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的中国：周边正酝酿重大危机 （转）

MIKETWO

按：俺不全同意老邱文中观点，但绝大部分仍举手赞同。特原文转来共享。

我的新著《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近日出版，并在海内外引起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刊登了该书前言的部分内容，题为《2015中国：迅速进步中更需要沉稳》。

下面是《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一书的前言全文，原题为《2015中国：地缘冲突风险剧升》。全文如下：

一、

   2014年11月初，我到古城西安演讲。接待单位的老总、一位中年女白领这样对我说：“邱老师，您别讲那些高深的理论。您就实实在在地告诉我，我手里的那几套房子，最近到底是卖还是不卖？”

   接着，她又说：“还有，我如果把手里那几套房子卖了，您得告诉我，2015年有没有新的投资渠道，让我至少能保值？”

   2015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太多的老百姓担心，中国的经济是否会出现断崖式的风险。

2014年下半年，我走了全国很多地方，发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大家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中国经济走向。

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热词 – “新常态”。

   所谓“新常态”，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过去35年导致中国经济成功的大部分因素都已消失；而那些过去没有的因素，未来则将日益凸显，必须成为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就在我撰写这篇前言的同一天，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中国GDP增速跌至7.4%,创1990年以来的最低。专家解读，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调整为7%；而仅仅八年前，2007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曾达到14%。

   中国经济未来靠什么？说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三大结构调整：第一、由投资主导转型为消费主导；第二、由工业主导转型为服务业主导，尤其是生产性的服务业主导；第三、由要素主导（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转型为创新主导。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这一迫在眉睫的经济转型，恰好发生在“三期叠加”时期，即：经济增速的换档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措施的消化期。这三者如何保持平衡？如何避免经济当局成为“为难的拳击手”，即既不能出重手，又不能不出手？

   我在2014年出版的《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中，以“李克强难题”为比喻，对此有过详尽的阐述和分析。

但老百姓却关心不了这么多。

再回到2014年11月初的西安。

听完我的演讲，那位接待单位的女白领对我说：“听了您的报告，我决定还是不卖房子。但我依然担心中国经济，担心房地产是否会崩盘，股市是否会暴跌，担心我30年辛苦奋斗的资产，是否会缩水甚至化为泡影。”

我也不知如何作答，因为“信还是不信”，这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判断；但当很多人都为此烦恼的时候，却总有一些地方出了问题。

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拥有的所有这些烦恼，都是“有钱任性”之后的烦恼？30年前，我们没有这些烦恼，因为那时我们没有钱，因此也就没有“任性”的自由，更没有“任性”之后的担忧与烦恼。

……

MIKETWO

2014年12月初，我回到我的故乡-上海，周日晚上与一些朋友聚餐。

晚上八点刚过，一位从事投资的朋友就起身告辞：“不好意思，先走一步。晚上要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有大笔交易。”

这里的背景是：2014年11月21日，中国央行刚宣布降息，随即股市大涨，直冲云霄。他离席后，其他朋友告诉我，这位从事投资的朋友每天手中进出的资金不下数十亿。显然，他的提早离席，是为了第二天更好地搏击股市。

然而，正好两周后，我们就收到了这位投资界朋友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的消息。微信朋友圈里，大家一片痛惜之声。这位朋友与我同岁，太让人悲痛、遗憾、唏嘘了。生命实在太无常，太难以捉摸，人们只能善待自己。

有朋友私下说，如果没有每天那么大笔进出的交易，他或许不会走得这么早，这么突然。我不知如何作答，因为这是一个几乎富有哲学色彩的命题和思考。

我想到的倒是：生命如此，激烈转型的中国经济和其他方方面面，又何尝不是如此？



   今天的中国，与30年前相比，无论哪方面都极大地改观了。但同时，大家也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很忙。

   老说要做减法，要放慢脚步，要享受生活。道理谁都明白，但却总也做不到。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忙，但却不知忙的目的是什么，忙了之后能否有成果，以及收获的成果能否有保障。

   这大概就是“旧常态”与“新常态”的区别。过去因为穷，闲得发慌，所以只要忙就好；现在要考虑，忙得有意义，忙得有成果，忙得有保障，还要忙得更健康。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一切的一切，心态很重要。

   这样来定义“新常态”，当然早已跨越了经济领域，而扩展到中国的方方面面。

这方方面面中，也包括中国的对外关系。

   


二、

   2014年9月，我在美国加州度过了十几天的时间。

   加州素有“阳光之乡”的美誉。那里的阳光之充足，让人觉得似乎可以不再珍惜；那里的天空之湛蓝，让饱受雾霾之苦的我们觉得情何以堪。

      我在美国的十几天里，美国从上到下都在关注和议论一件事情：中国阿里巴巴赴美上市，获得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马云的魅力，包括他那流利的英语都征服了美国和中国的许多网民。

   “15年前，我曾问我的太太，你喜欢我富有吗？我的太太说：当然。因为她当时根本不认为我有一天会富有。”马云的风趣逗乐了所有的人。

   马云如此，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15年前，有谁会想到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潜力？

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美国。



      然而，回到中国，我却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完全另外一幅景象。

      甫下飞机，我就拿到一份《上海译报》。这是让一份我久违而又感到十分亲切的报纸。将近30年前，我曾是这份创办不久的报纸的译者之一。我早期的一些译作，大都是在这份报纸上首先发表的。

      那是一个中国如饥似渴般获取外部资讯的年代，那也是一个中国如海绵般吸取西方先进经验的年代。虽然那个年代对西方的集体仰视，从今天看来有欠妥之处，但那却是一段全民族集体谦逊、埋头追赶的岁月。西方的管理经验、文学流派、哲学思潮、民间百态，就这样通过我们稚嫩的译笔，通过这份草创不久的报纸，为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城市白领和大中学生所喜闻乐见。报纸的发行量一度飙升至40多万份。

      因此，我见到这份报纸后的亲切之情，是难以言表的。



      然而，这份亲切之情，很快就被震惊和失望所取代。

      那天报纸的头版通栏标题是《二炮增兵东南沿海防关岛美军》；头版其他文章的标题分别是《中国首款远程战机能在防区外对决美军》、《外媒：中国“航母保镖”或优于美军》、《外媒：中国数字化装甲师世界一流》。

      打开报纸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版，一连串更为夺目的通栏标题涌入眼帘：《中国反卫星动能弹可打瘫美军指挥系统》、《中国增强型武直-9决胜边境突击队》、《日本或造供陆巡航导弹施压中国》、《美欲推动三大战略完成对华作战准备》、《美开发大功率激光炮击毁中俄重武器》。

      我再打开报纸的第六、第七、第八版，直到第十六版，想找一些别的东西。没有了，全部都是准备打仗的消息，而且是准备与美国打，与日本打，甚至与印度打，与韩国打，与澳大利亚打……

      这已经不是我所认识的当年的那份报纸。透过纸背，一股战争的风云似乎正迎面滚滚扑来，一种与西方世界决战的架势正在慢慢摆开。

      30年前，中国年轻人关心的西方管理经验、文学流派、哲学思潮、民间百态，都到哪里去了？

那时的中国，是那么的弱小，中国与世界的依存度很低，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却是那么的和谐、亲密；今天的中国，已经或即将跃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依存度很高，但我们与世界与似乎怒目相视，剑拔弩张。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我们很穷，但我们的心灵却很开放；今天我们富裕了，但我们的心灵却封闭了。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穷得只剩下了钱。看了上面那份报纸的标题，我想说，今天有了钱的中国人，似乎只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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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哈哈，你上当了。”一位朋友听了我的叙述，这样对我说，“那只是报纸的营销手段。今天，不搞点战争的题材，报纸都卖不出去。但其实，老百姓没有人想打仗的。”

      原来如此，但也自作聪明。我做电视这么多年，这点道理我还不明白吗？但再想想，读者、观众为什么想看战争题材？还不是因为内心有一种心理土壤？

      那么，这种心理土壤的本质又是什么？

      


      2012年夏天，一位旅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与我在上海对话。这位前辈提出，今天的中国要建构“华夏秩序”。

      我问他：“‘华夏秩序’”在国际秩序上意味着什么？”

      他回答：“那就是失土复得。”

      我瞪大了眼睛。

      “把您的这段话翻译成英文，国际上会有什么反应？您的这一构想与现有的国际法之间，将产生什么样的冲突？失土复得，对中华民族来说，是福多还是祸多？”我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

      这位前辈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

      2014年，我与一位中国外交家对话。这位外交家提出，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中国有能力处理一些以前国弱时代无法处理的问题。

      我问他：“是否也包含领土问题？”

   “当然。”

   “那冲突是否不可避免？”

   “需要用智慧来化解。”

      


      30年河东，30年河西。中国的这句古话，用在今天的中国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30年前，我们很弱，所以自然与外部世界没有冲突，别人也从不把我们看成对手。那个时候，我们很谦虚，对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30年后，我们强了，有能力处理一些以前处理不了的问题了，冲突自然就来了。即便我们啥也不做，就光看那个不断膨胀的经济总量，也别人感到既离不开，又很害怕。而现在，我们似乎不用很谦虚了，对外部世界也不再好奇了。

      但其实，我们的内心茫然还很多，要不然就不会有本篇前言开头写的中年女白领的故事了。

但这位女白领关心的还只是小问题。其实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还有一些更宏观的问题需要关注。



      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从1979年到2049年的这70年，是中华民族崛起和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形态转型的最重要的70年。

      这70年，中国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型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从一个封闭、封建的社会转型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

      1873年，李鸿章曾说，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将在1979-2049年的这70年里得以实现。

      1979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不但把致富的金钥匙交到了民众手里，而且颠覆了中国千百年来“只会革命，不会改良”的定律。这35年中国的巨大进步，全世界都看到了。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届时中国的各种转型应渐入佳境，水到渠成。

      而2014-2015年，正好处于这70年的中段。如果说，过去35年对中国是“旧常态”，那么从现在起的未来35年，就是“新常态”。这种新旧常态的转换，要求中国的人们面对完全变化的客观环境，从机制、观念到心态，都有一种全方位、脱胎换骨式的转型。

      在经济领域，当原有的要素性发展优势（人口、土地、廉价、环境污染等）已不复存在，未来的创新之路又在何方？须知，千百年来，在中国谈创新，不但是一件沉重的事情，似乎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在对外关系领域，当中国已成为经济巨人，当冲突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选项，我们如何在冲突的“度”上有所把握？如何进退有据，收放适度，最大程度地服务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当我们已不必“仰视”国际社会的时候，是否意味着必然要“俯视”？虚心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是否即将成为一句空话？

      在我们即将迈入“新常态”之际，这些问题都很考验我们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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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转型期的中国和中国人，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我在各地演讲的时候经常说，今天有两个中国在赛跑，一个是成就中国，另一个是问题中国。我们再看看周围，大家既担忧手中的资产，希望国泰民安，同时又注目军力跃升，渴望一雪国耻。

      这是一个典型的转型国家及其国民的心态。这个时期的人们最关心风险，而且这个时期也最充满风险。

      我曾在各地演讲的时候说，今天的中国有四大风险：一、经济持续下滑的风险；二、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三、社会稳定的风险；四、爆发战争的风险。

      对于前面三个风险，大家似乎都认同，也在认真研究、预防。但对于第四个风险，很多朋友认为，我言过其实了。

但其实，只要看一下我们周边的种种冲突，以及我们民间正在发酵的种种心态就可发现，我还真的不是言过其实。



      2015年1月中旬，达沃斯论坛举行前，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其核心观点举世震惊：2015年，地缘政治风险跃居榜首，其中国际冲突或成为未来十年威胁全球稳定的最大风险。

该《报告》综合各方专家评估，对未来10年全球28项主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潜在影响力进行预测，并将这些风险划分为五大类：地缘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技术风险。

令人震惊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在过去五年中远离榜单，但在今年的排名中却跃居榜首。《报告》显示，“国家间冲突所造成的区域影响”被列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全球风险，以及影响力第四大的风险。在发生可能性方面，该项风险超过了极端天气事件（第二位）、国家治理失败（第三位）、国家解体或危机（第四位）与结构性失业率高或不充分就业（第五位）。值得注意的是，前五项风险中的第一、第三和第四位都属于地缘政治风险。

由此看来，2015年中国周边的潜在地缘冲突并非空穴来风，急速下行的中国经济也绕不开这些地缘政治冲突。



五、   

   本书后面的章节将告诉你，2015年的中国，已经到了战略研判的重要十字路口。

如果说“和平还是战争”是个伪命题，但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冲突已无法回避，应该如何定位？如何把握其“度”？换言之，适度的冲突将是中国未来的“新常态”。如果把握不当，是否一不小心就会走向全面对抗？

      本书后面的章节将告诉你，如果说“新冷战”是个伪命题，那么世界似乎形成一种新的格局，即以中国为一方，而国际世界的其他成员国为另一方的格局。我们正日益被世界需要，但世界需要的只是我们的钱，我们的心却无法征服世界。

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似乎不再那么愿意虚心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当“海外势力”越来越多地被等同于“敌对势力”的时候，我们与世界的内在纽带也就越来越脆弱，直至最后一天也许会断裂或被人为剪短。这显然不是中华民族应有的发展方向。

也许，这正是“新常态”下，中国和全体中国人面临的更为深刻的挑战。



      本书后面的章节，由一系列从未披露过的内幕故事组成。遵循着“形散神不散”的原则，当把这些内幕故事组合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国际舞台的惊心动魄，以及中国未来在地缘政治上面临的挑战。



当然，与中国有关的所有地缘政治冲突，都无法绕开“美国因素”。因此，如何研判“美国因素”，如何善用“美国因素”的“双刃剑”的作用，就成为2015年中国的重要战略课题。

作为正在追赶美国的后起之秀，中国要将美国定义成“战略竞争者”或“敌对势力”，实在太容易了。但请记住：中国追赶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与世界为敌，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同时我们也要记住：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总有一些真正的“强国之道”，而这却正是我们所十分缺乏的，更是我们需要虚心学习的地方。

我们更要看到，2015年，美国经济开始其二度引领世界的进程，美国经济的复苏、强劲，美元的强势，美国创新精神的依然不减，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折射出我们的不足和深刻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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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刚刚过去的2014年尾，西方世界出现了不少战略警醒的声音。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发表文章认为，2014年，世界进入“无序时代”，美国需要更多的务实主义和多元主义，必须将务实主义置于大战略之上，“美国必须在某些问题上与一些国家的政府合作；而在另一些问题上，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又是我们的对手”。

   日本《呼声》月刊2014年12号发表文章，题为《后冷战时代已告终结》，认为2014年是持续了20多年的“后冷战时代“终结之年，日本必须做好新的思想准备来迎接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不应仅依赖日美同盟，而必须象自主外交、自主防卫迈出坚实的脚步。

   法国《费加罗报》2014年12月18日发表文章，题为《2014：全球危机加剧、幻想破灭的一年》，认为2014年不仅是危机增多的一年，也是解决伊斯兰极端主义祸害幻想破灭的一年。- 遗憾的是，2015年1月7日巴黎《沙尔利周刊》被血洗的悲剧，正好印证了《费加罗报》十几天前的判断。

   就连西班牙《起义报》也在12月18日发表文章，认为世界正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历史证明，全球所有的地缘政治变化都伴随着战争。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人类只能拿着木棍和石头打’”。



   如果说，2014年是“后冷战时代”的终结之年，那么“后冷战时代”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中国的崛起。如今，这个时代结束了，作为这个时代“新生儿”的中国，独步于国际舞台，又恰遇自身经济、外交和集体心理进入“新常态”，又该如何自处？

   2015年1月号的美国《名利场》杂志，刊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利茨的文章，题为《中国世纪》。文章写道：


   在书写2014年的历史时，需要留意一个几乎被忽视的重大事实：2014年是美国能够号称自己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中国经济以拔得头筹之势进入2015年，并很可能长时间执此牛耳，即使不能永久保持。中国回到了它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所占据的地位。


   历史将会证明，施蒂格利茨的这一观点是否长久站得住脚。2015年开始的时候，至少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是忐忑的，因为2014年的经济增长跌倒了7.4%，2015年可能更将下调到7%，未来几年恰好是中国经济的动荡之年。

   未来几年，是中国在方方面面经受“新常态”考验的时期，也是周边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剧升的时期，更是中国能否掌控风险，把握冲突的“度”的关键几年。

   我在2014年出版的《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的前言中提出，“未来三年，中国成败在此一举”。那是就中国的改革而言。但对于掌控地缘冲突风险、调整心态而言，这句话同样是适用的。

   本文开头时，曾提到一位女性白领对手中房产贬值的担忧。行文至此，我想告诉她的是：未来几年，只要炮声一响，您手中的财富将立时化为乌有。

   和平，一如空气、阳光、水和健康，只有失去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她弥足珍贵。而和平，不来自于我们的勇气，她来自于我们的智慧。

tenghe

还是过日子要紧，忽悠多了，自己也晕。酒鉴不远，不敢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