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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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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9 18: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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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李光耀在打击政敌方面,毫不手软,他曾把早年与其合作,后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驱除新加坡,后者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才是新加坡独立建国的真正英雄。李光耀还透过司法手段如控告诽谤罪等,打压反对者。新加坡的《国内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对西方的批评,他也置之不理。总之,在李光耀看来,只要能带领新加坡在虎豹环伺中生存下来并生存得很好,有必要使用一些专政手段,任何有损这一目的的行为,都属于铁腕打击之列。
可见,李光耀的上述治国思想和治理手段,同上世纪经济起飞时期东亚的那些政治强人,如韩国的卢愚泰、朴正熙,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国内实行威权或独裁统治,凭借对政权的牢固掌握,推行国家现代化。
李光耀为使新加坡更顺利与国际接轨,可以强迫改华文为英语,可他终究不能摆脱儒家专制文化的影响和诱惑。
按理,从李光耀所受教育来看,他应该更钟爱民主体制而非专制政体。李光耀出生于一个并无多少中国文化传统的华人之家,自幼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青年后负笈英伦,就读伦敦经济学院。英国是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故乡,李光耀在英国接受了一整套英国文化和思想的熏陶。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曾写道,“哈里.李(李光耀的英文名字),用一个英国内阁成员的话说,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好的没治的英国人’”。
然而,在新加坡立国后,李光耀并未采纳英国的议会制度。李光耀曾为新加坡独立后选择目前的体制作了辩护,他说,“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迄今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若新加坡决定发展成为像西方国家如英国的两党制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为“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上述辩护既对又不对, “对”是说他可能确实是这样考虑的,“不对”是说他掩盖了对权力的爱好与追逐。中国人一般把李光耀看作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其实并不尽然,他并不真正是英国文化的拥趸,更倾向于儒家传统的专制文化。这也体现在其借反共而铲除异己一事上。
李光耀是以反共起家的,但他说讨厌共产党人并不因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事实上他也一度对社会主义感兴趣——而是他们采用列宁主义(领袖集权)的方法。然而,他本人在争取新加坡的独立自治上就利用了共产党人,成功后再寻找理由反共,用残酷的手段清除异己。李光耀之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初极力主张并入马来西亚,原因当然是为新加坡的未来着想,但一个不便说出的理由是借马来联邦政府之手,铲除当时日渐壮大的“马共”势力和人民行动党内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高层领导人,前述林清祥即是。他对共产党的反感还影响到同新中国的交往,这点后面还会谈。有研究者认为李光耀的治国思想,是英国殖民地统治权术,以色列特工方法,及西方现代管理学方法的杂烩。
外界把他作为认识中国的“领路人”
说起李光耀,不能不谈他同中国的交往及影响。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日益显要,世界多数国家都想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和政策、中国的走向,此时李光耀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就显示了出来。天时指的是新中之间的密切合作,地利指的是新加坡距离中国不远,又都是华人社会,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人和指的是李光耀和中国大陆三代领导人都有很好关系,和台湾的蒋经国关系也相当不错,世界领袖中具有这三点者,唯李光耀一人耳。
但李光耀的反共思想一度影响到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李光耀所以在新加坡强制撤并华文学校和报馆,原因之一是当时接受华文教育的人都比较亲大陆,有些新加坡华侨还回到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李光耀怕大陆在新加坡传播共产主义。因此,新加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排斥大陆,这当然也有大陆错误政策的因素。直到70年代末,李光耀才开始和大陆交往,虽然双方都放弃了60年代的敌对政策,但这种阴影一直存在李光耀心中。新加坡是东盟中和中国建交最晚的国家,李光耀就说,新加坡只有在印尼和中国建交后才同中国建交,新中两国建交时间是在1990年。
然而,这不是说,李光耀在此期间和中国领导人没有接触。他先后会晤过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也同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大陆领导人见过面。李光耀对邓小平很推崇,称赞邓是一个伟人,意志坚强,灵活务实,说话算话。如果没有邓,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老路。他也赞习近平是“曼德勒式人物”。除邓之外,李光耀还崇拜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首相丘吉尔,后二者都是二战时期的法英领袖。从李光耀崇拜的三人来看,他们其实有共同的特征,即意志坚强,坚忍不拔。这可能也是李光耀自己的性格。
李光耀晚年享有盛誉,别国领导人和商界领袖愿意向他咨询对于世界的看法,一大原因是他和中国有密切联系。
另外,李光耀和邓小平还有一些相似地方,如施政手法精明务实,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自奉甚俭而正直廉洁,深具领导魅力等。所以,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获得了李光耀的高规格接待,后者在1989年公开为邓小平辩护,称 “此类举措与人权问题无关,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邓小平1978年访新后,对新加坡和李光耀也留下了良好印象。因此,在两国建交后,新加坡能够迅速抓住邓小平1992年南巡所开启的中国市场改革之先机,大举进入大陆,形成两国紧密的合作和经贸联系。新加坡自此后直到现在,在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一种独特作用,尤其在胡锦涛时代,掀起了大陆的新加坡热。
新加坡对大陆的影响,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新加坡的投资;二是新中在苏州合办的工业园,旨在引进新加坡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三是新加坡对大陆公务员的培训,学习新加坡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模式;四是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客观地说,前两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陆改革早期,那时大陆引进的外资,主要是港台和海外华人资本,因此,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主要学习他们。第三个方面,效果不是很明显,尽管在胡锦涛时期全国各省市赴新的考察团不计其数,但实际上,大陆无法复制新加坡的社会管理模式。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经济发达,劳动力素质高,这些都是大陆不具备的。许多人只看到新加坡的街道干净,社会秩序良好,是花园城市,但这些都是大陆很难学来的,因为各方面差距大太,在具体的管理经验上没有可学性。至于第四个方面,也很难学。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最可学的,是新加坡一党执政的威权体制及其经验。人民行动党和中共一样,长期在新加坡执政,把改善人民生活和福利作为其执政目标,党内高层定期下基层和群众、选民接触,但真要照搬,会发现比较难。
以反腐来说,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大陆就做不到,党内高层下基层是因为新加坡还有一个反对党存在,而大陆没有,且大陆太大,社会矛盾多发,高层下基层只能采取视察方式。可学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待人民的理念,但这点也不用跑到新加坡去学。还要看到,新加坡也在发生变化,选民正在用选票改变其政治体制。上次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就遇到了反对党的很大挑战,得票率空前降低,而下次新加坡大选,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好讲。所以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其实也不一定适合大陆。
2000年,李光耀和朱镕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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