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碎片

加国时事

复活

这篇短文“复活”可不像世界文豪托翁的文学巨著《复活》那样，描写一个灵魂的复活，而是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描述一个人死而复生的传奇式经历……

坑洼不平的土路上，两个人在拉着一辆平板小胶轮车行进。其中一个人两手把着车辕，肩套一条拴在平板前端铁环上的粗麻索，一步蹬一步，吃力地前进。另一个人挽一条系在胶轮车支脚上的长麻绳在前面拉。两个人都因用力而身体向前微倾，他们都解开了上身那件劳教农场发的黑粗布棉袄的衣扣。

“这口子也够惨的，才30出头就埋在这荒地上，听说还是啥子名牌大学的讲师哩。”驾辕的那人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边喘气边嘟喃着。他显然是在说平板车上那口底层由活动拉板构成的薄皮棺材中的苦命人。“他媳妇和两个才6岁和7岁的孩子今后日子怎么过啊。单是‘极右分子”和劳教分子家属这口黑锅就够他们背一辈子的了，惨啊。”

“唉，也是，谁叫他大鸣大放说三道四多话呢！”前面拉车的那人带着半是同情、半是埋怨的口吻，“我是为了糊口，在前门摆地摊，违反了什么城市管理条例而被收容教养的。要吃饭，没办法啊。这年头有口饭吃就行了嘛，何苦说三道四，自找倒霉。”

大约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他们终于拉到了清河农场的坟地——也即人们戏称为585分场的所在地。这里的土壤碱性特重，在一大片泛白的碱地上，连一向以抗碱性著称的、西荒地特有的芦苇也几乎绝迹，一眼望去，数以百计的乱坟堆无规则地遍布各处。坟堆前一般树立有一块约半米高，七八厘米宽的木牌，上面写着死者的姓名、籍贯和死亡日期。不过也有许多坟，除了一堆黄土外什么也没有。

他们把平板车停在新挖出的墓穴前，穴深约半米，宽约0.4米，长约1.9米。然后抬下薄皮棺材搁在墓穴上，棺材正好比墓穴略长一点。驾辕的那人弯下腰，把薄皮棺材的活动底板使劲往外一抽，只听得“叭”的一声，尸体掉进了穴底。

就在这一刹那，一件绝对意想不到的天大怪事发生了。随着尸体“叭”的一声掉进穴底，尸体竟发出了“哎唷”的呻吟声。还好是在大白天，况且两名埋尸员也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了，他们没有被吓得撒手就跑，更何况他们也是劳教犯，他们对被埋葬的死者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他们不仅没有逃跑，还把那名命不该绝的苦命人迅速送到了三分场医务室。这苦命人的确命大，终于活下来了，而且一活就40多年了，直到今天仍然健在。

读者至此也许已能意识到，这名曾经入土半截的苦命人就是笔者。几十年来，笔者的一些亲朋好友总是要笔者讲述这段传奇式的经历，它似乎有点像大仲马笔底下的唐泰斯从监狱古堡几十英尺高的悬岩上被掷进大海的故事。不过促成我写这篇短文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曾经经历过死亡，或者说我有死亡的经验。诚然，有些溺水、车祸、触电而休克的人被救活后，他们的确也曾参加了死神的一次宴会而重返人间。但他们都是事发突然，一下子丧失了知觉，没有时间体会临死前弥留之际的感受。

和溺水、车祸、触电的暴死不同，我经历过的是一次饿死的过程。饿死是新陈代谢功能的逐渐衰竭，犹如一盏桐油灯，随着油碟内的桐油的减少，灯芯上燃着的火焰是一点点、一点点地缩小并昏暗的，要经历一段颇长的时间，才会“嗤”的一声最终熄灭。

那是1961年初发生的事情，神州大地正经历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当时天灾加人祸，人们连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也得不到保证。整个社会尚且如此，劳改和劳教农场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每顿只能以清水煮马齿苋（一种野菜）充饥，据说也加进了一点玉米面，但在一大盆清汤寡水的马齿苋中，实在看不出也嗅不出有丝毫玉米面的存在。（我当时在病号队。生产队比病号队的情况稍好一些，每天多少可吃到一点粮食，如马齿苋玉米面糊糊、马齿苋玉米面窝窝头）。极度营养不良使我骨瘦如柴，体重由125斤减少到不足60斤，我形同骷髅的外貌，和高中生物学课堂上的人体骨骼标本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我的体能已衰竭殆尽，膝盖以下部位长年冰凉并带有麻木感，我不得不柱着木棍龙钟老态地拖着脚步走路，稍不留意，一块鸡蛋大的石头就会把我绊倒，没有难友们的帮助，休想自己爬起来。

终于有一天，小吴和小何——就是前面曾提到的两名埋尸员，他们是生产队派到病号队来工作的，除埋死人外，还给病号送开水、送马齿苋——在给我灌好一暖瓶开水后，对我开腔了。

“老王啊，”小吴注视着我的脸，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我看该轮到你哥子上路了哩。”

“冬至不出年外，总是个把月的事。”小何补充了一句。

由于经常同死人打交道，小吴与小何积累了一种独特的经验。在闲聊中，他们曾对我们讲起过，像我们这些因饥饿而极度衰竭的人，如果出现外眼角下垂，嘴角上翘，一般不出一个月就会死去。当然，这种变化十分微小，普通人不一定能察觉，但他们也许因经验丰富罢，据说已屡试不爽。

又过了约20多天罢，不祥的预言终于应验了。那天早上，当小吴与小何掀开用破麻袋缝成的门帘，进入我们病号队室内，发出惯常的分发开水的吆喝声时，我发现我的四肢已不听我使唤，无法动弹。除了耳朵还能听到声音外，嘴巴已说不出话，眼皮也像注满了铅似的，尽管我作了最大的努力，却睁不开。我左边和右边邻铺的难友发现我毫无反应，慌忙叫小吴赶紧去找潘大夫。

潘大夫很快赶来了。他马上拿出听筒在我胸部边移动、边仔细地听诊。在注射了一支强心针后，他继续用听筒不停地监听我的心脏。我还有听觉和感觉，我知道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我听到小吴与小何在商量什么时候来拉人，我也听到潘大夫在斥责他们不要瞎说，我还能有救。我突然害怕不要在我尚未死透时就被拉去埋掉，我拼命想睁一睁眼睛或动一动嘴唇，以表明我还活着，但就是做不到。我神志还很清楚，我意识到我已步入生命的终结阶段。我并不畏惧死亡，说实话，与其在当时那样的悲惨境遇下苦受煎熬，死亡其实是一种最好的解脱。我曾经几次企图自杀。然而真正到了跨上死亡的门槛时，对人生的最后牵挂——拖着两个幼儿的妻子，年老体衰的高堂老母，他们今后将如何挺过这漫长而又险恶的人生？我忽然想起了每月都要从他们可怜的定量中（尽管比我这劳教犯多些）硬抠出几斤粮食接济我，使我勉强维持生命的事实。我脑海中甚至清晰地浮现出两个刚读小学半懂事的孩子正在“为了救救爸爸”的哄诱下，皱着眉头吃野菜的景像……我不能死、不能死、绝对不能死啊！然而这次不是自杀，这次可由不得我在最后一刻把已套上自己颈项的绳索，再用自己的手来解开。

饿死的人与病死的人（比方说癌症死亡者）不同，饿死的人临终前不感到有什么疼痛，毋宁说平时那种令人不堪忍受的强烈饥饿感这时反而减轻了。

我好像飘浮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慢慢地，我觉得我似乎从水面上浮到了空中，越浮越高，越浮越远。潘大夫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轻，越来越远……终于进入了绝对寂静。突然，“嘭”的一声震动，把我从虚无缥缈的寂静中惊醒……接着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事后，潘大夫说，也许从棺材坠落墓穴的一击，歪打正着，正好起了使心脏再搏动的刺激作用。因为他们也曾对我施行心脏人工挤压起搏的抢救，却未见效。我又问他，我从水面飘飘然上浮太空的感觉，是否就是灵魂在升华，脱离躯壳。

“我是学医学的，没有学玄学。”潘大夫淡淡地一笑，“所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在劳教农场——北京清河农场三分场，亲历的一次人间绝对少有的，被饿死而又“复活”的经历。它使我永记不忘。

【注】我和我的难友们已饿到了见到什么都想吃的程度。一位曾是第二机械工业部俄文翻译的难友曾亲口对我说，有一次他用了最大的毅力才好不容易地克制住了自己，不去吃墙边一堆外形酷似窝窝头的人粪便。另外，我们经常闲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给你一碗红烧肉烧蛋，大米饭管饱，不过饱餐一顿后立即执行枪决。你是否愿意作此选择？”我们几乎众口一词地都表示愿意。因为作一个饱死鬼的滋味，远比作一个饿得半死不活的人的滋味要好受多了。个中感觉诚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非身历其境者是根本无法体会的。 -

加国时事

受株连的一代

“啊呀！看你——又拉肚子了吧，满屁股都是屎。转过身来，前面再洗一洗。”做父亲的在卫生间一边给儿子擦洗屁股，一边转动着儿子的身体。

“冷吗？我给你们再拿个暖瓶过来，可千万别冻着了。”正在隔壁厨房做饭的母亲又提来一个暖瓶放在卫生间门边。

“不冷，一点也不冷，我们在用浴霸。”孩子的父亲显然是在安慰他的妻子，要她放心，儿子不会着凉。

我敢跟任何人打任何的赌，你肯定会认为这是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妻在对话，丈夫正为刚满周岁的儿子洗澡，而妻子正在隔壁厨房忙活着。

然而你错了。不是小错，而是大错特错了。这实际上是一对年逾古稀、明年就将迎来他们金婚纪念的老叟和老妪的对话。老叟倒的确在为他们的儿子洗澡，不过他已不是刚满周岁稚嫩可爱的胖小子，而是一个明年就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年近半百的中老头了。这个年老（至少已很不年轻）的儿子因患有严重的忧郁症而不得不由他的更老的父亲来为他洗澡，不是因遗传基因缺陷的遗而得这种病的。他的直系旁系亲属中没有患此病者。他也从未遭受过失恋或生意场中破产的巨大打击。不过他命中注定了——不管是有幸也罢，不幸也罢——出生在一个罕见的时代，一种罕见的遭遇把他制造成为一名忧郁症者。产品：一名忧郁症患者；出厂日期：1966年8月；生产工厂：文化大革命制造厂；厂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设计师：“伟大的人民大救星”。

加国时事

文革的灾难

1966年，他——本文的主人公王尚平，也即开场白中所提到的那个现已年近半百的老儿子——才12岁的年纪（这本应是人世间根本不知愁滋味的金色童年啊！），就被眼前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与打击给吓懵了。一切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无法解释，就像一场噩梦。他仿佛一下子坠入了绝望的深渊。前两天他还随着人群在一旁观看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时突然革到他的头上来了。他看到带队的红卫兵头头通知脸色吓得铁青的外婆与父亲（当时母亲已被扣留在厂，进行隔离审查）：他们是奉杭州链条厂（母亲所在厂）红卫兵总部的命令来此搞革命和帮助破四旧的（当时将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称作四旧，美其名为破四旧，其实就是抄家）。平时不抽烟的父亲特地到巷口烟摊买了一包烟请他们抽，外婆忙拿出一个暖瓶和几个饭碗及一小瓶茶叶请他们喝茶，但遭到了红卫兵头头的拒绝。

“我们红卫兵的总司令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卫兵头头边说边拍了拍挂在腰上的军用水壶，“你看，我们早作好了准备。”

在头头一声令下之后，红卫兵开始了革命行动。尚平面无表情地看着11名红卫兵轮番进入室内搞革命。因为他家的那间斗室不足18平米，在摆设了3个卧床、1张方桌（包括塞在桌面下的3张方凳）、1个三屉柜、两口箱子和1个马桶后，所剩空间实在不多，一次顶多只能容纳4名红卫兵进行革命，余下的人便在室外翻箱倒箧。方桌与方凳被搬出室外了，一个由两条长凳、一块木板搭起的简易床铺被搬出室外并再搭起来，上面堆满了被褥、衣物和各种杂物。三屉柜被搬出室外了，3个抽屉都被抽出并翻了个底朝天。两口箱子也被搬出室外并彻底搜查，连那个散发着阵阵臭气的马桶也被拎出室外，红卫兵们掀开垫马桶的一块石板，想要查出可能藏匿其下的反革命文件或枪枝、金条之类的东西。然而他们不得不随手立即放下石板，因为除了几条令人恶心的软体爬虫外，什么也没有。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后，红卫兵头头终于下令停止革命行动。有几名红卫兵在翻箱倒箧时，不慎划破了手指，出了点血。他们脸上显露出一种崇高而自豪的表情，因为他们用实际行动履行了他们的庄严誓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句口号就写在他们来时高擎着的红布横幅上，这时显得格外醒目。

头头一声哨音，红卫兵重又高擎着来时的那条红布横幅，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带着他们这次战斗的胜利品——1件尚平祖父当年的貂皮领狐皮斗蓬、1件他祖母当年的羊皮旗袍、两件他父亲当年的西装上衣——英勇的凯旋而去。临行前，红卫兵头头留下了一纸收条，写明根据革命需要，取走了上述衣服，还慎重地盖上了印章。在此我必须郑重说明一个事实，大约过了五、六年罢，链条厂红卫兵总部确实赔偿了我家一笔钱（因为实物已不知去向），尽管金额与实际价值相差甚远，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红卫兵与土匪、强盗还是有所不同的。那种把红卫兵说成专搞打、砸、抢，与土匪、强盗没有两样的人是欠公正的。借用当年一句套话，那是对以“伟大领袖毛席”为统帅的红卫兵小将进行无耻的恶毒攻击与诬蔑，是一种现行反革命行为。

在整个造反过程中（当时将这种抄家称作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尚平一直逃离在外，他无目标地踯躅街头，他没有想去的地方，其实也没有任何地方可去。他外出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围观者的目光，人群中有些是带有同情心、却又不敢站出来主持公道者，但许多是神情麻木的看热闹者，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幸灾乐祸者、甚至落井下石者。他们平时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与尚平的外婆有着夙怨。他受不了像一支支利箭一样向他射来的这些目光。

尚平一直挨到晚上9点多钟才回家，他估计红卫兵应该是离去了。“咿呀“一声推开那扇由木枢纽支撑着并有着几道裂缝的小木门，他看到相对无言的外婆与父亲坐在各自的床沿上。15瓦灯泡发出的暗淡灯光在日久发黑的墙壁的背衬下，整个房间显得格外昏暗，他感到凝重的空气压得让人几乎透不过气。

“一下午都到哪里去了？你这孩子，让家里挂念死了。”外婆带着埋怨的口气，“快吃饭罢，桌上有碗咸菜，还有点吃剩的豆腐乳。”

“我哪里也没去，只是在外面随便走走。我不饿，不想吃饭。”

“好好的人不吃饭怎么行。”外婆知道尚平此时的心情，她知道他内心的伤痛所在，但她又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安慰他，“乖尚平，去吃罢，噢。”

尚平终于不声不响地吃完一碗泡饭，洗了洗脸和脚，爬上床并在弟弟的另一头躺下（他和弟弟共睡一个床）。接着外婆与我也在各自的床上躺下，我随手关掉了15瓦的电灯，房间内于是由昏暗转成漆黑。

那夜我睡得很差，除了偶尔似睡似醒地在做噩梦外，更多的时间是失眠。不过尚平肯定比我睡得更差，似乎彻夜未眠，不时左右翻身，长吁短叹，伴随着轻轻的抽泣声。

可怜的孩子，这一系列问题太微妙了，太艰深了，你怎么可能得到答案呢？即便是对成年人来说，人们也只能采取一种表里不一、自欺欺人的假大空的套话作为应付手段。你秉性聪明，喜欢观察周围事物并提出问题。记得你才5岁时，有一次姑父带你坐火车，你就问姑父：为什么远处景物与火车呈同方向前进，而近处景物却与火车呈反方向后退？你姑父不是学自然科学的，一时竟回答不上来。你自幼酷爱数学，在小学六年级时，就曾用平面几何证明(a+b)2=a2+b2+2ab而引起算术老师的赞叹。

然而孩子，现在你面对的却是另一类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对于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来说，这一事件本身就是极为残酷的。你根本不懂得大人的那一套应付手段，但命运却偏偏残酷地让你不得不过早地面对并苦苦思索这一切，这除了注定将得到一个悲剧性的下场，还能有任何别的结局吗？！诚如当年的一段顺口溜所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黑五类的狗崽子，命定要受苦又受罚，

尝尽人世间的辛酸苦辣……

（待续）

加国时事

没有世外桃源

那一夜，尚平彻底失眠，他第一次过早地品尝了只限于成年人才可能有的“失眠症”的痛苦。他多么希望黑夜能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啊！或者能找到像《鲁宾逊飘流记》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也行。那样他就可以躲开使他无地自容的、人们射来的各种目光了；可以躲开他朦胧中感到却又无法解释的对他充满敌意的社会了。

然而可怜的孩子，时间毕竟是无法停住的，现实世界中也不存在任何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尽管现实是残酷的，你仍然无法逃避而不得不面对它。喔——，远处传来了公鸡啼声，曙光从破裂的门缝中，透入一间没有窗子的破房子——尚平的家。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尚平与外婆、父亲、还有弟弟迅速穿衣起来（前面说过，母亲还被扣留在厂，进行隔离审查），就像昨天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大家什么话也没说，尚平漱洗完，吃完一碗泡饭，与外婆、父亲说了声“再见”，就背着书包走向学校。

尽管政府规定小学不搞文化大革命，但校门左面与右面的围墙上还是增加了两条“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巨大标语。尚平加快脚步，迳直向教室走去，因为今天是星期一，作为班上的算术课代表，他必须在上课前收齐同学们的算术作业，然后交给他们的算术老师（也是他们的班主任）叶老师。尚平一走进教室，就感觉到今天的气氛不对。黑板上已有人用粉笔横着写出了几个粗体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六、七个左臂上套着“红卫兵”红布袖套的同学正围着两个也套着“红卫兵”袖套的同学——看样子显然是他们的正、副队长——眉飞色舞地大声谈论着这两天红卫兵到处造反、抄家的盛况。

尚平迟疑了一瞬间。他想起过去每逢周一早晨向齐建国（他爸爸为一名省委处级干部）、韩军（他爸爸为某大国营企业车间支部书记）——也即现在的红卫兵正、副队长——两同学收集算术作业时，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麻烦，不是忘在家里没有带来，就是尚未做好。由于尚平在期中、期末考试中总是全班第一，而他俩则连及格都不容易，再加上每学期开学发下新课本后，尚平总是在开学后的第1个月内，就能把整本算术课本的习题演算完毕而令算术老师惊讶不已。尚平还尊敬老师，同学有问题时则乐于助人，历年都受到学校及少先队表扬。这使得基于阶级出身而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齐、韩两人对尚平有着某种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出缘由的反感。齐、韩两人的调皮捣蛋在班上是小有名气的。他们经常给女同学甚至老师起绰号；把尚平的尊敬老师与遵守纪律说成是拍马屁；把尚平的优异学习成绩和长年被老师指派担任算术课代表，说成是学校领导在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

即便在小学，当时也强调学生应“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参加接二连三的各种政治运动，专业学习只能是次要的和从属的，这才是走社会主义的“红专”道路。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的“白专”道路，这样作和赞成这样作的人，都将成为批斗打击的对象。

尚平收齐了前面几排座位上同学的算术作业，向后面围成一堆的红卫兵走去。还未等尚平开口要作业，站在最外围的一名红卫兵李国强用脚一绊使尚平摔了一跤，手上拿着的20多本已收到的作业散落满地。尚平从地上站起来，由于这突发事件而气得脸色发青，他向李国强大声责问道：

“我惹你了吗？你为什么用脚绊我？”

“谁绊你啦。”李国强嬉皮笑脸地向齐建国眨了眨眼，“你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还要赖别人。”

“走！我们到办公室找老师评理去。”无缘无故的公开羞辱使尚平无法再忍气吞声，他一边说着，一边拉着李国强的外衣向外走。

“嘿！你他妈的狗胆还真不小啊！竟敢动手打人。老子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黑五类的狗崽子不可。”齐建强冲过来朝着尚平脸上就是一拳，在队长的带动下，其他红卫兵也一哄而上对眼前的阶级敌人拳脚交加。尚平愤怒地进行反击，然而这毕竟是一场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的打斗，尚平本能地冲出教室朝办公室跑去。

其实5年级教室内的这场争吵打斗声已经惊动了办公室，包括叶老师在内的几位来校较早的老师，正走出办公室朝5年级教室快步走来。

“什么事？！什么事？！打架打得头破血流的，”叶老师向朝她跑来、鼻子被打得鲜血直流的尚平大声发问。作为班主任，通过家访，她知道尚平父亲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讲师，57年被划为右派并被判处劳动教养。从几次交谈中，她的基于几十年人生阅历的直觉告诉她，尚平的父亲是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而尚平则是她亲手培养出来的一名绝顶聪明、懂事、听话的好学生，不仅学习好，而且积极负责地完成算术课代表的工作，尚平还乐于帮助班上功课较差的同学。因此，她对尚平及其全家是抱着一种理解和同情态度的。当然，她也清楚，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的政治氛围中，她不能把她对尚平的这份感情表露得太明显，否则将对她自己和她的家庭都不利，弄得不好，甚至招来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都是可能的。

然而在这一刻，当她面对着流着鼻血的尚平被一群红卫兵追打的场面时，这位一向受人尊重、已经年过不惑、有着20多年教龄、从来不大声呵责学生的叶老师却再也按捺不住了。她就像看到自己儿子被人毒打一样，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冲，她甚至需要拿出最大的力量，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使眼泪不致夺眶而出。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啊！你们把王尚平打成什么样子了，”叶老师用从来没有过的充满愤怒的大嗓门，责问冲在最前面的齐建国，指着鼻血还在不停地流着的王尚平，“你们难道不知道打人是严重违犯校规的行为吗？”

叶老师把王尚平、齐建国、李国强3人带进教师办公室，问清事实过程后，她狠狠地批评了齐建国和李国强的挑衅与粗暴的打人行为，她也批评了王尚平不该先动手拉扯李国强的衣服。

“如果你不先动手拉李国强到教师办公室去评理，而是独自前来告状，这次打架不就可以避免了吗？”叶老师知道，为了避免别人说她偏袒王尚平，她必须对王尚平也提出批评，尽管她觉得是有欠公正的批评。

“是的，叶老师，我也有错。以后即使他们再作弄我，我也不和他们计较而直接来办公室告状。”

望着尚平憨厚的眼神中透露出的真诚认错并决心改正的神情，叶老师突然觉得她对尚平的批评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她又想到了在她认为崇高而又漫长的20多年的教师生涯中，她一再教育学生要“为人公正，做事诚实”。她觉得这8个大字现在似乎字字有千斤份量，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好了，你们都回教室去吧，马上就要上课了。”叶老师支走了3名学生，思潮起伏，眼睛凝望着窗外发怔。

“叶老师，怎么你脸色不大好，有什么不舒服吗？”去年刚从师范毕业来校任教的小刘老师关心地注视着叶老师。

“哦，没什么，没事，谢谢你的关心，”叶老师面带微笑，望着刘老师，“昨天作业多，过了12点我才批完就寝，可能睡眠有点不足。”

加国时事

被摧残的幼芽

这场由“伟大领袖”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魄力”亲自点燃的伟大革命一旦爆发，就以不可阻挡的野火燎原之势声迅速在全国蔓延。尚平所在的小学又怎能例外，以齐建国、韩军为正、副队长的红卫兵队伍迅速扩大，他们总共约五六十人基本上已不上课，整天忙着闹革命，他们有的高举横幅，敲锣打鼓正准备出发去抄牛鬼蛇神的家，有的正两手提着、两腋夹着各式各样的战利品（毛料西装、皮袍、皮袄、金银首饰）胜利而归。除了闹革命的红卫兵外，不少家长担心出事而暂时不让自己孩子来校，所以像尚平这样坚持上课的学生加起来也不到原来班上同学的一半，而且走廊内闹哄哄的，老师讲课也讲不好，常常被迫不得不提前下课。尤其令尚平难堪的是每当与红卫兵相遇时，他必须忍气吞声的忍受着红卫兵的公开侮辱，忍受他们呲牙咧嘴地向他做鬼脸，骂他“狗崽子”。他真的对这一切想不通（可怜的尚平，甭说你才是一个年方12岁的孩子了，其实一切有良知的成年人对这一切又何尝想得通）。他下意识地感觉到，他的疑问不可能从父母那里得到答案，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成为“黑五类”，惟一能够得到他信任与尊敬并被他认为能够解答他疑问的人，就只剩下他的算术老师兼班主任叶老师了。叶老师不仅业务好，常常借一些有关算术的课外读物给尚平阅读并耐心解答他提出的问题。而且叶老师还为人公正，作风正派，她在处理同学间发生的大小纠纷时，总是能秉公处理，耐心教育，使当事人双方均能认识到自己错误，心服口服地接受她的批评与处理意见。

然而这回却与以往不一样，尚平觉得连叶老师也未能给他一个他能充分理解并完全接受的答案（这样的答案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邪恶说成善良）。叶老师每次只是在重复干巴巴的几句话：“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因而出现一些偏差也就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它的反对封、资、修的大方向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尤其应该永远牢记，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就保证了文革的绝对正确性。”不论尚平如何苦思冥想，他也无法把他一向敬重的叶老师的话和眼前的现实联系起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不论如何解释，他觉得所有这一切——比如学校不上课、红卫兵满街抄家、四处打人、特别是对他越来厉害的公开辱骂——都是完全错误而不能容忍的。有许多次，而且次数越来越多，他只能被迫在上学时无目标地在街上闲逛，到散学时间，才拖着沉重的脚步返家。而且返家后也不能从事他最喜爱的活动——立即搬出一张椅子和一条小板凳到大杂院中间空地上做作业——了，而只能走进他那破烂不堪、连窗户也没有一扇的可怜的家，随手关上那扇在木枢纽上吱吱发响的破木门，坐在他和弟弟同睡的那张旧木床上，眼睛无神地盯着脚下的黄泥地面发怔。他想起了红卫兵来他家抄家的一幕，想起了齐建国、韩军骂他“狗崽子”并把他打得鼻血直流的一幕，他甚至再一次因为是“右派”的父亲才使他成为“狗崽子”而有点怨恨他的父亲起来。然而一想到父亲平日的正直为人以及对他和弟弟在生活上和学习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又再一次的确对父亲恨不起来，他想东想西，想得很多，……眼泪不自觉地流过面颊，滴在他的裤膝盖的一块补丁上。

在成人都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下，12岁的尚平终于在精神上被残酷地彻底辗碎了。他不仅在白天出现了上面这些反常的现象，晚上，这噩梦似的经历也常常使他难以入眠或从睡梦中惊醒，而只要醒着，他又控制不住要思考问题，想着想着便会大声长吁短叹，止不住的眼泪会在枕头上留下斑斑痕迹。

带着这样一颗破碎的心以及日益严重而又无钱医治的忧郁症，尚平于1968年从杭州下城三小毕业，接着又念完了杭州艮山初中，并于1971年9月被分配到了五原内蒙兵团。

加国时事

死亡——最佳的解脱

尚平于1974年从内蒙兵团返回杭州家中。也许不愿回忆那段血与泪的经历，他从未向家人或朋友谈起过那些往事。不过有件事颇能说明问题：从1971—1974年的3年内，他寄给家里的总共约15封的家信中，除了第一封是属于常规形式的平安家信并随函从第一个月的工资中寄给他弟弟2元人民币作零用而外用（他弟弟当时尚在家中等待分配工作），其余十几封家信中，开头既无收信人称谓，结尾也无他尚平的署名，只是没头没脑地、歪七歪八的涂上几个字：“杀！杀！杀！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死亡！死亡！死亡！”、“人生——死亡！死亡——人生！”、“血！泪！死亡！”。这些警语似的短信，充分说明了尚平那3年在内蒙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也许磨破了嘴皮也无法使当今年青的一代人相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初叶，神州大地上竟出现过一段如此荒诞不经、阴暗可悲的时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唯成份论“的错误指引下，黑五类狗崽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歧视的产物——竟经历了如此一段极其悲惨的遭遇。他们甚至比种姓制度下印度的贱民或被贩卖到美洲大陆的黑奴的命运还要悲惨痛苦100倍。这不仅是给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的华夏文明在抹黑，其实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奇耻大辱。

从1979年至2000年期间，尚平通过顶替其母亲而成为杭州链条厂一名工人（当时政策规定，退休员工的一名子女可进厂顶替）。这21年的时光就像是一潭死水，除了去厂上班以外，他的全部时间都是独自反锁在属于他的一间5平方米的小房间内（由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分得了一套4室1厅的套间，尚平于是有条件独居一室了）。2002年链条厂破产，尚平得到病退处理，由于不再上班，他于是成天把自己反锁在他的小房间内。成年累月，足不出户。除了吃饭、睡眠以外，他的全部日常生活就是阅读，阅览每天的报纸、包括一本《高等数学》在内的几本数学书、以及当时已可买到的诸如《尼克松回忆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之类的知识性颇强的读物，成了他惟一的生活内容。他不见任何人，就连我和他的母亲也只是在吃饭时或他上卫生间时，才能见到他的一面。即便他有病时，也只是开条门缝，由他母亲递进一些感冒药或三九胃泰（他患有胃病，但从来不到医院看病，尽管现在已有劳保）和一杯开水，然后立刻由内将门关上并上锁。

2005年1月24日，迟早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天我正巧有事外出，尚平胃部不适已有一周多，中午光景，他母亲刚给他吃完三九胃泰，在厨房给他热泡饭时，突然听到他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做母亲的连连呼喊尚平的名字，已无回应，拼命捶门、推门，却又撞不开。最后叫来120急救车，撬门入内，随车医师在检查后宣告患者已经死亡。等我得讯赶回后不久，殡仪馆接尸车就来了，望着被抬走的尚平，望着双眼哭得红肿的他母亲，我的心在泣血，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因为40年来目睹尚平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我的眼泪早已流干。在撕肝裂肺的悲痛中，我试图寻求某种阿Q式的自我宽慰：死亡对尚平来说其实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熟悉尚平底细者中，也许有一些人会因为一个多少具备某种程度数学天赋的少年最终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而感到惋惜。不过也许还有另一些相信人世轮回者会认为这只能怨他自己前世投错了胎，错投到了一个黑五类而非红五类的家庭。若然，则但愿阴间也有一位“与鬼斗（阴间无人只有鬼）其乐无穷”的伟大英明的阎罗王，在阴间也七斗八斗地斗出个“红五类”的鬼群与“黑五类”的鬼群，使投胎者在投抬前便能充分了解“红五类”与“黑五类”之间判若天地的不同待遇，从而不致作出错误的抉择。

素不相信迷信的我，竟然也为此说所打动。我买回一些纸钱，附上一张黄纸，上面写着一行字：“尚平，爸爸对不住你。来世投胎千万投个‘红五类”的家庭啊！“划上一根火柴点燃纸钱和黄纸，一阵旋风吹来，纸灰随风飘去，飘得远远的，远远的……

后记

我已写过几篇描述过去那段悲惨经历的回忆录，可写作这篇“悲惨世界”时的心情特别沉重，有好几次不不得不暂时搁笔，以便让悲痛欲绝的激烈情感能稍为平静并使噙不住的泪水不致沾湿稿纸。我的老伴甚至劝我不要写下去了，说带着这样的伤感写作对老年人身体有害，她自己直到现在还不忍卒读此文。然而我还是和着血和泪把这篇短文写完了，因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我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警示后人。但愿尚平这样的悲剧今后永远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