合。(322页)赵甚至“大逆不道”地认为:“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这样,有人一定会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却是客观事实。”(323页)赵从思想高度上认识到:“所谓‘中体西用’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容纳不了市场经济。”(158页)赵认为邓的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也是“中体西用”,即一党专制的政体不能动。赵十分欣赏李泽厚及香港学者提出的“西体中用”。(171页) 2004年6月20日,赵紫阳指出中国当政者对民主自由存在理解误区,在政治上极为短视:“目前中国当政者认为正是中国过去(对民主)采取了高压手段,保持了稳定,才保证了经济大发展,认为这是成功的得意之作。”(373页)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主动减压,会一直将一时之策视为长守之道。“胡锦涛还是受正统意识形态的支配,只想恢复毛泽东正统意识形态地位,并没有自己的政治理念,没有历史责任感和相应的政治智慧。这就不可能去进行政治改革。”(374页) 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政治湍流中的一块礁石,曾为局中人的赵紫阳,自然更深刻体会到政改之难。1991年10月,他无限感慨地摊出自己思想上未能解决的难题:一、又要改革,又要保持禁区,难呀!二、又要提高经济效益,发挥积极性,又要保持就业搞稳定,难呀!三、在“老人政治”控制下,要尊老,又要改变老人旧的思维模式,难呀!(26页) 这位至今不为中共所容的前总书记实为真正的拥共派。他不仅认为“在发展中的国家由于社会矛盾多,没有一定的集中,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没有强有力的权威来领导,难以进行社会改革;在这些国家不宜实行多党制,否则会造成混乱,改革也难以推行。”(1991年,25页)“党的干预控制不改变,进行改革确实难。但如果没有凝聚力也难。”(26页)在他被软禁6年之后仍然认为:“中国不能出现权力真空,共产党不能瓦解,那样,中国就要出现混乱,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中国需要共产党,否则中国会出现动乱,就要倒退,外国虽不希望中国强大,但也不愿意中国乱。”(1995年5月,165页) 赵建议先扩大党内民主,重大决策经由政治局,常委应是执行机构。(147页)不赞成搞第二、第三梯队,找接班人不能冲破关系网和垂帘听政,“我们还没有找到办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宰。”(148页)“过去我们……依靠发动群众,用政治斗争手段来推进社会主义,这就必然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大力开展阶级斗争,实行领袖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严格的组织纪律,采取高压的手段甚至镇压的办法。其严重后果是,变成畸形的社会主义,成为人民的对立面。”(38页)“一切社会弊端渊源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第311页)“政府管得越多,腐败就越厉害,经济效益也越低。……党政愈不分,民主法治也就愈建立不起来。”(第34页)他认为在一党制下,可学走香港道路,先开放舆论与报禁,实行言论自由,对领导人公开监督,没有民主,但有自由。(1993年4月,84页)自由与民主可以先分开,而且自由比民主更重要,“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批评港督。司法又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控制。然后再允许结社,这样来启发民智,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至于军队国家化、多党制目前可先不提。”(2003年,344页) 1995年5月,赵提出一系列中共自我更新措施:一、改集中制原则为民主制原则,民主不能只是手段;二、改内定性模式为公开性模式,党务公开;三、改党务工作的权力化行政化为民主化指导化,让工农有高度自治权;四、改舆论一律为公开监督,给人民以言论自由;五、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废除旧的意识形态,用邓的改革开放理论统一思想。(167页) 书中还记述了赵秘书鲍彤先生的一段精彩论述,针对“民主导致动乱论”与“民智低下论”,鲍彤说:“有人怕民主影响稳定。中外古今的经验恰恰相反,高压必然导致大震荡,民主具有最可靠的内聚力……中国要稳定,要消弭矛盾,避免震荡,推进统一,承受得住风险,也惟有靠民主……有人提醒我们说,中国老百姓的素质比革命远未成功的西方老百姓差了一大截,自己作主会天下大乱,所以必须把公仆请出来当家。他们的话也许有某些道理,但是,我不相信中国老百姓比陈希同的素质更差,毛泽东要老百姓造反时,从来不说他们素质低,想不到造反成功了,却有人劝告中国人放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这算什么理论!”(300页) 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评价 尽管邓小平将赵赶下台,但赵对邓的评价仍持论公允,认为邓虽是政治改革的封杀者,但也是经济改革的推动者。“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需要有强人、有权威的人来领导。这是由于中国地域这样辽阔广大,发展又极不平衡,经济文化发展又这样落后所决定的,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来看也历来如此。”如1992年中顾委解散,绝大多数成员坚决不同意,认为老同志今后提意见都没了地方,要求至少保留一个顾问小组,主持会议的薄一波没法收场,“不得已而把邓小平亮出来了,说:这个决定是邓定的。这样一来,会上都鸦雀无声,谁也不再提意见了。”(83页)权威政治,确实管用呵! 造成“六四”悲剧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据多方资讯,可以确定最主要的致因乃是邓对民主自由的认识,且为了个人权威不愿从“4•26”社论稍退一步。如能稍退一步,不说能立即平息学运,至少有可能缓和对立,绝不至于到动武流血的地步。为什么不试一下呢?难道个人权威那么重要吗?一句“邓定的”,为什么不能松动一下呢?不过一句话,一点个人颜面,就可避免一场大冲突大悲剧,就可避免调动几十万大军,为什么不试一下呢?赵紫阳对此评曰:“邓基本是被自己制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束缚住了自己,而不能解脱出来,这也是他的悲剧。”(75页) 对毛泽东一系列罪误的原因分析,赵的思考是:“不能单纯地认为毛主席是帝王思想,以封建主义来反封建主义,自己想做一个开明君主;不能简单地认为怕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才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整下去,犹如王若水对毛主席所作的心理分析那样;也不能认为毛主席因林彪谋害他的‘571工程’而使自己神魂颠倒发生了心理上的变异。实际上是因客观没有条件,而硬要去实行自己的理想抱负,而形成的悲剧。”(124页)赵从文化思想上探讨毛心理,虽然仍有很大局限,将多因一果归结为单一因素,但也表现了他与许多共产党官员的不同。因为像他这一代的老干部,直到2002年还有不少人认为毛那一套是正确的,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主要还是对的,一直还在崇拜毛。(338页) 作为历史在场者的记录 1989年以前,赵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在场者,他记录的一些细节相当重要。比如彭真对“六四”学运的表态:无论如何不能动武流血。(361页)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当赵提出改动“4•26”社论的定性,李鹏的反应是:“如果改,你我都将会下台。”(54页)苏联东欧巨变加剧了中国领导层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也成了为“六四”翻案的人事阻力。1993年,赵风趣地讲到“六四”平反的难度:“‘君欢胜于民心’啊!民心虽如此,但没有邓发话,‘六四’问题一时是解决不了的。”(118页)至于邓后的难度在于:“现在当政者主动提出平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六四’的受益者。否则,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就没有了。”(188页) 赵是一位坚持原则的政治家。老干部安志文(安子文之弟)曾私下提出:“看来赵紫阳当时不应提出与邓相左的意见来”,认为赵如保住总书记职位,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大局。但赵的回答却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原则:“我作为总书记,必须有明确的态度,这是我的历史责任所在。当然,那时跟着走,也会保护一些人,但以后不好办,必然还会以反自由化不力而受批判,也不会有好下场。如果那样下台还不如这样下台。相比之下得失权衡还是这样好,我不后悔!”(60~61页) 读完该书,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中国非一党之私产,每个国人都有思考评论国务的权利,中国的发展前进也需要汲取众多国民的各种智慧,不能一切皆决于党,更不能一切皆决于所谓“领袖”。依附之下无主动,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事实上,如何对待政治失败者与持不同政见者,不仅体现了国家领导人的气度,更是一个国家民主实现程度的重大裁量标准。多元共鸣可使一切不同政见通过博弈取得最优值,专政独裁则会使所有政治演绎成“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1989年,赵紫阳在中国高层的政治斗争中成为失败者;其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却使国人越来越认识到赵紫阳的存在价值,他以巨大的个人牺牲赢得了人民的尊敬。《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记录了这位前中共高层领导对中国现存政治体制的剖析,通过这一剖析,赵紫阳为自己画上圆满的人生句号。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辑录,开放出版社(香港)2007年1月初版。 《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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