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人移民的一般动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希望改善处境

石冰

在多数情况下，移民是环境所迫，而非自愿选择。尤其对有相当社会背景的人来说，或者对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来说，移居他国更是不得已之事。对习惯了欧洲社会高雅和优裕生活的人来说，除非迫于当务之急，是很少有人会自愿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远走他乡，置身在故国悠久传统的呵护之外。的确，移民一般被认为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实施起来要以个人快乐为代价，还要牺牲对故土的依恋之情。我们在故乡生，故乡长，一草一木印在心头，永难割舍啊。那些古老却已衰落的家庭，子女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贫困使他们身处逆境，高傲而受伤的心灵备受折磨，这时候他们才会痛下决心；用不屈不挠的毅力武装起自己，准备勇敢地迎接令人心酸的磨难。
    这类人移民的一般动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希望改善处境，逃避炫耀财富的庸俗之辈向不如他们富有的人频频投来的冷嘲热讽。不过，还是有比较高尚的动机，其根深扎在对独立自主的挚爱之中；但凡灿烂文明之邦心胸高阔的孩子自然都会从心底萌发对独立自主的向往。他们出身高贵，具有做人上人的教养，不能在故国为人奴仆，做牛做马。那些比他们幸运的人，原本和他们没什么区别，同是一个人种，血管里流着同样的血，起着同样的名字。同是一脉相承的子孙后代，他们和那些命运的宠儿之间横着不可逾越的障碍，惟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财富。于是他们背井离乡，为自己创造新的名分，别开天地，抛弃过去，面向未来，怀着喜悦的心情期盼着他们的后代独立自主，接纳他们的地方富饶丰足。
    他们欲把才华和精力投向何处，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财力，主要取决于看大家都往哪里移，也就是哪里有名往那里移。1826年到1829年之间，澳大利亚和斯旺河[注]风靡一时，世界上别的能住人的地方似乎都不值得注意。这是当时的埃多拉多[注]和歌珊地，[注]所有的体面移民蜂拥而去。他们满怀希冀而去，结果大失所望。这些冒险家中最乐观的人，有不少返回故国，上岸时景况反不如离去之时。到1830年时，海外移民的大潮又向西流。对希望颇高而钱包不鼓的人来说，加拿大成了伟大的路标。公开发行的报纸和私人之间的信件都在谈论这个极受推崇的地方，大肆宣传去那里定居会获得的闻所未闻的优厚利益。
    加拿大空气清新宜人，土地肥沃，商业发达，水资源丰富，离宗主国也近，还有最后一条，却不是最不重要的一条，那就是那里几乎全面免税——于是这个怪物逗得老实的约翰牛[注]持续地躁动不安。人人都在谈论移民加拿大，用尽了赞美之词夸它。公众的兴趣一旦激发起来，就有热衷于宣传的人出版宣传品，不遗余力地使公众兴趣保持发展势头。当时主要宣传的是在加拿大丛林地区定居会获得多大好处，同时却有意掩盖了欲获得那些好处必将经受的辛勤劳作和艰难困苦。他们说那里的土地每亩产四十蒲式耳，但他们闭口不提多年来那里的土地精耕细作也只产十五蒲式耳的情况。由于离森林上空的湿气太近，庄稼易染锈病和黑粉病，常常使可怜的移民辛苦一场劳而无功，甚至收不回糊口的粮食。他们大谈丛林中的木头房，说只要朋友和邻居慷慨援手，一天之内就建得起来，但他们从不敢描述建房期间表演的“幕幕令人恶心的狂乱了流的闹剧。他们也不敢写木头房建起后的居住状况——就是肮脏破烂的窝而已，其中很多连英国的猪圈都不如。生活必需品被写得极其便宜，但他们忘了补充：偏僻的丛林移民区通常离有集市的城镇二十英里，有些甚
至离最近的有人家之地也要二十英里，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人视为必不可缺的生活用品在那里要么根本得不到，要么只能派专人赶上马车循着刻在树皮上的路标穿越森林前去购置——其过程代价太高，不可能经常为之。
    唉，荒野地区的交易商们——利用同胞的愚蠢与轻信牟利的投机商啊，有多少苦难，有多少造成苦难的误导，追寻原因，你们都难逃其咎！你们有土地可以出售，哪管昏头昏脑买下土地的移民累垮了身体，伤透了心。公众相信了你们一本正经的花言巧语，各阶层的人都来听你们雇用的吹鼓手大谈拓荒人可以获得的幸福。
    在国内已无望使全家日子过得舒适自在的人认为去加拿大便能发家致富，甚至认为到加拿大就能实现儿时听到的故事：牛羊满街跑，都是烤好了的，背上插着刀叉，想吃就吃。他们听信宣传，相信那里即使不下金子，贵重金属则遍地皆是，如同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情形一样，只须弯腰去捡就行。
    一时间闹出了轰动效应，不列颠中层社会流行起加拿大热。在短短三四年光景中，便有成千上万的人登上了加拿大的海岸。地位较高的人中绝大多数是陆军和海军军官，拖儿带女，举家移民。这一阶层的人由于原来的习惯和所受的教育，完全不适应移民生活的严酷现实。长期掌握指挥刀的手，习惯于接受部下的绝对服从，很难自如地挥舞铁锹，扶犁耕地，或者冲着森林中的坚硬树木施展力量。这些人也不能偷快地听任仆人的粗暴无礼；仆人在那里都充满共和精神，自以为和主子一样优秀。这些勇敢尊贵的人中不知有多少都当了大头，被狡猾的土地商轻而易举地骗去钱财。他们不计算成本，只盯着摆在他们羡慕的目光前的光辉前景，这样那些骗子略施小计就让他们落入陷阱。    为了证明他们胸怀拓荒大志，他们受骗买下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的大面积荒山野林。不幸的移民因此而陷入贫困，最终往往导致破产，而土地商从中赚到双倍的利润。土地商以高出成本的价格出售土地，体面的移民住在买下的地盘上，相应地又使周围一带的所有土地增值加价。
    上苍如要开发地球上的蛮荒之地，使它们为苍生的需求和幸福服务，决不会使用我刚才说过的那些手段。主宰人的灵魂与身体的上帝知道自幼进行有益于健康的体力劳动可使胳膊强壮，坚韧的毅力可使神经似钢铁般坚强，通过风吹日晒，粗茶淡饭，陋室简居。上帝选择了这样的人，派他们去丛林地区，开辟崎岖小路，以推动文明进程。这些人变得富有，蒸蒸日上，形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伟大国家的脊梁和中坚。他们的劳动创造财富，而不是累垮了自身；带来的是独立自主，心满意足，而不是思乡心切，沮丧潦倒。对于真正处于贫困中的勤劳而又不失体面的孩子们来说，加拿大的丛林地区意味着什么，对于有教养有才华的绅士来说，那里又意味着什么，我这些简单的随笔将努力给予说明。凡写基本取自我在加拿大居住十九年的
亲身经历。    为了使所写内容丰富多样，并尽可能生动活泼。我在章节之间加了一些小诗。这些小诗都是我在加拿大居住期间所写，写的也是这个国家。    在这件令人愉快的工作中我一直得到我丈夫J．W．邓巴·穆迪的帮助，他是《南非十年》的作者。
                                               于上加拿大贝尔维尔

白桦林

他们也是这么过来的
                                               读传记Sisters in the Wilderness
我是从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文献片Sisters in the Bush才知道苏珊娜（Susanna Moodie）和凯瑟琳(Catharine Parr Traill)是二位在19世纪加拿大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作家，并通过该片得知了她们的传记Sisters in the Wilderness。于是我从多伦多公共图书馆借来了该书，希望从中看到150年前这两位受过教育的英国妇女是为什么要移民到加拿大的，并在这片土地上是如何生活的。
        要探究苏珊娜和凯瑟琳二姐妹移民加拿大的原因，就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她们的家庭，和她们本人的生存状态。19世纪初的英国正处在一种热水即将沸腾之前的状态，在国内乔治三世是国家的统治者，但国家权力正从世袭贵族手中向民选代表过渡，由蒸汽机的发明而催生的工业革命即将到来，这使得英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国内各社会阶层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在国际上，法国的拿破仑在陆地和海上和英国对峙着，英国在印度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而北美独立战争却结束了英国对其13个殖民地的统治。
苏珊娜（1803-85）和凯瑟琳（1802-99）出生在伦敦一个成功地经营着一个码头和若干地产的有钱家庭。作为咋富起来的新贵，苏珊娜和凯瑟琳的父亲，托马斯• 斯垂克兰（Thomas Strickland）并不喜欢忙忙碌碌的都市生活，而向往成为一个悠闲的乡绅；他的心思也并不在经营上，而在他的个人图书馆里。这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几个女儿，她们后来都成为在英国和北美有影响的作家。1803年斯垂克兰一家搬到了富人云集的伦敦北面的一个小镇，开始了他们舒适的，而又刻板的乡村生活。斯垂克兰夫妇是一对严厉的父母，他们要求孩子们要在历史，地理，数学和神学上有坚实的基础，并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孩子们在父亲的指导下，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片断。这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终于在1818年，苏珊娜15岁，凯瑟琳16岁时嘎然中止了。
1815年法国拿破仑在滑铁鲁战败，而英国确立了在欧洲和整个世界上的霸主地位。随着长达23年的英法战争的结束，英国国内却陷入了经济大萧条之中。斯垂克兰一家也因此几乎破产，家庭的衰败导致了斯垂克兰先生在1818年的病逝，留下孤儿寡母一家9口。他们开始了既要维持上流人家的面子，又要锱铢必较，减少一切开支的破落贵族生活。厨师，佣人，花匠都打发回家，华丽的马车也不用了。苏珊娜，凯瑟琳，及她们的姐姐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和家庭都充满着不安的环境中成长的，在天份和后天的努力之下，她们都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和诗歌，在伦敦的文学沙龙中初露头角。而姐妹们出版读物的收入也多少可以改善她们的家庭经济状况。
        就在苏珊娜，凯瑟琳在自己钟爱的文学道路上进一步寻求发展的时候，二个男人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她们二姐妹的人生道路。退伍军人，33岁的中尉张• 伍迪（John Moodie）1830年5月从南非回到英国找对象，他乐观的性格很快就赢得了苏珊娜的芳心，而他曾为国从军的经历，也让斯垂克兰家族感到了上流人家应该有的荣誉感。与此同时托马斯• 崔尔 (Thomas Traill)，张• 伍迪的朋友，一位出身于穷困贵族家庭的退伍军人，也和凯瑟琳走到了一起。
张• 伍迪靠拿着国家发给退伍军人的养老金（每年一百英镑）过活，即没有什么前途，又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要保持他们英国绅士们渴望的生活方式，即使是住在伦敦郊外，每年也需要一千英镑。而靠他那点儿养老金，和夫人的写作收入，要达到那个数量是不可能的。而托马斯• 崔尔先生则视自己为一位学者，他可以说多种语言，喜欢和知识分子在一起高谈阔论，虽然他早已债台高筑。
张• 伍迪和托马斯• 崔尔要在英国继续他们那优裕的贵族生活是不可能的，他们已经吃空了祖上留下的遗产，自己既没有在政府中有个一官半职，可以轻松地吃国家俸禄，又没有什么资本或本事可以自食其力。在大萧条的社会剧烈变动中，他们是日渐衰落，在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中，他们是被蒸蒸日上的新生的企业家阶级所挤出社会舞台的没落贵族。
当然大萧条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农民：从1812~1830年英国的小麦和大麦的价格下降了一半，成千上万的自耕农，租种别人土地的佃农破产了，而原本就是为他人打工的农工也大批地失业。这些人都在寻找生存的出路­­­进工厂矿山去做苦工，或是移民到海外去。在19世纪初离开英伦三岛而移民海外的人们看来，移民就意味着新的和更好的生活，他们摆脱了吞噬着英国劳工阶级的毫无希望的挣扎。
为了抗衡日益强大的美国人的北进，英国政府希望有大量的英国人能移民到广阔的，少人居住的上加拿大，并保卫这片疆域。英国政府为此出台了一个吸引人的政策：英国的退伍军人可以在上加拿大无偿地得到土地，还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在英国招募人员，和在上加拿大分配土地。
而那块可以无偿得到的土地对张• 伍迪和托马斯• 崔尔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他们希望那块无偿得到的土地可以作为他们在北美的第一桶金，在经历几年的艰苦奋斗之后，他们就可以在加拿大享受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继续他们在英国不能够维持的中产阶级生活。苏珊娜和凯瑟琳也并不是为了逃避饥荒，相反他们离开了舒适，和日渐明朗的文学事业。她们是为了家庭，确切地说是为了他们的丈夫，而选择了移民加拿大。当然在1832年8月他们和亲朋好友们靠别，和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她们的脑海中浮现的是甜蜜的梦想，和查尔斯• 迪更斯的话：“我想，以我的头脑，双手，双腿和健康到新殖民地去，我一定能把自己放在这块社会的蛋糕的顶端，并生活在奶油中。”
        1832年时的上加拿大人口不到25万人，稀稀拉拉地散布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约克，上加拿大的行政中心，后来更名为多伦多，还只是一个人口不足9千的水边定居点。从安大略湖岸向北，即是所谓的backwoods, 只有测量者的足迹才留在了那沼泽地，和密不透风的丛林中。在这寂静的森林中散落着稀疏的几个丛林农场，小木屋，畜棚，人工开垦的小片荒地，新近种植的果园，和那一望无边的，砍去了树干的树桩子。
张• 伍迪和托马斯• 崔尔二家可以无偿地分配到的土地，并不是在风景如画的圣劳伦斯河岸边，而是在今天的Peterborough 以北的Lakefield的丛林中。他们沿着圣劳伦斯河一路逆流而上，途经魁北克城，蒙特列尔，金斯顿，最后在Cobourg弃船登岸，又乘马车辗转来到了他们的目的地。一路上所见所闻都让他们感到陌生和不愉快。尽管上加拿大是按英国的法律和传统而建立的，总督是英国皇室任命的，律师是在英国大学里培养的，任何重大的决策都是由在西斯敏的英国政府做出的，但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几代的保皇党人，已经是羽毛丰满的，富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北美人了，他们对初来乍到的英国绅士们并未表现出一丝的在意，这多少触动了他们有着阶级敏感性的英国神经，失落和不满在他们的心中浅生暗长。

这二对英国中产阶级夫妇来到加拿大的丛林中，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大大地超出了他们当初的想象。在这里生存就是一场累弯了腰，和摧残灵魂（soul destroying）的挣命。他们是无偿地得到了一块土地，但清理这片林地的费用可得自己掏腰包。他们得买工具，费力地将参天大树一颗一颗地伐倒，并耐心地等上7年，让那些巨大的树根在地下充分地腐烂，然后才可以将树桩拔出来；而将这千百年来从未翻动过的土地犁成可以耕种的良田也是非常费力和费钱。移民中的绅士们，如果想雇人来清理林地和耕种粮食，那他们得准备拿出比英国多二倍的工钱来雇人，因为加拿大可是劳动力短缺。
        我们的英国绅士们不得不拿起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摸过的斧子和锯子，到丛林中去伐木垦荒；我们的英国淑女们也操事起了她们从来没有干过的，在她们原来认为是粗俗的做饭洗衣。书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妇女们日常劳作的文字：每天早晨她们首先起床，生炉子，喂鸡，收集鸡蛋，喂尚不能自理的孩子和给他们穿衣服，然后坐麦片粥，烤制一家人的，和为他们家干活的帮工们的面包，然后是一盆接一盆底洗衣服； 下午妇女们聚在一起喝下午茶，而她们总是弯着头做针线，她们得缝制全家人的衣服。
        张和托马斯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象其他的劳工移民那样，他们没有在自己土地上耕种的劳动技能，他们并不年轻和健壮的身体也实在不能胜任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不得不花钱雇人来为自己种地，这样就加大了花销。费了千辛万苦才收获的小麦，多数时候还不够他们自己吃的，伐倒的木材在市场上也卖不了个好价钱，经济拮据得有时都买不起茶叶和咖啡。他们在丛林中维持温饱都困难，就更不要想什么中产阶级生活了。她们苦恼而又无望地困在了这茫茫丛林之中。
        张和托马斯本不是会耕种的农工，他们是在城市沙龙中高谈阔论的有闲阶级。当他们鲁莽地出现在上加拿大的丛林中的时候，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那个有着太多诱惑的时代都让人有一种怪诞感：演员和舞台的不协调。
        现在的加拿大移民也同样有着某种滑稽感，加拿大真正需要的是有手艺的技术工人，却把一大批只能纸上谈兵的家伙找了来。当技术移民们伸出细皮嫩肉的手不得不去工厂打工的时候，就像150多年前张和托马斯，二位英国绅士拎着斧子，扛着锯子钻进丛林去开荒一样的可笑，又可悲。
1837年一次短命的改革派起义，让曾是军人的张和托马斯又摸了几天枪杆子，他们又重新看到了自己，有了想法：在丛林中挣命是没有希望的，必须在自己熟悉的军队和政府中某个差事才行。通过多方联系和疏通，张终于在军队中谋了个临时的军需官位子，年薪325英磅。这笔收入对于在丛林中苦苦挣命的苏珊娜一家可是救命钱啊。但张的这个职位仅是临时的，他只能只身前往Belleville任职，而把妻子孩子一大家子都留在了丛林里。苏珊娜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家里地里的劳作，和离开丈夫的孤独。在苏珊娜一家移民上加拿大7年以后，张终于搞定了一份正式的政府工作，苏珊娜也才得以从丛林中搬出来，和丈夫一起住在了Belleville城里。
        从一般意义上讲，繁重的体力劳动是可以耗尽人的精力，钝化人的思想，并消磨人的意志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二姐妹在这近乎是原始的为生存而劳作的过程中，并没有泯灭她们对生活的思考，相反这苦难倒是激发了她们写作的冲动，用那支鹅毛笔将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都一一记录了下来。1852年苏珊娜在伦敦出版了她的代表作：Roughing It in the Bush。该书和Uncle Tom’s Cabin并称为19世纪北美文学的二部扛鼎之作。
        苏珊娜用她的笔记录下了欧洲移民在加拿大垦荒开拓的史诗般的生活画卷，本且也在加拿大文学中有了一席之地，但她本人始终对加拿大没有太好的评价。在那留下痛苦回忆的丛林生活已经过去10年，她本人也已经从切肤之痛中走出来之后，苏珊娜说道：“加拿大适合于勤奋的劳动人民，他们知道如何在土地上劳作，并且能够忍耐那在缓慢的财富积累和社会地位提高中的种种艰苦... ...没有体力劳动经验的，又身无分文的绅士是没有前途的。为了在加拿大重建他们在自己国家失去的社会地位，而横渡大西洋的绅士们是注定要失败和失望的。”
我们这些在加拿大也混了几年的移民们，现在读到苏珊娜的这句话会感到一种心悸：这不就是对我们说的嘛。20世纪90年代从中国出来的移民，大多数都是苏珊娜所说的，没有体力劳动经验的，又身无分文的，并怀着要在加拿大如何如何的中国的绅士和淑女们（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或是中产阶级）。而这些人在加拿大是注定要失败和失望的。苏珊娜早在150多年前就冷峻地告诫了后来人，可我们却没有听到她的声音，或许我们当初就不愿去理会她的声音。历史永远是这么惊人地相似，令人心碎地轮回。
        我在阅读二姐妹的传记时，窗外马路上公共汽车发出的轰鸣声，不时把我从久远的岁月中拉回到现实中来。想她们当年不就生活在离多伦多不远的Peterborough和Belleville嘛，我何不在周末时候去拜谒一下她们生活过，并留下不朽文字的地方哪，我也好多少沾点儿她们的灵气啊。我在互联网上没有寻找到二姐妹故居的信息，在Peterborough的旅游小册子中也没有他们故居的说明，看来亲眼看看她们当年的生活情景是不可能的了。当年二位英国少妇在丛林中苦苦挣命的身影，那凝聚着她们苦恼和痛苦的小木屋，都已经悄无声息地淹没在了不断向前流淌的历史溪流之中了，只有她们留下的文字还在向后人们低声地述说着什么。我感到一阵颤栗袭上我的心头­­­历史的沧桑感，和文字比石头更不朽的永恒。


2004年8月15日完成于西窗枫叶室

参考书：
Charlotte Gray, Sisters in the Wilderness The Lives of Susanna Moodie and Catharine Parr Traill, The Penguin Group, 1999

南山秀才

两篇文章都好。
:thumbu:

brudog

不能不顶一下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做一个有手艺的技术工人，希望这条路没走错

河工

再顶一下... :cool: