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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约克鹿

南京大屠杀公祭日专题:佛教与日本侵华战争

 楼主| 发表于 2015-2-20 18:46:4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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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25 21:29:36 | 显示全部楼层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十四)

  1876年(明治九年)7月7日,小笠栖香顶奉净土真宗东本原寺之命,以“中国弘教使”的身份携谷了然、河崎显成、仓谷哲僧等人由神户启程赴上海。8月13号,在上海虹口河南路口的北京路498号租房,建立“真宗东派本愿寺上海别院”,20日举行入佛式暨开院典礼,参加者有日本驻沪领事品川及部属、驻沪陆海军军官及在沪日本各商社商人,中国佛教界以龙华寺住持空山和尚为首的僧俗多人也应邀参加,“不下千人”。小笠栖以流利的汉语致词说教,赠发所著汉语传教读物《真宗教旨》、《真宗说教》及作为供物的馒头,典礼盛极一时。据别院报告称,数日后礼佛者仍络绎不绝,“从前日起,参诣者候教念佛,过去无人知真宗为何物者,至今日参诣者念佛者称半。此实为佛祖之高德所致”。(注:[日]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昭和十二年编,资料编,第275页。)

  以小笠栖为代表的净土真宗东派在上海设别院开教,揭开了近代日本佛教西渡中国海外开教扩教的序幕,也表明了日本佛教经千年发展定型后首次向其宗教母国的反向输出,遂成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大转折点。(注:[日]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两千年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中译本第125-127页。)

  纵观从1876-1945年这70年的日本佛教在华扩张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特征:即随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而发展,也随日本侵华势力的败迹而衰亡。

参考:《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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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25 21:30:08 | 显示全部楼层
佛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十五)

    纵观从1876-1945年这70年的日本佛教在华扩张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特征:即随日本在华势力的发
展而发展,也随日本侵华势力的败迹而衰亡。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76年在华开教到1894年(明治29年)甲午战争前,为开创阶段。具有以下特点:

    一、净土真宗东派领衔在华开教,其他各派陆续跟上。

    二、以上海为基地南北拓展。小笠栖于1877年初因病归国,谷了然接任上海别院轮番(住持)兼“中国布教主务”,(注:[日]《配纸》,第690页。)于10月赴北京力拓北方教务,在驻华公使@①户玑的支持下,设直隶教区与教校,次年任命菊池秀言为“直隶省布教挂”。然北方无法立足,北京别院只得暂设于上海别院中。为培养传教人才,建江苏教校,先后从日本精选青年僧人数批于中学习。
    鉴于上海别院已成在华传教中心,原别院已不敷使用,遂于1883年建成乍浦路新堂,颇具气势,上海别院迁址于此。为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

    三、关于传教对象的变换。1883年因受朝鲜寅壬午事变与内部纷争影响,9月13日东本愿寺发布“甲第34号”令,以改革教务为名中止在华传教,并废釜山别院。(注:[日]《配纸》,第1706页。)直至1885年11月方允准上海别院恢复,并指令:一、改良布教方式,使之更为有效;二、变换布教对象,即以日侨为主,华人次之。并要求这一方针“维持永远”。(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前者是技术性的,后者则带根本性。

    以华人为主向以日人为主的传教对象的变化,显示了初期在华传教实践未收实效而不得不取收缩态势。从别院报告中也可见一斑:“午后二时念佛之中国人,……童子居多,在户外纵观者多”(注:(日)《冈崎正钝日记》“支那在勤杂志”,转印自柏原佑泉:《明治期真宗の海外传道》,载桥本博士退官纪念佛教研究集刊行会编:《佛教研究论集》,第843页,清文堂,昭和50年版。)。更因未获在华开教权难以发展。故及至80年代末,上海别院教徒以日本侨民居多,华人甚少,1886年8月于别院内设上海教会,正式会员仅50人。(注:[日]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昭和十二年编,第82页。)

参考:《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日中十五年战争下的真宗——与南京大惨案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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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25 21:31:38 | 显示全部楼层
佛教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之罪恶工具(十六)

   纵观从1876-1945年这70年的日本佛教在华扩张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特征:即随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而发展,也随日本侵华势力的败迹而衰亡。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76年在华开教到1894年(明治29年)甲午战争前,为开创阶段。

    第二阶段:甲午战争至1929年,为兴盛期。此阶段基本特点有三:

    第一,各宗派争先恐后全方位向海外开教,中国是重点,净土真宗则为主流。甲午战后,日本的战胜国地位使之初步实现明治以来的大陆政策,“伸展国权”已成为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呼声。于是,真言宗、临济宗、日莲宗、天台宗、净土宗、曹洞宗以及净土真宗各派纷纷四面出击,海外开教遂以前所未有之势发展。历经1904年日俄战争至二十世纪20年代末,对华开教形成三个方向:

    一是台湾。1895年后日本占领台湾各宗派即派人开教,遂成高潮。东派先后设别院、布教所与寺院61所。西则设1别院15寺46布教所为台湾教区,另设多达几十所的中小学、幼稚院、保育园。(注:(日)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宗务所内,海外开教要览刊行委员会编:《海外开教要览》,昭和49年,第246页-247页。)据杨曾文统计,曹洞宗设台湾别院,下辖寺院、布教所几十所。此外,净土宗有32所,日莲宗8所,真言宗古义派19所等。
临济宗除妙心寺派25所外,1916年在台湾设“镇南学林”发行《圆通杂志》,积极活动。(注:杨曾文:《日本侵华日本佛教各宗的传教活动》,载《中日关系史研究》1995年第3期。)

    二是朝鲜。东派1878年于釜山设别院,甲午后各派纷入,仍以东派为主。1907年于京城设“满朝布教监督所”,统辖全朝布教事业。截止明治末期,东派已在韩设立了5别院、26布教所、18出张所及各类学校、慈善机构的庞大的传教事业。(注:[日]大谷派本愿寺朝鲜开教监督部编:《朝鲜开教五十年志》,京城,文荣堂,1927年版,第75页。)西派虽晚于1896年方入韩开教,但发展神速,截止1936年已设别院、布教所与寺院达78所。(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

    三是中国大陆,这是日本佛教海外开教的重点。西派以曜日苍龙1889年赴太平洋火鲁奴奴为其海外开教之发端,(注:[日]本愿寺史料研究所编:《本愿寺史》第三卷,1969年版,第395页。)这一时期西派在华从开教到兴盛有了较大的发展。据小岛胜统计,至1930年,净土真宗西在海外开设别院布所79个,仅中国(包括台湾)及周边的韩国、桦太、南洋、西伯利亚等地即达40个之多。(注:[日]本愿寺史料研究所编:《本愿寺史》第三卷,1969年版,第15页。)

参考:《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日中十五年战争下的真宗——与南京大惨案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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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3-12 19:36:44 | 显示全部楼层
佛教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之罪恶工具(十七)

1899年1月,东本愿寺本山改革体制,设海外布教局,主管海外开教。3月,于上海别院中设以上海为中心的“清国开教总部”,由本山特派沼僧纯主持,以统一管辖中国大陆的全面开教事务。制定了周密而庞大的开教计划,即以上海为根据地,在天津、青岛、大连、北京、广东、福建、扬州、镇江、芜湖、安庆、九江、宜昌、武汉、重庆等地建寺开教,拓展教务虽北方一时难以奏效,但南方布教事业却得到大发展,一时在华扩张之声甚嚣尘上,“如日中天”,并带动了在南洋的开教。(注:[日]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昭和十二年编,第83页。)(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

日俄战争后日本宗教界“欣喜若狂”,东亚已无阻力,1904年起加紧在中国东北、朝鲜、西伯利亚等地加紧开教,东派1906年颁《海外开教条规》,加快海外开教步伐。1908年于朝鲜釜山别院中设满韩布教监督部,1912年设大连别院。民初,乘袁世凯对日修好之机加速发展,1917年,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演首次巡视朝鲜及中国东北的安东、大连、旅顺等地,东北一带旋迅速布满开教所。及止二十年代中期,在华传教已成规模,1925年发布《开教监督通则》,首次将日本海外开教划为七大监督部,划定中国及周边地区、国家的开教事务范围为五大监督部管理:

1.朝鲜开教监督部(设于釜山别院内),辖朝鲜一带及中国东北边境晖春一带;
2.满蒙开教监督部(初设于奉天布教所继设沈阳别院内),辖东北蒙古一带;
3.北支开教监督部(设于天津别院内),辖中国北方一带;
4.长江开教监督部(设于上海别院内),辖长江一带及英属海峡殖民地;
5.南方开教监督部(设于台湾别院内),辖台湾一带及中国南方区域。
(注:此外,还有夏威夷开教监督所和北美、南美、南洋、菲律宾开教监督所(事务直辖总部)。参见(日)《大谷派达令类纂·全》第217页,1937年刊,大谷派宗务所课;[日]木场明志:《真宗大谷派アジア布教主要事项年表》,载大谷大学真宗综合研究所编:《研究所纪要》第9号,1991年,第40页。)及止1930年4月,仅净土真宗东派即已在中国各大核心地区设立了五大别院及布教所、学校及各种慈善机构上百个,几遍及全国,基本奠定了在中国的基础。

参考:
《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日中十五年战争下的真宗——与南京大惨案之关系》
《日本侵华日本佛教各宗的传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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