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公祭日专题：佛教与日本侵华战争

约克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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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十四）

　　1876年（明治九年）7月7日，小笠栖香顶奉净土真宗东本原寺之命，以“中国弘教使”的身份携谷了然、河崎显成、仓谷哲僧等人由神户启程赴上海。8月13号，在上海虹口河南路口的北京路498号租房，建立“真宗东派本愿寺上海别院”，20日举行入佛式暨开院典礼，参加者有日本驻沪领事品川及部属、驻沪陆海军军官及在沪日本各商社商人，中国佛教界以龙华寺住持空山和尚为首的僧俗多人也应邀参加，“不下千人”。小笠栖以流利的汉语致词说教，赠发所著汉语传教读物《真宗教旨》、《真宗说教》及作为供物的馒头，典礼盛极一时。据别院报告称，数日后礼佛者仍络绎不绝，“从前日起，参诣者候教念佛，过去无人知真宗为何物者，至今日参诣者念佛者称半。此实为佛祖之高德所致”。（注：［日］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昭和十二年编，资料编，第275页。）

　　以小笠栖为代表的净土真宗东派在上海设别院开教，揭开了近代日本佛教西渡中国海外开教扩教的序幕，也表明了日本佛教经千年发展定型后首次向其宗教母国的反向输出，遂成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大转折点。（注：［日］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两千年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中译本第125-127页。）

　　纵观从1876-1945年这70年的日本佛教在华扩张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特征：即随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而发展，也随日本侵华势力的败迹而衰亡。

参考：《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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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十五）

    纵观从1876-1945年这70年的日本佛教在华扩张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特征：即随日本在华势力的发
展而发展，也随日本侵华势力的败迹而衰亡。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76年在华开教到1894年（明治29年）甲午战争前，为开创阶段。具有以下特点：

    一、净土真宗东派领衔在华开教，其他各派陆续跟上。

    二、以上海为基地南北拓展。小笠栖于1877年初因病归国，谷了然接任上海别院轮番（住持）兼“中国布教主务”，（注：［日］《配纸》，第690页。）于10月赴北京力拓北方教务，在驻华公使＠①户玑的支持下，设直隶教区与教校，次年任命菊池秀言为“直隶省布教挂”。然北方无法立足，北京别院只得暂设于上海别院中。为培养传教人才，建江苏教校，先后从日本精选青年僧人数批于中学习。
    鉴于上海别院已成在华传教中心，原别院已不敷使用，遂于1883年建成乍浦路新堂，颇具气势，上海别院迁址于此。为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

    三、关于传教对象的变换。1883年因受朝鲜寅壬午事变与内部纷争影响，9月13日东本愿寺发布“甲第34号”令，以改革教务为名中止在华传教，并废釜山别院。（注：［日］《配纸》，第1706页。）直至1885年11月方允准上海别院恢复，并指令：一、改良布教方式，使之更为有效；二、变换布教对象，即以日侨为主，华人次之。并要求这一方针“维持永远”。（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前者是技术性的，后者则带根本性。

    以华人为主向以日人为主的传教对象的变化，显示了初期在华传教实践未收实效而不得不取收缩态势。从别院报告中也可见一斑：“午后二时念佛之中国人，……童子居多，在户外纵观者多”（注：（日）《冈崎正钝日记》“支那在勤杂志”，转印自柏原佑泉：《明治期真宗の海外传道》，载桥本博士退官纪念佛教研究集刊行会编：《佛教研究论集》，第843页，清文堂，昭和50年版。）。更因未获在华开教权难以发展。故及至80年代末，上海别院教徒以日本侨民居多，华人甚少，1886年8月于别院内设上海教会，正式会员仅50人。（注：［日］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昭和十二年编，第82页。）

参考：《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日中十五年战争下的真宗——与南京大惨案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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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之罪恶工具（十六）

   纵观从1876-1945年这70年的日本佛教在华扩张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特征：即随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而发展，也随日本侵华势力的败迹而衰亡。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76年在华开教到1894年（明治29年）甲午战争前，为开创阶段。

    第二阶段：甲午战争至1929年，为兴盛期。此阶段基本特点有三：

    第一，各宗派争先恐后全方位向海外开教，中国是重点，净土真宗则为主流。甲午战后，日本的战胜国地位使之初步实现明治以来的大陆政策，“伸展国权”已成为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呼声。于是，真言宗、临济宗、日莲宗、天台宗、净土宗、曹洞宗以及净土真宗各派纷纷四面出击，海外开教遂以前所未有之势发展。历经1904年日俄战争至二十世纪20年代末，对华开教形成三个方向：

    一是台湾。1895年后日本占领台湾各宗派即派人开教，遂成高潮。东派先后设别院、布教所与寺院61所。西则设1别院15寺46布教所为台湾教区，另设多达几十所的中小学、幼稚院、保育园。（注：（日）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宗务所内，海外开教要览刊行委员会编：《海外开教要览》，昭和49年，第246页-247页。）据杨曾文统计，曹洞宗设台湾别院，下辖寺院、布教所几十所。此外，净土宗有32所，日莲宗8所，真言宗古义派19所等。
临济宗除妙心寺派25所外，1916年在台湾设“镇南学林”发行《圆通杂志》，积极活动。（注：杨曾文：《日本侵华日本佛教各宗的传教活动》，载《中日关系史研究》1995年第3期。）

    二是朝鲜。东派1878年于釜山设别院，甲午后各派纷入，仍以东派为主。1907年于京城设“满朝布教监督所”，统辖全朝布教事业。截止明治末期，东派已在韩设立了5别院、26布教所、18出张所及各类学校、慈善机构的庞大的传教事业。（注：［日］大谷派本愿寺朝鲜开教监督部编：《朝鲜开教五十年志》，京城，文荣堂，1927年版，第75页。）西派虽晚于1896年方入韩开教，但发展神速，截止1936年已设别院、布教所与寺院达78所。（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

    三是中国大陆，这是日本佛教海外开教的重点。西派以曜日苍龙1889年赴太平洋火鲁奴奴为其海外开教之发端，（注：［日］本愿寺史料研究所编：《本愿寺史》第三卷，1969年版，第395页。）这一时期西派在华从开教到兴盛有了较大的发展。据小岛胜统计，至1930年，净土真宗西在海外开设别院布所79个，仅中国（包括台湾）及周边的韩国、桦太、南洋、西伯利亚等地即达40个之多。（注：［日］本愿寺史料研究所编：《本愿寺史》第三卷，1969年版，第15页。）

参考：《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日中十五年战争下的真宗——与南京大惨案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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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之罪恶工具（十七）

1899年1月，东本愿寺本山改革体制，设海外布教局，主管海外开教。3月，于上海别院中设以上海为中心的“清国开教总部”，由本山特派沼僧纯主持，以统一管辖中国大陆的全面开教事务。制定了周密而庞大的开教计划，即以上海为根据地，在天津、青岛、大连、北京、广东、福建、扬州、镇江、芜湖、安庆、九江、宜昌、武汉、重庆等地建寺开教，拓展教务虽北方一时难以奏效，但南方布教事业却得到大发展，一时在华扩张之声甚嚣尘上，“如日中天”，并带动了在南洋的开教。（注：［日］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昭和十二年编，第83页。）（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

日俄战争后日本宗教界“欣喜若狂”，东亚已无阻力，1904年起加紧在中国东北、朝鲜、西伯利亚等地加紧开教，东派1906年颁《海外开教条规》，加快海外开教步伐。1908年于朝鲜釜山别院中设满韩布教监督部，1912年设大连别院。民初，乘袁世凯对日修好之机加速发展，1917年，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演首次巡视朝鲜及中国东北的安东、大连、旅顺等地，东北一带旋迅速布满开教所。及止二十年代中期，在华传教已成规模，1925年发布《开教监督通则》，首次将日本海外开教划为七大监督部，划定中国及周边地区、国家的开教事务范围为五大监督部管理：

1.朝鲜开教监督部（设于釜山别院内），辖朝鲜一带及中国东北边境晖春一带；
2.满蒙开教监督部（初设于奉天布教所继设沈阳别院内），辖东北蒙古一带；
3.北支开教监督部（设于天津别院内），辖中国北方一带；
4.长江开教监督部（设于上海别院内），辖长江一带及英属海峡殖民地；
5.南方开教监督部（设于台湾别院内），辖台湾一带及中国南方区域。
（注：此外，还有夏威夷开教监督所和北美、南美、南洋、菲律宾开教监督所（事务直辖总部）。参见（日）《大谷派达令类纂·全》第217页，1937年刊，大谷派宗务所课；［日］木场明志：《真宗大谷派アジア布教主要事项年表》，载大谷大学真宗综合研究所编：《研究所纪要》第9号，1991年，第40页。）及止1930年4月，仅净土真宗东派即已在中国各大核心地区设立了五大别院及布教所、学校及各种慈善机构上百个，几遍及全国，基本奠定了在中国的基础。

参考：
《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日中十五年战争下的真宗——与南京大惨案之关系》
《日本侵华日本佛教各宗的传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