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主沒有想像的好，但台灣的自由比想像的還好

51Truth

文／笑蜀

可治理的台灣與不可治理的大陸

全台首部航拍紀錄片紀錄片《看見台灣》上映，很轟動。我故意拖了很久才去看，就為避開高峰。結果呢，我去的當天依然爆棚，隻買到一張最差的票。又過了一段時間，朋友請我看電影，還是《看見台灣》。第一次看的不爽，不妨再看一次吧，我就答應了。不想爆棚依然，隻是位置好了點點，稍得安慰。

從影院出來，朋友邊走邊感慨：“哪個社會都有問題。這不，咱台灣也有很多問題。”

他這麼說，是因為電影的後半部，幾乎全是台灣環境汙染的鏡頭，都是批評人類的貪婪，人類對大自然過度的索取。用主題曲來說，叫做“拿的那麼多”。

我幾乎不假思索，馬上回答：“是的，都有問題，但性質不同。”

朋友好奇：“怎麼個不同法？”

“你們這電影能公映。要在我們那邊，連選題都不會通過。”我說。其實，《看見台灣》豈止可以公映。它一出世就引爆了劇烈的輿論龍卷風，迫使政府再三再四地道歉，再三再四地承諾改進。

“應該是習慣問題。大陸政府還不習慣公共參與，公共討論。但不急，慢慢會好起來的。”朋友安慰我說。

“兄弟，哪是什麼習慣問題。”我急了，連連搖頭：“你們有問題但可治理，所以不怕曝光。我們的問題是不可治理，沒有招，隻好捂蓋子，結果越捂越爛。”

朋友聽了，長歎口氣。他是大陸問題專家，何嚐不懂我的話。兩人默默無語，走到影院門口揮手告別。

回頭想想，覺得自己似有失態。大概是“慢慢來”三個字刺激了我。經常有外麵的朋友那麼勸我，我知道他們都好心，但聽多了仍不免抵觸。我不同意大陸很多問題是快和慢的問題，不是我們性急，不是我們慢一些、耐心一些就可以解決，而的確很多問題都無解，給多少時間、怎麼慢怎麼耐心，都沒救的問題。

比如環境汙染。誰都承認大陸的汙染已無以複加。但總有人強辯，說渲染汙染是西方的陰謀，為了打壓中國的經濟發展。說西方當年不也如此？先汙染再治理是發達國家的通例，中國為什麼就不行？且不講，當十麵“霾”伏令億萬同胞心驚肉跳時仍這麼刻意開脫，是否有起碼人性，純就邏輯而言，也根本站不住腳。發達國家曆史上的確有過嚴重汙染。但對內而言，人家有能解決汙染的公共治理機製；對外而言，人家有廣闊的殖民地和發展中國家，可以及時輸出低端製造業，從而轉移汙染。

但是，當下中國有這條件麼？沒有的話，憑什麼主張先汙染再治理？汙染了拿什麼治理？比如雲南滇池，比如淮河，花了多少億治了多少年？結果非但沒治，反而成了釣魚工程，一代一代人就靠這吃飯。最典型的是北京霧霾，都威脅到中南海了，有好轉麼？連威脅到中南海的霧霾都治不了，還有什麼汙染能治？

正寫此文，就看到臉書上一個台灣朋友的帖子，驚呼北京霧霾殺到台灣，以致平時玲玲瓏瓏的101大樓已虛無縹緲，夜空中彌漫著一股似乎燃燒過的腐臭味。我開窗一看，果然如此。

到了台灣都躲不過霧霾，真讓人哭笑不得。我立馬把這轉到微信朋友圈，配了八個字：

無處可逃，唯有改變！

創造抗爭的條件即社會基礎更重要

唯有改變，但改變好難。

有次半夜飛抵武漢，從半空望出去，腳下隱隱一個碩大無朋的巨盆，倒扣著整個城市。巨盆中的空氣仿佛川流不息的水，但那是多髒的水。我當時就覺得心涼：這是我棲息的城市麼？如果每天都在髒水中吐納，有什麼生命質量可言？

但是，億萬同胞，確實都棲息在肮水中，波瀾不驚。所以才有外媒嘲笑：他們麵對霧霾不是上街抗議尋求改變，而是寧願天天戴口罩。

很多人相信問題倒逼、危機倒逼。但中國的問題不夠多？危機不夠深？倒逼出什麼了？有辦法的人紛紛用腳投票，一走了之，沒辦法的人紛紛給自己戴上口罩，忍受一切。誰都明白是怎麼回事，誰都不否認必須改變，但誰都不相信可以改變。社會問題，社會危機，一定都伴隨社會抗爭。即便威權時代的台灣，抗議環境汙染的社會運動不也風起雲湧？有危必有爭，有爭才有變，這是社會演進的一般規律。

但這似乎不適用中國，中國似乎是規律的黑洞，抗爭的量級跟汙染的量級完全不對等，到了可忽略不計的程度。問題倒逼、危機倒逼在中國更多是幻想，它們沒倒逼出多少改變，反而不斷地壓低底線，包括壓低道德的底線和公眾的承受底線。

怒其不爭，就成了一種流行的情緒。憤怒的口水不僅噴向當局，也噴向民眾。甚至對自己同事、自己親友也不放過，斷言一切苦難，都是他們自作自受。極端如陳水總公交車上濫殺無辜時，都有人拍手稱快，理由是受害者並非真正無辜，因為他們麵對暴政沒有挺身而出，客觀上都是同謀，都有原罪。口水滿天飛，幾乎罵遍天下。

“不爭”固然令人扼腕，但追問不能到此止步，還應該再問下去：為什麼不爭？難道，真是因為同胞的本性？如果是這樣，那還有什麼希望？不一切都虛無麼？既然一切虛無，那憑什麼去要求、憑什麼去責備呢？犯得著麼？“爭”固然必要；但人們容易忽略的是，“爭”並不是無條件的。不問情由，缺乏同情的理解，一概罵倒，眾人皆醉我獨醒，這除了盲目的發泄，對社會進步沒有任何意義。

“爭”需要怎樣的條件？還是對比台灣吧。蔣介石時代的台灣，民眾也曾被二二八大屠殺的血腥和白色恐怖的淫威嚇倒，以至蔣介石鎮壓雷震組黨時，沒有任何鎮壓成本可言，因為民間沒有任何像樣的反抗。隻是到了70年代中期，一方麵隨著經濟騰飛和均富的實現，產生了強大的中產階級；另一方麵，戰後出生的新一代成長起來了，他們初生牛犢不怕虎，再沒有父輩的杯弓蛇影。總之社會已經崛起。有了廣袤的社會作為植被，什麼樣的飛禽走獸都會應運而生，就形成豐富的生態。正是靠這整個的生態支撐，才有了美麗島的大規模集結，才有了美麗島被鎮壓後持續高漲的抗爭。持續高漲的抗爭宣告了鎮壓的無效，迫使統治者退讓，也才有了解嚴，有了台灣的和平轉型。

抗爭要有依托，這依托就是社會；抗爭要有掩體，這掩體就是社會。鼓勵抗爭的浩然正氣固然重要，但創造抗爭的條件即社會基礎更重要。必須坦率地承認，當下中國不隻政治腐敗，更大的危機是社會潰敗。潰敗的社會不可能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個人麵對利維坦的無力是人性常態，一概歸為罪錯太苛刻。可以嚴於律己，但對他人應同情地理解。如果這點都做不到，無非打造另一個道德理想國而已。

公民運動代表一種價值、一種希望

苛求個人不是出路，關鍵是保衛社會、搶救社會，這已刻不容緩。

六十年來，中國最大的損失不在政治和經濟，最大損失在以下兩端：首先是文化的浩劫，即中華正統文化被切斷，屬於流氓無產階級性質的本土的痞子主義、民粹主義、鬥爭哲學，與同樣野蠻的舶來的斯拉夫專製主義雜交，生成畸形的紅色文化，毒化了我們民族的文化基因。整個國家成了徹頭徹尾的叢林世界，距仁愛、寬容、理性、和平等普世法則愈來愈遠，愈來愈蛻變為人類社會的“異度空間”。

其次是社會的浩劫，即民間社會被連根拔掉，公權力的觸角滲透社會的每個毛細胞，全麵占領、全麵綁架社會，其必然結果，就是窒息社會、扼殺社會。本義的社會主義無非主張社會本位，但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恰恰相反，恰恰權力本位。改革啟動了自由化進程，從經濟擴大到社會領域，社會逐步生長起來，公權力有所收縮。但進入維穩時代後，公權力全麵反撲，試圖把所有人重新趕回孤島，相互之間沒有任何聯係。沉睡了一段時間的總體國家，大有複活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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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又要說到台灣。台灣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不止是開篇說到的環境汙染。台灣的憲政體製有問題，司法體製有問題，經濟更是十多年走不出低穀。但整個台灣依然安詳、從容。奧妙何在？在於台灣有個好社會。而好社會最重要的秘訣，在於自治。地方是自治的，社區是自治的，大學是自治的。甚至本來屬於政府的很多職能，也讓渡給了社會。比如辦證和繳費，通常無須找政府，到家門口的7-ELEVEN，多媒體終端機上敲幾個鍵，就全都OK了。市民辦事再方便不過，政府卻付出很大犧牲，因為不再需要那麼多人手，很多公務員隻好下崗。
這反映台灣鮮為人道的一個特點：台灣的民主沒我們想像的那麼好，但台灣的自由比我們想像的還好。政府該退出的領域，統統退了出去，甚至比法定的退得還多。但政府退出後，社會沒亂，反而越來越好。幾乎每個到台灣旅遊的大陸同胞，對此都有體驗：社會那麼井然有序；社會基礎設施那麼完善、那麼體貼；最重要的是，社會自我調節功能那麼強大。所以台灣社會不怕有問題。所有問題都能約束於可治理範圍，不至像失控的癌細胞那樣任意擴散。

對比台灣我們最缺什麼？竊以為最缺好社會。為什麼最缺好社會？因為整個社會都成了公權力的跑馬場；而保衛社會的必要條件，即自由，即權利，都被公權力趕到了維穩的鳥籠裏。社會自發秩序被破壞，自淨機製難起作用；政府的重心則隻在統治不在治理，社會問題不能不徹底失控，越來越逼近社會的承受極限，如懸河隨時可能潰決。

台灣那樣的好社會有如童話，於我們其實太遙遠，我們能有一個相對成熟的民間社會，已是萬幸。其意義不僅在於支撐抗爭，更在於支持社會自救，即築就一個一個的公民共同體，打造一波一波的諾亞方舟，在未來可能的滔天洪災中，庇佑盡可能多的無辜生靈。因應這一需求，公民運動平地而起。它不是像列寧主義那樣，隻有政權的視角，主張政權中心論。而堅信社會才是主場，保衛社會，搶救社會，尤其是當務之急。不是砸爛，而是建設；不是破壞，而是生長；不幻想一蹴而就，而是向下紮根，用權利組織社會，培植社會的元氣。這就是公民運動的理念。

這也是我認同公民運動的原因。在我看來，她代表一種價值、一種希望。這價值和希望，是我們社會最短缺的，必須守護——這是我們的權利，更是我們的義務。

回顧一下20世紀中國史，或更有助於認識社會的重要。20世紀中國史就是一部政治上的瞎折騰史。無論在朝在野，都是惟政權論，全無社會的視角。在朝的把社會當最大的假想敵，百般鉗製；在野的急於亂中取勝，見獵心喜，巴不得越亂越好，苦難越多越好，以至把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等所有中間道路、所有社會建設，都當作“幫閑幫凶”加以冷酷的攻擊。雙方都不惜以社會為犧牲品。結果是神仙打仗，社會遭殃。

政治對社會的蹂躪在最近六十年達於極點，集中表現為對權利的蹂躪，以致憲法第三十五條被架空。權利是社會的靈魂，權利的死亡即是社會的腦死亡，社會即等於行屍走肉，不僅無力抵禦公權力的大規模侵犯，社會自己更百毒叢生。社會潰敗就是必然的結局，每個人都是災民。

這一切，應該受夠了，對社會的糟蹋應該到頭了。必須開始社會的自我生長。唯政權論、唯製度論統統扯淡，不可能等到政權解決了、製度解決了，才開始社會建設。社會建設任何時候都重要，民主化之前尤其重要。因為民主化之後，社會建設水到渠成；最短缺也最難熬的隻在民主化之前。而億萬生靈不可能等到漫長的民主化之後再來安頓，必須現在就著手。

政治之外，更有社會。社會是我們的失地，社會是我們的原鄉。所謂搶救社會，無非從政治手中收複失地，找回我們的原鄉而已。這一切，且從凝聚權利共識開始。告別怨婦情結，告別烏托邦，回歸社會，回歸生活，回歸人自身，從真實的大地上找到力量。這是公民運動的意義，也是所有社會建設的意義。彼岸同胞早就看見台灣，回到他們的原鄉，無論怎樣深重的哀愁，都是他們能夠改變的。那麼，我們的原鄉有多遠？改變有多遠？

——寫於2013年12月13日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