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烂简单,粘合太难 南方周末:现在中国的影视作品,反思类的越来越少,愈合类的越来越多。 陈道明:我爱看这样的,尽管我觉得那句大标语还在我脑子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是作为我的文化期待,我还是希望愈合为主。这个我不强求别人,有人就愿意看血淋淋的,有些人就愿意看花前月下,没有对与错。 南方周末:你自己都主动愿意看愈合型的东西,是不是说明,大家不愿意拍反思性题材,跟市场有很大关系。 陈道明:不是,愈合的东西说实在的,挺难拍的。你仔细想,撕开的东西好拍,比如说这一家子我们想办法让他们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好写。从父亲、母亲打,然后到子女打,再到邻里之间打,把好端端的人物关系弄得支离破碎,靠这样的故事吸引观众不难;但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重新愈合,这个可就难写了,砸碎一件东西容易,要把砸碎的东西一片一片粘起来,还原——尽管它完全还原是不可能了,但是还有人坚持去努力地还原,恢复到一点痕迹都没有,是难上加难。 南方周末:调查、指正,谁把这个花瓶砸烂了呢? 陈道明:那是另外一个电影,或者说不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承担的使命。 南方周末: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张艺谋,现在中国现实题材少,到底是政策上不允许,还是市场不允许? 陈道明:我不觉得一个好电影跟审查有绝对关系,它是相对的,这方面是有影响的,我不否认,但不能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给自己的无能当挡箭牌。就像我没演好戏,不能怪导演、怪编剧。 南方周末:喜剧的忧伤? 陈道明:确实有它的条框在那儿。但我觉得很多人是拿这个来当说辞。国外有很多好看的电影,是人性的主流电影,跟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当然,放开了可能会题材更广博,但是就我们中国的历史故事、民生故事、不牵扯到敏感问题的故事,能不能写出感人的、好看的东西呢?问题是我们不会写,我们写不好,于是乎怎么办?我们得找一个挡箭牌。 我这个人一点都不保守,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不能全躺在一个理由上给自己做挡箭牌。 南方周末:你最近有没有收到过现实题材的本子? 陈道明:有。 南方周末:你没有选择,为什么? 陈道明:只能说跟我的喜好相左。我还是希望给我送来的,是一个好的文化作品,能够和观众说点事的东西,不是让观众纯粹拿生理来看电影,哭、笑……出门,没了。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作品符合自己的观念很重要。符合自己的观念的时候,你拍起来会很顺利,你会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个剧本的基本理念,并传递给观众。跟自己相悖的时候,你就会去提出很多跟剧本相对立的想法。我现在一看着剧本是在我的美学范畴、文化范畴、情感表达范畴的,我继续看下去,如果不是,我就不看了。 南方周末:你的审美观是什么? 陈道明:比如刚才我说的“三种眼泪”,我选最后一种,感动的眼泪。你现在给我一个特别惨的电影,叫人哭得能把眼珠子哭掉了,我不想拍;那些胡闹的,比如说现在那些打日本人的戏,所谓的神剧,我也不可能拍,已经超出我的范畴了。这些戏不能怪编剧,因为公司需要;公司为什么需要?因为电视台需要。至于观众需不需要,我不知道。只有那些演员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演得越认真就越可笑。 南方周末: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你一定熟悉杨绛。《围城》讲述了1949年之前的知识分子;《洗澡》讲述了1949年之后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干校六记》讲述了“文革”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杨绛的作品有可能被电影呈现吗?她的故事都不是“尖叫式的”。 陈道明:我都看过。你要说从精神内核,从文学角度来说,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它变成故事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我就不知道了。不是所有好的文艺作品都是好电影坯子。 第一,从文学到电影的适应性,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很适应的表现形式,不知道;第二,从众性,作为一个电影去展现那些知识分子的时候,变成人物、变成故事、变成人物关系交织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编织起让观众注意的东西。因为我们拍任何东西,目的就是要让人看,你这个东西才有价值。 我手里有一个夜明珠,世界上除了我知道,我太太、我女儿知道,谁都不知道,这夜明珠就等于没有意义。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事,通常讲叫有价值的事。不管这价值大和小,但是要有。 南方周末:你说的愈合的力量,人性的力量,这当然是很好,但是像杨绛那样很平静地讲述那个残酷年代的故事,那个东西是不是会更有力量? 陈道明:也很难说力量的大和小。所谓的力量感,这力量感冲击角度不一样。你说打脸疼还是打胸疼?很难说。打胸能把人打死,打脸巧了也能把人打死,你说哪个力量算大呢? “别吹,实事求是”南方周末:很多中国演员看了《纸牌屋》后都在感叹,自己别演了。 陈道明:那也不至于。如果我们编出这么一部戏来,我们再有这样的制作环境和制作经费,我们也未必一定拍不出来,真是未必。首先得有这样的一个好剧本,可读性的剧本、可观性的剧本,再有这样的经费,有创作的相对从容。当然还得有一批捧场的观众,因为不是所有好的作品,观众都是捧场的,反而国外一些很扯的作品,观众会去捧场。我们的创作其实很不从容、很慌张。 南方周末:慌张是市场造成的吗? 陈道明:因为钱,那还不容易吗?更多的是因为名和利。所以创作本身只有疲劳,兴奋鲜于快乐,真的鲜少快乐。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跟钱锺书接触的时候,他改变了你的文化观和处事态度。 陈道明:1990年代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挺浮躁的,后来我跟钱老先生一共聊过三次天,突然发现了自己特可怜,在学问面前,你特别可怜,你的自信也突然间特别无助。让我想了很多问题,我跟我父亲也聊过这个问题。我父亲当时不愿意让我干这一行的,但我当时如果不干这行,是必定要上山下乡的,于是就这么着干了这一行。 明白了这个职业,你的存在可以老实一点,这是一个夸张的职业,你的优点容易让人夸大,你的缺点一样容易让人夸大。你惟一的方法就是既不求人表扬你,也争取叫人家少批评你,你做到平稳,别没事总坐过山车。 钱老先生他们家,你知道惟一响的东西是什么吗?他们家没有录像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惟一响的东西是药锅子。煎药的药锅。你可以在他家里闻到书香,在他们家可以感到安静,你在他们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从容,真实。你突然感觉,你在文化人面前狗屁不是。我是那个时候开始学会思考自己在这个职业当中,到底应该怎么存在才算是正常人。 南方周末:现在从容吗?这么多年来。 陈道明:比那时候从容多了。从容不从容其实并不重要,你少了一些焦虑。 我们的焦虑大部分都是自找的。你在马路上、你在单位里、你在饭桌上、你在歌厅里头,一天到晚听着一些不该听的事,跟你无关的事情灌到你脑子里,这些垃圾你总得消化。你看我们现在饭桌上谈一些东西很多都不是美好的,你一天到晚这样焦虑,自己能好得了吗? 我女儿跟我说,网上说我在海南打球输了三千万。我说我特别想见见这个人,跟他聊聊,你怎么知道的?还有人说陈道明拍广告耍大牌、迟到,说我耍大牌,这行,但是你说我迟到首先就是错的。我这个人痛恨迟到,甭说拍广告,我跟别人打球吃饭都不迟到。我如果真是迟到了,我一定会很郑重地跟人道歉,而且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们基本的都不了解我,就敢造这个谣,你说他是不是成心制造焦虑呢?不要理他,一笑了之。有太多哗众取宠的闲人了,这是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年代。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演员,你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大家所敬爱的演员,而这个敬爱…… 陈道明:里头有想象。 南方周末:敬爱多过于热爱。 陈道明:就这种敬爱也是有很多想象的,在替我完美。我没有这么完美,我也没有这么大本事。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有我的情绪,别给我想得太好,只是别把我想得太糟就行了。我始终认为,人这一生,不一定要去做多少好事,只要不做坏事就可以让天下太平。 你要往好了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不会造成任何人的伤害和危害,对别人没有威胁,我也不想威胁别人。至于给别人有多大的帮助,我尽我的能力,于人、于家、于社会都是这样。 南方周末:我理解的敬爱更多的是从你表演的角色来看,大家能够记住每一个你,而多过记住角色。 陈道明:包括演得不好的。我的孩子,我也知道有些很丑。但别人一说丑,有时候我心里面不太舒服,就这么简单。我自己可以说我孩子丑,你说我孩子丑的时候,虽然你说的是实话,我心里还是别扭。我有很多丑孩子,或者是不完美的孩子,就是非常完美的孩子里头也有短处,就像我们的《归来》,我们说得天花乱坠,里头一定有疵点,一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定有叫观众觉得做得还能更好的地方。别吹,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